公车改革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第一篇：公车改革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公车改革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困难及建议

一、面临的问题

货币化公车改革是一种全新的公车改革制度，其直接或间接打破了原来的利益格局，在推行货币化公车改革中将面临四大问题：

1.货币化公车改革的分配补贴标准及合理性问题。（1）补贴标准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分配标准关乎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保证被分配者的利益是否适当，利于工作。分配标准过高，财政承受压力大，达不到节省公车消费的目标；分配标准过低，造成不够用，会影响工作积极性。

（2）级别补贴差距要公平、合理问题。分配级别差距过大，则有失公车改革的公平与合理，底层干部就会有怨言，相同级别的虚职领导也难适从。是否形成两头差距巨大，中间分配不公的现象。据消息称，某县级正职高达6100元。而最低级的办事员、科员才250元，股长也才350元，被当地干部笑称为“250”。同时，在该县车改政策中各部门的车补还要提留50%用于平均分配，也就是说补贴250元的科员、办事员拿到手只才125元。中间分配不公还表现在同级别的科级干部之间，比如一级局的正科1600元，私车公用再补贴300元，而虚职的主任科员才600元，相同级别相差了1300元，差距过于巨大。在实际工作中，实际最忙的是科

员、股长、（副）主任科员，他们负责大量的具体工作，公务交往也较多，费用基本不够用，而掌握实职的科级则主要表现在会议、应酬上，工作繁重时他们还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因此，补贴的巨大差距引起低层公务员的一些非议。还经常出现能底层干部能不门办事就尽量不出门，出门时希望尽量挤上领导私用车的现象。

（3）补贴基准数大小及补贴覆盖范围的问题。有人说，基准数大一定不会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只要补贴标准科学、公平、合理，差距不大，适当提高补贴基准数，不但不影响经济效益，还可以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补贴覆盖范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按行政级别还是按实际需要。跑腿办事的往往是底层人员，很多没有行政级别，“领导动动嘴，当兵的跑断腿”的现象确实存在。

2.车改的公务交通区域范围设定问题。公务交通区域范围设定是货币化公车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如果不设定公务交通区域范围，限定车改补贴是满足不了频繁的路途较远的公务交通的，特别是底层办事人员，由于补贴数额低，具体事务繁多，无法满足他们的工作需要，进而会影响到他们工作积极性。

3.公务车的留配问题。执行公车改革后，公务机关基本不留存公务用车，但在现实公务活动中，仍然有许多工作和活动需要公务用车来执行，所以公务车的留配是一项不可或

缺的措施。因此，执行公车改革还要考虑公务车留配的四个问题：一是重要领导是否留配公务车的问题。据了解，在绝大多数国家，对公车的配备及使用都有非常严格的范围。一般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所以全面推行车改时应保留一些主要领导的公务用车。二是留配足够的公务用车的问题。公车改革一方面是为节省消费，消除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另一方面还得要保证公务活动的正常运转，以主要保障车改单位大型公务活动接待、重大应急突发事件处置、重要执法公务活动、特殊机要文件专递等专项集体公务活动用车，以及为个人公务活动提供一定的用车服务。三是公检法单位是否执行公车改革问题。这些单位需要解决大量的法律关系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是否执行公车改革或者怎么改就要区别对待。四是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单位单独留配一定公务用车问题。

4.腐败的监控和惩戒问题。执行货币化的公车改革如果管理不得当，肯定会酿成新的腐败问题。比如说一些拥有职务的领导，他们可以把车改补贴直接变成个人的福利待遇，而其交通产生的费用通过餐饮费或者其他差旅费报销，这一问题在执行公车改革要予以关注。老百姓最痛恨的改革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

二、推进公车改革的建议

只有采取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补贴标准，货币化

公车改革才会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此建议如下：

（一）加大对货币化公车改革的认识，坚定推行公车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把推行货币化公车改革作为削减公车消费以及建设节约型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来抓落实，以推行货币化公车改革为切入点切实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建设高效、廉洁、节约型政府，让人民群众满意。

（二）设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的公车改革领导小组，成立推行公车改革的有组织、纪委、人力资源、财政、发改、审计等党政部门领导和业务骨干组成临时机构，进行分析和研究，总结经验，制定出适合单位和部门实际情况的公车改革方案。

（三）制定公车改革方案和落实公车补贴政策时，要把握八个原则：

1.科学适当原则。即制定的补贴标准要科学、适当，要紧密结合实际情况，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做到科学分配、补贴适当。比如某县的办事员、科员“250元式”补贴。

