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六十自述：我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再思考

第一篇：何新六十自述：我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再思考

何新六十自述：我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再思考

（2010年7月20日）

目 录

一、关于我 二、五部书概括我平生

三、野逸之人

四、关于我的学术：经世致用

五、关于我的学术：国学新考

六、怀念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

七、学术问题不辩不明

八、市场化改革败坏了教育制度

九、我多次逆多数而反潮流

十、当今主流经济学荒谬幼稚

十一、中国亟须制订自己的全球化方略

十二、左右之争已失去意义

十三、我很享受孤独

十四、看未来淡如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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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我

何新先生说：“我快退休了。只是我的工作关系在政协，退休的手续还未办——但是无所谓，什么时候接到通知就去签个字。

二十年前，我从中国社科院调进政协时我是正研究员。后来到政协，在政协我的工作关系 是放在老干部局。但是二十多年我没上班，也不用请假，只是在家中研究写作。我本是一个闲散的人，实际等于早就退休了。”

何新说：“国家对我很好。我已是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专职的）。给我的这种特殊工作 安排，大概在全中国独一无二。即使前一些年有一段时间我已不是政协委员（第十届），但待遇工资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何新自嘲说：“所以，我是三有三无二非——有职无务，有名无实，有事无业；这叫三有三无。既非官员也非学者，这叫二非。”

何新说：“人生如白驹过隙。少年风流，一晃就六十岁了。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回首一 下人生往事，谈谈往昔的作为，现在的所思，以及对国家民族未来的一些忧思。” 二、五部书概括我平生

何新说：“我以往的人生经历，奇特，不俗。

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来我离家上山下乡，去东北军垦农场。这几十年当中，我所经历的个人生涯中的小风小浪，以至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风大浪不少，奇事、怪事、不可思议 之事也不少。

计算起来，我平生五历生死边缘，两次死里回生。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间生生死死，爱恨情仇的经历和上天下地的阅历，绝非一般的文人、书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梦见！”

何新说：“苏东坡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舍乞儿——我也是如此。回顾平生——我少年时是浪子，青年时是游子，中年时是汉子。现在老了——我是整天呆在家的呆子。”

我的书斋叫“左右斋”，取左右逢源之义。我的书房里有一副对联：

左眼观今右眼观史，有酒吟诗无酒吟佛

我未参加任何党派（八十年代曾经参加九三学社，后来不喜欢参加会议，就退了），我是在家皈依的居士。

何新说：我这一生，活得算潇洒，开心。年轻时代，我是登徒子。年轻时我很帅，而且有一种傲气加霸气，“酷毙”。所以很多女孩子迷我。我大半生放浪不羁。五十岁以前，不好意思，经历了几次婚变，多次恋爱。但是网络和一些小报所传关于我的私事之类都是捏造。

我平生个性强，相处难。两情相悦，所求就是一个“爱”字，有感觉到一起，没感觉或者感觉不好，就分手，爱得明白，也散得明白！——“没有天长地久，只愿曾经拥有。”

何新总结说：“我的少年时代是一部闯荡江湖的《水浒传》，青年时代是一部红袖簇拥的《红楼梦》，壮年时代是一部随心所欲的《金瓶梅》，中年时代是一部纵横捭阖参政议政的《三国志》，晚年是一部归觅心经的《西游记》——五大奇书都凝聚浓缩在我平生的感情和阅历中。如果有机会娓娓道来把往事写一写，那会是很好看的一部传奇故事。”

何新说：“最不可思议的是，我这种相当个性化的人生，竟然发生在一九四九以后到今天这么一个十分缺乏浪漫精神的时代。所以，我的生活经历在中国知识分子圈子中，可以说是非常奇特独一无二的。”

三、野逸之人

何新说：我是幸运之人。得天所赐，屡历磨难不死。得天眼通，心有慧根，而能与天地 古今中外沟通。

在学术上，我是一个奇迹。我平生无书不读，无所不学，在人文学术领域举凡文、史、哲、经、数、理、化、文字、语言、逻辑[1]、天文[2]、地理[3]。以及艺术、文学、诗歌、美学，以至考古、文物、书画古玩，样样我都感兴趣，涉猎过，或者深入浅出地探索过。

老实说，对于这些学术中的任何一门，都足够一个人投入一生去研究的。我平生著述数十种，有一些被译成多种文字。我的一些畅销书常被盗版。

其实，作为一个学者只要能写出其中

一、两种就已经不枉此生，足以名世而成一家言。然而我始终文思如泉涌，直到于今仍未枯竭。我想完成但目前尚未完成的半成品著作（在电脑中或案头上），还有十余种。

我行文神思天纵。一些文人不服气，他们说——从没看到何新在做什么学问。的确，前人讲究“皓首穷经”，主张一生只读一经，板凳须坐十年冷，要下这种死功夫。而我则不同。年轻时代，我也曾风花雪月，游戏人生。什么都没耽误！行过万里路，也读破了万卷书。但是我的确并没有对某一种学问倾其全身心专门投入过——所以我承认自己不是专家— —一专之家。

但是学问之境的最高境界是融会贯通，而我做到了。我不仅是通家，在学术上，也是个玩家。

世界是幻，人生是梦，学术是游戏。我认为做学问能达到的至高境界才是“玩”——玩者，游戏也。不拿它当饭碗，当金砖或敲门砖。而只是赏心悦目，怡情遣兴，做智力游戏——这就是玩儿。

我懂一点文玩古董的鉴定，也会治印，偶尔也玩玩笔墨。中国古来画学有南北分宗及力（隶）家与逸家之说。台湾前故宫院长名画家江兆申，曾写信称道我的画是逸品，说境界很高。高或不高，可以由人评说。但就做人而言，我应 当算是一种逸品——闲云野鹤，野逸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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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学森命名何新提出的一种动态集合论为“何新树”。

[2] 何新在古历法学上有独到的发明和考证，着名天文学家陈久金先生有文评论过。[3] 中国引入“地缘政治学”这门英美偏门之学，是老何在上世纪80年代最早研究 并介绍给中央高层而引起重视。

四、关于我的学术：经世致用

何新说：我的学术中第一部分是活学问——于国家于民生有用和能用的学问，前人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就是讨论经济的，政治的，涉及国计民生的，以及关乎国际形势和全球

战略问题的。

青少年时代，我喜读《孟子》，受他的人格主义影响——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已任。所以常怀忧国忧民之思，身居茅庐，而心系天下。

我昔日所试图给国家建言提供的是一套以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和至上，试图摆脱左右意识形态之争的强国利民之术,就是所谓“新国家主义”。我是主张建立强大国家的新国家主义者，但也是希望国家应该是关爱百姓的好国家，而百姓应当有民权的新民主主义者。

在经济思想上，我主张重点产业发展应当以国家目标和全局计划为主导，而不能以市场和利润为主导。但是，国民经济应兼容资本主义以及利用市场机制。这种经济体制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这本来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设计。

在财政上我主张中央收权，协调地方，反对目前的地方坐大，分灶吃饭。以至苦乐不均——有些地方民穷财匮，百姓衣不蔽体。而有些地方城市里种花种草年耗百亿。

在社会财富上，我主张实施新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抑制和限制私人富豪经济、遏制私家富豪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霸占和垄断。我反对当今横行无忌、富可敌国的世袭权门经济和豪门经济。我主张内资外资一视同仁，废止目前对外资的特权和特殊优惠政策。特别在金融领域，我认为国家必须加强对外部进入中国攫金的国际金融大鳄的监管。近五年来，高盛等若干国际金融大鳄在中国金融领域畅行无忌，为所欲为，蚕食吞噬；把中国经济搅乱得昏天黑地！

在社会分配上，我强烈主张由国家实施第二次分配，以国家权力之手实施社会资源控制 和公共产品的有计划配置。由国家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保障公民普遍就业，实施全民免费教育和普遍社会医疗及养老保险。我主张国家以财政力量保护和照顾穷人、老弱病残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我并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在现实中有实现的可能。但我是现实主义者，新国家主义者，好国家主义者。

我基本认同毛泽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应当看四十年代解放区发表的原版。五十年代以后做了很多向左转的修改）中所提出的那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治国理想。

遗憾的是，正是毛泽东本人自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激烈地左转。特别在六十、七十年代全面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背弃了他在四十年代以至五十年代初叶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

毛泽东在四十年代明确主张，国家政权的性质，应当是“人民民主专政”——既不是苏联模式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但也不应当是只为富人服务，偏袒富人和权贵的“资产阶级专政”。

四十年代和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思想不同于一九五七以后特别是一九六六以后的毛泽东思想。那时的毛思想强调的核心内容正是新国家（民族）主义、新民主主义和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新社会主义（从而不同于斯大林主义）。

五、关于我的学术：国学新考

但是几十年来我所真正属意的，下了多年功夫的，还是一套《何新国学经典新考》[1] 我写这十几本书，旨在“兼融古今之智勇[2]，开拓万古之心胸”——但我这套书并不是写给当今的凡夫俗子、利欲之徒们看的。

这一套《经典新考》经得起后人之研究与观赏。因为这一套书贯通上下，衔接古今。多少前人没搞懂没搞通或者误解之处，我用一种新的、我个人的独特的视角，重新作了系统性地解读。我从乾嘉汉学钱、戴、二王[3]的着作去研习经学及训诂学。但是我的灵活运用以及 所获得的新知，超过清人以至章、黄之学[4]。

我有一部《新说文解字》，还未最后定稿，就是要纠正前人在文字学上的误说。

我发现龙的动物原型真相是蜥蜴及鳄鱼，凤的动物原型真相是鸵鸟——这是我归纳了文字学、语言学、动物学、考古学、图纹学、历史以及地理学多方面材料和证据，而后得出的铁证如山的颠扑不破之论。

