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第一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读《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技术与社会》有感

——宗教与科学之关系

本学期选修了世界科技通史，虽然说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但其实我发现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并不深入，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东西，太过于丰富......在勾老师推荐我们读《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技术与社会》这本书之后，其实我并没有把握能读懂它，因为我真的对十七世纪的英国没有太多的了解，于是我先去了解了此书的作者——罗伯特·默顿。

默顿，1910年7月5日出生在美国费城的一个工人家庭，1931年获坦普尔大学学士学位，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并且师从社会学家P.A.索罗金、T.帕森斯和科学史家G.A.L.萨尔顿，1936年获博士学位后，在各个大学任教。他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默顿是科学（建制）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早期研究的重点是外部社会环境对科学的影响。他考察了17世纪英国的情况,得出了两个假说:①新教（尤其是清教）伦理精神的潜功能促进了科学的兴起；②经济、军事和技术的需要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后期他转而对作为社会一个子系统的科学内部的社会现象的研究，讨论科学精神气质与科学共同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初读《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技术与社会》后，发现默顿在书中所作的描述与他的主要研究及基本观点是密不可分的，默顿通过对17世纪英格兰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对近代科学的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条件提出了很多见解和看法，其中一个话题引起了我的兴趣，那就是宗教与科学。

在人们的心目中，宗教永远是科学的死敌：火刑架上的布鲁诺和塞尔维特，罗马教廷宗教审判所中的伽利略......种种的惨案似乎都在告诉人们：宗教和科学是对立的！还有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本具有一种和谐的关系，历史上的冲突是无知的教会或教士干的蠢事。

然而，默顿并不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炽烈战斗而激动，同样也不为寻求二者的和谐而费心，“社会学家并不是信仰的卫道士，不论这信仰是宗教的还是科学的。当他已经揭示出凝结在宗教里的价值和支配着这些价值的表现的文化倾向中的思想感情时，当他已经确定出这种思想感情在何种程度上引导人们趋向或远离科学事业或对此根本毫无影响时，他的任务按照其最初纲领即告完成。”其次，默顿认为，应该把宗教与神学区别开来，宗教伦理是指生活的态度和行为，而神学是关于宗教的系统思想或说教，前者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科学，而神学家们总是激烈地反对那些他们认为触犯教规的发现。再次，默顿还指出，某一价值观的主观定义与其客观效果往往是不同的，不能将宗教领袖本人的言论、态度和倾向同他所创建的学说所产生的效果混为一谈。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着一样的观点，正如勾老师在课件中所提到的北京大学一个副教授所提出的科学来源于宗教的观点。

而在我看来，科学与宗教是从不对立的。

首先，宗教不等于迷信，所以宗教从来不与科学对立。和科学对立的是迷信。我们看宗教当然要把迷信的东西剔除出去，可一旦发现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就说人家是错的，是迷信，这种态度也是不可取的。须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甚至乎，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还促进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其次，宗教与科学研究的范围不同，按照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科学是研究确定性的事物，而哲学和神学研究的是超出确定性范围以外的事物。”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科学研究的是具体精细、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而宗教研究的是宏大玄奥、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一个游走在物质世界，一个漫步在精神宇宙，大致不错。

这些是我在读完《十七世纪英格兰科学、技术与社会》后的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点小小感悟。谢谢老师平时的教导！

20100700171 经济与管理学院 经一 杨健

第二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近一月内我读了由默顿写的一篇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这篇论文是默顿早期写的，对科学界和社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通过阅读原文和上网查资料，对这篇文章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对默顿本人和文章中新教和科学的关系这俩部分。是什么样的人拥有这样的洞察力，写出这么深刻的文章，其次，文章中所提到的清教（新教的一种），它对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还是抵制作用。看完论文，我把对这俩个问题的一些想法写成读后感。

