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专题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外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篇：(第二专题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外国刑事诉讼法

外国刑事诉讼法

或减损了的司法纯洁。

b.抑制违法侦查说:。它认为排除警察这些政府执法人员违反宪法收集到的证据是为了防止警察的违法行为,以排除非法取得证据的可采性方式,可以预防警察的违法取证行为,实现宪法修正案对人们的隐私权的保护。但证据排除法不一定会产生吓阻的效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采用证据排除法则之后,警察非法取证的情形仍十分普遍。

（2）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a.该规则只针对政府执法人员的非法搜查和扣押行为，私人非法取得的证据在刑事审判中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因为宪法保护的是私人隐私权免受政府的不法侵害,而不是个人的不法侵害。

b.该规则不适用于大陪审团程序，确定某一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具备可采性,需要由法官做出，大陪审团审理和法庭审理不同,他通过审查证据来决定是否签发起诉书,以及协助公诉人补充证据，其审理的结果并不是对被告人的最终定罪，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会阻碍大陪审团工作。

c.搜查、扣押的对象不仅仅是物品、人身,还包括信息。搜查和扣押通常是为了取得实物证据，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将其扩大,认可了非法监听、录音所取得信息也是对象。

d.扣押行为既可能是物理上的直接侵入,还包括一些非物理上的侵入.除警察亲身接触被搜查的对象,通过各种设备进行窃听、录音是一种无形的非物理的侵入,违反监窃听和电子监视的程序取得的证据也将被排除。

2.非法自白排除规则，体现在：宪法

（3）判断属于毒树果实的标准：被非法取得的证据(毒树)污染的证据并不当然属于“毒果”，要视情况而定。

a.逮捕程序不合法,随后取得的供述是否属于毒果。法院认为应当考虑几个因素:①是否宣读了米兰达忠告;②在逮捕与供述之间时间的长短;③存在的干涉性环境因素;④官方不法行为的目的和恶劣性。b.

第二篇：浅议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

浅议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在这里，本条是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项内容，补充完善了《高法解释》第六十一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具体规定了：

一、非法取证手段：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这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如果采取的是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要给予排除，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如果采用的是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也要进行排除。这段修改是从原来明文禁止“威胁、引诱、欺骗”手段改成现在以一个“等”字模糊化具体非法手段的处理；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一规定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从言词证据（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扩大到物证、书证。我国之前在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只排除言辞证据，认为只有采取威胁、引诱、欺骗而取得的言词证据是不可靠的，需要给予排除，而运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可以相信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容易导致实践操作中刑讯逼供现象的增加，影响司法公正，这样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被称为“毒树之果”，对于毒树之果——运用非法手段取得的物证、书证两种实物证据的排除是一项进步之举，但是我们尚未排除所有的“毒树之果”，这在以后的立法上还有待继续商讨；

三、非法证据的排除阶段：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这一规定明确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时，只要发现是非法证据就应该排除，而非法证据的排除主体相应的也就包括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贯穿刑事诉讼整个过程。

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一条规定了：

一、对于非法证据的法庭调查：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这一规定的增加，从程序上保障了非法证据排除实际上的操作可能性，本条规定中对于发现可能存在非法取证应予排除的情况时，人民法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如果不明确这一点，那么采用非法手段取得证据将很有可能进入审判程序而被采用，如果发现证据存在排出的可能，就必须要先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然后再审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即先进行程序上的审查，再进行实体上的审查，这样做有利于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形象和司法权威；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一条明确了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但是不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了法院就要对证据予以排除，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还要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即对证据的非法性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恶意诬告陷害，拖延诉讼程序，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以提高司法效率。

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这一条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主体：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这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将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检察院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负有监督检查的职责，对于公安机关搜集的证据的合法性要进行监督检查，另一方面，被告人如果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对于相比较国家公权力机关来说比较弱势的群体是不公平的，这样对于他们的取证难度过于巨大，他们无法举证的时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那么会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这一规定形同虚设，毫无实际意义。第五十七条后半段是对出庭证明人员的相关规定：在现有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的合法性，需要相关人员到场证明的时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关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也可以主动要求出庭作证，但是当人民法院通知要求其出庭作证的时候，就必须要出庭作证。

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一条是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即具体规定了在经过法庭审理后，发现存在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规定的情形，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就要给予排除，不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进行使用。

