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钟书的《论快乐》有感

第一篇：读钱钟书的《论快乐》有感

读钱钟书《论快乐》有感

在钱钟书的《论快乐》一文中，我喜欢这样两段话：

（一）“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决不会永久；我们永远快乐，正好象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在我们高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加添了迅速，增进了油滑。像浮士德那样，我们空对瞬息即逝的时间喊着说：“逗留一会罢！你太美了！”那有什么用？你要永久，你该向痛苦里去找。„„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二）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在我们追求和等候的时候，生命又不知不觉的偷度过去。„„你看，快乐的引诱，不仅像电兔子和方糖，使我们忍受了人生，而且仿佛钓钩上的鱼饵，竟使我们甘心去死。这样说来，人生虽然痛苦，却并不悲观，因为它终抱着快乐的希望；现在的帐，我们预支了将来去付。为了快活，我们甚至愿意慢死。

钱钟书的话多么富有哲理呀！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的坎坷道路上拼搏着。有快乐，但更多的是失意、痛苦、伤心、无奈，甚至彷徨。有时我常想，人到底为什么活？当我烦恼时，看到孩子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眼神，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责；当我伤心时，听着亲人关切的话语，我内心便升起幸福；当我痛苦甚至不想苟活时，双亲慈祥的面庞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历经风雨，我终于明白，在我身上，除为追求自身的快乐之外，让我必须乐观生活的动力是责任，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生虽不快乐，但仍可乐观”，为了自己，更为了身上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乐观的活着。因为有了乐观，我们的生活有了生气；因为有了乐观，我们的生活中有了笑声；因为有了乐观，再大的挫折也无法把我们打到。

乐观的生，乐观的活，这便是人生快乐的源泉。

第二篇：读钱钟书《吃饭》有感

读钱钟书《吃饭》有感

钱钟书先生的这篇随笔(也可称散文),读后感觉余味无穷。吃饭，是每个人生活中最平常的事，又是最麻烦的事。但在钱钟书先生笔下，竟然会引发出那么多的知识和故事来，吃饭 是政治家的装点，吃饭与音乐的关系、吃饭与赏花游山的关系等等、吃饭中大有学问，吃饭中有万般气象，吃饭中有高深哲理。作者如同与你拉家常，就那么慢条斯理地细细道来，诸多人生哲理在作者的叙述中向读者自然随意地展示出来。

钱钟书先生是大学问家，他的这篇《吃饭》，决无华丽的词藻，像是不经意中信口说出来一样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篇短文，具有那么多的知识含，足见作者的 博学多才。“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题目是讲《吃饭》，但你细细品味，这的确实又不是纯粹讲吃饭的一篇普通作品，钱钟书讲的是人生、哲学、政治，讲的是历史、是艺术，是怎么做人的道理。我想，没有文章大家的睿智，没有广搏的哲学社 会学知识，是绝对写不出如此自然流畅而信息量丰富的文学的。

鲁迅先生论及文章写作，曾有一句名言，叫做：去粉饰，勿作做，少卖弄。如果用这段话来评价钱钟书先生的《吃饭》，我以为再合适不过了。全文不用修饰之语，少华丽之辞，即使引用柏拉图等先哲们的故事或典故，也绝无生拉硬扯吊书袋的造作，而是自然贴切，恰到好处。

