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第一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内蒙古大学学期论文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科学在我们的社会中该摆在哪个位置？”······带着许许多多的疑问拿起了这本《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没能说看完之后立马对“科学”“技术”“社会”以及它们的关系有了很清晰的理解，但至少有了点入门的感觉。这，是我在知识层面上的收获。另外，在阅读方式、问题论证模式上，我也产生了一些改变。

首先来说说这本书的大概内容。加上导言，一共有十一章。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

第一二三章为导入部分，主要讲了社会上各个领域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间职业兴趣的转移，并指出核心观点：在近现代，尤其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兴趣的中心看起来已经转向了科学与技术。为了论证这个说法，他将生活在十七世纪期间并且重要得足以被收入《词典》的每个人做了摘录（一部分人除外），尽可能精确地估计各个人物对其事业领域第一次表现出兴趣的时间。通过数据统计，他分别绘制了人们对海陆军、美术、音乐、诗歌、教育、医学、宗教、科学等职业的兴趣转移图。图表清楚地表明了科学在十七世纪内人们对科学的兴趣成逐渐上升趋势。据默顿描述，科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许，他们甚至认为一个“有文化的绅士”忽视科学的“魅力”是近乎反常的事。引入科学领域后，默顿对其内部的兴趣趋向进行了归纳整理，得出结论：对无机届科学的兴趣直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直比对有机界科学的兴趣高一些，在八十年代后期，兴趣日益明显地转向了后一类科学。默顿论证这部分时从社会的大范围一步步缩到科学的小范围，为后文分析科学以外的因素对科学注意力集中于一定的探究领域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事实性的背景，即支持了他的论点：科学家通常总是选择那些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兴趣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的。

四至六章主要讨论了清教主义中的变迁与科学技术兴趣增长之间的关系。一开始，默顿提出了从文化价值中寻找促进科学发展的源动力，而宗教，作为十七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表现形式自然而然地就被引出，同时选定了在这个时期

渗透人们活动各个方面的清教主义作为论述与科学发展间关系的宗教代表。紧接着，他分别对清教主义和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做了概括，得出了它们在以下几个方面高度的一致性：不加掩饰的功利主义、对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坚持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论、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然而，他也指出，宗教改革者的初衷可能并不是如此，促使科学的合法化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结果。对于清教主义，我们都知道，“颂扬上帝”是他们最强烈的情感信念和最终目的。那么怎样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做到对上帝最极致的敬仰呢？信徒们相信功德善行就是对上帝最大的服务。在他们眼里，“善行”既是在实际生活中做出实用的和有利的成就。这显然体现了清教主义的功利主义目的。需要坚持不懈地劳作被看做颂扬上帝的另一种方法。他们认为是上帝召唤着自己去劳动，它是利于公众福利的手段和遏制肉欲的有效途径。恰恰肉欲是需要靠理性去控制的，因此，清教徒极度推崇经验和理性的作用。在科学这一方面，功利主义体现在它对人类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上。而以逻辑性为显著特点的科学最强调的就是经验的验证，理性的指导。如此就摆明了它们两个看似完全对立，实际却高度相似的特征。但这还仅仅是从各自的领域中总结出来的，并没有直接地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第六章中，默顿从分析英国皇家学会的清教成分为入点来验证两者存在相关关系的假说。从人数上看，皇家学会中清教徒的比例远大于全英格兰清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显而易见，皇家学会会员的请教理念对当代科学的迅速传播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默顿举出的第二个论证证据是教育改革中清教徒门对功利主义、经验型的新型教育的宣扬导致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强调。第三，默顿指出新教徒在由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法国也做出了相当多的科学贡献。第四，默顿引用帕克博士的方法，将英国的清教学院和德国的虔信派与科学技术兴趣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由于清教主义与虔信主义的伦理原则几乎相同，因此，前者与科学的关系必定能延伸到后者。事实上，这种推论与实际完全相符，更加有利地论证了最开始的假设。第五，默顿统计了新教徒、天主教、犹太教学生在选择各类学校的比例，发现占总人口

