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是布什的政治需要中国成了替罪羊（合集5篇）

第一篇：人民币升值是布什的政治需要中国成了替罪羊

【编者按】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疲软的替罪羊。中国对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成为美国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一个借口，美国、日本等国家一味抨击中国的人民币政策，认为正是过低的人民币汇率导致巨额的贸易逆差，并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数次声明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显示了中国政府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坚定立抄…

人民币升值是布什的政治需要中国成了替罪羊

日本政府官员周日再次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极低，可能会引起问题，”日本财务相盐川正十郎警告道。近来，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甚嚣尘上，如果说这是美国、日本和欧洲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倒不说是其政治利益的需要。大选前安抚制造业

人民币升值与否已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更是政治问题，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议题之一将会是，中国人是否抢走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饭碗。因此，市场人士认为，未来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将视三大因素而定s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r失业率回落的速度r美元会否进一步大幅贬值。

美国国内的制造业正纠集政治力量，组成“健全美元联盟”力促政府动用贸易关税条款迫使人民币升值。尤其去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达1030亿美元，美国失业率达九年新高和消费信心又开始回落的今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抢了美国人的饭碗”是颇容易有“选票市潮的议题。

～年11月总统选举在即，代表美国中小企业利益的各大商会，自然是两党必争的“票源”。事实上，近日美国财长～已多次“软性地”安抚制造业，表示“美国政府正留意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政策”，“中国正考虑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波幅扩大。美国会鼓励中国这样做”。从近日布什派财长、商务部长、劳工部长纷纷到多个工业州“做秀”来看，反映布什十分重视制造业选票。但布什政府似乎仍在观察，最终会否高调地以此为选举议题，则要看商会最终能提供到多少选票。日本、欧洲随声附和

早在～年2月，盐川正十郎在七国财长会议上就宣称，“日本通缩是因进口太多中国廉价商品，全球的经济不景气也由此而起。”近年来，日本国内指责中国出口通货紧缩和“挖空”日本制造业的声音亦不绝于耳。盐川正十郎更提出要以类似1985年逼日元升值的“华都酒店协议”的文件，要求人民币升值。

由于东南亚货币兑美元升值(美元大幅贬值)，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却固定不变，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便间接提高。因此东亚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加入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欧洲人则认为，中国所谓的“盯住美元”政策(即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的固定汇率)，意味着欧元过度承担了美元疲软带来的全球经济调整后果。

上周美国财长～表示，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他并无确凿看法。但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人民币升值被牵进总统大选期间的国内政治，就注定是一个非常复杂棘手的问题。（谭冰）中国成了替罪羊

中国正迅速成为全球经济疲软的替罪羊。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并不等同于对其他国家市场份额的侵吞。它更多是与工业化国家的高成本制造商进行竞争，寻求生存空间的“副产品”。

去年，流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530亿美元，使中国成为全球吸收此类资金最多的国家。这些投资并非迫于压力而来。成本高企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决定，它们需要以中国为基地，利用外包战略，确保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终止中国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将破坏这一重要供应链的稳定性，而这一供应链已成为日本、美国及欧洲企业新的全球化生产模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并非依靠偏低的币值来参与竞争，她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劳动力成本、技术、质量控制、基础设施及其坚定的改革承诺。

如果真如其它国家所愿，中国对人民币升值，那将导致其它资本市场出现泡沫，尤其是房地产。另外，人民币升值也会向市场投机者发出人民币可以“玩玩”的信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带头抨击中国的是日本。日本高级政府官员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并“挖空”日本的劳动力市常事实绝非如此。物美价廉的中国进口产品对购买力遭受重创的日本消费者来说可谓意外收获，这正如上世纪70和80年代日本的出口机器让全世界受益一样。

美国的政府官员、政客及商界人士也忙着抨击中国。许多人注意到，目前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对象是中国，2002年美中贸易的逆差为1030亿美元，今年还将进一步扩大。但对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而言，贸易逆差的出现应该不足为怪。

