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区的三级划分[样例5]

第一篇：中国传统文化区的三级划分

中国传统文化区

1.东部农业文化地区（北方文化亚区，南方文化亚区）

（1）关东文化副区：主体位于我国东北，因其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为关东文化副区。此区历史上是少数民族文化占主导地位，在明朝以前的主要经济类型是渔猎。明清时期，此区与关内汉族文化交流频繁，因此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现在此区民族以汉为主，满族星散其间，在西部大兴安岭地区还分布着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在长白山地区有朝鲜族。汉族和朝鲜族的传统经济类型为农耕，其他少数民族多为渔猎。不同的经济类型下有不同的民俗、信仰和不同的艺术形式。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有东北的“二人转”。

（2）燕赵文化副区：以今河北省为核心，北以燕山为界，西止太行山，东临渤海，南接中原和江淮。此区民族以汉为主，传统经济类型以农耕为主。这里的民风民俗粗犷豪放，尚武之风普遍，历史上出现了许多豪侠之士。燕赵地区的艺术形式多样，代表性的有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吴桥杂技等。

（3）黄土高原文化副区：依托于黄土高原，西迄河西走廊，东抵太行山脉，北界万里长城，南限秦岭太白山。此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宋以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里历史悠久，主体民族为汉族，传统经济类型是农耕。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留给这里大量的物质文化景观，今陕西省被称为“地下文物博物馆”，山西省被称作“地上文物博物馆”。这里的民风热情、朴实，艺术风格高亢激越。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有秦腔、山西梆子等。

（4）中原文化副区：核心地带是今河南省，因位于古九州的中央，故又称“中州”。象征中华民族的黄河横贯中原大地，历史上它与黄土高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继黄土高原之后的中国古代又一个政治、文化中心。由于这里长期为帝都所在，因此历史上曾云集了许多天下有识之士。本区的主体民族是汉族，传统经济类型是农耕，民风淳厚豁达，少林武功、河南豫剧名扬华夏。

（5）齐鲁文化副区：以今山东省为核心，由于春秋时这里为齐国和鲁国所在地，故又称齐鲁大地。本区位于黄河下游，土壤深厚肥沃，传统经济类型为农耕业，沿海有渔业。此区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从这里扩散到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被世人视为中国文化的精华之一。在尊孔崇儒的上层文化影响下，形成了讲礼数、重义气的齐鲁之地民风特点。山东大鼓、山东梆子、山东快书等是本区的代表性艺术形式。

（6）淮河流域文化副区：顾名思义位于淮河流域，大体上北界陇海铁路，南濒长江，西临河南、湖北，东达江苏北部沿海，即今安徽、江苏两省的北部。无论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位于黄河流域，还是转移到长江下游地区，本区都位于重心区的边缘，加上这里是自然地理的过渡带，因此本区文化也带有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的过渡特点。表现之一，这里的传统经济虽以农耕为主，但是在耕作形式上具有从旱作向稻作过渡的特点；表现之二，这里的语言也具有汉语北方方言向吴语过渡的特征。本区为人熟知的艺术形式有凤阳花鼓、淮海戏、柳琴戏等。

（7）巴蜀文化副区：位于四川盆地，3 000多年前重庆为巴国的首府，2 400多年前成都为蜀国王都，因此人们习惯上将这里称为巴蜀之地。本区虽偏处西南，但是以富饶的成都平原为依托，传统农耕经济比较发达。本区盆地四周形势险要，军事上利于攻防，加之与外界文化交流不畅，故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川剧是巴蜀地方戏曲的主要剧种，活泼生动，幽默风趣。

（8）荆湘文化副区（荆楚文化副区）：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洞庭湖平原，巫山、武陵山屏障其西境，东有幕阜、武功诸山与吴越相隔，北以桐柏山、大别山与中原分野，南以五岭为界。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因此传统农耕业比较发达。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本区是中国古代的又一个文明中心，也有学者认为它是黄河文明中心扩散后的又一个中心。无论本区与黄河流域文化有何关系，人们都承认本区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都具有自己的特色，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对后来本区的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戏剧方面，除了发展较为成熟的汉剧、楚剧、花鼓戏、采茶戏等外，民间的歌舞艺术形式也比较丰富。

（9）鄱阳文化副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的鄱阳湖一带，以今江西省为主。本区一面对水（长江），三面环山。传统经济以农耕为主。本区多山，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但许多风景秀丽之山被儒家、道家和佛教选为圣地，例如庐山和龙虎山。本区的代表性艺术形式有弋阳腔，它是中国四大声腔（余者为江苏昆山腔、浙江余姚腔和海盐腔）之一，其特点是激越奔放。

（10）吴越文化副区：位于长江三角洲和杭州湾沿岸，北临长江天堑，西望鄱阳平原，南界雁荡山脉，东濒茫茫大海。本区河流密布，湖泊众多，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传统农耕发达，是物宝天华之地。本区富庶的经济为精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苏州园林、西湖美景、云锦、宋锦、苏州刺绣、文房四宝等都与富裕的经济有直接关系。昆剧、越剧是本区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充分体现了本区戏曲细腻、婉转、清丽、圆润的特点。

（11）岭南文化副区：顾名思义位于南岭以南。本区背山面海，历史上长期位于华夏文化核心地区的边缘，近代以来本区又处于中外文化交汇的地带，因而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本区社会和经济发展起步较前面述及的文化副区晚，传统经济类型是农耕。本区艺术形式中的粤剧、广东音乐和岭南画派最有地区特色。

（12）台湾海峡两岸文化副区：基本上与今天的福建和台湾两省范围符合。本区西部与鄱阳文化副区相连，北部与南部分别与吴越文化副区和岭南文化副区接壤。尽管台湾与福建文化各有特点，但是从文化渊源上看，台湾与福建文化同脉共祖，至今许多共同的文化要素依然紧紧地联系着海峡两岸的人们，例如妈祖信仰。本区多山，适农耕地主要分布在沿海平原。山区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成为了历史上许多文化要素的保留地或“庇护所”，如汉语的古音、高山族的文化。

2.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地区：

以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为主体，包括今天的滇、黔、桂的一部分。尽管本区的传统经济类型为农耕，但是其文化综合体的特点又与东部农业文化区有很大区别。本区是一个多民族分布的地区，文化特点也显现出众多少数民族的多元化风格。从物质文化层的起居、饮食、服饰到精神文化层的风俗、信仰、艺术等都能体现这种

3.西部游牧文化地区：

（1）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大致包括除陕西、青海以外的西北广阔地区。这里自然环境以半干旱和干旱地区为主，因此游牧是本区的主要传统经济类型，在沿河平原和零散的绿洲地区还有种植业、园艺业。本区的艺术特色粗犷、豪放、热情、开朗，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艺术形式。

①内蒙古文化副区

②北疆文化副区

③南疆文化副区

（2）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位：于青藏高原之上，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尽管历史上本区有独特的发展历程，但是本区与中原的联系较与高原南部的印度文化区的联系多得多。宗教在本区文化各个层面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篇：农耕文化区