数最少的新教徒恰恰在以科学训练为重点的实科学校中占了最大的比例。这成为了不可否认的证据之一。最后，默顿统计了优秀学科中新教徒的人数，毫无疑问地得到了与预想一致的结果：新教徒在优秀科学家中占压倒性多数。默顿用以上六个取自具体生活的例子以极强的逻辑思维对自己提出的假设进行了论证，让我们对清教主义和科学发展间的关系有了清晰明了的认识。

第七、八、九章是从具体的领域：采矿业、交通运输业来说明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中，默顿详细说明了研究和“需要”是“科学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因此，将科学与经济需求之间的关系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后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进行的科学；二是某些课题由于技术上的重要意义收到人们的充分重视而被选出进行的研究。

最后一部分是第十和十一章，对科学的外部因素对其的影响做了简单的概括，最后呼应了全论文的总观点：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

从全文的论述来看，一环连一环，思路清晰，证据鲜明，让我知道了怎么去清楚地论述和充分有力地论证问题。当然，这只是指导性的思想，真正的高逻辑性思维的形成还是要通过不断的训练才能达到，这是接下来必须不断前进的方向。在阅读上，我慢慢地养成精读的习惯，不再泛泛而读，长期的积累才会有质的改变！

第二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读后感

默顿作为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他为何要以十七世纪的英格兰作为案例来研究近代科学的兴起，而不以美国本土，或者欧洲其他国家，那正是因为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所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详细论述了17世纪英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对近代科学技术产生的重大影响，开阔了科学之文化因素研究的新视野，从而使该文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深入探究默顿对英国近代科学产生的文化环境的分析，对于我们优化科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有重要的启示。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学科对它有不同的界定。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第一次给文化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并给后来的研究者研究文化现象界定了一个基本的范围。他说：“文化是一种复合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泰勒所说的“文化是一种复合体”的概念，包括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除了定义中所列举的内容外，其他像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等等，也无不属文化内容。而十七世纪影响英格兰近代科学的文化环境是多方面的，其中，英国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和社会环境，乃至清教主义的宗教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

英国得天独厚的岛国环境为其海运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同时也就孕育了英国人民独特的岛国情结：自信、民主、开拓、拼搏和乐观的民族精神。在此种民族精神的指导下，以及充分利用其重要的地理优势，英国政府加紧了对外扩张，从而也就极大的推进了军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频繁的对外贸易交流和极度的殖民扩张，极大的加速了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大批新兴产业的涌现，激发了人们新的职业兴趣转移，更多的聚焦到研发适应新兴产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上，此时的科学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从而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推崇。这为英格兰能够成为近代第二科技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此时的英格兰资本主义的各个行业以其蓬勃的态势发展，从而可以窥见这时的科学与经济的关系，科学家们的注意力聚焦在迎合社会及经济重点发展的研究课题上，以此推动科学和经济的同步发展。科技的进步，经济的促进，英格兰的资本主义得到极大程度的发展，英国的经济进入了极度繁荣的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英国的海外扩张创造了条件，开始了所谓的大英帝国“日不落”的历史，同时也为科技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思想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中着重

阐述了有关知识的价值，强调科学实验，倡导研究自然科学，因而在英国乃至遍及整个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的英格兰政府也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批准成立了皇家学会等学术活动中心，这时皇家学会与军事研究的关系更加密切，皇家学会10%的研究项目是与军事有关。至17世纪，著名科学家牛顿出现了，他被称为“跨世纪人才”，他发表了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此部著作以科学实验和观察事实作为基础，但同时又明显被欧氏几何体系所影响。牛顿的科学思想把英国科学革命理论推到了顶峰。不太严格的等级制度，倡导自由民主的政治环境以及鼓励商贸活动的政策等等都促使国内频繁的商贸活动与人口流动。1650年以前的一百多年英国人口持续上升，使英国伦敦成为欧洲工商业的中心，而且也是政治、文化的中心。

