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

第一篇：公车改革

条例摘要：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公务用车制度

公务用车总量将大幅削减

北大教授王锡锌表示，我国市场化、社会化的公车改革方向此前一直在探索。自1994年以来，有10多个省份陆续开展了公车改革。

湖北省统计厅副厅长叶青(微博)称，当前的公车改革从具体模式看，一是实行公务车号牌、安装GPS等手段，加强对公车的监管。不过具体效果并不好，这一方面监管成本比较高，另一方面在改变公车浪费方面收效不大。更为常见的则是市场化的模式，即实行补贴制度。由于各地都是试点，举措不一，也引发多种争议。但从长期来看，启动社会化、市场化方向的公车改革，已经是大势所趋。

叶青认为，此举带来的最大的结果，就是公务用车的数量要大幅度削减。

数据显示，近年来公车消费一直是我国三公消费的重头戏。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3.64亿元，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费59.15亿元，占“三公经费”总数的六成以上，是公务接待费的4倍。

条例摘要：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

“官员专车仍然予以保留”

叶青表示，这意味着专车还是予以了保留。“这也回应了此前三中全会中的一句话：严格公车的配备制度。”

按照国家现有的规定，省部级以上的官员才有专车，其他的都叫一般公务用车。此前杭州在车改中规定，只有副省级以上的官员才有专车，正厅级干部都被纳入了改革的范畴。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曾康华则表示，当前的公车管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对规范，越到基层公车越是滥用。一些基层政府机构一个科长甚至都有专车，这个量非常巨大，要如何落实需要细则。

王锡锌也认为，这样的改革，最大的担心是落地时打了折扣。如果改革，是否意味着部分基层政府将来一辆公车都没有？这一方面难以执行，一方面也未必有利于政府履职。为此，改革过程要循序渐进，一方面要确保公车不被滥用，一方面也要不影响正常的公务出行。

《条例》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方面做得怎么样，要接受10个方面的监督：民主生活会监督、办公厅（室）督察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巡视监督、财政监督、审计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

“十面监督”的安排表明了中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力度和决心，是保证制度规定不折不扣贯彻执行，防止“破窗”效应的关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条例》亮点

预算执行：防年底突击花钱

●建立预算执行全过程动态监控机制，完善预算执行管理办法，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增强预算执行的严肃性，提高预算执行的准确率，防止年底突击花钱等现象发生。

●党政机关应当遵循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严格执行预算，严禁超预算或者无预算安排支出，严禁虚列支出、转移或者套取预算资金。

公务接待：无公函禁接待

●对无公函的公务活动不予接待，严禁将非公务活动纳入接待范围。

●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按标准安排接待对象的住宿用房，协助安排用餐的按标准收取餐费，不得在接待费中列支应当由接待对象承担的费用，不得以举办会议、培训等名义列支、转移、隐匿接待费开支。

公车改革：适度发放公交补贴

●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

●普通公务出行由公务人员自主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

●取消的一般公务用车，采取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公开处置。

●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不得以车改补贴的名义变相发放福利。

条例摘要：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

“部分单位或零公车”

叶青说，据初步分析，全国的公车至少在200万辆以上。而这样数量庞大的公车，绝大多数都是一般公务用车。

“按照国家规定，有资格配备专车的领导很少；而特殊需求的车辆也是在公安、气象等特殊部门。”叶青表示，如果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意味着不少单位，比如自己所在的湖北省统计局，将来一辆公车都不应该有。

叶青表示，如果真的能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对财政资金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节约。根据叶青的调查，平均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在15万元到20万元之间。他曾去杭州了解过当地公车改革效果，发现与车改前相比，一年下来节省经费超过三分之一。以杭州为样本，那么一辆公车一年可以省出5万元到7万元，就以5万元算，再乘以200万辆，那就是1000亿元。“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自己买了车，实现零公车并不困难。主要是要改变一些领导的特权意识。”叶青说。

一般公务用车被取消，必会造成大量闲置，这些车怎么办？对此，王锡锌认为，可以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拍卖，拍卖资金入国库。

条例摘要：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如何提供更为合适？叶青表示，从此前我国部分城市的试点来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成立一个服务中心，比如杭州。一类是由市场化的租车公司进行，由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各地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

王锡锌认为，既然公车是社会化改革，主要就是将必要的公务用车运营由社会组织来运行，采用市场化机制运行，与政府剥离。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必要的公车服务，一方面也能保证效率，遏制资源浪费。但社会化改革推出的公车租赁必须充分市场化。“如果一地都是一家垄断，恐怕公车租赁的价格同样畸高。”