平淡的生活中含有丰富的哲理，而要把丰富的哲理讲述得平淡率真，让人潜移默化地接收那些内函丰富的道理，需要讲究方法。

像我们这平淡的人生却有着平淡的想不到的收获，不要少看了吃饭这两个字，俗话说的好“人是铁，饭是钢”。我们生活的一切必须从这开始。

第三篇：胡河清《钱钟书论》

钱钟书论

胡河清

文艺理论不管怎么说，无非也就是谈文艺的而已。然而我认为最好的文艺，总是渗透着人生的感怀；如果谈文艺的理论文章一概都写得如同哲学家的着述，一点点汗臭或者酒香的味儿都嗅不出来，那也未必就算顶高明的理论境界。我先前特别喜欢的一篇文艺理论的大文章，便是柏拉图的《斐德若篇》。看那篇文章，不但领教了不少文艺理论方面的道理，且又能见识到如许希腊哲人高谈雄辩时的风采。当代戏剧讲究推倒“第四堵墙”及观众的参与意识。我读《斐德若篇》的时候，也觉得那“第四堵墙”荡然无存了似的，有时竟忍不住想开口狠狠刺一下那位自以为全知全能的苏格拉底。要是当初斗胆敢只身去“会饮”，恐怕十有八九会被苏格拉底大人的收发室赶出艺术的宝殿的。

知趣之余，还是谈谈咱们东方吧。咱们中国的钱钟书先生，也是以辩才着称的，且又写过艺术的大着作如《谈艺录》、《管锥编》及其它。不过到底是诗书礼义之邦的老先生，态度气象上是要比苏格拉底谦虚了许多。比如那《管锥编》的“管锥”也者，钱钟书在此书的一开场便解释：“锥指管窥”的意思。这样低调的题目对有着雄赳赳的希腊格斗士那般姿态的、专爱作总结发言的苏格拉底大概是不大会起的。但据说钱钟书先生是江苏无锡人氏，而老话则有“刁无锡”之说，意谓无锡人说话口气是很“刁”的。大凡“刁”者必喜“锥”人也。如此看来，钱钟书之谈艺，从书的标题上便露出自己的脾气来，也比不得新星们之高深抽象的。

为什么说到艺术理论，便单单先举出个钱钟书来呢？因为，中国历代的文论、诗论乃至画论极多，其中还有不少被后人当作“名山文章”，但我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尽管钱钟书称他着的也是“诗话”，却与传统的诗话大有异趣存焉。依我看来，传统的诗话文论类文章其中固然不乏警语佳句，但也有些不及钱钟书的地方。

传统诗学作品的品类之一，是一味地高玄。比如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文字就极狷洁明净。我原先颇欣赏他的《典雅》一品：“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想想做人若能永远如此悠哉游哉，消遣岁月，真是其乐无穷。由此之故，已能将此段文字倒背如流。但既熟诵之后，不满也就渐渐生了出来。人生在世，总有些七情六欲十二万枯槁奇想在此，而若是一生老坐在竹子丛里稳稳地“人淡如菊”，那岂不太辜负了那风起浪作，苦乐兼并的人间世？乃至于生死的大畛域亦难辩矣。对于此类雅得过分的文字，现代的人谈起来，若一味地咏叹其风雅，未免就不露出些遗少的迂曲可笑之处。我们现在若看梁楷的《八高僧故事图卷》之类，那一个个托钵老僧坐在松柏之间，左右修竹，双目似开还闭，真似蝉蜕凡骨超入梵天了。哪知道当时禅门中的斗心机，实在比得水火之难容。禅宗的祖师慧能就因为得了一件达摩的袈裟，而差些被同行拿了头颅去的。所以范文澜先生揭此辈雅人的老底说：“成佛的最初戒律是不杀不偷，而教人作佛的禅师却是杀偷兼备，甚至要杀死人的头。不管禅宗大师们口头上说得多么空、多么净，在争夺名利时，终究是禅师即强盗，无二无别。”

而钱钟书对这些假超脱的释子们似乎看得更透些。如韩愈扬儒宗而谤佛。释门中人南宋释志磐对此评曰：“今人有能少抑盛气，尽观此书，反覆详味，则知韩公之立言皆阳挤阴助之意也。”对此钱钟书议论道：“盖辟佛而名高望重者，如泰山之难摇，大树之徒撼，则释子往往不挥之为仇，而反引之为友；巧言曲解，称其于佛说貌离而神合，心是而口非焉。”手段心机至此，其奉“四大皆空”的诚心究为几何也昭然了吧。

