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专家解读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点

第一篇：十位专家解读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点

十位专家解读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点

五中全会，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关乎中国未来，同时牵引着世界目光；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决议，描绘了我国在新世纪第三个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拉开了中国下一个30年的改革大幕，实现发展模式的全方位转型。

五中全会主题重大，内容丰富，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全会有一系列新提法、新观点、新思想，新目标、新要求、新部署，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

学习要讲究方法。既要全面把握，也要突出重点。如何深刻领会精神实质，精准把握要点和精髓，深入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五中全会精神，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做好当前和今后的工作至关重要。

本期特别策划我们邀请胡鞍钢、刘国光等十位国内各领域知名专家对五中全会的要点和精髓进行了深度解析，给人以深刻启发。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五中全会要点整理

一个“主题”——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一条“主线”——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三大“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四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个方面的“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

五个“坚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五大“目标”——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六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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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全会亮点评论：中国的发展绝非偶然

胡鞍钢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关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勾画了中国今后五年的宏伟蓝图，充分反映了国家战略目标，集中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精心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五大建设”的总体布局，前瞻性地指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方向和重要途径。

可以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明显、社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国家，这绝非是偶然的，更不是什么“幸运”，它的公开秘密所在就是充分利用了决策正确、执行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政治优势。

其中最好的案例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废掉五年计划作为发展的手段，而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过程中不断摸索、不断改革、不断完善这一“看得见”手段，更加积极地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和开放经济竞争的“看不见”手段。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过程，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凝聚民力，已成为中国特色的公共决策民主化、制度化的成功案例。

对“十一五”时期的基本评价：经过五年努力奋斗，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

五中全会一方面对“十一五”时期做出了总体评价，另一方面也首次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给出了清晰的界定，由“十一五”纲要所界定的“四位一体”，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为“十二五”的“五位一体”的新格局，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此外还包括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的政治条件即党的建设。这反映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有了国家发展规划的总体布局。从“一五”到“五五”计划就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从“六五”计划之后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经济现代化扩展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从“十一五”规划之后，首次提出“四位一体”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这反映了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这就为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基础性和全面性框架，这如同建设世界巨型建筑群的地基和构架。

对“十二五”时期的特点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未来十年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后十年，因此未来五年时间至关重要，十分紧迫，它将起着决定性作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10年重要目标之一，但同时也进入到所谓“改革疲劳期”，在进行各方面利益格局调整的同时，也形成了改革的胶着状态，因而成为“攻坚时期”，这就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从极低收入、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指人均GDP在1000-10000美元)，同时也会遇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各类要素价格迅速上升，靠大量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依靠大量出口国际市场维持高增长的模式受到极大限制，各个利益集团进一步分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凝聚力在下降，环境污染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这就迫使我们必须主动转型。

对今后五年国内外形势的基本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这非常符合“挑战—应战”模式。尽管是什么挑战并没有说明，哪些是可以预见，哪些是难以预见，中国都会主动应战，积极应战，在应战中捕捉新的机遇。为此就需要强化两个意识：机遇意识与忧患意识。实际上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指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来看，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世界竞争，使我们充分利用了世界资源，大大开拓了世界市场，在面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时果断决策、及时应对，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地缩小了我们与世界强国的差距。展望未来十年，对中国而言，发展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机遇仍大于挑战，即使我们还会遇到不可预见的、不可控制的比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险恶的巨大挑战，我们仍有将挑战转化为新的巨大的机遇的可能。

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这既是党中央的政治共识，突出反映在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标题上，即“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也是全社会共识，“加快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仍然是发展，但是我们对发展的理解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从20年前的“发展是硬道理”转变为“科学发展是硬道理”，反映了党中央的新的政治共识，也表达了全社会新的社会共识，这是中国的自我超越、自我前进。

“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思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二五”规划的五项基本方针：“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这是对中国发展与转型的新认识，是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转型的新行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定为“九五”计划的一项基本任务；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又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规定为“十五”计划的主线之一；2005年中共十六届“十一五”规划，明确将“必须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作为六条指导方针之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更广泛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次全会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发展必然引起转型，转型也是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正是转型最快的时期；而转型成功的时期也正是发展成功的时期。中国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发展带动了转型，转型促进了发展。转型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手段，还是发展的途径。

上述方针指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方向、主要目标、重要内容，成为指导和设计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各篇章的基本依据，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对全球转型具有积极的国际意义和重大的推动力。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率先推出四万亿元扩大内需的“中国新政”，率先经济复苏、贸易复苏，率先调整贸易结构，降低贸易顺差，对全球经济贸易不平衡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十二五” 时期，中国能够按照上述方向加速转型，不仅大大地缓解国内经济的不平衡性，而且还大大地缓解国际经济的不平衡性。最重要的是，中国将在全球和亚洲转型中 “先行一步”，争取更加主动的机会、占据更加有力的地位，从而明显地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知识链接

我国的三代发展战略

第一代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1950年—1977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设想，60年代中期又提出了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军事工业，采取了资本密集技术路线，实行高度保护的进口替代方针，社会发展指标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地区差异扩大趋势。

第二代是经济转轨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8—2001年)。1978年后，中国经济起飞，开始了空前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邓小平同志先后提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两步走设想”和“三步走设想”，逐步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市场竞争，创造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持续的高增长。这一战略始终是以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不平衡发展”为战略思路，以“先富论”为手段，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以及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程度不断上升等情况。

第三代以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新发展战略(2002年以后)。进入21世纪，随着新领导人的执政，中国提出了第三代发展战略，即科学发展观。它已经不同于“第一代发展战略”，也超越了“第二代发展战略”，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成功之处，调整了前人的不合理之处，突破了前人的历史局限性。

如何理解“三个时期”的论述

刘应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推动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我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态环境良好、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对外更加开放的国家。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走过了10年的路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2001—2009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5%，其中“十一五”时期前四年年均增长11.4%，今年前三季度增长10.6%，预计“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可以达到 11%以上。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2009年，经济增长仍然达到9.1%。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实属不易。今年我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位，对外贸易中出口额去年已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储备达到2.65万亿美元，主要工业品，如钢铁、煤炭、水泥等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去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现在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还有10年时间，“十二五”时期的5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决定着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十一五”时期改革开放有了新的重要进展。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高，对外投资步伐加快，开放型经济达到了一个新水平。2001 —200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8.6%，其中出口增长19.1%，进口增长18.1%。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7.9%，其中出口增长34%，进口增长42.4%。我国现在已经是对外开放度很高的国家，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已经下降到9.8%。随着与东盟等地区和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实行零关税的货物品种会越来越多，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大市场。2009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更大的空间。我国改革开放还处在攻坚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性矛盾，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新的体制机制。对外开放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大量生产低端廉价商品出口的外贸发展方式已经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我们要把改革开放作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加快改革攻坚步伐，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向进口和出口、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坚定不移地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冲击，从根本上说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内需动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数量扩张型的粗放式增长，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付出的代价大，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突出矛盾。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今后五年，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国际大环境总体上对我国有利，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影响，但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从一个长期的国际战略眼光来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G8峰会到G20峰会就是一个重要标志。世界经济格局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既给我国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也带来了历史性机遇。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历史阶段，具备了许多支持发展的有利条件。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区域经济加快发展，国内市场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大幅增加，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还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空间，能够在“十二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内保持快速发展。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把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长期保持下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者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综合司司长)

