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全球法律地图绘制

第一篇：“一带一路”与全球法律地图绘制

“一带一路”与全球法律地图绘制

一般认为,比较法学诞生于1900年的巴黎比较法大会,它是世界体系进入民族国家时代的产物。为了更好掌握现代世界法律体系,在充分了解各国法律制度差异性的基础上谋求协调,100多年来,比较法学绘制了种种世界法律地图,其中有三种法律地图至今仍发挥作用。传统比较法学绘制三种法律地图在全球化时代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传统比较法学所绘制的地图暴露出不同缺陷。第一,国别地图,即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绘制的世界法律地图。国别地图的假设是:(1)现代法律以民族国家法为代表,超国家法、次国家法和非国家法处于边缘地位;(2)国家法以官方法为主要代表,民间法居边缘地位;(3)现代法是民族国家主权者意志的体现,法律实证主义是主导思想;(4)国际法是主权者意志之间协议的产物,是民族国家法的延伸。根据以上假设,以国家领土为边界、以国家成员为对象、以国家主权为概念核心,形成了一幅与民族国家格局高度重合的世界法律地图。这一法律地图的优势在于精细、明确、实用,劣势在于琐碎、僵化和层次单一;它可帮助了解沿线国家法律的基本状况,但由于无法体现掩藏在民族国家内部的非实证主义法律因素,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变化。第二,法系地图,即以各国法律体系的“历史传统与源流关系”为标准绘制的世界法律地图。自威格摩尔以来,先后形成了种种不同的法系地图,其中影响较大的绘制者有法国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和德国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等。法系地图的假设是:(1)以历史与文化为深层标准,而非仅着眼于民族国家;(2)强调不同国家法律制度间的共通因素;(3)一般采取功能比较方法,认为不同法系制度安排之间具有功能可比性;(4)突破传统概念比较及背后的法实证主义方法论,受社会法范式影响较大。这种法律地图绘制模式的问题在于:(1)传统法系地图过于偏重英美、欧陆两大法系,对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等非西方法系研究不足,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多是非西方国家;(2)传统法系的划分标准多样,法技术、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尺度混合在一起,使法系地图实际上是多重地图的叠加;(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混合了多种法系的法律制度,即混合法系。第三,“霸权”地图,即依据现代世界体系所形成的经济分工和权力格局,将世界分为中心—边缘而形成法律地图。这种世界法律地图将世界分为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部分。中心区是指在世界体系中居霸权或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边缘区则是指处于边缘的国家和地区,半边缘区处于以上两者之间。中心区国家往往法律体系较为完备,法律输出较为频繁,注重在金融、知识产权等国际分工前沿领域的法律布局,是法律学术和法学教育的中心。与此相应,半边缘区和边缘区国家的法律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相应递减。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重绘世界法律地图据统计,目前“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达60余个,跨越世界大部分地区,穿越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儒家等多种文明传统。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回到比较法研究的起点,结合国家的实际需要,着手寻找重绘世界法律地图的途径。第一,在总体上,应充分发挥法系地图的优势,在克服其缺陷的基础上用于“一带一路”法律地图的绘制。为了更好发挥法系地图的长处,应采取乌戈·马太等比较法学家推荐的复分法,从三个维度来对“一带一路”上的法系进行划分。第一个维度是文化传统,可分为西方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和中华法系;第二个维度是法律渊源、分类和推理技巧,可突出强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第三个维度为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可分为社会主义法系与资本主义法系。在具体操作中,根据研究角度不同,可采取不同的法系划分方式。第二,在部门法方面,可根据部门法的各自特点,兼采法系地图与国别地图。一般来讲,法系地图和国别地图仅仅提供了一个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的总体面貌,但具体到部门法问题上,则情况千差万别。有的部门法,如商法现代化程度较高,趋同趋势明显,可简单划分;有的部门法,如婚姻家庭法,则可能与各国各地的风俗习惯关系密切,故而差异较大,需要精细归类;有的部门法,如知识产权法,受国际化影响较大,其分类乃依据所加入的不同公约而定。在这方面,菲利普·伍德的“金融法的世界地图”是可供参照的实例,可依据各部门法的实际情况,绘制出切实、可用的法律地图。第三,法律地图绘制应考虑全球化发展趋势。全球化进程正在给1648年以来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造成越来越巨大的冲击,传统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法律地图绘制模式已不敷使用。英国比较法学家威廉·推宁建议,将世界法律分为全球、国际、区域、跨国、社区间、地区性国家、亚国家和非国家七个层级,并从这些层级法律的交互性影响中讨论法律的发展变化。这一意见可以为我们所用。第四,法律地图绘制应兼容静态结构和动态变迁。意大利比较法学家萨科提出的法律共振峰理论借鉴语音学的隐喻,认为法律体系是不同法律构成因素之间共振的混响,提出了兼容静态比较与动态观察的一种方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必然面对目标国家内外部多种法律构成因素之间的互动,如何注意到这些问题,是中国比较法学理论和实践面临的重要任务。(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第二篇：一带一路法律案例

导读：全球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5月14日在京开幕，为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依法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5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涉“一带一路”建设第二批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发布了10起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林文学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刘敬东介绍了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情况及典型案例有关情况。

图片来源：新华网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刘敬东 解读涉“一带一路”建设第二批典型案例

发布会现场 图片来源：中国长安网

“一带一路”倡议是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法治是重要保障，司法的作用不可或缺。自“一带一路”倡议发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自觉担当起时代使命，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于2015年7月公布实施《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强化顶层设计，加大政策引导力度，指导全国法院服务与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工作。

《若干意见》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又陆续发布了《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关于海事诉讼管辖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多项司法解释以及《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统一法律适用，明晰裁判规则，为“一带一路”建设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优质司法环境。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各级人民法院深刻认识到肩负的神圣职责，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依法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公正高效地审结了一批涉“一带一路”建设的案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这次发布的十个典型案例涉及信用证开证、股权转让合同、居间合同、独立保函、海域污染损害赔偿、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外国商事判决等案件，都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常见的纠纷类型，案件所涉的法律问题均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人民法院在这些案件的审理中，对疑难复杂问题作出清晰回应，对于统一裁判标准、完善审理规则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例如，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与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再审案是一起具有涉外因素的远期跟单信用证开证纠纷，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合同体系解释的方法，依法保护了持有提单的开证行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同时澄清了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提单凭证法律属性之争，统一该领域的法律适用，对于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商业交易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高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高等法院民事判决案。该案根据新加坡法院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先例，首次认定中新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进而依据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不仅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以实现，而且反映出中国法院正在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在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领域的司法合作实践。

