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杜甫题山水画诗的美学特征

第一篇：简论杜甫题山水画诗的美学特征

简论杜甫题山水画诗的美学特征

〔摘 要〕 自然山水与山水画是两种不同的审美对象,杜甫对此有明确的认识,相应形成对山水诗与题山水画诗两种诗歌类型不同的艺术追求。杜甫山水诗主要是精确写实,而其题山水画诗则以丰富的想象追求动与静、大与小的统一,以创造强烈的动感、阔大的意境以及流动的气韵,从而形成不同于其山水诗的美学特征。

〔关键词〕 山水诗 山水画诗 想象 动与静 大与小

关于杜甫的题画诗,前人已多有论及,但对其中题山水画诗的具体特征则所论不多。本文拟从与杜甫山水诗的不同处着眼,探讨杜甫题山水画诗的美学追求。

同样是山水题材,杜甫的题山水画诗与山水诗明显不同,山水诗精确写实,题山水画诗则充满狂放的想象,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浪漫风格。这种不同表现出杜甫对山水题画诗艺术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杜甫在长期的飘泊的过程中,创作了大量山水诗,其中尤以描写秦陇与夔巫的山水诗最为出色,《发秦州》、《发同谷》组诗历来为人称道。与李白奔腾肆恣、飘然不群的浪漫风格不同,“杜甫继承了大谢‘寓目辄书’,‘外无遗物’的创作精神和艺术手法,并使之与阴、何‘探物每入幽微’的艺术追求相结合,然后出之以自我个性化的瘦硬劲健笔法,最终造境于精确写实的艺术境界”。①如写铁堂峡,“峡形藏堂隍,壁色立精铁。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写青阳峡,“林迥峡解来,天窄壁面削。溪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写飞仙阁,“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淡泊,长风中怒号”。写龙门阁,“危途中萦盘,仰望垂线缕。滑石欹谁凿?浮梁袅相拄。”诗人以精细的观察和准确的描述,再现了秦陇一带雄奇险怪、幽僻阴森的地形特征,笔笔入眼,骇目惊心,诚如明人杨德周所评:“试看杜公《青阳峡》、《万丈潭》、《飞仙阁》、《龙门阁》诸篇,幽灵危险,直分气浮者沉,心浅者深。刻划之中,元气浑沦;窈冥之内,光怪逆发。”②杜甫山水诗虽亦间有夸张和想象,“但这些手法都是一些辅助性质的艺术手段,杜甫山水诗在总体上是用写实手法来描摹人间的真山实水”③精确写实可谓杜甫山水诗的基本特色。

但杜甫题山水画诗与其山水诗判然有别。现存杜诗严格意义上的题画诗共21首,其中题山水画诗共计8首,即《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戏题王宰画山水歌》、《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题玄武禅师屋壁》、《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杜甫创作题画诗的大体思路,总是由画面生发开去,通过想象超越时空,在广阔、深远的现实和历史双重背景下倾泻自己满腔的深情。”④杜甫完全可以用写实手法展现画面内容,然而杜甫在此类诗中充以丰富的想象,显然并不仅是表情达意的需要,也是对特定艺术效果的追求。由诗作来看,杜甫所追求的效果主要是动与静、大与小的统一。唐人张彦远云,“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谓非妙也”。⑤张氏极为推崇吴道子的绘画艺术,誉之为“古今独步”,而吴道子的画作恰恰追求气韵的飞动,所谓“吴带当风”。南朝的谢赫认为,“气韵,生动是也”⑥。杜甫题山水画诗之以诗为画,求“动”求“大”,实即追求气韵的流注与生动,暗合唐代绘画重气韵的美学原则,这一美学追求本质上源于杜甫对山水与山水画两种审美对象的不同特征的认识。下面我们就上述两方面探讨杜甫题山水画诗的美学特征。

一、动态与静态的结合

山水画面是静的,杜甫则以动入静化静为动,实现动静结合。主要有三个径,第一,用诗的语言转述画面内容,雄奇的笔力,生动的描述,强化画面固定的动感。如《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

风”。在从巴陵的洞庭到日本以东的广阔的背景上,赤岸的水与银河相通,水天之间的云气追随飞龙。大风劲吹,洪涛涌起,船工和渔夫将船靠岸躲避,山中林木随风势弯下腰身。诗人描述生动,画面动感十足。又如《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其三),“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压床。野桥分子细,沙岸绕微茫。”画上的高浪几乎要打翻房屋,崩裂的山崖几欲压到床上。野桥清晰地分开水陆,沙岸模糊地绕向远方。诗人以夸张的手法描述“高浪”与“崩崖”,笔力险劲,同时又写实的手法描述“野桥”与“沙岸”,笔触优美,展现出雄奇与幽远的意境。

第二,以丰富的想象展示自己的艺术体验,以幻为真,为画面注入强烈的动感。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诗人未从画面内容写起,而从对画面的幻觉切入,“江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两句劈空而来,雄拔超迈,使人陡然惊异于刘少府画技之绝妙。后面又以想象发问,构织出惝恍迷离的意境,“得非玄圃裂?无乃潇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听清猿,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诗人神思飞越,笔力矫健,极力渲染幻境的动态,“玄圃裂”，“潇湘翻”,“听清猿”,“风雨急”,“鬼神入”,层层烘托出惊鬼泣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就以想象性动态打破了原始画面本身的静态,虚境与实景交织叠映,使画面充满张力。又如《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同样以描绘对绘画的幻觉开篇,“沱水临中座,岷山到北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诗人运笔如椽,先声夺人,将奇丽的山水驱至厅堂,亦虚亦实,亦真亦幻,造成骇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这类无所拘束、奇伟不凡的想象与李白山水诗相比也毫不逊色。如果静态地描绘画面内容,则固然可以传情达意,却必然气单力弱,神采不足,也无法展现题画诗作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杜甫鉴赏山水画的标准是“元气淋漓障犹湿”,画面应逼真地再现特定的情境,给人身临其境之感。绘画如此,那么用以描写山水画的题画诗自然也不能死板机械地描摹画面景象,而必须要以饱满的感情、飞动的想象、酣畅的笔势,以虚补实,以实映虚,造成诗歌强烈的动感和流动的气韵。杜甫深谙“以画为诗”的奥妙,因而极其自觉地进行动与静、虚与实的互补递用。