发展方式转型涉及哪些重大问题

迟福林

“十一五”提出了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推进发展方式转型的目标。但是现在来看，大部分目标的实现程度都非常有限，“十一五”提出的目标可以说一部分要落空。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这种部分落空所造成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还是有限的。可是，“十二五”如果再继续这种态势，发展方式转型滞后带来的严重影响就不可能是有限的了。“十二五”很多问题已经不能绕过去了，如果还像“十一五”这样提出好的基本目标，但在实践中不能落实，就会对我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

发展方式转型和改革到底涉及哪些重大问题，我想至少需要讨论四个问题：

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乐观地看，未来五年左右，我国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提高15个百分点，应当说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体制改革进程。比如说，第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第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第三，财政和金融转型；第四，投资体制改革，尤其是投资结构要由生产性投资向消费性投资转变。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突破。

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有人说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已经过去，我的看法相反。未来5—10年，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体制与政策到位，城市化率从现在的45.68%提高到55～60%左右，可能性很大。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关键也是取决于体制创新和制度安排。尤其是以下两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能不能在未来五年左右有实质性突破；第二，行政体制改革能不能按照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大的突破。现在无论是城市群、大城市发展还是省直管县，都涉及到行政体制如何适应城市化发展趋势而做出某些重大调整。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我国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这个变化是形成后十年、二十年我国消费主导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

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碳排放正逐步成为国际上的“硬约束”。对我国来说，这不仅是指标承诺上的“硬约束”，更重要的是低碳经济发展体制上的“硬约束”。比如说需要在“十二五”中尽快推进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碳交易体制机制改革等。(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路径

——专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最大亮点

人民论坛记者：您认为五中全会公报最大的亮点在哪里？

王一鸣：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我认为这是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的灵魂，也是全会公报最大的亮点。

人民论坛记者：《建议》中提到，“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如何理解以上表述？

王一鸣：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大大超过同一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可以说，过去30年我国最显著的成就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使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由人口大国变为经济大国。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相当突出。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使我国经济遭受巨大的外部冲击，而且使原有发展方式的矛盾和问题更加凸显出来，这不仅表现在内需和外需不平衡，投资和消费不协调，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也表现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如果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国发展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路子会越走越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不仅要化解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后再上新台阶创造条件，还要为我国今后协调可持续发展开辟新的路径，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二五”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比以往更加复杂艰巨，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

人民论坛记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有舆论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时了，这种深刻变革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对此，您有何看法？

王一鸣：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改革不同于苏东国家采取的“休克疗法”，是一种渐进式的增量改革。所谓“渐进改革”，就是改革从小范围开始试验，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所谓“增量改革”，就是在保持“存量”利益格局的情况下，培育新的“增量”，以市场化的“增量”推动“存量”调整。渐进式的增量改革模式，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进行更多的探索和试验。

“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今后一个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由过去渐进的、先易后难的、局部的增量改革转向战略性突破，改革还将从经济领域向政治、文化、社会领域拓展，这不仅要求推进全面改革，也要求不同领域的改革相互促进、共同推进，这就更加需要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人民论坛记者：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是什么？为什么将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王一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就是内需和外需不平衡，投资和消费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表现在供给结构上，就是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为战略重点推进需求结构调整，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要以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培育和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以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开发人力资源为重点推进要素结构调整，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着力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培育以科技创新和劳动力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科技支撑。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路径

人民论坛记者：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民强民富”的呼声很高，您如何看待民富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 王一鸣：保障和改善民生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相辅相成的。扩大内需重点应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高居民消费增长率和居民消费率，增强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此，必须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较大幅度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等，这些既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人民论坛记者：推进经济发展战略转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我国未来发展30年具有长远意义。请您谈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路径选择。

王一鸣：第一，立足于国内需要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是我国需求调整的基本方向。

首先，调整两个结构，一个是消费和投资的结构，一个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就是由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并不是简单地降低进出口的规模、减少出口。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转换，不是简单压缩投资，因为投资里面有40%的消费转换成劳务收入。最重要的是培育新的消费动力，在动态中调整这种比例关系，不能静态地去看待此问题。因此，我们要保持投资的合理增长，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其次，因为工业企业产能过剩，企业的储蓄率会相应的下降。再次，由于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加大，政府的储蓄率会下降。

第二，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价值链增值的主体。产品增值环节主要在技术创新与服务环节，不在制造环节，而我国几乎都是在制造环节。其次，制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附加值环节被跨国公司控制。我国企业大多是低附加值企业、初级加工业。所以，我国必须促进战略性信息化产业的加快发展，通过展开组织调研，提出战略性产业的发展规划，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三，以增强企业的能力和开发人力资源为重点推进生产要素结构调整。

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主要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企业研发能力。要加大企业研发机构的建设，促进企业研发水平的提高，加强企业研发与高等院校(所)的合作和发展。在原有的以劳动力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后，提高以劳动者素质提升产生的红利。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才有新的希望。这是我国面临的新的路径选择。(采访：人民论坛记者艾芸)

资料链接：

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实际福利的增长过程，不仅指社会财富的量的增多，还包括社会财富的质的提升，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等。可见，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进程和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的过程。

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其中不仅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运行质量、经济效益、收入分配、环境保护、城市化程度、工业化水平以及现代化进程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突出经济领域中“数量”的变化，更强调和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其鲜明特征在于：顾及可持续性，顾及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产业升级，顾及就业、消费、分配等一系列社会需要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的理念升华。实现这一理念，需要进一步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转变政府职能和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等。

调整收入分配的关键：摆脱“两个过度依赖”

王小广

原标题：调整收入分配从何入手

这些年来，中国10%左右的经济增长，仅带来了7-8%的居民收入增长。在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投资驱动，企业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比较小，居民的收入就很难实现大幅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未来五年GDP可能要降到8-9%，而居民收入五年倍增意味着居民收入年均增长要达到14%以上，在现有的模式下这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严重的超分配。

收入分配改革难点在哪

国民收入分配主要包括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其中，初次分配包括资本利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等三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比较高的政府税收来支撑；而企业，尤其是很多国有企业，凭借着垄断地位，获取了高利润。这样，政府税收和企业利润在初次分配中占据了相当高的比重，这必然就挤占了劳动收入占比，并使得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不足。

从GDP收入法的构成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深刻变化，2003年(也是本轮高增长周期的上升初期)以后，我国收入结构出现了惊人的突变，即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重由过去25年长期保持在52%左右猛然下降，经过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到2007年下降到40%以下。发达国家之所以居民收入差距较小，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报酬所占的份额均在55%以上，企业盈余所占比重较为适宜，在20%左右，固定资本折旧占13%左右，间接税减补贴占比为10%左右。

初次分配的格局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在增长模式短期内不可能调整的时候，劳动者报酬的占比就很难提高，初次分配的格局也就很难改变。

