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爱替罪羊[五篇范文]

第一篇：只爱替罪羊

有人读《哈姆雷特》、听《第九交响曲》无动于衷，有人面对壮丽的高山落日转身就走，有人在哄堂大笑的一刻面不改色，可我们无法指责这些人“不正常”、人格残缺。每个登台的相声演员都得有充足的勇气，因为观众不乐，他也无法责备他们非理性、性格冷淡甚或智商低下、冥顽不灵。所以，相声演员素来看重表演现场气氛的“火爆”。“火爆”是观众忠诚度的证明，也是演员饭碗的保证。他们形成了一些套路化的台词以维系与观众的关系，例如：

“我们站在这里卖力气表演，可是乐不乐那是您（观众）的事，您要是实在不乐，我们也没法下台来胳肢您。”

观众通常会为之一粲，他们从话语、从演员的面部神色和肢体语言中感到亲切，而且这种亲切——过度阐释一下——是慰藉性的：台上的人很谦卑，和自己一样要接受谋生的现实及其中的各种无奈。

这种有意“示弱”的手法，在过去三十年的相声里越来越少了。相声界内部的人，大多人云亦云，把观众群的缩小归咎于广播电视等新媒介，演员与观众的距离拉大，已成名的演员不再需要剧场，可以靠政府的嘉许当他们的“人民艺术家”。到九十年代，京津地区的体制外相声演员生存状况每况愈下，表演者—受众联系几乎断裂；另一方面，电视相声的观众也在大量流失。

郭德纲1996年创德云社，打出“做真正的相声”的旗号。十年之后德云社成名，人们发现，郭的一大特点就是全盘否定此前二三十年间同行的成就。在许多场合，尤其是在自己的节目中，郭都讽刺“艺术家”是一群领国家薪水的酒囊饭袋，竟然违背相声的天然法则，妄想教育而不是取悦人民。

他刻薄地说：“全世界再也没有什么人比相声演员更认为自己是拯救世界的主人（的人）了，大部分说相声的都认为，如果这个世上没有说相声的，人民就活不了了。他们担负着教育人民的工作。”直指其理念，还不点名地嘲讽社会体制瘫痪了相声的生命。他接着做出这样的点评：

“„„这都吃错了药了，我们的人民明善恶懂是非知良莠懂羞耻，怎么就欠俩说相声的来教育了呢？”

跟这句话相比，“胳肢您”就显得太文弱、太秀气了。郭德纲从不示弱于观众，他只会赤裸裸地讨好观众。他的人气不涨都难，因为观众一下子就被拉到了他那一边去了，他声言观众永远是上帝，演员唯一能做的就是予取予求，设法满足他们。

（资料图：德云社创始人郭德纲。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之后，在正面提到演出票价越涨越高这一敏感问题时，郭德纲又说了这么几句屡试不爽的俏皮话：

“可能你花了五百块钱，这一晚上坐在这儿前仰后合一乐四五个钟头，这五百块钱就值了，在这儿你能乐，在家乐得出来吗？你不信吃完饭把五百块钱放桌上：‘来吧咱们乐会儿吧！’你要真能乐出来，你这个病五百块钱治不好。”

虽然票价提高不是个让人愉快的话题，但他话里有话的技术让人佩服。过去的表演中，演员直接点明“你就有病了”，即可引起观众的情感反应，这个包袱的高明处在于，它让观众自己去领会意思，随后获得一种更大的快意，或者说一种优越感：我可不是有病的人。它为听者节约了情感成本：我们在郭德纲的话里找到一个虚拟的替罪羊，一个“看着五百块钱能乐出来”的荒谬的人，可以尽情嘲笑他而不必觉得过分。

这种幽默的确高级，那些抨击郭“三俗”的人，未见得有能力仿效。进而，郭德纲攻击他们所捍卫的“干净艺术”“高雅艺术”，称其伪善，违反了相声，实际上也违反了笑话的本质规律。这也并非偏见。前两代相声演员在重视说教的道路上行得太远，演员和研究者在谈到相声的根本诉求时，立刻从头脑里调出“寓教于乐”这类俗套，但是，相声一旦说教，就需要让观众付出情感、而非节约情感，要让他们对相声中传递的道理——爱岗敬业、勤奋学习、遵守公德、热爱劳动等等，也即政府一再鼓吹和推广的公民义务——有所认同。过去，像这样的开场白比比皆是：