2.公平合理原则。要避免级别差距巨大，减少矛盾和非议。比如说相邻级别之间的补贴差距不能过大，相差要有一个合理的标准，最好设定在200-400元之间，不要象某县那样科员与副科级之间的差距超过上千元。

3.设定公务交通区域范围原则，即补贴适用的公务交通区域或者范围。

4.适当留配公务用车原则。适当留配公务用车是为了保障车改单位大型公务活动接待、重大应急突发事件处置、重要执法公务活动、特殊机要文件专递等专项集体公务活动用车，以及为到公务交通设定区域外执行公务活动提供一定的用车服务，达到保证公务活动的正常运转的目的。与适当留配公务用车的措施相对应，建议成立公务用车服务中心或者说公车租赁单位，以对留配的公务车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

5.设定公务用车时间的原则。这一原则主要是针对需要使用公务车的单位的时间设定，也就是说政府可以根据某个部门的性质和业务繁重程度，给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使用公务车的次数、辆数或者时间长短，让他们不能无限制租用公务车。

6.循序渐进原则。即公车改革不宜一下全面铺开，可以分阶段、按区域先行试点，做到分阶段、按地区、有步骤，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大面积铺开。

7.透明公开的原则。让人民群众公开监督公车改革各项事宜。公车改革关乎大众利益，社会影响反响巨大，因此，要对公车改革执行的程序和内容进行公开和宣传，介绍好经验、好案例，让社会认识到公车改革的好处，获得社会的支持。

8.廉洁奉公的原则。执行公车改革过程中，存在在公车拍卖、私车购置的现象，要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拍卖处理，平

等补贴私车购置，对于违法行为要进行严惩。针对利用职权之便变通报销私车费用的行为要建立有效的监管和惩罚机制，实现廉洁用车消费。

第二篇：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及其成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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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执行是政策方案被采纳之后，把政策所规定的内容转变为现实的过程。在整个公共政策的生命周期之中，政策执行是一个关键的环节，它决定了公共政策产生的直接而又实际的效果。纵观我国目前公共政策执行状况，发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仍然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现象，从而使得政策在执行中产生偏差和变形。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替换性执行。即当需要执行的政策与负责执行的机关、部门存在利益冲突时，执行机关就有可能制定与上级机关公共政策表面相一致，实际上相违背的执行措施，妨碍公共政策的全面实施。“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变形”，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极大损害了我国社会主义政策的权威性、严肃性以及国家和人民利益。

二是“断章取义，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一些地方政府、单位对上级政策指令或命令进行过滤，选择对自身“有利”的规定执行。合自己“利”的就执行，不合自己“利”的就不执行，在执行中“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一些单位臵国家的利益于不顾，站在小团体利益的立场上钻政策的空子，“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极大程度妨碍了上级部门目标的实施。三是搞“土政策”附加性执行。在公共政策的执行中，执行部门为了本地利益往往采取一些土政策，或附加一些原目标所没有的内容，致使政策不能准确执行到位而出现政策失真。特别是一些地方，打着贯彻上级政策要结合本地实际的旗号，另立一套规定，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严重阻碍了政策执行的力度和效果。

四是“阳奉阴违”象征性执行。有些单位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没有具体措施，对国家的公共政策阳奉阴违，拒不执行或象征性的执行，直接使政策被搁臵，使政策成了一纸空文。

五是“虎头蛇尾”敷衍性执行。实施政策要坚决贯彻、善始善终，但在现实中，有些部门、有些地区对上级政策虎头蛇尾、前松后紧，敷衍塞责、延宕推拖，消极执行，致使一些政策在执行中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有时会出现负面效应，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六是“相互争权”矛盾性执行。在现实工作中，由于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清晰，有时有一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因部门之间的权与利的争夺，部门间的红头文件或执行文书相互打架，政出多门，而使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一项公共政策由几个部门共同执行时，有时还会出现两样结果，使政策对象难以适从，不知听从那一个部门的执行意见或决定。综合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既有外界因素，又有政策本身问题。择其要者，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一是利益驱使。政策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利益进行分配和调整，或者说是对人的行为的指导和约束。政策实施的结果总要造成一些人受益以及另一些人受损。从政策执行的现实情况看，主要反映出三大利益矛盾冲突：即中央与地方利益间的矛盾，部门与部门利益间的矛盾，个人与整体利益间的矛盾。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些单位和个人在执行政策时往往从地方利益、本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在利益的博弈中，以追求地方利益、本部门利益、个人利益更大的份额为目标，以损害国家利益、其他部门利益、集体利益为代价，变相、拒绝、消极执行政策，普遍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一些地方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大搞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实施土政策，实行经济利益封锁；一些部门对政策产生抵抗性反映，上面有漏洞，下面不补；上面有错误，下面加以扩大；上面政策对头，下面顶着不办，政策成了一纸空文。一些执行主体有时也为了个人一点私利，故意曲解政策，不积极执行政策，使政策执行变了形、走了样。如一些地方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为了保护本地利益封锁资源和市场，不准原料外运，不准外地商品进入，到处封关设卡，争夺资源的大战此起彼伏，如出现了“羊毛大战”、“棉花大战”、“烟叶大战”等，狼烟四起，扰乱了市场秩序，也阻碍了相关公共政策的有序有效执行。