二次分配中税制的不完善，也使得居民收入难以调整。一是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制不完善。现在国内关于个税的起征点，讨论非常多。起征点确实是个问题，但并不太重要。我认为，税率过高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我国现行个税税率累积最高达到40%，这就意味着需要交纳累积税率的富人们挣100块钱要交 40块钱的税。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们肯定会想尽办法逃税。在现有不完善的征税体制之下，税率越高，逃税的人就会越多。这就使得我国当前越是富人越不交税，越是工薪阶层却月月交税。因此，我认为应该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税率以不超过10%为宜。普通老百姓交3%，稍微富裕一点得交5%，富人交10%的征税结构还是比较合理的。这样做，总税收反而增加，因为负担并不太重，富人愿意交税。

居民收入增加的另一条途径

日本曾实行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最近，国内有些学者提出，中国也已经具备了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客观条件。果真如此吗？

在现有增长模式下，如果要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向广大居民多发货币，但是这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稳定，并带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国家执行过此类政策；二是通过经济存量的调整来实现，比如将国有资产分配给居民，但是这样做的阻力非常大，执行难度也很大。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如果贸然地增加老百姓的工资，那情况可能会更糟。

虽然短期内居民的收入总量很难有明显地增加，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减负”的方式来增加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比如减少老百姓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减少了老百姓的支出，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其收入。目前，全社会对教育的总支出，家庭占50%多一点，政府还不到一半。政府应该多负担一些，让老百姓少负担一些。我认为政府的支出比例应该再增加20%，达到70%。就医疗而言，老百姓的负担就更重了，现在老百姓大约负担了60%的医疗支出，而政府的支出不到40%。我认为，政府在医疗上的支出也应该增加到70%。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减轻老百姓在教育、医疗上的支出，从而增加老百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就现有情况来看，增加政府对医疗、教育的支出还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老百姓收入增加的最佳途径仍然是要增加老百姓的就业机会，让老百姓能够充分就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样才能够实现稳定的收入增长。此外，就是要优化老百姓的就业结构，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进入到更高的就业档次上来。如果更多人能够从事高端产业的工作，那么收入自然就会提高了。工作级别高，收入就高。比如，如果蓝领比例能够下降，白领比例能够上升，那么老百姓的整体收入水平就能够提高了。但是，这就涉及到我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优化问题，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需要我们做长远打算。

增加收入，摆脱“两个过度依赖”

中国当前的居民收入，以及收入差距问题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当前经济增长中的矛盾有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过度依赖”上。

一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对房地产的过度消费，便意味着对当期其他消费品消费的抑制，最近几年经济高增长而CPI明显偏低就是因为这种 “挤出效应”。不仅如此，居民过度的房地产支出将会对消费增长产生中长期的挤出效应，即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今后几年将会出现更为明显的消费增长不足问题。

二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和出口增长。对外资的过强依赖，正在和将要对国内产业竞争力的形成造成巨大的压抑作用，一些重要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外资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汽车和电子产业最为典型)，一方面造成集成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国际竞争优势难以形成，另一方面导致我们许多重化工业的产业链普遍偏短，产生就业不足、零部件产业空洞化等问题，最终造成消费不足。

未来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就必须尽快摆脱 “两个过度依赖”，使经济增长转向“两个依靠”，即依靠国内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和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提高。但是，这两个转向，是一个大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需要做个循序渐进的计划。过去10%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7-8%的收入增长、消费增长，未来，可以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过程中逐步地调整。比如，一开始要力求同样的10%的经济增长水平能带来9%的居民收入，再逐步提高到10-11%。如此一步一步地推进，可能更具现实操作性。(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人民论坛记者马静采访整理)

“两个比重”怎么增加 王天义

市场经济说到底是需求拉动的经济。在开放的条件下，拉动经济发展的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方面，其中前两方面构成内需，后一方面构成外需。中国在今后世界经济结构变动中要想处于主动，关键也在于内需的不断增长。

在内需中，投资需求是一个重要部分，但它毕竟是中间需求，投资的最终目的在于消费，因而作为经济发展最终拉动力的是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一般又可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在这两大消费中，居民消费应是主体部分，公共服务说到底也是为了居民消费。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在于居民消费，居民消费不足正是中国内需社会发展的“软肋”。

影响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的不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扩大居民消费。第一，通过调整初次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初次分配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对其经营收入进行的直接分配。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形成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合理调整这三者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的一项关键措施。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又一关键措施。我国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未形成，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还没有多少话语权，职工工资增长机制还不健全。而且，大量存在的垄断经营和混乱的分配秩序都会使初次分配关系出现扭曲。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必须做到：一要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二要建立企业内部劳资工资协商机制，并随经济增长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三要加强国家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四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规范初次分配秩序，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第二，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加快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相补充的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障。为此，一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二要在认真总结各地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发展社会医疗救助，并尽快提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服务水平。三要进一步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形成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祥和风貌，为实现中国内需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氛围和条件。(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导)

延伸阅读：

国民收入分配问题的本质

中国在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上，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的两个本质性因素。首先是公共治理的问题。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均，很大程度上是腐败以及滥用公权力的后果，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出现的管理、治理上的重要问题，本质上讲，国有企业就是政府的延伸。而腐败的核心，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并且没有得到应有的监督。其次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人力资本的市场回报率之间巨大的差距。今天的中国经济，一方面有数额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其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劳务工，他们的工资率仍然很低；另一方面，中国又奇缺具有国际化技能的高端人才。这一巨大反差，带来了不同技能的人力资本之间收入回报的巨大差距，这在发达国家甚至是人类历史上都十分罕见。——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

当前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重点

当前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重点，是提高农民、城乡困难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四部分人的收入，调控部分垄断性行业和企业高管过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即“提低、控高”。“提低”涉及农民、城乡困难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低收入工薪劳动者四部分人的收入提高。“控高”主要是通过采取包括工资调控、税收调节、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等多种措施，调控部分企业高管的偏高、过高收入，调控国有垄断性企业的偏高、过高收入，调控社会某些群体如炒股、炒楼者的偏高、过高暴利收入。——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

上层建筑：是适应不是结盟

辛 鸣

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的论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观点。我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践这一要求，需要对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作出准确判断，对上层建筑的适应与不适应进行客观评估，对现实社会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给予认真梳理，然后建设性地勾画出上层建筑变革的可能路径。

经济基础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主要是指该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运行方式。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在以下一些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是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统天下。其它所有制形式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不仅“实已亡”，甚至“名”都不存了。就算还有一些非公性的残余，也基本上不具有所有制的性质与地位。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非公经济以个体、私营等形式重新出现了，它们的地位从“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迅速提升。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上甚至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在十六大上更进一步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时至今日，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越来越普遍，非公经济的比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接近半壁江山，在东部一些省份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更高。