“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爱树的模范。”（师胜杰、于世德《爱树》）“生活在我们北京的人，都应该感到十分的骄傲。”（侯跃文、石富宽《贪热闹》）“青年人，为了实现四化，都想成为有用的人才。”（常贵田、常宝华《杂谈诸葛亮》）你作为听者，必须率先付出情感来认同某种道德规范，然后，演员会在接下来的叙事中讲述因违反（有时甚至并不违反）这些规范而发生的可笑的事。1978年以来中国相声的几个特别主要的题材，例如讽刺“四人帮”、计划生育、夫妻关系、商品质量、服务态度等等，都希望观众听后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有所认同。演员和作者，也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的。

这真是要了亲命的事：观众已经出了钱，你又不是演话剧，怎还能让他们投入情感？那些机械创作出来的“主流相声”现在都付出了被鄙夷不屑的代价，而且，它们的原创土壤已经丧失殆尽，人们说，主流演员们只能靠抄袭网络段子度日。但事实上，以郭德纲为代表的新一代民间相声演员，也经常把互联网上的笑话做些修改后搬到舞台上演出，还惹出了大小纠纷。

不过，少数高质量的新笑话被不同的演员频繁使用，总有不错的效果。这段讽刺某些警察的笑话，网络上有许多版本，其中的一个如下：

上班刚一周，刚穿上警服的小五决定犒劳犒劳自己,到剧院看电影。买票的队伍排得长长的，小五舒口气，排到最后。

“新警察吧？”旁边一个人问。小五纳闷：“你咋知道？” “咳，老警察哪有排队买票的。”

“哦。”小五明白了，径直走到售票口前，递上钱说：“我买一张票。” “新警察吧？”窗口里的人笑了。“你咋知道？” “老警察哪有掏钱买票的，你直接进吧，没人敢拦。” “哦。”小五又长了见识，一试，果然没人拦。

进了剧场，小五到楼下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屁股还没坐稳，旁边就有人问：“新警察吧？”

真是奇了怪了，小五心里疑惑，嘴上还硬：“谁说的！” “人家老警察都在楼上看电影，楼下的都是你这样的新警察。” 小五到楼上一看，可不是吗，这儿有不少警察呢。小五挑了个位子坐下，没多久，电影就开了。

旁边的一个警察扭头看了他一眼，冷冷的说：“新警察吧？”

“你咋能看出我是新警察？”“老警察哪有你那样规规矩矩坐着看电影的，得像我这样。” 小五学着老警察，把两只脚翘起来，架在前排人的脖子上，果然舒服了许多，找到些当警察的感觉。

电影演了一半，小五有些内急，便往卫生间赶。在卫生间门口，被一个工作人员拦住了：“新警察吧？” 小五还是纳闷：“我脑门上又没写字，你咋知道？”

“哪有警察还到这儿，人家都是从楼上往楼下尿，你一看就是新警察。”小五好惭愧，自己差点给警察丢了人。他站到二楼边上，掏出家伙，朝着楼下滋出一股来„„

“嗨，楼上尿尿的是新警察吧！”楼下突然有人大声喊。“„„”小五探着身子往下看。

“看啥看，人家老警察一尿就是一片，哪像你这个新警察，就往我一个人头上浇！” 这个笑话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以至于被不断扩充加长。它为新相声所用，为其注入活力的来源，其理由与八十年代那些青春荡漾的相声如出一辙：吻合了观众的共识。若干年前，常宝华、赵世忠两位先生还在周末相声俱乐部上说过据此改编的《新警察》，最重要的一处改动，是置换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常先生在开场白里就强调了“过去”二字：

“过去有两句话：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为什么？当兵的没有好的。过去招兵怎么招的？在军阀时期，（招兵的）敲锣：‘当当当„„当兵了当兵了！当兵太好了！谁当兵谁当兵？当了兵以后，白听戏，白吃饭，白逛窑子，那是想打谁打谁啦！’”