美国越来越需要输入外国储蓄，以支持经济增长，贸易逆差则是这一策略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美国取得资金的唯一途径是承担庞大的贸易逆差。如果美国不跟中国进行贸易，也一样会与其它国家产生逆差，如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甚至欧洲。

经济不景气时期容易出现替罪羊。当今全球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把中国树成靶子是完全不对的。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各国，现在应该结束这场相互指责的危险游戏了。

人民币汇率之争背后有政治动机

人民币为什么在目前会成为众矢之的？学术界有很多解释，但大多是从国际贸易、汇率理论等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本文试从美国和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来透视人民币升值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等对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压力，纯粹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因为从中日贸易来看，中国对日贸易实质上是逆差，而且中日在对外出口中的竞争并不大。以中日对美出口为例，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和日本的产品只有1/5的部分有冲突，而其余4/5的部分都是没有竞争关系的。

但仔细分析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我们会发现日本财务大臣对中国施加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行为隐含着明显的政治动机。这种政治动机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就业的压力。中国对日贸易虽然上是逆差，但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日本的就业压力比较大，特别是在日本经济一直无法摆脱衰退阴影的今天，中国产品的进口对日本的就业压力表现会更加明显。

二、农协的压力。日本的农民协会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日本农协既是合作经济组织，又是行政辅助机构和政治压力团体。作为日本政府的行政辅助机构，不仅参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而且承担着政府农业政策的落实执行责任。

因为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很多是农产品，中国农产品在日本有较强的成本优势，因此中国农产品对日本的出口对日本农民构成了一定的压力，而这种压力通过农协演化成了日本国内的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注意到，每当日本国内大选，总是会出台一些限制进口中国农产品的政策，其奥妙就在于此。

中日贸易有很强的互补性，日本企图通过单纯的贸易保护很难达到目的。但如果让人民币升值，则结果会大不一样，以人民币标价的日本产品在中国的销售价格会下降，中国会不得不进口更多的日本轿车等工业品，而以日元标价的中国的蔬菜等农产品的价格则上升，日本农民的压力得到缓解，政府可以得到农民协会更多的选票支持，可谓是一石三鸟之策。在日本国内大选越来越近的时候，日本政府一定会倍加珍惜这一争取选民的良策。

当然，我们在关注日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美国，因为中国40％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出口贸易高度依赖于美国。随着～美国大选年的到来，布什政府在通过伊拉克战争不能彻底争取选票的情况下，眼下可以采取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刺激经济增长，使陷入困境的美国经济走上复苏之路。为此，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政治议题向中国发难就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

2002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也是美国政府的智囊，在《美元高估和世界经济》的报告中指出，美元还应再贬值20％－30％，但美元大幅贬值对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损害，因此美国希望全球共同承担美元贬值的压力。报告提出5种主要货币来承担美元的贬值压力，包括加拿大元、欧元、日元、墨西哥比索和人民币。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知道：加拿大和美国是连体经济，互为一体，加拿大元升值对美国经济不利；欧元对美元的升值到目前为止已经大于30％，其继续升值的空间有多大很难说；日元的升值对日本经济打击很大，日本现在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已经很难再承受，虽然我们分析认为其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一些日本企业也表示只要日元对美元升值不超过110日元兑1美元，企业还是可以盈利的；墨西哥比索作为稳定拉美金融的重要因素，对拉美金融危机有着重要意义，也不便轻易大幅升值；这样，人民币几乎成为了其惟一的目标。

而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建议就是，人民币与美元脱钩。由于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因此美元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贬值等于人民币实际上也同样进行了贬值。相对于主要其他国际货币，人民币的贬值使得中国的产品更加具有竞争力。如果后几年美元再贬值20%，汇率盯住政策会使中国竞争优势更加明显，这当然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第二篇：人民币升值是布什的政治需要 中国成了替罪羊

【编者按】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疲软的替罪羊。中国对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成为美国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一个借口，美国、日本等国家一味抨击中国的人民币政策，认为正是过低的人民币汇率导致巨额的贸易逆差，并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政府数次声明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显示了中国政府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坚定立抄…sO100