1.对默顿本人的了解

默顿是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一生中，曾先后在哈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曾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美国东部社会学协会主席，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会主席，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等职，可见，他的一生为社会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个人成就主要是三个方面：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层理论，科学社会学思想。结构功能理论是说，他把社会看作是各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结构系统，个部分之间以某种相对稳定的形势结成一定的关系，这些关系表现为功能并对社会现象有决定性影响。他提出作为战术目标的具体形式的中层理论，能够解释社会现象中的有限的部分，并在有限范围概念内适用，典型的中层理论主要包括角色冲突、参照群体、社会调适性、规范的形式、异常行为与社会控制等。默顿是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考察了17世纪英国的情况，这就是我们这篇论文要提到的内容，默顿得出俩个假说1>新教伦理精神的潜功能促进了科学的兴起；2>经济、军事和技术的需要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下面就讨论一下新教精神对科学的作用。

2.宗教对科学的影响 首先，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科学。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对科学的描述。一般所说的科学，指如下三个方面之一，或者混和体：1，导致科学发现的具体方法；2，源于科学发现的具体知识；3，在某些科学发现后，人们所能做的新事情或者正在做的新事情，简单的说，就是技术。报纸杂志上谈得最多的其实是第三点：科学技术；而科学家们最关注的是第二点，其实就是那些发现的理论和定律；对于普通人而言，科学方法也许更为重要。科学方法，是建立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之上。观察实验其实只能检验部分个案，科学可以通过证伪的方式得到提升：用例外的情况来检验某个判断是错误的。1888年，达尔文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达尔文的定义指出了科学的内涵，即事实与规律。科学要发现人所未知的事实，并以此为依据，实事求是，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纯思维的空想。至于规律，则是指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因此，科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经过实践检验和严密逻辑论证的，关于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本质及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

其次，再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宗教。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人类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产生的社会现象。宗教做为意识形态，首先表现为一种特定形式的思想信仰；同时宗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曾对社会的文化、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宗教是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与人类文明同步。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不同的宗教存在，不同的宗教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民族习惯、法律意识和政治制度，宗教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文化现象。宗教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著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该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在人类早期一些社会中，宗教承担了对世界的解释、司法审判、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等功能。现代社会中，科学和司法已经从有些宗教分离出来，但是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的功能还继续存在。宗教所构成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群组是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今我国的宗教，是指流传于我国并被部分群众所信奉，并且受到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东正教）等。

最后，介绍一下宗教和科学的关系。1543年，哥白尼《天体运行》一书的出版，是近代科学与宗教世界观彻底决裂的第一次宣告。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科学与宗教走上了公开冲突的道路。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科学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用超自然的原因和力量去证明任何自然现象及其发展过程。宗教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相信超自然的上帝和神灵主宰世界。宗教的本质决定它否认客观存在的必然性和规律。对超自然力量的肯定和否定，决定了宗教与科

学在本质上的对立是不可调合的。在认识方法上，宗教与科学也是根本不同的。自然科学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去认识事物的各种联系并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宗教认识其信仰对象的基本方法是信仰主义，依靠超经验、超理性的启示或神秘主义的直觉。在社会作用方面，宗教与科学也是大相径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看作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虽然宗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通过宗教运动对社会发展起过特殊的推动作用，但一般说来，宗教在历史发展中是一种保守的因素。因为宗教往往把现存的社会制度当成神意的体现，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17世纪以来，近代实验科学所开始的从自然界各个领域中清除上帝主宰作用的进程势不可挡。从17世纪到19世纪，由笛卡尔、康德、拉普拉斯、达尔文所代表的进化理论在天体物理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形成了与上帝创世信仰直接对抗的天体演化说、地质发展观和生物进化论。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导致对自然规律更完善的表述。如现代物理学为经典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找到了它们各自适用的条件和范围，把研究高速运动的相对论，研究常规运动的经典力学和研究微观世界的量子力学有机地统一起来，进一步证明了神学世界观的臆测成分。自然规律的新发现，自然科学的新进展，总是必然地导致对宗教神学的进一步认识。

通过对《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这篇文章的阅读，对默顿这位伟人更加崇敬和爱戴，尤其他在社会科学方面做出的贡献至今对科学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同时，这篇文章也为我答疑解惑了一个问题，即科学和宗教的关系。这篇文章的学习，开阔了我的视眼，促使我更加客观地看待事情。

