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第一篇：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

来源：《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6-63页)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

（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当着红军占领遵义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开幕，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注【林指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聂指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彭杨（注【彭指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杨指杨尚昆，一九○七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委员。】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注【这一段话是原提纲中的。这里所说的今天来观察，是指写传达提纲的时候。）

二、检阅反对敌人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A)扩大会议认为四次“围剿”粉碎以后，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是正确的。政治局扩大会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客观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显著的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这些原因中的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了主观的指挥上的错误，当然也不曾明显的把这个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这在客观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扩大会议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区来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后方工作是模范的，必须奖励的。但是正因为国内战争中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党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军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蒋介石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主力红军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川黔滇湘活跃着发展着。相反的在军事的力量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的一年半的血战，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削弱了。

扩大会议认为中国苏维埃运动决不是低落，相反的依然是发展的。几个苏区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的活跃，以及反帝运动的高涨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全国经济的破产。中国苏维埃运动有着浓厚的历史的泉源，中国苏维埃运动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B)为什么说军事指挥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把五次“围剿”起至西征到遵义分成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朋口战争及与十九路军订定作战协定以前。

这个时期，首先在东黄陂战争胜利以后（粉碎了四次“围剿”），因为当时对于胜利的估计不足，把红军主力停留在北线上一个短时期，以后向着闽江活动来开辟东战场是对的，朋口战争胜利了，这都是对的。这个时期一般的是指挥正确的，但是极大的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起，到十九路军的失败与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

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作战协定，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当时我们非但没有出建黎泰去侧击向延平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向着赣江活动，等到后来洛甫同志（他是军委的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时，再把红军向东到永安、沙县时，福建的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在自己的掌握中组成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同时在个别指挥员的贻误之下失守黎川。

政治局扩大会认为这个时期，如果我们在军事上能够正确的指挥，那末我们完全有可能粉碎五次“围剿”，国内形势将成另外一个局面，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

这一时期是五次“围剿”战争中最残酷的战斗的时期，敌人用最大兵力压迫我们于苏区内部。同时，我们严重的指挥上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与敌人翼侧的活动，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我们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这个战术完全暴露我们的主力，完全在敌人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目标的配合步兵师团向我们进攻。结果，我们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这对我们是不利的），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我们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使我们在敌人的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敌人以几倍于我们力量向我进攻时依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建泰广昌）。“短促突出”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太阳嶂战斗、石城战斗，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的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十三师在兴国城市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开始西征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是错误的，已如前述，不再重复。

总括上以四个时期来看，当时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

(C)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军事指挥上所采取的战略是单纯防御路线。这个战略之政治来源，是由于对我们可以战胜敌人的堡垒主义，没有信心。

这种单纯防御路线实际就在：

(a)拒绝运动战与在敌人的翼侧的活动。

(b)企图以赤色堡垒的消耗战来保卫苏区。（把不失去一寸苏区土地的口号在战术上机械的运用）。

(c)敌人分六路进攻，我们也分兵抵御。这样就不仅居于被动地位，而且使我们主力不集中，各个战线上力量薄弱而处处受敌打击。

如果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但是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而且还不很少的。正因为我们采取的战术是敌人一出动--三里五里--即对敌进攻，这样使敌人更加小心而步步筑堡垒。在五次战争开始时敌人的堡垒还是十里一个十五里一个，因为我们的“短促突击”的结果，使敌人懂得在一里路的距离中筑上三五个堡垒。譬如：龙岗战斗，敌人才伸出五里路，我们即出击，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使敌人立即迅速的退回堡垒的据点，结果可以大胜的战斗，只能俘获一营敌人。这种类似的战役不能胜数。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即在退出苏区以前不久之东方战线上打击李延年纵队之温坊战斗是极大的胜利（俘获人枪千余），但是这个胜利的获得，正是由于一军团首长不照军委命令--死守温坊来打击敌人--而自动的进行机动，从温坊退进苏区二十里路（可是他们恐军委的责备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才能使敌人大胆前进，远离堡垒，而给以打击。至于后一时期只在分兵抵御，除了七军团之抗日先遣队北上外，其他在敌人翼侧后方的活动，完全没有。

至于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拚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

分兵抵御的办法，不仅使我们完全居于被动地位，常被某一战线上的敌人佯攻吸引红军力量，而在其他战线上进行强攻，不仅使红军部队疲于奔跑，而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而且不合目前国内战争红军处于内线作战，必须集中主力--集中优势兵力去打击敌人的弱点--来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的原则的。因为分兵抵御而不能集中主力，所以许多战役不能得到应有的胜利。就是温坊战斗以后，敌人的两个师迅速的增援--继续冒险前进--因为我们的其他军团没有集中，不曾取得继续的可能的胜利。

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扩大会议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一切动摇、悲观、失望的分子，与前进的布尔什维克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扩大会议指出反对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时，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

(D)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华夫即A名，常用此名在军委刊物《革命与战争》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短促突击”的文章）。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

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

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而写的提纲。提纲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日期尚难确定。长征时期，陈云同志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卫戍司令部政治委员渡河（指金沙江）司令部政治委员等职。】

第二篇：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九八三年二月)

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九八三年二月）

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下简称遵义会议），是我党的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对这次会议的一些重要情节长期未弄清楚，以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把党史资料立好，立准确”，我们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现报告如下。

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除原有的遵义会议的决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之外，在这次调查过程中，陈云同志还证实了《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以下简称陈云同志手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件为弄清楚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遗憾的是，会议的一些其他重要资料，如博古同志的报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发言的文字记载尚未找到，有待于继续收集。

