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状极其完善

第一篇：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状极其完善

浅议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状极其

完善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

渊源

证据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概念与源起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概念

何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整体而言，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之分，广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司法人员以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的方式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要被法院予以排除。狭义的非法秩序排除规则，则是指非法获取的物证之排除，相对的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则以自白规则相调节。非法证据排除作为一项刑事诉讼法中重要的规则，其本身的普适价值已经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在此不多阐述。本人在此持广义的立场对其在我国的确立进行讨论。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源起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根据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规定，“人们保护自己的人身、房屋、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受侵犯；除非是由于某种正当理由，并且要求有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扣押的人和物，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这一规定被普遍认为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渊源，当然，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无论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也被视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项基础渊源。在1914年的维克斯诉合众国一案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依据宪法第四修正案，就已经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1939年的那多恩诉合众国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有罪判决，提出了相当具有特色的“毒树之果”规则，明确指出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证据本身将受到污染，尽管证据可能具有真实性，可是却会对建立在程序正义之上的司法体系造成难以磨灭的伤害，犹如“毒树之果”，即使味道可口，可是出于对于剧毒之畏惧，不可食用。在本案正式提出“毒树之果”规则之后，一系列的判决强化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如在1961年的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中，法庭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宪法第四修正案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该案，非法证据排除得以正式适用于各州的刑事诉讼之中。不过这些判决基本上都是立足于排除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直到 1965年的米兰达案中，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才正式形成非法自白排除规则，也就是闻名于世的米兰达规则，彻底排除了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补全。

从历史来看，美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根源还是在于美国历史中对于正当程序本身价值的尊崇，即对于程序正义的尊崇。英美有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美国的主体是英国移民，他们在给新大陆带来了不同的物质改变的同时，也带来了英国的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在英国，早在1215年由失地王约翰所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就已经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这被视为正当程序的起源。此后，英国在形成与欧洲大陆截然不同的判例法体系的过程中，正当程序作为个人权利的保障以及对于政府无限权力的基本限制，不断的得到强化，并且被赋予了正义的价值观念。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是英国在殖民地的征税和打击走私的行为。征税行为没有获得殖民地人民代表的同意（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并不能进入英国议会），换而言之，也就是说殖民地人民没有经过正当程序就被剥夺了其本身所固有的权益。英国官员以打击走私为名，经常性的闯入民宅，乱搜烂捕，更是极大破坏了刑事正当程序，侵犯了普通殖民地人民的基本权益。正因如此，美国注重程序正义，美国人普遍认为经过正当程序的结果往往也是正当的，对于正当程序的任何破坏都是对于正义的践踏。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正好体现了对于程序的蔑视，从而违背了正义的客观要求，必将导致正义的缺失。更进一步而言，对正当程序的尊崇体现了对于法律规则的遵守，法律规则作为社会的底线，如果任其被突破，那么社会必将失去其维系的基础。从美国刑事诉讼构造本身而言，陪审制度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最直接原因。在美国的刑事诉讼构造中，检察官代表人民对犯罪行为向法院提起公诉，大陪审团对于检察官的证据进行审查。小陪审团对于被告是否构

成犯罪进行裁决，法官则超然于各方，拥有控制法庭秩序以及量刑的权利。陪审团在刑事诉讼中责任极其重大，陪审员认识案件只能通过证据，但是陪审员却都只是普通的百姓，并不精通于法律，为了避免他们被不真实的或者是无关的证据所影响，美国法律系统付出巨大的努力构建了复杂的证据规则，比如关联性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等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应运而生。正是如此，相对而言，在并不实行陪审制度的德国以及陪审制度式微的英国，因为其刑诉构造上的差异，法官作为经过专业训练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员，通过“自由心证”对案件事实与法律进行裁量，也就不需要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但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主要的国家所采纳。例如，《日本宪法》第38条规定：“以强制、拷问、胁迫所取得的自白，或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后的自白，都不得作为证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6条规定：“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认自己意志的自由，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禁止以刑事诉讼法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禁止以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相许诺。对违反这些禁令所获得的陈述，即使被指控人同意也不允许使用。”《俄罗斯联邦宪法》第50条第2款规定，“从事司法活动的过程中，不许利用通过违法联邦法律而获得的证据。”此外，联合国大会1975年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第12条也规定：“如经证实是因为受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而作的供词，不得在任何诉讼中援引为指控有关的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的现状反思