第三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是默顿1938年的博士论文，这部著作被认为是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试图用清教伦理和当时英格兰工业发展的需要，解释英格兰的科学为什么在17世纪特别的突飞猛进，默顿致力于科学的历史—文化动力学探索，侧重于从社会学功能分析的角度探讨17世纪英国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遂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之作。这篇论文就是在读完这部代表之作有感而写。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可以指出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在其体制化过程中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并且在本书中，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都有较多涉及，笔者认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科学体制化过程中起了纽带作用。默顿指出十七世纪的工匠传统和培根(F.Bacon)所提倡的实验科学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实质性变革并使科学更具实用价值。同时提出的有关清教主义促进英国近代科学制度化的观点，即所谓“默顿命题”，一直是科学史界与科学社会学领域最具争议的论题之一。本书既是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科技史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是世界科学与工业之都，当时在那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性事件。作者在本书中对当时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进行了精辟的定性定量分析，涉及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职业兴趣；清教伦理、文化价值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动力，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科学文学及技术等许多问题。作者在本书中勾勒出了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轮廓，提出了它的基本命题。

功利主义英文为（tilitarianism）又译为功用主义或乐利主义，是一种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它产生于近代英国，是伴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功利主义是以行为的目的和效果衡量行为价值的一些伦理学说中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这些学说统被称为“目的论”，或者称为“效果论”，然而，功利主义理论有许多类型。这些理论共同认为：行为和实践的正确性与错误性只取决于这些行为和实践对受其影响的全体当事人的普遍福利所产生的结果；所谓行为的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是指该行为所产生的总体的善或恶而言，而不是指行为本身。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从希腊词派生出来的，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实用主义者忠于事实，但没有反对神学的观点，如果神学的某些观念证明对具体的生活确有价值，就承认它是真实的。

在科学史研究中，所谓内史（internalhistory），主要研究某一学科本身发展的过程，包括重要的事件、成就、仪器、方法、著作、人物等等，以及与此相关的年代问题。科学内史学家主要关注科学思想的产生、科研手段的发展及研究结果被接受的缘由与形式。所谓外史（externalhistory），则侧重于研究该学科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以及该学科在历史上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性质；而这外部环境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地理、文化等许多方面。科学技术毕竟不能脱离于社会之外，因此，近些年来科技史的研究趋向于外史论的观点。江晓原归纳了外史研究的三重动因：

一、科学史研究自身深入发展的需要；

二、科学史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的需要；

三、将人类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着眼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前两种动因产生于科学史研究者群体之内，第三种动因则可能吸引人文学者加入到科学史研究的队伍中来──事实上这种现象近年在国外已不时可见。随着“外史倾向”的兴起，正日益融入文明史、文化史研究的大背景之中，构成科学与文化交会互动的历史观照。与先前的研究状况相比，如今视野更加广阔，色彩更加丰富。外史论的观点既给科技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它也存在着自己的缺陷。如1959年，科学史家吉里斯皮(C.C.Gillispie)对因默顿等人工作而影响渐强的外史研究，表达了他的担忧。在他看来，科学凭借客观性将真理从谬误中分离出来而获得进步。因此，科学在两方面呈现给历史。一是科学本身的演化，二是科学对文化的调节。科学思想的进化把科学进步和自然联系起来，故而它是严格、精确的，但科学思想的文化历史却难尽人意。吉里斯皮认为：“由于科学是面向自然的事业，因而其内容不能由科学家的社会关系所决定。至多，这种关系只可能影响科学的风格和步调（在由科学逻辑依赖性所制约的限度内）以及影响到它的发展步骤。”

