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消费改革探索

第一篇：公车消费改革探索

公车消费市场化改革的思考

摘要

在公车数量不断增长的今天，逐渐出现的公车消费中存在的问题诸如缺乏统一标准，效率低下制约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公车使用的不透明也对政府部门在群众眼中的廉政形象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借鉴杭州广州昆明三地的公车改革实践从发放私人用车补贴，统一规范管理车辆使用和规范化管理几个方面探讨了公车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公车消费改革 市场化

三地改革经验 社会化

经济繁荣和生产力提高带来汽车的量产，促成当前政府部门的公车数量逐渐上升。公车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使用成本：购车款和购置税车辆保险费用，路桥通行费用，燃油费用，车辆的定期维修保养费用以及司机工资。因为当前国内尚无公车使用的统一标准，机关制定车辆使用的制度具有很大的自由和任意性，地域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硬件设施差异带了多样化的使用标准。撇开这种多样性的存在的合理与否，单是自由和任意性就极易引致制度的混乱和低效的资源运用甚至浪费。因此公车消费市场化改革除了紧迫性还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公车数量的快速增长挤占了社会车辆的使用空间，带来了一定程度上道路拥堵并且使得交通设施无法完全服务所有车辆。在公车采购的过程中大排量的中级车受到偏爱，由此带来的不仅是燃油费的大量支出还有较之于公共交通设施（地铁，公交车，轻轨）相比低很多的燃油使用效率。各地对占据三公消费最大比重的公车消费几乎没有发布过使用明细，由于缺乏民间的监督，不透明的经费运作也容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以及引发民众的质疑。

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走过了将近18个年头。据有关统计数字，早在“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约为GDP

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在社会强烈呼吁下，公车改革在2003年前后正式启动，各地纷纷采取了“卖公车、发补贴”的办法。然而，汽车在政府采购物品中始终占据前三位，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公车花了600多亿元，2006年则一举突破700亿元，占财政部预计实现的3000亿元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近1/4。近十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约20%，约是GDP增速的两倍。这就大大增强了公车的消费能力。尤其是一些原先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在地价高涨的今天，土地收入的增长确保了公车消费能力的增长。据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调研数据显示，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据统计，社会上私家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是0.82万元，而党政机关单位公务轿车则高达3万元以上，全国超编配车率达50%以上。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在车辆使用上往往更为精细严格甚至苛刻。对公车使用里程，路桥费，油费的预算没有统一标准，公车的管理实际上一种粗放模式，体现了快速增长的公车数量和滞后的管理能力之间的矛盾。

公车改革的探索从地方开始。2009年5月，杭州市出台车改方案，其核心内容是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实行货币补贴，大部分公车向社会公开拍卖。经过几年实践，杭州的公车改革获得较好的社会评价。然而，各地的情况不同，杭州的改革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地区。这些年，各地进行的公车改革试点方式不一，效果也不一样。各地公车改革试点，致可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货币化改革，发放车贴补助；二是集中化改革，即把各单位分散管理的车集中到一个部门统一管理；三是规范化改革,即通过单车核算、节假日封存、安装GPS等方式加强监控与管理。

昆明于2010年1月15日主城4区启动试点，上缴各类公车920辆，258辆用于组建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462辆被公开拍卖，成交价1654.98万元收回区财政。同时，各区财政局统一制作实名制公车专用卡，按季度将定包干经费核发到卡上，每月人均400元，用于私车公用时在指定地点维修、加油，购买公交IC卡，租用区机关公务交通车和其他社会车辆的费用支出，超支不补。

2011年6月，广州对全市公务车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分级管理。严禁公务员周末使用公车，如果使用，监管系统将发出警报，一次口头警告、两次书面警告、三次追究责任。经批准后私用的则收取相应费用，每公里1.5～1.7元。

诚然这三种模式积累了一些经验，却并非十全十美。货币化改革的关键是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车贴标准。集中化改革的局限在于它更适合中小型城市，规范化管理在某种程度上治标不治本。如果我们把三种模式中的优点集中起来，在几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试点后再推而广之，应该会在公车改革方面有所斩获。把公车改革节省下来的钱投入当地的市政交通设施建设和车主的汽车文化教育，将会有效改善城市交通拥堵的局面，这不仅是笔者希望看到的，也是广大私人汽车消费者所愿意看到的。