（一）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的现状考察

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律规范上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虽然本条规定了禁止使用非法方式收集证据，但是并没

说明非法取得证据的效力问题，也没有进一步说明是否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中国两个最高司法部门发布了非法言辞证据排除的规定，可是在这两项规定中并没有具体阐述排除的程序，到底是谁有权排除？办案法院、检察院？还是上级法院、检察院？在什么阶段排除？审查起诉阶段？庭审阶段？没有程序，这些规定就只能落于空文，流于形式，不能够具体适用，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什么是制度？不仅仅是有实体保障的规定，而且有程序维护的规定才是制度。而且，这些司法解释关注的只是非法获得的言辞证据。在我国，因为刑讯逼供一方面导致冤假错案，另一方面严重腐蚀了司法公信力，所以学界与实务界对于遏制，甚至是彻底清除刑讯逼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上述的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定，其实质只是刑讯逼供的一项策略罢了，不仅仅忽视了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留下了巨大的立法漏洞，而且还湮灭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所具有的程序正义上的法律价值。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相对于刑事诉讼法与前两个司法解释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不仅仅是其对于非法证据的外延进行了确认，更重要的是它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程序进行了规定。具体而言，包括如何启动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法庭如何初步审查、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特别规定了羁押机构的举证责任，也就是举证责任倒置）等等，使得该解释具有具体适用的可能，具有了可操作性。但是，该解释也有相当程度上的不足，上诉的详细规定只是针对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只是做出了原则上的规定。在我国，虽然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倍受侦查人员亲睐，以至于在破案压力之下不惜无

视法律的规定，对羁押人员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已经陷入沉寂的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近期闹的沸沸扬扬的赵作海案都是最好的例证。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二）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现状反思

也就是说，仅仅是口供仍然不能定罪，定罪的重任还是得落在实物证据之上。在上述的这一类案件中，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往往是侦查人员获得实物证据的钥匙，这实际上就是上文所述的美国的“毒树之果”，采纳这些实物证据，甚至依靠这些实物证据定罪的后果就是给侦查人员一种错觉，只要通过口供获得实物证据就够了，口供排除也无妨，从而在根本上使得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的排除陷入了虚置的地位，其本身遏制刑讯逼供的效力受到了巨大的削弱。此外，通过非法搜查、非法窃听、非法扣押、非法拍照等方式获取实物证据，也严重侵害了公民的隐私权和财产权，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通过这些方式获取的实物证据无法得到排除，在某种程度是对于这些非法取证方式的鼓励，是对于公民隐私权和财产权的蔑视。当司法人员为了高尚的目的，使用非法的手段，牺牲公民合法利益的同时，其本身的高尚目的，已经大打折扣，甚至是淡然无存，对于司法正义本身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如果说犯罪是污染水流的话，那么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而非法获取的证据则是不公正审判的基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我相信经过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努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律规范上完全可以得到完善，现在在法律规范上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的排除规则，补全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的空白，但是，仅此就够了吗？立法真正是万能的吗？在我国，非法证据产生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根本上还是在于对实体正义的无限推崇所导致的对于程序正义的蔑视以及对于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思想。在中国古代，从包拯包青天，到海瑞海青天，这些青天大老爷之所以受到交口称赞，是因为他们为民做主，惩戒了坏人，还是因为他们通过法定的程序为民做主，惩戒了坏人？答案不言而喻。在那个时候，官员本身所代表的权力就是法律，程序作为