农耕文化区

各位游客：

大家现在来到的是农耕文化区，农耕文化区主要体现江西修河流域传统的农耕文明。“七百里修河，激情扬波，滋润着赣西北苍桑大地；五千年文化，厚重深远，彰显出山与水无穷魅力”修河，又名修水，古号分宁，是江西省五大水系之一，也是九江市境内最大河流，全长405公里，流域面积14784平方公里。修河流域的先民们事农桑，务耕作，重农务本，民风敦厚，逐渐形成了内涵极为丰富的修河文化，源远流长。如今修河流域流传的锄山鼓、车水歌子，放排号子、全丰花灯、宁河戏等都凝聚了修河文化的精华。修河文化铸就了修河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并且得到了代代传承。

“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这首宋代著名诗人徐俯的《春日游修溪上》，向人们描绘了修水纯净秀美的自然风光。900多年后的今天，柘林湖又在向世人展示着美丽的修河风光，述说着古朴的修河文化。

柘林湖农耕文化区分为两大区域：即外婆岛1主要表现农村生产和生活的泛文化主题和外婆岛2以江西古老的民间艺术和中国农耕历史为题材，是一个集观赏性、参与性为一体的综合性区域。

农耕文化区面积达45800㎡（外婆岛1：22800㎡；外婆岛2：23000㎡），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2%。主要景观有：“外婆松”、水车、文化墙、耕田组雕、磨坊、脚踏水车、外婆屋、三缘亭、外婆桥、铜钱路、人生路等景观。

外婆岛1

“外婆松”（马尾松）：

大家看到外婆岛门楼前这棵松树是否像一位老外婆伸出双手热情的欢迎大家的到来呢？

中国自古以来把松树作为坚定、贞洁、长寿的象征，松、竹、梅也称为“岁寒三友”，表现了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农业文明中培养出来的不畏逆境、战胜困难的坚韧精神。

外婆岛上的松树是一个种类：马尾松，别名青松，属常绿乔木，是我国南方主要材用树种，经济价值高，分布极广，北至河南、山东南部，南至两广、台湾，西至四川中部。马尾松的松油脂及松香、叶、根、茎节、嫩叶（俗称树心）等可以入药，能祛风湿，活血、祛瘀、止痛等作用，马尾松放入水中煮，饮用汤汁可清热解毒、美容养颜，对糖尿病也有特殊疗效。

水车：

水车是一种古老的提水灌溉工具。水车也叫天车，这组水车大的高10米多，小的7米高由车轴支撑着木辐条，呈放射状向四周展开。每根辐条的顶端都带着一个刮板和水斗。刮板刮水，水斗装水。河水冲来，借着水势缓缓转动着十多吨重的水车，一个个水斗装满了河水被逐级提升上去。临顶，水斗又自然倾斜，将水注入渡槽，流到灌溉的农田里。

中国自古就是以农立国，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水利作为农业中最不可缺的一环，各朝政府虽致力于兴修水利工程，不论是灌溉渠道或是运河都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营建。但是这些渠道大都分布在各大农业区，至于高地或是离灌溉渠道及水源较远之地，显然是无法顾及。于是中国人善用其智慧，发明了一种能引水灌溉的农具─——水车。水车外形酷似古式车轮。轮幅直径大的20米左右，小的也在10米以上，可提水高达15-18米。轮幅中心是合抱粗的轮轴，以及比木斗多一倍的横板。一般大水车可灌溉农田六、七百亩，小的也可灌溉一、二百亩。水车省工、省力、省资金，在古代可以算是最先进的灌溉工具了。农耕文化墙：

这里展示的是传统农耕生产和生活所需的用具，这些用具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中的智慧的结晶。

耕田组雕：

这组耕田组雕主要表现了一位农民在田里耕作期间休息的场景，他旁边是一组牛耕组雕，牛在中国封建时代甚至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农村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每家每户为了种地都要养牛。牛养的多家里就会富有一点，劳动力多一点也会好一点，正是所谓的人多力量大，牛多力量更大。家家都有一条牛，养牛就是家庭的重要任务，一般大人们都有事要做，这些养牛的事都交给小孩子们去做了，家里小孩子多的养的牛就多，一般小孩子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学会放牛了。名副其实的牛童，养的牛多壮家里地自然种的就好，经常给地翻土，土地就肥沃长的庄稼就好。

犁是一种耕地的农具。由在一根横梁端部的厚重的刃构成，通常系在一组牵引它的牲畜或机动车上，也有用人力来驱动的，用来破碎土块并耕出槽沟从而为播种做好准备。在55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农民就开始尝试使用犁。中国的犁是由耒耜发展演变而成。最初可能仍名“耒耜”。用牛牵拉耒耜以后，才渐渐使犁与耒耜分开，有了“犁”的专名。犁约出现于商朝，见于甲骨文的记载。在古代欧洲使用的犁从青铜时代起，基本上就没有怎样改变过。只有犁嘴从公元前十世纪起一般用铁代替了木头。这时的犁在耕田时由犁田人提到一定的高度，需要相当大的气力。犁出来的沟垄既不怎么直，也不怎么深，因此要犁过两遍。在犁第二遍时要和第一遍的方向形成直角。在欧洲，公元前一世纪就已经使用一种新式的犁。它有个轮子控制犁地的深度，这就使犁地的人省力。新式犁有犁刀划土和一个模板翻土，犁出来的沟又深又整齐，而取代了以前的犁田法。新式犁比旧式犁要重，拖起来需要相当大的力气，因此农民用牛来犁地。碾磨：

在上世纪70年代前，山区的农人们吃的米，都是靠石碾碾出来的。碾子由碾槽、碾磙和碾架三部分组成。碾槽由若干节成弧形的石槽连接成一个大圆圈，碾磙是用坚石打磨成车轮状的两个石盘构成，然后靠碾架固定分前后嵌在碾槽里，碾架由一根粗壮的直木从碾圈的中心牵出，控制碾磙始终绕着碾槽运转。碾磙靠牛来拉动。碾米时，先把稻谷均匀的倒入碾槽，然后驾上牛，人坐在碾架上挥鞭驱牛，牛走磙动。石磙在碾槽里不断地对稻谷磨碾，直到壳破米出糠成细粉。这样，一槽米就碾熟了。有的在碾米前先用轹子磨破大部分谷壳，既可缩短碾米时间，又可减少碎米。一般一槽可碾一百二三十斤谷。时间大约二三个小时。石碾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一般两三个屋场共一座碾子。碾子通常设在几个屋场的中心地点，隔人户较远，为的是几个屋场的人都方便。碾子的周围一般都有大树遮蔽，免得夏日碾米时人畜被烈日暴晒。上世纪60年代粮食都是由生产队统一按时发放的，碾米活儿就比较集中，农户为抢碾子，常常要起三更睡半夜，否则就可能要饿几天肚皮。

辘轳：

辘轳是从杠杆演变来的汲水工具。早在公元前一千一百多年前中国已经发明了辘轳。到春秋时期，辘轳就已经流行。辘轳的主要部件是一根短圆木，上绕绳索，圆木可环绕其固定轴而转动。明代罗颀所编的《物源》载：“史佚始作辘轳”，“史佚”为周初史官，故辘轳可能起源于商末周初。春秋时期，曾在一种军用巢车或八轮车上装有辘轳，以便将巢车举起，车内人即可居高望敌城。自战国到汉代，辘轳常被人用作入葬下棺的机械。辘轳的制造和应用，在古代是和农业的发展紧密结合的，它广泛地应用在农业灌溉上。辘轳的应用在我国时间较长，虽经改进，但大体保持了原形，说明在3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设计了结构很合理的辘轳。解放前在我国的缺水地区，仍在使用辘轳提水灌溉小片土地。现在一些地下水很深的山区，也还在使用辘轳从深井中提水，以供人们饮用。在其它工业方面，有使用牛力带动辘轳，再装上其它工具用来凿井或汲卤的。