我论证所谓“扶桑”的语源是来自日本富士（fujis ang）火山。中国上古曾经存在崇拜太阳神的一神教，而伏羲（曦神）、黄帝(光煌之神)、炎帝（炎火之神）、祝融，原先都是上古太阳神的名号，而后来才成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号。《离 骚》、《九歌》这两个书名，自从汉代以来学者讲不通。而我证明，“离骚”就是“离操”，“操”本是上古诗歌之一体。而“九”乃“艽”也，“艽”者“郊”也，“郊”者，郊天之祭祀也。故“九歌”本为郊祭五方十位天神之祀歌。了解古礼制者会懂得，这些发明皆乃发千古之覆。五四运动鼓吹反孔推翻礼教，对历史进步有重大意义，但在文化上则有诸多误解与歪读。一些谬种流传久远，一直影响到今天。《诗》、《书》、《易》、《老》、儒与道等等，被一些只知耳食之言的文人墨客歪讲邪讲，讲傻了，讲歪了，讲死了，变成了一种“二百五”的东西。我的这套书自2001年以来先后已经出版过四次，每出一次我都一改再改，增删历百遍，呕心沥血，从写作到出版，销磨前后近乎二十年，方得完成。但是不久我还会出一种新版本作为最后的定稿本。我以这一套书作为老何的《太史公书》，立意正在“通天人之际，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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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09年出版。

[2] 宋陈亮语。原文是“推倒”古今之智勇。

[3] 指钱大昕、戴震、王引之、王念孙。

[4] 章，章太炎。黄，黄侃。

六、怀念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

何新说：对我的学术一向有争议。然而当今又有哪位人物、什么东西没有争议？

有人说可惜你学历不高啊！学历不高恰恰是我的荣耀。上帝似乎就是用我在中国当代学术界的存在，来嘲笑那些海归以及本土的出身名校高门的糟糠之辈。但是其实，我的学术履历非常正规而完整。

一九七七年高考复考。次年我考进黑龙江一所末流大学，只读了三个月不到就主动退学。一年后，我在北京应召聘而被破格聘用，进入国家名牌大学（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当了汉语教师。而听我授课的那些学生，都是78届的，本应当是我的同学。我的学生中没有人对我不服气。我教的那个班中，培养出了一位着名作家，就是北京作协的徐XX女士。她的文才，当初就是我最早发现而且给予推荐的。一年后胡乔木（中国社科院院长）和梅益先生（秘书长）又把我破格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去后，我就被直接安排在社科院的最高学术文官机构科研组织局担任学术秘书。

自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在中国社科院的十年间，我先后由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到研究员，循序渐进，每一次都是破格提名，而后经过所、院两级学术委员会的论议评定。每一次都有争议，但最终都以高票表决通过。

八十年代中国社科院还是人才济济，许多老一辈的学术

权威都还在——学术界人都知道当时在社科院晋升到高级职称有多难（当时之哲学所、历史所甚至有海归博士为评不上副研究员而自杀者）！所以当年我破格晋职的信息被作为特例登过《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

有人说你年轻时为什么不去投个师门弄个学位呢？但是有什么必要呢？八十年代我在中国学术界已经名声赫赫。学术界当时那些达人，我大体都认识——他们谁敢做我老师？！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自从八十年代我在学术界出头到今天，对我的嫉恨诽谤谩骂之词一向很多。无非就是末流文人的造谣和脏骂而已。中国一些受过压抑的文人往往有泼妇、妾妇的变态心理，于网络的嫉妒与脏骂可见一斑。但是何足介意？我时常见到一些猥琐的不肖文人抄窃我写的东西。包括我偶然讲过一点只言片语，都有人捡起来借题发挥。好笑的是，某

一、两个骂我最狠的伪“清流”文人是窃取抄袭最多 的（都是被网友所揭露），现眼以后还要强辩，狼狈尴尬之态，观之好笑。

七、学术问题越辩越明

何新说：我是好事之徒，不怕争论。一些年来在学术上遭遇的高手如林。批过我的人也不少。但是学术论争，有来有往。你可以批，我也可以驳，道理越辩越明！迄今为止，那些学术上批我的人，还少有与我辩论能往复两个回合以上的。以至包括八十年代直接批评过我的大师吕叔湘、袁珂那样值得尊重的老先生，交手仅一个回合也就罢手。

陕西大学有个斯老先生，就一个“德”字的释义，与我在《人文杂志》上往复讨论，但是也不过三个回合，他就无意再辩，高挂免战牌了。八十年代有史学博士×××，在堂堂的《历史研究》杂志上以头版头条撰文批判《诸神的起源》，指点多处所谓的“硬伤”，来势甚为汹汹。我只好撰文回应，也发表在《历史研究》上。我引用史料证明这位博士所提出的诸多异议，并非我的什么硬伤，而是由于他自己读书少,所以不知道我所引用的这些史料的出处。这当然也是嘲弄他。可笑交手只这一个回合，本来我还准备了诸多资料，战意犹酣呢；而他却就偃旗息鼓退下不见踪影了！

现在《诸神的起源》日、韩都有译本（文字古涩很不好翻译）。台湾木铎出版社有未经我授权的盗版本。大陆二十年来，则已经反复印刷，出了十几种版本。每隔两三年就印一版，因为总有读者要读。那些反对我的人可有哪本书有这样的效果？一本学术书有这样的成绩，还不经典吗？

八、市场化改革败坏了教育制度

何新说：我平生友朋遍天下。但我一向不拜师也不收弟子。一九八八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任副研究员时，就有资格收研究生。多年来一直也有不少人慕名欲投我门下，但我一律不收。何故？庸才遍天下，孺子莫可教也。全面理解我的学术思想，需要多方面多学科的学术准备和基本知识，而当今能达到我要求的年轻人几乎根本没有。所以我的学术将来只能遗憾地失传，成为一代乎绝学。

市场化改革已经败坏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今日中国之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一样，变成了商业操作的市场。医生靠卖药赚病人的钱，老师靠卖知识赚学生和家长的钱。从小学起，一些教材特别是“奥数”一类辅导资料，就设定一套虚假无实，未来多数终身无用的虚幻知识体系。折磨而且浪费小孩子的生命头脑和时间。此种体制培养之学生，皆为应试入名校谋学历，竞分数而弃实学。当今学文科者学成不通文墨，学理科者学成不务实技。社会失德，金钱与权势左右一切。唯娱乐化与动漫化弥漫浸淫当代文化。此种文化氛围下所育成之青年多弱智而无脑。青年乃国家之未来与希望。青年无才俊，中国之前途，不可言矣！八十年代我在中国学术界之所以能取得一席地位，不是靠学历，也不是靠关系，而是靠真学问，靠真本事。英雄不问出身。我很怀念八十年代的社会环境和那个文化氛围。现在中国有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的世袭现象，用人以学历出身设了重重限制；似乎要重建魏晋九品中正制和世袭门阀的阀阅贵族制度。而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平民社会。全社会礼贤下士，重实才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学历。所以才能破格用人！政治很清明，社会风尚好，学风也好。

何新说：若没有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破格用人，我何新可能永远只是东北畎亩上的一介农夫。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何新，没有八十年代那种学术开明的氛围也没有何新。所以，我始终感念邓小平。

九、我多次逆多数而反潮流

何新说：我平生在学术和政治上，数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有逆鳞犯言之举。

一九八八年夏季，我在《经济学周报》上撰系列文论，批评“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闯关论。我警言曰：“群小乱政，政出多门，天下失序，有**之兆。”是年十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警言“如乱局失控，天下势必分裂而将现诸侯割据之局。”此文发表后为各国政要所关注，亦警醒邓公及高层。其影响之深，则为其后之事变所证实。我后来之所以得到参政议政之权，而能侧身于国士之列，盖以此。

一九九〇年，东欧及苏联先后解体，“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美籍日裔学人福山撰书称民主化乃未来不可逆之历史潮流——“历史已经终结。[1]”

所谓“终结”的意思，就是从此历史将是西方化、伪自由化以及美式民主之时代，社会主义理念已经过时。

但其后发生两次伊战、阿富汗战争、9•11事变，以及一系列金融危机，显示普世价值不可期，历史并无不可逆之潮流，金融资本主义仍需国家主义的政策介入。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亦并非未来之天堂。

何新说：其实，历史中本没有所谓不可逆的潮流——若有，亦绝非凡人所能知。我观察人类历史之演进，乃知历史之本体是无序。在人类历史中，**、无序是常态。安定、组织化是动态，是短暂的。所谓历史“伟人”，都是在历史之特定时代及背景下，缔造和构建历史新秩序之人。而任何一种制度秩序，稳定期通常不过持续数十年至百年左右，必因腐败及人性之堕落、私欲之扩张，而逐渐瓦解、疏离、废弛，而渐进入失序与维稳之中间态，最后终归于解体。须有这种眼光，人才会有历史感，而知道自己与以往一样，都不过只是历史中的匆匆过客而已！

历史中所谓“稳定”若不是一极独大，强权贯彻，则只能是诸种势力之妥协与制衡。西方“民主制”虽可略显民意，制衡权力，但金权资本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融合一体，本质仍是资本社会而非民权社会。从来没有什么不可逆之“普世性民主潮流”。

何新说：一九九〇年夏，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指出：“伪民主是美国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国是其既定目标”。我一个人当时以此论而对抗一个世界。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我的数万言《中国经济问题与世界未来》，此文被译成七十多种文字，传播全球。不结盟国家论坛领袖尼雷尔读此文后，大为动容，写信给我，表示支持及感谢。卡斯特罗读此文之西班牙文版后，邀我访古，我遂建议古巴推动经济改革。回国后，李鹏总理约见我。我建言中国经济方针宜变内需主导为外向出口主导，方可解决工业中生产过剩、库存积压严重的问题。此后中国经济方针转变，大力鼓励出口，于是外汇渐得积累，资金得扩散于民间。中国经济因海外资金技术之进入以及出口市场之带动，乃呈现近十几年来之繁荣。

一九九二年春，邓公南巡反“左”。我上书建言江李体制不可动摇，左右之道不可偏颇。一如文武之道，宜一张一弛，左右之言均不可废。邓公似乎容纳了我的意见。

二〇一〇年我出版《反主流经济学》，书中汇聚我历年来与主流派关于经济学政策之论战文章。我尝极力反对驱工人下岗及国企私有化之改制。近期我指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乃堕入美国基金及投行攫取中国外汇储备之圈套。在这些关系经济方针之重大问题上，我多次以孤介之言逆乎多数而反乎潮流。

何新说：实际上我的主张并未成功。但是，我把我的话语留在了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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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云：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自由民主原则战胜了共产主义原则，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化原则。当代人类政治出现的诸多问题，不是自由民主原则本身造成的问题，而是没有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带来的问题。因此，自由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完善最理想的原则，今后人类政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政治的原则不再有发展，因而在政治上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