二是行为失范。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型阶段，新体制尚在建立过程中，出现行为规范体制上的“真空”，公共政策执行机制和保障机制不健全，容易出现执行偏差、变形现象。一些政策执行部门因受传统行为规范的影响，党政合一，仍然使用计划经济时代那种政策执行方式，缺乏现代政策管理理念和方法，使得许多好政策得不到很好实施，往往出现一种政策执行行为失范的现象。如湖南嘉禾事件中其政府执行理念——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就是其中典型的反映。

三是素质不高。政策执行是由人来执行的。执行者的素质高低也从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政策执行效果。从现实政策执行过程来看，一些地方、一些单位执行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一些人甚至缺乏必备科学文化知识，必然使政策执行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个别执行人员素质也确实不敢恭维。一是文化水平较低。二是业务技能较弱。三是职业道德较差。不仅直接影响到政策执行效果，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四是政策缺陷。首先是有些政策缺乏科学性，不完整，不配套。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新老政策之间，宏观和微观政策之间，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和各部门的政策之间，以及一个大政策和它具体实施细则之间，往往没有很好的衔接和配套，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政策体系，这一方面给政策执行带来难度，另一方面也给执行者寻找对策、钻空子造成可乘之机。其次是政出多门。我国目前机构繁多，部门林立，职责不明，多头决策，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常常是政出多门，甚至相互矛盾。面对众多甚至相互冲突矛盾的政策，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先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经济监督、杠杆部门优先，其它部门乃至党政机关靠后；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臵的靠后。这样一来，其政策执行必然大打折扣。其三是政策多变。往往是今天制定了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忽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就无法建立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很难使人遵从，因而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不足为奇了。

五是监控不力。我国目前虽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行政监察体系，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进行有效的监控，但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从上至下依然缺乏强有力的监控机构，专门负责检查监督各种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往往是一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就下发一个文件，做出一些规定，而较少关心这些政策的执行情况和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即使是组织检查，相当一部分也是搞形式主义，听听汇报，看看材料，吃好玩好，一切都好，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检查到。由于法律、法规或政策的落实缺乏监督保障体系，执不执行都是一个样，时间一久，令不行、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风自然盛行。政策执行在政策管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直接关系到我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水平。在当前形势下，如何才能改善和消除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根据上述分析，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实现公共政策执行的公开化，应打破传统的公共政策神秘感，提高公共执行活动的透明度，让群众和新闻媒体对执行的领导、协调和控制环节有所了解，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提高社会对执行的认识和配合程度。这既有利于公共政策执行目标的实现，又能促使公共政策的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加强政策制定机关和执行机关的沟通，让执行人员政策执行过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的配臵，执行目标实现的时间要求以及执行的步骤和方法，克服执行过程的盲目性。

二是整顿执行机关，提高执行人员素质。政策执行是由执行机关来具体行使的，执行机关的特性直接决定着政策执行的成效问题。很难想象一个无战斗力、无效率的官僚主义的机关组织能够获取政策执行的成功。执行机关必须做到首先职责分明，即明确规定每一个执行机关的权力大小和职权范围，其次，领导集中，指挥统一，目标、行动和指令要一致；第三，制度健全，运行机制要有序。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执行人员素质。由于执行机构的核心要素是执行人员对政策理解的程度的意向、态度和行为与执行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要重视执行人员的选择和配备。执行人员不仅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还应具备一定的文化和专业知识，合理配臵不同专业的执行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长。

三是增强理性与法律权威。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有法不依现象，与政策执行人员缺乏法律和政策权威意识有直接的关系。树立法律和政策的权威是整治的正确选择，为此，在政策执行领域，必须做到：第一，执行机关和人员必须在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内行事；第二，政策执行者不得享有不受法律和政策调节和制约的特权，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规定；第三，一切违背法律政策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都要承担法律的责任。