人民币升值是布什的政治需要中国成了替罪羊

日本政府官员周日再次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极低，可能会引起问题，”日本财务相盐川正十郎警告道。近来，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甚嚣尘上，如果说这是美国、日本和欧洲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倒不说是其政治利益的需要。大选前安抚制造业

人民币升值与否已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更是政治问题，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议题之一将会是，中国人是否抢走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饭碗。因此，市场人士认为，未来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将视三大因素而定s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r失业率回落的速度r美元会否进一步大幅贬值。

美国国内的制造业正纠集政治力量，组成“健全美元联盟”力促政府动用贸易关税条款迫使人民币升值。尤其去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达1030亿美元，美国失业率达九年新高和消费信心又开始回落的今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抢了美国人的饭碗”是颇容易有“选票市潮的议题。

2004年11月总统选举在即，代表美国中小企业利益的各大商会，自然是两党必争的“票源”。事实上，近日美国财长斯诺已多次“软性地”安抚制造业，表示“美国政府正留意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政策”，“中国正考虑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波幅扩大。美国会鼓励中国这样做”。从近日布什派财长、商务部长、劳工部长纷纷到多个工业州“做秀”来看，反映布什十分重视制造业选票。但布什政府似乎仍在观察，最终会否高调地以此为选举议题，则要看商会最终能提供到多少选票。日本、欧洲随声附和

早在2003年2月，盐川正十郎在七国财长会议上就宣称，“日本通缩是因进口太多中国廉价商品，全球的经济不景气也由此而起。”近年来，日本国内指责中国出口通货紧缩和“挖空”日本制造业的声音亦不绝于耳。盐川正十郎更提出要以类似1985年逼日元升值的“华都酒店协议”的文件，要求人民币升值。

由于东南亚货币兑美元升值(美元大幅贬值)，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却固定不变，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便间接提高。因此东亚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加入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欧洲人则认为，中国所谓的“盯住美元”政策(即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的固定汇率)，意味着欧元过度承担了美元疲软带来的全球经济调整后果。

上周美国财长斯诺表示，对中国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他并无确凿看法。但分析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人民币升值被牵进总统大选期间的国内政治，就注定是一个非常复杂棘手的问题。（谭冰）中国成了替罪羊

中国正迅速成为全球经济疲软的替罪羊。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并不等同于对其他国家市场份额的侵吞。它更多是与工业化国家的高成本制造商进行竞争，寻求生存空间的“副产品”。

去年，流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530亿美元，使中国成为全球吸收此类资金最多的国家。这些投资并非迫于压力而来。成本高企的工业化国家已经决定，它们需要以中国为基地，利用外包战略，确保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终止中国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将破坏这一重要供应链的稳定性，而这一供应链已成为日本、美国及欧洲企业新的全球化生产模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并非依靠偏低的币值来参与竞争，她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劳动力成本、技术、质量控制、基础设施及其坚定的改革承诺。

如果真如其它国家所愿，中国对人民币升值，那将导致其它资本市场出现泡沫，尤其是房地产。另外，人民币升值也会向市场投机者发出人民币可以“玩玩”的信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带头抨击中国的是日本。日本高级政府官员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并“挖空”日本的劳动力市常事实绝非如此。物美价廉的中国进口产品对购买力遭受重创的日本消费者来说可谓意外收获，这正如上世纪70和80年代日本的出口机器让全世界受益一样。

美国的政府官员、政客及商界人士也忙着抨击中国。许多人注意到，目前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对象是中国，2002年美中贸易的逆差为1030亿美元，今年还将进一步扩大。但对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而言，贸易逆差的出现应该不足为怪。

美国越来越需要输入外国储蓄，以支持经济增长，贸易逆差则是这一策略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美国取得资金的唯一途径是承担庞大的贸易逆差。如果美国不跟中国进行贸易，也一样会与其它国家产生逆差，如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甚至欧洲。