为此之故，钱钟书对于那些仿佛不染人间烟火的道禅派诗人，并不像传统诗评家那样只知咏叹他们的诗境如何如何风流潇洒，而是“诗律面前人人平等”，也要考其真伪。如那位大名鼎鼎的神韵派始祖王士祯，钱钟书论曰：“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语，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由此想到，当代的寻根派小说诸大家中，虽则阴阳八卦儒佛道禅念念有词，恐怕也未必就没有如王渔洋老先生毛病者的吧。凡神秘玄门，因其离众生世相也太远，故易与不近人情者近，而不近人情者则往往似真而实伪也。

古典诗论还有一类，以谈技巧作法为主。初入此门，总会认为此等文章作法切近实用，有裨后学者功德大哉。但看得多了，难免觉其雷同重复，令人生厌，而钱钟书虽然偶尔也讲些作文吟诗的甘苦经验，却不大落“义法”的旧套。他引孙子论兵语喻作诗：“始如处女，终如脱兔。”又引曾茶山诗：“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改用口诀故。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弹，所向如脱兔。”评曰：“„脱兔‟正与„金弹‟同归，而„活法‟复与„圆‟一致，圆言其体，譬如金弹；活言其用，譬如脱兔。”

用兵之道，通权达变，与迂腐酸痴绝缘。钱钟书的作文论诗之法，倒也说得上是一位深谙阴阳变化之术的“兵家”。他作文好似“脱兔”，像是想到那里说到哪里，又好用险笔，往往似乎说得走了火、离了题，说到别的地方去了。凡这种笔墨，便是他称之为“金弹”、“脱兔”的。在另一个地方，他又举出前人之言解释所谓“脱”的意思：“脱”者，“脱卸之意。凡山水融结，必于脱卸之后；谓分支擘脉，一起一伏，于散乱节脉直脱至平夷藏采处，乃是绝佳风水”。如果用心一点看，钱钟书文章中的这种“脱卸”之处，也正是他老人家伏着奇兵的所在，如《谈艺录》二三从朱熹喜学曹操书法写起，以后又断断续续转了好多的弯子，浅学而不求甚解如我辈，真不知他的用心何居。待看到后来“文人而有出位之思，依傍门户，不敢从心所欲，势必至于进退失据”才仿佛看出点意思来了。当然我也不敢断定这就是钱钟书的“中心旨意”所在。大抵对于已入神境的隐秀之文，而用所谓“中心旨意”等等肤浅的字眼求索之，必然弄巧成拙，自形浅陋。对此，钱钟书先生自己有过表白：“„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言作诗之法也。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拟象；如庄生逸兴之见形于飞蝶，望帝之沉哀之结体为啼鹃，均词出此方，无取质言。举事寄意，故曰„托‟；深文隐旨，故曰„迷‟。”这说的虽为作诗之法，却也与钱氏文章的笔法同出一理。“迷”是说他的旨意是遥深的；“无取质言”，则提醒人们勿轻易作浅近的解释，以三家村学究言曲解其深文大义，亦即现代的文艺理论家之谓象征的多重含义也。

然而大概言之，钱钟书谈艺文章中的寄托，也还是可以如他自己说的，分之为“逸兴”与“沉哀”两类。

“逸兴”之“逸”在中国诗学中常指一种“超逸”、“高逸”的名士风度。如唐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曰：“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于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这一段文字移来评钱钟书的文章风格，也倒颇为切近。特别是他那种随随便便写到哪里是哪里的笔法，与晋人行草之“临事制宜，从意适便”的轻松态度很为相像。由此我也想到艺术批评中的一个奇怪现象，即评论一种艺术风格，往往在同一门类中难以找到确当的对应物，倒是隔山有知音，在“邻居体裁”中却可觅得更能说明问题的比较对象。张怀瓘谓晋人书法之“超逸优游”，亦颇能概括钱钟书的谈艺“逸兴”的一部分内涵。