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计划经济主导整个社会全部的经济运行，中央政府的计划像一张巨大而无所不包的网，遍及所有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工厂的厂长其实就是一个车间主任，让你生产螺丝钉你不能生产螺丝帽；农村在人民公社的组织下，让你种玉米你不能种小麦。改革以来，经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双轨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十四大市场经济名正言顺地登上了中国的经济舞台，市场开始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越来越活跃并发挥作用，现代市场体系逐渐形成。有些方面甚至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现象。

社会分配形式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按劳分配是唯一合法、也是唯一在实施的分配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平等关系，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社会理所当然的事情，否则就是剥削。但改革以来，事情在发生变化。不仅劳动可以参加分配，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也可以按贡献参与分配，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成为了基本的分配制度。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劳动在分配中占的比重逐渐下降，连最低工资制都很难得到保障。

经济基础会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当然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改变自己。

上层建筑有哪些适应与不适应

上层建筑是指耸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制度性的内容。与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相比，上层建筑的改变不能说缓慢、滞后，但确实有着相当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以各种细节体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权力越位不被制约。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权力必须有清晰的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但在现实生活中，权力依然凌驾于一切之上。权力错位，政府不去提供公共服务而是沉湎于追逐GDP，整天只管招商引资不计其它，为了有钱花，自己赤膊上阵亲自去搞经济建设与民争利；权力放纵，各个权力部门以审批炫耀权力，不仅不去削减审批内容反而想方设法增加项目，实在不能审批就变相搞评比达标；权大于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可是虽然法律制定的越来越多，但往往敌不过红头文件、甚至一张半指宽的领导批条，打官司不找法官找书记的现象见怪不怪。

权利漠视不被保障。上层建筑在保障市场经济中各主体平等权利方面严重缺位，该保障的权利没有被保障，只能让市场主体自己想办法。比如，由于企业家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平等经营的权利缺失，只能在非经济领域去补偿，所以民营企业家“不找市场找市长”，甚至于到最后“不找市长要当市长”，企业家关心的不是经济运行而是政治背景，总想为自己戴顶红帽子。又比如，某些时候，权利的格局甚至变成了“赢家通吃”、“马太效应”。劳动者的权利被忽视，资本的势力无度膨胀，社会贫富差距到了惊人的地步。

意识形态日渐衰微。“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多样的所有制形态，多变的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公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意识呈现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但是主流意识形态在既坚守根本不动摇又顺应变化有弹性方面准备不足，对必须坚持的根本不能赋予时代鲜活形式，对必须反对的又没有切中要害的批判，结果管到的地方是僵硬死板，可谓鸦雀无声；管不到的地方则毫无作为，形成价值真空。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说上层建筑完全不适应，这是不客观的。中国社会这些年来有如此之快的发展，经济基础有如此深入的变革，没有上层建筑在相当程度上的跟进与配合，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适应的可能与困难及实现途径

如果说上层建筑的变化没有及时跟上经济基础的变化，问题倒也不大，毕竟上层建筑的变化有一定的滞后性，慢慢跟上就是了。问题是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真是起了“反作用”。这就是既有上层建筑中的体制惯性与新的经济基础中的不健康因素开始“结盟”，使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皆发生异化。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体现得尤其典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使中国社会充满期待，认为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是画龙点睛，既可以把市场经济的好东西拿过来，又可以避免市场经济的一些固有缺陷。但在十多年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过程中，这一期待并没有完全实现，甚至在很多层面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权钱交易现象。这种状况甚至从经济领域进入社会政治领域，权力与金钱结盟，政治与经济交易，社会结构出现固化，社会阶层流动难度加大。当官的孩子继续当官是为“官二代”，富家的子弟就是“富二代”，而普通家庭的后代就算奋斗十八年也未必能跟他们一块喝杯咖啡。

我们不用去回避社会公众提出的这些质疑，这些年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甚至远比大家意识到的还要多，还要严重。

所以，今日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推进的上层建筑的适应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适应，此“适应”非彼“结盟”。为了在实践中能名副其实，我们首先要在理论上讲讲清楚。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要沿着经济基础发展的同一方向加速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它的根本使命。此外，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使然，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甚至还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还应该促进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做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变化发展。(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改革僵局：回到老路还是深度改革？

任剑涛

原标题：改革僵局的突破口在哪

中国的改革明显陷入了一个僵局。打破这一僵局，有两个路径，一是回到改革前的老路上去，沿循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刚性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体系、孤芳自赏的文化自闭状态；二是以毫不妥协但周全布局的深度改革来打破这一僵局，将改革必然造就的中国现代化局面作为愿景，既回击对改革的攻讦，也回应对改革的期待，重新点燃人们的改革热情，重新塑造改革的共识，重新展现中国现代化的完整面貌。

目前中国存在着向两条路径分道前行的可能性。这关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左左右右的不断争执，正好显现出这两种走向所具有的社会心理基础与各自的理论准备。但从改革自身的前景上讲、抑或从中国现代转变的彻底性上讲，人们还是乐意看到改革挺过十字路口，向纵深地带推进。显然，中国没有选择前一路径的理据。“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只能继续深入改革开放，国家才能全面崛起、发展才能均衡健全、前途才是光明灿烂。

但启动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谈何容易。这既是因为此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限制在一个粗浅的层次上，即限制在经济资源配置方式改变的层次上。这样的改革，既不触动政治体制，也不触动意识形态，更不触动既定政治利益。因此1978-2008年的改革完全可以从底线上促成改革共识——经济活动总还是要讲效益的。至于经济活动的效益在什么政治基础上才能获得充足的动力，人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与此同时，由于这样的改革模式，使中国的改革行进在权力集团早已经习以为常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分而治之的路径上。这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路径依赖了。因此，每每在改革走到需要触动社会政治问题的地步时，改革就总是自觉回流。这当然与中国的深度改革所具有的难度紧密相关。

中国的深度改革，绝对不同于浅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浅层次的经济改革中，即使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问题，也不曾有效启动过，诸如产权问题、劳动机制问题、公平分配问题。这些问题未能触动，是因为它们与社会政治问题直接勾连在一起。它们都是一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关联度极高的问题。解决这类问题，需要启动综合改革机制。这就是一种不同于此前中国单边的经济改革的深度改革——改革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质使改革者也望而生畏，何况那些本身就抵触改革的人们。

这样的深度改革，既涉及到国家、社会与市场的三元建构，也涉及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联动机制，还涉及到政党、政府与民众的权力——权利互动状态。触动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各种政治经济势力可以轻而易举达成底线共识的问题。相反是一些极易触动人们敏感政治神经的问题。在这类问题的改革上，对峙性显然强于协同性。

这类问题恰恰早就构成了中国推进改革的关键问题。这样的改革，确实不能在全国范围内一次性推展开来。这样的推展，很可能造成一种政治乱局。这种改革处境，与30年前启动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需要选点而为，积累有效经验，渐次推展开去，最终实现全面改革，以期形成中国改革的全方位、深度化、匹配性的改革局面。而这一改革的关键点，当然在政治体制上面。因为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是解决权力来源问题的大问题，也是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必须，更是重聚人心的核心问题。(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探微：如何看待“贫富差距”