限制权力的工具，在人们的脑海里没有也不可能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在现在，因为种种原因，无数人在冤假错案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或者自认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抛妻弃子，一级一级的上访，可是在他们心里，不公正是审判结果的不公正还是审判程序的不公正？他们要求的是改变结果，还是在保证一切合法程序下的重新审判？这不仅仅是司法这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国人重实利（实体），轻程序，在任何需要秩序的地方都可以表现出来。排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插队？就是因为插队可以节省时间，有好处！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利，不是程序之利，而是实体之利。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正是如此，为了破案这个“大利”，为了惩戒犯罪这个“大利”，完全可以忽视非法获取证据这一“小节”，完全可以忽视个人权益被侵害这一“小节”！至于有罪推定，在司法人员之中是普通存在的，“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嫌疑人、被告人进门三分罪”，当然，有些人是有意识的，有些人是潜意识的。这与我国的司法体制密切相关。在我国，虽然被告人在刑事诉讼法中被提高了地位，成为了案件的当事人，但是因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受到当地政法委的直接领导，被告人在实质上仍然是被追究的对象。在法律上，公检法互相限制，在法律之下，在政法委的协调后，它们就成为了一个流水线，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是流水线上的产品，这就直接造成了有罪推定思想的泛滥。既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罪的，那么对于罪人也不必客气。对程序正义的蔑视与有罪推定思想相结合，直接构成了心理上对于非法证据的支持。为了打破这一思维定式，一方面必须得在国人心中牢固树立程序正义的思想，要让国人看到程序本身的价值，这不仅仅是一个司法改革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改造的问题，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必须进行司法改革，使司法机构真正独立，脱离政法委的领导，或者是剥夺政法委具体的控制权，仅仅保留其监督权，从而在实质上真正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离被追究的地位，让无罪推定的思想深入人心。

三、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一项完善的法律制度首先必须有全面完整的立法支撑，其次需要一个合理的司法环境，从而进行科学的实践运用，实现其设立的初衷。结合其他国家先进立法例，笔者认为，完善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绝对排除非法言词证据

采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往往包含着对人权的极大破坏，与文明司法严重相悖，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几乎成了世界各国的惯例。两大法系国家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均以非任意性作为排除的标准，这也是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的“最低标准”。我国已于1988年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应严格遵守公约的要求，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严格排除，并参照其他国家，确定以非任意性作为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标准。在立法设计时可与《刑事诉讼法》第43条相衔接，规定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违法扣留、超期羁押、精神折磨、侮辱人格等直接作用于涉讼公民人身、自由、精神之上的方法获得的非任意性言词证据禁止使用。并且规定非任意性言词证据绝对无法律效力，不以涉讼公民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或同意作为证据而认定其具有法律效力。

（二）原则上应承认非法实物证据的效力，但要把握一些例外

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的排除，各国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别。美国对非法实物证据持最为坚决的否定态度，这些非法证据的取得主要发生在逮捕、搜查和扣押的过程中。美国联邦宪法第四条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颁发搜查和扣押状”。但为了防止犯罪与刑罚失去平衡，1984年联邦最高法院规定了“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以及“善意”的例外，缩小了排除非法取得的物证范围。而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主张衡平原则，对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只要与待证事实有关，原则上不予排除。只有在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更大价值时，才由法官自由裁量予以排除。

（三）“毒树之果”的排除

“砍树食果”在我国行不通。如果“毒树之果”不排除，则整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毫无意义。以非法行为获得的证据不能采用，但通过非法证据获得的物证和书证是可以采用，这势必会诱使办案人员把非法获得的证据作为寻找物证和书证的桥梁。以刑讯逼供为例，刑讯逼供“供”出的不仅是言词口供方面的意义，主要还是逼嫌疑人“供”出犯罪的赃物、工具、同案人等。警察再根据这些线索收集证据。如果只排除其口供本身，而不排除“供”出的其他证据，那么刑讯逼供这种违法行为还是避免不了。

（四）完善对权利受侵害者的保障机制

首先，应从法律上确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自我保护的权利。这包括：

第一，肯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沉默权问题本身是一个受各方面影响而较为复杂的问题，其理论基础是充分尊重公民向外沟通内心世界的自由选择权，以及不应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虽然国外对沉默权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它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原理，限制了政府权力，有助于减少非法取证行为。所以有必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自证其有罪的权利，仅从协助司法机关查清案件事实的角度考虑，回答有关身份基本情况的问题，以从根本上消除非法取证的根源。

