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当代中国政治转型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合集）

第一篇：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当代中国政治转型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当代中国政治转型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李子宏机械电子工程学院2011084040001

一、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及时更新治理理念、深入改革治理体制、丰富完善治理体系、努力提高治理能力。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已经沿着邓小平开辟的改革路线，在优化政府治理与发展渐进民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并基本维持了优化治理与渐进民主之间的平衡，在追求高效治理的同时也保证了民主政治的适度发展。

二、关键词：政治发展 政治转型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三、引言

中国在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推动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重大政治任务。邓小平曾经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

⑴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⑵治问题。”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就必须改革政府机构，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优化政府治理。这些已经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贯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战略的二十余年中，是否也相应地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呢？政府治理的优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能否并行不悖？

四、正文

⑶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原来政府更多强调管理，现在更强调治理这个新概念，是在中央文件里正式强调治理的核心价值。原来强调加强管理的能力，是讲加强政府的管理能力，往往一说加强政府的管理能力，就是加强政府的监管、管控，但现在强调是加强国家的治理能力。按照学术界的讨论，治理的概念实际上包含共管、共治的含义。就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来管理社会，是共管共治的概念，实际上是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合作，共管共治。

⑷让我们回顾历史：改革伊始，发展民主曾经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而受到强调。进入八十年代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设计了以政治民主化为目标，以党政分开为主要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但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改革遭遇挫折、社会问题不断恶化之后，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战略选择，展开了一场以要不要政治民主化为核心、以“新权威主义”为主题的大讨论，实际上就是治理优先还是民主优先的讨论。这一阶段，政治稳定逐渐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虽然没有出现八十年代那样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构想和行动，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带动的社会与政治转型则更为全面和深刻。

要同时实现政府治理的优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就必须实行政治转型。从当代政治发展的这些情况来看，我国的政治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中国在维持权威主义体制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创新，在加强党内民主、完善人大制度、扩大基层民主、保障公民权利等方面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这体现了我国政治发展双重性的特征。

为什么中国政治的发展呈现出这种双重性？我们可以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来探讨。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来说，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双重性，其中也有某种矛盾性和冲突性。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我国就强调要加强中央的权威，同时也要发展民主。加强中央的权威是因为在过去我党的地位受到削弱，领导受到削弱。同时要发展民主是因为在过去出现了太多的忽视民主

损害民主的政治行为，特别是“文革”中出现的造反派。但是就权威和民主本身而言，它们有相容的一面，但是也有冲突矛盾的一面。所以在我国的发展道路中会出现一些动摇的现象。另外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我们不断强调政治的稳定也不断推动政治的改革，是具有双重性的目标。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我国不仅强调继承传统也要吸收现代文明。这种双重性直接影响了我国政治发展的稳定性。

邓小平同志曾经反复强调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推进的经济改革使原来的经济模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广大社会成员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被唤醒，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政治体制面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上层建筑方面政治因素的阻力和弊端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正如

⑸邓小平所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

⑹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那么，经济发展对

⑺治理优化的要求与政治发展对民主化的要求是否兼容呢？中国在解决这两者的矛盾时如何处理政府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回首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的三十年，我国在这个问题上摸索出一套正确的方法。第一，党政分开。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对于干部的选择、分配、考核和监督，不应当等同于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⑻和生产指挥。”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党领导立法工作,但党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通过对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和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稳定多数,使自己所代表的人民的意志经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成为整个国家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党依照法律程序,向国家机关推荐社会中的优秀分子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同时注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通过人大的法律程序正式任命。第二，地方分权。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传统的经济、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中国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实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简政放权,扩大地方权力,调动地方积极性。这些重大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的经济发展。第三是增强人大职能。党与人大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理顺。共产党组织必须对人大实行政治领导；共产党组织不包办人大工作；共产党组织带头遵守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决议；共产党组织也应接受人大的宪法监督。人大对一府两院的法律监督与工作监督得到进一步加强。第四，政府机构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从最初的政企分开、放权让利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职能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利益型政府向中立型政府转变，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神秘政府向透明政府转变，从权利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使之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第五是发展党内民主，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党内民主“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机制人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⑼愿的党内民主制度”。最后是发展基层民主。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发挥

⑽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

实现政府治理的优化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并行不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四方面。

第一，更新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全会公报多次提到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概念。从统