脚踏水车：

也叫做“龙骨水车”，省称“龙骨”。一种用于排水灌溉的机械。因为其形状犹如龙骨，故名“龙骨水车”。其结构是以木反为槽，尾部浸入水流中，有小轮轴一。另一端有小轮轴，固定于堤岸的木架上。用时踩动拐木，使大轮轴转动，带动槽内板叶刮水上行，倾灌于地势较高的田中。后世又有利用流水作动力的水转龙骨车，利用牛拉使齿轮转动的牛拉翻车。以及利用风力转动的风转翻车。广东等地用手摇的较轻便，施于田间水沟，称“手摇拔车”。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领略一下。

风扇车：

是一种能产生风（或气流）的机械，也叫扇车或扬车。发明于汉代，由人力驱动，用于清选粮食。风扇车的组成是在一个轮轴上按装若干扇叶，转动轮轴就可产生强气流。西汉时长安有名的机械师丁缓发明了“七轮扇”，是在一个轮轴上装有7个扇轮，转动轮轴则7个扇轮都旋转鼓风。《武经总要前集》中绘有一个以轴上曲柄转动的风扇车。王祯《农书》所绘的风扇车，轮轴上亦装曲柄连杆，以脚踏连杆使轮轴转动。以上所述，都是开放式风扇车，它们没有特设的风道，因此，风扇产生的风是向四面流动的。

现在展现的是闭合式的风扇车，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就绘有了闭合式的风扇车，从中可见，在装有轮轴、扇叶板和曲柄摇手的右边，是一个特制的圆形风腔，曲柄摇手的周围圆形空洞，就是进风口，左边有长方形风道，来自漏斗的稻谷通过斗阀穿过风道，饱满结实的谷粒落入出粮口，而糠粃杂物则沿风道随风一起飘出风口。这种闭合式的风车，可能产生于西汉晚期，一直沿用至今日的农村之中。

英国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旋转式风扇车的一个惊人特点，是进气口总是位于风腔中央，因而它是所有离心式压缩机的祖先。

篾盘：是用竹篾制作的晾晒工具，主要用来晾晒谷物及其他农业作物。

打谷桶：是在收割稻谷后,为了使谷粒脱离稻秆使用的脱粒工具, 由打盘和谷桶组成，农民在使用时用一把稻谷在打盘上摔打，谷粒就脱落在谷桶中，相当于人工脱粒机。

石磨：最初叫硙（wei），汉代才叫做磨，是我国古代优秀的创造发明家鲁班发明的。他生活在春秋末期，叫公输班，因为他是鲁国人，所以又叫鲁班。据说他发明了木工用的锯子、刨子、曲尺等。他还用他的智慧，解决了人们生活中的不少问题。在鲁班生活的时代，人们要吃米粉、麦粉，都是把米麦放在石臼里，用粗石棍来捣。用这种方法很费力，捣出来的粉有粗有细，而且一次捣得很少。鲁班想找一种用力少收效大的方法。就用两块有一定厚度的扁圆柱形的石头制成磨扇。下扇中间装有一个短的立轴，用铁制成，上扇中间有一个相应的空套，两扇相合以后，下扇固定，上扇可以绕轴转动。两扇相对的一面，留有一个空膛，叫磨膛，膛的外周制成一起一伏的磨齿。上扇有磨眼，磨面的时候，谷物通过磨眼流入磨膛，均匀地分布在四周，被磨成粉末，从夹缝中流到磨盘上，过罗筛去麸皮等就得到面粉。许多农村现在还在用石磨磨面。

蓑衣：是用草或棕制成的，披在身上的防雨用具。起源古老。《诗.小雅.无羊》：“尔牧来思，何蓑何笠。”何，即“荷”，带着。唐张志和《渔父》词：“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柳宗元《江雪》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宋功轼《渔父》诗：“自庇一身青蒻笠，相随到处绿蓑衣。”

斗笠：遮阳光和雨的帽子，有很宽的边沿，用竹篾夹油纸或竹叶棕丝等编织而成。

在江南农村一带，几乎每家每户家中都有斗笠。在外出中，他们不管天晴下雨，都戴在头上。成了自己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斗笠，这种古老的挡雨遮阳的器具，至今在山村水乡仍随处可见。更有一些旅游胜地，将斗笠作为一种既实用又美观的工艺品明码标价，十分受人欢迎。许多家庭，往往在墙上挂上一斗笠作为装饰，亦赏心悦目。

斗笠起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诗经》有“何蓑何笠”的句子，说明它很早就为人所用。《说文》中提到一个“簦”字，意为竹篾编的有盖有柄的遮阳挡雨的器具，而有盖无柄的则称之为笠，又叫笠帽。俗语称之为斗笠，因其平面如斗大小，故名。

斗笠用竹篾、箭竹叶为原料，编织而成，有尖顶和圆顶两种形制。讲究的以竹青细篾加藤片扎顶滚边，竹叶夹一层油纸或者荷叶，笠面再涂上桐油。有些地方的斗笠，由上下两层竹编菱形网眼组成，中间夹以竹叶、油纸。“或大或小，皆顶隆而口圆，可芘雨蔽日，以为蓑之配也”（《国语》）。古诗文中，故常蓑笠并用，“圆笠覆我首，长蓑披我襟”（唐-储光羲《牧童词》）；“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柳宗元《江雪》）。在武侠小说，斗笠常为高人手中的武器，往空中一掷，旋转飞行，直奔对方头颈，使读者叹为观止。

三缘亭：这是哪“三缘”呢？那就是“天缘”、“地缘”、“人缘”，自古便有天时、地利、人和之说，而在外婆岛确有着一个天缘、地缘、人缘的传说。一年三次路过此亭便聚天缘、驻足歇息片刻便聚地缘、路过此亭有思者便聚人缘!三缘齐聚，那便是拥有友情、健康、财富、快乐与美丽。

相传“永修县侯”桓伊，功高名显，但是非常谦逊，平易近人。他喜好音乐，能达到音乐的奥妙，“为江左第一”，有“笛圣”之美称。桓伊除喜好音乐外，还非常喜欢外出郊游。

偶有一日，桓伊游至此处，只见此风光旖旎，驻足歇息。望江南的秀水美景，想起远去边疆的朋友，顿觉伤感，于是吹笛以思故人。此后，每逢佳节，桓伊便游至此。后人称其来此，而得三缘即天缘、地缘、人缘。

公元383年，桓伊在淝水大战中攻破苻坚，“功封永修县侯，进号右军将军，赐钱百万，袍表千端”。桓伊去世后，安葬于南昌青云谱，他的儿子桓陵继承了他的侯国。

后人为纪念他，在他奏笛的地方修建了一座亭子，取名“三缘亭”。

外婆桥：喜欢刺激的朋友不妨自费尝试一下。“外婆桥”长138米，宽2米，桥面用999块木板铺成，代表着“爱情长久、友情长久”的意思。是江西省目前最长的单挂钢索桥。走时晃动不止，注意随晃动节奏和保持身体平衡。（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勿走）。