总的来说，公车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坚持市场化、社会化，采取适度、公平的货币化手段，改变传统的公务用车运行机制和提供方式。公车改革的主要方法是公务用车服务的社会化转型，具体来说就是大规模压缩公务用车的总量，除了核准的领导专车、必要的工作用车、机要通信用车之外，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必要的公务用车可通过公交、出租车、公车服务中心租车、私车公用等社会化途径解决。

在此基础上，公车改革和管理还应向透明化转变。有多少辆领导专车、工作用车、机要用车，每年公务用车的花费是多少，要细化、清楚、接受监督。同时，强化日常管理至关重要，限制公车私用。一经发现，就要严肃处理；用车单位应鼓励社会和媒体对公车的使用进行一定范围内的监督。

公车改革任重而道远，但是如果坚定不移的将市场化的作为改革方向，把社会化作为主要方法，公车改革一定会获得成功，公车消费能达到更高的资源配置优化率，从而给全社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二篇：政务公开,公车改革、三公消费

考试申论热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二、财产申报制度

(一)财产申报概述

财产申报制度，是对官员有关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公布的制度，是科学反腐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建立起有效的财产申报机制，将国家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置于人民群众和国家法律制度的监督之下，使其非法所得无处藏身，就会使腐败分子难以为所欲为，从而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财产申报的现状

关于财产申报，在我国已提了近15年，但目前试点地区的官员财产申报大多集中于科级以上干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一路走来，可谓是速度相当缓慢。从1995年规定“温柔”地诞生，现在普遍沿用的还是这一套最基本做法。近几年，在“两会”代表委员的持续呼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之下，各地开始尝试破冰，试图突破现状，但仍旧陷在公开不彻底的争议之中。

(三)财产申报的障碍

家庭财产申报制的实施必然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鉴于中国目前没有公开、统一、标准的公民信用保障系统，个人资信难以查实，反腐败工作缺乏坚强的技术支撑；二是腐败分子为了逃避财产申报和资金核查，必然会将大量腐败资金和非法收入转移到他人名下，或馈赠亲朋好友，逃避法律的制裁；三是腐败分子在国内无法藏身，必然想方设法外逃，势必给国家财富造成巨大损失，破坏法律的实施，损害社会的公正，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完善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

鉴于目前建立我国制定财产申报法的条件还不具备最基本的条件(如尚未实行全民信用卡制度)，在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申报法出台之前，京佳教育认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增加环节来完善现有的干部收入申报规定。

第一、申报对象可以逐步扩大到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就国家工作人员来讲，除了对他们进行任职、离任时的审计外，还应要求他们在任职前、任期间、离任时对自己和家庭的财产进行如实申报，其申报范围可依具体申报对象的工作性质及其重要程度作不同的规定，其具体操作除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外，可逐步交由银行执行或监督。

第二、加大对申报结果的监督和公开程度。增加二个环节：一是审核环节，即审查核对环节，通过检查核实申报内容；二是公示环节，申报结果的公示范围可以视条件的成熟程度而逐步扩大，可以先做到同级公示，即在班子内或同级干部中公开，由人大产生的干部的收入申报在人大中公示；这里不应有“秘密申报”部分，也即不应有暗箱操作部分；

第三、增强惩处力度。是追究环节，根据检查结果，对于不如实申报收入，或瞒报、漏报、谎报者做出严肃处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于多次谎报者应免去其领导职务；四是

信用记录环节，对于是否如实申报的情况应记录在案。建议各单位纪检监部门有必要对现任干部任职以来历次收入申报记录进行一次大检查，使检查结果进入干部信用档案(所以必须先建立干部信用档案)，以供组织部门任免干部时参考。第三、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使得财产申报制度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在条件成熟之时出台已呼唤了十多年的《反腐败法》，并专设章节对于官员财产申报作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