此次调查，在中央组织部、中央档案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贵州省有关部门以及遵义会议纪念馆等单位的配合和协助下，经过反复核对考证，初步弄清了下列几个问题。

一、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

遵义会议决议上注明，该决议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但是，当年的有关资料证明，这个时间是不准确的。

从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以及中央领导同志进入遵义的时间来看：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二十一时十分，军委电报通报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我二师今二时（按：七日晨二时）已袭占遵义”。同日二十三时，再次电告各军团：“总司令部决九时（按：应为八日九时）移至遵义城”。

一月八日，军委主席朱德又在《关于我军九日行动部署》电报中说：“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同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九日进驻遵义城的通令，颁发了口号和进城的八项注意。

军委进驻遵义后，一月十日五时四十分又电告各军团：“军委纵队昨日（按：九日）进驻遵义，将继续留此工作。”

我军占领遵义及中央领导同志进驻遵义城的时间，在敌伪资料中亦有记载：

当时任贵州邮区邮务长的王庆云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密报称：“遵义一月七日失陷”【注:据贵州省档案馆提供的资料。】；伪遵义县县长徐道伟在呈文中也说：“至（六日）午夜十二时......新城失陷，始由老城北门撤退”【注:据贵州省档案馆提供的资料。】。

当时在湘黔边境追堵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师甘丽初部呈报称：“一、三、五、八、九军团一月三、四日由瓮安窜遵义，七日进陷遵义”。“毛泽东九日到遵城。”【注:引自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二辑第三十九册第３８９３-１页。】国民党“追剿”军第二兵团总指挥薛岳，黔军副军长侯之担等在当时的有关文件、电报中所谈我军占领遵义的时间皆与上同【注:薛岳在一九三六年冬写的《剿匪纪实》一书中说：红军“二十四年一月七日陷遵义。”（《黔滇川南追剿》第７页）候之担在电文中谈到红军“渡乌江后，担部不得已，退至湄潭老岩一带，死守待援，死守待援，匪节节进攻，担部以孤军固守遵义，至鱼晚（按：即六日晚），终以众寡不敌。担乃率部背进娄山关之线......”（引自胡羽高编《共匪西窜记》第２７４页，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贵阳羽高书店发行。）】。

上述资料说明，我军是在一月七日占领遵义，总司令部于八日移至遵义，军委纵队则是在九日进驻遵义的。当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同军委纵队行动，因此，在一月九日之前是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的。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应为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依据如下：

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中央以“恩来”的名义发出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是目前找到的唯一正式通知。

陈云同志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会议从开幕的一月十五日起，经过三天，决议通过的日期应为十七日。这个时间，在军委机要干部伍云甫同志的长征日记中亦可得到印证。伍云甫的日记中记载：“二月十日阴。驻扎西（即威信县）。上午九时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洛甫报告五次'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即一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注: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二辑第１３页，一九八○年十二月第一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出版．】

此外，当时军委发给各军团首长的电报亦可作为参考：

一月十四日十四时，军委电示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未回部队前，该军团“统归左参谋长朱主任统一指挥。”一月十五日，一军团即以朱（瑞）、左（权）的名义开始向军委报告战况。

由于一军团林、聂，三军团彭、杨已先后离开部队，军委于一月十四日至十七日二十三时前，中断了给他们的电报。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同志因故迟到，参加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军委一月十六日二十四时，也中断了给他的电报。会议中间，彭德怀同志因黔敌进攻，提前返回了部队。会议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各军团首长除林、聂外，均开始陆续返回部队。从一月十七日二十三时起，军委又开始恢复发给彭德怀、杨尚昆和李卓然同志的电报。

至于遵义会议决议上为什么标明该决议是在一月八日通过的，现在尚未查清。陈云同志手稿中说：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这就说明，决议由洛甫写成文字是在会议之后了。当时戎马倥偬，事后标错日期是可能的。建议今后重新刊印遵义会议决议时，加注予以说明。

二、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以及他们在党内外的主要职务

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邓小平、伍修权同志和李德列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人员以及他们在会议前的党内外主要职务是【注:系根据陈云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所写的《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届政治局委员名单》，并参照本人的简历和一九三五年一月前后党中央、军委的文件电报以及一些老同志的回忆。】：

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 德【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函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朱德同志是政治局的正式委员（见会议记录）”。陈云同志一九四一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写的《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届政治局委员名单》所列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朱德同志的名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云同志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函中再次证明朱德同志为政治局委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 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洛 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 古）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注:博古的“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职务，系根据《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一九**年四月第一版）第１，０００页上的注释。长征开始时博古同志为“三人团”成员--见博古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稼祥【注:据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年四月八日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称：“陈云记得稼祥在遵义会议补为正式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同志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期间的简历表中也填写：“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 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函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见政治局会议记录）”。陈云同志一九四一年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写的《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届政治局委员名单》所列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刘少奇同志的名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陈云同志给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复函中再次证明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同志的其他职务引自中国革命博物馆一九八○年四月编印的《刘少奇同志生平活动年表》第８页。】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为八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凯 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九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 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 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 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中央候补委员、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 五军团政治委员

邓小平《红星报》主编【注:引自伍修权同志《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其中写道：“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原载《星火燎原》季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第２４页，战士出版社出版。】