对于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在宪法上也能查找到相应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然而，在学术界中，关于什么是“非法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在我国，证据必须具有“三性”即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是指证据的形式、提供证据主体、证据的收集方式、收集程序必须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违反法律规定的收集程序、不符合证据提供形式的证据是非法证据。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合法的证据并不等于非法证据，不合法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而非指违反法律的规定。

对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有学者认为存在在法官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缺乏规制。即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当事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要件上需要提供相关的线索与材料，这种线索或材料应该是合理的，能够产生“推测的怀疑”，而无需达到“合理的怀疑”程度；

二、当事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要求，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中，控辩双方针对当事人要求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本身是否正当展开辩论，双方并不对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者证据是否非法展开辩论；

三、法庭主动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在司法制度程序合法性的要求下，司法裁判者对证据是否合法、可采进行审查也必须受到程序的制约，法官不能仅凭自己的判断而不经任何程序就将某些证据排除或者接纳。

对于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的规定，存在很大的进步，对杜绝刑讯逼供现象产生，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维护司法形象和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有相关学者认为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的缺陷，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实践的探索，我们的刑事诉讼法一定会越来越完善。

第三篇：浅析新刑事诉讼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浅析新刑事诉讼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自我国于1997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以来，至今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中，由于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司法实务界在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做的不够专业。直到2011年3月，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我国终于在刑事诉讼法的层面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主要针对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及其意义等进行阐述。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 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

在英美法系确立的证据规则中，最重要的是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证据的关联性，另一个是证据的可采性。英美证据法认为，任何诉讼证据都必须与案件的事实有联系，但是，具备了关联性的事实材料未必都能成为案件中得以起诉的证据。从事实材料到诉讼证据，还应该具备可以被采纳的效力。因此，证据的可采性通常被称之为现代证据规则的灵魂。正如美国证据学专家华尔兹教授所说，大多数证据规则都是关于什么应该被接受为证据，即是否具有可采性的问题。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证据可采性规则中的一个证据排除规则，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用违反法律规定的方法或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是非法的，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对犯罪人定罪与量刑的依据。这里所称的证据，主要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等言词证据，当然还应该包括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所谓非法手段，主要是指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非法扣押、非法搜查等其他违法方法。

一、对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原因

（一）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法律形象

以违反法律的方法，如刑讯逼供等手段去进行侦查、收集证据、追诉犯罪，这就相当于以暴制暴，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要求，将会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丧失应有的客观公正性，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司法机关的声誉，也不利于保障人权。

（二）使司法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的主观心理产生扭曲

在刑事诉讼中，一切与诉讼有关的活动都应当以合法为前提，如果法律不规定采用暴力手段取得的证据是非法的应予排除，那么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为了尽快破案，或为追求办案效率，可能会频繁的采用暴力逼取口供的方法，还有的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都是罪犯，对罪犯，就应该打，打了才会说实话。这样如果长久下去，刑讯逼供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潜规则。这时，如果没有法律的有效规制，则必定会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

（三）运用非法证据来定罪，极有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我认为，最近几年发生的影响比较恶劣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都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将使用刑讯逼供等违背犯罪嫌疑人意志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用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时，即使实体内容再怎么公正，如果程序上违法了，那么必然导致裁判结果的不公正。

关于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诉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高检规则》中也有与之相类似的规定。

以上列举的法律法规都仅仅是规定证据严禁使用非法的手段进行收集，但都未规定其程序性制裁的内容。也就是说，由于法律没有规定非法证据必须予以排除，因此在实务界，违法收集证据仍然普遍存在，非法证据仍然被广泛采纳。直到新刑事诉讼法中第五十四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出台，无疑是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使用刑讯逼供等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和精神的非法手段说不。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的巨大进步，对我国公民人身权利的规范性保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新刑事诉讼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的捷径，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就可以看出，刑讯方法逼取口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成为侦查机关讯问的重要手段之一，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从法律层面明确的宣告了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可采信，从而可以促进侦查人员转变旧观念，并对侦查人员产生一种震慑的效果，使其消除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进而通过提高自身素养或增加必须的装备，尽最大努力去合法的收集证据。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实现刑事诉讼双重目的的需要