第三,选用古体。我们注意到,杜甫题画诗多用古体诗, 21首题画诗古体诗共13首,其中又以七古最多,计为9首。杜甫代表性的题山水画诗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戏题王宰画山水歌》即用七言歌行。因这一诗体以七言为主,句式长短不一,可以通过参差错落的句式变化,灵活多样的节奏韵律,增强诗歌的动感和气势。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首两句以七言描述看到堂上山水画的奇异幻觉,突兀悍拔,笔力雄放,如惊雷破空而来,声酣气振,不同凡响。后四句则转成五言句式,赞美刘少府画技之高妙出群,语气舒缓,而后突然以七言承续,“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以急骤的节奏、强烈的语气进一步加强“知君重毫素”的语意。后六句描述观画的感受及由此产生的想象,首先两句以五言反问,“得非玄圃裂?无乃潇湘翻?”语气稍缓,蓄势待发,后面四句七言则如狂飙骤至,“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听清猿。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连续的铺排,雄肆的夸张,与其对惊鬼泣神的艺术效果的渲染相得益彰。可见,杜甫之用古诗体,固然在于古体诗容量较大,安排内容可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更重要的是,古体诗句式灵活多变,可以配合诗歌的感情节奏增强诗歌的动感,以强化其感情冲击力。由杜甫所追求的艺术效果来看,这应是杜甫喜用古体诗题画的根本原因。

二、有限与无限的统一

中国画家描画山水,并非站在一点观察周围景象,而“是用心灵的眼,笼罩,全景,从全体来看部分,‘以大观小’”⑦。即所谓“俯仰自得,游心太玄”⑧,“目既往还,心亦吐纳”⑨,以“澄怀味像”⑩。唯此方能探取自然的神韵,在此基础上选择物象,以形写神。明人沈灏说:“称性之作,直参造化。盖缘山河大地,器类群生,皆自性现其间,卷舒取舍,如太虚片云,寒塘雁迹而已。”○11,万象之神既可呈现于“太虚片云,寒塘雁迹”等个别物象,则传神之作自然可以以小见大。

画家以大观小,以小见大,其间经历了一个遗形取神、以形写神的简化和创作过程,而题

画诗要再现画作的面貌神韵,必然要从“小”出发去反向追溯原初之大,即将画面呈现的局部物象还原为整体,由客观形象追溯画家的情感世界,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画家的创作过程的反溯。杜甫说“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春日江村五首》其一),表现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观。他对事物的观照不是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将其放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而宏大的时空背景则需要想象加以构建,所以,杜甫以大观小的审美观也就使他对画面的扩展性想象成为一种必然。在山水题画诗中,杜甫往往超越画面本身的内容,心骛八极,心游万仞,通过想象将广阔的天地、伟丽的山水纳入尺幅之间。杜甫所谓“咫尺应须论万里”并不仅指画家对山水题材的提炼与浓缩,也可理解为山水题画诗的创作原则。如果说画家创作是将万里山川集中于画面方寸之间,那么,题山水画诗则是反转过来,从咫尺之地驰骋想象,联想更为广阔的世界,由点扩展为面,以有限接通无限,使读者的视野胸襟随着诗人笔触的扩展而无限延伸,这样才能打破画面的狭小范围,传达出画作的内在神韵,并造成诗作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力。如《王宰画山水图歌》,“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诗人以吞吐宇宙的胸怀,从西方的昆仑写到东方的大海,为整个画面构置出广阔的空间背景,这显然是作者的想象性夸张,如王嗣奭云“题云山水图,而诗换以昆仑方壶图,方壶东极,昆仑西极,盖就图中远景极言之,非真画昆仑方壶也”○12。诗人并不满足于画面狭仄的尺幅之地,也不满足于画面呈现的山水景象,而以大气磅礴的想象,由有限的物象出发,驱山运海,对画者的心灵世界进行创造性还原,从而使诗歌突破画面方寸的局限,创造出雄浑阔大的意境。也只有这种宏大背景的构置,才能与其中的局部物象构成大与小、远与近的对比关系,使人既可神思飞越于万里之外,又可驻足观望于咫尺之间,心胸为之开阔,情志为之发扬,浑忘画的存在,而沉浸于诗的境界。王嗣爽云“中举巴陵、洞庭而东极日本之东,西极于赤水之西,而直与银河通。广远如此,正根‘昆仑方壶’来;而后收之于咫尺万里,尽之矣!中间云、龙、风、木、舟人、渔人、浦溆、洪涛,又变出许多花草来,笔端之画,妙已入神矣!”○13这正是对杜甫“以画为诗”、妙于取势布势的形象表述。

因为画面是静的,所以要赋予动感;因为画面是有限的,所以要接通无限。不受制于画,才能超越于画,唯其如此,才不致使题画诗描绘的山水成为缺乏生气的死山死水,并创造出更为奇异的境界。自然山水本身即是动态的,浩大无边的,诗人置身其间,完全可以真切感受到其高大雄伟的外部特征,并能以深厚的艺术鉴赏力摄取山水的内在神韵。只要能抓住特征,精雕细画,自能气势飞动,形神毕肖。所以杜甫的山水诗并不刻意驰骋想象,更多精确写实,但秦陇的险山恶水,夔巫的高峡急流仍然奔突而来,扑入眼底。杜甫对两类审美对象的不同处理,表现出杜甫对题山水画诗与山水诗两种不同艺术类型的深刻理解。

当然,杜甫的题山水画诗与其山水诗并非全不相干。杜甫题山水画诗虽然融入了丰富的想象性内容,但杜甫并未像李白那样,一接触画面内容便迫不及待地天马行空,而仍然注意到对画面本身的真实描绘,如《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在以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自己观画的感受之后,又以优美的文笔描述山水花木,“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踏孤舟立。沧浪水深青溟阔,欹岸侧岛秋毫末。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呈现出一惯的写实风格。这就使前面的奇幻的想象建立在坚实的客观物象基础上,并使画面虚实相映,张弛有度,造成急与缓、重与轻、粗犷与细腻、壮阔与幽深等多重审美层次,由此也与李白的题山水画诗区别开来。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李白的题山水画诗,与画事、画人了无关涉,直可当山水、游仙诗看。李白读画,其意本不在画,而是对往昔游历江山胜景的回忆和印证,对未来理想中的仙山奇境和人生境界的向往与追求。所读的仍是自己胸中之丘壑,原是借画家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故李白的题山水画诗,既不涉及画家,更不谈论画艺,唯借画发挥,一展胸襟”。○12斯言得之。李白题山水画诗的画面内容被淹没于恍忽迷离的想象与放浪不羁的抒情之中,与其山水诗几乎别无二致,这样就模糊了与山水诗的界限,使这一艺术类型丧失了自

