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10月推出文档

第一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10月推出文档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10月推出

2012年08月27日03:39经济参考报[微博]金爱伟我要评论(72)字号：T|T

在历时八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今年10月推出。据悉，国家发改委已经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级以上官员对《方案》的意见。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起草工作于2004年启动，由发改委具体负责。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发改委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通过。据透露，《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包括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以及公务员津贴补贴和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

贫富分化十分严重

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1990年就已经达到0.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0.45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达到0.3949，逼近0.4的警戒线。收入分配改革刻不容缓。

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改革进程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产，最大原因在于它牵涉到了各种利益的博弈。而在这些利益群体中，收入分配改革利剑所指的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这三大公认既得利益群体拥有着巨大的政治活动能量和社会影响力，他们阻挠改革的推进，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最终造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空有楼梯响，不见人下楼”。权贵利益群体利用规则制定权、资源分配权、监督管理权等权利大肆寻租，获取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垄断利益群体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进而将超额利润部门化、个人化；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通过与权贵利益群体合谋非法攫取社会财富，成为现有制度下的食利群体。收入分配改革绕不开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切割。

分配不公危及国家发展

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 D P已达到5432美元，处于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必须直面和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阶段。经验证明，在这一水平上，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问题，社会问题将激化，国家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整体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层平飞状态。

出路在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

收入分配问题，归根到底是民生问题，要实现分配公平，单单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个税起征点这样的小打小闹，已经毫无意义。要想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就必须敢于正视制度弊病，破除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从制度上遏制权力寻租、垄断经营和官商勾结等行为，构建合理的约束、保障机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实质性改革。具体说来：

一是“提低控高”。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加强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的落实工作；建立工资正常增长的调控机制，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重点控制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调控部分国有企业员工收入，推进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收入阳光化、规范化。

二是“藏富于民”。实施民富优先发展战略，大力为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提供良好市场环境，消除各种行政障碍，减少“有形之手”对市场运行的干预，限制政府规模和开支水平，严格规范对民营企业的税费征收，激发民营企业的创造热情；通过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扩大就业，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三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适应政府转型需要，财税体制向“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转型，淡化经济功能，强化服务作用。

四是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事关国计民生，影响巨大，从当前形势来看，必须佐之以教育、卫生、医疗、住房、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方能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初衷。推进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完善符合国情的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鼎力收入非配改革。（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研究部）

第二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本月或瘦身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本月或瘦身出台

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纵论十八大“倍增计划”

收入分配改革，从哪里切入？

从2004年就开始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有望于今年12月出台。

这个酝酿多年的方案寄托了民众太多的期望，但据专家介绍，这可能并非一个解决当前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方案，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原则性、框架式的方案。

由于收入分配涉及到财政、税收、社保等等，那么，它与个税改革、养老金改革、国企改革等政策如何厘清界限？“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经济学家郑功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未来的总体方案，应该是进一步将近几年的收入分配改革规范化，明确改革的目标、路径和采取的措施。“我们可以把这个方案视同为十八大报告里有关收入分配改革原则的具体化”。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公众称之为“倍增计划”。

“关于收入分配，这是最提神的地方，”辜胜阻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居民收入要倍增，更要缩短差距。”

“这是自十六大以来中共在党代会上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长的量化目标。”辜胜阻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虽然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但也未提出具体的量化指标。

“这是一个约束性的指标，”郑功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居民收入倍增是个确切的事，因为2010年的收入是确定的，你甚至可以直接算出2020年的收入是多少。”

郑功成认为，十八大报告中的“倍增计划”和“两个同步”（即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者报酬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两个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构成了一个体系，同时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路径。“倍增计划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吻合的，它与两个同步、两个提高一样，都是渐进的、长期的。‘两个同步’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然后‘倍增计划’是2020年的约束性指标，而‘两个提高’则是长期的”。

十八大期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引发包括地方官员在内的众多代表热议。

此前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多项改革，都涉及到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所以，“社会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行进在路上，有的政策已经实施，并不是要等到国务院的总体方案出台后再进行，这是一个认识误区。”郑功成说，“但自十八大报告后，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明确了，路径也清晰了。”

收入分配改革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哪些层面的改革应该优先进行？

辜胜阻：启动最易达成共识的改革——扩大中等收入人群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在哪儿？

辜胜阻：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的财富分配结构。把中等收入人群做大，从改革难易程度来讲，这也是最容易达成共识的。