治、管理到治理，言辞微变之下涌动的，是一场国家、社会、公民从着眼于对立对抗到侧重于交互联动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赢善治的思想革命；是一次政府、市场、社会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现实的功能性变化再到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家实验；是一个改革、发展、稳定从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限缩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再到追求和谐互惠的正和博弈的伟大尝试。

第二，丰富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秩序稳定作为治理的价值目标，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只是初级价值，更非唯一价值。首先，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其次，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全会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再者，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形成正义的社会制度。在此问题上，政府的角色和责任至关重要。政府行为必须反对“四风”、整肃腐败、提升公信，以公平正义的治理行为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局面。最后，治理应有益于增进人民福祉。全会强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三，解决国家治理的协调匹配。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在经济建设领域，政府必须让路。在维护秩序、化解风险、处理危机等方面，政府必须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而不是等社会力量和个人无法处理时才出面。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基层干部和群防群治力量的优势。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如今，综合治理已从“社会治安”扩展到“社会管理”。但在实践中，合作治理还存在着协调性、匹配性以及运作成本等问题。因为不同的合作治理事项，会有不同的主体牵头。如果是政府牵头，可能比较容易协调，但某些社会组织的匹配性可能存在问题；如果是社会组织牵头，政府如何配合、在多大程度上配合，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同时，合作治理也要考虑成本，既要动员多方力量，又要尽可能做到廉价，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和财务监督机制都需进一步健全。另外，要高度重视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建设。

第四，创新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具体为：变整治为疏导，变刚性为柔性。以治理城市占道经营为例，目前已有一些地方采用规范设立“便民经营服务点”的方法，兼顾了市民生活便利、经营者正当权益与市容整洁，达到了多赢的效果。变命令为协商，变指挥为指导。例如山东省各级公安机关在平安山东建设中，探索出政法部门与保险公司共同建立社区治安防范与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相结合的“契约式治安保险联防”治理新机制，取得了良好成效。变监管为服务，变强制为利导。例如流动人口不愿意办理登记怎么办？江苏省采取的办法是“登记积分制”，经过一定年限，达到规定积分后，流动人员就可以享受保障住房、子女上学等待遇，最后还能成为当地市民。变官办为民营，变垄断为竞争。以污染治理为例，环境污染行政处罚固然不能丢，但“排污权交易”的治理方法把政府与企业间的行政关系变成市场的经济交易，使得企业自觉提高治污积极性，从而控制一定区域内的排污总量。变实体为程序，变“人控”为“机控”。注重采取程序化的技巧来处理实体上公正难辨的问题。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拓宽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增强治理精度，排除权力、人情、金钱等因素导致的“搞例外”“走后门”现象。

五、结语

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来说，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至关重要。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变革一直是转型时期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因，反过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发展正是沿着促进和推动经济发展这个方向，不断完善其体制、功能和运行机制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们明

确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新理念，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反复强调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转型路径的继承、丰富和完善，是未来中国完成政治转型的战略任务、实现政治的“软着陆”的重要保证。因此，优化政府治理与发展渐进民主方面的探索正是中国力图寻求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最佳结合与合理平衡，这也是一个重大挑战。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从政治转型方面形成“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必将对世界其他众多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六、参考文献及注释

⑴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⑶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⑷ 邓小平在1985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117页。⑸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⑹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⑺ 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可参见：〔日〕蒲岛郁夫《政治参与》，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44-50页；Mark Robinson and Gordon White, eds.,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1-26。

⑻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胡耀邦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主题报告。

⑼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江泽民2002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主题报告。

⑽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2012年11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主题报告。⑾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十大趋势》，周光辉 ⑿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转型――现状与前景》，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a9fafd55f01dc281e53af02d.html ⒀ 《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对比分析》，方雷 ⒁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5日 ⒂ 《首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成都商报电子版，2013年11月3日

七、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Abstract: the overall objective i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ot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The so-called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at enable countries to institutionalize the system of governance,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procedures, and make good use of national governance by the rule of law and legal systems thinking to govern the country, thus bringing all aspec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 in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of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we are

required to update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in-depth reform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rich sound governance system, efforts to improve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China'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has opened along Deng Xiaoping reform route optimization achie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gressive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basic maintenance of the balance between optimizing governance and progressive democracy, and in the pursuit of efficient governance, while also ensuring the proper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Key words:Political development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Modern state governance system