刑事诉讼的目的，一个是惩罚犯罪，另一个保障人权。我认为这两个目的之间具有关联性。在保障犯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应使其受到客观、公正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惩罚。犯罪证据对于确定谁是真正的犯罪人，以及后续的定罪量刑，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如果证据是采用非法手段收集到的，这难免会使证据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这时，采用真实性不高的证据去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很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那么这时，又谈何保障人权呢？如果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将受到法律的监督与约束，使其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搜集证据，这将使刑罚权的实现过程符合诉讼公正的要求，一个公正的刑事诉讼，也必将会促进人权保障的实现。

（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法制统一，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刑事诉讼法又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是法律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明令禁止。如果在实践中仍然允许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那么就会使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成了一纸空文，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尊严。另外，我国已经于1988年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我国虽然早已批准了这一国际公约，但一直未规定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也成为西方国家抨击我国人权保障不力的借口。而现在我国刑事法律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对西方国家批评我国人权保障的最强有力的回击。同

时，加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之一。因此，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刑事法律作为治国安邦、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只有在尽可能完备且先进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服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刑讯逼供等暴力取证行为的明文禁止，新刑事诉讼法对该规则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约束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机关的声誉，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第四篇：浅谈《刑事诉讼法》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浅谈《刑事诉讼法》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叶丽媚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的范围指的是采用非法收集的程序和方式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主体具有广泛性。非法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适用的排除规则不同。适用程序应当进一步的细化。检察机关负有非法证据的结果责任，证明标准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负有非法证据的提出证据的责任，只需要到达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可。

论文关键词 非法证据 排除 适用 证明

新刑事诉讼法有6个条文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别为第50、54、55、56、57、58条，这些条文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原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司法解释中予以规定的，新刑事诉讼法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规定由司法解释的效力提升到了刑事诉讼法的层面。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更加的全面和具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也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在追求实体真实的同时对程序价值的重视。下面对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分析如下：

一、非法证据的范围

顾名思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求的证据必然是不合法的证据，即非法证据必然是不合法的证据。但是非法证据与不合法的证据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呢，笔者认为，非法证据不等于不合法的证据，非法证据只是不合法的证据的一种。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属性之一，是指证据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由法定的主体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和运用。合法性包括四方面的内容，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提供、收集证据的主体必须合法，证据的内容必须合法，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而非法证据所指的仅是证据所取得程序和方式的不合法，并且非法证据所指的是严重违法的证据，轻微违法的证据，属于瑕疵证据，适用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由此可知，新刑事诉讼法所规定非法证据是指取证程序和方式严重违法而获取的证据。所指的非法证据与不合法证据是不相同的概念。非法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它不合法的证据应当适用其它的方式予以排除或者补正。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主体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主体包括侦查、检察、法院的案件承办人。刑诉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即检察官和侦查人员也是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主体，这里的检察官既包括审查逮捕阶段也包括审查起诉阶段的检察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主体的广泛性具有提高诉讼效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重要作用，侦查阶段发现具有非法证据的就应当立即予以排除。

三、非法言词证据与非法实物证据适用不同的排除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规定了不同的排除规则。对于非法言词证据规定了直接的排除规则，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则规定了法官自由裁量加补正的排除规则。详言之，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经过法定程序认定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就必须予以排除。而对于非法的实物证据（书证、物证），则首先判断是否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如不属于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则不予以排除。对于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则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补正和解释，然后由裁判者对补正和解释的情况进行判断，如果能够进行补正或者合理解释的则不予以排除，如果不能进行补正或者合理解释的，则予以排除。即对于非法实物证据需要经过裁判者的两次判断，才能进行排除。

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56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上述两条概括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即第一种是司法机关自行发现并且自行排除，第二种是当事人向法庭申请排除。笔者认为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还应当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的细化、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实际上使得一个案件可能有三种不同的审判程序，第一是定罪程序，关于事实的审理和法律适用，所解决的是有关被告人在实体法上定罪的问题，第二是量刑程序，关于被告人应该被判处怎样的刑罚的程序，第三就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前会议程序，笔者认为关于非法证据的解决，应当重点放到审前程序中，因为非法证据进入审判程序后，可能使得审判程序中止，影响审判效率。当事人一方可以在移送审查起诉后，向法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当事人一方应当提供相关的证据或者线索，法庭接到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后，认为有非法证据可能的，就应当要求检察机关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该证据并非非法取得，然后法庭确定日期召开审前程序，在公诉人和被告人一方参与的情况下，就非法证据进行法庭调查，并作出有关决定。在法庭审理中，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法庭经审查认为合理，一般也应中止法庭实体审理，专门就非法证据进行审理。无论是审前程序还是法庭审理程序，对于非法证据的决定不服的，均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在上一级人民法院就非法证据审理阶段，原审判中止。以上是有关非法证据在进入审判程序之后的程序。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也应当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笔者认为在审查逮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因为有检察机关的介入，有条件适用三角形的刑事诉讼构造，由检察机关居中裁判，公安机关和犯罪嫌疑人一方就非法证据进行辩论。由检察机关做出决定。犯罪嫌疑人一方对不予排除决定不服的，可以在移送审查起诉后，向法庭提出。对于侦查阶段，非法证据的排除，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检察机关介入的方式。即犯罪嫌疑人一方可以在向侦查机关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后，没有得到排除决定的，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由检察机关决定该证据是不是