十七世纪中期英格兰的科学已经被认可并且被组织起来，皇家学会是它的最好例证。科学的生成并非自然生成，生成它的先决条件乃是长期哺育它的主流文化土壤——清教伦理。索罗金曾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系统由其文化前提决定，尽管其中各子系统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它们有着深刻的一致基础.默顿受索罗金思想影响，指出“由清教主义促成的正统价值体系于无意中增进了现代科学。”任何社会，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一种主流文化，清教伦理在十七世纪英格兰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它是宗教改革的产物，也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改革，同时也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因而它是近代科学崛起的强大精神支柱。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足的。”由于清教伦理是一种社会文化价值观，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它作为十七世纪英格兰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在社会中起着决定作用的精神因素。它的一系列价值观念与科学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具有某种相容性，也就是指清教的精神气质与科学的精神气质在某些方面是互相交叉的，更有甚者，在某些观念是不谋而合的。

我认为以上几个方面是孕育十七世纪英格兰的主要文化土壤。通过探究十七世纪英格兰近代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纵观我国当今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是非常有利于我国科学的发展的。当今是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这种竞争实质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现代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科技实力的竞争，科技的发展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所以当代科学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它的地位越加凸显。因此我面对由于科技的发展当今世界上出现的种种能源危机和多种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科技伦理问题，我国决策者也开始对科技发展进行了新的反思，提出了发展绿色、循环节约型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发展走在一条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实现科技的发展真正成为造福人类，给人类

带来福祉。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了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一次又一次的可喜佳绩，以及我国在军事、航海、航空事业的飞速发展，这些都是我国综合国力实力的强有力证明。科技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政通人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我国能够强有力的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由此可知，在当今我国科教兴国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营造了一种浓厚的既注重人文关怀又强调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在不断借签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同时，为我国科技发展打造了一个良性发展的文化环境，我国的科学技术在此种文化环境下一定能突飞猛进，能够赶超世界先进发达国家，从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三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读后感

研一的政治课，老师推荐了这本书让我们品读，《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在忙碌的的研究生活中，品读了这本富含哲理的书籍。这本书是由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所著。

该书著于美国大萧条之后,刚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默顿写作此书似乎与时代相隔离，或者说只是站在的时代的边缘。默顿对此书颇为自傲，在出版60年之后写作的中文版前言《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预示》中，已经进入耄耋之境，俨然科学社会学权威的他得意地引用熊彼特的话，将该书视为自己一生思想得以生发和完善的雏形。在这篇前言中，默顿梳理了自己长达60年的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他此后的许多深入的思考其实大多是在此书基础上必要的理论推衍，并不无自恋地将这些观点称为该书的预示，如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作为公共遗产的特质、科学发展的累积优势、科学奖励制度的出现等。这些对所谓“科学本身的社会文化结构”的研究，是对该书过于偏重社会与科学相互影响的纠正和深化，也是更立足于科学体制本体，也就是科学本身变化着的体制和组织结构的研究，但是我对这本书的兴趣却恰恰不是科学体制的组成和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性张力，而是该书所想揭示的问题：科学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

默顿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清教主义作为一种宗教,其所包含的伦理价值和精神气质推动了科学在17世纪的英国的发展。同时,默顿在论文的后半部分也用了许多历史统计资料来说明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对科学进展的影响。

在宗教与科学完全对立观点十分盛行的历史情境下,“默顿命题”勇敢地冲破了时代的思想藩篱,率先指出清教与科学虽然在许多方面是对立的,但在文化层面清教伦理与科学的精神气质却是交叉和耦合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与科学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人类的向往和追求,它们都与人的本性和人的需要息息相关,因而这两套价值观念体系必定会出现某种交叉和耦合,这在历史上成为宗教与科学联姻的逻辑始点。

谈到清教思想对近代社会形成的作用，我们很容易想到马克思•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书中，他在指出中世纪将科学视为与撒旦的非