第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质疑非法取得证据的法律效力的诉讼权利。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有权向法院提出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无效申请；另一方面，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法院作出的确认某项非法取得的证据法律效力的裁决提出程序性上诉的权利。

（五）建立和完善对非法取证的官员惩戒制度

虽然我国刑法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已经规定了相应的刑事处罚，然而，实践中还有大量违法甚至严重违法但尚不构成犯罪的非法取证行为，对实施这些行为的司法和公安机关工作人员也应规定相应的惩罚制度，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这些责任包括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其中，行政责任由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内部规定并执行；民事责任可通过国家赔偿或民事诉讼予以确定。

（六）处理的具体程序

第一，设立证据的庭前审查制度。我国没有专门的庭前审证制度，所有证据包括非法证据，一律进入庭审，由审理案件的法官一并裁断。这使得非法证据，特别是立法规定应当排除但具有客观性、关联性的非法证据，对法官心证产生重大影响。即使这些证据最后被认定为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其实质的影响却难以从法官的头脑中消失，可能仍会对法官认定案情产生潜在的影响。对于那些如果

排除非法证据会形成“疑案”的案件，这种潜在的影响，可能会使法官觉得“疑案不疑”，并据此对案件作出判断。所以，笔者建议，设立证据庭前审查制度，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主持，对证据进行审查，将法律规定应予排除的非法证据预先排除，以免非法证据内容影响法官。

第二，证明责任。由公诉人证明收集证据是否合法。如果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有非法证据嫌疑的事实，而控方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否定这事实的，则认定其收集的证据为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四、结论

总之，在我国要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法律规范上，在制度上的完善是极其必要的，“有法可依”是一切司法的前提，现有的粗糙的规定不能完全覆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外延，必须得到补正。可此外，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还是必须通过司法改革甚至是社会改革，打破国人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势，在全司法人员甚至是全社会成员心中树立不得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非法收集的证据必须排除的概念。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能真正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实现对于人权的保护。

【参考文献】：

[1] 崔敏．刑事证据理论综合评述[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2]闫 海：《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规则探讨——美国毒树之果理论述评》。

[3]《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障碍透视与建议》，作者：陈卫东、刘昂。

[4]《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作者：杨宇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第二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中国《诉讼法大辞典》对“非法证据”的界定：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资料。与之 对比，我国证据的合法性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证据必须具有合法形式。

2、证据必须是由法定人员依照法 定程序收集和运用。

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

4、证据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以上对证据合法性的阐述是论 述证据能力所必要的，即一件事实要成为刑事司法中定案的根据须具备相应条件经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认定，否则 不能成为法院定案的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是保护人权，因此，有关保护人权的规定，特别是有关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规定 可以看作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依据。我国法律中有不少保护人权的有关规定。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 13 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 37 条 第 3 款：“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身体。”第 39 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43 条规定：“严禁 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搜集证据。”刑事诉讼法第 91 条至第 96 条规定了讯问犯罪 嫌疑人的程序；第 97 条到第 100 条规定了询问证人的程序；第 101 条至 108 条规定了勘验、检查的程序；第 109 条到 113 条规定了搜查程序；第 114 条到第 118 条规定了扣押物证、书证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 61 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 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最高 人民检察院也规定：以刑讯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 的依据。从以上各规定看，中国似乎已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实际却不尽如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司法实践 中并没有引起各级法院重视，没有成为一种制度，没有相应的实施程序，也缺乏必要理论研究。造成这一状况的 根本原因在于对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和追求的目标认识不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不同。依据中国历史现

实的状况，在我国真正的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很大困难，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制方面。非法证据须依靠法庭审理加以排除，因此，审判庭主要是负责审理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官，在非法 证据排除