应该排除。对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的非法证据，笔者认为，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仅仅对该证据直接予以排除。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有权知道哪些证据系非法所得，是不是予以排除，以及不予排除的理由，即便该证据予以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也应当知晓，因为该证据系非法所得还可能关系到其它证据的合法性，以及整个侦查程序的适当性，因此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参与下进行。

五、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

新《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第57条第1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这两条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即当事人一方有提出证据的责任，当事人提出该证据系非法方法收集的有关证据和线索，并不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只需要达到产生怀疑即可，应当提供一定的证据和线索。检察机关应当证明该证据并非非法方法收集，检察机关承担证明结果责任，并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应当采用同步录音录像、当时在场人员的证言、体检报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方式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非法证据所指的仅仅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所调取的证据，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提出的证据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畴。

六、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该条规定了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即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明，只要存在怀疑，不能排除存在非法收集的可能的，就应当予以排除。检察机关应当证明该证据系合法所得的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对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只要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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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1

一、引言................................................................1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1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1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1

2、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2

3、“毒树之果”的排除..............................................2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德国的法律规定.................................2

1、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2

2、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2

3、对“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2

（三）两大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异同点评析.........................3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3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4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目的.....................................4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4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4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5

1、公检法机关运用时出现的问题.....................................5

2、引发的社会问题.................................................5

五、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5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程序.....................................5

（二）完善司法体制，践行审判独立.....................................6

（三）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办案水平.........................6

（四）提高律师诉讼地位，防止冤假错案.................................7

六、结束语..............................................................7 参考文献：...............................................................8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颇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和法治理念，对之采取不同的价值选择。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内容、排除程序、排除方法等都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不同规定，也在影响着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如何确立。本文从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现状、司法实践以及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以期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更好的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维护司法公正，协调好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关键字：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立法现状

司法实践

程序公正

实体公正

一、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际普遍采纳的一项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享有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得证据材料。”这是狭义的非法证据，即“非法取得的证据”。广义上的非法证据，具体而言，表现在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取证程序这四个方面存在违法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程序公正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盾牌”，旨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从而保障人权的一项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这一“盾牌”的具体内容和使用方法两大法系国家各有不同。然而，众所周知，事物皆有两面性，这一规则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可能造成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权益的不到应有保护的问题。如何在维护程序公正的同时做到兼顾各方利益的实体公正，还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其产生与发展对世界范围内的这一规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崇尚个人权利至上、限制国家权力，这一观念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产生的思想基础。自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大量司法判例逐步得到完善并丰富起来，政治、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的发展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了影响，使之不断加以调整。这一规则在地域上经历了由联邦到各州的发展过程，排除范围上则由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到非法言词证据乃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而适用原则上经历了由一律强制排除到原则性排除加例外的发展过程。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在美国，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主要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包括使用身体、精神强迫和引诱取得的所取得的供述。身体、精神强迫主要包括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吃喝、利用其对家属的关心等手段。用此种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应该被排除。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由排除“非任意性自白”向排除“程序性违法”供述转变。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是为了排除虚假的、违心的供述、自白，防止冤假错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到了40年代以后，对于“自白”的定义不仅仅是是否有“任 意性”了，还包括是否有“程序性违法现象”，这一标准表明所有通过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得到的证据均应当被排除。由此，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确立的“米兰达规则”，该规则要求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其有沉默权、律师帮助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如果警察没有遵守米兰达规则得到的任何陈述将从证据中予以排除。