十、当今主流经济学荒谬幼稚

何新说：我只是半个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也有所建树。一九九〇年我提出中国经济中发生了“生产过剩”，振聋发聩，“雷倒”当时一片人。然而今天“产能过剩”已成了经济学界的口头禅。人们似乎忘记了被主流所奉为祖师爷的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曾经讲--“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永远解决了‘生产过剩’这一十九世纪马克思经济学的伪命题。”“主流经济学”这个辞几乎就是我的发明，现在 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牌坊有点臭了！

何新说：但是，中国的经济学思想荒谬幼稚到什么程度？？还是怎么估计都嫌不足！一个汇率升值问题，某些经济学家鼓吹了几年，大谈特谈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了，因此应该“升值”——他们却居然不知道“汇率”是“汇率”，“币值”是“币值”，这是两回事。货币可以购物，但货币也可以买钱，交换其他货币。汇率是什么？是币价。以币买币，其值曰“汇率”。币值是什么？是物价，以币购物，其价曰“币值”。因此，“汇率升值”不可与“人民币升值”混为一谈，从而误导国家和广大民众！

利用汇率升值，做外汇期货就可以直接套汇赚钱——这在国际贸易中是基本常识，而中国经济学人竟很少人知道。

何新说：国家的外汇储备因人民币持续不断升值而严重流失，这在国际金融史上，将成为由于一种错误的经济学理念而误国殃民的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

十一、中国亟需制订自己的全球化方略

何新说：近期以来，“内需主导论”甚嚣尘上。倡言此论者，首先无知于资本主义之发展历史及规律。自十五世纪所谓“地理大发现”以来，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世界市场的开拓史。没有一个发达工业国，不是由困锁自足的内需经济、一国经济，而跨步走向全球化经济的。

何新说：为什么必然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内在规律使然。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始终无法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产业能力之扩张程度，永远大于市场之扩张程度。因而，产业在发展中周期性地遭遇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劳动力过剩——遂引发一次次周期性发作之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之危机，决定了有能力之工业强国必须向外看——必须全力拓展世界市场及新的资源来源。因此一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必须成为外向化的全球竞争型经济，方有持久而可持续的生存之道。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下，始终存在着一种两极化的体

制：一极是金融资本及产业发达之主导型国家，另一极是依附于发达工业国之市场、资源服务型国家。后者依附经济强国作为其外围市场。这类国家就是从属于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之第三世界。它们在取得政治独立前，原本是发达工业国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政治独立后，则仍因为无法摆脱经济生存之依附性，而成为非传统类型的新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如当今之拉美、菲律宾、非洲，以及依附欧盟之东欧诸国）。而中国今天之地位正介于二者之间。

综括某些海归学者所鼓吹之所谓“内需主导”方针的基本思路，概言之无非就是：

1、主张限制出口，消耗所有外汇储备大规模进口——从而帮助发达国家开拓中国的内需市场。

2、主张对内无限制印刷人民币，不在乎加剧国内通货膨胀，鼓吹以房地产经济为产业龙头，扩振内需，不惜消耗一切国内资源。

何新说：众所周知，中国之国情是人口过剩，国内资源近乎穷竭，农民极其贫困——何来广阔之内需市场？一旦现有之外汇耗光，加之出口产业能力萎缩，那时中国就不再有能力购买外部能源及资源。要进口，就不能不举债。中国将不得不转变成对外负债的纯粹进口国。因为若不大量进口能源资源消费品，因内部民生压力巨大，国家势必陷入穷困内乱之境。而这正是美国对中国输出内需主导论的目的。内需主导方针，乃是最有助于从内部瓦解中国达到帮助美国不战而胜的方针。

由此可见，这种“内需主导论”，不仅是画饼充饥的虚妄之论，而且是穷国之论、乱国之论，亡国之论！

美国近年一直在悄悄营造着一个困锁中国的战略包围圈，目前已经接近成功——从地缘政治及军事上，对中国实施满月形包围战略。这一军事战略与经济上的内需主导论，内外表里互相配合，意图无非都是要困锁中国，遏制中国，最终分解中国！

何新说：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向外发展。我认为中国内部的所有问题和压力，只有全力推进向外发展的路线，才有希望解决。

为此中国必须形成中国自己独立的全球战略。首先应当摆脱外交上的对美依附性。不要总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搞外交！

何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应当开拓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制订自己的全球化方针。未来中国要想复兴而强盛，就必须通过外交、经济、政治以至军事的全方位手段，谋求向外拓展，在全球范围甚至宇宙空间范围——寻求新的资源供给地，开拓而逐步建构全球化的大市场空间网络。

十二、左右之争已失去意义

何新说：我认为，若干年来政治上围绕改制问题的左右意识形态纷争，对于未来已失去意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革方向不可能逆转！但中国将来百年内也绝无可能转变为

美式的政治体制。

何新说：在政治问题上，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与适度集权两手都需要。我从来不相信一人一票的分权代议制形式民主可以体现民权。中国许多农村基层至今仍是宗族性社会。所谓民选乡长、县长，只能选出族长。黑金势力，权钱交易以至贿选、逼选将乘机大行其道。

但我也反对不要民主，我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主张限制行政官员的个人权力。目前中央权弱，法章失序，有地方坐大之势。以致有些地方之中下层官僚公然为所欲为，横行无忌——想聚部阅阅兵就阅兵，想抓人游游街就游街，小官僚无法无天。而中央对之竟然无所制约，导致民情激愤。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长此以往，中国就会再度回到东周、春秋时代——天子之政不出洛阳。而诸侯小国林立，各行其政。

何新说：所以我主张加强中央集权而“削藩”。国家应当制定严格制度，废除公务员的终身制以至世袭制。实行察举巡视从严约束地方官员。我认为国家必须从严治吏，特别不可放纵县、乡两级胥吏横行于下层，任其鱼肉百姓。我主张中央政治要保证下情通畅，民意上达，要让百姓舒心通气地过好日子，不要被那些基层恶吏肆意欺侮、蹂躏。

我认为有效的公民民主只能通过法制而得到保障。各级法院有责任依法受理一切违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案件，真正做到有法必依。司法系统应当独立且直属于中央，而不 应当从属于地方。让司法系统成为中央政府依法监控地方的重要法律工具。

何新强调说：“法制”的概念不同于“法治”。所谓“法治”并不是什么现代概念——法治无非是据法而治，这是古代法家的主张。而所谓“法制”，是一个现代概念。其根本意义是宪法体现主权，宪法高于一切，宪法制约国家全部法规制度，违宪就是叛国。宪法约束行政法规。在宪法制度面前一切人平等。这才是近代和现代的法制理念。

何新说：国家应当要求法院民若举，法必究。法院不应当自我设定诸多禁区，不应该这不受理，那不受理；使得升斗小民受欺侮后无门投告，有法不可据。这必然酝酿社会不安定。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纠正侵权、保护弱者。各级法院有责任受理涉及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法的一切社会案件——不管是民诉还是公诉，告官员还是告老板，只要有违法情事就应当允许百姓进法院去告。而且可以逐级上诉，直诉到最高法院。扩大法院的职权，就可以减少信访的问题；从而让有裁决权的法院，取代无任何实权的信访部门。法院权责加大，信访自然减少。

我认为左右两派都不应再煽动内争与内乱。对内应革除弊政，保持安定团结。举国一致

向外拓展，谋求营造以中国金融以及产业为核心之新东方和新世界经济体系——这才是解决未来中国一切内外问题的根本兴国之道！

何新说：我这些话说在当前，仍然是逆多数而反潮流。但是，中国未来没有第三条路-——要么就是走向复兴而成为世界核心强国；要么就是因内部压力积聚，终于内乱爆炸而分裂解体。

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时间和机会并不太多了！

十三、我很享受孤独

何新说：二十几年来，我在学术界独往独来。但是我很享受，自得其乐。能避开文人中的俗人、庸人、笨人和坏蛋是一大乐事。可叹往日那些曾经知我、诲我、提携我、奖掖我，令我尊敬的长者、能者、德者，于今都已逝去。当今中国已少见真正的文化人。只怕以后再过一两代，连能通读《古文观止》原文的文人也不多了。当今文化表面富丽堂皇，可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都是徒有泡沫。价值

之没落，无过今日！令人悲哉痛也!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我悲哀当今民族文化的衰落--未来怕找不到让民族古典精神栖息的家园。

何新说：现在的“市场转型”几乎成为又一种“运动”。未来历史会证明——近年以全面私有化为目标的这种所谓“转型”运动，是文革以后我们这个不幸民族所遭遇的又一次浩劫！是文化的浩劫，是人道的浩劫，也是自然生态的浩劫！

生态之破坏，中国有史以来莫如当今之严重，也超过当今备受诟病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根源就在于市场化、私有化过程中人们对金钱的疯狂追逐、各地官员对GD的掠夺式榨取！现在又有人在鼓吹什么农宅地私有化。无非就是再发起又一轮征地运动，对农民的又一轮掠夺。但愿不要再在农村又掀起一波大搞房地产的运动。现在的农村中，多数地区的农民民生相当困顿。应当在农产品市场化的基础上重建农民的新型合作组织（欧盟、日本、以色列的农民合作组织有成功之模式可资借鉴）。

当今农已弃业，粮有近忧，若再因沿海出口经济衰退而卷起一个返乡农民的失业潮，天下岂能得安宁乎？！

何新说：但是，不管未来道路多么曲折——总有一天人们还会回归庄严而反省今日。即使天崩地裂，我相信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总会存留下若干种子，天不能死，地不能埋！

总有一天，还会再出现文化昌明的好时代、新时代，真正的盛世；还会再出现新一代文化上的智者们。让中华文化的太阳再度明亮！

十四、冷眼看未来淡如清水

何新说：我对未来看得淡如清水。我平生经受过凡人不能想象的大苦，也享受过俗人不能想象的大福——而今回看六十年的人生，一切，宛如一场游戏。只留得一抹夕阳几许微笑而已。

我身体早已外强中干，表面似还好，其实眼半瞎，脑半残，心半死（我心脏有个窟窿，动脉上有一血管瘤，随时可能崩破）。惜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早吓得半死，会食不好

睡不安，恨不得天天要去泡医生。可是我自十年前检查出来至今，连再复检都没去过。作为专职的政协委员，国家给我安排可享受副部级的高干医疗待遇，每年都有公费体检，但是十多年来我基本没去检查过。