随后展开的故事中，笑话里的警察便被替换为“军阀时期”的一个地痞，靠着贿赂当上了兵，进而，他在妓院、剧院等地领悟到的“潜规则”也成了一个已然不复存在的时代荒淫落后的标志。常宝华功力和表演俱佳，不过，《新警察》毕竟还是设置了一个“过去”作前提以转移讽刺目标，换句话说，它还是含有某些最基本的说教性暗示。

相反，郭德纲的相声叙事永远是当下的，现在时的，以第一、第二人称叙事为主，让观众如临其境：他们不需要为了进入一段相声的故事语境而付出多余的情感认同（例如不需要认同旧社会的邪恶，甚至根本不需要想到“旧社会”），而是随时入戏，时刻准备被逗笑的。这种相声必须以剧场为演出地点。从1995年开始，郭德纲和德云社锚定北京的剧场培养自己的观众，培养演员与观众的亲密关系。这是一个体制外相声演员取得市场成功的关键所在。如他本人在自传中所述：

“1996年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一个小茶馆，在北京南城，看到一些小孩在说相声，都是些十四五岁不超过十七八岁的小孩„„我也不自觉地加入到他们当中，一起说开了，当时无非也是和他们一起说着玩。没想到观众们居然都很喜欢我们说的传统相声，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小茶馆居然就卖满了，而且满到屋里坐满了，那门窗都开着，边上都坐着人，观众在外面听着呢。这倒是给了我一个启发，相声原来没死啊，不至于像人们说的那样传统相声不能说了，没有人听了，与时代脱节了。谁说的这些话？这是观众们说的么？不是。这是有些个相声演员自个儿说的！人家观众没说这话啊。于是我觉得相声还是有希望的，可能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想到了要把相声重新放到剧场里面去表演。”

说得都对。剧场相声是个卖方市场，要吸引足够多的观众来购票，演员势必要选择合观众口味的相声剧本。“我”“你”系列就是这么来的：《我要幸福》《我要上春晚》《我要奋斗》《我是文学家》《你要洗澡》《你压力大吗？》《你要学好》《你这一辈子》„„

看名字就知道，这一类相声的共有特点是，所有情节都围绕演员本人（及其同事和家人）发生。观众被解放，除了票钱之外两手空空，过来看个热闹；所有这些叙事都不再对观众提出任何观念和认识上的要求，他们只需消遣舞台上、故事里的替罪羊——而郭德纲最明白，最有效的笑话，是率领所有人嘲笑一个人：自己，捧哏，或是故事里的一个虚拟人物，总之，一个替罪羊。

第二篇：爱情二十课,只爱一点点

爱情占你人生的比例有多少？你算过没有？20%、50%、80%、还是100%？

你有没有想过，你规划的爱情比例，决定了你的爱情的质量；你对待爱情的态度，决定了你的爱情结果。

岳西的爱情像爆炸一样激烈，他爱女友爱得死去活来，所有苦情戏都上演了，却依然没有留住女友的心，他的这段感情只撑了3个月；更夸张的是小眉的爱情，和男友一见钟情，两个人什么都不顾了，抛家舍业的跑到一起同居，可没想到1个月之后，他们就吵得势不两立，小眉被男友连人带行李扔出了家门；胡德100%的爱情也惨遭触礁，他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甚至向银行贷了几万的款，向女友求婚却换得了“对不起，我爱上了别人”的晴天霹雳„„

爱情就像股票，你没有一定量的本钱，往往达不到你的期待；但你投入的多未必赚得越多——爱情和股票都是“舍得哲学”，是一种“放弃的美学”，只有懂得在最佳时候放手的人，赚得最多。

这种游戏最致命的就是贪婪。有点甜头就要更多——在爱中的贪婪，和在股市中的贪婪一样，要得多，风险就大，压得本越多，跳楼的可能性越大。有时只爱一点点，才是长治久安的策略。

爱情难就难在，它是两人的互动游戏，不是一头的表演秀——你做的事，都是一种暗示，暗示对方要用同等的爱情回报。你投入情感、忠诚、金钱、时间、经历„„为一棵树放弃一片森林，你觉得自己不要对方的回报„„其实你不要的只是表面上的物质回报——你真正要换的是对方的爱情——而往往这部分对一个人来说，是最弥足珍贵的。