2、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美国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此项规则在经历了确立—废除—确立—废除等一系列判例之后，在著名的迈普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确认了宪法第四修正案要求各州法院排除非法搜查或扣押所获取的书籍、报纸等证据。时至今日，这一规则所排除的实物证据范围也已经扩大到监听或使用秘密摄像机取得的音像资料，但同时又对特定的情形例如涉及国家安全的监听或窃听赋予了合法性。

3、“毒树之果”的排除

“毒树之果”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指以非法获取的证据为线索取得的证据。联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朗博诉美国案中的“禁止以某种方式取得证据的实质，并非仅指该证据不得为本院所采用，而是在根本上就不得加以利用”的理论，确立了对“毒树之果”原则上予以排除，在法庭审判审判时不得采用的原则，但对以非法搜查、扣押、逮捕获得的口供为依据获得的实物证据这一类“毒果”的态度稍显谨慎，是否“食用”要根据案情判断“毒性”大小决定。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德国的法律规定

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其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是惩罚犯罪，注重实体公正，而对于程序公正以保障人权则为次要目标。德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根据原西德最高法院依照基本法第一条“人之尊严不可侵犯”、第二条“人人均有谋求自由发展及其人格之权利”的规定。

1、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被告人决定和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不能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欺诈或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不需用威胁的方法，并严禁许诺给予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利益。对于损害被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方法，也禁止使用。违反这些规定所得到的陈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得作为判决依据。

基于此，德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予以绝对排除的规则。此外，对于讯问前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或享有聘请律师或与律师协商权利的情形，德国最高法院认为由此取得的言词证据也应当排除。而对于违法其他法定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则主张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自由裁量。

2、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德国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采取利益权衡原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自由裁量，不能因为在取证过程中产生错误就自动排除该证据。而对于涉及侵犯人格尊严和自由所得的证据应排除，但是如果该证据用于指控重大犯罪时，则应该承认该证据的证明能力。

3、对“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

德国立法上至今没有对“毒树之果”的效力作出规定，但对于特定违法手段如非法监听获得的证据及其衍生证据，只能用于指控被告人反对和平、危害外部安全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犯罪。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存在一种称之为“波及效”的理论，认为由非法证据衍生出的证据只要有证明力，就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三）两大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异同点评析

英美法系主要是判例法国家，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在这些判例的基础上形成的，大陆法系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步较晚，仍然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法官的自由裁量在这一规则中发挥很大作用。但随着国际上普遍对保障人权的关注，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价值也逐渐向程序正当倾斜，并逐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总而言之，两大法系对于这一规则存在相同与相异之处。

两大法系均对非法言词证据持绝对排除态度。英美法系国家称之为“非任意自白排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为了追求实体公正，并未设置证据规则，虽立法上也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但是排除范围比英美法系国家狭窄。

对于非法实物证据，除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外，大多数国家并不自动排除。例如英国，德国，日本，虽然所述法系不同，但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均使用以裁量派出为主的混合模式，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但这些国家在利益权衡的标准方面存在不同。德国重在衡量取证手段是否侵犯人的尊严与自由，而日本重在衡量取证手段是否“重大违法”。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

对于非法取证的行为，尤其是对刑讯逼供的反对，可以追溯至我国古代立法中。但真正禁止刑讯逼供，应当始于清末沈家本的法律改革。由于历史原因，改革未能成功。孙中山、毛泽东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刑讯逼供，但是都未将其入法。