我们期望，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对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涉“一带一路”建设的商事案件提供示范和指导，促进裁判尺度统一，进一步提升各级人民法院服务与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水平。

第二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

案例1：准确适用合同解释原则 明晰提单持有人的权利性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与广东蓝粤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信用证开证纠纷再审案

（一）基本案情

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与蓝粤能源公司于2011年12月签订了《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及《关于开立信用证的特别约定》等相关附件，约定该行向蓝粤能源公司提供不超过5.5亿元的贸易融资额度，包括开立等值额度的远期信用证。粤东电力等担保人签订了保证合同等。2012年11月，蓝粤能源公司向建行广州荔湾支行申请开立8592万元的远期信用证。为开立信用证，蓝粤能源公司向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出具了《信托收据》，并签订了《保证金质押合同》。《信托收据》确认自收据出具之日起，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即取得上述信用证项下所涉单据和货物的所有权，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为委托人和受益人，蓝粤能源公司为信托货物的受托人。信用证开立后，蓝粤能源公司进口了164998吨煤炭。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承兑了信用证并付款人民币84867952.27元。建行荔湾支行履行开证和付款义务后，取得了包括本案所涉提单在内的全套单据。蓝粤能源公司因经营状况恶化而未能付款赎单，故建行荔湾支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仍持有提单及相关单据。提单项下的煤炭因其他纠纷被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人民法院查封。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蓝粤能源公司清偿信用证项下本金人民币84867952.27元及利息；确认信用证项下164998吨煤炭属建行广州荔湾支行所有，并对处置提单项下煤炭所获价款有优先受偿权；粤东电力等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关于蓝粤能源公司还本付息以及担保人承担相应担保责任的诉请，但以信托收据及提单交付不能对抗第三人为由，驳回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关于请求确认煤炭所有权以及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不服一审判决驳回所有权及优先受偿权诉请的判项，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提单具有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双重属性，但并不意味着谁持有提单谁就当然对提单项下货物享有所有权。对于提单持有人而言，其能否取得物权以及取得何种物权，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履行了开证及付款义务并取得信用证项下的提单，但是由于当事人之间没有移转货物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故不能认为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取得提单即取得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信托收据》内容是以让与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来提供担保，让与担保因不符合物权法定原则，不能产生物权效力，而让与担保明显区别于动产质押或权利质押，故《信托收据》亦不应作为认定设立提单权利质押的合同依据。由于《关于开立信用证的特别约定》约定蓝粤能源公司违约时，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享有担保权利并有权处分信用证项下单据及货物，因此根据合同整体解释以及信用证交易的特点，表明当事人关于担保权利和处分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包括设定提单质押的权利。本案符合权利质押设立所须具备的书面质押合同和物权公示两项要件，建行广州荔湾支行作为提单持有人，享有提单权利质权。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再审判决，改判确认建行广州荔湾支行对案涉信用证项下提单对应货物处置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具有涉外因素的远期跟单信用证开证纠纷，争议焦点是提单持有人的权利性质。在通过跟单信用证进行国际货物买卖的交易中，因付款而合法持有提单的开证行对提单项下货物享有何种权利，司法实践中对该问题一直缺乏定论，众说纷纭。本案判决对提单的法律属性、信托收据的法律意义以及提单持有人享有何种权利等疑难复杂问题作出了清晰的解答，对于统一该领域的法律适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首先，本案判决明确了跟单信用证对应的提单具有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双重属性，提单持有人的具体权利取决于提单流转所依据的原因法律关系，由此澄清了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提单凭证法律属性之争。其次，本案判决将涉案《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及《关于开立信用证的特别约定》、《信托收据》等作为一个整体，通过合同体系解释，结合跟单信用证的基本机制和惯例，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认定开证行对提单享有质权，切实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依法保护开证行的优先受偿权。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跟单信用证作为“国际商业交易的生命血液”发挥着保障交易安全和资金融通的重要功能。该判决通过统一裁判规则，定分止争，完善了跟单信用证交易和保障制度，有效避免了因规则缺位而给国际贸易造成的困扰，充分体现了严格公正司法的精神。

案例2：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 合理保护居间者的报酬请求权——英属维尔京群岛万嘉融资咨询私人有限公司、马来西亚叶某某与中宇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基本案情

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万嘉公司、叶某某于2009年2月26日与中宇公司签订《融资服务及保密协议》，约定叶某某和万嘉公司为中宇公司募集资金引荐投资者，中宇公司支付实际投资资金总额9%的融资服务费，分两部分支付，其中4%于注资完成后的14天内以现金或汇款的方式支付，其余5%按照投资者的同等条款作为战略投资资金注入中宇公司或指定上市主体。此后，万嘉公司、叶某某成功为中宇公司引荐了投资者，但中宇公司未支付报酬，引发纠纷。万嘉公司、叶某某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中宇公司支付拖欠的融资服务费及其利息。

（二）裁判结果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部分支持了万嘉公司、叶某某的诉讼请求，酌情判令中宇公司向万嘉公司、叶某某支付引入投资金额5%的报酬。万嘉公司、叶某某以及中宇公司均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居间合同纠纷，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确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是正确的。《融资服务及保密协议》是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中国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是正确的。万嘉公司、叶某某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获得相应的报酬，即万嘉公司、叶某某可以从中宇公司获得融资总金额9%的报酬。合同约定第二部分报酬5%的支付方式不是现金方式，事实上会涉及万嘉公司、叶某某作为中宇公司或其指定的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的问题，面临公司法上的障碍，难以实现，因此酌定与另4%报酬采取同样的方式支付。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中宇公司向万嘉公司、叶某某支付中宇公司获得融资总金额9%的报酬，即人民币18280753元及其利息。

