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背景

第一篇：公车改革背景

所谓公务用车（简称 “公车”），是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司法部门、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利用政府财政拨款方式或动用单位 “小金库” 购买、用于执行公务活动的机关内部车辆，司机工资、用油、修理等全部由公款支付。这一制度确立的本意在于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确保公务人员活动的时效性。但该制度运行到今天，却出现了大量的公车私用、超 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公车使用效率低下、浪费惊人等一系列问题。

1993 年，广东东莞沙田镇等单位开始取消领导干部公车，改发交通补贴，由此拉开了我国公车改革的序幕，至今已有 18 个年头。我国的公车改革持续时间如此之漫长。然而现实是，迄今为止，这项改革仍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头绪。据有关统计数字，早在 “八五” 期间，全国公车耗资 720 亿元，年递增 27%，约为 GDP 增长速度的 3.5 倍。到了 1990 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 万辆公车。汽车在政府采购物品中始终占据前三位，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公车花了600 多亿元，2006 年则将一举突破 700亿 元，占财政部预计实现的3000 亿元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近1/4。2006 年以后，公车采购规模依然在增长。

近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约 20%，约是 GDP增速的两倍。这就大大增强了公车的消费能力。尤其是一些原先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在地价高涨的今天，土地收入的增长导致公车消费能力的增长。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 200 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 1500－2000 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前世之三波车改潮自 1993 年广东公车改革第一个吃 “螃蟹” 后。次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了 《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要求：“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 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 1998 年 9 月，国家体改委制定 《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启动部分中央机关的车改试点，同时也在浙江、江苏、北京、黑龙江、重庆等省市的部分地区试点，其中最为著名的为1998 年大庆车改，在当时引起了全国轰动。此为中国的第一波车改。到了 2001 年，江苏省从单个乡镇车改试点开始，扩展到300 多个乡镇。此后，湖南省资兴市，浙江省杭州市、义乌市，江苏省江阴市，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相继开展了公车改革。