“逸”的另一含义，则似以元倪瓒的“逸笔草草”最能代表。若说晋人的行草走笔尚有龙蛇飞动之气势，那么倪云林“逸笔草草”的艺风使意兴冷却了许多。石涛说他“一段空灵清润之气，泠泠逼人”，良有以也。此种“逸”风即“冷逸”也。石涛与倪瓒都领会过国破家亡的悲凉之雾，故能有此心照。“冷逸”之风表现在画格上，是笔墨用得简约，墨色下得萧疏；表现到文学上，则可讲可不讲的话，便省了不讲，笔法不带卑庸福近之态。钱钟书先生对倪瓒颇多首肯语。如他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引程正揆语：“画贵简不贵繁，乃论笔墨，非论境界也。宋人千丘万壑，无一笔不减，倪元镇疏林瘦石，无一笔不繁。”意思是说，画的境界之高深与否并不以笔黑的多少论定。倪瓒的画，着墨无多，境界却至深远。又引吴雯《题云林（秋山图）》并加评语曰：“岂但秾华谢桃李，空林黄叶亦无多，也是赞叹倪瓒的笔墨简净。”尤可玩味的，是钱钟书所引程正揆诗句：“铁干银钩老笔翻，力能从简意能繁；临风自许同倪瓒，入骨谁评到董源？”看钱钟书的文章，处处恰似有一“铁干银钩”的“老笔”在“翻”，而那种泠泠逼人，意在言外的“逸格”，则颇类似于倪瓒的疏林瘦石、空林黄叶之画法。“临风自许同倪瓒”，或者亦抑钱钟书先生之自

许乎？

但中国传统诗学之“逸兴”，无论如晋人行草之超逸或元人山水之冷逸，均多出世之致，而缺乏一种对现实人生的带有幽默感的介入态度。而钱钟书的人生襟怀却在这一方面似乎有些不大类似传统士人文化情趣的地方。

譬如他颇称赞林纾的翻译，特别指出林氏译笔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对此他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有详尽的评述。即以狄更斯小说《滑稽外史》第十七章为例，该章写时装店里女店员的领班那格女士听见顾客说她是“老妪”，勃然大怒，借故出气之事。钱氏特引出林译那格泼妇骂街之一节：

“那格……始笑而终哭，哭声似带讴歌。曰：„嗟乎！吾来十五年，楼中咸谓我如名花之鲜妍‟--歌时，顿其左足，曰：„嗟夫天！‟又顿其右足，曰：„嗟夫天！十五年中未被人轻贱，竟有骚狐奔我前，辱我令我肝肠颤！‟”

这段文字钱钟书称之：“真是带唱带做的小丑戏”。大概依他看来不仅道出了狄更斯原文的韵味，且有锦上添花之妙。好的文学批评往往相当具体地透露出批评者本人的趣味。在上述对林纾的评论中，也显出钱钟书那只幽默含笑调侃世情的眼。在此文的另一处，他又把这种幽默感由捕捉林译小说的妙笔推广到了评论林纾本人的为人行事上。比如他举出当年康有为想捧林纾翻译的一首诗，中有一句“译才并世数严林”，结果反而惹得林纾大怒。因为他感到翻译者，雕虫小技也，不足提；若要真心称赞他，就该称赞他的“古文”和旧诗。在这方面，林纾先生确是很狂的，狂到了说“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吾诗相较，特狗吠驴鸣！”而严复对这诗也是大不高兴的，因为他一向瞧不起林纾，看见那首诗，就说康有为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也不认识的“译才”，自己真羞与为伍。对这一节公案，钱钟书评论道：“文人好名争名，历来是个笑话；只要不发展成为无情无耻的倾轧和陷害，这终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