己的特征。就此而言,李白的题山水画诗与杜甫题山水画诗之动与静、有限与无限、浪漫与现实的和谐统一的美学风格相较,便似逊色了。

第二篇：《书谱》美学简论

《书谱》美学简论

摘要：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是中国古典美学不可偏废的两翼。任何强调一家美学思想的企图，非但不能得到一翼，反而会有失去两翼的危险。本文试图以书法美学名篇《书谱》作为个案，通过中和之美、抒情功能、形质关系、道法自然、逍遥自在这五个方面的解读分析，力求从中窥见儒、道两家的文艺美学观念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中和之美、抒情功能、形质关系、道法自然、逍遥自在儒、道两家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巨大，对初唐时期孙过庭《书谱》的影响也是如此。《书谱》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书法作品层面，《书谱》作为草书墨迹作品，虽然只有3500余字，但却是一篇千馀年来传诵极广、为人称颂的法帖；宋代以降，研习书法者，特别是学习草书者，无不对其手摹心追，奉为圭臬。二是文本层面，《书谱》是一篇文辞优美、笔调瑰丽、骈风甚浓的文论，一部文约字简、书文并茂的书法理论著作，书中提出了“执”、“使”、“转”、“用”等基本技法，并在书法本体、渊源、风格、鉴赏等方面做出了经验总结，奠定了书法理论的基本框架。唐代以后的习书者大都要从中探求书法的奥秘与技巧，其在书法理论史上的地位与文学领域中的《文心雕龙》、《诗品》相当，是中国传统书法美学的代表作之一。千百年来，人们对《书谱》的认识与颂扬大多囿于其书法技巧层面，实际上，这也是其千百年来流布甚广的主要原因。本文试图暂且抛却其书法技巧因素，屏蔽那些跳跃飞动、牵丝引带的字符，转而从单纯文本的维度，用审美的眼光来重新阅读《书谱》，力求探寻文本背后所蕴含的儒、道两家的文艺美学观，以期彰显它们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深远影响。

一、中和：“泯规矩于方圆”

中和之美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审美标准。正式提出“中和”这一哲学范畴并加以系统论证的是《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提出的中和之美，主要特征是以“礼”来约束人的情感。它要求人的情感要有序有节地释放，恰到好处地符合美，也就是所表现的内容有符合“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如果说儒家的中和之美主要表现在和谐人际关系的追求，那么道家的中和之美则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力求表现中和之美，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样式一直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一直追求的最高标准。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它与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源头的古诗相似，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就是中和之美。勿庸置疑，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简而言之，诗的中和之美，就是“温柔敦厚”，合于此者被称为“诗教”；书法的中和美即“平和简静”，合于此者被称为“神品”。

熟读古代诗书，深受中国古代儒、道文化熏陶的孙过庭，深谙中和之美在书法美学中的重要性。他在《书谱》中曾多处提到在书法学习与创作中都要力争求达到中和之美。

关于书法的学习方法上，孙过庭就字的结体向书法爱好者提出了学书的“三时三变”的学书三阶段论：

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愈妙，学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1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整个学书的过程，孙过庭用平正――险绝――平正三段式来表达；学书的总体要求，他用“通会（融会贯通）”一词来概括。显而易见：第三阶段的“平正”不是第一阶段“平正”的简单重复，也不是第二阶段“险绝”的倒退，而是融会贯通了“平正”和“险绝”二者的进一步升华，是返朴归真的一种表现，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和之美。

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遁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自可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譬夫绛树青琴，殊姿共艳；隋殊和璧，异质同妍。何必刻鹤图龙，竟惭真体；得鱼获兔，犹恡筌蹄。

这段文字可谓《书谱》中对书法中和美的精彩总结。它先从整幅作品的点画、结构乃至布局，必须始终操持协调一致，一气呵成，着重突出了一个“和”字。接着列举在迟疾、枯润、方圆、曲直等各对矛盾之间如何掌握得恰到好处，以使整幅作品协调统一的技巧，来说明“执用两中”、“因中致和”之义。最后孙过庭又用美女、璧玉、绘画等比喻，极力形容运用“和而不同，因中致和”的法则而达到了出神入化的书法艺术境界，也就是中和美的最高境界。

二、情志：“情动形言，领会风骚之意”

儒家“诗以言志”的美学观点，相应地反映在书法形式上就是“书为心画”，主张作品要抒发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正因为书法作品能传达一个书家的审美情感，体现其精神面面貌，所以书坛上才有“字如其人”的共识――虽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模糊的反映。

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验燥湿之殊节，千古依然；体老壮之异时，百龄俄顷，磋呼，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

在《书谱》中，孙过庭通过对汉末以来书法实践的总结，特别是结合书圣王羲之草书艺术的深刻而细致的分析，首先在书法史上对书法艺术本质作出了总结，那就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接着，他又对书法的抒情表意功能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实，原夫所致，安有体哉！

众所周知，所谓风骚，指的是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学的源头―――《诗经》《楚辞》。有感而发以抒一已之情，是国风与《离骚》的共同之处。孙过庭借用文学观念来表述书法的“表情”特征。这句话的意思是：书家在创作时要借鉴风骚有感而发的抒情方式，要有浓厚的寄托、充沛的情感。书法既然注重情感的抒发，那么书写的对象内容不同，作者情感的体现和形成的意境也就不同。

孙过庭在《书谱》中以王羲之为例，来具体说明书法的抒情表意功能。他十分推崇书圣王羲之的的书法作品，其中固然有唐太宗把王羲之抬高到吓人地位的原因，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孙过庭个人认为王羲之的书法蕴涵着深厚的感情。1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29页；以下《书谱》引文出自该书125-131页，不另注。