条例摘要：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

补贴前应先清理公车

王锡锌表示，在发补贴之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公车清理的问题。当前我国存在大量领导一般公务用车违反规定配备的问题，不该有车的有了车。要发放补贴，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补贴的用途要进行界定，警惕变为个人的变相福利。王锡锌建议，补贴资金不要发放到个人，而是由单位设定一个账户统筹管理，这样利于监管。

此外，公车发放多少也需要科学评估。“有的人发的多，有的人发的少，这一方面会影响外部的社会评价，让公众觉得政府部门借机乱花钱；另一方面也会有内部的矛盾。比如当前都是按照行政级别来发的，但一些级别低的公务员需要跑腿的可能更多，车补拿得却少。这又涉及一个公平问题。”

公车补贴多少合适？

以备受关注的温州车改为例，其公车拍卖之后，车补每人每月最高补贴3100元，最低补贴300元，且不包括远程租车费用。有媒体算了一笔账，以温州发改委为例测算：车改前，公车费用为133万元；车改后，发放的车贴总额为162万元，这意味着车改后将比车改前每年多支出近30万元。

叶青认为，补贴不宜一刀切，更不宜发放太高。“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副厅级，一个月的补贴是1200元，我觉得这个补贴是合适的。”叶青表示，政府机关如果出差等，还会实报实销，车补主要用于上下班。同时，此次规定中也提出了普通公务用车社会化提供，这意味着一些公务活动可以申请公车，因此补贴更不能高。

■ 盘点

各地车改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货币化。按职级发放交通补贴，取消公车。

2009年5月 杭州在经过七年酝酿和试点之后，在市直机关正式启动了公车改革，规定市厅局级以下干部一律取消公车，改为发放交通补贴。车补标准分为9个档次，上限为每人每月2600元（副局级），下限为每人每月300元（一般科员），全部打入“市民卡”IC卡中，以保证“专款专用”，卡内的车补金额只能用于与公务交通有关的支出，如公交车、出租车、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加油站、车辆保险等，除此之外不能取现，也不能在商场、超市等地方消费。

●第二种是虚拟货币化。取消各部门公车，建立相关公车管理机构统一调用，经费定额包干，额度逐年调整，不入个人腰包。

2010年 昆明车改决定实行非货币化改革：由各区财政局统一制作单位实名制公车专用卡，由区财政按季度将定额包干经费核发到卡上，各单位根据实有人数核至各科室，而不会发放到个人手上。公车专用卡定额包干标准为每月人均400元，主要用于私车公用时在指定地点维修、加油，购买公交IC卡，租用区机关公务交通车和其他社会车辆的费用支出。超支不补。

●第三种是严格管理。什么级别配车、配什么车，都按规定来；公车什么时候用、用来干什么都受规章制约。

2011年 广州利用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身份识别技术等科技手段，对公务用车使用情况实时全程监控。

2013年 岳阳市在给4000多辆公务用车安装卫星监控系统后，推出公车改革新举措，给所有公车张贴统一标志，便于群众监督。

党政办公楼：禁配建大广场公园

●严禁集中安排赴热门国家和地区出访，严禁以各种名义变相公款出国旅游。

●凡是违反规定的拟建办公用房项目，必须坚决终止；凡是未按照规定程序履行审批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的办公用房项目，必须停建并予以没收；凡是超规模、超标准、超投资概算建设的办公用房项目，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限期腾退超标准面积或者全部没收、拍卖。

●党政机关办公楼不得追求成为城市地标建筑，严禁配套建设大型广场、公园等设施。返回腾讯网首页>>

第二篇：公车改革

“车改”能否“彻改”-----对公车改革实施效果的思考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其中光公车购置费一项就达61.69亿元，公车改革迫在眉睫。

早在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谈到公车私用时就明确表示：“公车私用应该管的住，必须管得住。”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的条件，要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同时，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改革。这意味着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务车改革即将启动。

就各地目前的情况看，目前我国公务车存在四大弊病，首先是公务用车费用高，造成财政负担沉重。调查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其次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同时，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最后是公车使用 效率低，浪费惊人。针对以上问题，公众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切实采取措施，稳步推进公车改革，让改革方案尽早出台，改革措施尽快实施，以回应社会各界的期待。