外婆岛2

本岛屿是农耕文化区的第二个岛屿，以江西古老的民间艺术和中国农耕历史为题材，是一个集观赏性、参与性为一体的综合性区域。本岛屿续外婆岛Ⅰ，展示了农耕文明相关的建筑、表演以及农耕物品，在此游客可以观看修河流域的传统文化表演，可以体验别具特色的二十四节气罗盘与沙漏，可以走一走中国独一无二的人生路、财富路，可以品一品柘林湖特产的农家美酒„

二十四节气罗盘：

二十四节气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辉煌文化，它根据阳历划定，反映着季节的变化，指导着农事活动，影响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

这个占地面积约16㎡的二十四节气罗盘，从上到下共分为三层。顶部为第一层，它代表着地球一年绕太阳旋转周为360°，即一年360天，每15天划分了一个节气，刻成的度数代表着太阳黄经度数。罗盘第二层可转动，对应第一层刻印着每个节气与其所处的日期。罗盘第三层对应的刻着每个节气的气候、物候的变化。

沙漏：

沙漏，也叫做沙钟，是一种测量时间的装臵。西方沙漏由两个玻璃球和一个狭窄的连接管道组成的。通过充满了上面的玻璃球的沙子穿过狭窄的管道流入底部玻璃球所需要的时间来对时间进行测量。一旦所有的沙子都已流到的底部玻璃球，该沙漏可以被颠倒以测量时间了，一般的沙漏有一个名义上的运行时间1小时。

这四个计时沙漏就是仿制西方沙漏制成的，可转动，占地约4㎡。四个沙漏分别装着四种不同颜色的沙子：白色，代表健康;紫色,代表品位;粉色,代表天真;蓝色代表活力。它们的运行时间分别为一天，三天，一天，四天，代表着一生一世的爱情，一生一世的友谊和一生一世的幸福。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在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进程中，形成自身独特的劳动、耕作、物产、饮食方式以及手工艺产品。农耕文化带来了农业的文明，农业文明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在农耕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璀璨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也萌生了一条人生之路。

铜钱路：

铜钱路是农耕文化财富的缩影，告诉人们农耕文化其自身价值的贵重，也告诉了人们农耕发展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条铜钱路（财富路），正是以仿铜钱铺设而成，路宽为1.5m,占地约60㎡，路的中间以红麻亮面板贯穿铜钱方孔，取意为古时的“盘缠”。踏着铜钱过路，象征着踏着数千年农耕文明长河，将给我们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人生路：

农耕文化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催生了色彩斑斓的人生之路。人生路由农耕文化长河中产生的形形色色的人组成，该路用大理石铺地而成，长165米, 采用汀步的环形路布臵方式。这条路共设有365块踏步，每一块踏步代表着一个生日，在踏步边上的小块大理石上刻着对应生日的形形色色人物的资料，365块踏步就组成了一条人生的印记。“漫漫人生路，人生短短几个秋。”踏上这条人生路，就像是进行一场人生的旅行，一边欣赏着沿途的风景，一边品读着百味人生。

滑草：

滑草是最近几年在国内兴起的休闲健身运动，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奥地利，当地的人们酷爱滑雪，但因为季节关系夏天无雪可滑。于是人们就尝试着开始滑草，期望在草上能体验滑雪的那种愉悦和乐趣，运动一经推广便受到了欧洲白领阶层的欢迎。

本滑草项目惊险刺激，玩法却相对简单：游客只需坐在滑草车上，左右抓稳，双腿微屈登住车前部，由工作人员在车后用力把车推出，游客则会随着滑草车一起快速滑下，这种滑草运动既符合新时代环保的理念又很新奇。

由于这项运动惊险刺激，以下几项大家需要注意：

1、孕妇者、心脏病患者、高血压患者、恐高症患者不能参加；

2、滑草期间不能横穿滑道；

3、请自觉服从工作人员指挥，请勿拥挤、打扰。

酒坊：

酒与中国人的情缘源源流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与酒结缘者比比皆是，酒的历史、酒的趣闻，饮酒的讲究、饮酒的含义五花八门，以至现在有“酒文化”的说法。中国造酒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800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就有了自然发酵的果酒，此后发展到利用谷物糖化再酒化的酿酒工艺。公元前16世纪(商代)至公元前200年(先秦时期)，人们又用谷物或其副产品培养出了一种能发酵的活性微生物或其它酶类的“曲”的直接酿酒法，这大大早于19世纪的欧洲。我们现在所说的酒，一般都是指谷物酿酒。

这座占地面积约为250㎡的酒坊是一个兼具功能性和艺术观赏性的点景建筑，它依山傍水，格调清雅，即可品酒赏景，又可休憩听曲，是一个以酒文化为主题的综合性休闲娱乐场所。

第三篇：中央文化区

一、自然区位

本溪市地处辽宁省东部，属于辽东半岛腹地，与沈阳、辽阳、丹东、抚顺、通化接壤，是沈阳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城市。本溪总面积为8411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占80%，耕地面积占8.7%，水面和其他用地占11.3%，故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森林覆盖率达到74.5%。全市人口155.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04万人，城市化率达到66.91％，下辖两个满族自治县、四个城区、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国家“十二五”时期，本溪市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国家深入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沈阳经济区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本溪市发挥产业优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沈溪新城位于本溪市区北部，辖区面积205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100平方公里，依托石桥子、歪头山、张其寨三个街道办事处，形成“一线、两带、三心、三轴、五片”的空间结构，其中“三心”为边牛主中心、石桥子副中心和张其寨副中心。此次规划的日月岛中央文化区就位于边牛主中心。

二、新城建设发展

自沈阳经济区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市委、市政府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沈本一体化战略部署，依托本溪高新区加快推进中国药都和沈溪新城建设。通过全力推动中国药都医药企业建设，目前共签约引进医药生产与科研类项目168个，开工建设125个，拥有医药品种609个，集聚产能近千亿元。新建和续建43个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额超101亿元。共实施了12个村屯居民回迁保障房建设，年底将有100万平方米回迁安置社区竣工入住。还引进了深圳朗钜、绿地集团、浙江旺力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合同投资额470亿元，年内新城房地产开工面积可达230万平方米。全面启动了本溪市行政中心规划建设，新建续建了会展中心;四个星级酒店、行政服务中心、药业博物馆、中心医院、公安综合楼等一批城市功能项目，建筑面积近160万平方米，投资总额超过80亿元。另外本溪高新区还通过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考察评审，即将升级成为国家级高新区。

三、中央文化区

中央文化区，是本溪市政府为加快沈本产业一体化大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将本溪市政府办公区搬迁到沈溪新城内歪头山片区，使本溪和沈阳行政机构在地里上缩短距离从而紧密与沈阳经济区的关系而做出的重大决定。