另一位著名内史论者霍尔(A.R.Hall)在196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再访默顿或17世纪的科学和社会》中，对以默顿命题为代表或受其启发而发展出的编史思想及科学与社会的互动研究提出了严厉批评。在霍尔看来，社会和经济解释只告诉人们关于科学的运动，而没有说明作为关于自然界知识系统的科学真实情形。霍尔在比较了发表时间仅相差一年的默顿的论文及柯瓦雷《伽利略研究》对科学史的影响后指出：“外在主义的历史说明作为一种社会学说明，倾向于把科学的观念发展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而思想的变化是一种必须在思想史中来寻求对其说明的变化；就此而论，科学史完全与哲学史类似”。实际上，霍尔早在1954年论《科学革命》的教科书中，就已经反复论证了思想因素比社会因素更本质地规定科学发展的命题。

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探索了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将社会互动作为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因素之一剖析之后认为高度的社会互动涉及到许多过程，这些过程一般有利于社会文化的变迁，特别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文对这一观点作了评述，并认为，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科学研究与创新思维的发展更需要科学工作者，知识分子之间广泛的社会互动与交流，同时，需要为科学家、知识分子提供有利互动的文化环境，这便是科学的社会化过程。

所谓社会互动，又可称社会交往，社会学家认为，交往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而进行的人际、群际乃至国际间的联系与接触，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环境等方面产生相互影响的过程。书中，默顿对当时英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相关因素分析是全面而多层次的，他从作为文化价值表现形式的宗教是如何显示出一种新的有利科学进步的精神气质，谈到经济、教育和文化等社会因素与科学发展的关系。社会互动虽然仅占其中极少一部分，但综合起来，作者在书中占极大篇幅的有关新教伦理最终成为宗教之异化力量—科学的推动力的论述。这显然是建立在社会互动的基本观点上，表述了：“只有当这种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同科学基因发生了互动，才可能产生作用于科学发展的影响机制”的观点，况且在科学日益走向社会化、国际化的今天，社会互动与科学发展的关系更有其理论探索的意义。

默顿认为，社会互动有利文化变迁，特别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预示着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是指通过人们的互动，某些突发性的思维火花可以催化出新的科学发明的成果。因为互动之前，观点是个人的，互动使得原本为一个人的思考扩展为多个人的思考，而多个人的观察、思维领域宽泛得多。因而，增加了“这些观察可以被一个理论所统一并系统化”的可能性。反之，个人如果仅仅作为自我思想的载体，而不将其成果交流给别人，则个人的思维难以获得延续，扩展和升华，随之失去其知识内涵的价值。社会互动的特征是双向性，人们参与社会互动，主观上总是试图对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作出反应，这便是默顿所说的“互动使一些观念纳入科学发展的洪流”。如17 世纪英国的里谢和惠斯顿的交往，就结合出了摆钟的发明成果。

第二，是指在社会互动过程中，科学家之间的理论交流，必然形成不同评判标准的价值冲突，群体内部引起类似学术性的争议，这就对发明成果提出了建立在科学的实证基础上的要求，意味着某项发明在问世之前必须取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督促个人不得不反思其观点的科学严谨性。因此，不同价值标准的冲突对科学发展的积极效应就在于使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某项科学发明本身，而冲突的解决就使科学研究本身前进了一步。正如默顿所肯定的“社会互动为高度严谨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确定的动力”、“考察证据的批判的头脑数目愈大，作为一个理论分支的强制力就更为严厉，以使之在科学上成为可接受的”。

第三，社会互动有利科学发展的意义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交互影响，这可以捅开原本闭塞的社区意识。各类群体都有所谓的心理区域，社会认同也属此类。科学家之间的互动更主要的是精神交往，而其实质是在社会宏观范围内建立起人们的交互影响，使一个群体的文化意识流动于另一个群体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和新的东西融为一体，从而萌生文化变迁的幼芽，渐而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文化思潮，促使宏观的文化背景更有利于接受创新成果，促进科学发展。这就是17 世纪英国的一些科学家跨国旅行，以扩大其科学认识的文化背景的理论注解。