从全球视角来看，“橄榄型”社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由这种差距引致的对立情绪和社会矛盾。

因此，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旅游、物流和IT等现代服务业，通过经济服务化培育大量“白领”阶层。要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鼓励创业创新，让更多的就业者变成创业者，培育一大批中小“老板”。要通过职业技术分层认定制度改革，改变部分劳动者“有技术无地位”的情况。

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让进城农民工变成市民，促进底层农民工向中层的上升流动，改变弱势群体家庭贫穷状况的代际复制。

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有效的税收体制和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地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要将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必要、重大支出作为税收减免和抵扣的重点，让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量能够拿得到、存得住、经得起花，防止一些城市物价、房价或其他生活成本过快上涨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不利于中产阶层崛起的局面。

《中国经济周刊》：有研究表明，我国中产阶层占就业人口的比例，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在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过程中，您认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辜胜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可能通过再分配中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实现，也很难通过税收杠杆来实现，政府要创造条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尽快出台土地物权法配套法规，让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使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

要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建设，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提升居民理财水平，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

要研究专利和企业家才能这两大要素通过“技术资本化”和“管理资本化”参与分配过程的有效实现形式和途径。

郑功成：不能只依靠增量，要调存量

《中国经济周刊》：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目前应该优先进行的是什么？

郑功成：当前是初次分配为重，我主张再分配优先。如果对初次分配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不仅会影响到投资，而且影响到就业。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几十年时间内形成的，调整非一人之功，也非一时之功，需要10年到20年的时间。再分配涉及到财政资源，之前的改革主要考虑到用财政的增量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所以，在再分配中，我认为改革速度应该加快，而有些部门的资源要收缩，也就是要动存量。

如果存量结构不调整，仅仅依靠增量，调整的效率就非常有限和低下，就实现不了改革目标。尽管我们的社会收入分配改革最理想是达到“帕累托最优”，就是我们在这部分好了，那部分也没有受到损害。但是在现阶段，这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在社会差距持续拉大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要动一部分利益者的利益。

《中国经济周刊》：在当前的利益格局下，我们应该先动哪一部分人的利益？

郑功成：比如，垄断企业的收益，这本身是剥夺其他部分的收益获得的；再比如靠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违法非法所得的收益；此外，还有灰色收入里面的不合法的部分等等。这些就是要被取缔的一部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要改革，就必须损害这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够弥补收入不足者的利益。

虽然改革会遇到阻力，但这也是必须的，因为一部分群体拿的收入实在是过高了。对于这些不合理的、不公正的部分，必须要削减。即使财富总量是宽裕的，这部分收入也必须要取缔。三市委书记谈收入分配改革：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江西省吉安市委书记王萍：在发展过程中，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应当引起重视。社会要公平、公正，这是最重要的体现。发展当中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改革、发展来解决的。

黑龙江省大庆市委书记韩学健：要安顿好低保群众、离退休人员以及特殊人群，在社保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上进行科学设计。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发展，创造社会财富。否则这个蛋糕很小，分起来也是低层次的。结合大庆的经验，第一，还是发展，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因素，要加快发展；第二，结合地方的实际，将中央的社会保障政策落实好。这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山东省德州市委书记吴翠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建议进一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稳妥推进“提低、扩中、控高”，增加居民收入。

一、要缩小行业之间收入的差距，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

二、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公务人员的收入差距，深入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尽快完善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

三、缩小基层与机关公务人员之间收入差距，适当向基层倾斜，激发基层干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一览消防英才网）

第三篇：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关键词】

提高劳动报酬 公平正义 社会和谐 【背景链接】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今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把收入分配提到了非常突出位置，既是对收入分配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也是要解决社会实际存在的突出问题。

【标准表述】 [权威观点] 中国要认真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就是逐步提高两个“比重”，一个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第二个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两个比重都是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蛋糕’分好。”

——温家宝 [原因] 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之间不仅在居民收入水平上差距明显，而且在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差距。

二是行业收入差距。导致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垄断及不公平竞争的存在。

三是地区收入差距。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而且这一差距还呈现逐年加大的趋势。

[深度分析] 收入分配问题，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但实际上与一定时期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往往是紧密相联的。

从社会问题看，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科学，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还能够减少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和稳定器。反之，就会诱发、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

从政治问题来看，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不仅体现着政府的政策导向、价值目标等，而且也直接检验着其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合理性。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群体性事件增加，甚至会直接威胁到政治稳定。