财政预算公开为“三公”消费设障

三公”消费转自

借出国考察之名公款旅游、公车接送孩子上学或为自家办私事、以接待为名大吃大喝结交朋友„„近年来，公款旅游、公车消费和公务吃喝这“三公”消费为广大民众所诟病。

据有关媒体分析，中国每年“三公”消费高达9000亿元。而据财政部、发改委、统计局联合调研，政府公务用车(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花费1500至2000亿元。

抑制公务消费腐败之所以成效不大，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玉歆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深层的体制问题没能得到很好解决。“公务消费的问题，是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的一个反映，涉及财政支出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支出的有效监督机制、健全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等问题。”郑玉歆建议，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下猛药”，特别是政府财政预算管理要实现精细化。

全国人大代表、新光集团董事长周晓光呼吁，应抑制“三公”支出，公款消费更应接受各界监督。他说:“过大的行政开支既造成浪费，也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抑制‘三公’消费任重道远，老百姓和媒体的监督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建议，政府向人大提交的财政报告，应把“三公”消费的部分单独列出来，便于代表们审议。另外，行政部门应把公款消费的活动记录在指定的科目中，在会计制度上加以规范。

2月28日，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时也表示，解决“三公”消费最根本的是两条:

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

长久以来，公众要求公开各级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支出详单，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坚持做到全面、细致公开各级财政消费，不仅能使浪费公款的行为有所收敛，对打击腐败行为也有益处。

要扭转当前一些官员“乱花公款不眨眼”的局面，就必须从制度上扫清公开每一笔财政金的收支障碍。从每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的“会审”变为“常审”，甚至做到“一款一审”、“网上公审”，这样方能动态而及时地挤掉“预算水份”。而各级各类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的动态公开，也必将促进廉洁、高效政府建设的推进。

热点探讨：1万公务员仅10辆公车并非只为治堵

在3月1日《广州日报》刊登的日本东京治堵报道中透露，“以东京都厅为例，只有都知事（相当于中国的市长）这样的级别才可以配车。”整个东京都厅有1万多名公务员，但是公务车的数量却仅有10辆左右，因为“很少用到”。

如今很多大中城市都出现了道路的拥堵问题，治堵，就成了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重大问题，由此，也引发了公车太多、公车私用加剧道路拥堵的议论，并且提出了治堵先治公车的主张。其实，城市治堵与公车私用管理混乱，这是既相关又绝然不同的两件事。前者主要是城市有序管理和道路建设如何适应人民生活需求的问题，后者却是如何坚持政府的廉政，防止公务员利用职权追求个人享受的反腐倡廉问题。为了治堵才去整治公车私用，甚至要靠着治堵的“动力”，才去改革公车管理制度，恐怕只能是瞎子摸象——抓住了枝节而放过了公车改革的真正目的。

如果不是为了对纳税人的税金负责，如果不是为了让百姓信任政府的廉洁，仅仅为了道路不堵车，我想东京恐怕不会出现如此严格的公车管理制度：严格控制配置公车官员的级别，只有都知事一级的官员才能配置公车；其他公务员如果办公需要开车，必须是先坐地铁到单位，再去申请开车办事，公事办完后必须将车子开回单位，然后再乘地铁回家；由于严格执行制度，使用公车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审批手续，所以平时很少有人要求办公使用公车，即使只有10辆左右的公车，也很少使用。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首都级的大城市，1万公务员只有10辆公车，对国人的我来说，简直犹如听了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然而，这样的消息登在了我们的报纸上，相信并非虚言。但只要的一点“国情观念”的人，恐怕谁也不会提出咱们的地方政府应当照此办理或者稍作借鉴。但是，每年两会都会有人提出公车改革的提案，又证明了群众对目前公车使用状况的强烈不满。虽然有些地方政府出台过若干“改革”措施，诸如给各级干部发放“用车补贴”，以平息公务员不得不减少公车使用的不满；有的地方给公车贴上标签，“接受群众监督”；有的地方搞公车有偿使用，干脆把公车私用合法