刘国光

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研究和阐述上，主要的功夫应该下在生产关系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它的根本原则在于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在较快增加前面加上“普遍”一词，意味深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大幅增长的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越来越大，这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突出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不能得到发挥，转变发展方式和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也不可能完成。可以说，当前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中心议题。究竟如何看待当前的“贫富差距”问题，从深层次理论上来讲，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

邓小平论“社会主义本质”反复讲的“两点”

社会主义本质是指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等社会制度的最根本的性质。这个定义就生产关系来说，是正确的，但不能完整地解释邓小平1992年南方讲话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那次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消，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句话讲的“本质”，包涵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方面的特征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的特征是“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特征确实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等社会制度的特征。而生产力方面的特征则不能这么说，因为其他社会制度在成立的初期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描述过资本主义制度初期发展生产力的巨大功绩，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邓小平这次谈话之所以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包括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是针对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还极其落后，而四人帮又在搞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的社会主义更需要发展生产力，以克服贫穷落后的紧迫性。这样讲是必要的。如果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就不会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的说法，而只能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还有一篇讲话涉及社会主义“本质”问题。1990年12月24日他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这与南方讲话中讲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相通一气的，都是讲的生产关系，但是不包括生产力方面的东西。

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本质”的地方并不多，只找到上面两例。他在许多谈话中大量讲的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原则”、“两个最根本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概括起来一个是公有制为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他反复地讲这两点，而这两点同1992年南方讲话所谈社会主义本质的生产关系方面，又是完全一致的。

社会主义本质论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矛盾

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本质、性质、原则中的生产关系方面的东西，就是因为不同社会制度相区别的本质特征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不是在生产力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着眼于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研究和阐述上，主要的功夫应该下在生产关系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它的根本原则在于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

事实上，目前的许多文章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分析上，对于发展生产力方面阐述比较周详，但对于生产关系方面的阐述偏弱，这是不足之处。为什么会有这种偏向？其原因大概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实际上不能消除一切剥削，并且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向。一些就其性质来说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如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等，只要适应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应该存在和发展。这是容许资本主义剥削因素存在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这样，为了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容忍剥削关系和它所带来的两极分化后果，甚至一些同志讳避谈论剥削关系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存在。但这显然是同社会主义本质论不相容的。

社会主义本质论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矛盾，使得许多文章在阐述这个理论的时候，只好强化它的生产力方面，弱化它的生产关系方面。但是，如前所述，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重点核心，还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不然，为什么他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这个理论上的假设，也是就生产关系来说的。“失败”是指在假设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要遭受挫折，并不是指生产力。即使在那样假设的情况下，生产力短期内可能有很大的发展。当然，我们要采取一切符合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措施，避免出现邓小平所说的两极分化的前景。节制私有经济和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因素过度发展的对策

我们怎样才能解决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之间的矛盾呢？这是需要政治经济学来研究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应根据前述邓小平在众多场合所讲的精神，恢复其不同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最根本特征，即生产关系方面的含义，而淡化邓小平仅仅在一处(南方谈话)顺便提及的生产力方面的含义。当然发展生产力不论对于贫穷落后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来说，还是对于准备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奠定物质基础来说，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邓小平对这些问题也有丰富的论述。可以另辟一个范畴，用他自己概括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来专述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方面的问题，而让“社会主义本质论”专论生产关系的内涵。

在明确了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征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之后，就可以进一步解决本质论与初级阶段实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本质是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包括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社会主义的主导因素包括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还必须容许资本主义因素，如私有制和按资分配存在。因为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积累规律发生作用，所以必然有剥削和两极分化趋势的出现。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不容许这些东西存在的，但在初级阶段一时还做不到，为了发展生产力，只能兼容一些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又是不能让剥削和两极分化过分发展的。所以要对资本主义因素加以适当的调节和限制。如果我们细心考察我国的根本大法就会发现，宪法已经对这个事情有了规定和对策。就是对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对分配制度规定了按劳分配为主。这些规定就是为了节制私有经济和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过度发展，使其不致于超过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地位，并演变为私有化、两极分化和社会变质。只有认真、坚决、彻底地贯彻实行宪法的这两条规定，我们才能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证社会主义本质的逐步真正实现。不然的话，就会发生前述邓小平假设的前景后果，那是我们必须防止出现的。(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

矛盾面前，如何把握社会主义“本质”

卫兴华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不会产生剥削和两极分化。除非公有制被腐败分子和异己分子所把持变质了

五中全会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很明确地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结合和统一起来。也就是把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结合和统一起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生产力标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五中全会的发展与改革方针、政策与目标，体现了这一本质要求。将生产力的标准和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结合与统一起来，有利于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如果仅从事物的现象上来看，从当前的实践过程出现的一些情况来看，呈现出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相矛盾的情况，从理论层面上说，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之间在某些方面似乎矛盾的问题。其实，从发展的趋势和事物的本质来看，从辩证关系看，二者是统一的。

市场不同情弱者，会产生分化

从经济内容来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所有制的社会经济性质是不同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两种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外资企业是外来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它从属于占主体地位的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在遵纪守法条件内的剥削是合法的。因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符合邓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因而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鼓励、支持与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公有制内部实行按劳分配，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商品生产和按要素分配，受价值规律自发支配。市场不同情弱者，不怜悯眼泪，会产生分化。但是只要切实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就可以遏制这种分化。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现象上看，这一本质规定，与我国现阶段还存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剥削现象，特别是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事实相矛盾。

现阶段如何把握社会主义本质

应从两个相互联系的角度把握社会主义本质规定：

第一，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的本质要求，是对进入高级阶段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达不到这一步。但应牢记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方向。第二，对现阶段还居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本身来说，应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不会产生剥削和两极分化。除非公有制被腐败分子和异己分子所把持变质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为了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私有制和剥削的产生是生产力有一定发展的结果，而私有制和剥削的存在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的结果。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本质。

目前出现的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和贫富分化，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偏离，也与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偏离。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一定意义上说，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被削弱相联系。

近几年来，党中央已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特别是十七届五中全会突出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强调社会建设，强调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采取有效措施，可以缓解或遏制收入差距继续不合理扩大的趋势，使发展与改革的成果为广大人民所共享，向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这次全会很好地反映了这一主旨。但是，根本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采取一些标本兼治的政策措施。(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第二篇：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点解读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点解读

（根据学院党委书记韦茂繁教授在11月25日党委中心组学习中的发言材料整理）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0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形势，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五中全会，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关乎中国未来，同时牵引着世界目光；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决议，描绘了我国在新世纪第三个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拉开了中国下一个30年的改革大幕，实现发展模式的全方位转型。

五中全会主题重大，内容丰富，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全会有一系列新提法、新观点、新思想，新目标、新要求、新部署，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

学习要讲究方法。既要全面把握，也要突出重点。如何深刻领会精神实质，精准把握要点和精髓，深入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五中全会精神，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做好当前和今后的工作至关重要。

一、五中全会精彩要点

一个“主题”——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一条“主线”——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一个主题，一条主线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四个更加”强调坚持科学发展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主要目标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五个”坚持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驾”马车

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党的领导是实现“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

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形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力量。