我国立法对这一规则的最早反映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虽然有所反映，但这项条文未明确规定法律后果，其司法实践效果可想而知。1996年3月17日，《刑事诉讼法》修改，但对于刑讯逼供的规定仍然沿用1979年《刑事诉讼法》条文，没有丝毫改动，以至于造成了赵作海没有杀人却被判死刑并入狱服刑长达8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是我国第一次对非法收集证据的后果加以规定。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六十一条再次确认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以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都是一些原则性规定，未对具体程序及后果作出详细规定，因此也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2012年11月5日审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刑讯逼供的具体表现、非法证据排除的请求方法、非法证据的审查方法等也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至此，我国法律完整的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进法律，并规定了其法律后果，让这一规则有了约束力、威慑力。这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这些条文的确定，让理论界与实务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争议大大减少，其刚性规定也将大大减少侦查过程中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目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何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运用，各国纷纷将其入法，这与这一规则的目的息息相关。首先，是为了刑事诉讼中证据的真实性。非法取得的证据往往存在一定的虚假性，不能真实反应案件的情况，影响案件真相的发现。尤其是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胁迫、欺骗等情况下所做的供述，其虚假性就更难以被发现；其次，为了保证程序公正。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往往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而对程序公正有所忽略，我国也不例外，取证是程序问题，排除非法证据在哪很大程度上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并且刑讯逼供严重者可入刑，这一规定规范了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程序公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为了保障人权。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享有人权，其合法权益不能被非法侵犯。刑讯逼供很明显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排除非法证据是我国对人权保障的一大进步。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也就是说，只要是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无论其真实性如何，都要一律排除。这是一个刚性规定，不存在任何可自由裁量之处。而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如书证、物证等，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体现了我国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一分为二判断的：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首先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例如勘验、检查、搜查、提取笔录或者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对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等注明不详的），在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后，可以采用，否则，不得采用；其次，对于根本不会影响司法公正的瑕疵，则不需补正或作出解释。由此可见，实物证据是否影响司法公正以及补正、作出的解释是否合理，都是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的，因此对于实物证据的排除相对于言词证据的排除就相对宽松。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我国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由此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可以是由法院依职权发现并启动，也可以由当事人一方提出，但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材料，被告方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发现或提出非法证据后，法院会进行庭前会议、法庭调查，在此阶段，由侦查人员负举责任。

也就是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由控诉方与侦查机关承担，这与我国“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不一致，主要是因为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控诉方跟侦查机关是强势一方，举证能力也强，诉讼中举证能力较强的一方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这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体现，其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提出的非法证据，控诉方与侦查机关自然是主张其证据合法，并加以证明，这实际上也是“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体现。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

1、公检法机关运用时出现的问题

排除非法证据，必须依靠法庭审理时予以排除，因而，审判庭尤其是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前文提到，在排除实物证据时，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证明证据合法性从主观上说，就是要使法官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做到内心确信，通过证据说服法官相信其取证行为合法。但是何谓“非法实物证据”、何谓“合理的解释”何谓“内心确信”存在主观差异，在实务中容易引起争议。也就是说，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认识不一，对于不同的职业，如公安人员、律师、检察人员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因此，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界限问题直接影响到排除证据的范围，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法官在裁定是否排除某一证据时，必须有一个明确、肯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否则，很容易引起参与案件、负责不同阶段的司法人员各行其是，引起争议。

2、引发的社会问题

我国最近几年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有所侧重，体现了程序公正。但是对于社会上普通大众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是犯了“滔天大罪”、罪不可赦的人，对于这些人就一定要找出证据、为民除害。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在却要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据排除掉，普通民众可能就难以理解，以至于无法接受，就会引发舆论的热潮。

其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则被合理运用自然能够促进人权保护，但是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以此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滥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企图保护自己，或者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明明是罪犯却拒不认罪，顽固抵抗。这种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时造成了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的阶段，社会上有人把犯罪率上升归咎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这一规则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如何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把双刃剑，也是我们现阶段需要考虑的问题。

五、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程序

我国《最高检规则》第446条规定：“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其他证据的情形，需要进行法庭调查的，公诉人可以参照前款规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公诉人不能当庭证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审理。”第447条规定：“公诉人对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后，法庭仍有疑问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由法院对相关证据进行调 查核实。法院调查核实证据，通知检察院派员到场的，检察院可以派员到场。”

这两条规定看似确立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程序，保障了非法证据的有效排除，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我认为非法证据的排除不仅仅是应用上的排除，不仅仅是不作为定案的依据，更严格的说，应该无法让非法证据影响到法官的审理，排除非法证据对法官的影响。因为从人的认知角度而言，如果已经知道了某项证据的存在及内容，却要求法官在裁判时不受这些证据的影响，这是比较困难的。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比较合理：被排除的证据不得在审理事实的法官面前提出，这才能真正起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我国的法庭审理阶段还是会让法官接触到某些非法证据，从而对法官审理案件造成影响。我国还规定了庭前会议：“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但是这项规定仅仅是了解情况，并没有做出任何处理规定，还是无法根本排除非法证据。对此，我国应当完善审查规则，建立庭前审查处理制度，在庭前尽量排除非法证据，保证法官不受非法证据的影响。