（三）典型意义

该案对于合理保护居间人的报酬请求权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居间人为投资者或者募集者提供居间服务，其报酬请求权应受法律保护。中国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根据合同约定确定居间报酬的金额，并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居间报酬的支付方式，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秩序，有利于促进国际投资和国际交流。

案例3：明确中介行过错赔偿责任 维护信用证交易安全——栖霞市绿源果蔬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信用证转让纠纷再审审查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6月7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收到经由乌克兰第聂伯信贷银行以SWIFT格式转递的可转让信用证，显示开证行是位于斯洛伐克的劳埃德贸易储蓄委员会，开证申请人是塞浦路斯塔塔卢卡有限公司，受益人为倍恩公司，转让行和通知行为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同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向受益人倍恩公司通知了该信用证，倍恩公司向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以绿源公司为第二受益人转让该信用证，并指定中国银行山东省栖霞支行为通知行。

2007年6月14日，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按照倍恩公司的指示转让了该信用证，并以SWIFT格式发送转让信用证电文。绿源公司从中国银行山东省栖霞支行接收的转让信用证通知书所标明的开证行为乌克兰第聂伯银行。绿源公司交单后未收到信用证项下款项，经联系与查询，发现开证行是位于斯洛伐克境内的劳埃德贸易储蓄委员会，并非一家银行，遂以信用证通知信息错误使绿源公司信赖涉案信用证为银行开立并导致损失为由，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赔偿绿源公司损失人民币6790344元及利息损失、退税损失人民币246606.06元。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对开证行名称通知错误，存在过失，这是导致绿源公司产生损失的原因之一，但并非造成绿源公司损失的唯一原因，据此判决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对绿源公司人民币340万元损失及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驳回绿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绿源公司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均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对开证行名称出现的通知错误存在重大过失，本案没有依据证明绿源公司在接到转让信用证通知前已明确知晓开证行名称，绿源公司的损失与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在转递信用证中的通知错误存在因果关系，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改判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给付绿源公司人民币6749265.85元及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并驳回绿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绿源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主张因其未收到货款，只好向银行贷款，故产生贷款利息损失，同时还有出口退税款损失，二审判决未支持上述两项损失赔偿请求属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及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所涉信用证约定适用的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对中介银行就其错误通知行为应当承担何种责任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原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过错侵权的规定，并无不当。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过错行为，导致绿源公司错误信赖开证人是一家信用良好的银行而接受信用证并遭受损失，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应当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信用证是独立于基础合同的单据交易，因此信用证当事人违反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应当仅限于信用证项下的直接损失。绿源公司主张的贷款利息损失和出口退税损失，是基础合同如能履行可以避免的支出以及可以获得的利益，不属于信用证项下的直接损失，不是信用证当事人应当预见的损失范围，与信用证当事人违反义务的过错行为之间不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故不应在信用证关系中得到赔偿。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绿源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典型意义

该案系涉“一带一路”沿线国的信用证转让纠纷，在中国法律以及国际惯例对中介行错误通知的责任范围均没有明确规定，中介行与受益人之间又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依据侵权损害赔偿原则，确定中介行负有准确通知信息的义务以及违反义务需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保障信用证交易秩序安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该案裁定指出信用证关系中的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仅是单据，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他行为，因此判断中介行过错行为所致损失的唯一法律依据必须是信用证本身，而不能根据基础合同计算损失，清晰地揭示了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内涵。

其次，该案裁定在明确银行义务的同时，运用可预见性原则，确定赔偿损失范围不超过信用证项下未付款金额及利息，保证了赔偿责任范围的可预期性，具有统一裁判规则、填补法律空白的重要作用，对今后“一带一路”建设中发生的类似信用证纠纷案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案例4：恪守《纽约公约》裁决执行义务 营造自贸试验区优质法治环境——西门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海黄金置地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一）基本案情

2005年9月23日，黄金置地公司与西门子公司通过招标方式签订了一份货物供应合同，约定西门子公司应于2006年2月15日之前将设备运至工地，如发生争议须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解决。双方在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黄金置地公司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要求解除合同、停止支付货款。西门子公司在仲裁程序中提出反请求，要求支付全部货款、利息并赔偿其他损失。2011年11月，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裁决，驳回黄金置地公司的仲裁请求，支持西门子公司的仲裁反请求。黄金置地公司支付了部分款项，尚欠仲裁裁决项下未付款及利息合计人民币5133872.3元。西门子公司依据《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仲裁裁决。黄金置地公司抗辩认为，应不予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理由为：双方当事人均为中国法人，合同履行地也在国内，故案涉民事关系不具有涉外因素，双方约定将争议提交外国仲裁机构仲裁的协议无效，若承认和执行案涉裁决将有违中国的公共政策。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逐级报告至最高人民法院并获答复后，认为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裁定承认和执行涉案仲裁裁决。关于仲裁条款约定本案争议提交外国仲裁机构仲裁是否有效的问题，关键在于认定系争合同关系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如有涉外因素则仲裁条款有效，反之则无效。

综观本案合同所涉的主体、履行特征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可以认定系争合同关系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具体理由为： 一是西门子公司与黄金置地公司虽然都是中国法人，但注册地均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区域内，且其性质均为外商独资企业，与其境外投资者关联密切。二是本案合同的履行特征具有涉外因素，案涉设备系先从中国境外运至自贸试验区内进行保税监管，再根据合同履行需要适时办理清关完税手续、从区内流转到区外，至此货物进口手续方才完成，故合同标的物的流转过程也具有一定的国际货物买卖特征。故案涉仲裁条款有效。且仲裁裁决内容亦没有与中国公共政策抵触之处，因此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不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

同时，该裁定还指出黄金置地公司实际参与全部仲裁程序，主张仲裁条款有效，并在仲裁裁决做出后部分履行了裁决确定的义务。在此情况下，其又以仲裁条款无效为由，主张拒绝承认与执行涉案仲裁裁决的申请，不符合禁止反言、诚实信用和公平合理等公认的法律原则，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三）典型意义