李 德 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 翻泽

未参加会议的军团首长，除九军团外，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同志亦未出席这次会议【注:关于董振堂同志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的主要依据是：１、陈云同志手稿所记载的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中没有董振堂；２、董振堂与李卓然当时同为五军团负责人，中央一月十三日通知李卓然、刘少奇去遵义开会的电报中并没有提到要董参加；３、遵义会议期间，军委发给五军团的多次电报，指名给董振堂同志；４、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杨尚昆、李卓然和当年在军委总部工作的叶剑英等同志都证实董振堂同志未出席遵义会议。】。

三、遵义会议前的酝酿情况

早在反五次“围剿”时，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就曾提出过许多意见。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注:即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遵义会议决议也指出：“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注:华夫即李德。】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注:即博古同志。】同志是徒然的。”【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６７６--６７７页，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注:引自《刘伯承回忆录》第４页，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第一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周恩来同志回忆说：“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注:据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发言。】当时争论的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的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的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６７６页，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向中央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央负责同志在途经湖南省通道县时开了会【注:邓颖超同志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二十八年党史陈列时，谈到通道会议的情况。她说：“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在长征途中是否开过黎平会议和通道会议？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黎平和通道会议”（根据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提供的材料）。另尽耙虼嗣慕ㄒ楸煌ü恕薄?*据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发言。】，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于是红军遂由湖南进入贵州。

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于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据周恩来同志回忆，在黎平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军事顾问李德要在黔东北和敌人硬拼，毛泽东同志则主张向黔北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注: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１５０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注:引自《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七册第１５１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确定了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草塘）召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虽然逐渐取得多数同志的拥护，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对此，周恩来同志后来回忆说：“从黎平往西北，辗转从黄光（？）、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在这个中间，主席就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的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很多的中央同志都站在主席方面。”【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陈云同志手稿中也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

（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６７７页，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此，我军占领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遂于遵义举行。

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四、遵义会议进行情况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

会议开始，由博古同志作了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正如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注:据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接着周恩来同志作了副报告。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陈云同志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讲话中说：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同志后来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也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当时错误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注:见《六大以来》（上）第６７７页，一九八一年二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出版。】 会上，其他同志也对博古同志的总结报告进行了批评。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会议的决议在会后由洛甫写成文字）。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而我们的突围的行动，又“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三个月的突围战役，红军“减员到空前的程度。”“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注:即李德。】

据陈云同志手稿中记载：在“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Ａ【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会议着重指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Ａ、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扩大会最后作出了下列决定： “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注:据秦邦宪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中央档案馆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

博古同志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注:据秦邦宪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中央档案馆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复遵义会议纪念馆函）。】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一个生死攸关、急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和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到中央政治上的错误，因而，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做，对顺利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动员全党团结一致去克服长征中的困难，是必要的。

五、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职务和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

遵义会议期间，中央在组织上只作了部分的调整，至于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和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则是在会议之后完成的。

（一）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问题

一九四三年博古同志回忆说，遵义会议之前，“三人团处理一切（博、李、周）”【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这就是说，当时三人团实际上是党、政、军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权力机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而周恩来同志仍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这就是在实际上取消了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但当时博古并未正式交出职务。陈云同志的手稿中提到：“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同志回忆博古同志交出职务的情况时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当时部队行进到四川、贵州、云南交界的地方，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庄子里，“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于是，“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注:引自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著《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第１４１页，一九八○年十二月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现经查明，在长征途中，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曾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宿营。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也提到这件事，可供参考。他写道：遵义会议之后，“毛只是进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本来就已是政治局委员了。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复函。】

可以认为：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在鸡鸣三省，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

经查对，当时中央并无总书记职称，洛甫和博古也未用总书记的名义。

早在一九三一年，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即决定不设总书记。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博古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向忠发被逮捕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酒店开会（明、周、卢、博四人）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复函。】

洛甫同志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自述材料中说，王明、周恩来决定离开上海，提出新中央的名单时，“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所以我记得当时特别提到无总书记问题。”【注:据中央档案馆一九八三年三月三日复函。】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在分配工作时，曾向卢福坦解释不设总书记。”【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由于博古同志的正式名义不是党的总书记，因而陈云同志手稿中只是说：“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注:博古的“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职务，系根据《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一九**年四月第一版）第１，０００页上的注释。长征开始时博古同志为“三人团”成员--见博古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注释

（九）中也说：“秦邦宪同志......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先后担任党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红色区域中央局的领导者。”【注:指洛甫。】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作常委嘛。”【注:见《中共党史资料》第６辑。】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的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其中提到：“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由此可见，博古和洛甫同志当时并没有正式用总书记的名义。

（二）关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

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注:引自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中央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给各军团的《关于设前敌司令部并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命令》的电报。】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注:今贵州金沙县城。】此时，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显然尚未成立。它究竟于何时何地成立的呢？以下的资料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三年说：长征途中，“在打鼓新场【注:据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毛周王）领导。”【注:据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四三年，周恩来同志在谈到当年撤销进攻打鼓新场敌据点的计划时说：在鸭溪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个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注:引自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注:据遵义会议纪念馆提供的资料。】二年，周恩来同志再次谈到这件事，他说：第二次从遵义出发，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敌人。“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由于“大家一致通过”，“主席那个时候只好服从”。会后，毛主席“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样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个人的小组，有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注:据张闻天同志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的自述材料。】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八日，陈云同志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时，谈到过三人小组成立的情况。他说：“成立三人小组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四渡赤水时定的。大概在打鼓新场的地方。当时大家意见很多，就搞了个三人军事小组，决议上没有。”【注:引自奥托·布劳恩著《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第１５１页。一九八○年十二月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洛甫同志在自述材料中也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注:本文所引电文，均存于中央档案馆。】