写《乐毅》则情多佛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

《书谱》对书法表情特征的揭示，直接承袭了儒家“言志道情”的艺术主张。“情动于中形于言”，是《毛诗序》中对诗歌抒情功能的总结，对孙过庭书法理论产生了鲜明的影响。孙过庭认为书法艺术的本质就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在创作时要注意“情深调合”、“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这些都可以说是《书谱》对儒家抒情文艺美学观的直接移植。

三、风骨：“众妙攸归，务存骨气”

南朝文学艺术创作，重在强调抒情的细腻委婉、讲究形式的妍媚整饬。而这种文艺美学追求，在初唐时已经引起了有思想文化觉悟的文人雅士的不满。他们以汉魏风骨为标准，为新的文学艺术创作找到了一个座标。在这场复古求变的运动中，陈子昂在诗文创作上大声疾呼，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韩愈在诗歌《荐士诗》中赞曰“国朝重文章，子昂始高蹈”，充分肯定了陈在恢复诗歌风骨方面所做的努力。作为陈子昂过往甚密的好友，孙过庭则在书法艺术上提出了骨气说，与陈遥相呼应。

假令众妙攸归，务存骨气；骨既存矣，而遒润加之。亦犹枝干扶疏，凌霜雪而弥劲；花叶鲜茂，与云日而相晖。

在这里，骨气指的是刚健有力，遒润指的是柔媚多姿，二者指的是书法创作中的刚健与妍美，也就是书法艺术中的形与质关系。孙过庭指出书法创作首要的是要刚健有力，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在妍美方面加一番功夫。他以苍劲稀疏的树干与鲜艳茂密的枝叶为比喻，以说明骨气在书法创作中的重要性。这也是与孙过庭的书法表情论是相一致的。孙氏认为书法中情性的挥发，风韵的流露，都离不开骨气。孙过庭在书法方面体现出来的对风骚的倡导，对骨气的强调，与陈子昂在诗文艺术上的倡导风骨与兴寄的主张是相一致的，它们都显示出初唐时期文艺美学追求审美表现的发展趋势。

四、自然：“阴舒阳惨，本乎天地之心”

道家所倡导的道法自然的文艺美学观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这在书画形式中尤为明显。在《书谱》中，孙过庭不但有直接引用《老子》、《庄子》的原文之处，如：

故庄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之则不足以为道也。岂可执冰而咎夏虫哉！”

更常见的是对道家师法自然这一文艺美学观的化用。如：

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

“阴舒阳惨”一词，出自张衡的《西京赋》“夫人在阳时则舒，在阴时则惨，此牵乎天者也”。“阴舒阳惨，本乎天地之心”意思是说：阴天、晴天，人们的悲喜不同，都是因为遵循了天地自然的固有法则。天地，指自然，更指老庄之道。我们认为，这里的自然，应当包含了客观的自然形态和创作的自然状态两个方面的应有之义。所谓的客观的自然形态，即书写的字形不是自然物象表形的简单再现，而是指书写中所蕴含的意态、体势、节奏、韵律，暗合于自然物象的形象特点和美感特征。所谓书写的自然状态，是强调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的意识、精神、笔墨表现方面所追求的一种无拘无束、心手双畅的大自由的最高审美境界。简言之，道法自然，既要求人要顺应自然的客观规律，以求得主观精神上的自由，又要求认真研习自然造化，参破其中奥秘，寻求个中秩序、规律为己所用。自然是书法创作的本源，书家在创作时要取法自然造化，体现出大自然的神韵来，这样才能恰当地抒发感情，才能体

现出书法美。孙过庭认为书法的秩序来自于自然，书法的“法”，不是简单的技法，而是自然秩序的抽象表现。

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

孙过庭用宇宙中变幻万方、姿态神奇的自然物象，来描摹书法之妙，侧重书法对自然的再现。书法作品创造过程中的轻与重、导与顿、注与安、纤纤乎与落落乎等，都象自然本身一样充满了辩证的动态之美。它们或对比，或对衬，相反相成，各尽其妙，都表现了书法本体所蕴含的永恒的自然之美。师法自然，含有既再现自然之形又再现自然之神两方面的意思。书法再现自然，更重要的是再现自然的精神。自然精神与人的精神在是书法上是相通的，人的精神要借自然精神体现出来。孙过庭认为钟繇、张芝、王羲之与王献之父子等人之所以被目为书法大师，其书法艺术之所以为人所称道，其奥妙就在于他们师法自然，通过自然精神表达出了自己的精神气质。

五、逍遥：“智巧兼优，心手双畅”

老庄以“人心”为至上的追求。情性的自然真切、精神的自由无限，是道家的人生最高追求，也是其审美的最高标准。老庄一派道法自然的观点在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自然万物具象的摹拟上，更重要地体现在创作时作者那种可遇不可求的逍遥自在的精神状态。无疑，这种逍遥自在的状态是书法艺术中创作主体的审美高峰体验。当然，这种逍遥自在是建立在对规则“精”、“熟”的基础之上的。

苟知其术，适可兼通。心不厌精，手不忘熟。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亦犹弘羊之心，预乎无际；庖丁之目，不见全牛。

同自然之妙有，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

就书法艺术本体而言，它不仅仅本于对客观自然的再现，更重要的还要基于主观的心灵，即书家的情感状态。“心不厌精，手不忘熟”、“心手双畅”都强调的是心灵的作用。孙过庭认为道家所提倡的的悟道的“虚静”心态最适合于作书。他用桑弘羊理财、庖丁解牛这两个例子来说明文学艺术创作时的主观精神状态。他明白人的心性修为的重要性，晓谕书法的境界是由人的境界决定的，所以他提出了书法创作中的“五乖五合”论：

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遗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当仁者得意忘言，罕陈其要；企学者希风叙妙，虽述犹疏。徒立其工，未敷厥旨。

“五乖五合”揭示了书法创作中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创作环境、工具材料、创作欲望五个方面的问题，而这五个方面又可归纳为书法创作形态——“心”、“物”、“境”三个主要类别。孙过庭特别强调了“得时”、“得器”、“得志”三者之间的关系，孙过庭用一句“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总结三者之间的轻重关系是很精辟的。创作主体主观的“志”决定了书写的审美效果，是书法表现的主体性因素，也是预示书法作品优劣的决定性一环。“得志”就是指书家情、意、志、趣的确立，亦是指书家拥有书法创作的最佳精神状