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背景、文化冲突与创新值得提出的是，默顿强调社会互动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依存一定的文化背景。他认为，社会互动对科学发展产生特定的效应，至少须有这样的文化环境:一个动态的社会价值复合体。从广义上理解，这种社会价值体系包括整个社会系统的客观条件，如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管理为科学发展提供的制度保障；国家在政策上、经济上为科学发展提供的物质条件等等。因为科学“想有任何系统的发展，首先必须得到社会的赞助”，而这种赞助既包括物质的赞助，又包括精神的赞助。从狭义角度说，这种社会价值体系则专指规范，观念等一系列文化意识现象。科学发展依赖于两极冲突的文化模式，默顿把它解释为一端是传统化的“行为和思想形式，固守原有的价值体系而恐惧接受任何创新成果”，另一端是特征为“模式模仿”的鼓励变革，随时准备“迎接”革新成果的价值体系。文化有其历史延续性，社会在发展中不可能完全抛弃原有的精神遗产，任何社会都有当时意义上的传统规范与观念；然而人类的创新意识又总会起来向旧观念挑战，“高度评价创新和知识积累”的价值观念形成一种超前的科学意识而构成文化的另一端。两种文化模式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产生一种张力，这种态势即所谓文化的两极运动律。而对于科学，科学家是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点上进行研究创新，这种新旧之间的互动，创新，就是在两种文化模式的矛盾冲突中进行并攫取自身的发展条件。问题是哪一种文化模式占主导地位，超前的科学意识取而代之传统的规范观念，则此种文化背景有利于高度的社会互动，从而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17 世纪英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背景正是如此“发生的情况是，对传统的规范失去了敬意，并出现了一种令人注目的倾向，即从功利主义的，理性化的观点看待传统的价值”。

二十世纪末，世界经济步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价值日益突出，知识经济与科技成果的转化，其核心与灵魂是创新，而创新恰恰有赖于科学家，知识分子之间的广泛交流与互动。以发达国家美国为例，20 世纪，美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崛起与科学研究领域的瞩目成果，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正是一种高度社会互动的产物。美国是举世闻名的移民国家，早期不同的种族群体，聚合在这块新移民的土地上，实施着新的“排列组合”，政府以经济、人才、政策上为科学家的互动与科学创新思维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流动的文化环境，正如默顿在该书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默顿所肯定的这种有利科学技术发展的文化环境应当成为科学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范例，而这种文化环境最初恰恰源于人们的社会互动。邓小平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重要论断的同时，强调了知识分子地位和创造一种有利科技发展环境的重要性。认为：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材脱颖而出；为科学教育工作者创造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要坚持百家争鸣，允许争论，提倡学术交流。之后，又进一步阐述了鼓励留学与支持国际学术交流的思想。这些都为创造一个有利科学发展和知识创新的文化环境提供了制度保障。未来世界科学和知识必将成为各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要迎接新世纪挑战，关键亦在于科学工作者之间更多的和谐的交流与交往，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的载体，而科学发展的内涵又决定了科学需要人们不断更新知识、扩大视野和得到有关周围现实的各种情报，因而，它特别地依赖于社会互动。

第四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读后感

默顿作为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他为何要以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作为案例来研究近代科学的兴起，而不以美国本土，或者欧洲其他国家，那正是因为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所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详细论述了17世纪英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重大影响，开阔了科学之文化因素研究的新视野，从而使该文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深入探究默顿对英国近代科学产生的文化环境的分析，对于我们优化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有重要的启示。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学科对它有不同的界定。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第一次给文化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并给后来的研究者研究文化现象界定了一个基本的范围。他说：“文化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泰勒所说的“文化是一种复合体”的概念，包括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定义中所列举的内容外，其他像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等等，也无不属文化内容。而十七世纪影响英格兰近代科学的文化环境是多方面的，其中，英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和社会环境，乃至清教主义的宗教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