李德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第二次进遵义后，”成立一个'军事领导小组'......成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

上述材料，说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立是和第二次撤离遵义后，作出撤销攻打打鼓新场决定紧密联系着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查阅了当时部队行动的有关电报。这些电报记载：军委二次撤离遵义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一时，一军团林、聂曾发电报给军委，建议我”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按：即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十一日，军委在苟坝附近发给一、三、五军团《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的电报。电文指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军委已于昨十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动机。"＆

上述电报记载了中央军委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的时间和中央军委当时所在的地点。那时，红军处于强敌围困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亟需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以保证毛泽东同志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因而在改变进攻打鼓新场计划后即成立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一点，从毛泽东、陈云同志的讲话中可以看出，特别是在周恩来同志的两次讲话中说得更为清楚。

据此，可以认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的。

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遵义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为中国革命开辟了走向胜利的航道。

《中共党史研究》198317

第三篇：传达提纲

会议精神传达提纲

2008年底，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连续召开几次重要会议，今天将会议精神做一下集中传达。

一、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11月6日至7日，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联合召开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省委统战部张传林部长，省工商联王乃静主席、孙传宏书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传达了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的主要精神集中体现在几位领导的讲话中。

（一）张传林同志讲话主要精神：

张传林讲话共有五部分组成：一要充分认识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

二要进一步明确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任务。

三要积极探索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一是强化教育培训。二是抓好政治安排，三是推广典型经验。四是丰富活动载体。五是加大宣传力度。

四要不断改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一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二是以人为本，体现关怀。三是虚实并举，搞好服务。四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五是区分层次，分类指导。

五要切实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领导。一是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二是形成合力，建立机制。三是建好队伍，提供保证。四是转变作风，务求实效。

（二）孙传宏同志讲话主要精神：

孙传宏同志在讲话中首先回顾了近年来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情况，主要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强守土有责的责任意识，把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履行职责的工作主线。二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握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方向。三是注重以人为本，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四是加大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建设力度，夯实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基础。五是重视加强理论研究阵地建设，把握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性、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孙传宏同志要求做好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扣促进科学发展来进行，努力开创新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

二、全省工商联组织工作会议和省工商联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12月2日上午，全省工商联组织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工商联王乃静主席、孙传宏书记出席会议并作讲话。

王乃静指出，加强和改进工商联组织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形势的客观需要；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完成新时期工商联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

王乃静强调，加强和改进县级工商联组织建设，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突出重点，继续壮大会员和积极分子队伍；二是着眼长远，切实抓好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三是因势利导，扎实推进基层和行业组织建设；四是抓住关键，加快实施规范化管理；五是注重实效，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六是勇于实践，进一步推动工作创新。

孙传宏指出，加强和改进工商联组织建设，是新时期工商联全面完成历史使命的重要保证。要正确理解和把握以下“四种关系”：一是上级机关指导和当地党委领导的关系；二是统战部与工商联的关系；三是党内干部和党外干部的关系；四是专职主席和企业家主席关系。

孙传宏强调，要加大措施，切实抓好行业商会和乡镇商会建设。一要抓好班子。要指导和协助商会配齐配强领导班子。二要健全制度。要指导商会进一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通过制度的规范完善，提高商会的自律能力，确保商会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原则健康发展。三要搭建平台。要鼓励商会根据会员的特点和需求，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积极搭建工作载体和服务平台，促进商会和会员企业健康发展。四要创建品牌。要支持和引导商会从行业实际出发，顺应会员的需求，创建工作品牌，用品牌凝聚人心、汇集力量。

孙传宏强调，工商联事业要健康发展，一要建立健全表彰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好先进典型的激励带动作用；二要建立健全部门协作机制，为工商联事业的长远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要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机制，努力建设一支勤奋学习、业务精良、求实创新、团结奉献、廉洁自律的干部队伍；四要建立健全观摩交流机制，推动全省县级工商联之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孙传宏要求，省市工商联的领导干部必须转变工作作风，要重点做到“三个转变”：一是观念转变。二是思路转变。三是方式转变。

12月2日下午，省人事厅、省工商联在济南联合召开全省工商联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市工商联被授予“山东省工商联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莱城区工商联主席王庆喜被授予“山东省工商联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省人事厅副厅长杨喜坤也出席了会议。

三、省工商联第十一届三次执委会会议

12月29日，省工商联十一届三次执委会议在济南召开。省委副书记刘伟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统战部张传林部长出 席会议。省联王乃静主席作工作报告。孙传宏书记主持会议并作了总结讲话。

会上表彰了改革开放30周年山东民营经济最具影响力人物，全省工商联系统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民企帮村”十佳示范企业和优秀企业，全省工商联系统先进单位、五好商会和先进工作者，省工商联信息、宣传报道工作先进单位等。我市泰山钢铁集团董事长王守东、固德化工董事长翟君被评为改革开放30周年山东民营经济最具影响力人物，泰丰纺织集团董事长刘庆平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民营企业家。会议精神主要体现在几位领导的讲话中。