态。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庄子在《逍遥游》中追求的那种虚静、平淡的状态；是一种无挂、无碍、无累的状态；是一种大自然、大自在、大自由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也是杰出书家达到最高境界的应有状态。

孙过庭认为如果通晓创作的奥秘与规则（“天地之心”），并在实践中加以努力练习以达到精熟，做到了技法熟练、创作规矩了然于胸，精神状态高度自由，心与手都畅通无阻，这样在创作作品时就能闲适自得，意在笔先，潇洒从容。这样的作品智巧兼备，其奇妙之处同于自然，从而达到了苏东坡在《评草书》中所向往的那种“无意于佳乃佳”的书法创作状态。

总之，《书谱》作为一篇草书墨迹法帖、一篇书法理论名作，堪称书、文俱佳，在书法史上彪炳千古自不待言。同时，《书谱》作为传统书法美学的代表作之一，跳跃飞动、牵丝引带、左顾右盼、奇正相生等书法审美理念是其应有之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当忽视《书谱》中儒、道两家的文艺美学观念。“儒道美学是中国美学这一个共同体上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翼，它们不仅是外在地相互映衬补充，更重要的是相互渗透，相互促成”，“如果排斥道家美学，或者相反地远离儒家美学，那么，中国美学失去的就仅仅是一个侧翼，或者

2说不仅仅是保留了一个侧翼，而是失去了全部”。因此，我们在考察《书谱》书法美学思

想的时候，应当结合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任何偏执于一方的倾向都是不足取的。从单纯的文本阅读的视角来解读它，我们能明显地看出其中儒家、道家文艺美学观念所起的作用，可以让我们更多元地发掘传统文化宝藏，从而能对中国古典美学获得更深广的体悟，得到更全面的认知。

【参考书目】

1、马国权译注：《书谱译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10月第一版

2、孙通海选注：《美学名著选读》，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6月第一版。

3、［清］郭庆藩著：《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月

4、王明居编著：《唐代美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4第一版。

5、陈望衡主编：《中国美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6、陈鼓应著：《老子注释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7月

7、陈望衡主编：《中国古典美学史》第二版（中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

8、书法编辑部编：《书法文库――美学篇》，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9、王强、杜丽霞著：《中国书法讲读》，成都：巴蜀书社出版，2008年8月第一版。2 邹华著：《中国美学原点解析》，中华书局，2004年，第5页。

第三篇：杜甫早期诗

读杜甫早期诗

20104086

梁怀超

一

我这里所说的早期，是指杜甫三十五岁前的读书壮游时期，时间跨度从公元712年到处745年。就杜甫个人来说，这是他读书游历、蓄积能量的时期，对诗歌的创作已经作了初步的尝试，有一部分诗作带有明显的＂杜诗＂特色．就诗人生活的现实背景来说，这正是开元盛世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罕见的开放的、气度恢宏的繁盛时代。“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岛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然而，月满则亏，盛极必衰，唐王朝历年积累的弊端也在不断地滋长，并且已初露端倪，如藩镇割据，这是导致唐王朝衰落并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各藩首领拥兵自重。朝廷用人不当，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经过姚崇、宋景、张说、张九龄等贤相的先后当政，奸相李林甫开始掌握权柄，并且一掌就是十七年（736—752）。由于李林甫善于逢迎，深得唐玄宗的信任，于是许多大事都决于李林甫，唐玄宗也逐渐地做起了“享乐皇帝”。就在这个辽阔的背景下，年轻的杜甫感受着时代的阳光风雨，开始用诗歌抒写自己的情怀｀抱负和时代风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疾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闾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芰荷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蒸鱼闻匕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壮游》）从杜甫自己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从事诗歌创作很早，而且数量也可观。“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韩愈在《调张籍》中说，“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豪芒。”说明在中唐时候，杜诗已开始大量散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时期的二十五首 诗，远非杜甫早期诗的全貌。就从这少得可怜却很可贵的二十多首诗中，杜甫已向读者传达了相当多的信息。

二

由于杜甫的早期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读书壮游，相对来说，衣食无忧，少年心性，容易轻狂，与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接触的机会也不多。因此，这时期他的部分诗作气象宏阔，语调激昂，充满进取精神，具有盛唐诗的典型特点。如他早期的名作《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此诗正是诗人眼大心雄、踌躇满志之作。境象之辽阔，立意之高远，都体现了盛唐气魄。将此诗与晚期的《登高》、《登岳阳楼》相对照，早期的俊朗清奇与晚期的沧桑沈郁立判。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望岳》、《登高》，都是写眼前景，抒心中情，眼前景是具体的，心中情是抽象的，不涉及具体事件。但《望岳》更像是一个少年在放歌，而《登高》则成了一个老者的苍凉叹息。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此诗则明确地描述了自己当时的处境，“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以致触景惊心、涕泗横流，“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已荡然无存。《登高》、《登岳阳楼》是老杜“沈郁顿挫”风格作品的典型代表，由此也可见杜甫晚期诗和早期诗的异趣处。此外，此时风格相似的作品还有《房兵曹胡马》、《画鹰》、《重题郑氏东亭》等，都具有笔力俊健、诗风凌厉的盛唐诗特点。

三

李杜交游，向来就是诗歌史上的美谈，闻一多先生更是惊为“太阳与月亮的碰撞”。“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韩愈《调张籍》）李白和杜甫，中国诗史上伟大的双子星座，他们能够相遇、交游，当然会引起后人无尽的想象，想象归想象，事实归事实。如果我们翻开李杜的诗集，寻出二人有关交游的诗作，再结合当时的某些习惯，可能会得出另上种结论。而李杜交游的活动，就发生在杜甫困守长安十年之前的这段壮游时期。