英国得天独厚的岛国环境为其海运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同时也就孕育了英国人民独特的岛国情结：自信、民主、开拓、拼搏和乐观的民族精神。在此种民族精神的指导下，以及充分利用其重要的地理优势，英国政府加紧了对外扩张，从而也就极大的推进了军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频繁的对外贸易交流和极度的殖民扩张，极大的加速了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大批新兴产业的涌现，激发了人们新的职业兴趣转移，更多的聚焦到研发适应新兴产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上，此时的科学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从而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推崇。这为英格兰能够成为近代第二科技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此时的英格兰资本主义的各个行业以其蓬勃的态势发展，从而可以窥见这时的科学与经济的关系，科学家们的注意力聚焦在迎合社会及经济重点发展的研究课题上，以此推动科学和经济的同步发展。科技的进步，经济的促进，英格兰的资本主义得到极大程度的发展，英国的经济进入了极度繁荣的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英国的海外扩张创造了条件，开始了所谓的大英帝国“日不落”的历史，同时也为科技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思想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中着重

阐述了有关知识的价值，强调科学实验，倡导研究自然科学，因而在英国乃至遍及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的英格兰政府也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批准成立了皇家学会等学术活动中心，这时皇家学会与军事研究的关系更加密切，皇家学会10%的研究项目是与军事有关。至17世纪，著名科学家牛顿出现了，他被称为“跨世纪人才”，他发表了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此部著作以科学实验和观察事实作为基础，但同时又明显被欧氏几何体系所影响。牛顿的科学思想把英国科学革命理论推到了顶峰。不太严格的等级制度，倡导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以及鼓励商贸活动的政策等等都促使国内频繁的商贸活动与人口流动。1650年以前的一百多年英国人口持续上升，使英国伦敦成为欧洲工商业的中心，而且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

十七世纪中期英格兰的科学已经被认可并且被组织起来，皇家学会是它的最好例证。科学的生成并非自然生成，生成它的先决条件乃是长期哺育它的主流文化土壤——清教伦理。索罗金曾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系统由其文化前提决定，尽管其中各子系统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它们有着深刻的一致基础.默顿受索罗金思想影响，指出“由清教主义促成的正统价值体系于无意中增进了现代科学。”任何社会，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一种主流文化，清教伦理在十七世纪英格兰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它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也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改革，同时也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因而它是近代科学崛起的强大精神支柱。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由于清教伦理是一种社会文化价值观，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它作为十七世纪英格兰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在社会中起着决定作用的精神因素。它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与科学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具有某种相容性，也就是指清教的精神气质与科学的精神气质在某些方面是互相交叉的，更有甚者，在某些观念是不谋而合的。

我认为以上几个方面是孕育十七世纪英格兰的主要文化土壤。通过探究十七世纪英格兰近代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纵观我国当今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是非常有利于我国科学的发展的。当今是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种竞争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现代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科技实力的竞争，科技的发展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所以当代科学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它的地位越加凸显。因此我面对由于科技的发展当今世界上出现的种种能源危机和多种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科技伦理问题，我国决策者也开始对科技发展进行了新的反思，提出了发展绿色、循环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发展走在一条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实现科技的发展真正成为造福人类，给人类

带来福祉。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了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一次又一次的可喜佳绩，以及我国在军事、航海、航空事业的飞速发展，这些都是我国综合国力实力的强有力证明。科技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政通人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我国能够强有力的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由此可知，在当今我国科教兴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营造了一种浓厚的既注重人文关怀又强调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在不断借签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同时，为我国科技发展打造了一个良性发展的文化环境，我国的科学技术在此种文化环境下一定能突飞猛进，能够赶超世界先进发达国家，从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五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读后感

研一的政治课，老师推荐了这本书让我们品读，《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在忙碌的的研究生活中，品读了这本富含哲理的书籍。这本书是由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所著。

该书著于美国大萧条之后,刚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默顿写作此书似乎与时代相隔离，或者说只是站在的时代的边缘。默顿对此书颇为自傲，在出版60年之后写作的中文版前言《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预示》中，已经进入耄耋之境，俨然科学社会学权威的他得意地引用熊彼特的话，将该书视为自己一生思想得以生发和完善的雏形。在这篇前言中，默顿梳理了自己长达60年的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他此后的许多深入的思考其实大多是在此书基础上必要的理论推衍，并不无自恋地将这些观点称为该书的预示，如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作为公共遗产的特质、科学发展的累积优势、科学奖励制度的出现等。这些对所谓“科学本身的社会文化结构”的研究，是对该书过于偏重社会与科学相互影响的纠正和深化，也是更立足于科学体制本体，也就是科学本身变化着的体制和组织结构的研究，但是我对这本书的兴趣却恰恰不是科学体制的组成和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性张力，而是该书所想揭示的问题：科学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默顿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清教主义作为一种宗教,其所包含的伦理价值和精神气质推动了科学在17世纪的英国的发展。同时,默顿在论文的后半部分也用了许多历史统计资料来说明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对科学进展的影响。