自贸试验区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平台、重要节点和战略支撑。接轨国际通行做法，支持自贸试验区发展、健全国际仲裁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增强中国法治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本案裁定在自贸试验区推进投资贸易便利的改革背景下，对自贸试验区内外商独资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在涉外因素的认定方面给予必要重视，确认仲裁条款有效，并明确“禁止反言”，践行了《纽约公约》“有利于裁决执行”的理念，体现了中国恪守国际条约义务的基本立场。同时，该案由点及面推动了自贸试验区内企业选择境外仲裁的突破性改革，是自贸试验区可复制可推广司法经验的一宗成功范例。2017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规定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将商事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不应仅以其争议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认定相关仲裁协议无效；并规定一方或者双方均为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约定将商事争议提交域外仲裁，一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域外仲裁，在相关裁决做出后又主张仲裁协议无效，或者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在相关裁决做出后又以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主张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有助于构建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一带一路”法治化营商环境。

案例5：认定中新两国互惠关系 首次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高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高等法院民事判决案

（一）基本案情 高尔集团系在瑞士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于2016年6月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称，其与江苏省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产生纠纷，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因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未履行和解协议，高尔集团依据和解协议中的约定管辖条款向新加坡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了生效判决。因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及其财产在中国境内，故请求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新加坡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陈述意见称，中国和新加坡签署的《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并没有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和裁定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应驳回高尔集团的申请。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经新加坡高等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新加坡高等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缺席判决，判令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偿付高尔集团35万美元及利息、费用。纺织工业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亦收到了该判决。2014年1月，新加坡高等法院曾承认和执行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涉民事判决系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并未缔结或者共同参加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生效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国际条约，但由于新加坡高等法院曾对中国法院的民事判决予以执行，根据互惠原则，中国法院可以对符合条件的新加坡法院的民事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经审查，案涉判决亦不违反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于2016年12月9日裁定承认和执行新加坡共和国高等法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的O13号民事判决。

（三）典型意义

该案系中国法院首次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依据为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而目前中国仅与不到三分之一的“一带一路”沿线国签有相互承认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司法协助条约，因此认定两国之间是否存在互惠关系，对沿线国法院的商事判决能否在中国法院得到承认和执行十分关键。该案根据新加坡法院承认和执行中国法院判决的先例，首次认定中新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进而依据互惠原则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这不仅对中新商事判决的相互承认和执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将有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之间在民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领域的司法合作实践。

案例6：依约适用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 保障独立保函交易秩序——现代重工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独立保函索赔纠纷上诉案

（一）基本案情 现代公司系在韩国注册成立的公司，其与浙江中高公司签订柴油发电机组供货合同，约定浙江中高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浙江分行申请开立不可撤销见索即付保函即独立保函，作为基础交易的付款方式。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向现代公司开立的独立保函载明，现代公司索赔时需提交“凭指示的标注运费到付通知人为申请人的清洁海运提单副本”。后浙江中高公司未能按期付款，现代公司向工商银行浙江分行索赔并提交记名提单副本被拒。现代公司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偿付独立保函项下款项6648010美元和滞纳金。工商银行浙江分行答辩称，现代公司依据独立保函作出的索赔系无效索赔，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已依约发出拒付电文，并指出三个不符点，请求驳回现代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裁判结果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案涉保函约定适用国际商会第758号出版物《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该约定有效。根据该规则的规定，在保函条款和条件明确清晰的情况下，担保人仅需考虑单据与保函条款条件是否表面相符即可，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不是审单时应考虑的因素。因案涉单据与保函条款之间有不符点，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多次拒付均合规有效，据此判决驳回现代公司诉讼请求。现代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独立保函作为开立银行与受益人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一旦受益人接受保函条款或根据保函条款向开立银行提出索赔，即表明受益人自愿接受保函的全部条款并受其约束。工商银行浙江分行开立的保函明确列明了单据条件，受益人现代公司接受保函时并未提出异议，其索赔时即应提供与该保函条款和条件相符的全部单据。根据独立保函载明的审单标准即国际商会第758号出版物《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第2条的规定，开立人在审单时应当适用表面相符、严格相符的原则。现代公司提交的记名提单副本与案涉保函所要求的指示提单副本在提单类型上显著不同，两者在国际贸易和海上运输中存在差异，工商银行浙江分行以存在不符点为由拒付款项符合保函约定。现代公司以基础合同的履行主张其提交单据和保函要求的单据并无区别，违背了独立保函的单据交易原则和表面相符原则，故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独立保函具有交易担保、资信确认、融资支持等重要功能，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常见金融担保工具。人民法院在审理独立保函索赔案件中，充分尊重并且适用当事人约定的国际交易规则，对于准确界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保障独立保函交易秩序至关重要。本案独立保函载明适用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一、二审法院均以该规则为依据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严格相符、表面相符原则，基于交单本身，审查单据是否严格遵循保函的条款和条件，从而认定了不符点的存在，展示了中国法院准确适用国际规则的能力。本案判决明确指出不能依据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得出表面相符的结论，体现了对独立保函的单据交易原则和独立性原则的充分尊重，平等保护了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力保障了独立保函的交易秩序。该案也反映出中国银行业了解并运用国际金融交易规则保护自身权益以及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

案例7：正确界定涉外股权转让合同性质 维护合资企业投资者权益——山东华立投资有限公司与新加坡LAURITZ KNUDSEN ELECTRIC CO.PTE.LTD.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基本案情

埃尔凯公司原为外商独资企业，于 2010年9月14日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新加坡LAURITZ KNUDSEN ELECTRIC CO.PTE.LTD.（以下简称LKE公司）是合资方之一。2010年10月，LKE公司与华立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华立公司对埃尔凯公司投资人民币2000万元，华立公司和LKE公司增资扩股，并约定如果LKE公司违反协议任何条款并使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华立公司有权终止协议并收回增资扩股投资款项。

2010年12月6日，双方又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鉴于埃尔凯公司将申请改制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即目标公司，改制后华立公司占有目标公司股份800万股。在2013年10月10日后，华立公司有权向LKE公司提出以原始出资额为限转让目标公司股权份额，LKE公司承诺无条件以自身名义或指定第三方收购华立公司提出的拟转让股份。