此时的李白，已经名满天下，他刚从长安被“赐金放还”，带着近乎传奇的色彩。杜甫则刚刚起步，对未来充满着热烈的向往，能有机会与“谪仙人”交往，想来杜甫是引以为光荣的。挟名人以自重，藉以揄扬自己，历来就是人们乐意做的事情。对自己的祖先更是如此，即使是李贺那样失意的诗人，也念念不忘先祖侯王的显赫身份。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的一个重要的诗人，杜甫对此也是非常自豪的。他说“吾祖诗冠古”（《宗武生日》），“诗是吾家事”（《赠蜀僧闾丘师兄》）。他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说：

吾祖也，我知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

总是津津乐道于祖宗的勋业。这是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它无非是为了要说明自己是如何的“根红苗正”，具有一种天生的优势，这对当时门第观念还相当严重的情况来说，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当然，借名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也是人们所乐意做的。天宝七年（748），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曾写道，“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因此，我冒昧认为杜甫之所以写了大量的“赠李”、“怀李”诗，与挟李以自重不无关系。

除了这一层关系，杜甫在“赠李”、“怀李”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挚的感情，绝没有玷辱“情圣”（梁启超语）这个称号。

其实，李杜交游时间很短，天宝四年（745）秋，杜甫和李白在鲁郡（兖州）石门一别后，便“怀着对一段共同游历的最美好的回忆和惜别之情，各奔前程，永远地，永远地分开了。”（陈贻）“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李白《鲁郡东门送杜二甫》）“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杜甫《春日忆李白》）在以生漫长的岁月中，杜甫写下了许多“怀李诗”，且多为情深意远之作，《梦李白二首》、《天末怀李白》、《不见》、《寄李十二白二十二韵等皆是。李白也写过“赠杜”“怀 3 杜”诗，如《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等，当然还有那首众说纷纭的《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这首诗带有揶揄的口气，是不言自明的，也无庸讳言。李白何许人也？狂人也。以他的性格和气质，说这样的话是不奇怪的，他得意时不是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吗？短暂的交游，留下了长久的回忆，可惜李白谪仙气质，浪子心性，其待人的温厚处不及杜甫远矣。

四

涓涓细流哺育江河湖海，源头之水直接影响着江河的走向与景观。杜诗宝库的源头便是杜甫的早期诗——读书壮游时期的诗。杜甫早期诗是他早年生活经历及其感悟的产品，当然有着相当的局限性，他的最杰出的忧国伤世的作品还没有出现，艺术上也没有完全成熟，他的拿手戏之一——律诗的创作还未大量出现，“晚年渐于诗律细”，道出了其诗歌创作的一个倾向问题。即便如此，杜甫早期诗作的清风豪气、造语炼字还是给他的中后期诗作留下了抹不去的影子。

如他的《房兵曹胡马诗》、《画鹰》：

胡马大宛名，锋梭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

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以及上文所引的《望岳》诗等，从风格上讲，可谓清风峻骨，造语独特，令人神旺。“胡马大宛名，锋梭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的作品中，也不乏风格类似者，如《天育骠骑歌》、《画鹘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等等。“毛为绿缥两耳黄，眼有紫焰双瞳方。矫矫龙性合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侧脑看青霄，宁为众禽没。长翮如刀剑，人寰可超越。”“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 4 久低昂。”与早期一味清峻不同的是，后来的诗作结尾时，往往是“篇终接混茫”，感慨转入苍凉深沉。如前所引诗的结尾分别为，“年多物化空形影，呜呼健步无由骋。如今岂无

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吾今意何伤，顾步独纡郁。”“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

缠其身。”“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这也正是杜甫诗从早期转入中后期可供追踪的线索。

第四篇：杜甫诗特点

杜甫诗特点

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以其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以其毕生精力和天才创作诗歌，把个体人格化入广阔人生，襟怀博大，至性至情，使杜诗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其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新唐书》本传）“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体大思精，内蕴深广，众体兼善，素有“诗史”之称；其人则被前人赞之为“古今诗人第一”“集大成者”，享有“诗圣”之誉。杜甫在诗坛的崇高地位固然与其诗内容丰赡、思想深刻、题材广泛等因素密不可分，还与杜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变革创新紧密相联。可以说杜诗独开生面，“一变前人而前人皆在其中”，创造性地营造丰富的意象，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意绪，蕴涵着巨大的艺术魅力，给人以强烈的美的震撼。本文拟探讨杜诗意象生成特点及其所产生的审美效果。

一、杜诗意象选择的个性化与杜诗沉郁顿挫艺术风格之关系 意象是寓有作家主观情思的艺术形象，是经过诗人情感、想象、思想、美学趣味等重新处理过的感觉，来自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万取一收”的筛选与熔炼。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古今中外的诗人、学者对意象的创造及其审美作用都很看重。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曾论及“窥意象而运斤”，即指诗人当以审美意象构筑其艺术世界；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形容》明确提出“离形得似”的主张，鼓励诗人“略形貌而取神骨”，追求艺术的神似，《缜密》则说“意象欲出，造化已奇”；明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主张“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离”，指出意与象的契合与否的艺术效果；钱钟书则强调了诗与意象的相因关系：“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一卷第67页）美国诗人庞德认为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而韦勒克、沃伦在《文学原理》里则说成是“各种根本不同观念的联合”。因此诗人往往善于塑造特定意象来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同一民族、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创造出带有自己民族文化情感的特定意象，比如“鸿雁”“杨柳”“菊花”“月亮”“杜鹃”“梅花”等。正所谓“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流沙河语）。

杜甫就是这样的一个伟大诗人！在多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杜甫推陈出新，精研覃思，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意象群。这些意象群，都浸透着诗人伤时忧国、爱民悯生的情感，带有浓厚的悲壮色彩。杜甫素怀大志，自许甚高。他“七岁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立志 “窃比稷与契”，要“再使风俗淳”，对自己充满信心，自觉地赋予自己以时代的使命感，流露出自致隆高、凌跨世俗的强烈愿望。正是这种雄豪的性格、伟大的抱负、高尚的人格、阔大的胸怀，使杜甫在创作倾向上推崇笔力雄强、气象阔大之作，在创作实践上追求阳刚之美。体现在对意象的独特选择上，就决定了杜诗的物象选择必然会倾向于具有阳刚之美的阔大物象，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追求。