刘伟在讲话中指出，2008年工商联组织为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新的贡献，取得了新的成绩。一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扎实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工作；二是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全省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壮大，非公有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和产业带动能力明显提高；三是紧紧围绕大局开展工作，成功举办了第六届海内外知名企业家“齐鲁行”、“民企帮村”、“民企助学”等活动，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各级工商联和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不忘回报社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抗震救灾和奥运会成功举办作了重要贡献；五是各级工商联组织自身建设取得了新进展，领导班子、基层组 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刘伟强调，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们要全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峻挑战、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当前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传统发展模式之“危”、科学发展模式之“机”，经济低迷时期往往是企业全面提升的最佳时机。希望我们企业家既要正视困难，又要坚定信心，特别要善于危中求机，把这次危机作为强身健体、加强内部管理的机遇，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的机遇，在加强科学管理上下大功夫，在产品优化升级上下大功夫，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下大功夫，在强化市场营销上下大功夫，不断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刘伟要求，全省工商联组织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把思想统一起来，把力量凝聚起来，把责任担当起来，努力把工商联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得更好，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重要的贡献。

刘伟强调，当前工商联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各级党委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工商联工作的领导。把工商联工作作为事关全局的一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听取汇报，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要认真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坚持依法办事，坚持不折不扣 地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努力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要充分发挥工商联的作用，把政府部门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民间性经济事务，放权给民间商会等社会中介组织

王乃静主席在讲话中简要回顾了2008年工作情况；并就当前经济形势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延长民营企业寿命的“八大处方”和民营企业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八项措施”。针对明年的工作，王乃静强调，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结合实际，着力抓好服务、培训、维权，做好“五个借力”（借新闻媒体之力、借会员企业之力、借高校人力资源之力、借上级工商联之力、借党委政府机关之力），创新服务手段，提升服务成效，进一步增强工商联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努力开创全省工商联工作新局面，为落实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新要求，建设经济文化强省做出更大贡献。

孙传宏同志就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做好明年工作强调：一要牢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宝贵经验，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要深刻认识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切实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清醒头脑，把握契机，抓住机遇，攻坚破难，乘势而上。三要紧紧围绕大局谋划工 作，强化服务大局意识，重点突出服务经济建设、服务基层、服务会员，努力在服务大局中尽职尽责。四是要坚持解放思想，不断创新，通过创新来推动工作。五要坚持统筹兼顾，抓好大事，着力开展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更加重视思想政治建设，大力抓好组织建设，切实加强调查研究。六要加强自身建设，着力在思想建设、能力建设、机制建设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机关干部的综合素质。

第四篇：传达提纲

全县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和开展效

能风暴行动动员大会精神传达提纲

6月20日、21日，县上先后召开了全县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动员大会和全县开展效能风暴工作动员大会，我和张书记共同参加了这两个会议，现就两个动员大会精神做一传达。

一、全县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动员大会精神

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动员大会由宋县长主持，县纪委白书记做了《全县全面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实施方案》的说明，我镇、县法院、国土局3个单位作了交流发言，县委陈书记作了重要讲话。

陈书记指出，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是党中央和省委在新的形势下，构建惩防体系、有效预防腐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规范权力运行、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现实需要。陈书记要求，要认真把握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明确目标任务。着力在教育引导上下功夫，切实筑牢思想防线；着力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确保权力规范运行；着力在风险排查上下功夫，做到重点防控到位。着力在创新手段上下功夫，推动防控科学有效，努力提高廉政风险防控的整体水平。陈书记强调，廉政风险防控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和专业性很强 1的工作。各级党政组织必须切实承担起对本乡镇、本部门、本单位推进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领导责任，抓好督促检查、舆论引导，严格考核问责，采取有力措施，扎实有序推进，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会议最后，宋县长要求我们要快速反应，及时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结合实际，全面落实廉政风险防控措施；靠实责任，确保风险防控工作取得实效。

二、全县开展效能风暴行动动员大会精神

全县开展效能风暴行动动员大会在县影剧院召开，参加全县效能风暴行动动员大会的有全体县级领导干部，各乡镇党委书记、镇长、纪委书记，县直各部门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大会由县委副书记陈军江主持，会上，县纪委白书记就《全县开展效能风暴行动实施方案》做了详细说明，县委陈书记做了重要讲话。会议精神主要体现在陈书记的讲话上。

讲话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效能风暴行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必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行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陈书记指出，开展效能风暴行动，是省十二次党代会立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着眼转型跨越、富民兴陇的奋斗目标，针对全省机关效能建设和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的一项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是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十大重点行动”之一。各级各部门必须站在全县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效能风暴行

动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一是开展效能风暴行动，是加快建设梯田产业强县和生态文化名县的迫切需要。

二是开展效能风暴行动，是改进机关作风的迫切需要。三是开展效能风暴行动，是优化发展环境的迫切需要。第二部分，效能风暴行动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必须聚焦重点、主动作为，切实增强行动的针对性和创造性。

陈书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实施省委部署的“五大攻坚战”为突破口，对照《实施方案》安排的20项任务，以非常之魄力，非常之举措，聚焦重点，扎实推进，切实解决影响效能建设的突出问题，着力推动机关作风大转变、行政效能大提升。

一是把握解放思想这一“总开关”，掀起创新创业的风暴。

二是把握改革创新这一“总钥匙”，掀起兴利除弊的风暴。

三是把握优化环境这一“总窗口”，掀起提质创优的风暴。

四是把握改进作风这一“总要求”，掀起整风肃纪的风暴。

五是把握推动工作这一“总目标”，掀起提速增效的风暴。

第三部分，效能风暴行动要求严格、责任重大，必须强化措施、扎实推进，切实增强行动的实效性和长效性。

陈书记强调，开展效能风暴行动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省、市的要求非常严格。各级各部门一定要从各自实际出发，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力措施，狠抓任务落实，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一要把落实总体要求与紧贴各自实际相结合；二要把重点任务突破与统筹整体推进相结合；三要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