2003 年进行的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车改、河南省郑州市车改，2004 年进行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车改、山东省威海市车改，被视为第二波车改中的领军者。第三波车改，则于 2004 年 6月在全国掀起。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北、黑龙江等 20多个省（区、市），以及国家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 4 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科技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出版总署等 15 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实施了班车改革。三波车改潮的形式多样，最为民众熟知的则为公车集中统一管理和货币化车补、鼓励私车公用等措施。但这些改革基本无下文，相继悄悄搁浅，又陷入沉寂。车改之辽宁辽阳叫停，杭州强力推进2009 年的辽宁辽阳弓长岭区车改、杭州市直机关车改再次把公车改革推上风口浪尖，但其结果却迥然不同。2008 年 4 月，辽阳弓长岭区正式启动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凡是区直机关、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公车和领导干部，都在改革范围之内。除必须保留的执法车、作业车等，公车彻底取消。在该区的车改补贴方案中，区委、区政府正职 8 万元/年，区人大、政协正职 6.5 万元/年，区人大、政协副职 4.5 万元/年，享受副县级待遇的领导、区长助理 4 万元/年。正科级分为四类： 2.6 万元/年，2万元/年，1.5 万元/年，1 万元/年； 副科级分两类： 6000 元/年，5000 元/年。机关里普通公务员差旅费补贴标准，从原来每年每 人 1100 元提高到 1600 元。舆论，自最高 8 万车补一被公开，即沸腾难平。作为纳税人的民众，对高额车补质疑不断。2009 年 7 月 25 日，辽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里面只有一句话： “鉴于辽阳市宏伟区、弓长岭区公车改革一事引起网民广泛关注，市政府已于 7 月6 日通知上述两区，停止车改补贴发放。” 由此，已实行一年多 的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被叫停。差 不多 同 时 进行 的 杭 州车 改，命运 却 不 尽相同。2009年 5 月，浙 江 省 杭州 市 政 府出 台 《 市级 机 关 公务 用 车 制度改革 1+6 方案》 提出，3 年分 3 批完成车改，首批确定 21 家市直机关试点。方案核心内容是： 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开拍卖，让公车回归 “工作车” 的本色；实行货币补贴，按职务层级将车补分为 9 档，最高 2600 元，最低 300 元，钱直接打入个人市民卡，只做交通费用，不能提现；单位设立公共交通经费，解决突发事件处理等公务用车，全市成立公车服务中心，统一用车。如此大规模、高级别的 “车 改” 在全国尚属首例。杭州车改启动以来，关于运行、补贴等的争议一直不断，但一直在持续强力推进中。杭州市更于 2010 年开始启动新一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宣称杭州公车改革按照 “整体推进，分步实施，三年完成”的思路，到 2011 年，除公检法等部门外，其他所有市级机关都将不留公车、所有人员参加公车改革。在 2010 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 《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 的提案。提案详细描述了民革中央认为的公车改革优化方案，由此掀起了最新一轮的公车改革热议。民革中央的车改方案具体来看，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控制公车总量和配备，厅局级以下官员全部取消专车，只有公务用车。保留公务用车的数量，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常住人口核定，由人大批准控制。二是学习国外经验，电子监控所有公重大问题的由来与现状公务用车，监控机构不受当地政府领导，直接向上级负责，网上公开查询记录。三是大规模用车社会化，由政府向租车公司公开招标或租用，对驾驶员的安排可参照国有企业人员分流办法进行；公务车的保养也向社会公开招标，结算由财务和维修点进行，司机个人不介入。四是对不配备专车的公务员按照一定标准实行适当交通补贴，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购买私车，私车公用。针对民革中央的提案，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研究后回复称，目前该委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促进此项工作加快推进。国家发改委称，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社会化交通服务逐步改善以及家庭用车快速普及，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社会和客观条件逐步形成。近年来，一些部门和地方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面已经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探索。国家发改委表示，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 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 中已经明确提出，要研究推进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民革中央提出的有关建议，对于积极稳妥推进公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车改方案研制过程中，发改委将认真研究和吸收借鉴。对此，民革中央表示，发改委的回复让公众看到了国家对公车改革的积极态度。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切实采取措施，稳步推进公车改革，让改革方案尽早出台，改革措施尽快实施，以回应社会各界的期待。2010 年 3 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的条件，要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同时，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这番表态意味着，此前全国各地由下至上自发进行的公车改革试点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公务车改革终于列入国务院年度廉政工作计划。中纪委也已经着手制定公务车改革指导性意见。

由此，新一轮的公车改革潮又开始涌动。2010 年年初，云南省昆明市

率先在五华、盘龙、西山、官渡主城 4 区启动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 试点工作。4 区列入管理范围的所有公车已封停上缴，留用部分则用于组建区级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今后，各单位公务出行需通过一张公车专用卡租用车辆，各试点区党政机关的公车专用卡定额包干标准为每月人均400 元，单位人员公务出行的全支出将通过该专用卡结转、支付，超支不补，剩余结转。2010 年 3 月，湖南省对省级机关公务用车购置配备方式进行改革，以往主要由财政部门负责的公务用车购置配备权，被统一划拨归口到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务用车的预算拨款权、购置配备权和使用权实现了分离。这也被视为湖南从源头上防止和遏制在公务用车问题上违规违纪的新鲜探索。2010 年 5 月，河南安阳县试行公车管理 “以租代购”，探索公车改革新措施。2010 年 7 月，山东省烟台市纪委监察局日前会同市政府办公室、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对全市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除警车、特殊业务用车以外的 7 千多辆公务用车，全部实行统一标识，亮 明 “身份”，接受社会监督。公务用车标识统一张贴在车辆前挡风玻璃右侧明显处，上写 “公务用车，欢迎监督”，并标明了编号和监督电话，便于识别和监督。未按要求张贴公务用车标识的，将严肃处理。2010 年 9 月，浙江省纪委等部门发出通知，全省推广对公务用车实行定点保险、维修、加油、存放，并贴上统一标识，遏制公车私用，努力降低公务用车成本。