法联系或者是谬论蠢见的同时，着力挖掘清教的精神气质以及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他指出：清教主义隐含着一种世俗的或入世的禁欲主义。这一主义将“颂扬上帝”作为思想情感的汇聚中心，并认为对公众服务就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而且，在现世辛勤而刻苦劳作是必要的。这是颂扬上帝、服务公众和克服肉欲诱惑的手段。同时，清教主义还有“神佑理性”的观念，默顿引用了巴克斯特的话：“上帝在灌输信仰时，的确以理性为前提，并且在运用信仰时，运用理性”来说明清教与理性的结缘。不过他又指出：清教主义的理性是理性和经验的一致，而不是与经验对立的。在教育上，清教主义厌弃文学艺术和充满虚假教义的经院哲学，而注重可以获得实用知识的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和语言学。尤其是物理学，一直被理解为从上帝的作品中理解上帝。而且，只要知识能够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在上帝眼里就是善行。宗教就这样直截了当的赞许和认可了科学，并通过强化和传播对科学的兴趣而提高了社会对科学探索者的评价。正是在新教伦理的引导下，科学研究逐渐有了尊严，变得高尚，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人们开始认为：这些世俗活动和科学成就反映了上帝的辉煌，增进了人性之善。而且有助于“人类的安逸”。重视理性和试验的清教伦理，成为了新科学发展的强劲动力。而科学则在世俗化过程中，逐步脱离宗教，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一个新的，以自然哲学家拥有声望的标准为基础的职业等级制度也随之建立。默顿为了加强论证的说服力，特地专辟一章从各种角度论述信奉清教主义的科学家的优势地位，如分析英格兰皇家学会的清教成分、欧洲大陆上的清教徒对科学发展的作用和新英格兰新科学的发展与清教的关系等。作为结论，作者最后指出：“清教的不加掩饰的功利主义、对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坚持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论、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一切的综合都是与科学中同样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

但是，默顿又指出：即便清教主义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并在超验的的信仰和人类的行为之间架起了一座新的桥梁，为新科学提供了一种动力，宗教的重要性仍然首先在于一般的影响着对科学的兴趣的程度，而不在于把科学研究引导向某些特定的方向。承担这一任务的是社会经济的需求。在17世纪英格兰科学家的研究课题中，大约有30%—60%受到了社会经济需求的影响。这个结论我们并不难想见。但默顿又深入一层：需求本身并不足以导致

发明，而只是起到促进和指导作用的影响力量。而且在扮演这种角色时还要有特定的文化史境：即该社会对于社会革新赋予很高的评价，具有成功发明的传统，而且惯于通过技术发明，而不是其他手段满足这一需要。某些经济压力通过迁移“过剩”人口，战争、掠夺和其他经济压力就能得到消除。举例来说，罗马的军事技术并不发达，他们的军事优势主要在于纪律、军事战略和战术。达到军事成功的目的不通过技术进步就可以实现。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者指出：“需要是发明之养母”。技术发明有赖于传统知识的积累和社会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高度认知，传统中国欠缺的也是这一点。

第四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内蒙古大学学期论文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读书笔

记）

学院：计算机学院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号：姓名：赵海龙

31309023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这本书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要想深入了解书中所讲述的主旨，首先要对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什么是科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科学这种现象的社会学研究，是社会学的年轻分支，也是广义科学哲学的一部分。广义科学哲学包括：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科学方法论，以及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一般也细分为狭义科学社会学和广义科学社会学，其中前者仅仅包括研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内部社会过程，而后者则还包括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而本书所讲述的内容显然更侧重于广义科学社会学所包含的社会学功能的科学与社会互相作用的部分。

本书作为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的开山之作，是在其早前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书中，作者通过对17世纪英国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对近代科学的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条件提出了很多见解和看法，此外，作者还对当时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进行了精辟的定性定量分析，涉及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职业兴趣；清教伦理、文化价值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动力，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科学文学及技术等许多问题，从而勾勒出了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轮廓。这本著作主要集中了这样几个问题的解决：

首先，在书的开始，作者就17世纪英国的科学发展状况及其构成要素，通过精心设计的统计，对该时期科学家的科学兴趣进行了分析，提出正是十七世纪人们的主要兴趣从古代的哲学和艺术，中世纪的宗教和神学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伦理学、艺术转向了自然科学，并在1646年——1650年达到高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其背后隐藏着哪些偶然而又必然的规律呢？这是作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本书的关键，作者在书的随后几章对其作出论述。

作者首先在对艺术职业变化的分析中，认为“这种衰落被归诸于各种不同的来源，如清教主义、新哲学和科学，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具有日益增长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进一步，分析了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宗教思想的变化，认为经过16世纪末的宗教改革，新教和清教主义兴起对17世纪英国的科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者认为“许多研究业已证明，新教的精神对资本主义具有