规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法官在这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威，不要考虑各方面的干扰。这个问题也 就是司法独立问题。在中国，司法独立主要指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外部方面：首先，我国各级法院并不能完 全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各级法院都要向相应的人大报告工作，受其监督。其次，各级人民法院还受到各级政府行 政部门的影响：法院人事权、财务预算权都掌握在各政府行政部门手中。最后，各级司法机构之上还有一个政法 委员会，负责公、检、法的工作，各级法院还听命于政法委。在法院内部：法官也不独立，法官上有审判庭，审 判庭之上还有审判委员会，重大案件要经审判庭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理法官不能完全自主地判决、裁定。以上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作不是法官一人或法院一家的事，而是牵涉到各ꗬÁ‹Љ 勰¿ ꗬ ??쿽쿽 ꗬ ꗬ ꗬ ꗬ ꗬ ? ? ? l ǖ ǖ ǖ ǖ ǖ ǖ ǖ ꗬ Ө Ө Ө 8 ꗬ ꗬ ꗬ ꗬ Ť ՌՌ“ծծծծծծꗬ ꗬꗬ ծꗬꗬ ꗬ ꗬ ꗬ ǖ ǖ ꗬծՀ 唰哞뀓ƣꗬ ꗬ Ө ꗬ ” ꗬ ꗬ 王亚丽（湖北民族学院财经政法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0 ꗬ ꗬ ꗬ ꗬ ꗬ ꗬ ꗬ Ǫ.Ș ” ǖ ǖ ǖ ǖ Ù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อ Ƞ ꗬNꗬ!ǖ ծծծծծꗬꗬ ǖ ǖ ծծ ꗬꗬꗬծ ꗬ ǖ ծ ǖ ծ ▒

内容摘要：面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热门话题，本文将对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浅析。什么是非 法证据；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依据； 在我国确立该规则的各方面困难以及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 规则的必然性；最后，在前述分析基础上，提出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各种措施。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中国《诉讼法大辞典》对“非法证据”的界定：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资料。与之 对比，我国证据的合法性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证据必须具有合法形式。

2、证据必须是由法定人员依照法

定程序收集和运用。

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

4、证据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以上对证据合法性的阐述是论 述证据能力所必要的，即一件事实要成为刑事司法中定案的根据须具备相应条件经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认定，否则 不能成为法院定案的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是保护人权，因此，有关保护人权的规定，特别是有关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规定 可以看作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依据。我国法律中有不少保护人权的有关规定。宪法依据 首先，确立和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法治的一个核心方面就是以法律制约 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的
的滥用。对司法权的限制即为其体现。而制止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最为有效的方法 就是宣告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具备可采用性。同时，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程序的公正性、合法性比实体的公正更 具有重要和普遍的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正是保证程序公正的一个有效的措施。此外，我国宪法已明确对公 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予以法律保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采用是维护宪法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刑事 诉讼法自身权威的要求。其次，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护公民权的需要。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和发展时期，不 断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要求。同时，加强对公民权的保护已是日益国际化的问题。因 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适应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的要求。最后，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是适应刑事诉讼法发展趋势的需要。当代主要法治国家在法治思想、立法、司法上呈现融合的趋势。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的在成文法中明确规定，有的通过判例予以明确。排除规则的 立法也呈现出愈益严格的趋势。我国已加入 WTO，在法律方面，我们也应日趋向国际靠拢。因此。国际刑事的 诉讼法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我国，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着一定困难，但其又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根据我国现状，确立和完 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从以下着手。

一、在法律制度方面。使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有关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的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在我国法律中，应以明文规定的方式确定非法证据排 除规则。由于非法证据不仅包括言词证据，而且包括实物证据。因此，在进一步完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时，还应把实物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范围。

二、在司法方面。首先，规范讯问行为。在讯问前，讯问人员应告知被讯问人禁止刑讯逼供的有关规定，使其在 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知道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补救。这种告知也是对讯问人员的提醒，使其避免 明知故犯。其次，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和地点。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逮捕后在警察局的讯问不宜超过 8 个小时，除了侦查与犯罪有关的紧急情况需要之外，每次讯问的时间不能太长。此外，讯问时，即应让律师充分参与进来，一方面可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可使得由在场的律师当场就取证的 合法性进行鉴定。最后，审判前的程序应合理配置。

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后，审判人员在实质性审理进行之前，即 应询问有无刑讯逼供和其他违法取证的现象。并且，只有当事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要求后，法院才审查取证的 合法性。