2010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新闻处处长文步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正在起草一份关于公务车改革的声明，将择期对外公布。

2010 年 12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 《中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 白皮书举行发布会，中纪委常委、秘书长吴玉良明确表示，公务车问题是 2011 年中央纪委监察部进行专项清理的一项重点工作。

选自

华清

/ 团结·2011 年第1 期

第二篇：公车改革

“车改”能否“彻改”-----对公车改革实施效果的思考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其中光公车购置费一项就达61.69亿元，公车改革迫在眉睫。

早在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谈到公车私用时就明确表示：“公车私用应该管的住，必须管得住。”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的条件，要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同时，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改革。这意味着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务车改革即将启动。

就各地目前的情况看，目前我国公务车存在四大弊病，首先是公务用车费用高，造成财政负担沉重。调查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其次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同时，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最后是公车使用 效率低，浪费惊人。针对以上问题，公众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切实采取措施，稳步推进公车改革，让改革方案尽早出台，改革措施尽快实施，以回应社会各界的期待。

事实上，国家关于公车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每年两会上都会有相关的提案，但进展较慢。回顾近些年各地公车改革进行的摸索和试点，不乏失败的教训：例如，一些地方曾经把公车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钱”，区委书记、区长每年“车补”居然高达七八万元。消息被曝光后，这种背离公车改革初衷，排排坐分果果式的“车改”被果断叫停。公车改革的另外一大难点是如何遏制公务车成为特权车。近些年，各地一些公务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引发了极大的民愤，尤其是公交车道俨然变成了公务车道，更是应当下大力气治理。虽然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区市政府取消了拥有特权的“O”牌照，这无疑也是公车改革的应有之意。但是相关部门更要意识到，公务车的“特权马甲”往往有很多种，尤其是民用号段中的某些“特权号段”，更容易因为官商混用导致特权泛滥、失控和“李鬼”横行，下一阶段亟待有关部门严加监管。

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案提出了“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电子监控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社会化和公 车保养社会公开招标”、“强化政策执行和监督环节”四大措施，建议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数量，限制购置公车的金额、型号或马力，对公车行驶里程、油耗、维修保养费用等项目实行“软监管”，对未经授权私用公车的行为进行严惩等。民革中央提出的有关建议，对于积极稳妥推进公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增强了民众对政府实施公车改革的信心。

公车改革，从有意识到有提案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但方案最终落到实处，取得实际效果才是改革的初衷。以北京为例，面对机动车数量的激增，北京市虽然连年出台相应政策控制机动车数量政策，但实际上北京的现状仍然是“车满为患”。据此，人民网进行了调查“公车改革十年原地踏步,你怎么看?”共2619人参与了调查，其中77.9%的网友认为“改下不改上,体制冲突阻力大”此选项获得2039票；还有10.7%的网友共280人认为“未设专门机构监管”；8.4%的网友共219人认为“车补不平衡,方案难推行”；最后，有3.1%的网友表示“其他，有话要说”。网友“1”说：

1、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来推行；

2、未能真正向人民网络公布公车使用情况，公车使用无法受到监督，舆论压力不大，部门人员可暂不执行；

3、部门人员成本意识不强，似乎不知道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需要加强培训。

4、最终的是：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推行一个大众监督的网络平台，将公车使用纳入干部考核管理，对成本过高的部门要进行整改并向公众公布。这个公车改革就方便执行了。网友“秦岭军魂”指出：车改的前提是“精兵简政”，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目前有专家指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在此环境下，不具备进行车改的条件，车改必然走入死胡同。想进行车改，必先精简机构。