一种刺激的作用”。同时，作者认为清教对科学具有刺激的作用，“毫无疑问，清教原理在某种程度上给当时的科学和知识进步提供了活动场所。”。“清教和禁欲主义新教教派，是作为一种在情感上首尾一贯的信仰、观点和行为的体系而出现的，这个体系对于激发科学上的持久兴趣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如果按照词的本意来使用‘教育’一词，我们可以说清教主义是这一时期科学教育的主要成分。”总结这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作为一种新教，它重视研究自然，探索自然的奥秘，并以此来赞颂上帝，赞颂造物主的伟大；它宣扬注重改造现世的功利主义精神，提倡应用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并以此来行善；它提倡刻苦与勤奋，强调积极入世的禁欲主义；它崇尚教育，鼓励人们看重学识型职业，提倡与经验主义结合的理性主义。

至于后来科学与宗教最终到了对立与冲突的境地，作者认为是由于科学发展到后来挣脱了宗教的支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试图为神学所控制的领域划定界限，进入了正统神学家仍在坚守的神圣“禁地”。

第二个作者要解决的问题是：科学活动为什么会最终集中在特定的领域？默顿通过对17世纪采矿业大发展带来的急需解决出水、空气供给和矿石提升问题对于流体力学等学科的引领作用，提出了现实需要对科学家科学兴趣及科学发展的作用问题。但是，他并不赞成科学发展完全或主要有现实需要所决定的观点。他认为“需要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发明，而只是一种起促进和指导作用的影响力量——需要是发明之母”。对于需要的评价作者最终给出了需要不直接导致科学的发展，但是它对于科学家对特定领域科学兴趣的增强，从而间接地为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的结论。

书的最后部分，默顿针对经济军事对于科学研究范围的影响做出了论述。在经济影响方面，作者认为“煤炭工业已经发展到十七世纪之前所未有过的程度。而且，这种增长导致了商船的显著增加，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发展对科学兴趣的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军事对科技的影响上，“军事上的需要不仅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为兵器提供原料的炼铜、炼锡和炼铁工业的发展，而且也是‘对改进铸造技术的一个巨大刺激’。不仅如此，增进了大炮的效能就迫使人们改进防

御工程技术，这又进一步提出了吸引工程师与科学家注意的技术问题”第十一章是人口、社会互动和科学，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研究，最后得出“十七世纪英国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这个结论。

本文的最后，笔者对默顿及《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这本著作对社会科学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做一个简要的概括：第一，树立了科学的社会学的典范。在默顿之前，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对于城市生活、家庭和社区的问题，以及其余一切由于大萧条时期而明显暴露出来的、存在于一个工业文明中的多方面的人类问题，保持着高度的觉悟和意识。由于全神贯注于这些惹人注目的问题，社会学家们避不涉足研究科学家的行为方式和科学的社会组织，他们当中有大量的专论研究青少年犯罪、流浪汉、售货女郎、职业窃贼和职业乞丐，却没有一篇探讨职业科学家，但《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使科学被社会学家明显忽视的状况顿时得到改观。第二，凝练了以科学规范和科学奖励系统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的、经典性的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为默顿学派及其他科学社会学者奠定了研究方向。第三，为科学社会学确立基本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引证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方法和集体传记研究方法等。第四，为科学社会学培养了一批人才，如默顿学派的大部分成员，这些人才是科学社会学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总之，《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一著作的诞生标志着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的建立，也就标志着科学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五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前三章为导入部分，主要讲了社会上各个领域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间职业兴趣的转移，并指出核心观点：在近现代，尤其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兴趣的中心看起来已经转向了科学与技术。

但是我们想探索从某一人类活动领域向另一领域的兴趣转移涉及到哪些社会过程？与任何这类领域的显著活动相关的社会条件的性质又是什么？在不同时期里一种科学向另一种科学的兴趣转移或某一技术应用领域向另一领域的注意力转移是受哪些社会学因素（如果存在的话）影响的？这也是莫顿创作本文的目的：探究科学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

为了论证这个说法，他将生活在十七世纪期间并且重要得足以被收入《词典》的每个人做了摘录（一部分人除外），尽可能精确地估计各个人物对其事业领域第一次表现出兴趣的时间。