陈书记号召，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唱响效能风暴最强音，打好效能建设攻坚战，使效能风暴行动成为全县广大干部一项长期的自觉行动，为建设梯田产业强县和生态文化名县提供有力保障！

第五篇：传达提纲

2015年省、市、区农业农村 工作会议精神传达提纲

同志们：

按照会议安排，我就2015年省、市、区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作以简要传达。

一、2015年甘肃省农村工作会议

全省农村工作会议1月15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三农”发展的系列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十二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总结去年全省“三农”工作，深刻分析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安排部署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伟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欧阳坚主持并作总结讲话。吴德刚、马青林、王玺玉、李沛文等省领导出席会议。

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农牧厅、省扶贫办，陇南市、庆阳市，武威市凉州区、金昌市金川区作大会交流发言。

省直有关部门、中央在甘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各市(州)党委、政府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的负责同志和各市(州)委农工办主任(农工部长)，各县(市、区)委书记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2014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三农”工作坚持深化农村改革、夯实发展基础、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结构，深入实施“365”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1236”扶贫攻坚行动和双联行动，积累了成功经验，取得了显著成效。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丰”，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十一连增”，减少贫困人口140万。农业发展的好形势在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夯实自身发展基础的同时，有力促进了全省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为全省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会议指出，今年我省“三农”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稳粮增收、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总要求，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以深化改革为统揽，以调整结构为主线，努力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提高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上走出新路子、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发展富民产业上跨上新台阶、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有力支撑新常态下的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粮食产量稳定在1100万吨以上，农业增加值增长5.3%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1%左右，减少贫困人口100万。

会议强调，做好今年的“三农”工作，确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找准推动工作的着力点。要进一步深化“重中之重”的认识，真正做到抓“三农”工作力度不减，投入持续增加，政策扶持更加有力。要进一步深化对“三农”发展阶段的认识，从依靠拼资源消耗、拼农资投入、拼生态环境的粗放经营，切实转到依靠发展现代农业实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走可持续发展路子。要进一步增强“三农”可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再立新功的认识，持续巩固“三农”发展的良好形势，为全省稳增长、调结构夯实基础。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各地实际，推进改革创新，进一步释放生产力，使广大群众更好地享受改革成果。要用足用好政策，让国家政策在我省落地生根，为我省扩大“三农”投资需求，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强大推动力。要明确主攻方向，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在城乡资源要素加速流动中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会议强调，农业农村工作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创新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高农业竞争力，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是我省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重大任务。一要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着力点，围绕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推进农业集约节约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积极构建有形和无形市场结合、产地和销地匹配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强化科技支撑，推进农业机械化。二要深入实施“1236”扶贫攻坚行动。加快推进精准扶贫，做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尽快把项目和资金精准安排到村、到户、到人。抓住国家加快推进西部地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机遇，尽快制定实施方案，落实资金，因地制宜，细化措施，不断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依法依规整合各类扶贫资金，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资金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三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认真分析市情县情行情，主动应对市场变化，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深化农村改革、落实惠农惠民政策、壮大县域经济，激发内生动力，挖掘增收潜力，拓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空间。四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加快编制市县两级新型城镇化规划，并强化规划的执行力，增强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约束力。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分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待遇，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会议强调，要结合省委开展“工作落实年”活动的部署和要求，切实转变作风，确保今年农业农村改革发展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要尽快将会议确定的今年农业农村工作各项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市州和相关部门，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强化责任制度落实情况的督查评估。要巩固和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帮助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要增强法治思维，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农业农村持续向好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坚持消费导向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着力在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结构、夯实基础、改革创新、改善民生上实现新突破。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制定任务书、时间表，完善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在指导协调、督促检查、考核评估、基层保障等四个方面下功夫，确保“三农”重点工作任务全面落实。

会议讨论了《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意见(讨论稿)》，通报了2014年全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考核情况。

二、2015年甘肃省农业工作会议

1月16日下午，2015年甘肃省农业工作会议在兰州召开。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14年全省农业工作，安排部署2015年的重点任务。

会议指出，2014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农牧部门迎难而上，扎实工作，全面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认真组织实施“365”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积极稳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多措并举、真抓实干，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实现了稳中有进。预计农业增加值增速达到5.6%；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增速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个百分点，高于GDP增速3.5个百分点，为新常态下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供了重要支撑，增添了底气。

会议指出，促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应当切实尊重客观实际，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市场规律。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把握，因地制宜，统筹推进，不能下指标、不搞“一刀切”。

会议指出，今年全省农业工作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围绕“稳粮增收调结构，提质增效转方式”的工作主线，坚持稳中求进，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努力培育农业经济新增长点，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着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有力支撑。主要预期目标是，粮食产量稳定在1100万吨以上，农业增加值增长5.3%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1%左右。

会议强调，农业现代化是甘肃省“四化”同步的短腿，也是全省经济社会转型跨越最薄弱的环节，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制约短板。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农业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内部动因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面临着一些难得的机遇。各级农牧部门面对新常态，要准确把握新形势，科学应对新挑战，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要坚定信心、顺势而为、科学应对，全力推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增效由注重发展一产向一二三产业并重转变，农产品由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并重转变，农业经营由家庭经营向家庭经营和多种经营形式并重转变，农产品营销由注重国内向国内国外并重转变，农业产业化投入由注重财政投入向财政投入与社会资本并重转变。

会议指出，2015年，全省农业工作的要积极稳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毫不松懈抓好粮食生产，着力发展现代畜牧业，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切实加强现代农业支撑能力建设，全面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动物防疫工作，切实加大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全力抓好农业生态保护工作，着力加强农业法治建设。

