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鲁迅小说中几个人物的生命意义
鲁迅小说中几个人物的生命意义
萧红一次对聂绀弩谈起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时说;‚有的也曾经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处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成听天由命不知怎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人更可悲。‛鲁迅在小说中的确写出了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然而正是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怒的感情,写出了他们的灵魂,揭示了这些知识分子生命的意义: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生活现实是怎样吞噬那些善良的、脆弱的知识分子的灵魂。
一、魏连殳的孤独
1鲁迅在论及陀思妥夫斯基的《穷人〃小引》中说:‚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现实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这就是说,你要写出人物的灵魂,首先你要敢于正视现实,也就是要敢于正视人物的灵魂深处所能揭示的现实。鲁迅所创造的人物,其灵魂之深,也如陀思妥夫斯基那样来拷问人物,《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就是这样的人物之一。作者在《孤独者》中通过第一人称的‚我‛在和魏连殳的几次相见中,见到魏连殳命运的变化,都显示着人物灵魂的变化,也无处不显示人物灵魂在控诉!
被称为‚吃洋教‛的魏连殳因为继祖母死了,他到S城寒石山奔丧,那些族长、近房、祖母的亲丁,闲人等都看一看这个出外游学的洋学生,从村人看来,‚他却是一个异类‛,而且带着挑衅,看他是否会遵守一切习俗,谁知令人有些失望的他全应承‚照办‛,但却是对愚昧顽固者的一次嘲弄。作者简略地描写这个‚孤独者‛的外形:‚原来他是一个短小消瘦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密的须眉占了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这就是一个生性孤傲性格的人物形象。
但魏连殳却热心爱管别人的‚闲事‛。他也热爱他的祖母。他的孤傲是对世俗的嫉视。这些性格上的矛盾,也就铸成孤独者的命运。魏连殳性格的形成,也正是他经过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社会所带给他对人生的失望。-----这不正是我们所熟悉的范爱农的一个侧面吗?而且在寒石山奔丧时的魏连殳从形象的描写和细节的处理,如全部接受世俗的安排,也正是鲁迅自身所经历的。当然,一个作家总是写他熟悉的人和事。因为作者的作品正是对现实生活的概括。正如别林斯基说的‚在一位具有真正才能的人写来,每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所以‚似曾相识的‛,但又毕竟不是生活中的范爱农,而是文学形象的魏连殳。
文学作品的典型性格,必须通过人物性格中对生活细节的描写,不能仅凭作者理性的叙述的,魏连殳的性格在细节描写方面是紧密结合人物的整体,如他对祖母丧事的一切照办:跪拜、为死者穿衣使旁观者不觉叹服。作者在‚显示灵魂之深者‛,有如下的描写:‚他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泪来,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了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这是一个生活在沙漠中的孤独者的长嚎,是一个受了重创的灵魂的嚎哭;鲁迅不只一次地说过,自己受了伤默默地舔干自己的伤口。在.《过客》中那过客说‚可恨的是我的脚早已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因此,我的血不够了;我要喝些血。我只有喝些水来补充我的血。‛—2—鲁迅在《致赵其文》信中说:‚过客是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信是写于1925年4月11日,而《孤独者》创作于同年10月。都是鲁迅同一心情时写的——魏连殳就是只能喝些水代替血的一个‚过客‛,他在寒石山将祖母遗物焚毁或送给女工,周围人阻挡不住,这些在他眼中不过是‚无物之阵‛,而他也明白自己的举动只是在作绝望的反抗而已。事实上他更明白自己的举动只是在作绝望的反抗而已。事实上他更明白交锋者其实不过是‚一切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他是在‚无物之阵‛中作战,这自然
是人生最大的寂寞,最大的孤独。
说魏连殳‚虽是素性这么冷‛,这‚冷‛恰恰是他内心‚热‛的折射。他的孤代表孤傲,正因为他失望于人生的‚热”,这才显得‚冷‛。如他一见房东的两个孩子,‚却再不像平时那样冷冷的了,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一听孩子病了,‚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他深信‚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孩子本来并不坏,是后来环境教坏的,所以他的‚冷‛是对现实人生的冷,而不是对未来的绝望。所以对于纯真的孩子的爱,表达他对到处污染了的‚大人‛社会的憎。但是魏连殳没能抗击得了霸道主义和市侩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势力这就注定了魏连殳自身的不幸的命运。他毕竟是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更痛苦,可他并不甘心,他斗争、挣扎;使他成为一个赤膊上阵的孤军,结果是全身受了重创而退下阵来。未来在哪里?结果在现实逼迫下,它选择了末路:以生命作赌注去孤注一掷。结局自然是以他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揭露那些在中国最适于生存的市侩主义的真面目,这就是在他信中写的:‚你大约还记得我旧时的客厅里……现在我还用这客厅。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躬,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去眼和吐血……‛——他企图嘲弄他的敌人,作为一种报复手段,一旦发觉最大受嘲弄的原来是自己时,从此他对人类都敌视了,他成了真正的‚孤独者‛他真的‚心死‛了。他开始叫房东为‚老东西‛也捉弄孩子向他磕头;为了给他们一块糖,也可以要他们装狗叫。——这是作者含着泪在拷问人的灵魂。
从魏连殳当上什么师长‚顾问‛时刻开始也就是他的生命已到了绝路时的回光返照;其实他内心的哀痛也正如范爱农给鲁迅信中写的:‚盖我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己端无生理。‛但可悲的是,范爱农落水而死。瞧他穿着师长顾问的不知什么军级的军装和品级‚很不妥贴地躺着‛。对死者最大的嘲讽是‚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魏连殳是挥舞着纸糊的指挥刀躺倒进棺材里去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如?”——这是鲁迅在一篇散文《墓碣文》中说的,魏连殳也正是为此‚抉心自食‛真到死亡。那么,他也能那
样坐起来‚口唇不动,然而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吗?他活着时也曾‚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那就是他‚成尘‛的时刻。而留在人间的声音:‚隐约像是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这是孤独者魏连殳真正的声音:在现实的绝望中的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我们读着小说,不能不毛骨惊然,作为一个具有尊严的人,能如此生存吗?……我想,鲁迅的本意,也是热切地希望着这样时代应该和魏连殳一同装进棺木里,然而……
二、《伤逝》的手记
《伤逝》是以描写涓生和子君这两个人物的遭遇而震撼人们的心灵的。
《伤逝》是鲁迅小说中具有特殊风格的一篇。虽然也用第一人称,但是直接以主人翁的‚手记‛来写自己的心迹。他有时委婉精细,拨动读者的心弦;有时又如此激越、哀伤声声扣住读者的感情。那种人物内心抒发的情愫,达到了诗的境界。将涓生和子君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为子君哀悼,为子君而悲愤。
《伤逝》开始就有一段极其沉痛的内心独白,这是涓生失去子君一年后重又回到原来会馆的空屋后的一段痛苦、悔恨的回忆;一年的时间,这在涓生的悔恨中几乎是隔了一个世纪。
涓生和子君生活的年代比吕纬甫和魏连殳要晚一个时期,他们是经过五四运动的冲击接受了新的思想的洗礼的青年知识分子。此刻,在悔恨地回忆往事,想到那过去似乎很遥远,但一旦回忆,又如在眼前:蓦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就这样涓生和子君开始了共同生活的幸福时刻。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中,写五四运动从冲破旧礼教而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小说是不少的。由于作者正视现实的深度和敢于正视的勇气不同他所择取的人生也是不同的。鲁迅在评论冯沅君的小说集《卷施》时说:‚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写照。和为