本溪中央文化区将为本溪打造一个更为亲切轻松的花园式行政办公环境。它将具有统一的城市肌理，由建筑围合出多样且相互联系的城市空间。这些空间由缘地和广场组合而成，将为办公区活动的人们提供更为丰富的活动场地。市民服务区的核心是市级政府的领导机构，这里将由两座错落有致的办公建筑和行政广场构成。两座办公建筑的形态将与自然之轴南向延长线上的药都大街跨北沙河大桥高低错落的形态形成对景和呼应。

四、项目进展现状

10月17日下午，市政府邀请7位国内知名规划设计专家，在中国药都科学家会馆举行专家评审会，对参与沈溪新城中央文化区城市设计方案竞赛的6个设计方案进行集中评审，最后加拿大IBI工程项目咨询(北京)有限公司的设计方案凭借空间组织结构清晰、体现出开放空间的公共属性、具有一定创新性、形体结构新颖、建筑尺度适宜、开发强度控制合理等特点，获得专家评审组和各相关部门代表的一致认可。

10月18日上午，市长王世伟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沈溪新城中央文化区城市设计方案，并就此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要通过科学的规划设计，使沈溪新城中央文

化区发挥出对整个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要在原规划3．3平方公里的基础上，扩大中央文化区的辐射面积，达到5平方公里。要在这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别建设文化旅游区、市民服务区、休闲商务区、健康宜居区、商贸会展区5个功能性区域。中央文化区的开发强度要控制在1．5左右，整体建筑色彩风格要充分与周边环境相协调，采用灰色调为主的浅色系风格。同时还要认真结合设计方案，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做好控详规和修详规的制定，并注重做好配套设施的单项规划。

第四篇：网格化管理三级网格划分

遵循属地管理与行业管理相结合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安全责任“网格化”：乡镇为大网格，行政村为中网格，生产经营单位为小网格，对每一个网格内的责任单位实现“三定”（定人、定岗、定责）机制，使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人，各网格内的责任单位要根据自身实际，制订具体的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方案。

五、工作职责

（一）大网格职责。负责全镇的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作，建立并完善各网格点的基础数据台账，层层落实工作责任，明确镇、村两级网格的责任人、责任目标；负责对村级网格安全基本情况的调查摸底，建档登记，形成镇级安全管理数据库；督促、指导村级网格完善安全制度，明确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安全档案，完善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安全检查与执法，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单位实施重点监管；全面收集汇总村级网格上报的安全隐患信息，并及时将有关情况上报至市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中网格职责。负责落实本级本单位安全职责，明确安全生产网格管理人员；对辖区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建档登记，协助上级做好巡查检查工作；及时汇总上报辖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举报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积极开展安全宣传。

（三）小网格职责。负责建立本单位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机构和方案，配备安全生产网格管理员；明确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负责领导和组织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切实落实上级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及时上报安全生产工作动态信息；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消除发现的安全隐患；积极开展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检查、宣传教育、会议等安全管理工作的基础情况台账，对安全生产工作有计划、有部署、有总结，并向上级网格上报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第五篇：上中下游文化区

上游：巴蜀文化

中游：荆湘文化

下游：吴越文化

在北人南来的三次移民浪潮冲击下，长江流域逐渐确立了全国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地位，文明的传播和扩展也逐渐由社会精英阶层普及到下层民众。然而长江流域地域辽阔，上中下游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文明发展的脚步并不是同步一致的。概括起来看，长江上游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秦汉时期文明的发展程度可能要高于中下游地区；唐宋时代，中下游逐步崛起，已与上游地区并驾齐驱，下游地区文明程度可能还要超过上游地区，唐代中后期流行的“杨(扬州)一益(成都)二”民谚，形象说明了下游与上游的对比和变化，两宋时期，今江西省区人才辈出，文明程度位于长江流域之首。而到了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文明程度普遍提升，长江三角洲狭义的“江南”即今江浙地区已成为长江文明发展的先锋和重镇。由此可见，在整个文化重心南移时期，长江流域内部，文明的发展也有一个由西向东推进的过程。

一、巴蜀文章冠天下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四川盆地被纳入秦国政治版图。此后直到秦帝国统一之后，中央政丨府一直未停止向巴蜀地区移民，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年)灭赵，迁赵人入蜀；二十四年灭楚，徙楚王族于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爰书》中，规定“迁蜀边县，令终身毋得去迁所。”表明移民巴蜀是秦帝国一项经常性行为。这些移民多来自关中及关东地区，具有较高的生产技能和文化水平。蜀地自然条件优越，自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后，水旱灾害消除，成都平原一跃而成为天府之国。蜀地山川险阻，交通闭塞，从秦灭蜀后以迄汉初，始终未受战乱的影响，所以百余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司马迁写《货殖列传》，描述西汉初年各地经济水平及风俗习俗，将巴蜀列入关中经济区，以与长江中下游楚越地区相区别，他说：(关中)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

丰富的物产加上邻近“西南夷”，新来的移民多以经商致富，见于《货殖列传》中的著名蜀地商人即有临邛卓氏“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亦治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巴寡妇清“家亦不訾，”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公元2年，蜀郡人口1，245，929，仅次于汝南、颖川、沛郡等，列全国103个郡国中的第9位，在长江流域中位居首位。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1.4人，亦居长江流域之首。从整个流域看，西汉(公元2年)上游地区的益州有户1，024，159，口4，784，214；中游荆州户668，213，口3，597，058，下游扬州户710，821，口3，206，213。东汉(140年)益州户1，525，257，口7，242，028；荆州户1，399，394，口6，265，952；扬州户1，021，096，口4，338，538。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17页，第19页，第22页。上游地区高于中下游地区。古代户口数字统计虽不尽切实，但它可以作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有效指标。由此不难看出，上游益州地区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事实上，近年的考古发现也证明成都平原两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漆木器制作，丝绸制品等物质文明成就要高于中下游地区，即使是中游长沙、江陵等地出土的漆木器，也打印着“成都制造”的烙痕。

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进步。西汉景帝末年文翁出任蜀郡守，在成都兴办官学，广收弟子，成为全国最早设立的郡级官学；并将蜀地学业优秀的士人派往京师进一步深造。在他的影响带动下，蜀地学术气氛浓厚，先后涌现了一大批影响全国的杰出人才。“西汉文章两司马”之一的司马相如是成都人，“非圣人而作经”的扬雄也是成都人。班固撰《汉书》，列传人物无数，却唯独对司巴相如，扬雄二人情有独钟，《传》分上下篇。《汉书·地理志》说：“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到了东汉时代，蜀地人才在各方面崭露头角，已呈现出百花齐放、“济济众盛”的局面。对此，《华阳国志·蜀志)说得清楚：降及建武以后，爰迄灵、献，文化弥纯，道德弥臻。赵志伯三迁台衡，子柔兄弟相继元辅，司空张公(张皓)宣融皇极，太常仲经(赵典)为天下材英，广陵太守张文纪号天下整理，武陵太守杜伯持能决天下所疑，王稚子震名华夏，常茂尼流芳京尹。其次，张俊、秦宓英辨博通，董扶、扬厚究知天文，任定祖训徒，同风洙泗。其孝悌，则有姜诗感物悟灵，禽坚精动殊俗，隗通石横中流，吴顺赤乌来巢。其忠贞，则王皓陨身不倾，朱遵绊马必死，王累悬颈州门，张任守节故主。其淑媛，则有元常、靡常、程?及吴几、先络、郫之二姚、殷氏两女、赵公夫人。