在宗教与科学完全对立观点十分盛行的历史情境下,“默顿命题”勇敢地冲破了时代的思想藩篱,率先指出清教与科学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对立的,但在文化层面清教伦理与科学的精神气质却是交叉和耦合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与科学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人类的向往和追求,它们都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息息相关,因而这两套价值观念体系必定会出现某种交叉和耦合,这在历史上成为宗教与科学联姻的逻辑始点。

谈到清教思想对近代社会形成的作用，我们很容易想到马克思•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书中，他在指出中世纪将科学视为与撒旦的非

法联系或者是谬论蠢见的同时，着力挖掘清教的精神气质以及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他指出：清教主义隐含着一种世俗的或入世的禁欲主义。这一主义将“颂扬上帝”作为思想情感的汇聚中心，并认为对公众服务就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而且，在现世辛勤而刻苦劳作是必要的。这是颂扬上帝、服务公众和克服肉欲诱惑的手段。同时，清教主义还有“神佑理性”的观念，默顿引用了巴克斯特的话：“上帝在灌输信仰时，的确以理性为前提，并且在运用信仰时，运用理性”来说明清教与理性的结缘。不过他又指出：清教主义的理性是理性和经验的一致，而不是与经验对立的。在教育上，清教主义厌弃文学艺术和充满虚假教义的经院哲学，而注重可以获得实用知识的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和语言学。尤其是物理学，一直被理解为从上帝的作品中理解上帝。而且，只要知识能够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在上帝眼里就是善行。宗教就这样直截了当的赞许和认可了科学，并通过强化和传播对科学的兴趣而提高了社会对科学探索者的评价。正是在新教伦理的引导下，科学研究逐渐有了尊严，变得高尚，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人们开始认为：这些世俗活动和科学成就反映了上帝的辉煌，增进了人性之善。而且有助于“人类的安逸”。重视理性和试验的清教伦理，成为了新科学发展的强劲动力。而科学则在世俗化过程中，逐步脱离宗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一个新的，以自然哲学家拥有声望的标准为基础的职业等级制度也随之建立。默顿为了加强论证的说服力，特地专辟一章从各种角度论述信奉清教主义的科学家的优势地位，如分析英格兰皇家学会的清教成分、欧洲大陆上的清教徒对科学发展的作用和新英格兰新科学的发展与清教的关系等。作为结论，作者最后指出：“清教的不加掩饰的功利主义、对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坚持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论、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一切的综合都是与科学中同样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

但是，默顿又指出：即便清教主义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并在超验的的信仰和人类的行为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为新科学提供了一种动力，宗教的重要性仍然首先在于一般的影响着对科学的兴趣的程度，而不在于把科学研究引导向某些特定的方向。承担这一任务的是社会经济的需求。在17世纪英格兰科学家的研究课题中，大约有30%—60%受到了社会经济需求的影响。这个结论我们并不难想见。但默顿又深入一层：需求本身并不足以导致

发明，而只是起到促进和指导作用的影响力量。而且在扮演这种角色时还要有特定的文化史境：即该社会对于社会革新赋予很高的评价，具有成功发明的传统，而且惯于通过技术发明，而不是其他手段满足这一需要。某些经济压力通过迁移“过剩”人口，战争、掠夺和其他经济压力就能得到消除。举例来说，罗马的军事技术并不发达，他们的军事优势主要在于纪律、军事战略和战术。达到军事成功的目的不通过技术进步就可以实现。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者指出：“需要是发明之养母”。技术发明有赖于传统知识的积累和社会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高度认知，传统中国欠缺的也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