化，据说都曾有过一定效果，但其结果却都是或者遭受更大的质疑，或者昙花一现，无疾而终。

然而，公车改革却是我们的政府必须过的一道坎。为此，我认为，在听了“东京1万公务员只有10辆公车”的“天方夜谭”故事，别把它只是当作东京治堵的一项措施看待，还是值得有志于真正实行公车改革的领导借鉴，不知有关领导以为然否？

考试热点天天读：公车改革

(10)国外及地区公车管理对策借鉴。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公车管理方面都有一些比较完善的政策法规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借鉴他们这些成熟的做法及经验，对于加强我国公车管理与改革，缩减公车消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据对日本、英国、德国、瑞典、芬兰、美国、印度、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公务用车管理情况分析和研究，他们一些具有共性的成功做法值得借鉴：

对公务配车和公车标准及适用范围有严格规定。一般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下班以后的私人活动一般乘用私家车，并且部长的配偶或伴侣通常不可以使用公车进行私人活动。香港特首董建华离任后的当日，便不再乘坐公车。

对公车使用全过程实行严格的管理。公车由专人保管、维修，保证其性能良好、使用安全。每辆公车都有用车登记卡，卡内详细记录起始时间、地点、行程、油耗、计费等信息，登记卡定期上报主管部门，车辆使用完毕及时交回车库。并且严格执行因私用车的收费制度，倡导为纳税人节省开支的理念。

对公车使用情况实行科学监控。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由指挥中心对公车实行智能化的实时监控，并在每辆公车上分别安装带有“公务”和“私用”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任何人用车都必须先按下其中一个按钮，使得监控中心能及时地掌控全部用车情况。鼓励私车公用。对于使用私车或公交车等执行公务的工作人员，实行按行驶里程或票据给予一定补贴。

重视社会舆论对公车使用的监督。所有公车都会贴上特殊标志，便于公民对政府实施监督。法国曾有一位部长因公车私用被拍照(因公车有标志)，囿于社会舆论压力，被迫辞职。

【核心观点】

(1)我国的公车改革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专家认为，公车改革探索面临“政策不明确”的难题。由于中央对公车管理制度改革缺乏明确的指导意见和操作原则，使得长期以来公车改革只是在少数部门、少数地区自发并分散地进行。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后果：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的车改模式、适用范围、公车管理、补贴标准等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给国家对公车统一监管造成了不便；对未进行公车货币化改革的地区和部门，会因为无政策可依或操作难度大而推迟或拒绝公车改革。

(2)加强公车管理与改革，应在客观地总结我国公车改革地区及部门实践经验基础上，深入分析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借鉴国外公车管理的经验，综合考虑公务活动需求、财政支出成本、行政运行效率、预防和遏制腐败、社会承受能力、节能减排降耗等因素，进一步理清改革思路，实事求是地积极稳妥推进。以逐步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体制相统一的公车管理新机制。

(3)严格强化对确需保留公车的监管。严格公车编制和配置标准；对公车实行统一车牌标志，统一喷涂车体，统一标明使用单位和举报监督电话，便于社会监督。自己。专家认为，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安装GPS全球定位系统，或在公车上安装行驶记录卡。

(4)公车出行要登记时间、事由、目的地、里程，乘车人和司机要分别签字，公车用后一律入库，并定期公布用车记录；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作用，将对公车使用的监督纳入到纪检监察工作的范围，将交通补贴经费的发放纳入审计监督范围，提高公车使用效率和监管水平。

(5)建立健全与公务员绩效考核相配套的规章制度。细化对公务员勤政廉政表现的日常考核指标，避免车改后公务人员因吝惜交通包干费而不愿意外出执行公务等现象发生。

(6)采取积极措施，鼓励“私车公用”。允许经常性私车公用人员报销一部分费用或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妥善安置好司勤人员。可通过组建市场化运作、社会化管理、企业化运行的机关出租车队的方式，为原有编制内司机提供就业岗位，为其他司机提供就业机会，避免出现新的失业群体，减少社会震动和摩擦。

申论热点：公务接待改革

[综合分析]