‘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炫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然而也可以复归于平安。‛但是,《伤逝》和《卷施》也是截然不同的,涓生和子君的‚缠绵悱恻‛却是在谈伊孛生、泰戈尔、雪莱,谈家庭专制和打破旧习惯。这注定了主人翁的命运是不会‚复归平安‛的。因为五四运动的激浪,在中国这一社会所起的影响,毕竟不如法国大革命这样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它如惊蛰时的一阵响雷,惊醒了沉睡中的蛰居者。但只是早春天气,春寒陡峭,有时会比严冬残酷的,一阵寒流袭来,会冻死刚出土的幼苗,这就是涓生和子君爱情的结局。当涓生终于收到工作单位的解雇通知时他写道: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趁我还未忘却了我的翅子的扇动。
其实,这只是他自我安慰的幻想,但他的内心是空虚和惶惑的。涓生内心的惶惑使他预感到等待着的并非是睛空蓝天下可以翱翔的自由世界,而是风暴雨雪。这不过是一个脆弱心灵的自我解嘲。涓生的外来打击,件随着他性格的发展,从生活上的无法维持到他们共同生活中所反映的感情上的变化,从自卑感的心理反映,猜疑子君对他不如过去那样热情,菜冷了而且还不够吃。他开始责怪子君饲了油鸡,还把仅有的羊肉喂了小狗阿随,他激愤于‚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臵: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这是涓生对生活现状所发的牢骚。其实是暴露出涓生渐渐地从感情上责怪发展到了从感情上开始厌弃子君了。他的自私隐隐以男子为中心的因袭思想刺伤了他和自尊,其实,是涓生的灵魂深处已经从一个要‚破坏封建专制‛的战斗者的虚幻的自我扩张,逐渐被他庸俗的灵魂占了上风;自我扩张的巨人,在现实风雨面前,成了行动的侏儒。于是,在他的‚抗议‛下,伴随着子君的最后的寂寞寄托的油鸡成了菜肴,阿随也‚终于是用包袱蒙着头,由我带到西郊去放掉了,还要追上来,便推在一个并不很深的土坑里‛。他先还感到子君的凄凉和寂寞。但以后,他终于把子君的存在也如油鸡和阿随等同了。他也在策划要把子君如同阿随一样的放掉了。所不同的,阿随是用包袱蒙上头的,而‚蒙‛子君的,仍是他的一套虚伪的人生道理。知识分子的自私,却又要在他自己的怯懦的行为上作华
丽的辩解,看起来似乎在安慰自己,实际是掩饰着对爱情的可耻的背叛。
我终于从她言行上看出,她大概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忍心的人。其实,我一个人……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
当然,他是在推卸责任,寻找遁词‚大半倒是为了她‛,这不正说出了子君的价值与阿随等同?还说子君‚浅薄‛,他不知道子君把一生都交给他作了最大牺牲吗?在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的笔下,如此深刻地揭示着人物的灵魂。此后,每一段独白,都成了对涓生灵魂的鞭挞现实生活的真实,决定了这种人物的必然结局。
涓生的自私逐渐发展到从精神上对子君的背叛和行动上的躲避了:‚我终于在通俗图书馆里觅得了我的天堂‛,因为那里有炉子可以取暖;可是子君呢?就只能独自一人凄惨地在期待着什么呢?她的精神寄托原来是她的炽热的,真挚的爱情,此刻也已经如炉火熄灭一样,这空气比原来无火更为寒冷。终于,涓生对子君的爱,已经成了他市侩哲学的考验,他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于是他要摆脱曾经同战斗、共患难、全身心爱着他的同伴。‚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活路;我也未忘却翅子的扇动,虽然比先前已经颓唐得多……‛这种罗亭式的呓语,只是起到了麻痹自己灵魂的作用,终于他残忍地向子君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而且更冷酷、更卑鄙地说:‚但这时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那么,对被他骗去的一个少女纯洁的爱情呢?伟大的鲁迅,对于子君的反应作了一段震撼心灵的描写:我同时预期着大的变故的到来,然而只有沉默。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
如此深切地来描写子君受到致命打击时的心灵瞬息变化。这是作者把一受损害的女性的灵魂升华到了美学的更高境界。因为子君毕竟是强者,她没有恳求涓生把她留下,她的选择是随父亲走了,她也知道她的回去,意味着走向死亡。她已经不再愿意敬活了,她以最大的轻蔑默默无言地离开了涓生,仍然是实践了她最初毅然地离开父亲来
到爱人身边一样的决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权利?‛鲁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五四时期觉醒了的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女性。——即使是死也光明磊落。
鲁迅在创作《伤逝》之前,曾作过一篇《娜拉走向怎样》的演说,他说易卜生是诗人,他只是在做诗。娜拉走后怎样?是堕落还是回来。他都未解答。但是鲁迅却作了解答:‚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就在这篇学说发表两年后,鲁迅便创作了《伤逝》这就表明鲁迅早就在深思这样一个问题。但《伤逝》是出现在中国土壤上的一朵奇葩。他构思一对受‚五四‛洗礼后的恋人的爱情故事的设想,酝酿已久。不是以为表述的方法不同,去胡猜出的什么内在思想的寄寓之类的无聊‚索隐‛——它以子君的结局,对现实社会提出强烈的控诉,从而塑造子君这一坚强的性格,无疑比《玩偶之家》中娜拉要实在得多,应该说,鲁迅的《伤逝》也是诗,是一首‚忧愤深广‛的叙事诗。他没有易卜生的浪漫气息,它是现实主义的诗篇。鲁迅在他的谈活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而现实主义作家,他无权违反现实的真实;他不但惊醒了一个做梦者,而是指出了梦醒后的出路:如果社会不改变,那只有这样一条‚伤逝‛的路,做梦人终究要从梦中醒来的。子君第一次梦醒时,她是多么勇敢地走出叔子家门,寻求爱情的幸福,但是她的勇敢带着幼稚的冲动。她真的相信:‚我是我自己的‛。但这第一步的抉择,作为一个女性要比一个男子接受女性爱的勇气不知要大多少倍。她首先要战胜自己头脑中旧的礼教思想,其次要面向社会上迎面而来的各种恶意挑战。这非要有‚背水一战‛的决心不可:退路已经没有了。因此她对周围的敌意的袭来,承受的勇气要比涓生多得多;涓生对路人敌意的、猥亵的眼袭来时感到全身瑟缩,但子君却‚坦然如入无人之境‛。
但是‚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这‚凝固‛对子君来说,似乎已到了幸福的终点了;饲油鸡、养小狗阿随,人也渐渐地胖了:这‚凝
固‛也终究会使一个战斗者渐渐蜕变为小市民。但她还不可能发觉这‚幸福‛只是一种假象,不过是又进入另一个梦境罢了。沙漠上怎能栽培玫瑰?何况她不过只是一头出笼的小鸟,外面等待着的是鹰和猫,更有无情的风暴。果然,当她第二次梦醒时,她突然发觉,爱情和幸福已经像一座糖塔似的渐渐地融化了,直至荡然无存,她清醒于幻想的破灭。这倒反而使她镇静了,她走了,还为涓生留下仅有的生活必须的食物和仅有的几个钱,就是没有留下一句话——这证明作者在创作子君这个人物时是深入了人物的灵魂深处。这一笔重重的一鞭,重重地打在涓生的心灵上。今后,她自然是走向死亡。可是苟活者涓生呢?他只能说:‚我活着我总得向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然而,读《伤逝》不能忽略的是作者作为主人翁的‚手记‛形式出现的,它的‚第一人称‛是主人翁的内心独白,不是作者‚第一个称‛从旁冷静的分析,因此,这独白本身就是人物的精神状态的再现。他的责怪子君的套话,无非是他想推卸责任时的一种遁词。可我们有些评论者,甚至后来拍成电影的编导,正面地去理解涓生手记的一些为自己开脱的话,而把涓生说成比子君清醒,这都是没有读懂《伤逝》的‚涓生手记‛的落脚点。鲁迅操的这把人生的解剖刀,通过‚涓生手记‛,深深入扣地层层地解剖着涓生和子君的灵魂。——现实主义作家是通过人物性格来诉诸读者的,而不是说教。
参考书目:《萧红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穷人〃小引》作者:陀思妥夫斯基 《野草〃这样的战士》作者:鲁迅 《墓碣文》作者: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注释:1.选自鲁迅《穷人〃小引》 2.选自鲁迅《致赵其文》
第二篇:鲁迅小说怎样刻画人物
鲁迅怎样刻画人物?
恩格斯说过:“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
一、通过动作刻画人物
比如,鲁迅的《药》中,描写华老栓向刽子手买人血馒头时的情形: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动词非常准确地表现了华老栓和刽子手的动作和姿态,形象的表现出老栓的善良而胆怯,刽子手的贪婪与凶狠。
二、通过语言刻画人物