2011年1月27日，埃尔凯公司的各方股东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华立公司溢价认购埃尔凯公司增资，并占10%股权。华立公司有权在出现合同约定情形时通知LKE公司后终止本协议，并收回此次增资扩股的投资。该协议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各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华立公司持有埃尔凯公司10.001%股权，LKE公司拥有76.499%股权。华立公司以LKE公司拒不依约履行增资义务，又不及时履行回购股份担保责任为由，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LKE公司收购华立公司所持有的埃尔凯公司股权并支付款项人民币2000万元及利息。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华立公司请求LKE公司收购华立公司持有的埃尔凯公司的股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判决驳回华立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华立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以双方协议性质实为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故其有权在融股公司不能按期上市时请求回购股权为由提出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是附事实条件的股权转让，即只有在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华立公司才能将其所持有的埃尔凯公司的股权转让给LKE公司。该协议对将来发生事实的约定未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有效。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是投资公司在向目标公司投资时为合理控制风险而拟定的估值调整条款。订约双方一般会约定在一个固定期限内要达成的经营目标，在该期限内如果企业不能完成经营目标，则一方应当向另一方进行支付或者补偿。但《股权转让协议》并没有将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双方预先设定的经营目标，且协议中也没有约定作为股东的LKE公司在目标公司埃尔凯公司无法完成股份制改造情况下应承担股权回购的责任。双方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既没有出现违约行为导致协议终止的情形，华立公司也已于2011年6月9日取得埃尔凯公司的股权，故华立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和《增资扩股协议》请求收回增资扩股投资款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宗中国国内公司通过股权转让形式对中外合资企业进行投资的案件，其典型意义在于如何判断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股权回购条款的性质，是否属于新型的投融资方式即股权投资估值调整协议，以及该种约定能否得到支持。该判决一方面肯定了股东之间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高度融资需求有权自治约定股权投资估值调整的内容；另一方面坚持股权投资估值调整的合意必须清晰地约定于合同中的原则。针对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设定经营目标也没有约定埃尔凯公司无法完成股份制改造时由LKE公司承担股权回购责任的情况，认定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先将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故股权转让协议性质为附未来事实条件的股权转让。在埃尔凯公司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条件未成就前，华立公司无权请求LKE公司回购股权。该案判决运用文义解释方法，确定当事人的投资意思表示，并有效避免公司资本被随意抽回，维持了中外投资者合资关系的稳定性，依法保护了投资者权益，对于“一带一路”新型投资方式的有序开展起到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案例8：准确解释《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明确排除公约规定赔偿范围之外的索赔——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与昂迪玛海运有限公司、博利塔尼亚汽船保险协会海域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再审审查案

（一）基本案情

葡萄牙籍油轮“阿提哥”轮(77399总吨)于 2005年4月3日在大连险礁岩（38º57.34＇N，121º54.53＇E）搁浅，船体破损泄漏原油，造成海洋污染。昂迪玛海运有限公司、博利塔尼亚汽船保险协会分别为该轮所有人、油污责任保险人。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于2005年5月23日向大连海事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昂迪玛公司与保险协会连带赔偿损失人民币5907.6万元（含海洋环境容量损失和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人民币5647.6万元、调查估损鉴定费人民币260万元）。

（二）裁判结果

大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海洋与渔业局属于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是请求本案油污损害赔偿的适格主体；但海洋渔业局未能证明其于污染事故发生后实际采取恢复措施，相反，根据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司法鉴定所的报告，溢油影响海域在未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已实际恢复，遂判决驳回海洋与渔业局的诉讼请求。海洋渔业局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海洋渔业局诉请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失包括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和海洋环境容量损失，属于对海洋环境损害提出的赔偿请求；海洋渔业局在二审庭审中提供其已经支付了人民币50万元的评估监测费用的凭证，该费用属于合理费用，应由昂迪玛公司承担。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遂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昂迪玛公司赔偿海洋渔业局评估监测损失人民币50万元；驳回海洋渔业局的其他诉讼请求。海洋渔业局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系《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缔约国，一、二审判决适用该公约解决本案纠纷正确。根据该公约第一条第6项的规定，对环境损害的赔偿应当限于已经实际采取或者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该公约第三条第4项规定，除非符合该公约，否则不得向船舶所有人提出污染损害赔偿请求。海洋渔业局提出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失能否得到赔偿取决于该损失是否属于公约规定的赔偿范围。海洋渔业局并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对受污染海域采取了实际恢复措施并产生费用，其虽根据损失评估报告主张污水处理费用人民币5520万元属于“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但是根据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及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司法鉴定所的检测结论，本案溢油事故发生25天后的2005年4月28日，溢油海域的水质未超过海水水质二类标准；到2005年10月，海洋环境已经恢复，海洋渔业局亦无证据证明对该海域进行污水处理的必要性，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上述费用不属于公约规定的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9日裁定驳回海洋渔业局的再审申请。

（三）典型意义

本案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发生的海上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当事船舶的所有人和油污责任险保险人分别为西班牙和英国公司，本案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切实贯彻法发〔2015〕9号《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发挥了良好的示范指引作用。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海事大国，严格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根据条约用语通常所具有的含义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进行善意解释，具体明确《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下的环境损害赔偿限于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含监测评估费用），确保国际条约适用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在现行公约体系下，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有其特殊性，但部分当事人因不能准确领会公约精神，索赔有关船舶油污造成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时不以恢复措施费用索赔，而以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和海洋环境容量损失索赔，该索赔损失项目与公约不匹配，属于公约明确排除于赔偿范围之外的请求，该案裁定对于指导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准确索赔类似海洋生态损害有重要意义。尽管原告系中国国家机关，本案三级法院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坚决驳回原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诉讼请求，充分体现了中国法院严格贯彻对中外当事人平等保护原则。

第三篇：浅谈马克思主义与“一带一路”

浅谈马克思主义与“一带一路”战略

浅谈马克思主义与“一带一路”战略

WWY

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实践基础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创新，既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又有助于区域合作和共同发展，还有助于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各国间的互信。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一带一路；理论

1.前言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的基础上,以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为导向,通过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形成了“一带一路”战略思想。习近平“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对新常态下开启我国经济发展新空间、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家形象,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创新全球治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一个经济地理上覆盖亚欧大陆甚至全世界的顶层设计。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官方意识形态，也是宏观上把握世界格局和历史发展形势的科学理论。无论从政策理论研究、意识形态合法性论证、国内思想动员还是国际的思想及政治储备看，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来研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2.“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实践基础