顺应民意是公车改革的大前提，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是改革所要面临的两个重要方面，深入有效的公车改革将有力推动政府部门职能和作风的转变。当前全新的车改方案正在紧张酝酿中，此次“车改”能否“彻改”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政府部门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期待相关部门在车改上出台切实可行的制度规范，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实现“车改”的“彻改”。

第三篇：公车改革

随着反对浪费的“光盘行动”的兴起，“公车消费”作为“三公消费”的其中一个焦点更是受到了市民的关注。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加强公车管理，但 “公车私用”未能刹车，在刚过去的春节长假期间，公款吃喝已明显遏制，但“公车私用”却是风景依旧，不少市民在微博上随手拍举报私用的公车以及豪车。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连同其他代表委员提出，应该用整肃“舌尖上的浪费”的决心和力度，来遏制“车轮上的腐败”，中央应尽快出台公车改革制度，减少公车配制，让公车私用彻底停驶。公车三分之二被私用

“公车私用带来的浪费触目惊心，老百姓形容„车屁股底下一栋楼‟。” 全国人大代表、龙岗区布吉街道南岭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育彪告诉晶报记者，据统计，2011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占“三公经费”总数的六成以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有三个“1/3”：办公事占1/

3、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

3、司机私用占1/3。

张育彪认为，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大量的公务车上路，不仅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公务成本，也加剧了道路的拥堵。长期研究并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政协常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公车越用越豪华、数量越来越庞大时，很容易诱发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公务员群体的各种议论，对政府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开支每年至少6000亿

“什么是公车？只要是利用公共资源买的车，都属于公车，包括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和军车。”叶青表示，遏制公车浪费，立规矩、定制度的前提，就是要搞清楚公车的概念、公车数量和费用到底有多少。

叶青说，对于公车的数量和费用，有关部门一直没有明确的统计。据他初步分析，全国的公车至少在400万辆以上。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平均一辆公车一年公用的费用在10万元左右，加上私用的费用，一辆车总的费用在15-20万元之间。以15万来算，400万辆车一年的费用就是6000亿。“杭州车改显示，一辆公车一年可以节约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全国的公车改革，那最少也会省下2000多亿。这还是最保守的数据。”叶青说，在公车配备等制度中，规定只有省部级以上干部才配备专车，但各地严重违反这个规定，导致公车数量惊人，“车轮上的铺张”是一个很大的浪费。20年公车改革收效甚微

“第一次车改是出现在广东东莞沙田镇。”时任中南财大讲师的叶青，因为自己的专业背景，1993年就开始关注中国公车改革的问题。但是从第一次车改到现在，已过去20年，成效并不明显。“有些地区出台车改方案后改革不下去，导致更大的浪费。”叶青说，持续呼吁公车改革的他，在调任副厅级官员当天，他“炒”了司机，婉拒单位专车，开始践行一个人的“叶氏车改”方案。

在叶青的印象中，目前车改最成功的地区，是2009年5月杭州的车改，也是他认为级别最高的成功车改，除省部级以上官员，全部不再配备专车，而是发车贴到市民卡中。

据张育彪代表分析，以199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为起点，多年来，中央三令五申治理公车私用，各地也出谋划策进行了多种尝试，但公车私用之风未能“刹车”，主要原因是政策较宽松，缺乏威慑力。私用违规成本太低

2013年伊始，网友发起的“随手拍豪华军车”行动响应者众。具有明显标志的军车、警车，一旦被私用，轻易就能被发现。而与普通车牌一样的公车，则很难受到有效的监督。北京六年级学生栾松巍建议让公车挂红色牌照，以便于群众监督，遏制公车私用(坊间俗称公车“私奔”)。该建议被媒体公布后，得到了许多人包括专家的认可。为此，张育彪代表建议，给公车挂上公牌并在车身上喷字标识，标明各自所属的诸如“卫生”、“环保”、“城管”等部门字样，让百姓一眼就能识别，私用者无疑将更加无处遁形。同时，公布监督电话，建议鼓励包括媒体记者、网民等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公车私用开展监督，使公车私用行为无处藏身、广受监督。