自时厥后，龙宗有麟，凤集有翼，纟晋绅邵右之畴比肩而进，世载其美。是以四方述作，有志者莫不仰其高风，范其遗则，擅名八区，为世师表矣。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故汉征八士，蜀有四焉。蜀地人文发达，风俗也由“轻易淫佚”向知书好文方面发生转变。但蜀地终究离传统的礼乐文明中心过于悬远。蜀地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自身的特色。这个特色便是“不拘一格”。

司马相如上书汉武帝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汉书·司马相如传下》。司马相如就是一位不同于常人的“非常之人”。他年轻时喜好读书，学击剑，“家贫无以自业”，因与临邛县令交好，前往临邛弹琴挑逗临邛富豪卓王孙之女卓文君，卓文君新寡家居，从窗口偷窥司马长卿，“心说而好之”。于是二人私奔成都，卓王孙一怒之下不给一文钱的嫁妆，二人“家徒四壁”。不得已，他夫妇二人只得在成都开一家酒馆，文君当炉卖酒，相如身穿“犊鼻裤”，与庸保为伍，“涤于市中”。卓王孙见事已至此，“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文君乃与相如回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后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征召为“郎中”，出使西南夷，建立“非常之功”。

蜀地另一位著名学者扬雄也是一位“非常之人”。《汉书》本传说他“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诂训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落，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他倾慕司马相如作赋“弘丽温雅”，又怪屈原投江而死，以为“遇不遇命也”，何必投身鱼腹，于是作《反离骚》，又模仿《离骚》作《广骚》，依《惜诵》至《怀沙》用《畔牢愁》。他还以为《经》莫大于《易》，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于各种文体莫不尝试，而桓潭“以为绝伦”，深为当世学者所推重。

由于司马相如、扬雄的影响，形成了蜀地学者“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的学风。《汉书·地理志》。这种不拘中原礼乐道德，独立特行，气象博大的风气，深深影响了蜀地文化传统。三国时期刘备入蜀，带来了大量北方人才，他们与当地土人一道共同推进了蜀地文化的发展。诸葛亮治蜀，深入西南地区，从而使文明的区域有所扩大。蜀地的学术以西汉流行的今文学为主，东汉流行的古文学反在其次。但在人才数量上，已不及中原的曹魏和下游的孙吴。西晋统一后，蜀汉士人相继入仕西晋，文化渐趋沉寂，整个东晋南朝，上游地区文化面貌不仅落后于下游吴越故地，甚至还不及中游的荆湘。但自东汉未年始，道教已开始在蜀中发生并流传至外，西晋时期，上游巴蜀地区民间道教仍然活跃，道士陈瑞曾在蜀中传道，“自称天师，徒众以千百数”，他还以清静为中心教义，对道教旧规进行改革，维持蜀中道教的中心地位。道教在蜀地出现并非偶然，它与两汉时期蜀地学术崇尚“异端”，不守中原礼乐道德，风俗“淫佚”是密切相关的。

唐宋时期，四川文化区又有勃兴气象。初唐陈子昂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旧唐书·陈子昂传》。成都是唐代四川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时有“扬一益二”之称，益州(成都)已成为仅次于扬州的第二大都会。在文化上，诗人有陈子昂，李白，薛涛；在书画艺术上，“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大圣慈寺画记》。在戏曲上，“蜀戏冠天下”。《唐戏弄》。蜀中奇异的风景孕育了巴蜀文化的独特气质，陈子昂一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已深有蜀文化中“不拘一格”的色彩，李白诗情更以狂放不羁而著称。迭至宋代，“文学之士，彬彬出焉。”“蜀中多士，几与三吴不殊。”据统计，在《宋史》列传人物中，四川有164人，与江西并列全国第6位；《宋史·文苑传》所录90位著名文人，四川10人，居全国第3位；《全宋词》辑录1000多名作家，四川50人，居全国第6位；宋代画家943人，四川有74人，居全国第4位。参看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所作统计，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我国著名的唐宋文学八大家，四川眉山的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即居其三。其他如苏易简、苏舜钦、陈尧叟、陈尧佐、高斯得、梅挚、李舜臣等，也都闻名当时。而苏轼诗、书、画著名，也是一位“不拘一格”，特立独行的学者。宋代四川文化区域，除成都而外，眉州、嘉州也相继勃兴，三苏出于眉州并非偶然，两宋时期眉山进士有886人之多，几占成都府路进士总数(1942人)的一半左右。

宋末元初，四川地区惨遭战争打击。蒙元攻占四川，前后经历半个世纪之久，时间之长，战事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战争使得人口流散、经济崩溃、文明发展严重受挫。有明一代虽有恢复而略见起色，但明末清初又受重创，李自成、张献忠及吴三桂与明、清两朝对抗，四川均是主要战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乱将千年来的文明成果扫荡殆尽。清初局势稳定后，长江中游民众就已远不及长江下游地区，长江文化的中心已向东转移到了江南地区

二、荆湘号为南楚富

长江中游包括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两湖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文化中心区，江西则号为“吴头楚尾”。本区文明发展的轨迹，既不同于上游的巴蜀，也有别于下游的吴越，而表现出自身的特色。

秦灭楚后，对楚文化实施毁灭性打击。一方面，秦统治者将楚国上层屈、昭、景等大族迁往北方魏、赵等地，汉初则继续将楚国故地上层精英迁徙关中，楚地人物星散殆尽，幸存者或流落民间，或远徙西南云贵一隅，遂使一度辉煌的楚文明转趋萧条沉寂。另一方面，楚地民间文化在秦统治政策高压下向关中风俗转化，考古发现在荆楚故地出土的器物形态一概由“楚式”鼎敦(盒)壶转为“秦式”鼎鍪釜，极少例外。杨宝成主编《湖北考古发现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8—245页。楚地本有自身节日习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竹简《日书》，载有秦楚月名对照表，正是楚地风俗向秦俗转变的真实写照。在《日书》中，已有“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木胜土”的五行观念，这种观念是否也由中原传入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见于《日书》中的十二生肖却不同于北方，楚地的十二生肖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鹿未马申环酉水戌老羊亥其中午鹿不同于午马，未马不同于未羊，申环不同于申猴，酉水不同于酉鸡，戌老羊不同于戌犬。总之，整个秦汉时代，长江中游楚国故地虽在下层民间文化中保留着一些故楚习俗，但最能代表文明发展趋势和成就的上层精英文化却由于中原王朝的打击和抑制而逐渐消失沉寂下来。秦汉之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所谓“楚人”，襄邓实则多来自下游的淮北丰沛一带，而与传统的楚国中心荆湘一带了无干系。

永嘉乱后北人南来，对于沉睡已久的江汉地区带来极大的冲击，史称荆州为“南楚之富”，湘州“民丰土闲”，而“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南齐书·州郡志》。经济一度繁荣，带来文化的进步。当时北方移民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分布以湖北最多，文明的程度也以湖北最高。东晋南朝以下游吴会为立国根本，中游荆州则为军事重镇。时人以周召分陕拟议下游与中游之分，中游至有“陕西”之称。《隋书·地理志》称：“自晋氏南迁之后，南郡、襄阳皆为重镇，四方凑会，故益多衣冠之绪，稍尚礼义经籍焉。”《南史·文学传》序则说：“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至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盛。”侯景破建康，萧绎称帝于江陵，使荆州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但这种地位并未维系多久，公元554年，西魏大军攻破江陵，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府库珍宝，文物衣冠尽被掳掠北去。本来就基础不很雄厚的江汉地区，文明发展再受打击。