语言描写是表现人物的主要方法,“听其言,观其行”是我们了解一个人的主要手段,更是作者实现刻画出“这一个”的主要方法。对人物的语言描写,应该显示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形象。如,鲁迅在《祝福》中,通过人物的语言,揭示了祥林嫂的内心的悲痛与人世的冷漠。在小说中,祥林嫂的儿子阿毛被狼叼去了,作者写了祥林嫂反复给周围的人讲述“阿毛的故事”:“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没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这句话在小说中反复出现,不但反映出祥林嫂的内心的悲痛,而且表现出祥林嫂无端地责备自己,然而听者却逐渐对此冷漠与不屑。从这句富有特征的话中,我们不但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感受到周围“愚昧、麻木”的“国民”对她的精神致命打击。(有契诃夫的苦恼,一个文官的死,变色龙的重复之艺术手法)
又如,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这样的语言,不但很好地表现出孔乙己迂腐可笑的性格,而且也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严重毒害的结果!
三、通过对比刻画人物
在小说中,前后对比描写本身也体现出人物的变化。在鲁迅的《故乡》中,作者描写闰土的命运就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在少年时代,闰土“紫色的圆脸”,“红活圆实的手”,而且“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在一望无际的瓜田里,“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中年时的闰土,脸上“刻着许多皱纹”,“仿佛石像一般”,“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通过比较,不但闰土的命运发展展示出来,我们也感受到闰土变化的根本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在揭示人物的灵魂的同时,表现出了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的思想。
四、通过比喻刻画人物
比喻就是用具体浅显的事物来说明或者描写抽象复杂的事物的一种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为了表现人物的形象特征,除了运用富有形象的词语外,在用语上,多是运用一定的修辞方法,不但使作品的形象更加具体、活泼,而且更有助于简洁的文学语言更具表现力。比如,鲁迅《故乡》中,对杨二嫂的描写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她“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这个比喻,把一个当年被人们称着“豆腐西施”的人物,而今却剩下一幅可笑的形骸的特点表现出来,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年老色衰的女性那内心的苦楚。对闰土的描写,也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他“仿佛石像一般”,“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等。这一描写,让我们感受闰土深受物质和精神的折磨。
五、通过画眼睛方法刻画人物
通过画眼睛方法刻画人物就是要抓住人物形象的特征。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要极简省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认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部的头发,即使画得逼真,也毫无意思。”也就是说,通过对人物眼睛的描写来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活动,这是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可以从中透露出人的内心世界,因此很多作家都很重视描写人物的眼睛。如,鲁迅小说《祝福》中对祥林嫂的眼睛的描写:“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她脸上就显出恐怖的神色来。”“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等等,从这些对眼睛的描写中,不但抓住了祥林嫂的眼睛的变化,反映了人物的悲惨命运,而且也使读者感受到鲁迅通过祥林嫂的变化来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控诉。
第三篇:鲁迅《故乡》中人物介绍
鲁迅《故乡》中人物介绍
鲁迅先生的小说《故乡》,篇幅不长,却极为鲜明生动地刻画了闰土、杨二嫂与“我”等人物形象。由这些不可或缺的人物构成了该篇小说的完整人物系统,他们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再现了辛亥革命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农村的日趋凋敝,农民生活迅速破产的社会现状,控诉了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互相勾结残酷压榨和摧残农民的罪恶,表现了那个时代各个阶层人物的不幸尤其是农民的不幸,表达了作者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本文专就人物系统作点粗浅的分析。
就《故乡》的人物系统而言,大致由两大子系统构成:一是“老一代”,包括闰土、杨二嫂和“我”;一是“新生代”,指水生和宏儿。
首先从横向整体化方向看,“老一代”是对旧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新生代”是对未来前景的展望。这两大系统,构成了该篇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揭示了小说的主题。
“老一代”三个人物分别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再现了三个阶层人物的精神风貌。
闰土是受尽摧残,却还没觉醒的勤劳淳朴的农民典型,杨二嫂则是一个尖酸刻薄、自私贪小的不幸乡镇小市民的代表,“我”是一位对故乡、对人民充满爱,对农民命运、出路深为忧虑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三个人物在那动荡的社会里都有着共同的不幸,这就是整日为生活的劳碌奔波。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精神追求:闰土、杨二嫂追求的仅是物质生活的满足或眼前的利益;“我”这位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则是理想的人生、理想的生活;既不赞赏“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赞赏“别人的辛苦恣雎而生活”,而赞赏一种“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生活。应该说,在精神方面,闰土、杨二嫂是麻木的,而“我”则是清醒的,认识上是深刻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闰土、杨二嫂与“我”的生活经历又是不同的,这是形成他们各自思想性格的基础。闰土和杨二嫂都生活在农村或乡镇,地势的偏僻、闭塞、愚昧、落后以及长期以来的封建意识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侵蚀和毒害,使他们成了灵魂扭曲的一代。二十年前,闰土是个健康活泼、天真烂漫的农家少年,是一位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然而时隔二十余年,却成了木偶人,外貌上、精神上都发生了深刻巨变,再不是富有朝气和生命活力的少年,而是一副形容枯干、饱经忧患的模样:小毡帽变成了破毡帽,“先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不仅如此,精神上也就得衰老、迟钝、麻木、迷信;同样,杨二嫂也经历了由外形到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原来是“豆腐西施”,也比较招人喜爱,但二十年后,不仅变成了“圆规式”的丑陋人物,而且沾染了不少坏习气。对别人常是一番恭维,继而公然索取,索取不成便讽刺挖苦,最后顺手牵羊而至于栽赃陷害。在这一点上,她与闰土的沉默寡言、勤劳善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令人憎恶。但她仍是与闰土一样的不幸人物,她同样是那是个日益衰败的畸形社会的产物,同
是反动阶级的精神毒害和生活压迫的结果。这两个人物都程度不一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日趋衰落、凋零和农民备受剥削和压迫的历史真实,反映出时代的推移和那个动荡社会的面貌,从而揭示了“改造旧社会”的严峻性和紧迫性。