每年暑期我可享受一次去名胜地公费疗养的待遇。但是我给国家省了钱，十几年来一次没去过。我很少去医院。中西医药理、病理、生理，我略知一二，一般生病我自己调药自我治疗。如果将来身体真有状况，那我的态度是恬淡宁静，顺天由命。死生有命，万法皆虚。我是随时准备放下眼前身外的一切，皈依涅盘去见佛祖的。来时赤条条，去时无牵挂。

而今天但凡我还活着——那只有一种意愿就是，再写一点东西，利乐众生，利乐有情，利乐他人。

我现在凡所言、所写、所爱、所喜、所恨、所苦——

皆非关自我，是以大悲之心观世——警世，为后代，为国家，为苍生！如此而已，夫复何求？！

天象异常，危机四伏。善善恶恶，因果相循。命也夫，随之去，过眼云烟而已。

就个人而言，上天给我的恩宠已经够多了！这就是我的六十岁感言。

2010年7月16日

（此文最早是根据何新谈话的录音记录整理。后来经过何新先生多次反复 的修改。这一稿中增加了若干重要的内容。何新先生认为可以作为定稿。）

第二篇：对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再思考

对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再思考

2008-04-23 21:03:51| 分类： 【医疗保险】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对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再思考

胡 涛

(本文字数：3206)《改革与战略》 2008年第3期

[摘要]在医疗领域，“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现在比较突出。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医改建议。文章在重新思考这两大问题的基础上，对目前一些流行的建议和政策进行了反思。分析既有对目前医保思路的质疑，也有对完善医疗转诊制度的思考。其中对于在医疗保障体制中引入医疗券是较

新的想法。

[关键词]医疗体制改革；市场化；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8)03-0145-0

4On China's Medical System Reform

Hu Tao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Poor access and high fee are the two major problems in China's health system.It is analyzed and suggestions are addressed.Based on re-considering of these two issues, some popular suggestions and policies are re-considered.Th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includes questioning present policy in health security system, consummating the ideas of establishing transfer system;and the idea of

“Medical Voucher” is very original.Key words: medical system reform;marketization;government-directing

一、前言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自1985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算起已经启动了22年。其后推进医疗体制改革的政策也是频繁出台：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0年出台《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虽然医疗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随之凸显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也慢慢成为医疗领域的两大顽疾。2005年，针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产生的各种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撰写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一文激起了

社会各界对这些年来医改历程的反思。

无疑，“看病贵、看病难” 已成为目前医疗领域诸多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它反映出整个医疗领域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处于明显的失衡状态。“看病贵” 是指医疗价格高昂，患者往往不堪重负。据统计资料表明，1993年我国居民因经济困难有病放弃就诊的比率只有5.2%，到了1998年这个数据上升到13.8%，而2003年该比率更是达到了18.7%（顾昕，2005）。“看病难” 则意味着医疗供需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以至于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比较差。由于存在的问题已经较为严重，同时又因为医疗服务关乎全民切身利益，社会各界对继续推进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近日，随着《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的下发，进一步医疗体制改革已拉开序幕。社会普遍预期新的医改方案将会在2008年推

出。

与政府对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视相呼应，在学界众多学者也纷纷把脉中国医疗体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且提出针对性的改革思路。粗略看，改革的思路既有框架性的设计，也有对具体改革细节方面的建议。对于医疗领域如何配置资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条：一条强调以政府主导的方式来配置医疗资源（葛延风，2005；李玲，2005）；一条则强调以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资源（顾昕，2005）。值得指出的是，主张政府主导的并没有完全否定市场在提高配置效率的补充作用；而主张市场主导的也没有忽视政府在医疗领域促

进公平的天然优势。

事实上，无论哪种医改建议无非都是一种具体的制度设计，而设计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经济中效率和公平是难以两全的目标，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如果认为医疗领域主要的问题是诸如医疗费用负担不公平，医疗资源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以及在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之间分配不公等，那么进一步医改的重点就应该更加注重公平；如果认为医疗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那么改革就以效率优先。就笔者所了解，目前大多数的意见都判断我国医疗领域出现的不公问题更为严重，因此，主张政府主导的改革意见成为了下步医改的主流声音。笔者并不否认公平问题的突出性，同时也认为在某些方面政府的介入至关重要，但是忽视市场在调配资源方面的功能很可能使得改革的目标无法达到促进公平的初衷。

二、医疗中“看病贵”的分析

笔者认为，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药价虚高和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当然收“红包”这种灰色收入也是看病贵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不过其产生的原因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医疗领域缺乏有效监管所致，其实更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医疗领域竞争不够。笔者认为，下文对于药价虚高的分析对于医生“红包”问

题是基本适用的。

（一）药价虚高问题

可以说药价虚高是普受诟病的问题，很多文献对此有过分析，各种观点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见仁见智。较为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三种。一种认为医疗服务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药价虚高（吴建文等，2006）。因为医师相对于患者有天然的信息优势，这使得其有开大处方或诱导病人做过多检查的激励。第二种是从药品流通环节找原因。这种观点认为药品批零环节中广泛存在的制药企业、“医药代表”和医院及医生之间的“灰色利益链”是药价虚高的原因。据张映光、戴维（2005）调查，一个生产成本8元的药剂经过批零整个过程后实际售价达到78元。这之中存在的巨大差价除了医院和制药厂的正常利润外，还存在不菲的医生回扣和以“医药推广费”为名的公关费用。第三种观点和第二种有着紧密的关系。它认为医院直接经营药房这种“以药养医”的方式方便了制药方和医院之间的共谋，从而为抬高医药价格提供了温床（中国

卫生发展报告，2006）。

上述三种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基本上都是将矛头指向了医疗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其纠正的办法都是带有较强的“政府主导”色彩。比如自1998年以来发改委共出台了24次药品降价政策，即政府部门直接对药品市场限价。从1999年开始试点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也是卫生部为规制药价而出台的针对性的管理办法。2002年由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联合发文，并选取青岛等三个城市作为医药分家的改革试点城市（中

国卫生发展报告，2006）。

那么，这些措施的实行效果到底如何呢？众所周知，尽管多次政府的降价令所涉及的降价幅度不小，但是广大患者基本没有感觉到多少实惠。因为药品一旦降价就很快被一些价格高昂疗效类似的药品替代。药品的集中招标制也没有使药价有实质性的下降，即使一些低价药经常中标，但是在医院的实际用药中难觅其踪迹（张映光、戴维，2005）。医疗领域的这些实际情况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问题的关键，即我们不能将问题简单的归于医疗领域的“市场化”之错。

笔者认为，医疗市场缺乏有效的竞争压力是问题的关键。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其产品的定价是等于边际成本的，凡是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标高（price markup）行为背后都能找到市场竞争不充分或者垄断的痕迹，甚至在很多时候恰恰是“政府失灵”所导致的政府职能错位限制了竞

争。当然，有人可能会指出医疗领域由于其自身固有的信息不对称使得竞争也无法降低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诚然，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但是其实任何市场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信息不对称，甚至在很多产业其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不弱于医疗行业。比如汽车和电脑行业，买卖双方对于产品的信息是相当不对称的，可是这两个行业的价格远远没有像医疗行业这样高得离谱。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伯川德（Bertrand）模型指出：即使是两个寡头，只要价格竞争足够激烈，其市场的均衡定价也是等于边际成本。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结论的成立并不需要假设买卖双方的信息是对称的。这意味着，信息不对称与某个产业价格虚高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上，经济学的常识指出只有存在一定的市场势力（无论这种市场势力是如

何获得），其价格才能高于边际成本。

而我国医疗体制中缺乏竞争往往是与政府部门职能错位相关联的。目前，我国的医疗体系还是政府办的医院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以总资产来看，国有医院达到7300亿，而私营医院仅156亿。公立医院是私立医院的近47倍（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6）。公立医院的巨大优势是非常不利于医院之间的竞争的。政府也采取了促进竞争的改革，比如鼓励“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多种形式办医”格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相关的政策不配套，使得民营医院处于竞争的劣势。首先，现在实行的医疗机构分类办法将民营医院置于不平等的竞争位置。依该分类法，大多数公立医院归为“非赢利性”医疗机构，民营医院归为“赢利性医疗机构”。这两类不同的医疗机构的税收待遇差别很大，后者要缴纳包括所得税在内的多种税收，而前者则是全部豁免。仅此一项，民营医院就无法同公立医院相竞争，更不用谈给公立医院带来竞争压力了。其次，存在劳动要素流动的壁垒。公立医院的医师到民营医院工作或者“走穴”存在着很大的障碍，比如一些公立医院内部规定如果本院医生接收民营医院支付的劳务费并为其诊断病人，那么这个医生可能会被辞退。要素的自由流动是自由竞争必不可少的条件，公立医院限制医生去其他医院服务的做法无疑障碍了医院之间的竞争。第三，医保定点的隐性歧视（中国卫生发展报告，2006）。虽然没有显性排斥民营医院被确定为医保定点机构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民营医院得不到与公立医院平等的待遇。第四，政府的财政投入。公立医院在购置设备以及修建门诊大楼时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资助，而民营医院却是一切都靠自己掏腰包。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医院之间缺乏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的相关规定或者政府职能错

位。

因此，要解决药价贵问题，在注重纠正“市场失灵”的同时，还要足够重视政府职能错位的问题。笔者甚至认为，依照我们现在改革的实际情况，后者应该是今后医疗体制改革的主要关注点。至于“医药分家”，通过直接隔离医院和药房的经济联系的确对于抑制药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认为，这正好是政府职能到位的表现，政府通过拆分药房隔离医疗领域的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可以消弱医院市场势力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医疗体系的垄断行为主要来自医院而非制药方，所以单纯靠“医药分家”虽然可以降低药价的水平，但是如果不对医院系统做促进竞争的改革，看病贵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因为只要医院还是缺乏竞争，那么医生会通过其他的替代办法比如多要患者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甚至直接接收贿赂就可弥补以前通过药品回扣可以获得的收入。简言之，药价贵、“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是公立医院的强势垄断，其解决的关键在于政府从直接介入医疗市场的价格控制职能转变为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医疗市场的公平竞争。

（二）医疗保障体制问题

在我国，医疗保障体制包括公费医疗制度、劳保医疗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此，笔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医疗保障的具体思路方面。