东晋南朝时期，长江中游的文明中心在今湖北，而湖北的中心又偏向北部的荆襄邓一带，从文化分区看，实则为中原文化的一个副区。此种状况迄中唐以前亦无改观。据《旧唐书·儒学传》及《文苑传》所载，长江中游仅有6人，6人之中湖北占有5人，其中4人又在襄州。

中唐以前湖北地区有诗人26人，散文作者21人，进士19人；湖南诗人9人，散文家1人，进士无；江西上述三项依次为5人、3人和1人。而湖北人才分布又都集中在北部的邓、襄荆州。但中唐以后，长江中游的人才分布格局发生重大转变，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人才数量依次为91人，44人和155人。江西已超过湖北位居第一。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10—315页。表明中唐以后长江中游内部文明的中心已经东移，这与安史之乱后北人南来的分布走向是一致的。唐代末年诗人韦庄在路过江西袁州时曾写诗描述其人文盛况：“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山色东南连紫府，水声西北属洪都。烟霞尽入新诗卷，郭邑闲开古画图。正是江村春酒熟，更闻春鸟劝提壶。”由于家家以琴书为计，形成重学问、乐教化的风气，从而成为中唐以后长江中游的文化重镇。

中唐以后的文化发展为宋代江西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北宋时期，江西的各类人才已达183人，超过了湖北33人和湖南23人之和。南宋时期，江西人才更多达291人，而湖北、湖南二省合计仅68人。在《全宋词》收录作者中，江西有163人，仅次于浙江列全国第2位；《宋史·文苑传》载录90位著名文人，江西9人，居第4位；宋代宰相134人，江西16人，亦居全国第4。至于宋代江西的科举入第人数，更高达5355人。《长江文化史》第723—724页，第749页。宋代著名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引《余干县学记》称：江南既为天下甲，而饶(州)人喜事，又甲于江南。盖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户羡，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人才兴盛既以经济繁庶为背景，好学从礼的风气又加剧了人才的发达。李道传《诚斋集》也说：“切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

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殿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当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词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晏殊、王钦若等宋代杰出人才均出自江西。对于宋代长江中游内部文化中心的东移，时人亦颇感惊讶，叶适就曾说：“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以辅人主取贵仕，而江、汉盖鲜称焉，岂其性与习俱失之哉?”《水心文集》卷9。

其实，两湖地区在宋代落后于江西地区，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开发起步较晚。江汉——洞庭平原河湖纵横，唐宋时期劳动力资源缺乏，无力进行大规模开发。明清时期，长江下游人口过剩，从而大规模向两湖移民，垸田的兴起，促使两湖地区出现新一轮开发热潮，文化面貌也焕然一新，并重新确立在长江中游的领先地位。近代以来，湖湘文化终于厚积薄发，开创文明事业的全新局面。此点留待后文详述。

唐宋时代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有自身特点。中国佛教到唐代已完成中国化进程，而最能代表中国佛教特色的禅宗，其创始发展几乎都以本区为根据地。禅宗创始人南(慧)能北(神)秀均在黄梅双峰山弘忍门下就学，所谓禅宗东土第五祖的弘忍即是蕲州春梅人。由于慧能和神秀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发生分歧，慧能南归，先住广州性法寺，后住韶州曹溪山，创立禅宗南派，神秀则为北派禅宗。南北竞争的结果，是南派最终占胜北派，成为中国禅学的正宗。此后南派禅宗分化为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系，而这两系分别在本区的衡州和吉州繁衍。禅宗南派主张“顿悟说”，力屏苦力修行，所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即是其具体主张。这种“顿悟见性”，“即心即佛”，“即世间求解脱”的宗教主张很契合江汉地区“重巫信鬼”，民生无常的民间风俗，它在长江中游地区孕育发煌信非偶然。而这种“顿悟见性”的修行办法一即确立，便风行大江南北，深受士大夫阶层喜爱，由此形成上层精英文化与下层民间文化大、小传统的契合与互动，诗人刘禹锡唱和道：“禅客学禅兼学文，出山初似无心去。从风卷舒来何处，缭绕巴山不得云。山川古寺好闲居，读尽龙王宫里书。……庐山雾开见瀑布，西江月净闻渔歌。钟陵八郡多名士，半是西方社中友。与师相见便谈空，想见高声狮子吼。”

演至宋代，禅宗支派创始人亦多出本区。扬歧派创始人为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方会，他学禅于“得法”于楚圆，曾先后在袁州扬歧山和潭州云盖山“开山说法”，因他首住扬歧山，因而被称为“扬歧方会”。另一支派黄龙派的创始人为信州(今江西上饶)人慧南，因开山于洪州(今江西南昌)黄龙寺崇恩禅院，而被称为“黄龙慧南禅师。”《禅林僧宝传》说黄龙寺“法席之盛”可以“追媲马祖、百丈。”

由于禅风盛行，本区寺院众多，特别是江西庐山和湖南衡山，更是名刹古寺如林。白居易称：庐山自陶谢洎十八贤以还，儒风绵绵，相继不绝。贞元初，有符载、扬衡辈隐焉。亦出为文人，今其读书属文，结草庐于岩谷间者，犹一二十人。《代书》。唐代于庐山习业者甚多，宰相有杨收、李逢吉、朱仆；名士有符载、刘轲、窦群、李渤、李端、温庭均、杜牧、杜荀鹤。他们或依附寺院，或自起茅庐，相互切磋，蔚为风气。唐未五代，庐山学者云集，藏书丰富，李渤读书之处发展起来的南唐庐山国学因之成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宋元明清时期，以庐山为中心的鄱阳湖周围地区先后创设各种书院教堂竟达558座之多。魏嵩山、肖华忠《鄱阳湖流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54—184页。湖南名岳衡山是另一个文化中心，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衡山石鼓书院即是唐人李宽结庐读书处。所谓“湖南道学，于斯为盛”。真德秀说：“窃惟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盖前则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陵，以其心悟独得之学，著为通书太极图，昭示来世，上承孔孟之统，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文定公，以所闻于程氏者，设教衡岳之下，其所为春秋传，专以息邪说，距波行、扶皇极、正人心为本。自熙宁后，此学废绝，公书一出，大义复明。

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进则施诸用，退则淑其徒……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此邦之士，登门墙，承謦亥欠者甚众，故人材辈出，有非它郡国所可及。”《真西山文集》卷40。南宋时期胡宏、张木式等大儒或以衡岳为据点，或以岳麓书院为讲席，融汇儒释，开一代新风，被称“湖湘学派”，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直接源头。