再说“我”这一人物。我出于知识分子的个性和故乡深刻巨变对他的压迫,他不同于闰土和杨二嫂,偏于理性的思考,偏重于对现实的关注和认识。故乡荒凉的景象,中年闰土与他之间的“厚障壁”,“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影像”的消失,使他气闷而悲凉,但从“后辈还是一气”中又看到了希望,又看到了故乡的前景与未来。于是剖白:希望本无所谓有,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这就像地上的路;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坚定了为现实美好的愿望而勇敢实践的信心。在这里,“我”已是作者的化身。在他身上寄托了作者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伟大理想。
“新生代”是理想的展望。变革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历史使命将由他们完成。这是小说赋予这一子系统的象征意蕴。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水生和宏儿是两小无猜的,彼此想念,彼此一气,没有上一代感情上的隔膜,只有上一代年轻时性情的率真,“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上一代“所未经生活过的”。
如果从横向整体化方向是作者对《故乡》中人物系统的表层描述,那么纵向整体化方向则是对人物系统的深层揭示。
从人物的横向整体化方向,我们已经知道:“老一代”和“新生代”两大子系统,是该篇小说人物整体系统的两大有机组成部分,既然是 “有机”,这也就是说两大子系统之间有其必然联系。从结构上来看,由“我”的内心观察与想象来贯连。从意义联系上,一是表层意义联系,一是深层意义联系,从表层上看,它们的联系表现为由老及新的不断推进、不断发展的自然进程,从深层意义或实质意义上看,它预示着一种新生活必将代替旧生活,新社会必将代替旧社会的不可抗拒的必然历史趋势。
由以上,我们会发现,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别具匠心地设置这两大人物子系统,其目的是为了运载他的“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社会理想,进而雄辩地揭示出:辛亥革命并没有使广大农民生活得以改善,也没有使那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不幸的人们脱离苦难的深渊,它是彻底的失败了,中国社会必须再有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否则农民无出路,中国也断无光明前途
第四篇:鲁迅小说讲解
诚美教育
教学设计学案
鲁迅小说
在海外的新儒家及其学人那里,一种观点很有市场,鲁迅是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源泉。
1、鲁迅作品风格不适合青少年阅读,语言比较怪异,阅历浅不容易理解。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2、鲁迅已经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他所批评的那些国民劣根性,是一种自虐行为,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3、鲁迅的风格就是一根棍子,“文革”被人利用来作为打人整人的工具。
他是文革思想偶像之一。有人认为:鲁迅的思想与文革的“造反哲学”之间关系密切。文革高潮期间,鲁迅著作是唯一被公开阅读的文学读物(钱理群深受其益),鲁迅的言论(尤其是后期杂文)与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一起,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大字报大量引用。在文革后的批孔运动中,鲁迅的反传统思想得到了空前的发挥。
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鲁迅的一些言论在那些大字报中竟是那么的恰如其分?为什么造反派会从内容、文体(杂文)以至句式上都不约而同的模仿鲁迅而不是别的作家?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4、鲁迅的独立精神与批判意识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今天没有人能够学得了。如果要学非得有两条以上的性命才可以。
当然还有一些理由。但是,说来说去无非是这些。概括起来,有肯定性的理由,即把鲁迅作为一个高不可攀的有深刻思想与独到思想见解的人,如陈丹青,在论述到学习鲁迅的时候提到,学鲁迅的时代与条件已经过去了,如果要学至少要有两条命才能够够资本,这是从积极肯定的态度来看鲁迅。但是,更多的是从否定方面来看待这件事情。比如,说中国现在不具备这样的社会环境了,中国作为大国正在崛起或者伟大复兴。或者干脆说中国社会已经是和谐社会了,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取代普世价值,正在全世界崛起,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鲁迅当年那样的问题。否定性的理由自然也很明显,就是因为鲁迅大挖传统的祖坟,而现在中国需要大兴国学,继承传统,如果不把鲁迅从中学教材里踢出来,那么要把传统文化、国学,特别是孔孟之道塞进去,充斥学生的大脑,恐怕就不容易。因为,鲁迅是大挖祖坟的好手。现在要复兴国学,“四书五经”要进中小学课堂,复辟传统文化,鲁迅就是最大的障碍物。而鲁迅在“文革”时被利用作为棍子,打击了许多人,这正是剔除鲁迅的最好借口。
张闳《走不近的鲁迅》(《橄榄树》2000年第2期),邢治荣在《青海湖》上向鲁迅发起挑战。诚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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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文革中最受推崇的是他“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是他的“横眉冷对”、“永远进击”是他的杂文中“投枪、匕首”精神
健康不佳 肺病 脾气不好 文如其人
冰心是文学的童年,巴金是文学的青年,鲁迅是文学的老年,前几年中学语文课本大量选用鲁迅著作,不合青年心理(成长发展规律)太深奥,大仇大恨青年是在人生体验中成长的。正方:形式相同 内容不同 红卫兵是专制 鲁迅是反专制争科学民主“有缺点的战士依然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鲁迅语)诚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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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生平(1881年9月25日出生 1936年10月19日逝世)
周家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6)由外地迁到绍兴
(一)祖父周福清对鲁迅的影响
1.生活习惯上
A、生活崇尚节俭
鲁迅:老虎尾巴,住处简陋狭小,掉漆的书桌,一把陈旧的藤椅,一张普通的茶几,一幅硬铺板,外加两把硬木椅。鲁迅认为“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
B、记日记(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
鲁迅从1912年5月5日-1936年10月17日的日记共80万字。记日记是一种学习方法,也是一种生活习惯。2.在学习上
要求鲁迅抄一些不常见的书,如陆羽《茶径》、陆龟蒙的《五木经》以及侯宁极的《药谱》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鲁迅青年时代喜读野史和绘画与以上读书经历有关;周福清要子孙杂读李白、陆游的诗作。自幼求学,可以先看小说,培养学习兴趣和想象力(《西游记》)3.周福清性格对鲁迅的影响(濂溪为其始祖,汝南伯)
周福清《恒训》“我高祖派下,小康如昔也。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卖田典屋,产业尽矣。我身历盛衰,眼见致败之由。”(刚强耿介 廉洁正直 趋奉上司联络衙役 幽默、讽刺、刻薄)
(二)母亲鲁瑞对鲁迅的影响(1858-1943)
秀外慧中,聪明活泼,心灵手巧,尊老爱幼,知书达礼,乐善好施 剪发放脚 尼姑婆要再嫁老公,三一
八、女师大支持鲁迅 五卅惨案抵制日货;买报看报支持鲁迅正义文章。
(三)鲁迅的婚姻(1936年许寿裳《鲁迅年谱》征求许广平意见)1903年与朱安定亲(在此前与二舅之女琴表妹有一段姻缘)26岁(1906)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 47岁(1927)与番禹许广平同居
A、许广平在女师大上学时:与陆晶清、吕云章访问鲁迅 B、鲁迅从不与朱安照相
C、不穿朱安所做棉裤 烧饭、缝补、洗衣、扫地 诚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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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爱朱安? ①无共同语言②逆反心理
朱安的贡献: ①做后勤②侍奉婆母③团结和睦④保护鲁迅故居和藏书
二、鲁迅作品
(一)鲁迅小说表现了作者的主体性。