·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看得比泰山还重

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党同人民更加坚强的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一个国家的发展蓝图，一个民族的富强梦想，总会在历史的重要时刻显示出特别的意义。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这是在我国即将完成“十一五”规划，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一年多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和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迎难而上、开拓进取，集中精力办了几件大事喜事，妥善处置了一些急事难事，努力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显著进展。

全会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明确提出了“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奋斗目标、主要任务、重大举措，描绘了我国在新世纪第三个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纲领性文件。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5年。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施正确而有力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使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我们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良好态势，并为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战胜了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胜利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经过5年努力奋斗，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5年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必须明确指导思想，把握“十二五”规划的主题和主线。《建议》强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建议》强调，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必须落实好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这“五个坚持”，指明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我们一定要全面深刻领会，认真贯彻落实，切实做到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十二五”规划的蓝图已经绘就，实现“十二五”规划关键在于在全党全社会形成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力量。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各级党委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科学谋划发展蓝图，努力创新发展模式，加强对发展的统筹协调，切实提高发展质量。全党同志要充分发挥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先锋模范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树立正确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确立“三步走”战略，到跨入新世纪我们党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夙愿已经逐步变成现实。紧紧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这是“十二五”承上启下的历史方位所在，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使命所在。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而奋斗。

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三大“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四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个方面的“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

五个“坚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五大“目标”——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六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二、中国的发展绝非偶然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关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勾画了中国今后五年的宏伟蓝图，充分反映了国家战略目标，集中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精心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五大建设”的总体布局，前瞻性地指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方向和重要途径。

可以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明显、社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国家，这绝非是偶然的，更不是什么“幸运”，它的公开秘密所在就是充分利用了决策正确、执行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政治优势。

其中最好的案例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废掉五年计划作为发展的手段，而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过程中不断摸索、不断改革、不断完善这一“看得见”手段，更加积极地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和开放经济竞争的“看不见”手段。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过程，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凝聚民力，已成为中国特色的公共决策民主化、制度化的成功案例。

五中全会对“十一五”时期的基本评价：经过五年努力奋斗，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

五中全会一方面对“十一五”时期做出了总体评价，另一方面也首次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给出了清晰的界定，由“十一五”纲要所界定的“四位一体”，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为“十二五”的“五位一体”的新格局，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此外还包括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的政治条件即党的建设。这反映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有了国家发展规划的总体布局。

从“一五”到“五五”计划就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从“六五”计划之后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经济现代化扩展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从“十一五”规划之后，首次提出“四位一体”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这反映了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这就为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基础性和全面性框架，这如同建设世界巨型建筑群的地基和构架。

五中全会对“十二五”时期的特点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未来十年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后十年，因此未来五年时间至关重要，十分紧迫，它将起着决定性作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10年重要目标之一，但同时也进入到所谓“改革疲劳期”，在进行各方面利益格局调整的同时，也形成了改革的胶着状态，因而成为“攻坚时期”，这就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从极低收入、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指人均GDP在1000-10000美元)，同时也会遇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各类要素价格迅速上升，靠大量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依靠大量出口国际市场维持高增长的模式受到极大限制，各个利益集团进一步分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凝聚力在下降，环境污染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这就迫使我们必须主动转型。

对今后五年国内外形势的基本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这非常符合“挑战—应战”模式。尽管是什么挑战并没有说明，哪些是可以预见，哪些是难以预见，中国都会主动应战，积极应战，在应战中捕捉新的机遇。为此就需要强化两个意识：机遇意识与忧患意识。实际上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指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来看，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世界竞争，使我们充分利用了世界资源，大大开拓了世界市场，在面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时果断决策、及时应对，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地缩小了我们与世界强国的差距。展望未来十年，对中国而言，发展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机遇仍大于挑战，即使我们还会遇到不可预见的、不可控制的比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险恶的巨大挑战，我们仍有将挑战转化为新的巨大的机遇的可能。

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这既是党中央的政治共识，突出反映在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标题上，即“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也是全社会共识，“加快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仍然是发展，但是我们对发展的理解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从20年前的“发展是硬道理”转变为“科学发展是硬道理”，反映了党中央的新的政治共识，也表达了全社会新的社会共识，这是中国的自我超越、自我前进。

“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思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二五”规划的五项基本方针：“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这是对中国发展与转型的新认识，是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转型的新行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定为“九五”计划的一项基本任务；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又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规定为“十五”计划的主线之一；2005年中共十六届“十一五”规划，明确将“必须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作为六条指导方针之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更广泛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次全会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发展必然引起转型，转型也是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正是转型最快的时期；而转型成功的时期也正是发展成功的时期。中国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发展带动了转型，转型促进了发展。转型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手段，还是发展的途径。

上述方针指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方向、主要目标、重要内容，成为指导和设计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各篇章的基本依据，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对全球转型具有积极的国际意义和重大的推动力。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率先推出四万亿元扩大内需的“中国新政”，率先经济复苏、贸易复苏，率先调整贸易结构，降低贸易顺差，对全球经济贸易不平衡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十二五” 时期，中国能够按照上述方向加速转型，不仅大大地缓解国内经济的不平衡性，而且还大大地缓解国际经济的不平衡性。最重要的是，中国将在全球和亚洲转型中 “先行一步”，争取更加主动的机会、占据更加有力的地位，从而明显地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第三篇：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点

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点

1、“十二五”所处的重要时期

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二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2、“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性

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于继续抓住和利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对“十一五”成绩的概括

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

4、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国际国内形势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5、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6、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个坚持”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台又好又快发展。

7、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8、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工作任务

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9、必须逐步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1 0、全党必须增强的五种意识

全党必须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大力发扬真抓实干精神，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十位专家解读学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点

五中全会，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关乎中国未来，同时牵引着世界目光；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决议，描绘了我国在新世纪第三个5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拉开了中国下一个30年的改革大幕，实现发展模式的全方位转型。

五中全会主题重大，内容丰富，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全会有一系列新提法、新观点、新思想，新目标、新要求、新部署，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意义深远。

学习要讲究方法。既要全面把握，也要突出重点。如何深刻领会精神实质，精准把握要点和精髓，深入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五中全会精神，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做好当前和今后的工作至关重要。

本期特别策划我们邀请胡鞍钢、刘国光等十位国内各领域知名专家对五中全会的要点和精髓进行了深度解析，给人以深刻启发。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五中全会要点整理

一个“主题”——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一条“主线”——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三大“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四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四个方面的“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

五个“坚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五大“目标”——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六大“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

五中全会亮点评论：中国的发展绝非偶然

胡鞍钢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关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勾画了中国今后五年的宏伟蓝图，充分反映了国家战略目标，集中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精心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五大建设”的总体布局，前瞻性地指明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方向和重要途径。

可以认为，过去三十年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最明显、社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国家，这绝非是偶然的，更不是什么“幸运”，它的公开秘密所在就是充分利用了决策正确、执行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政治优势。

其中最好的案例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废掉五年计划作为发展的手段，而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过程中不断摸索、不断改革、不断完善这一“看得见”手段，更加积极地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和开放经济竞争的“看不见”手段。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过程，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凝聚民力，已成为中国特色的公共决策民主化、制度化的成功案例。