据调查，2003年我国仍然有70.3%的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6）。几乎没有人否认现在我国低覆盖的医疗保障体制也是“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说到底，“看病贵”是指相对于患者的收入水平医疗费用的负担过重。而医疗保障体制的建立可以通过政府资助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共担来降低个人发生的医疗支出。另外，医疗保障的低覆盖也使得医疗负担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不公。日前，国家在多个城市开展了城镇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这种广覆盖的医保方向无疑将促进医疗费用负担的公平性，使得老百姓获得实惠。但是，笔者认为，在保障思路和具体实施细节上还需要慎重的思考。现在有一种较为流行的思路是“保大病”。这种形式的保险还是没有脱离“大病统筹，小病自费”的思路。

其基本的想法是，很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病的治疗费用过于高昂，而小病相对来说并不能构成对家庭经济的实质影响。这种想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大病统筹小病自费”至少具有两方面的缺陷。其一，这种思路无法体现医改的公平。虽然大病给任何家庭都带来严重的经济冲击，但是人们多数的医疗需求还是感冒发烧之类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这些小病如果都是自费，低收入群体实际上很可能因为负担不起而放弃治疗。另外，对于大病来说，低收入群体也不会得到真正的保障。因为大病的治疗费用高昂，虽然自付的比例不高，但是其绝对数额相对于低收者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综上，不难发现，这种医疗保障思路有可能造成逆向补贴，即实际上高收入者获得了医疗保障而低收者基本获得不了多少实惠。其二，大病统筹的预算可能无法平衡。现实中经常有这样的例子，极少数的人将统筹资金消耗殆尽，其他人如果生大病将面临无钱可用的境地。

当然，并没有一种完美的医疗保障方式可以既做到对全体人群公平，又使得资金可以预算平衡。不过相对于大病统筹，小病自费这种方式而言还是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首先，医疗保障网的建立应该切实体现公平，使得低收入的弱势群体体会到真正的实惠。笔者认为，医疗保障的重点应该是小病和常见病，同

时兼顾大病保障。

具体来说，笔者提出一种新的思路：政府对符合资质的人群派发医疗保障券。在医院，医疗保障券完全可以等同于现金使用。医院接受了患者的医疗保障券之后可以直接到政府的财政部门或银行兑换等额现金。医疗保障券的发放数额可以暂时以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为参照。医疗保障券的合乎资质的人群应该是真正的城市低收入者和全体农民。至于如何界定城市低收入者，暂时可以考虑以城市低保户和那些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口为主。低保户和无任何医疗保险的人群可能有部分重合。同时具备双重身份的人不能派发

两次医疗券。

这种医疗保障券的方式不仅体现了公平而且也兼顾了效率，同时也不会给政府的财政造成不可承受的压力。就医疗负担的公平来说，医疗保障券的发放对象是有选择性的，它仅仅只是针对低收入人群。这样可以缩小低收入者与富裕人口之间医疗支付能力之间的差别。医疗保障券相对于现金补助来说，前者切实缩小了贫富人群之间医疗支付能力之间的差距，而后者则不一定。因为贫困人口可能直接将医疗补助的现金用于其他方面的花销。同时，还因为医疗保障券的选择性，并不是所有人口都可获得，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就其效率方面，由于患者可以拿医疗保障券在任何医院求诊，所以只有医疗服务好，价格水平低廉的医院才能够吸引患者。而其他一些比较通常的广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没有这种优点。比如，在医疗公费制度下，医院根本没有吸引患者前来就医的激励，其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以及服务的价格都没有改进的压力。而采用医疗保障券就可以有效地促进医院之间的竞争。因此，医疗体系的整

体运行效率可以得到改进，医疗领域的资源配置也会相应得到提高。

不过，医疗保障券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医疗保险。对于大病还是采用医疗保险的方式更为合适。为了避免大病保险中逆向补贴的问题，政府可以对那些获得医疗券的人群适当降低自费比例。总而言之，本文提出的医疗保障的构建思路是：对低收入者派发医疗券并配合现在实行的“大病统筹”医疗保险来达到低收入者“小病免费”、大病社会共同负担。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思路并非是歧视高收入者，其主要目的是促

进医疗负担的公平，即缩小贫富人群之间的医疗支付能力的差距。

三、医疗中“看病难”的分析

在分析“看病难”的问题时，有不少人将“看病贵”和“看病难”混淆，并且简单地认为“看病贵”是导致“看病难”的原因。“看病贵”是指医疗费用高，而“看病难”主要是指医疗服务供给相对于需求短缺（比如很多患者半夜等候挂号就医的现象屡见不鲜）。也就是说前者与医疗市场的均衡价格相关，而后者是一定价格下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相对状况。经济学常识指出，如果一个市场达到均衡，那么该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缺口将消失。而我国医疗领域同时共存“看病难、看病贵”这两个现象，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深入的考虑我们医疗市场的问题后，其实也不难找到问题的根源：政府部门的职能错位是其主要根源。因为医疗服务的价格是政府制定，并且低于市场均衡价，这造成了医疗服务的需求大于医疗服务供给，因此形成了“挂

号难、看病难”。既然政府将医疗服务价格固定在较低水平上，为什么还发生了“看病贵”的现象呢？这个问题在前文已有充分的讨论，其根源在于医疗领域缺乏有效的竞争导致公立医院垄断势力大，它可以通过各

种办法来获得事实上的高服务价格。如开大处方、多做检查项目甚至收红包等。

因此，撇开“看病贵”仅考虑如何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的方法很简单。政府放开医疗市场服务和药品的价格，即将医疗市场“市场化”，“看病难”将很快消失。事实上，对于放开医疗市场能否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我国宿迁市“市场化”的医改已经给出了答案。尽管对于宿迁医改有多种争议，但是有一点是达成了共识的，即医改后宿迁市民“看病难”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另外，从其他一些国家医疗领域的实际情况我们也能发现，凡医疗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看病贵”是其主要的问题，而“看病难”基本不存在。比如说美国的医疗市场就是如此。凡“看病不贵”的国家，其“看病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比如英国和印度的患者等候就诊的时间长是一种普遍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得出“看病难”其实并不难解决，难的是如何在解决了“看病难”的基

础上防止医疗费用的大幅上升。

当然，同时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本身就是各国医疗改革实践中碰到的难题，无论哪个国家采用何种改革方式都还没有找到一种彻底解决的方案。不过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一些措

施达到帕累托改进的效果，即在不加重患者费用负担的基础上，尽量减轻“看病难”的问题。

笔者认为，政府现在扩大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倡议为解决“看病难”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现在我国医院的布局是按三个等级来划分的，病人对于就医地点的选择没有限制。由于所有医疗服务以及很多药品的价格是国家规定的，各个公立医院之间基本没有差别。既然价格的差别不大，病人理性的选择当然是到那些等级高且名气大的医院就诊。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得现象：一方面，那些三级医院特别是所谓的三甲医院“门庭若市”，另一方面，大多社区诊所和一级医院“门可罗雀”。病源在医院之间的分配非常不均衡不仅使得大家普遍感到“看病困难”，同时还有大量医疗机构的人员和设备处于闲置状态。其实，到三级医院看

病的患者有相当多的都是一些感冒发烧之类的普通病症，而这些病症到一级医院完全可以治疗。针对我国目前“看病难”，同时又有很大一部分医院的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空转的现状，可以采取合理分流病源来缓解“看病难”的问题。具体的做法可以参照英国的情况，即全科医师负责初级医疗服务，医院负责专科治疗，病人如需专科诊疗必须由全科医师推荐转诊。借助现在政府提倡社区卫生体系构建的机会，可以将三级的医院布局简化为两个层次：将街道卫生室、乡镇医院甚至部分二级医院分散布局到各社区，将其定位为社区医院，主要负责类似于英国全科医师的责任；将三级医院和部分实力雄厚的二级医院定位于专科医院，主要负责接收从社区医院转诊来的病人。同时，病人如需到专科医院治疗，需要有社区医院开具的转诊证明。有了这样的转诊制度后，病源不仅得到了合理的分流，“看病难”的问题将大大缓解。同时医疗领域的效率也会提高。因为随着转诊制度的实施，定位不同的医疗机构可以越来越专业化，随着分

工的加细，不同的医疗机构在其专门化的领域内诊疗水平就会有明显的提高。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转诊”解决“看病难”的思路并非笔者首先提出，已有不少学者已经提出过这种办法，不过大多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转诊制度的推行有可能强化专科医院的垄断势力，进而使得专科医疗费用飞涨。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专科医院使得不同医院各自都有明显的特色。比如一些医院擅长骨科、一些医院擅长眼科等。而这种优势其实形成了医院之间医疗服务产品的差别化。产业组织的经典理论指出，差别化可以软化竞争，使厂商获得超额利润。对于这个问题，笔者依然认为，引入市场竞争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政府在推行转诊制度的同时，放开专科医院的准入制度，积极推进外资医院的引入。为了更好的促进市场竞争，政府还需要转变监管职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促进公立医院与其他所有制

医院的公平竞争上，特别是要解除一些造成不公平竞争的隐性障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于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意见一致存在着“政府主导”和“市场化”之辩。前者主要根据医疗服务领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一些医疗服务的公共品性质，认为只有政府的介入才能矫正这些“市场失灵”。同时大多持“政府主导”观点的学者还认为，现在医疗费用的飞涨在很大程度上也源自药品市场一味追求收益的市场

化行为。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根源并非“市场化”之错而是政府职能的“错位”。笔者认为，将目前我国医疗领域效率低下，医疗费用负担不公的问题归因于任何单方面的责任都有失偏颇，应该结合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来推进医疗体制的改革。具体而言，本文提出的医改建议分为以下三个方

面。

1．政府逐步将医疗领域的定价职能交还给市场。在医疗领域，目前政府的某些职能错位。比如现在医疗服务的价格、很多药品的价格还有新药的审批都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但是这种直接控制市场价格的做法已经由实践证明收效甚微。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出，任何市场都只可能通过竞争才能降低价格，政府直接控制价格往往不仅不能降低价格，实际上还可能有失公平。这从我国医疗领域多次降价无果，以及其他行业如铁路春运限价后“黑票”猖獗等实际情况中得到了不少教训。因此，政府应该从直接规制市场价格和审批的职能转变为“裁判员”的角色，让价格由一个充分竞争的医疗市场来形成。具体而言，政府应该改变医疗领域政府单一投入的体制，鼓励社会多种资本以及外资的进入，打破公立医院一家独大的垄断局面。同时，政府部门还需要严格监管医疗市场，消除诸如医保定点、医务人员流动以及财政投入和税收等方面违反公平竞争的显性及隐性壁垒。只有政府切实完成了公正的“裁判员”职能，医疗领域的公平竞争才有希