[措施] 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势必引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问题，也会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整顿和规范初次分配秩序。

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消除行政性垄断。另一方面，强化劳动法令执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积极推进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第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积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

一方面，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与努力创造就业岗位结合起来，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城镇化，逐步减少农村人口，以增加农村人均土地拥有量和农产品需求量，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

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加强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或就近就地转移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四，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分类所得税转变为综合所得税，并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从农村居民最需要的方面入手，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保障农村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和农村居民的医疗需要。逐步建立面向所有城镇劳动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句话点评】

遏制收入差距拉大趋势，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的必然要求。

文章来源：商洛人事考试网（shangluo.offcn.com）

第四篇：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

热点分析

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待改革的体制性因素所致，是分配关系扭曲的重要表现。其中在非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方面，政府的“缺位和越位”贯穿始终。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工会组织徒具形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以及“农民工”工资长期被压低的现象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机制的缺乏。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在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往往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的参照，大部分垄断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给行业的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五是缺乏对资源配置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国在体制转轨中虽然大幅度减少了行政性资源配置，但在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下，行政性资源配置的权力具有了“价格”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产品“双轨”价差牟利，到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出现大量权力市场化的现象。近年来，在城市改造拆迁和土地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圈钱”等领域，权力市场化的现象依然没有止步的迹象。这是产生灰色甚至黑色收入的根本原因。

对策链接

2009年7月4日，在首届全球智库峰会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分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指出，下一步国家将考虑从五个方面促进收入分配改革，其根本点在于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并做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

第一，增加劳动力收入。

第二，加强城市化进程，形成有利于国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城乡差距是造成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原因，而这与城乡二元结构有关，因此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还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第三，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据测算，工资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为65%左右。因此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企业薪酬形成机制非常必要。

第四，健全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加大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助帮机制。

第五，加强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环节，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运转化。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研究推进收入与分配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税收再分配环节。

延伸阅读

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

邹东涛

一、理性分析收入差距与贫富矛盾

收入差距的扩大、贫富矛盾的加剧，是近年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对这一问题必须冷静思考、分析和处理。

（一）关于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首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为0.18，现在已接近0.5，而基尼系数的国际警戒线是0.35—0.4。这成为媒体炒作最热的问题之一。作为清醒的学者、官员和媒体对此都应该冷静点。首先应当认识到，与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条件下的绝对平均主义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加，这是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其次，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还不是全局的，“奔腾式”的甚至是“对抗性”的矛盾。其三，对于已经存在的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拉大的严重问题，国家绝不能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必须高度关注。其四，面对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但在舆论上切不可盲目和过度渲染，因为过度渲染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对现存的问题和矛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但不要搞民粹主义

处理好收入分配关系，协调收入分配的过大差距，实现贫富和谐，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弱势阶层的过低收入和贫困状况。同情社会弱势阶层，是社会公众一般的心理趋向，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人文关怀优良传统的表现。但高度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要谨防“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Populism，也可译为平民主义)是在19世纪俄国出现的一种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其基本理论包括：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极端强调平民的利益、意见、公决、创制权等。这里在分析收入分配关系中借用“民粹主义”的概念，是指反对收入分配差距、绝对“妖魔化”富人、否定市场竞争、崇尚平均主义等逆市场机制的思潮。

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的目标，必须把握好两点：一是收入分配的公正原则，而公正首先来自符合效率原则的初次分配；其次是收入分配的机会均等原则，而机会均等原则首先是市场竞争机会的均等。只有牢牢把握这两个原则，才能确保财富持续充分涌流的源泉永不衰竭。如果国家政策过度向社会弱势阶层倾斜，让“怀弱”极端为“民粹主义”，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益，减少财富增长，最终不利于解决社会弱势群体问题。

（三）调节收入分配，关注弱势群体，实现贫富和谐，首先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大的作为。而政府要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不能“东按葫芦西按瓢，眉毛胡子一把抓”，首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我在1999年提出了“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人跟着利益走，利益跟着制度走”的观点，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不仅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财富分配、协调利益关系、促进贫富和谐的关键。这就要全力打造全社会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利益表达的机制，利益的谈判和博弈机制，利益冲突的解决机制等。从我国现实存在的严峻问题来看，首先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官民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解决廉政问题，从而在民众思想深处消除“仇官”心理(实际上是“仇腐”心理)；二是从制度上解决各级官员的勤政问题，真正为民众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带来看得见的利益。