第二篇：十八届三中全会解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解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下面是中公教育选调生考试网为考生们整理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解读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知识概要，希望考生们都能顺利通过考试。【报告摘要】

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公报解读】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在公报中第一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央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其核心内涵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体包括强化执政党领导地位，进一步建设人民民主和以法治为基础建立规范的国家治理体系等目标，其中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水平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治理是这次公报中的一个新的亮点、新的突破。国家治理一是强调多主体，大家都是主体，国家管理者。人民也是社会的主体，还有各组织、各单位，都是参加管理的一个方面的角色，都是主体之一，从过去的一个主体变为多主体;二是渠道多元，治理既有从上到下，也有从下到上，甚至可以从中间向上、向下延伸开来、铺展开来，治理也表明了方式的变化;三是治理要现代化，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同时也要更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综上所述，这一总目标表明，中国35年来的改革开放，领域不断拓展，程度不断加深，层次不断提升，统筹社会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中国改革包含新的目标、进入新的阶段、达到新的高度的根本标志。

[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治理方略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统筹各个领域的治理，使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国家治理体系通辽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tongliao.offcn.com/ 与治理能力是社会的、历史的，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有着时代的内涵和要求。当代中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微言微语】

国家治理不仅是国家机关对社会的管理，还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公民间的关系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全面有效协调社会关系的概念，涉及如何进行更好的权力配置、提高政府自身的管理水平等方面。

通辽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tongliao.offcn.com/

第三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十八届三中全会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十八届三中全会

最近，备受国内外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改革的顶层方案，确定了未来5-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肩负开启中国发展奇迹的“第二季”。从会议内容可以看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立党立国、改革发展的根本思想。笔者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视角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在于全面深化改革；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点在于经济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点部署十五个方面的改革。首先，为什么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直接对象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和思想观念，是要用新体制代替旧体制、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与活力。

其次，深化改革为什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方法论，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原理。实践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是确保我们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针对不同阶段的中国国情提出来的指导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另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我党认识和利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符合我国当前实际，表明了我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再次，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什么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认识。通过几十年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要发展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立足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理，也是充分总结了我国实践经验形成的正确认识，对于我国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另外，大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表明了我党具有创新意识，注重研究新情况，善于提出新问题，敢于寻找新思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然后，为什么深化改革的重点在于经济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矛盾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方法，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善于抓住重点，集中主要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改革是关键，是最大的任务，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其他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同理，大会指出：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也是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主次矛盾，并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促进社会的发展。另外，我们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之前的“基础性作用”发展为“决定性作用”，充分表明了我们的认识在不断发展进步。

最后，为什么重点部署十五个方面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其中重点部署了十五个方面的改革，分别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第四篇：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看改革新亮点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看改革新亮点

人民民主：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文化：让公众精神更丰富

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收入：让百姓钱袋更“鼓”

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

生态：还蓝天碧水于民

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安全：让百姓放心生活

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农民：过上“城里人”生活

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司法：为百姓伸张正义

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

第五篇：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看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方向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看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全会公报中，对于财税制的改革也作了特别说明。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本文将从我国传统财税制度的弊端入手，谈我们进行财税职改革的必要性和改革的方向。

1994 年前后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 30 年财税改革的“分水岭”，并被习惯性地概括为“分税制”改革，实际上这一历史性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涉及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改革、工商税制改革三方面的内容。正是上述分税制改革，奠定了20年来中国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步暴露，成为制约新时期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诸如税制结构不合理，主要是资源税的税负过低，不能体现出资源稀缺性的特点。所得税设计复杂，不公平，征收成本高。税收减免政策泛滥，随意性强，容易产生寻租行为。另外，财权和事权也不统一。一是分税制改革后，中央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而地方的财政能力则大大削弱，地方所要承担的经济建设和公共事务却越来越多，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二是税收使用与征收目的不一致，像所得税应该是一种调节收入差距为目的的税，应该用于减少贫富悬殊，但是我们财税体制是统收统支，支出的随意性大。正是这两点导致中央和省级政府等每年都会给地方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资金，而在资金的分配上没有科学的分配方法，导致了“跑部钱进”现象。除此之外，预算体制不公开、不透明。不透明的预算体制导致掌握财政分配大权的官员就能根据个人的偏好和利害关系，使得政府支出的官员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导致一方面经济领域投资过剩，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急需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公共品供给却严重不足。在我国现行的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仍然占了相当比重。非税收入规模过大，县乡两级政府费大于税的现象十分突出。已经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基本是由各主管部门自行安排收支计划，财政部门虽然履行了审核批准程序，但并没有对这些资金进行强有力的监管。非税收人中更大的部分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许多主管部门和预算单位在编制预算方案时只申报一个总体收入计划，但并不提出对其分配使用的详细方案，预算安排随意性大。地方财政部门、公安、司法、检查、城建、环保、教育等管理部门都有收费名目，而且一个部门收取多种费。分配失控，监督失灵，并且也大大增加了管理成本，极易诱发贪污腐败。现行执收执罚环节多，项目多，标准乱。执收执罚单位一方面超范围、超标准收费，甚至擅立收费项目，另一方面则存在该收不收、该罚不罚、随意减免、收人情费的现象，导致财政收入的流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财税体制改革提升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并赋予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特殊定位。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是，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政策，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以上改革部署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自身，更关联一系列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难题与协调配套问题。一方面通过科学的财税体制，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财税体制改革是服务于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让市场对资源配置优化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建设。那么，如何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战略目标，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发挥“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战略定位呢？