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

严格说来，所谓“经济文化重心角移”之“南”，实指狭义的“江南”，即传统的吴越故地。秦汉时期，吴越故地保留着独特的风俗。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东游会稽(今浙江绍兴)而立刻石，其文曰：“遂登会稽，宣省风俗，黔首齐庄。……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氵失，男女洁诚。夫为寄，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史记·秦始皇本经》。秦始皇东巡留下六处刻石，唯独在会稽刻石宣示严禁“淫佚”之风。顾炎武《日知录》卷13《秦纪会稽山刻石》称：“自越王句践栖于会稽之后，惟恐国人之不蕃，故令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吴越春秋》至谓句践以寡妇淫佚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佚。

传之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句践为了灭吴，奖励人口增殖，致有“淫佚”之风。楚国灭越，自威王以至怀王，灭而不绝，对越地风俗并未触及。秦始皇厉禁“淫佚”之风，其成效虽未可知，但秦代江南社会却自成一格，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项梁杀了人，却与其侄子项羽避仇人于吴中，住在会稽郡治吴县(今苏州市)。当时，项梁拥有“宾客子弟”，而且“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史记·项羽本纪》。秦始皇东巡，刘邦看后说：“大丈夫当如此”；项羽看后说：“彼可取而代之。”可见秦王朝对江南社会控制相当松懈，并未触及其社会基层结构。《汉书·地理志》称：“吴越之君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可见直到西汉晚期，吴越故地仍保持先秦遗风。东汉未年，北方中原曾有移民迁入定居，仅《三国志·吴志》列传人物中的流寓士人即有28人之多，包括鲁肃、张昭、诸葛瑾、全琮、程普、韩当等人，他们在东吴政权中位居高位。但与蜀汉统治上层完全由外来移民执掌权要不同，东吴最高统治层孙权父子兄弟及周瑜都是当地土著，孙吴政权的基础仍为吴地人士，即便北来的士人，其原居地离吴国中心地并不太远，多在淮河下游两岸地区，文化上容易认同。所以，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孙吴政权是当地文化自然发展的必要结果，外来移民虽然对当地文化有所冲击，但并未改变当地社会的基层结构，文明的发展是处于缓慢的上升过程之中。这与上游地区文明发展轨迹有很大的不同。

经过孙吴时期的开发，长江下游的经济有了长足进展，文化事业也蒸蒸日上。左思曾盛赞江东“冠盖如阴”，陆机《辨亡论》也感叹“江东盖多士矣”。孙亮时，山阴朱育与会稽太守濮阳兴论会稽人才，列举许多文人儒士，如山阴阙泽“学通茂行，作帝师儒”，余姚虞翻、乌伤骆统“聪明大略，忠直謇谔，”句章任奕、章安虞翔“各驰文檄，晔若春荣。”濮阳兴听及盛叹道：“皆海内之英也!”吴郡人才之盛甚至超过会稽，《三国志·朱治传》称吴郡“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其他如豫章、丹阳等地，文化也相当发达。

江南学者的治学方法与北方士人有所不同，会稽余姚人虞翻著《易注》，首开以玄释儒之风。孙融读后，写信称赞说自读《易注》之后，“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会稽上虞人吴范“治历数，知风气。”吴郡人陆绩“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陆机的《文赋》用骈文形式讨论创作创作构思与文章利弊；其散文《辨亡论》以文论史，以史论政，总结东吴兴亡之教训，可与贾谊《过秦论》相媲美；其诗文成就亦高，与乃弟陆云并称“二陆”。

西晋灭吴后，对吴地文化世族打击不大，吴郡顾氏、陆氏，会稽虞氏、贺氏，仍然相当强盛。《晋书·华谭传》曾记载司马炎与臣下的对话，以为吴蜀平定之后，“蜀人服化，无携贰之心；而吴人趑睢，屡作妖寇。”其原因在于“吴阻长江，旧俗轻悍。”可见吴地文化传统仍得以保存沿续。这与蜀地文化在西晋以后逐渐衰落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晋书》所载西晋士人所著书籍，吴地丹阳、会稽、吴郡计有96种。《晋书·顾荣传》载西晋末年顾荣总评江东人才说：陆士光贞正清贵，金玉其质；甘季思忠款尽诚，胆干殊快；殷庆元质略有明规，文武可施用；荣族兄公让明亮守节，困不易操；会稽杨彦明、谢行言皆服膺儒教，足为公望；贺生沈潜，青云之 士；陶恭兄弟才干虽少，实事极佳。凡此诸人，皆南金也。

唐宋时代江南社会另一变化，是小市镇的兴起，至明清时期蔚为大观。明清时期，大城市的发展已趋成熟而稳定下来，城市化的方向转入小型市镇。在江南，这类小市镇为数众多，各具特色。由于市镇的发展，吸引大量商人定居，市镇成为周边乡村货物集散和交换中心，维系着大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市镇的工商业气息参透到市民生活中，市民文化得以发展，社会关系也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出现了商业文明的新气象。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论述。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重心已不可逆转地南移到江南地区，但此时的政治中心仍在北方。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偏离，使得学术文化的地域化倾向日益明显。宋元以后以儒教立国，儒学一直是宋以后中国学术文化的正统。南宋定都临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互相契合，江南士大夫阶层可以凭借自身的文化优势入主朝政，文化资源得到政治上的凭依和实行，学者或称为“王者之儒”。但明清以后，政治中心北移，相对于都城所在，江南太过遥远，江南的学术文化精英入主朝政的机会相应减少，儒学之术既不能得到重用，“王者之儒”便向“教化之儒”发生转变，儒士的身份便由“王者之师”转变为“教化之长”，在地方上推行儒家教化，成为维系民间社会的精神领袖，尤其是清朝，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华，江南传统士大夫阶层一直心存怨望，而满人统治上层初始亦对江南精英采取排斥态度。二者既不能相互融合，江南士人眼看反抗无望，便转而潜心于学术，由此形成有清一代江南地方众多的学术流派。在这众多的学派，尤以惠栋为代表有“吴派”，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以汪中、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和以龚自珍为代表的常州今文经学派为典型。这些学派虽然互有差异，但都崇尚实学，排斥玄思，以考据为业。明清时期这种学术倾向，促使了江南社会的双重转变。一方面，江南社会由隋以前崇尚佛道，重视玄思，转变为崇尚儒学，重视学术，上层精英以气节相标榜，下层民间耕读传家，以科考为正途，由此造成江南社会读书风气特甚，科考人才繁荣；另一方面，政治中心与学术中心偏离的结果，导致江南社会追求纯粹的“学术”，更趋向于一种理性思维，江南学人埋头学术，造就了一大批学术精英，但在政治、军事方面，却缺乏杰出人才。演至近代，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多为湖湘文化精英，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思想界的风云人物多出自岭南，如康有为、梁启超。而江浙人物则多执学术科技界之牛耳，如钱大昕、华衡芳、李善兰、周氏兄弟、章太炎乃至顾颉刚、胡适等等。梁启超曾说：“国朝自顾亭林、阎百诗以后，学者多务碎义。戴东原、阮云台承流，益畅斯风。斤斤辨诘，愈出愈歧，置经义于不问，而务求之于字句之间。于是《皇清经解》之书，汗牛充栋，学者尽数十寒暑，疲力于此，尚无一心得。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上举诸人顾、阎、戴、阮均是江浙文化的精英人物。梁启超批评江浙学人埋首考据，不问世事，虽是事实，但“博学寡要，劳而少功”却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批评儒家学说的话，于此亦可见，江浙学术继承的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学正统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