这里钱钟书提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其实是很可以使研究者注意的。近年来称颂钱钟书的幽默者多矣，有说他继承了古老的“春秋笔法”的，有说他近似吴敬梓《儒林外史》式的冷嘲的，也有说他酷肖现代派的“黑色幽默”的；单单没有人想起钱老先生可能会与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外国古典派者流有什么联系。在我看来，若是按照金圣叹评点《水浒》时称施耐庵用了太史公的笔法写小说的思路，则也很可以说在许多地方钱钟书也是在使用巴尔扎克做小说的手段在写他的艺论。且看《管锥编》、《谈艺录》中收集了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那么多声名赫赫的文人雅士的笑话，出尽了他们的洋相丑态，这难道就不可以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比一比么？钱钟书固然对此辈文人雅士有些“诛心之论”，但他到底赶不上当年孔老夫子恨“乱臣贼子”那般仇深地恨自己的同行，也不像吴敬梓先生那样除讥讽士林而外还能树立几个“贤人君子”的光辉形象作为后生之楷范！钱钟书的道德观念比此二公宽阔多矣。西方批评家有谓巴尔扎克“喜气洋洋写恶”者。其义盖在巴尔扎克能在写小说时将己身幻入恶人之身，设身处地为之撰出种种恶心思，此亦一物我两忘之境；而作为一有高深幽默之大小说家，置此“不知蝶之为我，抑我之为蝶”的一瞬间，岂不可能由洞察奸邪之怒变化为艺术观照之喜，而发意味至复杂之一怪笑乎？此种精神境界，就同钱钟书先生的风度颇为相近了。

至于英国的狄更斯先生的心肠似乎比巴尔扎克要软些。他特别欢喜写街头巷尾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也许就因此沾上了些顽皮孩子的精灵。他固然很会恶作剧地讥刺某个坏蛋或者老顽固，然而在他的孩子气颇浓的眼里又看到了这些坏蛋或老顽固也有些招人怜惹人爱的滑稽地方，这却是嫉恶如仇、仗义如山的道学先生正经人儿经常看不到的，故狄更斯之幽默，用我国文言形容之似当以“冷眼深情”为确，而这同钱钟书又特像。比如林纾老先生，当年曾写过攻击白话文的杀气腾腾的《荆生》、《妖梦》之类，煞是可恶。钱钟书却慧眼独具发现了林老先生的性格里似乎也有些可笑可爱之处。

言归正传，钱钟书之“逸兴”当也包括这方面的内容吧？由此之故，他老人家的文章之风味，可说是酸甜苦辣，一应俱全，而于酸咸外，又别有滋味存焉。

这滋味别无他，便是钱钟书自谓的“沉哀”是也。《谈艺录》开宗明义就讲：“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托。迷方着处，赁屋以居。先人敝庐，故家乔木，皆如意园神楼，望而莫接。少陵所谓：„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每为感怆……立锥之处，盖头之茅，皆非吾有。知者识言外有哀江南在，而非自比„昭代婵娟子‟也。”一篇夫子道白，真是说得凄凄切切、苍苍凉凉，看不见尽头的一派白茫茫。如果仔细体味，又会发现这与传统文人的长恨之叹并不完全相同。关键在于“立锥之处，盖头之茅，皆非吾有”句。此是一种现代人由对于自身在宇宙人生中的真实价值的带有思辩色彩的重估而形成的悲观主义结论。非仅叹一己之穷愁失途，亦兼言宇宙本质的荒诞空幻。因此较之古人的典型情感，似乎具有更多的非个人性的形而上的哲学象征意味。

钱钟书在近代诗人学者之中，独与王国维特有心仪冥契之处。他引王氏《杂感》诗并评曰：“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驰怀敷水条山里，托意开元武德间。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此非柏拉图之理想，而参以浪漫主义之企慕乎？”的确“苦求乐土向尘寰”乃是王国维身上伏着的最大的悲剧根子。他集诗人哲学家的痴气于一身，竟把柏拉图那冰清玉洁的理想国当作了人生的题中应有义，则哪能不失望？哪会不叹息？故钱钟书又称王氏“比兴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胜义，是治西方哲学人本色语”，而这“悲智”两字，同病相怜者读来真如子规夜啼字外有血也。王国维有西方理想主义者直面惨淡人生的严峻性格，却无其“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抗争勇气；又有东方佛学视尘世为悲苦心狱的阴冷，而无其既知善恶如形影之相随则淆是非于一体的圆滑。诚所谓聪明过头，自寻苦恼。此王国维之所以终于弃世者故也。陈寅恪先生当年曾哀王国维之自沉云：“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倘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钻味既深，神理相接……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其实陈先生大可不必担心，知王氏之奇哀遗恨者，并不乏人。钱钟书即其一也。