三、在司法人员素质方面。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诉讼资源和落后的侦破技术不足以支撑非法证据的排 除，因此要真正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努力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提高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侦查 机关和侦查人员应充分了解非法取证的危害性，规范侦查和取证行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收集证据，正确对待排 除非法证据的做法，积极配合有关各方面排除非法证据。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应了解每个证据的取证过程，在 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过程中严格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而审判人员必须熟悉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知识，具 备较高的法律水平和逻辑能力，秉公而断，坚持司法独立，不能为了照顾侦查部门和起诉部门的情绪而不排除非 法证据。

四、在法律传统和公民的法律意识方面。首先，应消除封建法律文化的糟粕，使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得到改观，确 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推进法治建设。其次，对公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通过立法和公正的司法来昭示和影响公 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法治的进步，必然以社会文明的进步为基础，离不开本国的特定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

法和司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参考文献： [1] 中国证据制度与司法运用[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 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

第三篇：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1

一、引言................................................................1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1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1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1

2、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2

3、“毒树之果”的排除..............................................2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德国的法律规定.................................2

1、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2

2、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2

3、对“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2

（三）两大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异同点评析.........................3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3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4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目的.....................................4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4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4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5

1、公检法机关运用时出现的问题.....................................5

2、引发的社会问题.................................................5

五、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5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程序.....................................5

（二）完善司法体制，践行审判独立.....................................6

（三）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办案水平.........................6

（四）提高律师诉讼地位，防止冤假错案.................................7

六、结束语..............................................................7 参考文献：...............................................................8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是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颇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不同的国家基于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和法治理念，对之采取不同的价值选择。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内容、排除程序、排除方法等都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不同规定，也在影响着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如何确立。本文从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现状、司法实践以及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四个方面进行讨论，以期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更好的为我国司法实践服务，维护司法公正，协调好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关键字：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立法现状

司法实践

程序公正

实体公正

一、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际普遍采纳的一项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享有调查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得证据材料。”这是狭义的非法证据，即“非法取得的证据”。广义上的非法证据，具体而言，表现在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取证程序这四个方面存在违法之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所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程序公正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盾牌”，旨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从而保障人权的一项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这一“盾牌”的具体内容和使用方法两大法系国家各有不同。然而，众所周知，事物皆有两面性，这一规则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可能造成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权益的不到应有保护的问题。如何在维护程序公正的同时做到兼顾各方利益的实体公正，还需进一步探索、研究。

二、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一）英美法系代表国家美国的法律规定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其产生与发展对世界范围内的这一规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崇尚个人权利至上、限制国家权力，这一观念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产生的思想基础。自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通过大量司法判例逐步得到完善并丰富起来，政治、经济状况等各种因素的发展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了影响，使之不断加以调整。这一规则在地域上经历了由联邦到各州的发展过程，排除范围上则由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到非法言词证据乃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即“毒树之果”），而适用原则上经历了由一律强制排除到原则性排除加例外的发展过程。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在美国，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主要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包括使用身体、精神强迫和引诱取得的所取得的供述。身体、精神强迫主要包括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吃喝、利用其对家属的关心等手段。用此种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应该被排除。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由排除“非任意性自白”向排除“程序性违法”供述转变。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是为了排除虚假的、违心的供述、自白，防止冤假错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到了40年代以后，对于“自白”的定义不仅仅是是否有“任 意性”了，还包括是否有“程序性违法现象”，这一标准表明所有通过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得到的证据均应当被排除。由此，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确立的“米兰达规则”，该规则要求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告知其有沉默权、律师帮助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如果警察没有遵守米兰达规则得到的任何陈述将从证据中予以排除。

2、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美国违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此项规则在经历了确立—废除—确立—废除等一系列判例之后，在著名的迈普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确认了宪法第四修正案要求各州法院排除非法搜查或扣押所获取的书籍、报纸等证据。时至今日，这一规则所排除的实物证据范围也已经扩大到监听或使用秘密摄像机取得的音像资料，但同时又对特定的情形例如涉及国家安全的监听或窃听赋予了合法性。