近10万人次坦然接受当地政府的公务招待，一方面是不少官员借助各种工作上的由头，或者以“自助游”形式，到平遥休闲观光，食宿、门票费用由当地政府悉数买单。所以，一些人对此趋之若鹜。另一方面是，纪检监察部门对这类看似不显眼的另类“旅游************”，至今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更没有将其纳入监管视野。

公务接待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必将产生很大的危害。

首先，助长党政机关的奢靡、铺张和攀比之风，推高了行政成本，挤占了公共资金。其次，给一些人提供了贪腐的机会。

再者，恶化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使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因此，遏制吃喝成风、走出公务接待困境，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治理公务接待需要自上而下的启动，也需要全国各地一起行动。如果只是少数地方施行，就会像四川的白庙乡，受到冷遇。

[措施]

治理公务接待中的吃喝玩乐风，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进行综合治理。必须从上至下都要公开公务接待信息，打破“自我监督”的模式，加强监管,敢于处罚。这样，才能逐步推进问题的解决。

首先，必须转变思想观念。俗话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大凡疲于接待的基层干部都有着一些说道和借口，比如说，“酒量就是能量，酒风就是作风”、“接待就是硬道理”、“接待就是生产力”，等等。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遏制公务接待成风，首先必须转变基层干部的思想观念，破除吃喝就是工作的错误认识，自觉抵制吃喝风、接待潮，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为民造福”、“让人民得实惠”的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上。

其次，必须打破官场“潜规则”。“既怕来人，更怕人不来”，是基层干部矛盾心态的写照。“酒杯一端，原则放宽”这些所谓酒文化充分暴露了目前盛行于官场的一些“潜规则”。政策扶持、招商引资等都和接待工作紧密相连。现在各地都很重视接待工作，哪个地方的接待工作做得好，其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成功率就高，上级的了解就更深入，获得支持的力度就更大，经济发展也就较快。

再次，必须从上到下治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打破“潜规则”，对基层政府来说，就要冒得罪上级部门、单位的风险。当一个地方的发展过多受到条条块块行政权力掣肘时，它必然需要用“讨好”这些权力的方式，为地方发展打开通道。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坚决整治上级部门领导的不正之风、滥用职权等行为，才能为基层“减压”、“松绑”，也有利于公务接待走出困境。

最后，必须加大信息公开和处罚力度。在很多单位，公务接待成了一个大箩筐、无底洞，什么都可以往里扯，什么都可以朝里报，一笔糊涂帐，招待费居高不下、吃喝风屡禁不止。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最佳的消毒液。在一些地方，再穷不能穷干部，资金再紧张，也得保证干部有饭吃有酒喝。

第三篇：公车改革

“车改”能否“彻改”-----对公车改革实施效果的思考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批准2010年中央决算的决议，经财政部汇总，2010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三公”支出合计94.7亿元，其中光公车购置费一项就达61.69亿元，公车改革迫在眉睫。

早在2010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谈到公车私用时就明确表示：“公车私用应该管的住，必须管得住。”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的条件，要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同时，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改革。这意味着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一轮公务车改革即将启动。

就各地目前的情况看，目前我国公务车存在四大弊病，首先是公务用车费用高，造成财政负担沉重。调查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其次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即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同时，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最后是公车使用 效率低，浪费惊人。针对以上问题，公众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切实采取措施，稳步推进公车改革，让改革方案尽早出台，改革措施尽快实施，以回应社会各界的期待。

事实上，国家关于公车改革已经提了很多年，每年两会上都会有相关的提案，但进展较慢。回顾近些年各地公车改革进行的摸索和试点，不乏失败的教训：例如，一些地方曾经把公车改革弄成赤裸裸的“分钱”，区委书记、区长每年“车补”居然高达七八万元。消息被曝光后，这种背离公车改革初衷，排排坐分果果式的“车改”被果断叫停。公车改革的另外一大难点是如何遏制公务车成为特权车。近些年，各地一些公务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耀武扬威引发了极大的民愤，尤其是公交车道俨然变成了公务车道，更是应当下大力气治理。虽然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区市政府取消了拥有特权的“O”牌照，这无疑也是公车改革的应有之意。但是相关部门更要意识到，公务车的“特权马甲”往往有很多种，尤其是民用号段中的某些“特权号段”，更容易因为官商混用导致特权泛滥、失控和“李鬼”横行，下一阶段亟待有关部门严加监管。