事实上，国家关于公车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每年两会上都会有相关的提案，但进展较慢。回顾近些年各地公车改革进行的摸索和试点，不乏失败的教训：例如，一些地方曾经把公车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钱”，区委书记、区长每年“车补”居然高达七八万元。消息被曝光后，这种背离公车改革初衷，排排坐分果果式的“车改”被果断叫停。公车改革的另外一大难点是如何遏制公务车成为特权车。近些年，各地一些公务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引发了极大的民愤，尤其是公交车道俨然变成了公务车道，更是应当下大力气治理。虽然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区市政府取消了拥有特权的“O”牌照，这无疑也是公车改革的应有之意。但是相关部门更要意识到，公务车的“特权马甲”往往有很多种，尤其是民用号段中的某些“特权号段”，更容易因为官商混用导致特权泛滥、失控和“李鬼”横行，下一阶段亟待有关部门严加监管。

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案提出了“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电子监控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社会化和公 车保养社会公开招标”、“强化政策执行和监督环节”四大措施，建议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数量，限制购置公车的金额、型号或马力，对公车行驶里程、油耗、维修保养费用等项目实行“软监管”，对未经授权私用公车的行为进行严惩等。民革中央提出的有关建议，对于积极稳妥推进公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增强了民众对政府实施公车改革的信心。

公车改革，从有意识到有提案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但方案最终落到实处，取得实际效果才是改革的初衷。以北京为例，面对机动车数量的激增，北京市虽然连年出台相应政策控制机动车数量政策，但实际上北京的现状仍然是“车满为患”。据此，人民网进行了调查“公车改革十年原地踏步,你怎么看?”共2619人参与了调查，其中77.9%的网友认为“改下不改上,体制冲突阻力大”此选项获得2039票；还有10.7%的网友共280人认为“未设专门机构监管”；8.4%的网友共219人认为“车补不平衡,方案难推行”；最后，有3.1%的网友表示“其他，有话要说”。网友“1”说：

1、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来推行；

2、未能真正向人民网络公布公车使用情况，公车使用无法受到监督，舆论压力不大，部门人员可暂不执行；

3、部门人员成本意识不强，似乎不知道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需要加强培训。

4、最终的是：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推行一个大众监督的网络平台，将公车使用纳入干部考核管理，对成本过高的部门要进行整改并向公众公布。这个公车改革就方便执行了。网友“秦岭军魂”指出：车改的前提是“精兵简政”，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目前有专家指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在此环境下，不具备进行车改的条件，车改必然走入死胡同。想进行车改，必先精简机构。

顺应民意是公车改革的大前提，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是改革所要面临的两个重要方面，深入有效的公车改革将有力推动政府部门职能和作风的转变。当前全新的车改方案正在紧张酝酿中，此次“车改”能否“彻改”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政府部门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期待相关部门在车改上出台切实可行的制度规范，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实现“车改”的“彻改”。

第三篇：公车改革

随着反对浪费的“光盘行动”的兴起，“公车消费”作为“三公消费”的其中一个焦点更是受到了市民的关注。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加强公车管理，但 “公车私用”未能刹车，在刚过去的春节长假期间，公款吃喝已明显遏制，但“公车私用”却是风景依旧，不少市民在微博上随手拍举报私用的公车以及豪车。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连同其他代表委员提出，应该用整肃“舌尖上的浪费”的决心和力度，来遏制“车轮上的腐败”，中央应尽快出台公车改革制度，减少公车配制，让公车私用彻底停驶。公车三分之二被私用

“公车私用带来的浪费触目惊心，老百姓形容„车屁股底下一栋楼‟。” 全国人大代表、龙岗区布吉街道南岭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育彪告诉晶报记者，据统计，2011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占“三公经费”总数的六成以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有三个“1/3”：办公事占1/

3、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

3、司机私用占1/3。

张育彪认为，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大量的公务车上路，不仅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公务成本，也加剧了道路的拥堵。长期研究并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政协常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公车越用越豪华、数量越来越庞大时，很容易诱发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公务员群体的各种议论，对政府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开支每年至少6000亿

“什么是公车？只要是利用公共资源买的车，都属于公车，包括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和军车。”叶青表示，遏制公车浪费，立规矩、定制度的前提，就是要搞清楚公车的概念、公车数量和费用到底有多少。

叶青说，对于公车的数量和费用，有关部门一直没有明确的统计。据他初步分析，全国的公车至少在400万辆以上。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平均一辆公车一年公用的费用在10万元左右，加上私用的费用，一辆车总的费用在15-20万元之间。以15万来算，400万辆车一年的费用就是6000亿。“杭州车改显示，一辆公车一年可以节约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全国的公车改革，那最少也会省下2000多亿。这还是最保守的数据。”叶青说，在公车配备等制度中，规定只有省部级以上干部才配备专车，但各地严重违反这个规定，导致公车数量惊人，“车轮上的铺张”是一个很大的浪费。20年公车改革收效甚微