于是体现在杜甫笔下的自然景象，则为“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极为雄壮阔远的高山巨泽、长空大川等意象选择，表现了诗人广博的襟怀、强大的精神力量及人格魅力。而体现在杜甫的咏物诗中，则以对凤凰、马、鹰、鹘、雕一类雄强刚猛的动物的歌咏为主。“凤凰” 是杜诗中独具个性的意象。凤凰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据说凤凰出现则天下太平。自从七岁咏凤凰以来，杜甫就越来越有意识地以凤凰自况。这能带来太平祥瑞的凤凰，不就是他伟大抱负的象征，不就是他的图腾吗？《朱凤行》里那只处境艰险，穷愁潦倒，孤无俦侣，却心系百鸟，犹“愿分竹实及蝼蚁”的仁爱善良的朱凤形象，正是诗人自身仁民爱物的象征。诗人在诗中热切地呼唤它的降临，“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又观打鱼》）；甚至愿献出自己的血肉之躯：“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凤凰台》）再看诗人笔下的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这首诗“词语矫健豪纵，飞行万里之势，如在目前”（《杜诗镜铨》卷一赵汸语），借马之神清骨峻、昂藏不凡意象，言己之壮志雄心，充分表现了作者一往无前、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主义气概。在《画鹰》里，诗人以鹰自比，不仅“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更期待着“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而在《王兵马使二角鹰》一诗中，诗人极写角鹰除恶鸟，分枭鸾，表现自己除恶务尽、再造升平的情怀。诗人这种抱负和情怀，精神和气魄，至老而弥盛，更增一种不妥协之心。如《瘦马行》《病马》《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等诗无不表现出杜甫虽至暮年而壮心不减，鞠躬尽瘁，忠心耿耿的形象。到了《义鹘行》里虽则扶弱见刚勇，但诗人前期物象中所体现出的“万里可横行”那种目空一切的精神，因艰难时世，壮志未酬而变为“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豪迈之中多了一些悲壮底色；而《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里则发为英雄末路的浩叹了。这些诗都将主体感情注入客体之中，诗人之情志与客观之事物有机契合，使其意象更加鲜明，内蕴更加深广。正如黄彻所云：“盖其致远壮心，未甘伏枥；疾恶刚肠，尤思排击。”（《碧溪诗话》卷二）至此，诗人的致远雄心和疾恶刚肠所体现出的忠君爱国，必然升华为对人民命运深切关注的仁民爱物。前者所体现的英雄情结与后者所体现的人道情怀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由此杜诗还表现出对微小柔弱的或被摧残遗忘的物象的歌咏与关注。如《孤雁》：“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里云。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亦纷纷。”这首诗就视觉言，“望断矣而飞不止，似犹见其群而逐之者”；就听觉言，“哀多矣而鸣不绝，以更闻其群而呼之者”（蒲起龙《读杜心解》卷三之五）。战乱频仍，人民漂泊流离，诗人同情悲切之心流露无遗。全篇皆以审美主体对客体的观照立言，客观物象鲜明地打上诗人主观感情之烙印，构成特色独具的意象，诗歌意蕴内藏，思想容量极大。他如《鹦鹉》寓失羁栖之感；《鸥》则羡其闲适自得；《猿》则奇其智能全生；《麂》慨乱世之危；《鸡》表殊乡之俗；《黄鱼》悯长大难容；《白小》伤细微不免等，都在对小生命的观照中，形象地展现着作者的精神世界。爱憎分明，至情至性，真是“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此外，病树、病桔、枯楠、枯棕、古塞、秋云、暮砧、残炬……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落日、寒月等等；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成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理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等，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诚如叶燮所说：“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与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原诗》卷二）总之，杜甫一生不管穷与达、安与危，都始终充满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抱着以自己的生命去殉所热爱所从事的事业的坚定信念，“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其气至大至刚，其情至悲至痛；而其独具个性的诗歌意象，融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寄慨遥深，使真实壮阔的时代生活画面罩上了凝重深沉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感情豪壮悲怆，笔触苍老遒劲，鲜明地形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其意象生成的或“喷薄而出”“壮丽高朗”（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七）的阳刚之美，或“透彻温醇”“情韵缠绵”（同前）的阴柔之美，只不过是其诗歌风格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别林斯基论文学》）杜诗在其独特的诗歌意象中把家愁国恨交织起来，深刻地表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这正是“沉郁顿挫”的精神实质。

二、意象的密集组合及其对近体诗自身格律限制的克服 诗歌意象的组合或跳跃，是一种最凝练精粹的意象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的组合，借助了汉语语法意合的特点，词语与词语、意象与意象之间可以直接拼合。这就犹如电影里的蒙太奇手法，一个意象接一个意象，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镜头之间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根据生活的逻辑、经验的积累和自身的修养去补充完善。这种高度浓缩的诗句，最大限度地增强了诗歌意象的密度和诗句的力度；不仅使诗中的意象群鲜明突出，而且为读者提供了联想与想象的广阔天地，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

同李白诗歌意象的“疏宕”不同，杜诗善于把若干意象压缩在一句诗中，密度大，容量也大，显得凝重老成深厚。比如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整首诗的意象组织得十分紧密，特别是首联和颈联，意象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用字遣词极为精当，无一虚设。“万里”一联关合多层意思，且不觉堆砌，历来为人所激赏。对此罗大经说道：“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鹤林玉露》十一）另有人则云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况当秋风萧瑟四可悲，登台易生悲秋五可悲，亲朋凋零独去登台六可悲，扶病而登七可悲，此病常来八可悲，人生不过百年却在病愁中过却九可悲。这里万里、悲秋、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诸多意象交错组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序而无时序，交织共时，一目尽收眼底。诗中秋景已非夔州实录，而是“离形得似”的艺术幻境；诗中悲秋之情也不仅是杜甫个人独有的情绪，而是从个人生活经验中提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经验，真正做到了“写现实而超越现实”。再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清陈婉俊女士注此诗说前“四句十八层”，可见意象之密集，组合之紧凑，非如此不足以道出此诗的丰富、复杂、曲折、隐微、沉痛之处。首联“国破”的残壁与“城春”的生机蓬勃构成鲜明对比，突出勾画了长安沦陷后的破败景象，寄寓了诗人感时忧国的深沉感慨。司马光赞赏道：“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此言‘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迹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温公续诗话》）杜诗在以天然景物构成意象时，还开创了意象叠加的方法，即全用实体性的名词意象拼接浓缩，省去诸名词意象之间的关联词语，“语不接而意接”，以高度的诗化语言，扩大了近体诗的容量，达到了言约义丰、以少总多的艺术境界，增添了审美价值。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旅夜书怀》）“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涪城县香积寺官阁））“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苹”（《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赵广州》）等都是意象密度极大的句子，其意象间形成一个个断裂的空白，造成意象间的脱节；实际上这是诗人有意为欣赏者留下的空白，它延长了欣赏者的审美感知过程，增加了审美趣味。此种意象叠加法，杜甫以后仿效者渐多，且不乏佳构，如“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柳永、马致远等人也有精妙的借鉴与创新。杜甫对意象组合方式的开拓与创新，克服了近体诗自身的局限，扩大了这一体裁的容量，丰富了近体诗的表现技巧，使诗人情感的表现更为自由灵活多变，从而使近体诗具有一种异于古诗的新的审美特征。