在对有着非常数目的智力巨人出现的时期进行思考时，待解释的现象“也许并不是超凡的自然才能的倍增，而是超凡才能在有关的几种职业上的集中。”这种现象不能轻易归结为偶然共生，而是应该从该时代的社会学状况、各种道德的、宗教的、美学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条件中去寻找，即这种条件倾向于把该时代的天才们的注意力集聚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而这个天才的世纪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研究这样一些社会因素，他们在大尺度上说明了科学的令人瞩目的发展，说明了兴趣被引向某些特定的探究领域的原因。

这一时期，诗歌的衰落曾被归于各种不同的缘由，如清教主义、新哲学和科学所奉行的日益增长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而这一时期因为涉及到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和描述，人们对散文的兴趣如同对科学的兴趣一样趋向增强。

在这一世纪里教士名望的跌落部分归因于宗教改革的教义，这种教义认为，救世的重担应由个人而不是教会来承担。而在该世纪中期，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明显上升。显贵名流对科学的赞助、资产阶级对科学及其技术能够带来利益的发现也提高了科学的社会名望。正是这种对科学价值的肯定性评价引导着人们去从事科学事业。

对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大学里新增设的教席的考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出现的波动与应用功利主义和实用性等准则有关。那些与改进人类的生活便利联系最密切的事业获得了最多的声望和人心。正如克拉克教授指出的“哲学、科学和文学遵循着一条标志鲜明的道路，通往功利主义伦理学和一种不包括任何奇迹或神启的自然宗教。”

这一时期清教主义是明显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结合的宗教运动，清教主义所激发并塑造出的思想感情渗透在这个世纪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它可以作为测量不同社会活动的价值的量杆。那么，它与科学的关系如何？清教主义是否向我们频繁听说的那样包含着仅仅孕育出自己的宗教目标的那种炽热的盲目信仰？倘若如此，这样一种态度的文化含义是什么？导源于清教主义的那些强大的动力对于新科学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四至六章主要讨论了清教主义中的变迁与科学技术兴趣增长之间的关系。莫顿分析了科学作为一个慢慢出现的社会体制和其他社会体制领域（诸如宗教和周围的经济）之间的互动方式。

一开始，默顿提出了从文化价值中寻找促进科学发展的源动力，而宗教，作为十七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表现形式自然而然地就被引出，同时选定了在这个时期渗透人们活动各个方面的清教主义作为论述与科学发展间关系的宗教代表。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清教主义的社会含义。”长老会有别于加尔文清教主义乃是在于它宣称不仅信仰而且善行也可使人获得释罪，这也导致出一种交易，认为坚持不懈的行善是拯世的一种手段，而后者则强行把同一种行为确认为一种皈依状态下的义务承诺。中世纪天主教和加尔文教派都认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而天主教认为的救世良方是从尘世隐退，遁入修道院的精神恬静之中，而加尔文教派认为通过永不停息坚持不懈的劳作改造尘世而去征服尘世的诱惑，乃是责无旁贷的义务。赞扬上帝的两种方式中，离世隐居的静默陈思被摒弃，积极主动的试验方法被采纳。皇家学会在宣传和推广这种县观点的两个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我们一定不要把加尔文本人的教义同加尔文清教运动的教义混淆，后者是对加尔文这位大改革者的观念的重大发展。加尔文主义中所隐含的价值是一些与其他文化部门中独立发展着的倾向相适宜的价值，而且以这种方式清教主义便与处在萌芽时期的许多文化倾向结合成整体。

紧接着，他分别对清教主义和科学的核心价值观做了概括，得出了它们在以下几个方面高度的一致性：不加掩饰的功利主义、对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坚持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论、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然而，他也指出，宗教改革者的初衷可能并不是如此，促使科学的合法化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结果。

清教徒们有一句公式语：“颂扬上帝”是存在的目的和存在的一切，而制度方面的控制把这种赞颂引导向一些特定的带有各色各样的社会效果的方向。其中一个便是有用性和功利性，因为“虽然上帝不需要善行但善行会使上帝欣悦，因为这是出于对他的赞颂，也是我们自己和他人获益。”这种说法被推向极端就是“公益服务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由于功利主义原则适宜于便利可行的具体应用，它便成为现实实践的指导性信条。