3、“毒树之果”的排除

“毒树之果”即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指以非法获取的证据为线索取得的证据。联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朗博诉美国案中的“禁止以某种方式取得证据的实质，并非仅指该证据不得为本院所采用，而是在根本上就不得加以利用”的理论，确立了对“毒树之果”原则上予以排除，在法庭审判审判时不得采用的原则，但对以非法搜查、扣押、逮捕获得的口供为依据获得的实物证据这一类“毒果”的态度稍显谨慎，是否“食用”要根据案情判断“毒性”大小决定。

（二）大陆法系代表国家德国的法律规定

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其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是惩罚犯罪，注重实体公正，而对于程序公正以保障人权则为次要目标。德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根据原西德最高法院依照基本法第一条“人之尊严不可侵犯”、第二条“人人均有谋求自由发展及其人格之权利”的规定。

1、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德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被告人决定和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不能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害身体、服用药品、拷问、欺诈或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不需用威胁的方法，并严禁许诺给予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利益。对于损害被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的方法，也禁止使用。违反这些规定所得到的陈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得作为判决依据。

基于此，德国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获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予以绝对排除的规则。此外，对于讯问前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或享有聘请律师或与律师协商权利的情形，德国最高法院认为由此取得的言词证据也应当排除。而对于违法其他法定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则主张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自由裁量。

2、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

德国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采取利益权衡原则，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自由裁量，不能因为在取证过程中产生错误就自动排除该证据。而对于涉及侵犯人格尊严和自由所得的证据应排除，但是如果该证据用于指控重大犯罪时，则应该承认该证据的证明能力。

3、对“毒树之果”的排除规则

德国立法上至今没有对“毒树之果”的效力作出规定，但对于特定违法手段如非法监听获得的证据及其衍生证据，只能用于指控被告人反对和平、危害外部安全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犯罪。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存在一种称之为“波及效”的理论，认为由非法证据衍生出的证据只要有证明力，就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

（三）两大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异同点评析

英美法系主要是判例法国家，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在这些判例的基础上形成的，大陆法系国家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步较晚，仍然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法官的自由裁量在这一规则中发挥很大作用。但随着国际上普遍对保障人权的关注，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价值也逐渐向程序正当倾斜，并逐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总而言之，两大法系对于这一规则存在相同与相异之处。

两大法系均对非法言词证据持绝对排除态度。英美法系国家称之为“非任意自白排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为了追求实体公正，并未设置证据规则，虽立法上也排除了非法言词证据，但是排除范围比英美法系国家狭窄。

对于非法实物证据，除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外，大多数国家并不自动排除。例如英国，德国，日本，虽然所述法系不同，但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均使用以裁量派出为主的混合模式，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但这些国家在利益权衡的标准方面存在不同。德国重在衡量取证手段是否侵犯人的尊严与自由，而日本重在衡量取证手段是否“重大违法”。

三、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

对于非法取证的行为，尤其是对刑讯逼供的反对，可以追溯至我国古代立法中。但真正禁止刑讯逼供，应当始于清末沈家本的法律改革。由于历史原因，改革未能成功。孙中山、毛泽东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刑讯逼供，但是都未将其入法。