四是加强政策执行的协调。一项公共政策的执行及其目标的实现，需要诸多机关、部门和人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密切合作，从科学管理的角度来看，政策执行的协调要注意如下方面：第一，政策本身自当明确，不可含糊不清；第二，执行计划为执行之纲本，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依计划而分工，避免发生事权的冲突；第三，建立统一有效的领导，才能集中各方面执行政策的力量，共同实现政策目标；第四，健全监督。

五是要重视反馈控制。控制是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根据执行过程反馈回来的信息和原设一定的标准对偏差行为进行矫正。政策控制的需要来源于政策与执行的偏差。任何政策都是面向未来的，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各种随机因素的存在，即使在政策方案完全正确的情况下，实际效果与政策目标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需要不断的进行反馈和控制。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政策执行的效果也不一致，更要加强反馈控制，及时调整矫正。

第三篇：我国农村低保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论文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北京市农村为

例

摘要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直接消灭绝对贫困现象的重要举措，是政府为农村贫困人口设立的最后一道安全网。但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仍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存在着诸多问题。笔者将原因归结为个行为主体之间信息掌握的不对称，低保补贴价格缺乏动态调整机制，配套政策不完善，低保干部滥用职权，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并根据这六个原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旨在通过改善执行细节问题，以小见大，改善整个低保政策的执行环境及对应机制。本次研究以农村低保政策执行理论等作为研究的基础，研究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关键词：农村低保，政策保障，执行过程，制度健全

一、农村低保政策现状

我国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保障收入难以维持其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建立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救助制度。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与只是针对部分困难户、五保户以及受灾群众的传统救助相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起到了“兜底”的作用。这一制度有了明确的保障线标准，避免了过去有钱多救助、无钱少救助的随意性，扩大了保障对象的覆盖面，提高了保障标准，及时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体现了对农民尊严的尊重和社会对于生活在贫困境况下人的责任。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国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具体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这主要体现群众对低保的认知度较低，低保保障水平还不高，欠发达地区资金缺乏，“搭便车”现象严重，“假冒者”行为被漠视，监督管理不到位，低保对象界定执行模糊等诸多方面。必须认真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二、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的成因探析

（一）各行为主体之间信息掌握不对称

农村低保政策实践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是指低保户、一般群众、村组干部、乡镇以上干部之间，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都存在信息不对称。据调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村民对于本村低保政策不了解，对于村内低保居民名单不清楚。这反映了作为低保政策的行为主体所掌握的信息处于不对称的情况。低保审批的信息来源主要依赖个人申报所在单位提供证明材料、入户调查以及村干部个人主观判断等，这些方法虽然比较直接简易，但也会引起一些申请者刻意瞒报，提供虚假材料的情况。乡镇以上干部却无从得知真相，致使乡镇以上干部没有足够信息辨别真正的需求者，从而使真正的贫困者无法获得低保救助，反而成了低保“假冒者”的生活消费“补贴”。

（二）低保补贴标准僵化，没有及时与物价变动相匹配

近几年我国的物价波动频繁，对居民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会加剧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困难。尽管农村低保补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穷者的困难状况，但由于低保的补助水平没有与物价波动挂钩，致使农村困难群众仍然感觉到难以“解渴”。通过调查走访，我们发现在了解低保补贴价格的村民中，有大部分村民觉得低保补贴并不能解决基本生活需要，尤其是近年来物价上涨迅速，但低保补贴却迟迟没有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困难群众生活保障与物价波动挂钩的联动机制，地方政府未按照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困难群众无法在物价波动时享受到同等质量的救助，生活水平降低,实际补助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三）配套政策不完善

从调查的情况看，教育水平低或因病残导致劳动力缺乏，是农村贫困家庭的一个显著特征。所有参加调查问卷填写的村民都表示会将自己所得到的低保补贴用于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而不是用于教育。更为严重的是，贫困对于家庭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有着直接的负面影响，是导致贫困陷阱或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由于缺乏教育而导致生活困难，因而使子女也缺乏教育，就会使贫困问题陷入无限死循环。因此，预防贫困、增加贫困村民应对困境和寻求发展的能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在为他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提供普遍的教育和医疗救助。但是在现阶段，许多地区没有在农村低保制度的基础上，把各项救助配套政策有机地衔接起来，形成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多层次、全方位的救助体系，无法构建起保障农村贫困群众基本生活的安全网。