第二个方面是要为解决城乡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制度上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取得实效；二是从制度上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农村人口平稳有效地向城市转移。

第三个方面是要为解决行业间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着力解决行业垄断问题，切实打破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第四个方面是为解决劳资的利益矛盾进行有效的制度化安排。这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逐步提高劳工最低工资保障线和强化对高收入的税收监管，从制度上解决劳资收入悬殊问题，从而在劳工思想深处消除“仇富”心理；二是完善工会制度，加大工会工作的力度，从制度上解决劳资的对话和劳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三是鼓励和提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努力促进劳资和谐。

第五个方面是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积累，加速和加大力度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等。

第六个方面是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捐赠制度，让有钱人广泛地、自觉地参与到构建贫富和谐的工作中来。

通过这一系列与收入分配有关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一方面，使“贫有保底”，从而“贫而不穷”；另一方面，使富者遵守各种社会规则，具有博爱和人文主义思想，长期坚持不懈地履行社会责任，多行善举，关爱社会弱势群体，从而降低、平抑和化解社会矛盾。只要这些做到了，贫富同舟共济，促进社会和谐，不仅是必须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二、关注公平不能向效率开刀

由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贫富矛盾的凸现，不少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提出了质疑，好像收入差距拉大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效率优先”造成的。如果是这样，就得降低效率了。但我们可以冷静地想想：我国的效率是否真的很高了？绝不是。因为迄今为止，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和资金产出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而单位GDP增长的资源消耗率则大大高于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

我认为，国家和社会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只有公平了才能实现贫富和谐，但关注公平，实现贫富和谐，绝不能向效率开刀。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我们不能一般地反对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是激励效率的重要杠杆。而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不是要消灭收入差距，而是要调节收入差距，取缔非法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平抑社会矛盾。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保持一定的竞争性差距，以便刺激效率，促进发展。否则，实现平等和贫富和谐必定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中国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的普遍难题和顽疾是经济效率低下，因而改革伊始我国就正确地提出和实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但收入差距控制在多大程度既有利于保持经济效益，又不损害社会公平和影响社会稳定，这不仅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对于这些，该是什么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构建贫富和谐就把矛头指向实行了20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和崛起的文明古国，永远不能忽视公平，但一天也不能没有效率。

“平均主义”不利于提高效率，而“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这是所有国家的历史实践都证明了的。比如说，勤劳人效率高，如果勤劳人的回报与懒惰人一样，这也是不公平的，结果会造成人们不愿意勤劳。因此要“奖勤罚懒”，而奖勤罚懒必然造成收入差距。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就是立足于提高效率。但是，单认清这个问题还不够，我们还要客观地分析“公平”。公平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有利于激励效率，而结果公平（比如不管工作干的好坏收入都一样），必然会严重影响效率。经济学天生关注效率，社会学天生关注公平，这是学科分工使然。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使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达成“共识”：“公平是相对的，社会可以接受的差距就是公平的”。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不能归结为“效率优先”，但并不是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完全凝固不变，而是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实际情况的变化与时俱进。

过去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是因为鼓励效率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还需要政府在推进效率方面发挥有力作用；二是我国当初平均主义还比较严重，需要打破。而今天的情况则大大变化了。市场作为激励效率的力量已经初步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用更多的精力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和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因此，“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客观上将转变为“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

有的学者提出“初次分配领域效率优先，再分配领域公平优先”。这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资本的主导者可能以强势地位故意压低甚至拖赖打工者工资，这在初次分配领域是难以自发解决的，必须由政府监管和干预；二是初次分配领域的高效率，不一定都带来宏观经济的高效率，可能还会冲击和影响宏观经济效率，这也必须依靠国家干预。因此，“政府主要管公平”，既包括再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也包括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和效率。但对初次分配领域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而不能干预微观经济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五篇：收入分配问题

 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最敏感）

1.现状：

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存在一系列问题：初次分配不太合理；二次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六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到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2.措施：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

通过扩大就业、建立农民增收减负长效机制、健全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标准等举措，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制度。

健全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地区津贴补贴标准，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实行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制度。

加强企业工资分配调控和指导，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

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确定管理者与职工收入合理比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调整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完善并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

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保障所有者权益。

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征管和调节。

大力发展慈善事业，树立民众的慈善公益理念，完善和规范相关的捐赠政策和法律制度，壮大慈善组织，形成有效的第三次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