一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预算管理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预算能力”。目前我国预算审批包括收入、支出和收支平衡，但核心是收支平衡，而不是支出规模与政策，《决定》指出，审核预算的重点要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这一原则命题揭示的重大政策转向是，税收不再是各级政府预算确定的任务，而是预期目标。这有利于税务机关按照法律征税，避免为了完成任务多收或少收的体制弊端。不仅如此，这一原则规定打破了各级财政固有的“重收入、轻支出”的倾向，有助于推动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有助于纳税人判断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数量和质量。另外，《决定》指出要建立跨预算平衡机制、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以及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以期为增强预算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提供重要机制保障。在预算制度改革领域，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逐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不过由于我国公共财政预算自身在透明度和执行监督上存在缺陷，更深层次的预算体制改革还牵涉政府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等议题，短期内恐难有实质性进展。

二是完善税收制度。税收是政府收入的基本形式，是国家存在与公共治理的基础，也是实施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工具。税制改革方面，将着力于降低间接税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但税制改革全面铺开难度较高，预计一些迫切性强、社会共识高的措施将率先推行。短期内较为确定的是扩大营改增范围，扩大现有增量房产税试点范围，继续推广资源税从价计征，将部分消费税从价内征收改为价外；中长期则可能推出存量房产税，推进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引入遗产税，同时下调增值税率。《决定》提出深化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包括：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乃至将增值税推广到全部服务业，把不动产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建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推进消费税改革，调整征收范围、环节和税率，进一步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加快房产税立法和改革步伐，提高保有环节的税收；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进一步发挥税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作用；加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配套措施，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需要强调的是，税制改革的目的并不在于总体税负的增加或减少，而是税收结构的调整，以借此影响劳动供给、收入分配、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

三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制度。重点在于改变当前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局面。预计中央将收回部分事权，在公共安全、医疗保健、教育、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同时，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严控专项转移支付规模，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来加大对地方财权的弥补。事权划分是现代财政制度有效运转的重要前提。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不合理、不规范，一些应由中央负责的事务交给了地方，一些适宜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了较多的支出责任。而中央通过大量转移支付对地方进行补助，客观上影响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因此要由粗到细设计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明细单，列明各自专享事权以及共担事权的共担方案，并在今后渐进优化与细化。在明确政府间事权划分基础上，界定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明确划分政府间收入，再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进行调节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余缺，补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存在的财力缺口，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在此基础上，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针对地方政府财政持续性问题，预计改革方案可能会提及对预算法进行修订，允许地方政府直接发债，特别是以公共事业设施为资产直接发行长期债券，以解决目前地方债期限错配问题。与此配套还将推进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加快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而构建中的房产税则可能成为地方政府还债的资金来源之一。中长期来看，解决地方财政持续性问题，还应逐步实现分税制的全面覆盖，推进省以下分税制的贯彻落实。同时以税制改革为配合，完善各级税种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中长期来看，解决地方财政持续性问题，还应逐步实现分税制的全面覆盖，推进省以下分税制的贯彻落实。同时以税制改革为配合，完善各级税种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配。

财税改革影响经济和社会活动。建设与成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的过程，不是财税制度的修修补补过程，而是要转向全方位改革。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共财政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只有将改革落到实处，才能切实造福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