会议要求，新的一年，全省各级农牧部门要围绕中心任务不放松，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有力的措施、扎实的作风，推动工作全面落实。加强自身建设，创新工作思路，全面抓好落实。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开局之年，实现今年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目标，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意义深远。全省各级农牧部门要紧紧抓住农业转型发展和提质增效的有利时机，把农业发展的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会议通报了农业部等国家有关部委的重要表彰文件和示范县认定情况以及2014年全省农业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张掖市、天水市、庆阳市、定西市、兰州市、陇南市、酒泉市、白银市，金昌市金川区作大会交流发言。

三、2015年张掖市农村工作会议

1月26日，张掖农村工作暨扶贫开发会议召开。会议书面传达了中央及全省农村工作和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书面讨论了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意见（讨论稿）》，全面总结了2014年全市农业农村及扶贫开发工作，并就2015年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副书记万泽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惠琴、副市长王海峰、市政协副主席张稔农出席。

万泽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科学认识和把握农业农村发展形势，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要求上来，坚定信心、迎接挑战，适应新常态、抢抓新机遇，奋力推动农业农村工作实现新的更大的发展。要按照转方式、调结构、夯基础、促改革、惠民生的要求，调优农业结构，突出改革创新，加大项目争取，着力惠及民生，攻坚克难，确保全面完成“三农”重点任务。各县区、各相关部门要在指导协调、督促检查、考核评估上下功夫，勇于担当、锐意进取，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确保完成预定目标任务。

王海峰就做好2015年农村暨扶贫开发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要把着力点放在抓加工、抓市场、抓品牌、抓服务上，扎实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传统农业转型升级；要积极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要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要持续改善生产条件，夯实农业发展基础；要扎实推进扶贫攻坚行动，稳定实现脱贫目标。

会上，民乐县政府、市畜牧兽医局、肃南县农牧委、山丹县位奇镇政府、临泽县平川镇三二村等部门单位的7名代表结合各自实际，就现代畜牧业发展、扶贫工作、打造美丽乡村等作了大会交流发言。

三、2015年张掖市农业工作会议

1月29日下午，张掖市农业工作会议在甘州区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省、市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分析2014年农业工作，安排部署2015年重点工作，动员全市农业系统干部职工积极攻坚克难、开拓创新，为建设现代农业强市做出新的贡献。1月29日，市农业局组织召开了全市农业工作会议。市农业局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机关及下属各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县区农（牧）业（局）委员会、农技、经作、种子、经管等部门负责同志16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对2014县区农业重点工作责任书考核情况进行了通报，对全市农业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全面总结了2014年全市农业工作，安排部署了2015年的重点任务，签订了2015年全市农业重点工作目标责任书，六县区作了大会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去年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农村、农业工作会议精神，立足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农村美起来，秉持“节水、绿色、高效、安全”的发展理念，以农产品安全大市建设为引领，在节水上下功夫、绿色上作文章、特色上谋发展，着力强化政策、科技、设施、装备、人才和体制支撑，全市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全年实现农业增加值97.13亿元，增长5.4%；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489元，增长12.1%；粮食总产达到132.6万吨，增长3.5%，实现连续13年稳定增产。主要呈现出七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积极引导农民调优种植结构，特色优势产业稳步壮大；二是加强 “三品一标”认证工作，农产品安全大市建设成效突显；三是积极开展试验示范工作，农业科技支撑能力进一步增强；四是积极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农村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五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稳步推进；六是农产品营销体系不断完善；七是加大农业项目争取力度，农业发展基础进一步改善；八是机关作风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农业信息化、行业安全监管、农业应急管理等工作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会议指出，农业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国家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得益于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帮助，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各级农业部门的共同努力，更得益于全市广大农业工作者的顽强拼搏、扎实工作。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农业工作中依然存在诸多突出问题：一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较小，小农经济特性突出；二是农产品市场行情起伏不稳，农民持续增收压力较大；三是农业产业化水平不高，产品营销渠道不畅；四是玉米种子市场秩序混乱，威胁国家级玉米制种基地安全。

会议指出，我市农业经济在全省居于领先地位，发展现代农业潜力十分巨大，实现农业大市向农业强市转变的前景非常广阔。但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市农业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内部动因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面临着一些难得的机遇。各级农业部门面对新常态，要准确把握新形势，科学应对新挑战，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我们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增强应对的底气和信心，全力推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新趋势：一是农业增效由注重发展一产向一二三产业并重转变；二是农产品由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并重转变；三是农业经营由家庭经营向家庭经营和多种经营形式并重转变；四是农产品营销由注重国内向国内国外并重转变。

会议强调，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好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全市农业工作的基本思路是：按照“转化增值调结构、提质增效促增收”的总要求，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以建设现代农业强市为目标，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和绿色安全农产品基地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步伐，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主要预期目标是：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稳定在38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稳定在12亿公斤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1%以上，农业增加值增长5.3%以上。重点抓好八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按照市场引领、基地支撑、集群发展的原则，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二是充分发挥我市农业资源丰富、特色优势突出的特点，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着力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三是按照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四是着力提升科技支撑能力，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五是围绕绿色安全农产品基地建设，全面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六是加强农产品营销促销，加快形成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的农产品营销网络；七是加大各类项目和资金争取力度，以项目支撑现代农业发展；八是按照“稳定农业、提高牧业、拉高劳务、扩大非农产业”的思路，进一步加快农民增收步伐。