经济不景气时期容易出现替罪羊。当今全球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把中国树成靶子是完全不对的。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的

第三篇：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分析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资源优化配置的影响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贸易顺差也越来越大，作为利益受害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政府一方面为了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也为了缓和与其它国家在国际贸易上的摩擦，迫使人民币走上了升值的道路。

但是，对于一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待。

首先，汇率的变动，主要影响到一些以出口为主的企业。中国是一个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要出口企业。而这些企业出口的优势就是廉价的劳动力和低价的材料，这个就使得中国的制造业在国际上占有价格优势，从而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但是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这些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本来外国公司一千万美元能买到的东西可能就得多出几十万美元才能买的到。或者说，本来能卖一千万美元的东西，现在就剩八九百万了。这样，人民币升值多少，企业的利润就会减少多少。对于一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企业的利润本来就那么百分之几，人民币这么一升值，企业不赚反赔。于是就出现了好多企业裁员的情况，或者一些企业面临着倒闭的困难。

以广东和福建这些沿海地区的企业为例，家电是我国传统出口优势型行业，大部分原材料采自国内，出口比重较大。人民币升值，而国内采购成本不变，若出口家电以降价保持原有竞争力，则利润率必然下降；若降价幅度低于升值幅度，成本优势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即使利润率没下降，但利润总额和产品市场份额也会下降。国内家电行业与国际家电巨头、经销商的议价能力有限，每次升值，出口价格的升幅达不到人民币升幅，而调价行动总在升值之后。“美的”和“格兰仕”，是顺德当地的名片，仅微波炉一项，这两家企业就占全国产量的80%。人民币升值使美的、格兰仕的利润空间大大压缩。中国电子进出口珠海有限公司负责人说：“面对升值，天天心疼，利润被汇率吃掉了不少哇！”

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中国资源优化配置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下面，从几个方面说起：

1、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调整结构

与加息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相比，汇率调整往往波及面更广。对我国来说，这不仅涉及人民币对各国币值的变动，还会直接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形势。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6.6582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上调幅度为2%，并不会对资本进入、出口贸易产生实质影响，应该属于一个可控范围。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为“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意义重大，其好处就是根据市场情况汇率回旋余地很大，增强了汇率弹性。

人民币小幅升值，还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扩大内需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需要。有利于充分利用“两个市场”，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拿珠海格力电器来说吧，其海外销售公司遭逢同样的窘境，3年来，人民币升幅近20%，今年升得越来越快，上半年就升了6.5%。在与外商谈定价格后，企业利润随着人民币升值而以相同幅度下降，升幅越高，利润降幅越大。据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将造成家电出口4%的利润损失，影响家电工业总产值增速下降1.5个百分点，全行业盈利水平下滑。

2、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高进口能力

人民币升值以后，人民币值钱了，有助于提高我国的进口能力。进口能力提

高对人均资源、能源贫乏的中国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以发挥比较优势为中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因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所带来的贸易条件的严重恶化，中国本来就十分稀缺的资源、能源也和廉价劳动力一样地大量出口了。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不仅造成了珍贵资源的低效率运用，而且因开采过度，还造成了生态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如果国内稀缺的资源和能源继续大量地廉价地用于扩大出口，即主要为满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要而使用，则中国经济终将陷入难以持续发展境地。2003年经济陕速发展中所出现的原材料和能源不足，意味着资源和能源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已经敲响了这方面的警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大量地廉价地进口资源和能源，无疑是非常现实而有意义的课题。特别是面临国内石油需求量日渐增大和国际市场石油涨价的严峻局面，改善贸易条件提高石油进口能力更显得重要。2003年中国进口石油9，112万吨,2005年上半年又进口5，634万吨，同比增加了40%。按目前的势头，2010年前进口量有可能超过2亿吨，2020年还可能超过3亿吨。鉴于2003年石油进口额约相当于全国制造业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半，因此，仅减少石油大量进口费用的经挤效益就是非常可观的。