望。而只有医疗市场的竞争充分了，“看病贵”的问题才有望真正缓解。

2．政府积极推动并建立公平的医疗保障体系。毋庸置疑，政府在推动公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看病贵”的问题后面还隐含着医疗费用负担不公的问题。上文已经指出，我国现在仍有大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险，而这些人大多都是低收入者。现在流行的医保思路是“小病自费、大病统筹”。在上文中已经指出了这种方式很可能会造成医保资金流向富裕人口的不公现象。在此笔者提出一个更加公平的思路：“小病基本免费，大病统筹”。小病如果对全部居民免费，政府的财政负担会很重，同时也没有必要。针对于此，笔者提出医疗保障券的想法，即政府通过对特定人群——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派发医疗保障券来缩小贫者和富者之间医疗购买能力的差距。值得指出的是，医疗保障券除了在促进公平方面不弱于其他医疗救助方案。它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优点，即它可以促进医院之间的竞争。这使得在促进公平的同时还兼顾了效率的提

高。

3．改变现有医院布局，建立转诊制度。现有“看病难”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患者无论病的大小都喜欢去等级高、名气大的医院求诊。这样常常使得一方面大医院看病非常困难，一方面大量的小医院无病可看。将现有的三级医院格局改为社区和专科医院两个层次，患者有需要时先到社区医院就诊，如遇到社区医院不能提供的医疗服务，患者需持社区医院开的转诊证明去专科医院治疗。这样通过合理分流病源，“看病难”的问题将大为缓解。考虑到建立了转诊制度后，各专科医院可能因此在不同的如眼科、骨科等领域拥有过大的垄断力量，也许会造成患者无法承担在专科医院的费用，笔者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照搬前面解决“看病贵”的思路，即通过放开专科医院准入，促进医院之间的竞争来达到降低医疗费用的目的。

第三篇：对中国汽车业现状的再思考

对中国汽车业现状的几点思考

李永钧

入世10年，中国汽车业发展速度之快，为世界汽车发展史所罕见；但与此同时，许多积聚的问题和深层次矛盾逐渐凸现出来，再次拷问中国汽车产业。

思考一：“盛世危机”决非危言耸听

有人说，目前中国汽车业“盛世危机”，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代，又处于一个危急的时刻！套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一句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有业内人士不敢苟同，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但笔者认为，此话实在，决非危言耸听。

所谓“关键年代”，是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汽车产业结构性的主要矛盾从产业内部转移到产业外部，汽车产业在从国家的短板成为长板的同时，将能源、环境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转变为短板。中国汽车产业的未来仍面临一些不甚明朗的问题，今后汽车产业的发展不能像原来那样只顾自己，必须要兼顾汽车与经济、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但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中国汽车业究竟向何方去？所以正处在中华民族汽车工业发展的关键时刻。

所谓“危急时刻”，是指面对世界汽车产业格局的变化，中国本土汽车正在遭遇生存危机。在入世10年后，跨国公司在中国完成了三大转变，产品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市场由一线城市向全国延伸、盈利从整车向全产业链推进。如今，在产业环境发生转变的时刻，跨国公司的动作更加迅速，他们的新的中国战略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中国本土汽车产业正越来越处于“边缘化”。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汽车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汽车业确实赶上了“最好的时代”，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车市的强势表现已经引来全球汽车厂商的无限觊觎，世界汽车发展的重心正向中国转移。与此同时，由于世界汽车强国的“重重包围”日趋紧迫，全球没有哪一个市场，像中国这样竞争得那么厉害。欧美日韩的品牌，在中国已经牢牢站稳了根基，而我们的自主品牌份额却在不断蚕食、下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汽车业遭遇“最坏的时代”。

笔者十分赞同“盛世危机”的观点，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汽车工业既有“危”也有“机”，而且发展的机会绝对大于危险。

从品牌到市场、从技术到人才、从整车到全产业链，尽管中国汽车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依然没有摆脱对跨国公司的依赖。引领中国汽车市场发展的是众多国际品牌，不是自主品牌。中国汽车产业的主力企业，特别是国有汽车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依靠合资企业中的外方产品和技术赚取利润，刀把子攥在别人手里，这不是“危机”是什么？

中国人口和市场之庞大，确实是为任何一个跨国公司、任何一个品牌所羡慕的。作为中国自主品牌，要在中国市场扎下根，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良的产品和服务，这个市场确实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机遇。过去两年，我们的汽车市场在全球排名第一位，说明中国汽车市场的重要性，更说明中国的经济和人民的收入已经进入了高速成长期。这应该是一次通向成功的希望，期待中国本土车企在创业之后各自闯出一条创新之路。

对于中国汽车30年的发展，我们要看到它的成绩和进步，不能妄自菲薄。因为我们30年走过的历史，可能是西方花了上百年走过的历史。但“盛世”中必须保持头脑冷静，看到问题，正视危机，这也是我们面向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基础。其实，汽车产业面临的这些问题和挑战，是任何一个行业，以及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的问题。因此，大可不必忌讳“盛世危机”，相信人类能够以他的智慧解决这些问题，正确引导汽车产业健康地发展。

思考二：其选择乐观，不如选择审慎

今年以来，车市在持续几个月的煎熬之后，从制造商到经销商们，都迫不及待地需要一轮销量增长，减少满仓的库存，也顺带修饰下难看的财务报表。或许他们可以从中汽协公布的4月份销售数据中寻找到一 1

些好消息。中汽协数据显示，4月国内乘用车共售出127.60万辆，环比下降8.85%，同比增长12.46%。从数据上明显看出，4月国内乘用车销量重现两位数同比增速。于是，业内有人判断：4月份销量显现汽车市场已经复苏，5月份预计还将继续回暖。

不过，笔者觉得，这种判断是一种经验型的判断，因为在井喷的车市发展中，这种规律是存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车市已经开始掉头向下，所以在一个存在衰退可能的市场中，对于这种盛世的经验是不是可以沿袭到下滑的市场，只能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笔者以前也是这种经验型判断的支持者，入世后这几年，中国汽车市场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当时，即便再有先见之明的预言家，也无法预知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国。既然中国车市的高增长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那么未来市场的突然变化，也同样可能出人预料。2001年以前，人们总是低估中国车市的潜力，之后，大家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中国车市是一个永远挖不完的金矿。

近几年发生的事实开始慢慢模糊了笔者的判断，在豪迈地登上1800万辆、跃居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之后，我们有幸见证了可能是有生之年最深远的一场经济危机。中国车市增长乏力，连续两年都没有如行业预料的那样跨越2000万辆大关。与此同时，在前几年车市高增长的巨大数字背后，是汽车数量快速增长下带来城市的诸多问题——交通负荷拥堵、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无怪乎就有悲观人士称：“灾难性的后果将慢慢显现！”

也许我们被太多的中国市场可以免疫的论断迷惑，但是急转直下的局面让决策者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目瞪口呆。特别是今年，不仅普通品牌持续低迷，连一贯爆发式增长的豪华品牌日子也颇不好过，虽然销量增幅还是很迷人，但是终端价格体系几近崩坍。实事求是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可以永远增长的市场。波动，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波动，这才是真实的市场。面对无法预知的市场，应该冷静下来，与其选择乐观，不如选择审慎。

其实，对于今年中国车市的真正走向，现在谁都无法给出明确的判断。我们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几乎没有在衰退环境下发展和腾挪的经验。但无论心态是悲是喜，谨慎的布局和行动是市场回归理性的体现，也是企业稳健发展的前提。今年以来市场环境变化快，不确定性增加。2012年，应该是中国车市的一个转型年，高增长已经是过去时，从此，车市上演的是残酷的份额大战。对汽车企业来说，重要的是要加强建设风险管理能力，促使认真、有效地实施转型，以应对宏观环境大变量中求生存、求发展，多点心眼看市场，防范于未然，总是好的。

思考三：新能源车的春天到来了吗？ 今年4月，历时数载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终获通过。在前不久举行的以“创新、跨越”为主题的2012北京国际车展上，88辆新能源汽车高调出现在观众的面前，几乎所有的参展车企都推出了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混合动力、增程式等等，车展俨然成为新能源汽车的热身舞台。

车展外的不争事实是：我国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无疑有着自身的现实压力。一方面是能源压力。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汽车燃油消耗量不断上升，预计2020 年将达到2.5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预计2030 年将达70%；另一方面是环保压力：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 年中国单位GDP CO2 排放比2005 年下降40%～50%，从这个意义上看，新能源汽车势在必行。

《规划》指出，要以纯电驱动为汽车工业转型的主要战略取向，当前重点推进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业化，推广普及非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节能内燃机汽车，提升我国汽车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业内人士认为，《规划》的推出，为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确立了清晰的战略路线图，使相关政策更加明朗，打消了汽车生产企业的顾虑，统一了行业思想，为产业下一步的整装上阵开启了机遇之门。

《规划》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列出了时间表，根据这个时间表，未来中长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目标为，争取到2015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销量达到50万辆，到2020年超过500万辆。

不过笔者对此表示担忧，认为实现这个目标并不乐观。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不完全统计，一季度汽车整车企业生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8626辆，其中，纯电动汽车1655辆、混合动力汽车1300辆、代用燃料汽

车5671辆；销售新能源汽车10202辆，其中，纯电动汽车1830辆、混合动力汽车1499辆，代用燃料汽车6873辆。按照目前的产销状况，如果没有各地政府的大力推动，实现上述目标有一定难度。

笔者坚持认为，目前我国混合动力的产业化条件比较成熟；纯电动车是未来发展方向，但鉴于技术差距，“十二五”只是起步阶段，“十三五”期间才会有较快发展。因此，目前两者应齐头并进。从“十二五”开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总体进入了导入期，这个时期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企业成为研发的主体，二是上升为国家新兴产业战略高度。但要真正完成导入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对于中国而言，新能源汽车是一场汽车产业变革。它的变革之大，可能远远超过乔布斯的“苹果”。因此包括政府和企业，切不可浮躁与急于求成。