会议要求，全市农业系统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各项中心任务不放松，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扎实的作风，确保各项任务全面落实。一要加强自身建设，二要创新工作思路，三要全面抓好落实。各级农业部门要紧紧抓住农业转型发展和提质增效的有利时机，把农业发展的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努力开创全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四、2015年甘州区农村工作会议

2月9日，全区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张健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玉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书面传达了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副区长张兴锋总结了2014年农业农村工作，安排部署了2015年农业农村工作。区农业局、沙井镇、绿涵蔬菜专业合作社等6个单位负责人做了大会交流发言，区委农办、明永乡、前进牧业等8个单位做了书面交流。区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掖滨河新区暨张掖国家湿地公园管委会主任朱乔正，区政协主席王洪德及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和区人大、区政协分管联系领导出席会议。各乡镇、张掖工业园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农业工作领导及各村党支部书记；区属相关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区委农办及区农业、林业、畜牧、水务、农机等部门班子成员和基层各站所负责人；部分龙头企业及专业合作社代表参加会议。

张健在讲话中指出，做好“三农”工作，必须进一步强化“重中之重”的思想组织保障。全区各级党政组织要始终把抓好“三农”工作作为事关全局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自觉担负起领导农业农村发展的重任，在各个层面、各个方面体现“重中之重”的要求。各乡镇要切实把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注重在产业培育和群众增收上挖掘新潜力、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上寻求新突破，推动农业农村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各涉农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职责，在政策制定上多出真招实策，在财力物力保障上多拿真金白银，在干部配备上多派精兵强将，做到重农助农力度持续加大、支农强农保障不断强化、惠农富农效果更加突出。区属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将工作领域向农村覆盖、资金投入向农村倾斜、服务职能向农村延伸，确保今年各项工作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张健强调，做好“三农”工作，必须进一步强化“助力三农”的基层基础保障。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专业合作社、产业协会等经营主体党建工作，选优配强以书记队伍建设为重点的村干部队伍，加大党员教育管理，进一步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深化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进一步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新农村建设注入生机和活力。要加快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不断深化“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加大党务村务公开力度，依法推进农业综合执法，把农业农村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要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切实加强农村环境污染综合预防和治理，打造庭院生态良好、村容容貌整洁靓丽的生态文明新村。要扎实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拆迁、小康住宅楼建设、制种玉米款结算兑付等方面监督审计，坚决查处发生在农民身边的不正之风、腐败问题和加重农民负担行为，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农村发展环境。

张健强调，做好“三农”工作，必须进一步强化“抓实见效”的作风导向保障。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长思善民之举，多想利民之策，确保把区委、区政府确定的“三农”工作各项措施落实到田间地头，落实到村村户户。要深入了解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解决工作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及时总结推广实践中的新做法、新经验，不断提高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相关规定要求，认真解决群众办事难、政策落地难、民生保障难、权益维护难等问题，努力让群众看到改作风转作风的新变化、新气象。要大力弘扬一线实干的工作作风，带领农民群众解放思想动脑子、调整结构找路子、勤劳奋斗富日子，切实把实事干好、把难事干成，确保全面完成今年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各项目标任务。

张玉林在讲话中指出，要准确认识新常态下“三农”工作的形势和特征。我区是农业大区，发展现代农业有比较好的基础。近年来，全区在农业现代装备、科技集成应用上不断突破，新型农业经营方式激发了农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多元化投入对现代农业的支撑和保障更加有力。特别是借助已建成的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平台，甘州农业的知名度在全国明显提升，优质种子、高原夏菜、鲜奶、牛羊肉等大宗农产品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大量客商看好优质农产品基地，愿意投资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引进外部投资、助推农业发展具有巨大潜力。只要我们立足这个良好基础，遵循目前已定位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坚定信念，持续用力，紧跟全国经济发展步伐，我区农业一定能够再上新台阶。张玉林强调，要坚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中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围绕促农增收，彰显主导产业优势。通过近年来的发展，我区已确定了玉米制种、高原夏菜、草畜产业三大主导产业，要立足目前已形成的主导产业，科学构筑政府、企业、农民三者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进一步完善利益链条，做大主导产业。要激活关键因素，增加农村发展动力。要培育经营主体，加快构建农业新型经营体系，组建有品牌、有实力的产业化经营共同体，推动企业经营、家庭经营、合作经营多种形式共同发展。要引导专业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种植大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要形成支撑农业发展的合力，进一步明确现代农业发展导向，推动金融资源继续向“三农”倾斜，确保农业信贷总量持续增加。要坚持以城带乡，加快农民转移步伐，要靠良好的城市环境吸引农民入住。围绕打造宜居宜游城市，加快滨河新区建设步伐，以一流的教育资源、一流的医疗服务、一流的商业环境，鼓励吸引农民进城购房。要用优惠的政策措施保障农民进城，要积极研究跟进农民进城后的落户、上学、医疗、养老等保障政策的衔接措施，实现同城同待遇，为更多农村人口进城提供便利。

张玉林强调，要以建设诚信环境为抓手，推动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要坚持源头治理，以村社干部为重点，强化思想教育，筑牢守法理念，从根本上减少农村矛盾和纠纷。要高度重视村社干部在征地拆迁、玉米制种、小康住宅建设等方面侵吞集体资产、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发现一般性问题要及时教育警示、涉嫌违纪违法的要坚决查办。要高度重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风险，防止发生塌方性、群体化伤农害农事件。要高度重视民间借贷融资风险，特别是在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各级干部要以身作则、重点防范。要高度重视诚信体系建设，今年区上要把以身份证为主的个人信用体系建立起来，投入人力、物力，建立个人诚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