“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形成,是新常态下谋求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和培育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需要,是提升我国企业“走出去”质量和水平的需要,是解决我国人多地少、资源能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等现实矛盾的需要,是完成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的需要。

第一,是新常态下谋求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和培育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需要。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谋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一带一路”战略正是从谋求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高度,将我国的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打开新空间。同时,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及其早期获利,可以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认知与认同,增强中国软实力,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

浅谈马克思主义与“一带一路”战略

作与竞争的新优势。这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着眼点。

第二,是进一步提升我国企业“走出去”质量和水平的需要。

企业“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发展起来后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和融通融合的必然结果。当前,“从宏观经济稳定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看,加快走出去步伐是大势所趋”。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企业“走出去”起步较晚,在这方面我们交了不少学费。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来看,由于缺少政府的宏观指导,缺乏金融机构的有效服务,加之对“走出去”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估计不足,这些因素致使我国企业“走出去”水平较低、质量不高、成功较少。基于这样的现实,习近平指出:“国际市场是个大空间,虽然说‘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但往哪里飞、有没有风浪也是要搞明白的,不能漫无目的乱飞,更不能往漩涡里钻。政府要加强宏观指导和服务,做好全球投资需求的规模、领域和国别研究,提供对外投资精准信息,简化对外投资审批程序。”这是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立足点。

第三,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人多地少、资源能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等现实矛盾的需要。

我国既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小国。从规模和数量来看,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不愧为一个大国。从人均水平来看,我国很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土地的人均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水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8%,煤炭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0%,原油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森林覆盖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因此我国又是一个小国。我国用7%的世界耕地养活19%的世界人口,人地矛盾十分突出、资源能源日渐紧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矛盾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基于上述事实,习近平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资源能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需要更多利用国际资源。我国产能过剩的现实矛盾也需要向国外转移和依靠国际市场消化。”这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最直接的现实基础。

第四,是完成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的需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将“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列为自身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1982年9月,邓小平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2000年10月,在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进入新世纪,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抓好的三大任务。”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完成党所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不断开拓创新。当前,正处于完成党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接续奋斗的重要阶段,更需要我们“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这这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出发点。

3.“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理论源泉

习近平“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既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又来源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特别是“三个开放”“走出去”战略。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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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形成的本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肇始于资本主义。英国发端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对于资产阶级主导的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全面、辩证、历史的分析。一方面肯定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历史进步性,“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带来的严重弊端。“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甚至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科学批判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的种种弊端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建构了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建共享为原则,是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的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的本源。

第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特别是“三个开放”“走出去”战略是习近平“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形成的直接理论来源。新时期以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各阶段性特征,我们先后提出了“三个开放”“走出去”战略等开放发展政策。邓小平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包含三个方面,“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在以“引进来”为主要特征的对外开放时期，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这篇文章做得很好,而其他两个方面的开放则相对逊色。这种特征的形成取决于新时期以来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提出了“走出去”战略。1992年10月,中央提出“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这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政策支持。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对外开放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9月,中央调整了对外投资政策,“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12月,中央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走出去”“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走出去”的领域、途径、方式等进行了新谋划,大力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十八大以来,为全面提升“三个开放”“走出去”的质量与水平,更好地以开放促发展,习近平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

4.“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在国际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体现了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创新，既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又有助于区域合作、共同发展，还有助于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各国间的互信和地区和平稳定。然而，在一片叫好声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国际社会持怀疑态度者担心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工具，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为手段称霸世界，推行新殖民主义。一些国外学者甚至声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中国霸权主义的体现，中国“融入”自由化国际秩序的努力将影响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要对中国的崛起加以制衡。

4.1“一带一路”战略促进中国与各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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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的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的归属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差异，也决定了两者扩大对外经济关系的根本目标。发达国家通常利用资金、技术和产品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进行非等价交换，以此获取高额利润。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适应生产力变化，谋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并借此以新的生产关系替代旧的生产关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生产力得到快速发。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1元，2013年这一指标为1978年的109倍。三次产业结构发生质变，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978年的2倍，城乡居民更消费水平是1978年的50多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必须积极调整与他国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疲软，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开始塑造排他性的、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与投资新规则，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受到极大削弱，亟待新的战略来适应生产力变化。“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既为中国创造了通过商品交换、资金输出、技术交流以及劳务输出等扩大开放的机遇，又为中国提供了与沿线各国增进了解、改善经济关系的机会。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与沿线各国可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减少国内市场失衡的风险，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与此同时，还可以节约社会劳动，提高经济效益，出口中国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引进他国先进技术或产品。这些都是中国适应国内生产力变化，在对外生产关系方面做出的积极调整。的具体实践需要通过资本输出来实现。相关数据显示，在经过高速发展的30多年后，中国已从资本输入国转型为资本输出国。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878亿美元，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资金对这些国家来说仍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增长要素。但资本主义资本输出的剥削性以及附带的各种条件使得这些国家在资金输人问题上有所保留，绝大多数国家都将“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为代价”作为经济外交的底线。正是资本主义资本输出的劣根性，激发了社会主义资本输出的意识。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资本输出上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输出的目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是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国际分工，融入世界市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资本输出是我国实现经济开放、发展对外关系的桥梁，其本质和目的是为了适应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社会主义的资本输出没有剥削的欲望，也不会为了高额利润对输出对象国提出各种限制性条件。“一带一路”战略的资本输出可以促进各国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一带一路”战略关系到65个国家，44亿人口。这些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有的国家资金过剩，有的国家资源过剩，有的国家劳动力过剩，有的国家有技术无需求，有的国家有资源无市场。从单个国家来看，这些都是问题，难以解决。但从系统角度看，这些国家具有很大的4.2“一带一路”战略以资本输出为主，实现合作共赢

“一带一路”战略在强调政治、经济、文化输出的同时，也强调资本输出。换句话说，“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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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互补性，可以借助“一带一路”战略这个平台，通过相互合作，变发展劣势为发展优势。中国与“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的合作宗旨为互利共赢。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遵循平等互利原则。中国不干涉沿线国家的内政，不会谋求对沿线国家的控制，更不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这些国家。第二，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资源交换遵循市场机制和商业准则，不会采取低价掠夺的方式。第三，“一带一路”战略旨在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不会影响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原有合作。第四，中国为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为此，习近平提出，在“一带一路”战略建设中，中国绝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将坚持包容开放、平等务实合作、发展成果共享、互利共赢，提倡多予少取的“新义利观”等原则。