对于《规划》提出的极具针对性的多项重点工作，许多业界人士认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要想跨越式发展，在产业化未到来前，国家必须强力扶持，因此紧随《规划》之后，应该就是内容的细化实施。并出台配套的实施细则，防止低水平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此外，发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不能光靠政策支持，关键要靠企业自身能力，努力突破核心技术，解决新能源汽车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思考四：中国汽车出口“内忧外患”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012年5月发布的《中国汽车工业产销快讯》，2012年4月，中国汽车生产企业完成汽车出口87437辆，同比增长29.50%，其中，汽车企业出口乘用车48716辆，同比增长31.79%；出口商用车38721辆，同比增长26.73%。今年1～4月，我国汽车企业累计出口汽车278940辆，同比增长23.75%。其中，乘用车出口量为155311辆，同比累计增长26.01%；商用车出口量为123629辆，同比累计增长21.03%。

然而，在这漂亮的数据背后，由于一系列“瓶颈”的制约，中国汽车出口正处于摆脱“内忧外患”窘境的重要关口。

受到我国汽车主要出口市场贸易壁垒抬头、出口“门槛”提升以及国内车企加快海外产业布局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增速明显放缓。以一季度为例，出口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46.1个百分点；据统计，一季度一般贸易占比提升，加工贸易出口大幅减少，所占比重由去年同期的14.6%下降至6.4%。

2011年，巴西曾是我国汽车最大出口市场，但自2011年12月15日起，巴西正式将进口汽车工业产品税上调30%，致使我国汽车在巴西市场上的进口成本大幅上涨25%至28%，这极大地抑制了我国汽车对其出口。今年1季度，我国对巴西汽车出口量净减少1.7万辆，拉动我国汽车整体出口增速下滑10.8个百分点。

此外，震后日本汽车业加速扩张海外市场，对我国汽车市场空间形成挤压。2011年日本地震与海啸之后，日本重要零部件供应短缺使全球市场供应格局发生转变，但随着恢复工作的展开，日本车企纷纷开始大幅增产。去年8月份日本汽车产量震后首次出现同比上升。不仅如此，日本企业更加大把整车、供应链转移到海外的步伐，在东南亚和南美市场的表现突出。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泰国和印尼汽车产量分别为146万辆和84万辆,其中约90%为日本企业生产。同时，日本车企对墨西哥和巴西的投资也加速扩张，建立了面向整个南美大陆的供给体系。这些均为我国汽车出口的主要市场，日本车企全球化产业链布局加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汽车在上述地区的竞争压力，挤占了我国出口市场份额。

抛开外界环境这个因素不谈，质量偏低、强势品牌缺乏困扰中国汽车出口业；我国汽车出口目的地集中于北非、南美、中东等欠发达地区或新兴市场，出口企业相互之间的竞争仍局限在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的层面。随着我国汽车出口环境进一步的复杂和恶化，国内车企贸易风险正逐步积累。此外，我国汽车产品同质化比较严重。由于产品差异性小，大部分企业主要通过价格战手段进行竞争；而且有时由于价格战打得过于激烈，导致企业的研发、售后、品牌建设能力不断削弱。这不利于行业的长期发展。笔者认为，透过中国汽车出口的表面繁荣，我们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警惕。中国汽车要真正走出国门，任重而道远。

思考五：60亿节能车补贴能激活车市吗？

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安排60亿元支持推广1.6L及以下排量节能汽车。会议指出，扩大节能产品消费既能稳定增长、扩大内需，又能促进调整结构、节能减排。但业内人士认为，此次补贴

力度不及2009年每年100亿元的补贴力度，缩水较多；且购车、用车环境已经不及2009年，更可视为一种鼓励信号，提振消费信心的作用大于实际的补贴力度。

从理论上讲，今年车市增长低迷，而1.6L以下车型表现尤其较差。因此60亿节能车补贴，应该是能够促进节能车消费和车市增长的一项针对性很强的政策。尤其有利于改善微型轿车严重负增长的车市结构性危机。但在高额的技术升级投入面前，国内大多数汽车企业却兴奋不起来。

按照现行规定，工信部从去年10月1日开始，将纳入补贴范围的节能汽车“门槛”提高，百公里平均油耗从6.9L降低到6.3L，并于2011年10月19日公布了仅有49个车型的第七批节能汽车推广目录。这就意味着，如果百公里平均油耗不能做到低于6.3L，那么就意味着购买该企业产品的消费者将拿不到政府3000元/辆的补贴。

对于国内大多数汽车企业来说，技术升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自主品牌技术升级压力更大。现在做一台好发动机的投入差不多占整车投入的三分之一，假如一辆车5万元，基本上发动机成本要在1.6万元左右，且要两三年之后才能上市。从第七批节能汽车目录的车型比例上便可明显看出，共49个车型中，合资企业31个车型占比超过六成，而自主品牌共入围18个车型，仅占37%。

较为严格的油耗标准对于合资企业同样是一道“紧箍咒”，近期排量在1.6L以下车型节能车审核明显加严格。自从2011年9月中旬开始明确提高油耗标准，各企业开始加速新车的油耗目录的申报，从申报效果看，去年11月1.6L以下排量的新车申报中符合新标准的车型占总量的58%，12月突破到73%，但从今年1月开始的申报达标比例明显下降，2月仅有34%的车型达到新的补贴标准，3月更是低到23%。惨淡的车市对汽车企业盈利能力是较大考验，利润下滑对于技术研发的投入比例自然会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目前仍然享受政府节能补贴的汽车产品，在低迷的车市环境中，也未必一片坦途，1～4月1L以下车型实现15%负增长，未出现好转迹象。更何况目前车市终端价格战愈演愈烈，动辄几千甚至上万元的降价比比皆是，数千元的官方补贴在实际拉动销量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即便政府没有补贴，汽车厂商也会给消费者让利，决定销量的还是产品的口碑以及品牌知名度。

与此同时，笔者对中国汽车产业过度依赖政策的现状表示担忧，认为目前的汽车市场陷入低速增长，是对于以往高速增长的一种正常回调。过去几年，救市政策刺激下的高速增长，实际是对于未来需求的透支，造成了汽车生产储备不足，产能仓促扩张，产品品质下降，产品价格抬升，供求关系严重失衡，最终导致未来许多企业生产规划趋于过度乐观，以至于造成未来产能过剩。笔者认为，政府过度干预市场会破坏市场自身的生理机能，如消费潜能被过度透支、企业肆无忌惮地扩充产能等，刺激汽车消费的重点应该是改善消费环境。

思考六：汽车上市公司业绩分化加大

最近公布的汽车类上市公司一季度报显示，受销售不畅、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超过六成的公司在第一季度出现业绩同比下滑。但在低迷中亦不乏亮点，有近四成的公司业绩上升，汽车类公司业绩分化加大，体现出各公司产品竞争力的差异。

据统计，24家汽车整车企业在今年第一季度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163.08亿元，同比增长9.18%；实现净利润104.94亿元，同比下滑了1.04%。不过，仍有8家整车公司由于销量稳定增长而实现业绩的同比增长。

17家净利润均下滑的上市车企中，一汽轿车、曙光股份、中航黑豹和亚星客车均出现亏损。其中，一汽轿车受市场竞争压力，一季度实现利润总额-4，240.46万元，同比减少109.30%；净利润-1，086.16万元，同比减少102.77%。除四家亏损的企业以外，长安汽车、江淮汽车、海马汽车、东风汽车、金龙汽车、中国重汽、比亚迪和ST金杯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降幅均超六成，净利率均在2%以下。

其中，长安汽车净利润下降近八成；比亚迪净利润下降九成。

8家净利润上升的上市整车企业中，净利润增长最快的是福田汽车，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25.6%；不过，仔细分析发现，福田汽车净利润主要是靠营业外收入得来，其营业利润(4.87亿元)实际较去年同期(4.93亿元)略有下降。受益于SU V市场的快速增长，长城汽车业绩取得了较快增长。长城汽车营收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25.6%和24.9%。上汽集团和一汽夏利净利润均以个位数增长。其中，上汽集团营收增长13.7%，净利润增长7.0%；一汽夏利净利润增长6.6%。

而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中通客车和宇通客车业绩保持稳定较快的增长。而其他客车企业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业绩下滑。

上述车企一季度业绩走势显示，企业分化明显，各家企业盈利能力与收入同步变化，收入增长较好的企业盈利能力保持得也相对较好，甚至有一定增长，而收入下滑的企业盈利能力亦处于下滑。此外，产品竞争力强、谱系结构合理的企业收入增长大幅超越行业，而部分渡过产品密集投放期、车型结构老化的企业收入下滑明显；收入、盈利、竞争能力的多重作用加剧了行业内企业的业绩分化。

零部件公司受影响

受整车销量下滑影响，据统计，具有可比数据的55家汽车零部件及汽车服务业上市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合计实现营业收入524.58亿元，同比下滑了6.96%；实现净利润40.20亿元，同比下滑了23.62%。其中，仅有17家零部件公司在一季度实现净利润的同比增长，而由于拥有向外资和合资车企大批量配套的优势，精锻科技的业绩增幅居汽车零部件类公司之首。公司在第一季度营业总收入超过1亿元，同比增长27.30%；实现净利润2877.60万元，同比增长68.50%。

零部件类公司业绩分化的主要原因，则是其下游整车厂商是否保持着销售的增长。预计，随着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今年汽车类上市公司业绩分化还将继续下去。

思考七：经销商上市融资孰凶孰吉

日前，筹谋上市已久的经销商集团——永达集团已成功通过港交会上市委员会聆讯，不久后有望正式登陆H股市场，业内人士预计，永达集团将借此融资约31.54亿港元至37.85亿港元。

据了解，目前除了联拓集团选择在美国上市外，庞大集团（601258.SH）、亚夏汽车（002607.SZ）、中进汽贸（600335.SH）、物产元通（600704.SH）、中升控股（00881.HK）及正通汽车（01728.HK）等经销商集团，都已经登陆了A股或H股，而现在，除了永达集团即将登陆资本市场之外，惠通陆华、内蒙古利丰、山东润华等经销商集团，也都在谋划上市融资。

国内汽车市场目前正处于调整期，经销商应当积极转型和创新，合理布局营销网络，择机低成本进行收购、重组、扩张等行为，而这些扩张行为势必带来资金难题，上市融资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长期以来，经销商在库存、价格等方面均受到整车厂的制约，尤其在市场形势不理想的情况下，经销商相对较弱的话语权势必会给他们带来较大的生存困境，因此，对经销商而言，只有继续做强才能增加自己的话语权，以便在与整车厂的对话中，争取到更多的谈判条件。资金保障是汽车经销商做大做强的必然需求，而上市就可为经销商提供稳定的融资渠道，引得汽车经销商趋之若鹜地奔向资本市场。