非典型政客李敖先生曾经挥笔写过一首淡淡的情歌，道出爱情的制胜真谛。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

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

我只偷看你一眼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才是最负责任，最长久的爱情。

因为不对自己贪婪，必不对别人贪婪；不贪婪别人的情感，必不贪婪别人 的自由。只爱一点点，传递的是不贪婪却友善的暗示——这是一种谈情说爱间的尊重，往往你尊重了他人的自由，也就拥有了自己的自由。两个自由的人，才能长相思守。所以人家李先生人到七十依然有二八年华的情人依偎。

我们每个人的情感和体内的血液一样，是定量的，一次像海深的爱情，足以耗尽你一半血液，可想这样的爱无法长久——你的血坚持不了几年，就干涸了。有能力的爱情，都是后劲足的，量入而出，滴水穿石，才撑得起“长久”。

深情要用耐力衡量，而不是爆发力。

每个人的人生都像一座屋，由N块砖组成，爱情、事业、健康、财产、家庭、兴趣、圈子„„每一块都占去人生的一些比例，只有当它们都不独占你的生命时，你的世界才能因指点众多而愈加稳固。

爱情并不是你人生的全部，当你懂得了这一点，你才能真正拥有安全的爱情。

第三篇：李敖只爱一点点读后感

《只爱一点点》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个。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有时候真的得“少食多餐”、“蜻蜓点水”、“似有若无”。我们都会爱情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我们都忘了它的比例。

曾经有一位哲人这样说：“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请的方法是忍受痛苦。”

我无法评价他的对错，我只知道，爱情肯定是一种痛苦着的幸福和幸福着的痛苦的融合。

爱情的痛苦来源很多，用李敖的话说：“人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一种发生了技术错误的表示。”

在我看来，爱之痛苦来源最主要的是因为爱。

也有些人认为，真正一流的人，是不为爱情痛苦的，像一位外国诗人所说的——

“啊!‘爱情’！他们大大的误解了你，他们说你的甜蜜是痛苦，但你丰富的果实，比任何果实都甜蜜。”

也有些人，因为恐惧爱的痛苦而逃避。在我看来，他们是得不到真正的爱情的或体会不到真正的爱情的滋味！

不管痛苦或是甜蜜，只有直面它，才能真正知道、得到。

第四篇：医疗反腐怪招让医生成了“替罪羊”

医疗反腐怪招让医生成了“替罪羊”

近日，海南医疗卫生系统腐败乱象引起广泛关注：43名干部先后因贪腐被查处。海南省安宁医院从医院院长到护士集体参与，套取医保2414万元。商业回扣成医疗腐败“重灾区”。为了反腐，“怪招”也层出不穷：如广东省，有关人员暗访跟踪拍摄多名医生与疑似医药代表接洽过程；某医院让保安抓医药代表，抓到一次奖励1000元。事实上这些是治标不治本！

官方“高招” 百姓和医生不买账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少网友认为，不从医疗制度着手彻底变革，只把医生、医药代表当靶子，让保安如城管，可笑可恼！医生对此也愤愤不平：“保安不做治安，维护好安全的环境，让医生安心给病人治病、病人安心就诊，而来抓医生，真可笑！把医生当什么了？”

官方自以为高明的反腐招数，为什么会引来一片非议？原因很简单，这些反腐办法既没有在“本”上触及医疗腐败的根源，也很难从“标”上达到实际的效果，因为其对象仍然还是仅仅拿医生当靶子。难道医药代表与医生的“接头”地点只能在医院而不能在别处？医疗产品进入医院和定价是医生说了算？

贪回扣：相关行业采购均有涉及

翻阅大量案卷发现，采购环节成为医务人员收受商业回扣的重灾区。

原海南省卫生厅中医处处长黄更荣、计财处调研员陈长琨利用国家每年下拨200万元的扶持中医药发展专项资金，在医疗采购中，提前告知供应商采购项目的预算价格、参数指标，甚至在制定采购标准时给予倾斜，收取商业回扣动辄数十万元。

在海南医卫系统的系列贪腐案件中，除了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部分省级大医院、市县医院收受商业回扣的人员涉及院长、科室主任、主治医生等，涉案人员中九成以上均在采购环节收受商业回扣，药品、医疗器械、耗材供应等与医疗相关的行业均有涉及。