从过去经验来看，中国在资本输出时都遵循了以上原则。如中国援建安哥拉，创造了“能源换基础设施”的双赢模式。再如中非合作，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了43%，但中国对非洲地区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却超过50%。中国坚持与非洲国家共渡难关，在非中国企业不减产、不减资、不减员之际，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关闭了他们的企业，撤资并解雇当地员工。一些人质疑中国与非洲发展关系是为了资源“摄取”，但有数据显示，2009年非洲对中国出口的原油在其原油出口总量中仅占10%，远落后于对欧盟的26% 和对美国的28%的输出。也就是说，非洲以资源输出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面向全球的，而非只是中国。此外，中国对非开展经贸合作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在进口非洲资源的时候严格遵循市场原则，要么直接购买，要么从国际专业市场购买，没有低价攫取资源的做法。此外，中国还通过减免关税、提供援助、免费培训等方式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帮助，而这些帮助大都是无偿的。可见，中国的资本输出始终遵循着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

5.总结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今天,需要我们以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善于将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勇于将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适应国内生产力变化，在对外生产关系方面做出的积极调整，是中国寻求与地缘国家合作，实现协同发展与均衡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创新。习近平“一带一路”战略思想蕴含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加恢弘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开了新思路、开拓了新空间、绘就了新蓝图。

参考文献：

[1] 刘武根.习近平“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初探[J].高

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16(1).[2] 周文, 方茜.“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经济学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10):62-72.[3] 黄凤琳,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基础理论研究的建议[J],西部大开发, 2014(10):98-101.[4] 刘美平.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学视阈内“一带一路”

倡议的实施方略[J].区域经济评论, 2016(2).[5] 袁新涛.“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战略分析[J].理论

月刊, 2014(11):5-9.

第四篇：文化遗产与“一带一路”

文化遗产与“一带一路”

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千年“鎏金铜蚕”，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石号”等，见证了这段历史。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和平合作。公元前140多年的中国汉代，一支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开始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了“凿空之旅”，这就是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中国、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历史印记。15世纪初的明代，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下千古佳话。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一代又一代“丝路人”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开放包容。古丝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酒泉、敦煌、吐鲁番、喀什、撒马尔罕、巴格达、君士坦丁堡等古城，宁波、泉州、广州、北海、科伦坡、吉达、亚历山大等地的古港，就是记载这段历史的“活化石”。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

——互学互鉴。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沿着古丝绸之路，中国将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西方，也为中国带来了胡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沿着古丝绸之路，佛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由此传向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念创新。比如，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儒家文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崇。这是交流的魅力、互鉴的成果。

——互利共赢。古丝绸之路见证了陆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也见证了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数”的繁华。在这条大动脉上，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现共享。阿拉木图、撒马尔罕、长安等重镇和苏尔港、广州等良港兴旺发达，罗马、安息、贵霜等古国欣欣向荣，中国汉唐迎来盛世。古丝绸之路创造了地区大发展大繁荣。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段历史表明，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

——摘自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

一群中国古代探险家，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接力完成了从中国到欧洲的全部行程。中国人的视野从长江、黄河，扩展到几乎亚洲全境，非洲和欧洲。

那是一个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时代。

张骞之行，标志着千年古道丝绸之路正式开启。西行路上还有求法的法显、玄奘，更有无数无名的王公贵族，乞丐狱犯，各国使者、商人，来往络绎不绝，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还有海洋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汪大渊、郑和。

驼铃声声、马嘶相闻、舟楫相望；国家、民族、单一区域等社会组织打破藩篱，互通有无，友好交往，书写了人类历史的辉煌篇章，成就了丝绸之路成为人类诸多文明展示魅力的共同舞台和人类诸多文明获取资源和文化交流的共有路径。

“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因此诞生。它是丝路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宗教传播和技术推广的实物见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文化遗产保护是“一带一路”战略基石

总书记在考察陕西西安博物院期间强调，要把“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一带一路”沿线大量的文化遗产，是东西方交流最直接的载体，是丝绸之路精神和民心相通的历史见证，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基石。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加速推进，对“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的认知、保护与传承工作既有紧迫性，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优异的调查和科研成果，能够顺利推动“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为增加其人文内涵提供重要的支撑。

“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历史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古丝绸之路凝聚了先辈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促进了亚欧大陆各国互联互通，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丝路文化遗产充分内含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我们完全可以从古丝绸之路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进合作，共同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

习近平主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弘扬丝路精神，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基础，筑牢社会根基。

千百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沟通东西方文化、交融多元文明，其璀璨和辉煌在各国民众心中积淀、升华，激活和激发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共同历史文化记忆和美好向往。

对“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研究，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沿线多民族、多国家文化交流和包容的有效方式。

国家文物局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领域合作全面推进。继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之后，中国积极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还与塔吉克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等合作开展古代丝绸之路遗址的考古发掘。加快制订“一带一路”实施规划，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以“共商、共建、共享”

为原则，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文物交流合作形式越来越新、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一座“民心相通之桥”正在中国与各国之间搭建起来。

让文化遗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历史和文化是重要基础，文化遗产应该在其中发挥较大的作用；“一带一路”确定为国家重大战略，为我国“一带一路”沿线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是文物系统增强大局意识，主动围绕大局，立足本职，发挥资源优势，自觉做好服务大局工作的神圣职责。

早在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即和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签署《关于保护丝绸之路遗产的联合协定》。

要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文化遗产的保护，高度重视“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建立“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管理长效机制，成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领导小组，加强发展改革、财政、国土、旅游、建设、文化和文物等部门间的协调，完善重大事项沟通、协商制度，切实做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

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必须尊重文化遗产保护的客观规律，妥善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防止为追求局部经济效益，实施过度的旅游开发，给文化遗产带来不利影响。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景区开发，应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的有关规定，不断加强涉及文化遗产的景区内文物保护机构的建设，提升保护级别，不得将国有不可移动文物转让、抵押，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严格履行涉及文化遗产的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的审批，合理确定文物景区游客承载标准，确保文化遗产安全。既保护文化遗产安全，同时实现文化遗产价值最大程度的传播与共享。