不过，也有许多业内人士质疑，上市融资这条路对汽车经销商而言究竟有多大帮助，这一问题至少从现在来看并不乐观。

去年4月28日，庞大集团正式登陆国内A股市场，但上市当日，其股价便从发行价45元暴跌至34.58元，在跌破发行价的同时，大批投资机构也被深度套牢。此后，庞大集团将募集来的资金大量用于经销商网点建设、支付购车款、支付银行保证金、偿付银行贷款等方面，但由于汽车市场整体走势不佳以及在与整车厂家的合作中缺乏话语权等因素，庞大集团经营业绩越来越低迷，整个2011年，净利润锐减了56%，并计提坏账4.1亿元。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汽车市场的整体走势一直未见好转，这导致庞大集团今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了33.26%。与此同时，截止到5月16日，庞大集团股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发行价45元一路狂泻至7.28元，股价缩水幅度达到了83.8%。

更何况，今年前4个月出现利润下滑，在汽车产销情况整体委靡以及股市投资环境不佳的情况下，经销商集团的上市前景已经笼罩在一层阴影中。经销商急于圈钱的形象以及已上市经销商不佳的市场表现，让众多投资者的心态较之前更加谨慎，因此，今后上市的汽车经销商将会遭遇更严峻的投资市场考验。而对于永达上市后的前景，还是要看其发行股价以及上市时机，今年前几个月的市场利润下滑、进口车市场库存增加等情况都将影响投资市场对此类股票的看法。

笔者认为，尽管融资之路注定不平坦，但这丝毫不会阻挡汽车经销商大步迈向股票市场的决心。由永达集团开启的新一轮经销商集团上市局面，掀起了行业里对经销商发展模式的广泛探讨，经销商们显然还

是希望以一种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不断变化的中国汽车市场，“重金之下必有勇夫”。

思考八：零部件何以“破茧成蝶”

入世10年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留下的不足之一是对零部件产业重视不够，零部件发展滞后于整体汽车工业发展，与我们1800万辆的年产销量、世界第一的宝座很不搭调，汽车零部件已经成为中国汽车业的最大软肋。

其一，虽然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盈利水平全球最高，但在全球汽车零部件100强上都看不到中国企业的名字。目前上汽、一汽、东风三大汽车企业的销量可以进入世界整车前十的行列，但世界汽车零部件100强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

其二，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汽车关键零部件大都是在华的外国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在汽车电喷系统、发动机管理系统、ABS、微电机、安全气囊产量中，外资企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00%、100%、91%、97%和69%。极大地制约了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和自主开发。如果说过去中国零部件与国际差距有20年，现在则是25年。

其三，目前全球排名前100位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中有70%已来华开展业务，在中国大陆进行汽车零部件生产的外资企业超过1200家，在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已经占到60%以上的份额。中国本土汽车零部件企业越来越被“边缘化”。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本土零部件企业共有2万多家，其中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近8000家。然而中国零部件企业始终无法突破技术壁垒，在国际上无法确立话语权，这是失守半壁江山的重要因素之一。

面对国内零部件行业的先天弱势和国外零部件大鳄的咄咄逼人，汽车配件企业该如何“破茧成蝶”，跟上快速发展的中国汽车产业呢？ 笔者认为，中国汽车零部件发展的战略要有系统的规划和设计。对汽车零部件产业必须要有高度的重视，要导入国家政府的资源予以大力的扶持。此外，必须重新审视整车和零部件的关系，整车企业特别是自主品牌的企业要用战略的眼光来扶持零部件企业的发展，同时呼吁更多有眼光、有抱负的企业进入零部件产业，尽快突破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面临的技术研发、产品结构、质量和成本控制等几大“瓶颈”的制约。

与此同时，汽车配件企业要“破茧成蝶”，还需要加大自主研发力度，产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和效益的提高，而且有利于缩小行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优化产业结构，保证行业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只有这样，中国汽车零部件才能摆脱“生产上、技术上、技术研发上被越来越边缘化”的局面，并努力进入国际汽车零部件采购体系。

当前世界汽车零部件产品的生产供应方式已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对国内零部件企业提出了更高的系统集成技术能力的要求。汽车配件企业要加快企业的重组和升级，形成规模效应，在激烈的竞争中有一席之地。

总之，是追求扩张和盈利水平，还是从规模转向技术导向，中国汽车零部件该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面前一道待解的题。（责任编辑石荣）

本文在2012年8月份《汽车工业研究》杂志发表

第四篇：我对未来职业的思考

职业选择是人生未来发展的初步定位，良好职业规划设计又是职业发展的基础。曾有报道哈佛大学作过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没有明确目标的职业生涯是很难获得成功的，实际上，只有4%的人能获得成功，而他们所以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早早确定了明确的目标，并且始终坚持。大学生正处在身心全面发展的青春期，是一个迅速趋向成熟而又未真正成熟的阶段。一个设计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将会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所处的主客观环境，并进行认真系统的分析、总结和预测，让大学生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了解社会职业发展趋势，进而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这也使大学生自身人格不断完善，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并在大学学业过程中调整知识结构，弥补实践技能的欠缺。增强综合素质，从而间接规避了择业过程中盲目就业的风险，最终实现人生目标。想到设计职业生涯规划，开始对自己自身的兴趣、爱好、能力、特长、经历及不足的各方面进行了思考，要对这些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社会时代的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自己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且要这实现这一目标做出有效的安排。职业生涯设计的目的决不只是为了协助个人按照自己资历条件去找一份工作，达到和实现个人目标，更重要的是为了帮助自己真正了解自己，为自己订下一个事业大计，筹划未来，进一步去详细地估量内、外环境的优势和限制，在这样的情形下设计出对个人而言合理而且可行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向。

了解认知自我是做好职业生涯规划的前提，我们要做一个了解自己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的未来做好规划，指引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选择自己想要追寻的人生理想。认知自我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为自己职业发展着想，我们有必要按照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加强对自身的认识与了解，找出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确定自己能干的工作也即优势所在，明确切入社会的起点及提供辅助支持、后续支援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确自我人生目标，即给自我人生定位。自我定位，规划人生，就是明确自己“我能干什么?”、“社会可以提供给我什么机会?”、“我选择干什么?”“我怎么干”等问题，使理想可操作化，为介入社会提供明确方向。

要制定一份好的规划，从原则上说，应该把握三个主要内容：自已能够做什么，社会需要什么，自己拥有什么资源。因此，就有必要进行自我分析、环境分析和关键成就因素分析。

首先，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只是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这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该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做到什么。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一个人的潜能发挥是一个逐渐展现的过程。但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兴趣、潜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仍然是一项具有前提性的工作。其次，社会需求什么。一个人在明确自己想做什么、能什么的同时，还应考虑社会的需求是什么这一重要因素。如果一个人所选择的领域既符合自己的兴趣又与自己的能力相一致，但却不符合社会的需求，那么，这种前景无疑会变得暗淡。由于分析社会需求及其发展态势并非一件易事，因此，在选择目标时，应该进行多方面的探索，以求得出客观而正确的判断。第三，自己拥有什么资源。这里所说的资源，不仅指经济上的资金，还包括社会关系，即通过自已既有人际关系以及既有人际关系的进一步扩展所可能带来的各种具有支持性的东西。总之，规划必须将个人理想与社会实际有机地结合，能够帮助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并且进一步评估内外环境的优势、限制，从而设计出既合理又可行的职业事业发展方向。只有使自身因素和社会条件达到最大程度的契合，才能在现实中发挥优势、避开劣势，使规划更具有可操作性。

人生之路到底该如何去走？记得一位哲人这样说过：“走好每一步，这就是你的人生。”是的，人生之路说长也长，因为它是你一生意义的诠释；人生之路说短也短，因为你生活过的每一天都是你的人生。俗话说，欲行千里，先立其志。否则，漫无目的地乱走一遭，必然会殆误时机，浪费年华！我们要立足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为自己拟定一份职业生涯规划，将自己的未来好好设计一下。有了目标，才有动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森林，承载着收获、芬芳、失意、磨砺。但是，无论眼底闪过多少刀光剑影，只要没有付诸行动，那么，一切都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一个人，若要获得成功，必须得拿出勇气，付出努力、拼博、奋斗。

第五篇：我对未来信息化教学的思考和认识

我对未来信息化教学的思考和认识

张亚娜

进入新世纪，信息化浪潮滚滚扑面涌来，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正在影响并改变着学校的管理模式、教学模式、学习方式乃至师生的生活方式。因此，积极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成为学校教育现代化的必然，并将在较大程度上推动教育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我也相信，通过长期的践与理论探索，信息技术的优越性越来越显现出来。面对滚滚而来的信息化热潮，作为一个学校应该如何应对呢？在教育信息化的推进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思考和做法。

1.信息教育技术给学校带来新的教学环境、新的设备、新的教育理念，学校应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支持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制度体系。

2.拥有高质量、获取方便的数字教育资源才能有效地支持教师开展各种教学活动，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因此，学校要多渠道、多途径为教师提供优质教育资源。要充分利用好远程教育资源，鼓励学校教师开发校本资源。

3.教育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优势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体现出来的，需要教师将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不断探索信息技术环境下教学的新模式和新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信息化教学技能和技巧。

4.教育信息重在应用，只有用好、用到位，信息技术的优势才能发挥。认真阅读认真领悟，每个人看事物和领悟能力是不同的 信息化教育的新理念，新课程的教学方式，让我们真正成为学生的知己，他们不再“憎恨” 课程，不再“讨厌”教材和教师。在和谐、民主、平等的氛围中，教师的用武之地也随之拓宽了。在充满生命活力与和谐气氛的教学环境中，师生共同参与、相互作用，摩擦出智慧的火花，结出创造之果。

微型学习、翻转课堂等等都是很好的有助于教育行业发展的教育教学模式。但是这个要根据具体的地区、学校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还是看用户。教育理念则更多的是从相关的领导及使用者去出发的，比如局长、校长，好的教育理念可以更好的帮助指导工作，使用者如教师在好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也能提升自身的信息化素质，更好的完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