（二）完善司法体制，践行审判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理应享有独立审判权，其他机关与社会团体、个人仅仅应当起到监督作用，而不是支配法院的审判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明显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首先，受到政府的压力。众所周知，我国法院的经济来源受同级人民政府支配，政府掌握法院的经济命脉，因此，法院受政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在行政诉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国行政诉讼中政府败诉率极低，难道行政诉讼这样的“民告官”行为都是民众在“没事找事”吗？显然不是的。法院怎么会得罪自己的“衣食父母”呢？从这一点看来，法院受政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何让法院不受或者少受政府影响，交叉管辖就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让其他地区的人民法院处理易受同级政府影响的案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其次，受到同级人大的压力。人民法院由人大产生，因而对人大负责并受其监督，法院院长的任命也是由人大决定，人大对于法院审理的案件也有质询权，因此人大对于法院的审判权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再次，受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压力。检察院对于法院审判的案件可以进行抗诉，检察院进行抗诉就会引起案件的再审甚至改判，这样不利于法院的绩效考核，而证据都是由检察机关提交给法院审理的，法院如果排除了检察院提交的证据，势必影响检察院的控告职能。为了法院的审判独立，应该检法分离，审判独立。最后，受到社会舆论跟民众的压力。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民众的知情权得到大幅度提升，社会舆论也越来越起到引导社会价值观的指向标的作用，网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媒体跟民众的力量大到足以改变法院的判决，例如“药家鑫案”、“邓玉娇案”，几乎都是在社会舆论的控制下法院进行的判决，这看似我国越来越注重民意，但是实际上，民众对案件的真实情况掌握到底有多少？民众对证据的掌握到底有多少？民众的法律水平到底有多高？就能随便对案件进行如此大的影响？法院才是审判机关，民众要做的是监督，不是支配，我们要相信法官的专业水平，会给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复。

（三）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办案水平

现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法官是从部队转业或者其他途径转行的，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因而在一些专业问题方面，明显知识储备不足，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判案经验，但是从事法律这一职业不是靠经验就能做好的，需要专业知识作为支撑，当然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除了绝对排除的 非法言词证据，对于非法实物证据是需要法官自由裁量是否应该作为定案根据的，在这个方面，如果法官没有足够的专业法律知识，如何判断取证是否违法，如何判断侦查人员做出的解释是否合理呢？如果做不到这些方面，又如何能公正的作出判决，树立司法权威呢？因此，就要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让拥有专业知识、专业素养的优秀法律人去担任法官一职，让专业知识充实法官队伍。同时，对于现任法官，建立健全在职法官学习制度，不断补充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身专业素质。最后，法官也要洁身自好，把握好公正的天平，对于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坚决排除，树立法律权威，保障人权。

（四）提高律师诉讼地位，防止冤假错案

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是为社会服务的专业法律工作者，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律师制度是建立在保障人权基础上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关键一环，刑事辩护律师自身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在现实生活中，刑辩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其自身的权力得不到保障，从而使辩护困难重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在日常的刑事辩护中，辩护律师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辩护律师会遇到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会见难等问题。刑法第306条设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更使律师在行使本已十分有限的调查取证权时，顾虑重重，惟恐触犯该条而身陷囹圄，因此不能不在调查取证时浅尝辄止。

除了这些制度上的困扰之外，诉讼律师内心也存在一些纠结之处。对于普通民众触犯了刑法，被法院判刑之后，就会惹来媒体曝光、社会关注。辩护律师在对其进行辩解时，就会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毕竟触犯了刑法之人是罪犯，有社会危害性，例如这时，辩护律师对其进行辩护，往往的不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甚至还会受到一些媒体的攻击。那么，基于这个因素，有的辩护律师就会对罪犯的辩护不是那么尽心尽力。律师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其次，律师与“公检法”三方地位严重不平等。“公检法”与律师就像是在打麻将，律师是被强拉去充数的，而且律师不准“胡”，“胡”了也不能说。这形象的说明了律师难以与“公检法”对抗。因此，要保障律师权利，首先就要提高律师地位，使控辩双方地位平等，让律师不再低“公检法”一等。在制度方面，要“保障律师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保障律师通过正当途径获取充分证据的权利，以便及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巩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保障律师正当执业权利,保障律师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这需要国家立法支持，用法律强制力来保障律师权利。

六、结束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人权、打击刑讯逼供等犯罪行为、防止冤假错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法律正在逐步完善，其取得的现实意义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相当于“舶来品”，我国对此项制度的立法与司法配套制度还有不足之处，应当借鉴美国等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可取之处，不断完善对于这一制度的配套措施，真正做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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