（四）低保干部存在滥用职权现象

基层干部是村庄社会中的特殊角色，他们是国家政府的权力末梢，甚至可以说是村里社会环境的“当家人”，但同时在市场经济社会环境中，他们又是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村民一方一边倒的激烈抨击村干部靠关系将自己亲戚拉进低保名单中，村委会一方则矢口否认，究竟哪方说的是真话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关于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问题，都是尖锐不可回避的。细思低保政策的基层干部职权，确实容易造成权力滥用，以公谋私的问题。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熟人社会”网中的人，比如自己的亲戚家属、上级干部的亲朋故旧、村里有头脸的人等。村组干部为了笼络住他们的心，往往主动采取利益安抚的办法来争取他们的支持。于是，低保就成为了权力变质下的资源。村组干部有可能通过控制低保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建立或巩固私人关系网，并从中扮演“赢利型经纪人”的角色。

（五）缺乏激励约束机制

就大多数群众而言，低保未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也不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不负有责任。与此同时，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政府文件对举报低保“假冒者”的行为给以奖励，即国家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使得多数村民产生不愿意得罪人的心理，社会监督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群众的参与度低。在调查中，绝大部分村民都认为村内的低保名单存在暗箱操作问题，但是大家都只停留在猜测怀疑或者是私下议论的阶段，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公开提出质疑。就村组干部而言，即使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为自己的亲戚朋友违规办低保，主要是对低保“假冒者”进行清退处理，违规者不会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严厉惩处，致使村组干部以及乡镇以上干部行为失范所付出的成本与所获得的收益极不对等，一方面违规、违法的政治和经济风险成本太低，另一方面他们所获取的经济和政治收益又太大。如此缺乏约束机制——可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地牟取不当的利益，就难怪有些村组干部以及乡镇以上干部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特别是，那些实践中不断出现的违法违规者得到好处的“成功”案例，又能起到不可低估的反向激励作用。

（六）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

调查得知，大部分人认为低保实施面临的困难是制度不完善，可操作性差。的确，现有的政策、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还不完善。农村低保政策实施的依据，在国家和中央层面上，还仅仅是国务院或民政部的“意见”、“会议要求”、“通知”等文件，没有一部正式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各个地区实施的依据主要是地方制定的规章制度，但这些地方性的制度还存在很多不足，有些制度过于原则、抽象，给制度执行者在诠释制度或执行制度时，有了“钻空子”的机会。比如：没有一个科学完善的核实低保对象收入的标准，使得界定低保对象的难度加大，易造成“应保未保”的局面；监管机制不健全，监督工作流于形式；退出机制不完善，动态管理形式化；缺乏相应的惩戒机制，给那些违规操作的乡村干部以可乘之机。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政策、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无法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农村低保政策的刚性落实。

三、解决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中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一）加强全面信息公开

低保制度政策目标是解决吃饭问题，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保障各行为主体信息对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门应加强各行为主体的信息交流，规范低保审批的信息途径，引入数据化、信息化系统，减少人工介入，更大程度保证公平。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加大低保政策宣传力度，加大信息提取走访力度，保证低保居民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减少骗保情况发生。

（二）加强规范管理工作健全低保工作制度

要建立核查制度和重点对象跟踪管理制度。尽快形成保障对象有进有出，补助水平有增有降的合理动态管理机制；要建立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的变动适时调整低保标准，确保真正困难的低收入家庭享受低保待遇，实现动态管理下应保尽保；要建立相关政策衔接机制，充分发挥惠民政策的整体效益。建立和完善低保对象家庭收入申报和统计制度。改进家庭收入计算的内容和方法，增强核实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性。建立和完善低保对象评审制度，全面实行“五议两公开”。建立完善低保监督制度，用法律约束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工作行为，保证低保运行机制的公开、公正。

（三）尽力彰显施行的严谨和严明

一是保护奖励举报群众。要充分发挥村民对本村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认识清晰，对低保户生活状况了解清楚这一优势，通过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鼓励民众揭发、举报低保“假冒者”，激发民众举报、监督的热情。比如：对于举报低保“假冒者”的群众，授予“模范公民”等称号，并根据挽回损失的多少给予合理的奖金；对于有重大贡献的举报者，邀请媒体、报刊弘扬其事迹，为群众树立模范榜样，激励更多的群众参与到举报中来。同时，要建立相应的保密机制，确保揭发、举报的群众的人身安全，防止他们遭到打击、报复。二是加大追偿追惩力度。对低保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良行为、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必须予以严惩，决不能姑息迁就。比如：对那些通过非法手段获得低保资格的“假冒者”，或违法行使职权的村组及其以上干部，必须进行追偿和追惩，既要追究经济责任，又要追究刑事责任。对违反条例的行政工作人员，还要追究其行政责任。通过追偿和追惩，一是教育他本人今后不再违法，二是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遵纪守法，使农村低保工作一律“阳光操作”，彻底堵塞“搭便车”现象产生的漏洞。