鲁迅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文学上史上卓然成为大家,就在于他突破了一般新文学作家所采取的与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的等距离视角,而选取了一种超人式的俯视视角。毫无疑问,鲁迅小说是将现代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大主观意念(主体意识,包括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主人公意识)融化在一种古老、凝滞、僵化、悲凉的习俗和愚昧麻木灵魂的客观再现之中,并使它们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这种看似冷峻、实则炽热的情感表现铸就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创作风范。它要求作者一方面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一方面又在具体的创作中尽力隐藏自己。鲁迅的《祝福》、《孔乙己》、《故乡》、《阿Q正传》、《药》等传世之作就是用曲笔来诠释自己那种高屋建瓴的哲学总命题的。
(二)鲁迅的小说创作表现出艺术探索的自觉性。
1、在小说形式上作出多方面的探索(其提供的经验显示了现代小说的文体革新意义)
鲁迅在《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的33篇小说中,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鲁迅在小说的艺术形式上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使其作品在体裁、结构、叙事方式上几乎无一雷同。
在体裁上,除常见的小说叙事体裁外,还有日记体、传记体、戏剧体等;在结构布局上,既有以描述一个人物事迹为主的单线结构(《祝福》),又有明线、暗线交错的双线结构(《药》);在叙事方式上,既有注重主观抒情的第一人称叙事(《伤逝》),又有注重客观描述的第三人称叙事(《阿Q正传》)。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较早注重文学叙事的审美价值、审美功能的作家。此外,鲁迅在语言操作、生存探索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不懈努力。
鲁迅小说多样艺术形式的探索,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呆板的“说故事”模式,赋予现代小说新的文体意义,扩展了小说反映生活的表现能力。
2、以现实主义为主,融合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创作方法。
一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探索改造,鲁迅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在《呐喊》、《彷徨》中透过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刻观照提出重大的现实和历史命题,表现了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诚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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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博采众家,取其所长”是鲁迅一贯坚持的原则,这就决定了他的创作必然会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借鉴、吸收、融合其它创作方法,以丰富小说的艺术表现。《药》的象征意味也同样明显,小说中描写的华老栓、夏(瑜)两家,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华夏民族悲剧的象征。此外,《白光》中主人公陈士成落榜后出现的种种幻象幻觉的描写,也不同程度上运用了象征主义表现手法。《故事新编》更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色彩的小说集。鲁迅在《故事新编》小说中使用戏拟和反讽等写作策略,从而增加了作品的思想自由度和艺术张力。这是对现实主义的补充,使作品反映的现实更全面、更深刻。
(三)鲁迅的小说表现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鲁迅既注重文学的艺术性,又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他忧国忧民,一生致力于探索、研究改造国民劣根性。例如,对封建道德、封建礼教吃人,精神胜利法,奴性,瞒和骗的表现批判。
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诸如狂人、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爱姑、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等一大批不朽的形象,鲁迅对鲜明生动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与他探索、研究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努力分不开的。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指出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鲁迅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念,其创作经验经几十年的历史检验而仍不减当年光辉。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运用多样化的创作方法开启了方向。
鲁迅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勤奋刻苦的工作态度
象征主义:利用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法反映作者的思想、情感造成一种朦胧,迷离、神秘的色彩。
《狂人日记》真癫、假癫,茅盾最早认为《狂人日记》有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小序用文言 正文用白话
狂人:
1、现实中 狂人 狂态毕露
2、象征性 战士 清醒异常 李贽 孙中山
古久先生 具体人 象征封建统治者 吃人 由吃人肉体 过渡到封建礼教吃人
印象主义:不重客观描写,而强调主观感受,主观印象 《白光》陈士成 16次县考 落榜后,出现幻觉、幻影、幻听 左转右转 前走后走,量金量银不用斗。到山里去,万流湖 诚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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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 子君 思想凝固,不思进取,与房东比养小狗 阿随(小狗):买→养→放→又冒出 情节悲剧:发生 酝酿 发展 高潮 涓生的处境有荒诞意味 子君命运的悲剧性 精神胜利法:
指人们在遇到失败或挫折时,用自我安慰、自我解嘲、自我欺骗等手段来获取精神上的优胜,以掩盖实质上的失败,或仅仅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外部世界,作出让自己心安理得的解释。它使人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消极忍让,从而麻痹人们的斗志。
阿Q的精神胜利法:
在幻想(精神)世界永远是胜利者,在实际生活中永远是失败者 内容包括:
1、自尊自大 看不起城里人、乡下人、未庄人、有钱人、没钱人
2、自轻自贱 儿子打老子 自己打自己
3、麻木健忘
4、欺软怕硬 捉虱子龙虎斗吃亏,与小D打平手又欺负小尼姑,遭骂 精神胜利法的实质:自我麻醉的手段,消极可耻的现象。
分析精神胜利法与批判国民劣根性联系在一起 要区别对待,辩证分析 精神胜利法的形成具有普遍性,古今中外都有 慈禧念佛咒洋鬼子,狐狸吃不着葡萄说是酸的等。
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论贵贱高低,处于屈辱失败的地位时,容易产生精神胜利法。
说不尽的阿Q 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存在。当《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时,沈雁冰在《小说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我读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后来,沈雁冰又在《读〈呐喊〉》中发展了这一观点:“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华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到了四十年代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这一接受倾向,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以为这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可笑的自解,一个衰落民族的可哀的自满,很容易得到要有民族“自我批判、自省自救”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胜利了的中国革命要求在文学上也得到充分的反映和肯定(汤因比“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并按照这一要求对以往的文学进行重新阐释 诚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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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价,(从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角度)。陈涌写于50年代中期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断定鲁迅《呐喊》《彷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革命,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