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民革中央提交了《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提案提出了“建立刚性财政预算约束的公车管理体系”、“电子监控公务用车”、“公务用车社会化和公 车保养社会公开招标”、“强化政策执行和监督环节”四大措施，建议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数量，限制购置公车的金额、型号或马力，对公车行驶里程、油耗、维修保养费用等项目实行“软监管”，对未经授权私用公车的行为进行严惩等。民革中央提出的有关建议，对于积极稳妥推进公车改革、增强改革措施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增强了民众对政府实施公车改革的信心。

公车改革，从有意识到有提案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但方案最终落到实处，取得实际效果才是改革的初衷。以北京为例，面对机动车数量的激增，北京市虽然连年出台相应政策控制机动车数量政策，但实际上北京的现状仍然是“车满为患”。据此，人民网进行了调查“公车改革十年原地踏步,你怎么看?”共2619人参与了调查，其中77.9%的网友认为“改下不改上,体制冲突阻力大”此选项获得2039票；还有10.7%的网友共280人认为“未设专门机构监管”；8.4%的网友共219人认为“车补不平衡,方案难推行”；最后，有3.1%的网友表示“其他，有话要说”。网友“1”说：

1、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来推行；

2、未能真正向人民网络公布公车使用情况，公车使用无法受到监督，舆论压力不大，部门人员可暂不执行；

3、部门人员成本意识不强，似乎不知道花费的每一分钱都是来之不易的，需要加强培训。

4、最终的是：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推行一个大众监督的网络平台，将公车使用纳入干部考核管理，对成本过高的部门要进行整改并向公众公布。这个公车改革就方便执行了。网友“秦岭军魂”指出：车改的前提是“精兵简政”，实现“大社会小政府”。目前有专家指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在此环境下，不具备进行车改的条件，车改必然走入死胡同。想进行车改，必先精简机构。

顺应民意是公车改革的大前提，公车数量和支出费用公开是改革所要面临的两个重要方面，深入有效的公车改革将有力推动政府部门职能和作风的转变。当前全新的车改方案正在紧张酝酿中，此次“车改”能否“彻改”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政府部门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期待相关部门在车改上出台切实可行的制度规范，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实现“车改”的“彻改”。

第四篇：公车改革

随着反对浪费的“光盘行动”的兴起，“公车消费”作为“三公消费”的其中一个焦点更是受到了市民的关注。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加强公车管理，但 “公车私用”未能刹车，在刚过去的春节长假期间，公款吃喝已明显遏制，但“公车私用”却是风景依旧，不少市民在微博上随手拍举报私用的公车以及豪车。在今年的两会上，来自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连同其他代表委员提出，应该用整肃“舌尖上的浪费”的决心和力度，来遏制“车轮上的腐败”，中央应尽快出台公车改革制度，减少公车配制，让公车私用彻底停驶。公车三分之二被私用

“公车私用带来的浪费触目惊心，老百姓形容„车屁股底下一栋楼‟。” 全国人大代表、龙岗区布吉街道南岭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育彪告诉晶报记者，据统计，2011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占“三公经费”总数的六成以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有三个“1/3”：办公事占1/

3、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

3、司机私用占1/3。

张育彪认为，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大量的公务车上路，不仅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提高了公务成本，也加剧了道路的拥堵。长期研究并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政协常委、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公车越用越豪华、数量越来越庞大时，很容易诱发人民群众对政府及公务员群体的各种议论，对政府形象产生负面影响。开支每年至少6000亿

“什么是公车？只要是利用公共资源买的车，都属于公车，包括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和军车。”叶青表示，遏制公车浪费，立规矩、定制度的前提，就是要搞清楚公车的概念、公车数量和费用到底有多少。