（四）强化新闻舆论监督

要加强新闻媒体的责任感，引导新闻工作者关注农村低保政策实践情况，及时发现和总结那些工作在基层、服务在基层、奉献在基层的低保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正面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同时及时曝光“人情保”、“关系保”等“假冒者”现象，通过深入采访和调查研究，掌握准确、全面、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凭事实说话，用事实监督，对那些利用低保政策谋取非法利益的人产生一种巨大的震慑、抑制作用。

（五）凝聚各级部门共同助力低保政策的实施

强化组织领导、县、乡政府要把低保工作列入重要议事议程，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总责。分管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职，经常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强化部门协助。低保工作涉及部门和环节很多，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既要各司其职，又要密切协助，形成合力；强化工作根基。做好低保工作，基层很关键。基层工作直接面对千千万万困难群众，直接面对群众之间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和矛盾，任务繁重。要科学整合县、乡管理机构及人力资源，为基层配备必需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劳动保障部门要从社会公益岗位为乡镇配备一名低保管理员。每个村确定一名工作人员。财政要为县、乡、村列入低保工作经费，保证工作正常运转；强化舆论造势。要大力宣传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情怀和帮贫济困的责任，增强困难群众对生活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要引导群众正确理解低保的功能主要是保障缺少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的最低生活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走向富裕，要靠自身的努力。要全面宣传低保政策的主要内容，引导他们正确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共同做好低保工作。

（六）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立法

为了真正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切实落实农村低保制度,必须加强低保相关的立法工作,以全国人大及国务院出台的社会保障条例为主要依据,制定和完善农村低保,关于保障对象、标准、方式、申请、审批、资金的发放等各方面的制度和细则,其中一定要有对低保工作作假处理办法的规定,完善低保监督机制，建立健全与农村低保相关的工作机构,切实保证低保工作的顺利实施。所调查村庄,低保政策知识的普及程度很低,除了被保对象,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当地的低保标准、水平,何况法律知识,更别提合理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因此政府要积极地结合城乡低保实施办法和条例,尽快制定有关农村保的法律法规,加强低保工作的宣传和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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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公车改革

“车改”能否“彻改”-----对公车改革实施效果的思考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其中光公车购置费一项就达61.69亿元，公车改革迫在眉睫。

早在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谈到公车私用时就明确表示：“公车私用应该管的住，必须管得住。”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的条件，要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同时，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改革。这意味着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务车改革即将启动。

就各地目前的情况看，目前我国公务车存在四大弊病，首先是公务用车费用高，造成财政负担沉重。调查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其次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同时，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最后是公车使用 效率低，浪费惊人。针对以上问题，公众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切实采取措施，稳步推进公车改革，让改革方案尽早出台，改革措施尽快实施，以回应社会各界的期待。

事实上，国家关于公车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每年两会上都会有相关的提案，但进展较慢。回顾近些年各地公车改革进行的摸索和试点，不乏失败的教训：例如，一些地方曾经把公车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钱”，区委书记、区长每年“车补”居然高达七八万元。消息被曝光后，这种背离公车改革初衷，排排坐分果果式的“车改”被果断叫停。公车改革的另外一大难点是如何遏制公务车成为特权车。近些年，各地一些公务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引发了极大的民愤，尤其是公交车道俨然变成了公务车道，更是应当下大力气治理。虽然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区市政府取消了拥有特权的“O”牌照，这无疑也是公车改革的应有之意。但是相关部门更要意识到，公务车的“特权马甲”往往有很多种，尤其是民用号段中的某些“特权号段”，更容易因为官商混用导致特权泛滥、失控和“李鬼”横行，下一阶段亟待有关部门严加监管。

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案提出了“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电子监控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社会化和公 车保养社会公开招标”、“强化政策执行和监督环节”四大措施，建议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数量，限制购置公车的金额、型号或马力，对公车行驶里程、油耗、维修保养费用等项目实行“软监管”，对未经授权私用公车的行为进行严惩等。民革中央提出的有关建议，对于积极稳妥推进公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增强了民众对政府实施公车改革的信心。

公车改革，从有意识到有提案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但方案最终落到实处，取得实际效果才是改革的初衷。以北京为例，面对机动车数量的激增，北京市虽然连年出台相应政策控制机动车数量政策，但实际上北京的现状仍然是“车满为患”。据此，人民网进行了调查“公车改革十年原地踏步,你怎么看?”共2619人参与了调查，其中77.9%的网友认为“改下不改上,体制冲突阻力大”此选项获得2039票；还有10.7%的网友共280人认为“未设专门机构监管”；8.4%的网友共219人认为“车补不平衡,方案难推行”；最后，有3.1%的网友表示“其他，有话要说”。网友“1”说：