三、意象的新奇构造及其所产生的独特的审美效果 当诗人独特的感受与情感不能在客观事物中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时，诗人就会凭借自身的想象力，对客观事物加以变形重铸，让心灵孕育的意象，以新奇的构造方式妥帖地传达诗人的情意。杜甫有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他总是自觉地造语作新，尤在诗歌语言上“独开生面”。为此，明陆时雍《诗镜总论》曾指责杜甫：“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天然之致远矣……细观之，觉几回不自在。”其实，“作意好奇”正是杜甫自觉的追求，“不自在”正是杜甫诗歌陌生化的效果。诗人往往用紧缩省略、颠倒错综、反接实描、动词变义等种种变形方式，使语序多“以意为之”，铸成新奇别致的意象形态，显示出一种新的审美追求与审美特征。这种变形看似“反常”“无理”，然而它却更深刻更有力地显示着所描写事物的本性、神髓、风采，因而具有着“反常合道”“无理而妙”（清贺裳《邹水轩词筌》）的特点，形成了审美意象的灵趣与奇趣。它看似破坏了先前意象的自然亲切感，却具有一种新奇性与陌生感，给读者留下了艺术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增强了诗歌的艺术魅力。如“碧瓦初寒外”（《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初寒”之气充塞宇宙间，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碧瓦何能独居于外？但只要我们充分调动审美经验和想象力，领悟到诗人因瓦之碧色联想到草木之青翠，再由“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这一生活经验，则眼中之碧瓦的的确确独居于寒气之外；而且仰视巍巍玄元寺，感觉碧瓦之高已超然乎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寒气，则非“外”字不可了。诗句借碧瓦之实体，将诗人对高耸壮丽的玄元寺的独特感受和拜谒时的崇敬心理传达给读者，是所谓“逞于象，感于目，会于心”（叶燮《原诗》）者。再如“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春宿左省》），月或有“言圆缺，言明暗。言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今曰‘多’，不知月本来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镜多乎？”叶燮进一步指出这一“多”字有“不可名言”之妙：“试想当时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可以尽括此宫殿当前之景象。他人共见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见而知之，而能言之。”其实“多”只是感受，是诗人任拾遗值班时因忧国事不成寐而看月的独特感受，其中不乏诗人夜宿左省的甜蜜幸福感。故只有“多”字才足以表达他复杂的心绪。又如“晨钟云外湿”（《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钟声无形安能湿？又何能辨其湿？“高城秋自落”（《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秋”如何落？从何而落？对此叶燮赞叹道：“所谓言语通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叶燮《原诗》）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是想象力的竞赛，创构新意象，让意味与诗的形式得到最完美的化合，乃是诗人神圣的使命。杜甫创构的新奇意象乍看悖于常情常理，实则是利用所谓“阻拒性原理”与“陌生化”原则，使那些已变得惯常的或无意识的东西陌生化；而那些从个人生活经验中蒸馏出来的细节，经由诗人主观感情的点化，并用自己独特的用词遣句、意象结构，形成个性化的情感意象，创造出全新的感觉世界。如《放船》中的“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由第一眼的印象到引起感受的情绪，再到理性判断，秩序井然，不正是“意识流”所追求的效果吗？试看“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春日江村五首》）这样的语序，不是惟妙惟肖地绘制出了诗人因感受的强烈才引起对事物的关注的思维轨迹吗？杜甫还善于利用汉字的视觉性，将一些客观上无序的共时画面组合成有序的诗的语法，看似不经心实则精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获得了独特的审美效果。如“桃花细逐扬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对酒》），在自然界，桃花、扬花本是错杂纷下，而黄鸟、白鸟也无所谓谁伴谁飞；一经杜甫组织入诗，“逐”“兼”二字顿然化无序为有序，而人情便宛然在其中。这种新奇的意象构造，开创了由具有现实特征的意象向超现实的意象迈进的物化抒情方式，突破了旧的审美心理规范，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这在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形态发展过程中，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其他如“帝乡愁绪外，春色泪痕边”（《泛舟送魏十八含曹返京因寄岑中允范郎中季明》）“驿楼衰柳侧，县廓轻烟外”（《谒元公上方》）“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秋兴》之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之八）等，皆属此类。

第五篇：杜甫诗风格

一、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

• 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 例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二、杜诗风格的萧散自然。

• 风格的多样正是伟大作家艺术上高度成熟的标志。在杜诗的多样风格中，萧散自然，是又一重要特色。闲适情趣，安静明秀境界，细腻的景物描写，形成萧散心境 • 例如：《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鱼鸟自得其乐，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生一份闲适愉悦情思。“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亭》）。这些都是萧散心境、闲适情趣的产物。

三、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对政治理想的执着始终是其诗歌的主题。其诗风笼罩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

• 他的诗篇广泛深入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被称为“诗史”。• 例如：

春望 •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诗的不同风格是如何让形成

• 杜诗的不同风格的形成，与杜甫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心境似有关系。

1、当他生活坎坷，颠沛流离，或处于战乱之中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这时的诗，往往便表现为沉郁顿挫。

2、长安困顿、陷落贼中、华州鄜州时期、陇蜀道上、夔州以后的诗，多数是这类风格。当他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

总结

• 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

• 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

• 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长篇如此，短章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