3.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制造业降低生产成本

民币升值明显好处是有利于制造业降低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际竞争力。2002年，中国制造业在职职工的工资总额为3,219亿元，只相当于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销售总额109,486亿元的2.9%和销售总成本90,244亿元的3.6%。由于中国加工贸易的比重高，因此制造业生产成本中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比重很高。2003年，中国进口额为4,128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的进口1,631亿美元，按人民币换算为13,496亿元，约相当于制造业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4倍多。不仅如此，除农产品和一部分最终产品外，中国进口额80%以上都是为了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其中，仅IC、半导体元器件的进口就高达411亿美元，钢材、石油、塑料进口额也分别高达199亿美元、198亿美元、157亿美元，按人民币换算约相当于制造业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105.7%、51.2%、50.6%和40.4%。

4.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中国继续保持世界很低工资水平既不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为早日实现小康社会，无论如何也要把工资提高到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何况除工资成本外，决定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还有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以及人才力、资金力、市场开拓力、信息力等。根据发达国家以及我们自己的经验，与工资相比，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革新等对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越来越大了。然而，享受了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好处的中国企业，尽管雇佣着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却仍然期盼人民币继续贬值。靠人民币贬值提高国际竞争力是最省事的办法，长此以往，企业就会失去技术进步和经营革新的动力，疏忽人才力、资金力、市场开拓力、情报力的增强和积累。由此可见，必须尽快甩掉依靠人民币贬值的拐杖!换言之，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变为技术进步和经营革新的动力，使企业尽快走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正道，乃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日本企业已经有成功的经验，应该认真地学习和借鉴。

5.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扩大就业，增强中国百姓国际购买力，改善人民生活 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后，随着贸易条件改善，人民币的进口能力提高，人民币的投资能力也将相应提高。这样，如果把大量进口所节省的人民币支出用于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就足以克服出口产业雇佣减少的影响，扩大就业。

以日元升值为例，日元升值虽然打击了日本经济，使出口和GDP增长率都有所下降，但对改善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有很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迄今为止的日元升值，那么即使日本不失去宝贵的90年代，也不会迅速成为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其人均GDP说不定只能达到美国的1/2或1/3。因日元升值，日本是什么进口什么便宜。由此，日本企业专门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进口低附加价值产品，日本人民也因日元升值而享受到了生活改善的实惠。通过人民币升值改善贸易条件，如果中国人民也能够大量消费廉价的进口商品，那么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定会更早地实现。

6、人民币升值有助于增强企业国际化和全球化

目前，中国虽然大量接受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特别是直接投资，但一些进入国际化、全球化发展阶段的企业已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在对内直接投资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必将逐步发展起来。鉴于“十六大”已正式提出了实施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因此，如何提高企业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资金能力，乃是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实施人民币升值，无疑是一项有利的政策选择。

7、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和海外经援有利

现在，中国基本上是海外资本输入国，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内企业也逐渐地向海外发展。虽然人民币升值将增加在华外资企业的赢利能力(以美元计算)，但相应的新增投资成本上升，原有的外资企业会继续留守而新增资金回转向其他国家投资；但国内企业去国外投资的成本将降低，会促使大量企业走出去，尤其是饱受反倾销之苦的家电业，去美国建场就成为非常好的选择。同时，在经援落后国家上，中国对各国的经济进出口必定会增加，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显著加强。

从以上这些我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产业结构有很大影响，可以改善中国产业发展的结构，促使中国企业更多的向高附加值的产品方向发展，淘汰掉那些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线，还可以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可以以更少的价位从国际上购买各种原材料！

第四篇：中国政治中心中南海是如何运行的

中国政治中心中南海是如何运行的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政治局

1956年，毛泽东在考虑中央领导机构设置时，提出增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以便“个别人提前见马克思，还有人顶着”。这一年的中共“八大”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构成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

然而，一手打造这一体制的毛泽东，却在晚年不由自主地陷入“接班人陷阱”：他需要接班人，进而扩大接班人的权力，但当后者权力越来越大，出现和他“平起平坐”的情况时，危机就会突然爆发，接班人就会突然变成政治对手。