对“十一五”时期的基本评价：经过五年努力奋斗，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

五中全会一方面对“十一五”时期做出了总体评价，另一方面也首次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给出了清晰的界定，由“十一五”纲要所界定的“四位一体”，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为“十二五”的“五位一体”的新格局，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此外还包括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的政治条件即党的建设。这反映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也有了国家发展规划的总体布局。从“一五”到“五五”计划就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从“六五”计划之后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经济现代化扩展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从“十一五”规划之后，首次提出“四位一体”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从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的现代化，这反映了我们对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和实践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这就为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基础性和全面性框架，这如同建设世界巨型建筑群的地基和构架。

对“十二五”时期的特点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未来十年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后十年，因此未来五年时间至关重要，十分紧迫，它将起着决定性作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10年重要目标之一，但同时也进入到所谓“改革疲劳期”，在进行各方面利益格局调整的同时，也形成了改革的胶着状态，因而成为“攻坚时期”，这就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从极低收入、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指人均GDP在1000-10000美元)，同时也会遇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各类要素价格迅速上升，靠大量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依靠大量出口国际市场维持高增长的模式受到极大限制，各个利益集团进一步分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凝聚力在下降，环境污染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这就迫使我们必须主动转型。对今后五年国内外形势的基本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这非常符合“挑战—应战”模式。尽管是什么挑战并没有说明，哪些是可以预见，哪些是难以预见，中国都会主动应战，积极应战，在应战中捕捉新的机遇。为此就需要强化两个意识：机遇意识与忧患意识。实际上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指出，“纵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来看，由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世界竞争，使我们充分利用了世界资源，大大开拓了世界市场，在面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时果断决策、及时应对，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地缩小了我们与世界强国的差距。展望未来十年，对中国而言，发展机遇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机遇仍大于挑战，即使我们还会遇到不可预见的、不可控制的比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险恶的巨大挑战，我们仍有将挑战转化为新的巨大的机遇的可能。

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这既是党中央的政治共识，突出反映在党的十四大报告的标题上，即“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也是全社会共识，“加快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仍然是发展，但是我们对发展的理解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从20年前的“发展是硬道理”转变为“科学发展是硬道理”，反映了党中央的新的政治共识，也表达了全社会新的社会共识，这是中国的自我超越、自我前进。

“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思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二五”规划的五项基本方针：“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这是对中国发展与转型的新认识，是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转型的新行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规定为“九五”计划的一项基本任务；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又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结构“升级”规定为“十五”计划的主线之一；2005年中共十六届“十一五”规划，明确将“必须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作为六条指导方针之一。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更广泛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次全会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发展必然引起转型，转型也是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正是转型最快的时期；而转型成功的时期也正是发展成功的时期。中国在发展中转型，在转型中发展；发展带动了转型，转型促进了发展。转型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手段，还是发展的途径。上述方针指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方向、主要目标、重要内容，成为指导和设计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各篇章的基本依据，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对全球转型具有积极的国际意义和重大的推动力。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率先推出四万亿元扩大内需的“中国新政”，率先经济复苏、贸易复苏，率先调整贸易结构，降低贸易顺差，对全球经济贸易不平衡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十二五” 时期，中国能够按照上述方向加速转型，不仅大大地缓解国内经济的不平衡性，而且还大大地缓解国际经济的不平衡性。最重要的是，中国将在全球和亚洲转型中 “先行一步”，争取更加主动的机会、占据更加有力的地位，从而明显地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知识链接

我国的三代发展战略

第一代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经济发展战略(1950年—1977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设想，60年代中期又提出了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军事工业，采取了资本密集技术路线，实行高度保护的进口替代方针，社会发展指标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地区差异扩大趋势。第二代是经济转轨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8—2001年)。1978年后，中国经济起飞，开始了空前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邓小平同志先后提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两步走设想”和“三步走设想”，逐步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市场竞争，创造了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持续的高增长。这一战略始终是以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不平衡发展”为战略思路，以“先富论”为手段，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以及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程度不断上升等情况。

第三代以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新发展战略(2002年以后)。进入21世纪，随着新领导人的执政，中国提出了第三代发展战略，即科学发展观。它已经不同于“第一代发展战略”，也超越了“第二代发展战略”，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成功之处，调整了前人的不合理之处，突破了前人的历史局限性。

如何理解“三个时期”的论述

刘应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推动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我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态环境良好、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对外更加开放的国家。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走过了10年的路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2001—2009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5%，其中“十一五”时期前四年年均增长11.4%，今年前三季度增长10.6%，预计“十一五”时期年均增长可以达到 11%以上。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2009年，经济增长仍然达到9.1%。在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能够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实属不易。今年我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位，对外贸易中出口额去年已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储备达到2.65万亿美元，主要工业品，如钢铁、煤炭、水泥等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去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现在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还有10年时间，“十二五”时期的5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决定着能否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十一五”时期改革开放有了新的重要进展。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高，对外投资步伐加快，开放型经济达到了一个新水平。2001 —200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8.6%，其中出口增长19.1%，进口增长18.1%。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7.9%，其中出口增长34%，进口增长42.4%。我国现在已经是对外开放度很高的国家，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已经下降到9.8%。随着与东盟等地区和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实行零关税的货物品种会越来越多，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大市场。2009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更大的空间。我国改革开放还处在攻坚时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性矛盾，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构建新的体制机制。对外开放面临着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大量生产低端廉价商品出口的外贸发展方式已经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我们要把改革开放作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加快改革攻坚步伐，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适应我国对外开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资为主向进口和出口、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新形势，坚定不移地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冲击，从根本上说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内需动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特别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数量扩张型的粗放式增长，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付出的代价大，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突出矛盾。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内需战略，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形成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今后五年，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国际大环境总体上对我国有利，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严重影响，但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从一个长期的国际战略眼光来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G8峰会到G20峰会就是一个重要标志。世界经济格局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既给我国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也带来了历史性机遇。我国正处在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的历史阶段，具备了许多支持发展的有利条件。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区域经济加快发展，国内市场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大幅增加，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还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空间，能够在“十二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内保持快速发展。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把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长期保持下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者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综合司司长)

发展方式转型涉及哪些重大问题

迟福林

“十一五”提出了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推进发展方式转型的目标。但是现在来看，大部分目标的实现程度都非常有限，“十一五”提出的目标可以说一部分要落空。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这种部分落空所造成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还是有限的。可是，“十二五”如果再继续这种态势，发展方式转型滞后带来的严重影响就不可能是有限的了。“十二五”很多问题已经不能绕过去了，如果还像“十一五”这样提出好的基本目标，但在实践中不能落实，就会对我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发展方式转型和改革到底涉及哪些重大问题，我想至少需要讨论四个问题：

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改革。乐观地看，未来五年左右，我国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提高15个百分点，

第四篇：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点

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点

（仅供参考）

1、“十二五”发展所处和“两个时期”

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二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2、“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性