在这样的认识下,陈涌对《阿Q正传》的阐释,一是强调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揭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并指出他们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成了鲁迅注意的中心;阿Q是一个被剥削被压迫,甚至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不仅写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必然走向革命。因此,陈涌认为阿Q土俗祠里的梦是“鲁迅对刚刚觉醒的农民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把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从而破坏了统治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都表现了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陈涌同时又强调了《阿Q正传》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批判:地主阶级及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投机革命,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也反复强调阿Q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要人们吸取辛亥革命假洋鬼子“不许革命”的教训。
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对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师大出版社1986年初版,1992年再版)一书“引论”里在肯定了前述研究体系帮助我们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彷徨》的政治意义的同时,尖锐指出:“它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彷徨》的思想结构图式与我们在原作中实际看到的在构架上发生了变形,在比重上有了变化。”
例如在《阿Q正传》艺术描写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关于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在我们的研究文章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了《阿Q正传》之所以是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标志,而在原作中用大量篇幅、浓重笔墨表现的阿Q精神弱点的艺术描写,则无形中被降到了一个较次要的位置。并且常被认为是鲁迅较多地看到人民弱点的一个例证,看作是鲁迅当时思想局限性之所在。对阿Q革命的分析中,其积极意义得到片面的夸大,其消极意义则轻描淡写。
王富仁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时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辛亥革命的失败。而《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因素。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 诚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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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化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状况的消极适应。并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被动适应方式,即在无法改变自身实际社会地位的时候,以被动忍耐的方式适应被压迫、被蹂躏的悲惨处境;而阿Q的“革命”则是一种主动适应方式,即在现实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阶梯上,爬到更高的等级阶梯上,由被压迫者转化为压迫者。这里,显然在强调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的相通,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行动,忽略了对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
阿Q的性格
有人认为阿Q性格充满了矛盾,各种性格元素分别组成一组组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这个性格系列的突出特征就是两重性即两重性格;自我幻想中的阿Q与实际存在的阿Q似乎是两个人,是不相容的两种人格,但它们都奇妙地统一起来。如质朴愚昧与狡黠圆滑,率真任性与正统卫道,狭隘保守与盲目趋时,排斥异端与向往革命,憎恶权势与趋炎附势,蛮横霸道与懦弱卑怯,敏感禁忌与麻木健忘。其实,这种二重性格正来自人的本性,属于人类共通的精神现象(林兴宅《论阿Q的性格系统》)。
也有文章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人不敢正视自己的落后不幸状态在精神上的瞒与骗。因此,不仅东方落后民族中会产生精神胜利法,在人类发展历史过程中,只要还有个人和集团处于落后地位,就有产生粉饰落后的精神胜利法的可能(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还有人认为阿Q的遭遇及其精神胜利法实质上是表现人的个体生存的双重绝望。
首先是个体生命与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冲突的“绝望”性质。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对人的所有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大团圆》)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从中兴到没落》)——包括投奔革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革命》、《不准革命》)。面对挣扎无望的生存困境,人只能无奈的返回自身。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寻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追求精神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马恩全集》19卷)
也就是说,“精神胜利法”是人处于无奈之中的一种几乎自然而然无可非议的选择。人们通过这种幻化的精神安慰保持自我内心的平衡(万物之灵),借以协调自我与外在环境的关系,维持自身的正常生存。但另一方面,在特殊时代(革命时期),这种选择丝毫未改变人的生存困境,只会使人陶醉,或安于这种精神 诚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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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自我安慰之中,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实生存环境的奴隶。这样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选择的“精神胜利法”,却使人陷入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也就永远不可能摆脱。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认为,从艺术上说《阿Q正传》有如下缺点: ①小说中有许多文言成分,这与当时提倡白话文的氛围不相协调。②主人公阿Q没有一个统一的个性。既卑鄙懦怯又胆大妄为,既投机取巧又痴呆糊涂,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实际上这是个性的对立统一。