正是吸取毛泽东的教训，邓小平才在1981年11月提出建立中央集体领导制和集体决策机制。此时距离他恢复工作已经过去4年时间，但还需要再过9年，他才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1986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时讲道：“我们实行的是集体领导，有事情大家一块商量，我自己只起一份作用。”

按邓小平本人的说法，他“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才逐步完成中国领导人的集体交接班。这其中不是一帆风顺，先后有两个总书记没有站住。”

在领导体制问题上，邓小平同样“摸着石头过河”，终于重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制度，即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

时至1993年，七位政治局常委分别代表五大机构：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其中，江泽民作为党中央总书记，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集体领导制也由此逐渐形成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核心，相对分工、内部协调，共同治党、治军、治国的政治格局。

而按照学者朱光磊的描述，当前中国的国家政治权力结构是一个“6+1+2”的体系：“6”是指通常所说的六大领导班子，即中共中央委员会、中纪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政协；“l”是指国家主席；“2”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政治中枢“党”、“政”、“军”、“法”四大方面。

想入常委需要两步走

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和江泽民、李鹏谈话时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时至今日，泰山依然安稳。但对中国特有的“集体领导制”，许多国家的态度已经发生“山河巨变”。对于这一由中国创造的政治体制，他们已经谙熟于心。他们通常十分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该国的访问，并给予足够的政治待遇和礼节。除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外，不少国家的总统或政府首脑亦经常接见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考虑到双方进入政界高层的途径差异，这种会面在世界范围内亦称得上独一无二。

中共中央集体接班人的产生，既不是西方国家选举国家元首时“空降兵”一样一举上台，也不像“文化大革命”中的王洪文那样“火箭式”上台，而是典型的“台阶式”，至少要跨越两个重要的政治台阶，才能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成员。

第一个台阶是担任党的省级书记。想要治国，先要治省，因为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级行政区。除军事和外交外，治理一个省就如同治理一个大国。担任省级党委书记是他们成为中央领导所需知识、经验和能力的“加速积累期”。

第二个台阶是担任党的领导集体成员的主要助手，也是“集体交接班”的过渡期。在这个台阶上，他们主要作为政治局常委的助手，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

与此同时，政治局常委对他们也起到“传帮带”的指导作用，使他们尽快完成从地方负责人到中央领导人角色的转变。另外，这一阶段还起着集体考察的作用，特别是政治考察，“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

通常情况下，只有走完之前两个政治台阶之后，才能正式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之一。

“集中调查、整体研究”

从政治发展的特点和条件看，分别代表党、国家和军队等八大领导机构的政治局成员组成的领导集体，是中国决策与建设的最关键政治条件。

在这种被胡鞍钢称为“集体总统”的中国特色体制下，政治局成员在决策之前，通常会采取“集中调查、整体研究”的集体学习、调研的机制，对所有涉及国计民生和国家前途的问题，进行广泛的信息采集和集体讨论。

这一传统，根源自然是毛泽东“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1992年，邓小平以88岁高龄视察南方、促进改革开放的故事，亦是中共高层调研史上的经典画面。

“对外的言论只能有一个声音”

调研的目的，自然是为形成最后的决策。从现实情况看，中共高层在跨出这一步前，往往还有数个步骤需要完成。

其一是听取“外脑”的意见。所谓“外脑”，指的是国家决策体系中的“人民群众、国内外智库和地方四套班子”的组成部分。

其二则是听取“内脑”意见。所谓“内脑”，指的是国家决策体系中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核心，包括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三大班子的组成部分。2005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更是以白纸黑字的方式，将这一途径列为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

最终的决策，则是由政治局常委会的内部协作收尾。这种协作，通常由常委间的交流协商来完成。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每个常委不仅代表个人发表看法，还需要代表各自机构发表意见。这一方面，中共有过太多的教训。1973年，毛泽东就曾经批评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大事不议论，小事天天送”。2000年，江泽民也曾明确提出：常委是管全局的，要多思考、多研究关系党和国家大局的事情。