但较之王国维，钱钟书的“痴气”似乎要稍少一点。他对王国维关于《红楼梦》的评论，只称赏其“无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不过通常之境遇为之”一说。而于其他则颇有微词。如谓：“苟本叔本华之说，则宝黛良缘虽就，而好逮渐至寇仇，„冤家‟终为怨偶，方是„悲剧之悲剧‟。然《红楼梦》现有收场，正亦切事人情，何劳削足适履。王氏附会叔本华以阐释《红楼梦》，不免作法自弊也。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红楼梦》未能穷理窟而抉道根；而自《红楼梦》小说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归一律，尝滴水知大海味，而不屑观海之澜。”

以上言论其实正是钱钟书与王国维的人生哲学歧见之所在。王氏对人生持论过高，故有“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叹息，终于自沉以没，走了“空扫万象，敛归一律”的绝路，钱钟书在对人情的激忿与对宇宙之“悲智”上均不减于王氏，但幸而他似乎有一种将人生的丑恶、缺憾转化为审美的形相的特殊本领。故与王氏“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的感愤不甚相近。钱钟书历来对《庄子》上“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的姑射神仙一流的完美无缺之人颇多调侃语。如《管锥编》十四释“艮”卦义时即见此意。钱氏引《镜花缘》为旁证：“《镜花缘》第二十五回写两面国人„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令人不觉可爱可亲‟，而唐敖揭起脑后浩然巾，只见„里面藏着一张恶脸，鼠眼鹰鼻，满脸横肉‟，骇然下跪，大叫„吓杀我了‟！”此正写美人之实为鬼域，讥刺在乎言外耳。记得杨绛曾撰短文，忆及钱钟书青年时代，偶或趁她午睡之际画一墨团团的大鬼脸逗乐。想来钱钟书之做文章，大抵也经常是画鬼魅以自娱的。他的那支笔一旦放“刁”，简直就像是化身蝇子飞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看遍了她的五脏六腑，然后嗤嗤冷笑的孙猴子发出来的声响。这一种穷达世相、人鬼兽三界皆知的狂怪文章，亦为钱钟书旨趣在乎“观海之澜”的证据。所以他的美学观念似乎有一种否定悲剧存在的倾向，乃是意料中事。他首肯王氏：“不过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的评《红》之论，也无非因为此处以“人情”“境遇”两语代替了“悲剧”一词而已。

第四篇：读钱钟书窗

读钱钟书〈窗〉有感

------外面的自由

人是有私心的，想呆在屋子里也能感受外面的自由，所以有了窗，这是我对窗的出现的奇想。

也许人们都有徐志摩《想飞》的愿望，渴望自由，将所有躁动的因子慷慨地暴露出来，与自然分享不拘一格的舒畅。然而，现实总驱使你忙碌于事业等。你不舍，所以用窗暗地里呼吸“自由”的气味，调剂沉闷的生活。有位作家写道“生活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婚姻，工作是这场婚姻中最锅碗瓢盘的过程，琐碎，单调，散发着霉烂的气息。而自然，就像你朝夕暮想的一个情人，每天鲜活地站在窗外，群居飘舞，芬芳朦胧，等待着你与她的幽会”，就是这样子，窗外面的自由是我们永恒的情人，作在屋里的人应该与她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窗子粉饰了她的美，用距离构造朦胧美，牵引着人们的好奇心。