“第一次车改是出现在广东东莞沙田镇。”时任中南财大讲师的叶青，因为自己的专业背景，1993年就开始关注中国公车改革的问题。但是从第一次车改到现在，已过去20年，成效并不明显。“有些地区出台车改方案后改革不下去，导致更大的浪费。”叶青说，持续呼吁公车改革的他，在调任副厅级官员当天，他“炒”了司机，婉拒单位专车，开始践行一个人的“叶氏车改”方案。

在叶青的印象中，目前车改最成功的地区，是2009年5月杭州的车改，也是他认为级别最高的成功车改，除省部级以上官员，全部不再配备专车，而是发车贴到市民卡中。

据张育彪代表分析，以199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为起点，多年来，中央三令五申治理公车私用，各地也出谋划策进行了多种尝试，但公车私用之风未能“刹车”，主要原因是政策较宽松，缺乏威慑力。私用违规成本太低

2013年伊始，网友发起的“随手拍豪华军车”行动响应者众。具有明显标志的军车、警车，一旦被私用，轻易就能被发现。而与普通车牌一样的公车，则很难受到有效的监督。北京六年级学生栾松巍建议让公车挂红色牌照，以便于群众监督，遏制公车私用(坊间俗称公车“私奔”)。该建议被媒体公布后，得到了许多人包括专家的认可。为此，张育彪代表建议，给公车挂上公牌并在车身上喷字标识，标明各自所属的诸如“卫生”、“环保”、“城管”等部门字样，让百姓一眼就能识别，私用者无疑将更加无处遁形。同时，公布监督电话，建议鼓励包括媒体记者、网民等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公车私用开展监督，使公车私用行为无处藏身、广受监督。

“治理公车顽疾需要曝光更要惩治”，张育彪代表说，目前，公车私用违规成本太低，真正将监督落到实处，还须对公车私用加大问责力度，起到震慑作用。“如果公车私用被举报后，仅仅是补交使用费和通报批评，很难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用制度推动公车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给公车喷上标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公车私用，“这是一种依靠舆论手段遏制公车私用的方式，但并不能根本避免公车私用现象，关键还是要建立有效制度。”

“„舌尖上的浪费‟遏制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应酬伤神又伤身，很多官员也不乐意。„车轮上的腐败‟管理起来不容易，因为公车带来的享受和好处太多，取消难度之大超乎想像。”叶青也认为，要彻底让公车浪费刹车，仅仅靠群众监督是不够的，国务院应该成立一个公车改革领导小组，找专家制订相关方案，用制度来推动公车改革。“在随手拍的监督下，军车已经感受到压力，明确5月起进行改革。”

“中央有决心，基层有呼声，国内外有参考的制度也不少，为什么公车改革难以根本推进？就是堵在了这个中间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施杰说，在当前的破题阶段，中央的决心要更大一些，态度要更坚决一些，同时要更广泛地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形成中央和基层“两头挤压”的倒逼之势。深圳公车改革应先行

“深圳到底有多少辆公车？据我自己掌握的有30多万辆，但使用率并不高，使用率据我个人估计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在上月底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召开的治理交通拥堵研讨会上，持续关注深圳公车改革的深圳市政府督察处吴立民说，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启动公车改革，然而过去这么多年，迄今为止却未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在2012年的深圳“两会”上，深圳市人大代表杨立勋就表示，自己当了10年的政协委员，就公车改革问题提了5次，如今做人大代表，又提了3次。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和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深圳，公车改革进程明显滞后，与深圳的形象不太相称。

网友胡野秋表示，公车改革势在必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试验场，理应先行先试。

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张育彪 两会奏鸣曲

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最佳时机

迟福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改革呼声和氛围从未如此强烈。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的最佳时机，只有紧紧抓住、用好这一改革攻坚的“时间窗口”，才能掌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一是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政府的换届之年，新局面的开创必须靠深化改革；二是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原有的发展模式无法再延续，经济发展的新活力和动力需靠改革激发；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多元，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利益格局调整要用改革来破题。政府减少审批和微观经济干预

王伟(全国人大代表、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随着人力成本的快速攀升，传统加工制造业的利润愈加微薄，而现在民企能投资的领域并不多，能源、铁路、民航、石油、电力等领域难以进入。这些垄断行业改革多年，但实质性进展不大，并且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过多，逼得一些人脱离实业，转向炒房等泡沫领域，放大了风险。

激发经济活力应从三个方面着力改革。首先，政府应尽快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环节和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次，在不涉及国家核心经济安全的领域，要让民企和国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最后，要为民企创造更便捷的融资渠道。