加尔文教派所特有的一种基本教义是命定说：上帝拯救一些人纯属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论这些被选中的人有何过错或功德。而行善可以增加人们中选的信心。这证实了不同新教教条的社会含义中存在着一种实质上的一致性。

在命定说和善行赎罪说上建造起来的另一种支配行为的学说认为在个人的（神召）职业中刻苦劳作是必要的，而既然刻苦劳作能使人取得职业的成功，这类成就本身就成了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在职业选择上有着同行善、刻苦劳作相同的宗旨：选择那种使你能最有效地为上帝服务并且对公共福利最有贡献的职业，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应选择最能为公众行善的职业。众多职业中，学识型职业的突出地位与清教徒崇尚教育相一致。

另一类信仰认为理性值得赞扬，因为只有人被上帝所选中而拥有理性，理性使人区别于原野上的走兽；理性可以约束控制作为罪薮之首的欲望；理性对盲目崇拜的恶习倾向有限制作用；理性帮助人欣赏上帝的杰作从而使人能够充分的赞颂上帝。为理性大唱赞歌的倾向使其具有了一种严峻的权威性甚至是强制性，有些人要把宗教学说理性化，以此去证明理性和信仰二者并不是矛盾的。经验-理性主义的地位被抬高以至于被接受为一种标准来论证各种宗教信仰的有效性，这种做法为后来的世俗化过程打开了缺口。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类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态度在当时所具有的力量，这种仔细的把智力兴趣引导向一些特定的领域和引离开另一些领域的做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种力量影响了教育领域和研究领的域选择。当时数学作为有机知识的组成部分因其用途广泛而占据了突出位置，物理学一直被理解为从上帝的作品中研究上帝，是清教徒偏好的科学学科，而作为获得关于事物的更深入的知识的一种手段，掌握多门语言也受到推崇。宗教就是也这种方式赞许并认可了科学，又通过强化和传播对科学的兴趣而提高了社会对科学探索者的评价。赞许科学的依据除了颂扬上帝，还有第二个“功利主义原则”。“知识应按其有用性来评价”，不管什么行为，只要它能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在上帝眼里就是善行。科学被当做强有力的技术型工具，扩大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被宗教赋予了巨大的价值。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功利性证明是对这些事业做出很定性评价的最有效的论据之一。而在该世纪对世俗功利的思考显示出清教主义越来越强调改造现世的价值。结果是科学至少部分作为社会经济功利的仆人得到肯定的赞许。该世纪两大运动即新教改革运动可科学运动的鲜明特征是对经院哲学的反叛、对哲学意义上理性主义的反叛。在商业和科学时代的清教徒眼里，理性采取了新的含义：对经验材料的理性思考。逻辑被降低到从属地位。逻辑有时是思维中的一种有用的因素，但对实在的检验并不来自学究的逻辑，而是来自于对事实的观察，逻辑并不增添任何知识，却可能是谬误长存。正是这种强调重点，同对科学的校验性和功利性的无理性的信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清教主义和近代科学二者的特征。

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科学内部史且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纯科学因素以外的因素无关。然而，科学变得为社会所接受而不是令人讨厌的职业，这个事实肯定把才能引导到科学事业上来，而在其他时期这些才能就会表现在其他的领域里。

宗教作为一种十分有效的社会力量，对当时的行为和兴趣分布施加着程度可观的影响。十七世纪以前的科学没能繁荣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科学的性质内在的原因，及科学发现的出现一定存在一种固定的顺序，每个发现必须等待某些先决条件的发展；二是缺乏必需的、把科学活动当作高度可取的那种文化意向。

新教伦理不仅引导人们走上特定的活动轨道，而且施加出经久的压力使人们忠贞不移地献身于这种活动。它的苦行禁欲的教规为科学研究建立起一个广阔的基础，使这种研究有了尊严、变得高尚、成为神圣不可侵犯。

一旦科学成为牢固的社会组织之后，除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以外，还具有一切经过精心阐发、公认确立的社会活动所具有的吸引力。