叶青说，对于公车的数量和费用，有关部门一直没有明确的统计。据他初步分析，全国的公车至少在400万辆以上。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平均一辆公车一年公用的费用在10万元左右，加上私用的费用，一辆车总的费用在15-20万元之间。以15万来算，400万辆车一年的费用就是6000亿。“杭州车改显示，一辆公车一年可以节约三分之一的费用，如果全国的公车改革，那最少也会省下2000多亿。这还是最保守的数据。”叶青说，在公车配备等制度中，规定只有省部级以上干部才配备专车，但各地严重违反这个规定，导致公车数量惊人，“车轮上的铺张”是一个很大的浪费。20年公车改革收效甚微

“第一次车改是出现在广东东莞沙田镇。”时任中南财大讲师的叶青，因为自己的专业背景，1993年就开始关注中国公车改革的问题。但是从第一次车改到现在，已过去20年，成效并不明显。“有些地区出台车改方案后改革不下去，导致更大的浪费。”叶青说，持续呼吁公车改革的他，在调任副厅级官员当天，他“炒”了司机，婉拒单位专车，开始践行一个人的“叶氏车改”方案。

在叶青的印象中，目前车改最成功的地区，是2009年5月杭州的车改，也是他认为级别最高的成功车改，除省部级以上官员，全部不再配备专车，而是发车贴到市民卡中。

据张育彪代表分析，以199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为起点，多年来，中央三令五申治理公车私用，各地也出谋划策进行了多种尝试，但公车私用之风未能“刹车”，主要原因是政策较宽松，缺乏威慑力。私用违规成本太低

2013年伊始，网友发起的“随手拍豪华军车”行动响应者众。具有明显标志的军车、警车，一旦被私用，轻易就能被发现。而与普通车牌一样的公车，则很难受到有效的监督。北京六年级学生栾松巍建议让公车挂红色牌照，以便于群众监督，遏制公车私用(坊间俗称公车“私奔”)。该建议被媒体公布后，得到了许多人包括专家的认可。为此，张育彪代表建议，给公车挂上公牌并在车身上喷字标识，标明各自所属的诸如“卫生”、“环保”、“城管”等部门字样，让百姓一眼就能识别，私用者无疑将更加无处遁形。同时，公布监督电话，建议鼓励包括媒体记者、网民等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公车私用开展监督，使公车私用行为无处藏身、广受监督。

“治理公车顽疾需要曝光更要惩治”，张育彪代表说，目前，公车私用违规成本太低，真正将监督落到实处，还须对公车私用加大问责力度，起到震慑作用。“如果公车私用被举报后，仅仅是补交使用费和通报批评，很难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用制度推动公车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在接受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给公车喷上标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公车私用，“这是一种依靠舆论手段遏制公车私用的方式，但并不能根本避免公车私用现象，关键还是要建立有效制度。”

“„舌尖上的浪费‟遏制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应酬伤神又伤身，很多官员也不乐意。„车轮上的腐败‟管理起来不容易，因为公车带来的享受和好处太多，取消难度之大超乎想像。”叶青也认为，要彻底让公车浪费刹车，仅仅靠群众监督是不够的，国务院应该成立一个公车改革领导小组，找专家制订相关方案，用制度来推动公车改革。“在随手拍的监督下，军车已经感受到压力，明确5月起进行改革。”

“中央有决心，基层有呼声，国内外有参考的制度也不少，为什么公车改革难以根本推进？就是堵在了这个中间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施杰说，在当前的破题阶段，中央的决心要更大一些，态度要更坚决一些，同时要更广泛地调动社会监督力量，形成中央和基层“两头挤压”的倒逼之势。深圳公车改革应先行

“深圳到底有多少辆公车？据我自己掌握的有30多万辆，但使用率并不高，使用率据我个人估计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在上月底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召开的治理交通拥堵研讨会上，持续关注深圳公车改革的深圳市政府督察处吴立民说，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启动公车改革，然而过去这么多年，迄今为止却未有具体可行的措施。

在2012年的深圳“两会”上，深圳市人大代表杨立勋就表示，自己当了10年的政协委员，就公车改革问题提了5次，如今做人大代表，又提了3次。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和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深圳，公车改革进程明显滞后，与深圳的形象不太相称。