③作品格调太灰暗。就主题和内容来看,作品中没有一个好人。其中任何角色,没有一个好的动机与行动,所写是一个灰色绝望的世界。
既然《阿Q正传》有如此许多不足,为何还会产生巨大影响和轰动呢?司马认为,这是因为鲁迅集中而深刻地揭露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如精神胜利法,女人祸水论,欺软怕硬,投机取巧,幸灾乐祸,麻木愚昧,伪诈残忍,卑鄙懦弱,奴隶根性,粉饰自欺。这十大劣根性对中国人来说,触及灵魂,搔到痒处,即使用散文笔法平铺直叙地表现出来也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何况鲁迅是用小说笔法形象地表现出来的。
(四)鲁迅小说的两个叙事模式
《呐喊》自序:“如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的恶梦”。
应该说这种“荒原”意识,“荒原”感及冲破荒原的挣扎(努力),是20世纪中外作家所共有的,这个事实本身即已显示鲁迅小说的世界性。作为一个中国现代小说作者,鲁迅的“荒原”意象,“荒原”感,又有着自己的独特内含、独特把握和表现方式。
1、看与被看二元对立模式
读过鲁迅小说的人,大概都很难忘记那篇独一无二的〈〈示众〉〉。它没有情节故事,没有人物性格,没有风光描写,没有主观抒情,没有推理论证。只有一个场面,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只有一个动作看。但它却凝结着鲁迅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人际关系、人生价值、人类命运等最深刻的观察与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切都“戏剧化”“游戏化”的国度里,“人”不是充当“看客”就是被人看。可以说《示众》在艺术表现上的“无情节,无人物性格刻划”的特点,使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我们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中的许多小说都看作是示众的生发与展开,而且在《示众》里有意省略的人物、情节,在这些作品里都因具像化而获得具体深刻的含义。
先谈被看,李欧梵在他的《来自铁屋子的声音》一文中,曾将鲁迅小说里被看的牺牲者分为“独异的个人(先驱者)与“庸众之一员”两类,前者如狂人,诚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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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瑜、疯子、大禹等,后者包括孔乙己、单四嫂子、阿Q、祥林嫂等,这两类被看者既有不同的意义,又相互渗透、补充,构成一种特有的精神文化现象。
在第一组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中,双方都属于被压迫而不觉悟的庸众,看者实际上是通过“鉴赏”被看者的痛苦,来使自己的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最后遗忘。正是在这种麻木而残酷的痛苦转移中,使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祝福》《孔乙己》《药》
别一组(类)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发生在独异的人与庸众之间。看与被看者的关系,是先驱者与群众、启蒙者与启蒙对象、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关系。从被看的先驱者的立场上看,这种被看的境遇会引起这样的情感心理反应:不被理解的孤独寂寞(〈〈孤独者〉〉)要救群众反被群众所迫害的悲哀(《药》),以至被(群众)无端吃掉的恐怖(《狂人日记》))。值得注意的是《理水》里所描写的夏禹,当他作为一个胜利者回到京城时,也仍然不能避免“被看”,大家都在房前树下谈他的故事:他是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地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夏禹到京的那天,更是“万头攒动”,百姓就在宫门外欢呼、议论。被故事化了,成为被人鉴赏的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万头攒动之间被“俳优化”。偶像化(可悲的偶像)。
再来看“看客”,作者笔下的看者始终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王富仁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说,他们或者没有声音,只有一些不甚分明的形体,杂沓的动态,构不成一个统一的人物(如《狂人日记》一路上的人,《药》开头刑场游动的“几个人”),或者只是某些借代(如《药》中花白胡子的人,《示众》中挟洋伞的长子等),或者是一些个性特征仍不具有实质意义的人物(如《明天》里的蓝皮阿五,《祝福》里的柳妈,《孤独者》中大良的祖母等),他们汇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鲁迅语),无个性就是他们的个性,无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无意识就是他们的意识,无目的就是他们的目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又总是多数的存在,时时处处被这种阴沉的、自恃强大而默不做声的、无所不在却又无法找到的目光所看,确是令人恐怖。
作者在考察看客的构成时,还发现它的不断扩大的趋势。《狂人日记》里,已经提到“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七年后所写《长明灯》的结尾,却明确地写到了一群孩子对先驱者“疯子”的不理解以至敌视,并且笑吟吟的唱着将先驱者的声音戏谑化的歌;看客的事业被曾视为希望的下一代继承了。而在《祝福》里,作者甚至发现作为知识者的“我”要对祥林嫂的“死”承担看客的责任。实际上,知识者向“庸众”转化成为看客中的一员,在鲁迅的时代已非个别现象。诚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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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客现象: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敌意、一盘散沙,构成鲁迅荒原感的一部分。
2、循环(离去——归来——离去)的总体结构
(《故乡》、《孤独者》、《祝福》)幻灭—希望—幻灭
闰土的故事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吕纬甫、魏连殳的故事预示了“我”如果回归故乡的必然命运。
人们还注意到,在鲁近前述两个模式的小说中,有不少篇章在情节结构上有一个“圆圈”。如吕纬甫(《在酒楼上》)所说: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林纾、严复)。又如《孤独者》以送殓始,又以送殓终;《祝福》始于爆竹声,终于爆竹声;《故乡》始于篷船,终于篷船;《**》始于土场,终于土场;《示众》始于叫卖,终于叫卖;《伤逝》子君从家里出来又回到家里,涓生离开会馆最后又回到会馆。
历史的进化与循坏,太阳底下无新事。直面惨谈寂寞的人生作绝望的抗战,直面荒诞,在荒诞中生存。
《呐喊》1923年8月出版 14篇
《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 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
《彷徨》1926年8月出版 11篇
《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伤逝》《弟兄》《离婚》
三、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首先,鲁迅的思想文化建树,开启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的道路成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率。
早在青年时代,鲁迅就是一个自觉的启蒙主义者(《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便发展成为一个战斗的民主主义者。他以民主主义为武器,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进行了气魄宏伟、鞭辟入里的总结批判:鲁迅勇于接受新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全方位的审视和反思,不断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道路,给中国新文化建设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