1、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来推行；

2、未能真正向人民网络公布公车使用情况，公车使用无法受到监督，舆论压力不大，部门人员可暂不执行；

3、部门人员成本意识不强，似乎不知道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需要加强培训。

4、最终的是：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推行一个大众监督的网络平台，将公车使用纳入干部考核管理，对成本过高的部门要进行整改并向公众公布。这个公车改革就方便执行了。网友“秦岭军魂”指出：车改的前提是“精兵简政”，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目前有专家指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在此环境下，不具备进行车改的条件，车改必然走入死胡同。想进行车改，必先精简机构。

顺应民意是公车改革的大前提，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是改革所要面临的两个重要方面，深入有效的公车改革将有力推动政府部门职能和作风的转变。当前全新的车改方案正在紧张酝酿中，此次“车改”能否“彻改”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政府部门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期待相关部门在车改上出台切实可行的制度规范，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实现“车改”的“彻改”。

第五篇：公车改革

条例摘要：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

公务用车总量将大幅削减

北大教授王锡锌表示，我国市场化、社会化的公车改革方向此前一直在探索。自1994年以来，有10多个省份陆续开展了公车改革。

湖北省统计厅副厅长叶青(微博)称，当前的公车改革从具体模式看，一是实行公务车号牌、安装GPS等手段，加强对公车的监管。不过具体效果并不好，这一方面监管成本比较高，另一方面在改变公车浪费方面收效不大。更为常见的则是市场化的模式，即实行补贴制度。由于各地都是试点，举措不一，也引发多种争议。但从长期来看，启动社会化、市场化方向的公车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

叶青认为，此举带来的最大的结果，就是公务用车的数量要大幅度削减。

数据显示，近年来公车消费一直是我国三公消费的重头戏。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3.64亿元，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费59.15亿元，占“三公经费”总数的六成以上，是公务接待费的4倍。

条例摘要：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

“官员专车仍然予以保留”

叶青表示，这意味着专车还是予以了保留。“这也回应了此前三中全会中的一句话：严格公车的配备制度。”

按照国家现有的规定，省部级以上的官员才有专车，其他的都叫一般公务用车。此前杭州在车改中规定，只有副省级以上的官员才有专车，正厅级干部都被纳入了改革的范畴。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曾康华则表示，当前的公车管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对规范，越到基层公车越是滥用。一些基层政府机构一个科长甚至都有专车，这个量非常巨大，要如何落实需要细则。

王锡锌也认为，这样的改革，最大的担心是落地时打了折扣。如果改革，是否意味着部分基层政府将来一辆公车都没有？这一方面难以执行，一方面也未必有利于政府履职。为此，改革过程要循序渐进，一方面要确保公车不被滥用，一方面也要不影响正常的公务出行。

《条例》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方面做得怎么样，要接受10个方面的监督：民主生活会监督、办公厅（室）督察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财政监督、审计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

“十面监督”的安排表明了中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力度和决心，是保证制度规定不折不扣贯彻执行，防止“破窗”效应的关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条例》亮点

预算执行：防年底突击花钱

●建立预算执行全过程动态监控机制，完善预算执行管理办法，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增强预算执行的严肃性，提高预算执行的准确率，防止年底突击花钱等现象发生。

●党政机关应当遵循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严格执行预算，严禁超预算或者无预算安排支出，严禁虚列支出、转移或者套取预算资金。

公务接待：无公函禁接待

●对无公函的公务活动不予接待，严禁将非公务活动纳入接待范围。

●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按标准安排接待对象的住宿用房，协助安排用餐的按标准收取餐费，不得在接待费中列支应当由接待对象承担的费用，不得以举办会议、培训等名义列支、转移、隐匿接待费开支。

公车改革：适度发放公交补贴

●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

●普通公务出行由公务人员自主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

●取消的一般公务用车，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

●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

条例摘要：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

“部分单位或零公车”

叶青说，据初步分析，全国的公车至少在200万辆以上。而这样数量庞大的公车，绝大多数都是一般公务用车。

“按照国家规定，有资格配备专车的领导很少；而特殊需求的车辆也是在公安、气象等特殊部门。”叶青表示，如果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意味着不少单位，比如自己所在的湖北省统计局，将来一辆公车都不应该有。