宗教改革已把拯救个人的重担从教会哪里推卸到个人身上，正是这种为自己的灵魂负责的千钧压身之感，部分的说明了对宗教的辩护的渴求以及对个人职业的执着追求。

实验是清教徒的那些注重实际、积极活跃、有条有理的倾向在科学上的表现。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那些眼睛盯着来世、双脚却牢固踩在现在的人们会如此热忱的支持新实验科学。加尔文主义摒弃了上帝的绝对之善，而倾向于强调个人、强调经验型、强调对一切的事物做出实际上不受妨碍的功利主义的判断。虽然清教的精神气质对科学的方法并无直接影响，但通过一定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的赞许，这类态度合在一起便使得一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科学得到人们的赞许。简言之，清教主义改变了社会的定向。结果是建立起一个新的、以不可避免的使自然哲学赋有声望的标准为基础的职业等级制度。这对于某些才能转型科学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随着清教理论中科学含义的全部显现，科学的世俗化过程逐渐开始，直至最后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价值。在清教价值体系中理性和经验开始被认为是确定宗教真理的独立手段。巴克斯特宣称，不引起疑问、未经理性权衡过的信仰不是信仰，而是一种梦幻或想象或意见。实质上这给予了科学一种势力，它最终起限制宗教的势力。正是这种通常未预料到的反作用构成了世俗化过程中及价值体系的转变或瓦解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宗教制造了一种社会气氛是科学贡献能被人们欣然接受，为科学家提供最终目的——赞颂上帝和人为之善。雷把这一概念推广至逻辑结论：倘若自然是上帝威力的表现，则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过于卑贱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这里隐含着一个结论：宗教是自变量，科学是因变量。

这是这一时期宗教所具有的强大的社会主导精神，通过驱逐贬损的社会态度并灌输有利于科学的态度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在后继者们的科学体系中，实验的检验是真理的最高标准。而这基于一个假设：自然界构成一种可以理解的秩序。

新教领袖甘愿让理性和经验对所有宗教信仰加以 “检验”，这同科学一样，这种心甘情愿就是简单的将之作为一种信仰加以接受，其部分的基础是认为一切知识，不论是感性的还是超感觉的，都具有一贯性、一致性以及互相肯定的性质。因而看起来，种种新教主义和科学的假设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共性，二者中都存在那种不受质疑的基础性假设，以它为基础，整个体系便通过理性和经验的应用建立起来了。

所有这些仅仅说明了对自然秩序的寻求和新教主义态度之间有某种联系的可能性。因此需要对这个假说进行检验——判决性实验。

默顿为了加强论证的说服力，在第六章从各种角度论述信奉清教主义的科学家的优势地位。

从人数上看，皇家学会中清教徒的比例远大于全英格兰清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显而易见，皇家学会会员的请教理念对当代科学的迅速传播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默顿举出的第二个论证证据是教育改革中清教徒门对功利主义、经验型的新型教育的宣扬导致的对科学技术研究的强调。第三，默顿指出新教徒在由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法国也做出了相当多的科学贡献。第四，默顿引用帕克博士的方法，将英国的清教学院和德国的虔信派与科学技术兴趣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由于清教主义与虔信主义的伦理原则几乎相同，因此，前者与科学的关系必定能延伸到后者。事实上，这种推论与实际完全相符，更加有利地论证了最开始的假设。第五，默顿统计了新教徒、天主教、犹太教学生在选择各类学校的比例，发现占总人口数最少的新教徒恰恰在以科学训练为重点的实科学校中占了最大的比例。这成为了不可否认的证据之一。最后，默顿统计了优秀学科中新教徒的人数，毫无疑问地得到了与预想一致的结果：新教徒在优秀科学家中占压倒性多数。

结论最后指出：“清教的不加掩饰的功利主义、对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坚持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论、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所有这一切的综合都是与科学中同样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

第七、八、九章是从具体的领域：采矿业、交通运输业来说明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其中，默顿详细说明了研究和“需要”是“科学发展”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因此，将科学与经济需求之间的关系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后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进行的科学；二是某些课题由于技术上的重要意义收到人们的充分重视而被选出进行的研究。

第十和十一章对科学的外部因素对其的影响做了简单的概括，最后呼应了全论文的总观点：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