2003年，曾庆红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称：“在党委内部，书记是‘班长’，重大问题由党委集体作出决定。集体决策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坚持党的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

由于每个领导成员的不同经历和信息途径，在这类大事上有不同看法亦很正常。通过常委会内部交流，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

不过，一旦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决定，各方机构就必须严格照办，各位常委直接向所在机构（党组）传达这一决定，根据分工各自采取行动，不允许有例外。对素有“统一思想”传统的中共而言，“团结”是常委们最需要坚持的原则。

按《中国集体领导体制》一书的说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外只能是一个集体，不得突出强调个人；对外的言论只能有一个声音，而不能有第二种声音。”

（摘自《党政论坛》2013年第10期，念青/文）

第五篇：丝绸之路是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

丝绸之路是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它也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表述）目录

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大陆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汉武帝时张骞首次开拓丝路和东汉时的班超经营西域并再次打通延伸了丝路，以及罗马人征服叙利亚的塞琉西帝国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罗马人通过安息帝国、贵霜帝

国和阿 克苏姆帝国取得中国的丝绸。西汉时期由张骞首次打通的的丝路，被称为“凿空之旅”，西汉末年，在匈奴的袭扰下，丝绸之路中断。公元73年，东汉时的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西域。并将这条路线首次打通延伸到了欧洲，到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首次顺着丝路来到当时东汉洛阳。这不但是欧洲和中国的首次交往，也是目前完整的丝绸之路路线。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的货物中，中国的丝绸最具代表性，“丝绸之路”因此得名。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如，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永平求法的佛教东渡，西天取经的玄奘，他们的一些故事都与这条路有关。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行走的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专著《丝路》。从此，丝绸之路这一称谓得到世界的承认。丝绸之路，概括地讲，是自古以来，从东亚开始，经中亚，西亚进而联结欧洲及北非的这条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丝绸之路，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的交汇的桥梁。简介

丝绸之路，在新疆按其路线分为南、中、北三道。丝绸之路（Silk Road）古代贯通中西方的商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命名。不过他所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于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所谓西域则泛指古玉门关和古阳关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

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商路统称丝绸之路。因其上下跨越历史2000多年，涉及陆路与海路，所以按历史划分为先秦、汉唐、宋元、明清4个时期，按线路有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之别。陆上丝路因地理走向不一，又分为“北方丝路”与“南方丝路”。陆上丝路所经地区的地理景观差异很大，人们又把它细分为“草原森林丝路”、“高山峡谷丝路”和“沙漠绿洲丝路”。

丝绸是古代中国沿商路输出的代表性商品，而作为交换的主要回头商品，也被用作丝路的别称，如“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和“香料之路”。隋唐年代（589年～896年）丝路空前繁荣，胡商云集京师长安，定居者数以万计。唐中叶战乱非常频繁，丝路被阻，规模远不如前，海

绸之路风光集萃(19张)上丝路逐渐取而代之。

北方陆上丝路指由黄河中下游通达西域的商路，包括草原森林丝路、沙漠绿洲丝路。前者存在于先秦时期，后者繁荣于汉唐。沙漠绿洲丝路延续千余年，沿线文物遗存多，是丝路的主干道。草原森林丝路从黄河中游北上，穿蒙古高原，越西伯利亚平原南部至中亚分两支，一支西南行达波斯转西行，另一支西行翻拉尔山越伏尔加河抵黑海滨。两路在西亚辐合抵地中海沿岸国家。沙漠绿洲丝路是北方丝路的主干道，全长7000多公里，分东、中、西3段。东段自长安至敦煌，较之中西段相对稳定，但洛阳、长安以西又[1]分3线： 丝所经路线

①北线由长安（东汉时由洛阳）、沿渭河至虢县（今宝鸡），过汧县（今陇县），越六盘山固原和海原，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至姑臧（今武威），路程较短，沿途供给条件差，是早期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