第四篇：浅谈公车改革

浅谈公车改革

曾经爆出有些地方的机关干部，节假日还开着公车在街道上大摇大摆，甚至酒驾，为了避免有些机关单位的人公车私用，“高调”的进行公车改革，中办国办印发的两个公车改革文件公布，文件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距离提出公车改革过去已经好长时间了，可是有些地方是“市区改了县里没改；市直机关有的部门改了有的部门没改；一个部门内有人改了有人没改”，最终难以成功。还有的地方是“补贴标准定的不合适”改革也会失败。公车改革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公车该不该改革，该怎样改革，成为一大难题。

公车改革要因地制宜，在市政府机关，其中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办公室，就算有什么事需要用车，也是很方便的，市里面交通相对便利。可以彻底的改革“公车”。但对于乡镇单位，可以保留一定的“公车”，因为有些乡镇离市区比较远，且交通不是那么便利，故如果取消全部公车，那势必会对工作照成一定的影响。有公车，也一定要严格管理：车辆外出必须登记，详细记录事由、时间、地点、行程、乘车人等信息，下班后和节假日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公车。这样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更有效率的使用“公车”，乡镇“一把手”上下班也不能使用公车，“公车”顾名思义是只有上班的时候才能使用，只能公用。然而补贴问题也不能太笼统，不能说按级别来补给，要按需补给，现在不管是公交还是出租车都有发票，机关工作人员外出，凭发票领取自己的补给，不能搞特殊。公车改革要根据当地的交通条件、地理位置等情况来进行改革，不能盲目的整改，“公车私用”要遏制，但是工作效率也不能降低。

但是随着作风建设的深入推进，一些基层单位“公车私用”透视种种“私车公用”现象，确实有开私家车为公家办事，但更多的却另有隐情。比如说有的单位违规搞接待，怕公车遭举报，就堂而皇之地用起了私家车，相关费用公款埋单；有的单位领导嫌公车动用审批手续繁琐，不如用私家车随叫随到，自由方便，而且借用私家车可以逃避监管；甚至有些领导爱面子、耍花子觉得单位公车没档次，就打起了老板的豪车等等变向问题，这些“公用的私车”不在编制范围内，上级机关难以掌控，从一些“私车公用”情况看，最后基本都成了“私车私用”，其危害远比“公车私用”要严重的多，时间长了难以出现诸多问题。

应地制宜的改革“公车”，建立一个具有当地特色的“公车改革制度”，机关工作人员用车关系着政府形象和在老百姓心中的亲和力，普通上班人员能坐车上下班，为什么机关工作人员就不能呢？总而言之，公车改革利大于弊。各级要像治理“公车私用”一样，严查各种“另有隐情”的“私车公用”的问题，从思想教育入手，从建章立制严起，把日常管理抓实，坚决遏制这种不良现象，把“公车”改为“民车”开到群众的心坎里。

第五篇：公车改革

申论热点时评：公车改革不能“钱也拿 车照坐”

最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央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对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开展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各地区各部门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这预示着，中央已将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作为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如果从1994年出台《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走过了17个年头。但由于该政策性文件操作不透明、内容不科学、程序不公开，几乎对公车没有起到多少实质性的约束作用。当前，堪称“史上最严格”的新一轮公务车改革已经启动，改革的效果如何有待实践的检验。笔者认为，公车改革不能完全指望政策规范，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实施依法行政，加速建设法治政府的背景下，公车改革亟待纳入法治轨道，“公车立法”或许是破解公车改革屡屡陷入困境的根本出路。从一定意义上讲，公车改革能否纳入法治轨道，也是考量政府自身是否真正践行“全面实施依法行政，加速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指标。

据报道，国家发改委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促进此项工作加快推进。笔者认为，立法机关也要从立法上给力公车改革，抓紧时间对公车改革进行立法调研，着重调研车改模式的选择、适用范围的确定、公车管理细则及货币补贴标准等关键问题，抓紧时间起草论证有关公车管理的法律法规。

近些年，各地对公车改革也进行了一些摸索和试点，但有效的不多，甚至越改越糟。例如，一些地方把公车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钱”，区委书记、区长每年“车补”居然高达七八万元。还有的官员拿了补贴，公车照坐，与车改目标背道而驰。毋庸讳言，公车改革，难就难在触及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在政策文件难以彻底调整现有利益格局的情况下，必须靠权威的法律来给力。毕竟法律才是利益调整、利益整合的最权威、最有效的工具。

实践证明，公车改革单靠部门自觉是靠不住的，单靠有关部门发发文件也是不能长久管用的，关键在于结合公车改革出台刚性的法律，实现公车管理的法治化、常态化和制度化。我们期待与“史上最严格公车改革”同时启动的还有史上最给力的“公车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