海南一位参与医疗设备采购投标商说，为了提前得知医疗设备采购项目的采购信息，最好的方式就是送钱，少则5万，多则近10万元。

由于医疗器械使用的专业性和差异性，医院科室很容易在制定产品参数时锁定特定厂家，为少数干部谋取利益提供了便利。黄更荣说，只要院方提出“技术门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确定最后中标人，医院设置的技术指标，最后能入围者也就一两家，招投标也就成了走过场。

而部分医务人员收受病人家属和医疗设备供应商的“红包”与“回扣”一度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2013年海南医卫系统违规收受“红包”“回扣”专项清退中，共有2055人向省纪委廉政账户上缴1261.5万元。从2009年开始，海南医卫系统收受“红包”“回扣”之风愈演愈烈，然而截至案发前，没有一人因此受到警告或查处。

众所周知，医疗回扣的“潜规则”经过年深月久，早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在这个利益链中，谁都知道，位于上游的各级领导所得利益最多，处于下游的普通医务人员也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分一杯羹。不少医院的医务人员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过去，医院科室里的回扣大家都能分一点，科主任拿的只是多一些；后来，领导以反回扣为由，说禁止回扣了。起初以为真是没有回扣了，没多久后大家发现回扣其实并没有减少，其实是少数领导独享了，拿回扣的手段更加隐蔽了。这次保安抓医药代表和暗访医生与药代接触，在对象上完全没有触及上游的最大得益者，很容易使人误认为是在故意避重就轻。

失管束：领导干部带坏医德医风

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医疗系统为何贪腐案件频发？

医保监管需要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精细化审核，更重要的是，要对医疗数据信息进行研发分析，尽快转型为专业性医保经办机构，依托智能化的管理平台遏制骗保、欺诈等乱象。

从海南的贪腐案件来看，部分涉案医院的领导干部道德底线滑坡，以权谋私，带坏了医德医风。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两任院长“前腐后继”，前任院长吴邦发任职10年，聘任医生、护士从中收受“好处费”，在药品采购、医疗器械采购等方面收受贿赂103万元。后任院长吴清壮也因受贿罪获刑5年。万宁市人民医院原院长林俊杰涉对医院的管理演变成家长制，院务会议成了一言堂，致使院务会议和招投标等都失去了制度应有的约束效应。

抓医生和医药代表只是“治标”，不能“治本”。迫切需要完善医疗器械定价、采购制度和标准，加大监管力度。医疗设备的采购要形成社会中介机构、供应商、新闻媒体、社会公众为补充的监督体系，避免通过设定特定技术参数，有倾向性地进行招标。

医疗卫生系统对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建设流于形式，权力运行缺乏监督制约，应加大现行“以医补药”机制调整，加大医院、医务人员劳动价值所占比例，同时多管齐下完善医疗采购的监控制度。

反腐永远依赖于对各种监督措施和制约制度的完善和严格执行，永远需要脚踏实地的工作，任何浮躁心态和由此产生的本能化“臆想”都是无济于事的。要敢于向“陋习”开刀、向自身开刀！

(环球医学编辑：丁好奇)

第五篇：李敖《只爱一点点》读后感400字

不爱那么多，

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我的爱情短。

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

别人眉来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个。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有时候真的得“少食多餐”、“蜻蜓点水”、“似有若无”。我们都会爱情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我们都忘了它的比例。

曾经有一位哲人这样说：“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请的方法是忍受痛苦。”

我无法评价他的对错，我只知道，爱情肯定是一种痛苦着的幸福和幸福着的痛苦的融合。

爱情的痛苦来源很多，用李敖的话说：“人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一种发生了技术错误的表示。”

在我看来，爱之痛苦来源最主要的是因为爱。

也有些人认为，真正一流的人，是不为爱情痛苦的，像一位外国诗人所说的——

“啊!‘爱情’！他们大大的误解了你，他们说你的甜蜜是痛苦，但你丰富的果实，比任何果实都甜蜜。”

也有些人，因为恐惧爱的痛苦而逃避。在我看来，他们是得不到真正的爱情的或体会不到真正的爱情的滋味！

不管痛苦或是甜蜜，只有直面它，才能真正知道、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