叶青表示，如果真的能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对财政资金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节约。根据叶青的调查，平均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在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他曾去杭州了解过当地公车改革效果，发现与车改前相比，一年下来节省经费超过三分之一。以杭州为样本，那么一辆公车一年可以省出5万元到7万元，就以5万元算，再乘以200万辆，那就是1000亿元。“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自己买了车，实现零公车并不困难。主要是要改变一些领导的特权意识。”叶青说。

一般公务用车被取消，必会造成大量闲置，这些车怎么办？对此，王锡锌认为，可以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拍卖，拍卖资金入国库。

条例摘要：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如何提供更为合适？叶青表示，从此前我国部分城市的试点来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成立一个服务中心，比如杭州。一类是由市场化的租车公司进行，由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各地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

王锡锌认为，既然公车是社会化改革，主要就是将必要的公务用车运营由社会组织来运行，采用市场化机制运行，与政府剥离。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必要的公车服务，一方面也能保证效率，遏制资源浪费。但社会化改革推出的公车租赁必须充分市场化。“如果一地都是一家垄断，恐怕公车租赁的价格同样畸高。”

条例摘要：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

补贴前应先清理公车

王锡锌表示，在发补贴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公车清理的问题。当前我国存在大量领导一般公务用车违反规定配备的问题，不该有车的有了车。要发放补贴，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补贴的用途要进行界定，警惕变为个人的变相福利。王锡锌建议，补贴资金不要发放到个人，而是由单位设定一个账户统筹管理，这样利于监管。

此外，公车发放多少也需要科学评估。“有的人发的多，有的人发的少，这一方面会影响外部的社会评价，让公众觉得政府部门借机乱花钱；另一方面也会有内部的矛盾。比如当前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发的，但一些级别低的公务员需要跑腿的可能更多，车补拿得却少。这又涉及一个公平问题。”

公车补贴多少合适？

以备受关注的温州车改为例，其公车拍卖之后，车补每人每月最高补贴3100元，最低补贴300元，且不包括远程租车费用。有媒体算了一笔账，以温州发改委为例测算：车改前，公车费用为133万元；车改后，发放的车贴总额为162万元，这意味着车改后将比车改前每年多支出近30万元。

叶青认为，补贴不宜一刀切，更不宜发放太高。“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副厅级，一个月的补贴是1200元，我觉得这个补贴是合适的。”叶青表示，政府机关如果出差等，还会实报实销，车补主要用于上下班。同时，此次规定中也提出了普通公务用车社会化提供，这意味着一些公务活动可以申请公车，因此补贴更不能高。

■ 盘点

各地车改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货币化。按职级发放交通补贴，取消公车。

2009年5月 杭州在经过七年酝酿和试点之后，在市直机关正式启动了公车改革，规定市厅局级以下干部一律取消公车，改为发放交通补贴。车补标准分为9个档次，上限为每人每月2600元（副局级），下限为每人每月300元（一般科员），全部打入“市民卡”IC卡中，以保证“专款专用”，卡内的车补金额只能用于与公务交通有关的支出，如公交车、出租车、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加油站、车辆保险等，除此之外不能取现，也不能在商场、超市等地方消费。

●第二种是虚拟货币化。取消各部门公车，建立相关公车管理机构统一调用，经费定额包干，额度逐年调整，不入个人腰包。

2010年 昆明车改决定实行非货币化改革：由各区财政局统一制作单位实名制公车专用卡，由区财政按季度将定额包干经费核发到卡上，各单位根据实有人数核至各科室，而不会发放到个人手上。公车专用卡定额包干标准为每月人均400元，主要用于私车公用时在指定地点维修、加油，购买公交IC卡，租用区机关公务交通车和其他社会车辆的费用支出。超支不补。

●第三种是严格管理。什么级别配车、配什么车，都按规定来；公车什么时候用、用来干什么都受规章制约。

2011年 广州利用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身份识别技术等科技手段，对公务用车使用情况实时全程监控。

2013年 岳阳市在给4000多辆公务用车安装卫星监控系统后，推出公车改革新举措，给所有公车张贴统一标志，便于群众监督。

党政办公楼：禁配建大广场公园

●严禁集中安排赴热门国家和地区出访，严禁以各种名义变相公款出国旅游。

●凡是违反规定的拟建办公用房项目，必须坚决终止；凡是未按照规定程序履行审批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的办公用房项目，必须停建并予以没收；凡是超规模、超标准、超投资概算建设的办公用房项目，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限期腾退超标准面积或者全部没收、拍卖。

●党政机关办公楼不得追求成为城市地标建筑，严禁配套建设大型广场、公园等设施。返回腾讯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