因为得不到，屋里的人对窗外的自由总充满着向往。同时，不容置疑的是，窗外确实是唤醒生命的境地。老鹰展翅高飞，蒲公英随风流浪，浪花嬉戏于海水„..它们不因屋里的阴暗，冷漠，沉迷而静止。潮汐依然不停，天地在弹指一间变化着。自由赋予了生命足以燃烧的能量，清烟为了达到白云的高度，离开屋子的暖和，一切在窗的眼里浓缩成快乐。当人在屋子里伏案努力时，月光以高姿态照入屋内，尘埃在光路中拥抱，问候，星星在夜空上歌唱，这时应感谢窗子，它们是善良的，将美丽同屋内者共同分享。

累了，站在窗前，眼睛所看到的应该是万物在恬静地安睡，她们想睡就睡，即使在风中，是自然恩赐的自由。闭上双眼，放松全身的肌肉，呼吸着天地间的灵气，任思绪乘着风神游，神游到乌托邦，放纵自我，沉醉于自然，参与快乐。

周涛在〈隔窗看雀〉中有这样的一个结尾：“瞧，枝上的一个‘逗号’（麻雀）飞走了，‘噗’地又飞走一个。”也许，这就是外面的自由吧！

第五篇：读《钱钟书散文》心得

读《钱钟书散文》心得

——论快乐 甘南县巨宝镇中心学校

郭宝珍

钱钟书，江苏无锡人，中国现当代著名学者、作家，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受传统经史教育，国学根基深厚，清华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回国后曾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

钱钟书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主要著作有《谈艺录》、《宋诗选注》等，另有长篇小说《围城》，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等，《论快乐》一文收录于《钱钟书散文》。

这是一篇随笔佳作，本篇的主旨是讲：快乐是短暂的，但快乐是有精神决定的，对快乐的追求，正是人生精神力量的源泉，这是本文所揭示的人生哲理，也是本文的主旨。

整篇文章他所表现出的艺术特色，我从以下几分方面做了一下整理：

1、多角度阐释“快乐”

文章先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快”与“乐”的关系，指出快乐无法永远。再从快乐在人生中的地位，快乐是人生永远的诱惑和希望，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因而快乐是精神决定的。最后又讲到：“发现这个道理，和发现是非善恶取决于公理而不取决于暴力一样重要。”

2、文章行文灵活，中心凝聚

作者思路开朗，行文灵活，起笔从语言构词角度写起随着行文的 展开，思绪也变化多变。作者时而博古论今，时而运用比喻的巧妙写法，使得文章妙思连篇，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无论作者如此多变的思维发展他却能从中谈笑风生，不离题旨，始终都没有离开“快乐”的阐述与剖析，而且将“快乐”诠释的淋漓尽致，使人谈后心服口服，我不得不折服作者的多思多才，将人生中的“快乐”及相关问题展开中心突出。

3、精神形象的比喻

作者在论述中，常选用比喻句加以说明，“快乐”是由精神所决定的，似的深奥抽象的到里边的简明具体“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精致的动作，同样的自相矛盾”。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

“那时候的灵魂，彷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等等。

4、广征博引，取用精当

广征博引是文中所揭示的道理建立在认真总结，善于观察和发现生活中的点滴。它能将生活中看似肤浅的事物与我们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正确理解联系起来，通俗易懂，语言看似平淡无华，读来细细品味却蕴含着深奥的人生哲理。“引诱孩子吃药的方糖”、“因有狗赛跑的电兔子”多么形象，通俗易懂。

本文谢雨抗战时期，作者通过论述“快乐”是由“精神决定”的这一哲理，发出了世界上“没有可被武力完全屈服的人”的声音，这 不仅是对人生哲理的阐述，而且隐蕴有反抗侵略，对抗战前途充满乐观情绪的社会现实意义。

作者在文中所讲的“快乐”在他的内心放抗侵略。抗战充满希望是他更大的“快乐”，我们就要胜利了，眼前就要呈现一片光明和祥和，这才是我们所谓的更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