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十一五”成绩概括（三句话）

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

4、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国际国内形势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5、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一个坚持、四个更加）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6、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个坚持”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7、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8、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工作任务（“五个要”）

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9、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的“11字”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10、全党必须增强的“五个意识” 全党必须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大力发扬真抓实干精神，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看得比泰山还重，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党同人民更加坚强的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18日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专家指出，这份公报体现出三个重点，即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官方对民生的重视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份公报的三个重点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后两者共同服务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谢春涛说，几乎在公报的每一个段落，都可以看到官方对民生问题的“用心良苦”：

在“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这一段纲领性论述中，谢春涛发现，“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表述被放在“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之前。他表示，“这正说明中央对民生的关注毫无疑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公报在发展问题上提到四个“更加注重”，其中两个与民生直接相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谈及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时，公报突出强调“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等内容，直面民生关切。

公报还关注到了农村地区的民生问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公报提到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这当中，人民的检验至关重要。

公报特别用一个段落专门表述如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包括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等内容，具体民生细节的论述全面详尽。

公报最后还对今年以来全国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表达了关注，这又与民生直接相关：“今年 以来，我国连续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给受灾地区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前，安置受灾群众、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很繁重，中-央有关部门、受灾地区各 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促进灾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综合以上所有述及民生的内容，谢春涛得出一个结论，民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中-共执政的最终目的，也体现了未来五年要着重解决的关键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需求。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重点，一切发展与改革都是为了民生，这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未来五年，执政党将以什么样的勇气和魄力解决民生难题，交出什么样的民生成绩单，人们拭目以待。

第五篇：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点

题目1

一、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点

1、“十二五”发展所处和“两个时期”

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二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2、“十二五”规划的重要性

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十一五”成绩概括（三句话）

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

4、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国际国内形势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5、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一个坚持、四个更加）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6、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个坚持”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7、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8、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工作任务（“五个要”）

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9、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的“11字”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10、全党必须增强的“五个意识”

全党必须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大力发扬真抓实干精神，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看得比泰山还重，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以党同人民更加坚强的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二、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人们有一个突出的感受：这次会议不但对“十二五”时期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作出了总体规划，而且对这一时期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进行了全面部署。通俗地说，就是凸显出“强国”和 “富民”的有机统一。

“十一五”时期，我国各项建设稳步推进，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国家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已初步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突破30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达2.45万亿美元。但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说明，与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相比，我们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要走的路还很长。因此，必须将发展作为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努力实现科学发展。

从根本上说，“强国”与“富民”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一方面，“富民”以“强国”为前提，国不强则民难富。另一方面，“强国”以“富民”为目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为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并正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然而，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还不算高，仍有数千万人没有脱贫；由于经济发展方式不够科学等原因，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GDP增长，人民的富裕程度还不够，同时居民收入差距还在扩大。这不仅不利于扩大内需、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而且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影响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事实表明，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实现“强国”和“富民”的有机统一，是现实的需要、人民的愿望。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强国”和“富民”的有机统一。为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不仅在指导思想上强调“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且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明确要求，如“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等。同时，高度重视人们精神生活的进一步改善，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和安排。

我们党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造福于民，人民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只有始终坚持“强国”和“富民”的有机统一，我们才能顺利完成“十二五”时期的各项目标任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进一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专家问答

专家简介 陈光，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西南交大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主任、全国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政治学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管理、科技管理与公共政策、公共组织管理与公共服务评价、科技战略与区域发展等。在《中国科技论坛》、《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研究与发展管理》等媒体均有论文发表。

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党和国家对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越来越重视的今天，该如何认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群众在公共服务需求上所发生的客观变化，利用转变发展方式契机，更好地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的社会治理结构？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光教授。群众的需求在变化

记者：总体来说，我国当前经济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和三十年前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陈光：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在于生产力比较低下，人们最基本的温饱需求都没有得到解决，市场也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况；而现在，人们最一般的需求——即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已经得到较好地满足。如果说过去的问题是物质匮乏，那么现在的问题则是“产能过剩”，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看来，现在构建和谐的社会治理结构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和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供给不足的矛盾。有鉴于此，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特别指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记者：当前公众在公共服务方面产生了哪些更高更新的需求？

陈光：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导致了社会需求的相应变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一些更重要的公共需求，如医疗、教育、住房、发展、养老、良好的生态等发展性需求和保障性需求正在日益增长。所有这些高于人基本需求的、和人的保障与发展关系密切的生存需求，都在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范畴内。其中，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又是人们关注度最高、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几类公共需求。促进和谐的社会治理

记者：您怎么看待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

陈光：如果说前30年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现在更加繁重的任务是要建立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构建一个有序、和谐、稳定的社会；而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就是化解矛盾的一种有效方式。前30年的改革，我们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秩序，为公众提供了基本的市场服务；在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则应以转变发展方式为契机，实现包容性增长，致力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的和谐发展，探索和构建和谐的社会治理结构，确保为公众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在创新公共服务体制中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记者：如何看待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统筹城乡发展中的作用？

陈光：满足人民群众对一个充足、公平、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日益强烈的渴求，是缓解发展矛盾、令经济发展获得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的根本途径。当前一些地方出现的官民矛盾、群体之间的矛盾，其本质都是公共产品（服务）在相应主体间分配不均衡与不公平的矛盾。所以推动地区之间均衡发展，统筹城乡均衡发展，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就是在推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公共服务实现均衡、公平和完善。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主导范围

记者：新颁布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市（州）目标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今后省政府在年初不再向市州政府具体下达GDP增长率指标。您认为在政府政绩考核标准改革中，应如何强化政府为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

陈光：政府在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上，要从“城市或区域的管理者”向“合理的社会治理结构的倡导者”转变；在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上，要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致力于完善和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转变。体现在政绩考核上，作为考核标准的，不应只是包括GDP、地方财政增幅等单纯的经济数字指标；也要包括“人”的指标、加入进更多的“人”的发展方面的考虑——例如人的基本健康、卫生保健、基本养老，受教育程度、创造力指标，生态良好和环境保护的指标，以及森林覆盖率、城镇规划科学性等人居环境指标。这些指标都和人们的公共利益与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要求紧密关联。

记者：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完善自身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的职能；而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哪些方面需要政府主导才能做得更好？

陈光：第一，要让公共服务实现更高的公平性。理论上，一国的所有公民都应该均衡地获得公共产品。怎么让更多的人们——如农民工、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也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又如，为什么农村修路农民要自己掏钱而城市人不用呢？在统筹城乡一体发展的时候，应该思考如何让城市和农村的居民都公平地享受公共服务。第二，公共服务的标准化进程应该明晰和加快。人们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比如义务教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附加费用，怎么消除这种现象？第三，让社会困难群体享受到更充足的公共产品（服务）。一个社会发展得好不好，不是看富翁有多少，而是看这个社会对困难群体的关注有多少。应该在政府的政策主导下，鼓励和发动更多的社会团队、机构、或者一些人来专门对应地帮扶他们。社会的发展也不是看“精英”增加了多少，而是看困难群体在这个社会中都得到了什么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这些工作都是应该由政府主导来做的。（记者 何江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