鲁迅自身的思想发展道路,也成了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典范与表率。他从封建主义的“逆子贰臣”发展成为民主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就显示了一种不断进取的精神。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经历了一次痛苦的考验,思想上产生了飞跃。此后,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掌握了辩证唯物史观,逐渐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化,终以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姿态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鲁迅的道路 诚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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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过程(道路)。鲁迅的道路,影响了中国20世纪几代知识分子,一批批优秀知识分子就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
(二)其次,鲁迅在各个文学领域都进行了成绩辉煌的创造,成为中国新文学最伟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他的《犯人日记》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页(陈衡哲《雨滴》),以后又继续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祝福》《伤逝》等极为成功的现代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在他手中首创,又在他手中成熟。他创作了蔚为壮观的独树一帜的杂文,使杂文这种从来不登“文学殿堂”的文学样式经他的改造、实践和创新成为新文学的重要品种。他创作的《野草》标志着我国散文诗体裁的成熟,在艺术上取得了后人难以超越的成就。他撰写了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小说史,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凡此种种,说明了鲁迅的首创性文学成就,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历史性贡献,标志着他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他站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已经达到的高峰之上,既扎根于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土壤之中,又广泛吸收外国文学的优秀成果,创造出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而且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现代中国人的文学。
总之,鲁迅以自己的辉煌业绩,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开辟了崭新的方向。鲁迅的方向是我们应当继续坚持并加以发展的方向。
1852年,波特莱尔《巴黎的忧郁》 鲁迅《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 《中国小说史略》
第五篇:鲁迅小说研究
鲁迅小说集《呐喊》,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生活,从革命民主主义出发,抱着启蒙主义目的和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彷徨》是鲁迅的小说作品集,共收入其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首篇《祝福》写于1924年2月16日,末篇《离婚》写于1925年11月6日,实际的时间跨度是一年半多。整部小说集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的创新之作,里面8篇有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内外交困、身心交瘁之中,《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这表明鲁迅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在它的很多篇中,都可以发现或隐或现、或浓或淡的存在着“庄严”与“荒诞”两种色彩和语调,互相补充、渗透和消解。
《故事新编》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 恰如(故事新编· 序言》所说明的, 大多用的正是这种方法: “只取一点因由, 随意点染”。以至把现代生活中的各种细节也大胆地引入历史, 突出其针贬流俗的意义。《故事新编》的这种没有“将古人写更死” 〔2 〕, 而是以极省俭的笔墨勾勒出他们的形象, 既不违背故事木身的真实性, 又从中照见了“ 五四” 以后, 别是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现代人灵魂的创作方法, 使得《故事新编》显示出了一种历史小说创作中前无古人的新貌。所谓的油滑,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两腿之间出现了”时,“便陷入了油滑的开端”。具体的说,就是在作品中的古代神话、传说和人物形象身上出现了现代生活的情节,而且这种现代生活的情节并不局限某部作品而是从第一篇小说作品贯穿于全部作品。《故事新编》的这种表现方法同现代美学范畴中的“怪诞” 的表现已无二趣了。(《故事新编》中的古代人物使用现代语言, 古人生活中出现现代生活的因素, 这对于描绘古代神话、传说或历史人物来说, 显然是历史生活中“ 自然所没有” 的情形。这是作者在创作时有意夸大, 甚至变形了原来生活中的人或事。这种重新创造产生了一种有趣的艺术效果, 这就是古今重叠, 作品中出现了漫画般夸张或变形, 甚至有些幻想色彩的古代人物形象,而这些形象是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人和事那些古代人物在小说中表现出的畸形混乱和荒唐却恰恰是现代生活中某些人物的本质持征和生活心态。这就达到了艺术芙的要求: 形式是光怪陆离, 违反常态的, 但它却是寓真于怪, 以扭曲的形态, 曲折地反映出生活本质的真实的要求, 因而它是可以达到艺术美的。细节的怪诞,《故事新编》中的怪诞艺术表现方法的运用, 并不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主观愿望, 而更多的则取决于生活本身。社会是人的所有关系的总和, 这当中也许会产生许多始料未及, 超出人们意愿和理智范围的奇特现象。文学中的怪诞是揭示这种社会生活的奥秘。1.深层文化心理语境中的“ 一” 对“ 多”的外结构模式A.行动元的价值指向向深层掘进所谓行动元, 就是推动故事向前进发的内在驱动力。一个角色可以成为一个行动元,也可以成为多个行动元, 而多个角色有时也只能构成一个行动元。º 对立的行动元之间构成矛盾冲突。然而《呐喊)(仿徨》却显现 出另一种截然不同景观。这里没有剑拔弩张的外在紧张, 亦没有柳暗花明的曲折, 散漫的日常生活场景流淌着浓郁的原汁气息展现于我们面前。只有细细地品尝, 我们才能感受到故事深处的内在紧张, 这是一种灵魂的无意识的角逐。
B
.“ 一”对“ 多” 的外部结构模式出于消遣的目的和其它种种原因, 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行动元往往被构筑为单一对立的矛盾冲突, 因而其结构大多便呈现为“一”对“ 一”的线性平面构架。《呐喊》《仿徨》的故事行动元采取的则是一种“ 一”对“ 多”的结构形态。先觉者的现代意识及其存在权利、弱小者的奴隶资格和封建传统文化的体现者和维护者的正常人性是“ 一” , 封建传统文化是“ 多”。1叙述者主体意识支配下的 内部结构方式在《呐喊》《仿徨》中, 由于故事的“ 一”对“ 多” 的向心立体架构, 多种矛盾都失去了延展的势能, 矛盾之间的并列互补关系使之无法构成自身运转的具有强烈消遣功能的故事链, 这意味着故事自足性的极大消解, 叙述者的结构功能因而也便显得意义非凡。第一, 这种内部结构方式使小说在故事层面上以更为经济的篇幅容纳了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容, 同时也使“ 一”对“ 多” 的外部结构也难以实现。第二, 这种内部结构方式也为对故事价值蕴含的发掘、提升进而构筑一个更富于主体独创性的意蕴空间立下了汗马功劳。不难看出, 由于外结构模式的变革, 内结构方式的引进及其强化内外结构的相互叠印使《呐喊})(仿徨》的意蕴空间获得了古典小说无法比拟的深广度, 创作主体精神结构的渗入更是古典小说中见所未见。正由于此, 当代研究者们对《呐喊》《仿徨》主题学层面的研究才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向度: 一是王富仁先生的“ 镜子”论;一是汪晖先生的历史“ 中间物”意识论。前者侧重于文本的外部结构研究, 后者侧重于文本的内部结构研究。综合这两种研究成果亦可证明叙事结构的内外变革大大地拓展了《呐喊)(仿徨》的意蕴空间, 从而从一个方面为《呐喊)(仿徨》的现代艺术品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