网友胡野秋表示，公车改革势在必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试验场，理应先行先试。

从社会角度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张育彪 两会奏鸣曲

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最佳时机

迟福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改革呼声和氛围从未如此强烈。未来两三年，是深化改革的最佳时机，只有紧紧抓住、用好这一改革攻坚的“时间窗口”，才能掌握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一是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政府的换届之年，新局面的开创必须靠深化改革；二是我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原有的发展模式无法再延续，经济发展的新活力和动力需靠改革激发；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多元，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利益格局调整要用改革来破题。政府减少审批和微观经济干预

王伟(全国人大代表、贵阳朗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随着人力成本的快速攀升，传统加工制造业的利润愈加微薄，而现在民企能投资的领域并不多，能源、铁路、民航、石油、电力等领域难以进入。这些垄断行业改革多年，但实质性进展不大，并且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过多，逼得一些人脱离实业，转向炒房等泡沫领域，放大了风险。

激发经济活力应从三个方面着力改革。首先，政府应尽快转变职能，减少审批环节和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次，在不涉及国家核心经济安全的领域，要让民企和国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最后，要为民企创造更便捷的融资渠道。

第五篇：浅谈公车改革

浅谈公车改革

曾经爆出有些地方的机关干部，节假日还开着公车在街道上大摇大摆，甚至酒驾，为了避免有些机关单位的人公车私用，“高调”的进行公车改革，中办国办印发的两个公车改革文件公布，文件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距离提出公车改革过去已经好长时间了，可是有些地方是“市区改了县里没改；市直机关有的部门改了有的部门没改；一个部门内有人改了有人没改”，最终难以成功。还有的地方是“补贴标准定的不合适”改革也会失败。公车改革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公车该不该改革，该怎样改革，成为一大难题。

公车改革要因地制宜，在市政府机关，其中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在办公室，就算有什么事需要用车，也是很方便的，市里面交通相对便利。可以彻底的改革“公车”。但对于乡镇单位，可以保留一定的“公车”，因为有些乡镇离市区比较远，且交通不是那么便利，故如果取消全部公车，那势必会对工作照成一定的影响。有公车，也一定要严格管理：车辆外出必须登记，详细记录事由、时间、地点、行程、乘车人等信息，下班后和节假日未经批准不得使用公车。这样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更有效率的使用“公车”，乡镇“一把手”上下班也不能使用公车，“公车”顾名思义是只有上班的时候才能使用，只能公用。然而补贴问题也不能太笼统，不能说按级别来补给，要按需补给，现在不管是公交还是出租车都有发票，机关工作人员外出，凭发票领取自己的补给，不能搞特殊。公车改革要根据当地的交通条件、地理位置等情况来进行改革，不能盲目的整改，“公车私用”要遏制，但是工作效率也不能降低。

但是随着作风建设的深入推进，一些基层单位“公车私用”透视种种“私车公用”现象，确实有开私家车为公家办事，但更多的却另有隐情。比如说有的单位违规搞接待，怕公车遭举报，就堂而皇之地用起了私家车，相关费用公款埋单；有的单位领导嫌公车动用审批手续繁琐，不如用私家车随叫随到，自由方便，而且借用私家车可以逃避监管；甚至有些领导爱面子、耍花子觉得单位公车没档次，就打起了老板的豪车等等变向问题，这些“公用的私车”不在编制范围内，上级机关难以掌控，从一些“私车公用”情况看，最后基本都成了“私车私用”，其危害远比“公车私用”要严重的多，时间长了难以出现诸多问题。

应地制宜的改革“公车”，建立一个具有当地特色的“公车改革制度”，机关工作人员用车关系着政府形象和在老百姓心中的亲和力，普通上班人员能坐车上下班，为什么机关工作人员就不能呢？总而言之，公车改革利大于弊。各级要像治理“公车私用”一样，严查各种“另有隐情”的“私车公用”的问题，从思想教育入手，从建章立制严起，把日常管理抓实，坚决遏制这种不良现象，把“公车”改为“民车”开到群众的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