“治理公车顽疾需要曝光更要惩治”，张育彪代表说，目前，公车私用违规成本太低，真正将监督落到实处，还须对公车私用加大问责力度，起到震慑作用。“如果公车私用被举报后，仅仅是补交使用费和通报批评，很难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用制度推动公车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给公车喷上标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公车私用，“这是一种依靠舆论手段遏制公车私用的方式，但并不能根本避免公车私用现象，关键还是要建立有效制度。”

“„舌尖上的浪费‟遏制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应酬伤神又伤身，很多官员也不乐意。„车轮上的腐败‟管理起来不容易，因为公车带来的享受和好处太多，取消难度之大超乎想像。”叶青也认为，要彻底让公车浪费刹车，仅仅靠群众监督是不够的，国务院应该成立一个公车改革领导小组，找专家制订相关方案，用制度来推动公车改革。“在随手拍的监督下，军车已经感受到压力，明确5月起进行改革。”

“中央有决心，基层有呼声，国内外有参考的制度也不少，为什么公车改革难以根本推进？就是堵在了这个中间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施杰说，在当前的破题阶段，中央的决心要更大一些，态度要更坚决一些，同时要更广泛地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形成中央和基层“两头挤压”的倒逼之势。深圳公车改革应先行

“深圳到底有多少辆公车？据我自己掌握的有30多万辆，但使用率并不高，使用率据我个人估计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在上月底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召开的治理交通拥堵研讨会上，持续关注深圳公车改革的深圳市政府督察处吴立民说，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启动公车改革，然而过去这么多年，迄今为止却未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在2012年的深圳“两会”上，深圳市人大代表杨立勋就表示，自己当了10年的政协委员，就公车改革问题提了5次，如今做人大代表，又提了3次。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和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深圳，公车改革进程明显滞后，与深圳的形象不太相称。

网友胡野秋表示，公车改革势在必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试验场，理应先行先试。

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张育彪 两会奏鸣曲

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最佳时机

迟福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改革呼声和氛围从未如此强烈。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的最佳时机，只有紧紧抓住、用好这一改革攻坚的“时间窗口”，才能掌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一是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政府的换届之年，新局面的开创必须靠深化改革；二是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原有的发展模式无法再延续，经济发展的新活力和动力需靠改革激发；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多元，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利益格局调整要用改革来破题。政府减少审批和微观经济干预

王伟(全国人大代表、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随着人力成本的快速攀升，传统加工制造业的利润愈加微薄，而现在民企能投资的领域并不多，能源、铁路、民航、石油、电力等领域难以进入。这些垄断行业改革多年，但实质性进展不大，并且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过多，逼得一些人脱离实业，转向炒房等泡沫领域，放大了风险。

激发经济活力应从三个方面着力改革。首先，政府应尽快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环节和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次，在不涉及国家核心经济安全的领域，要让民企和国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最后，要为民企创造更便捷的融资渠道。

第四篇：浅谈公车改革

浅谈公车改革

曾经爆出有些地方的机关干部，节假日还开着公车在街道上大摇大摆，甚至酒驾，为了避免有些机关单位的人公车私用，“高调”的进行公车改革，中办国办印发的两个公车改革文件公布，文件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距离提出公车改革过去已经好长时间了，可是有些地方是“市区改了县里没改；市直机关有的部门改了有的部门没改；一个部门内有人改了有人没改”，最终难以成功。还有的地方是“补贴标准定的不合适”改革也会失败。公车改革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公车该不该改革，该怎样改革，成为一大难题。