要加大“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投入，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相关地方政府考核内容，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切实保障“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的日常维护经费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抢救性投入，重点加强低级别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经费投入。同时确保各文物旅游景区经营性收入中有适当比例用于文化遗产保护。

第五篇：一带一路（范文模版）

一带一路

1、读图，并结合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新疆喀什是中国的西大门，与五国接壤。喀什将以“东有深圳、西有喀什”为目标，依托国家的特殊扶持政策，面向中亚、西亚广阔市场，努力把喀什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国际化大都市。

材料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等将出席会议。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提出3年多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是今年中国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对推动国际和地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来源新华网2017年4月6日）

一带一路

（1）、新疆主要的少数民族是

，本区最突出的自然特征是。

（2）、新疆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通过

工程输送到东部地区，该工程一线的起点位

于

盆地的轮南。

（3）、图2所示地区与内地经济联系非常紧密，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

”的经济模式。

（4）、深圳经济特区隔珠江与澳门相望，通过

（铁路线）与香港、北京相连。以广

州、深圳、珠海为中心的 工业基地，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5）、某港商想去喀什投资建厂，经过考察初步确定两个方案。请你运用所学地理知识说明理由。

方案一：建立纺织厂，理由是。

方案二：建立进出口贸易公司，理由是。

（6）、中国有句俗语，“想致富，先修路”，基础设施是大范围、宽领域、高效率合作的基础。：“一

带一路”主要覆盖亚洲、、三大洲，域内相当一部分是基础设施发

展的薄弱地带，基础设施建设也自然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优先领域。

（7）、2017年5月10——15日将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隆重举行“2017一带一路印尼峰会”。印尼希望中国可以将制造业工厂发展到印度尼西亚。在人力资源、健康、养老领域也有空间。印尼在教育领域可以与中国合作，共同培训与培养人才。（来源半月谈网2017年1月3日）

材料二的一带一路示意图中，印度尼西亚的首都是

，位于

半球（选填“南”或

“北”），该国著名的景点是

。此外该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作物或经

济作物）生产国。

一带一路

2、阅读图文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1

在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提出，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一起。

材料2

21世纪海上是丝绸之路示意图

（1）、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大洲依次是

，沿线穿过的

温度带有。

（2）、海上丝绸之路起于我国福建泉州，经过

（我国的海域）、运

河，止于荷兰鹿特丹。

（3）、图示地区中，①地区地表形态的主要特点是

；②地农业生

产深受

气候的影响；③地分布的宗教主要是。

（4）、H为

海峡，简述该海峡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

3、“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我国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读下图回答问题。

（1）、“陆上丝绸之路”穿过图兰平原，该地盛产_________（经济作物），里海沿岸_____________

（矿产）资源丰富。近些年来咸海面积不断缩小，其人为原因主要是。

（2）、“陆上丝绸之路”的终点位于荷兰的鹿特丹，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它西临______________

海，连接欧洲内河航运最繁忙的_________河，位置极为重要。该国盛产鲜花，尤其以_________最著名。

（3）、“海上丝绸之路”必经斯里兰卡岛，该岛地势特征是

，一

月份盛行___________（方向）季风。该岛中的聚落分布特点是什么？

（4）、2014年6月一艘商船从福建泉州港出发，沿“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东非蒙巴萨港，两地居民在

人种上的差异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商船继续航行，于7月初到达吉达港，发现当地有许多清真寺，推断当地居民主要信仰_____________教，此时吉达港的气候特征是什么？

一带一路

4、放眼“一带一路”感知地理差异。读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一带一路示意图”（图1），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贯穿要去大陆，东边连接大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

材料二：2016年5月中旬，印度遭受了创纪录的高温侵袭，极值气温突破51℃，从今年4月开始，印度因高温死亡人数不断增加，中国气象台网站的消息，5月18日夜间至21日广东省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

（1）、“一带一路”A和B两线路采用的交通运输方式分别是

和

，如果有

机会去鹿特丹，你会选择哪条线路？请陈述理由。

一带一路

（2）、“丝绸之路经济带”经过能源丰富的甲国，从图1中可看出该国和我国乙地区在能源种类方面 的共同点是。

（3）、一艘远洋货轮沿“海上丝绸之路”从鹿特丹返回中国，沿途在①②③三地靠港，一位船员记录

了A、B、C所见所闻。

A、在①地见到了图2所示的“特色旅馆”试对旅馆床铺安放在屋顶的做法加以解释。

B、5月份到达②地时，这里的高温天气让人忍受，结合材料二，图1和该地气候资料图（图3）分析此

时高温天气出现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②地高温干旱时，同纬度的广东地区却降水频繁，主要原因又是什么？

C、在③地靠港时，巧遇一在此投资建厂生产轮胎的中国老乡，分析老乡在此地投资建厂的原因。

一带一路

1、（1）、维吾尔族；干旱；

（2）、西气东输；塔里木；

（3）、前店后厂；

（4）、京九铁路；珠江三角洲；

（5）、近原料产地；喀什与五国接壤，进出口货物方便，依托国家特殊的扶持政策等。

（6）、非洲；欧洲；

（7）、雅加达；南；巴厘岛；椰子。

2、3、（1）、长绒棉（棉花）

石油、天然气

引河流水灌溉，导致入湖水量减少

（2）、北

莱茵

郁金香

（3）、中部高，四周低

东北

沿海、沿河分布

（4）、泉州是黄种人，蒙巴萨是黑种人

伊斯兰

炎热干燥

4、（1）、铁路；海运；A线；该路线路程短，速度快；

（2）、都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3）、A、中东地区主要属于热带沙漠气候，终年炎热干燥，把床铺放在屋顶上便于通风纳凉；

B、这里是热带，5月气温回升很快，北部有高山阻挡，无冷空气南下影响，雨季未开始，天气晴朗；

广东省位于东南沿海，5月东南季风已经影响该地，雨带移至这里，广东省进入雨季，所以

降水频繁；

C、这里盛产天然橡胶，原料丰富，劳动力、土地廉价，有政府优惠政策。

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