公车改革要因地制宜，在市政府机关，其中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办公室，就算有什么事需要用车，也是很方便的，市里面交通相对便利。可以彻底的改革“公车”。但对于乡镇单位，可以保留一定的“公车”，因为有些乡镇离市区比较远，且交通不是那么便利，故如果取消全部公车，那势必会对工作照成一定的影响。有公车，也一定要严格管理：车辆外出必须登记，详细记录事由、时间、地点、行程、乘车人等信息，下班后和节假日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公车。这样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更有效率的使用“公车”，乡镇“一把手”上下班也不能使用公车，“公车”顾名思义是只有上班的时候才能使用，只能公用。然而补贴问题也不能太笼统，不能说按级别来补给，要按需补给，现在不管是公交还是出租车都有发票，机关工作人员外出，凭发票领取自己的补给，不能搞特殊。公车改革要根据当地的交通条件、地理位置等情况来进行改革，不能盲目的整改，“公车私用”要遏制，但是工作效率也不能降低。

但是随着作风建设的深入推进，一些基层单位“公车私用”透视种种“私车公用”现象，确实有开私家车为公家办事，但更多的却另有隐情。比如说有的单位违规搞接待，怕公车遭举报，就堂而皇之地用起了私家车，相关费用公款埋单；有的单位领导嫌公车动用审批手续繁琐，不如用私家车随叫随到，自由方便，而且借用私家车可以逃避监管；甚至有些领导爱面子、耍花子觉得单位公车没档次，就打起了老板的豪车等等变向问题，这些“公用的私车”不在编制范围内，上级机关难以掌控，从一些“私车公用”情况看，最后基本都成了“私车私用”，其危害远比“公车私用”要严重的多，时间长了难以出现诸多问题。

应地制宜的改革“公车”，建立一个具有当地特色的“公车改革制度”，机关工作人员用车关系着政府形象和在老百姓心中的亲和力，普通上班人员能坐车上下班，为什么机关工作人员就不能呢？总而言之，公车改革利大于弊。各级要像治理“公车私用”一样，严查各种“另有隐情”的“私车公用”的问题，从思想教育入手，从建章立制严起，把日常管理抓实，坚决遏制这种不良现象，把“公车”改为“民车”开到群众的心坎里。

第五篇：公车改革

申论热点时评：公车改革不能“钱也拿 车照坐”

最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对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各地区各部门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这预示着，中央已将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作为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如果从1994年出台《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走过了17个年头。但由于该政策性文件操作不透明、内容不科学、程序不公开，几乎对公车没有起到多少实质性的约束作用。当前，堪称“史上最严格”的新一轮公务车改革已经启动，改革的效果如何有待实践的检验。笔者认为，公车改革不能完全指望政策规范，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实施依法行政，加速建设法治政府的背景下，公车改革亟待纳入法治轨道，“公车立法”或许是破解公车改革屡屡陷入困境的根本出路。从一定意义上讲，公车改革能否纳入法治轨道，也是考量政府自身是否真正践行“全面实施依法行政，加速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指标。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促进此项工作加快推进。笔者认为，立法机关也要从立法上给力公车改革，抓紧时间对公车改革进行立法调研，着重调研车改模式的选择、适用范围的确定、公车管理细则及货币补贴标准等关键问题，抓紧时间起草论证有关公车管理的法律法规。

近些年，各地对公车改革也进行了一些摸索和试点，但有效的不多，甚至越改越糟。例如，一些地方把公车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钱”，区委书记、区长每年“车补”居然高达七八万元。还有的官员拿了补贴，公车照坐，与车改目标背道而驰。毋庸讳言，公车改革，难就难在触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在政策文件难以彻底调整现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必须靠权威的法律来给力。毕竟法律才是利益调整、利益整合的最权威、最有效的工具。

实践证明，公车改革单靠部门自觉是靠不住的，单靠有关部门发发文件也是不能长久管用的，关键在于结合公车改革出台刚性的法律，实现公车管理的法治化、常态化和制度化。我们期待与“史上最严格公车改革”同时启动的还有史上最给力的“公车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