我国立法对这一规则的最早反映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虽然有所反映，但这项条文未明确规定法律后果，其司法实践效果可想而知。1996年3月17日，《刑事诉讼法》修改，但对于刑讯逼供的规定仍然沿用1979年《刑事诉讼法》条文，没有丝毫改动，以至于造成了赵作海没有杀人却被判死刑并入狱服刑长达8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是我国第一次对非法收集证据的后果加以规定。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解释》第六十一条再次确认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以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但都是一些原则性规定，未对具体程序及后果作出详细规定，因此也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除此之外，2012年11月5日审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对刑讯逼供的具体表现、非法证据排除的请求方法、非法证据的审查方法等也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至此，我国法律完整的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进法律，并规定了其法律后果，让这一规则有了约束力、威慑力。这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这些条文的确定，让理论界与实务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争议大大减少，其刚性规定也将大大减少侦查过程中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实践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目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何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运用，各国纷纷将其入法，这与这一规则的目的息息相关。首先，是为了刑事诉讼中证据的真实性。非法取得的证据往往存在一定的虚假性，不能真实反应案件的情况，影响案件真相的发现。尤其是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胁迫、欺骗等情况下所做的供述，其虚假性就更难以被发现；其次，为了保证程序公正。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往往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而对程序公正有所忽略，我国也不例外，取证是程序问题，排除非法证据在哪很大程度上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并且刑讯逼供严重者可入刑，这一规定规范了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程序公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为了保障人权。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享有人权，其合法权益不能被非法侵犯。刑讯逼供很明显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排除非法证据是我国对人权保障的一大进步。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也就是说，只要是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无论其真实性如何，都要一律排除。这是一个刚性规定，不存在任何可自由裁量之处。而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如书证、物证等，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体现了我国对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一分为二判断的：对于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首先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例如勘验、检查、搜查、提取笔录或者扣押清单上没有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签名，或者对物品的名称、特征、数量、质量等注明不详的），在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后，可以采用，否则，不得采用；其次，对于根本不会影响司法公正的瑕疵，则不需补正或作出解释。由此可见，实物证据是否影响司法公正以及补正、作出的解释是否合理，都是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的，因此对于实物证据的排除相对于言词证据的排除就相对宽松。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我国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由此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可以是由法院依职权发现并启动，也可以由当事人一方提出，但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材料，被告方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发现或提出非法证据后，法院会进行庭前会议、法庭调查，在此阶段，由侦查人员负举责任。

也就是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由控诉方与侦查机关承担，这与我国“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不一致，主要是因为相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控诉方跟侦查机关是强势一方，举证能力也强，诉讼中举证能力较强的一方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这是纠纷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的体现，其次，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提出的非法证据，控诉方与侦查机关自然是主张其证据合法，并加以证明，这实际上也是“谁主张，谁举证”规则的体现。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

1、公检法机关运用时出现的问题

排除非法证据，必须依靠法庭审理时予以排除，因而，审判庭尤其是负责审理案件的法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前文提到，在排除实物证据时，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证明证据合法性从主观上说，就是要使法官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做到内心确信，通过证据说服法官相信其取证行为合法。但是何谓“非法实物证据”、何谓“合理的解释”何谓“内心确信”存在主观差异，在实务中容易引起争议。也就是说，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标准认识不一，对于不同的职业，如公安人员、律师、检察人员的观点有很大差异。因此，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界限、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界限问题直接影响到排除证据的范围，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法官在裁定是否排除某一证据时，必须有一个明确、肯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否则，很容易引起参与案件、负责不同阶段的司法人员各行其是，引起争议。

2、引发的社会问题

我国最近几年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方面有所侧重，体现了程序公正。但是对于社会上普通大众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是犯了“滔天大罪”、罪不可赦的人，对于这些人就一定要找出证据、为民除害。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现在却要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据排除掉，普通民众可能就难以理解，以至于无法接受，就会引发舆论的热潮。

其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则被合理运用自然能够促进人权保护，但是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以此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滥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企图保护自己，或者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明明是罪犯却拒不认罪，顽固抵抗。这种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当时造成了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的阶段，社会上有人把犯罪率上升归咎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这一规则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如何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把双刃剑，也是我们现阶段需要考虑的问题。

五、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一）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程序

我国《最高检规则》第446条规定：“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其他证据的情形，需要进行法庭调查的，公诉人可以参照前款规定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公诉人不能当庭证明收集证据的合法性，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审理。”第447条规定：“公诉人对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后，法庭仍有疑问的，可以建议法庭休庭，由法院对相关证据进行调 查核实。法院调查核实证据，通知检察院派员到场的，检察院可以派员到场。”

这两条规定看似确立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程序，保障了非法证据的有效排除，但是并未从根本上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我认为非法证据的排除不仅仅是应用上的排除，不仅仅是不作为定案的依据，更严格的说，应该无法让非法证据影响到法官的审理，排除非法证据对法官的影响。因为从人的认知角度而言，如果已经知道了某项证据的存在及内容，却要求法官在裁判时不受这些证据的影响，这是比较困难的。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做法比较合理：被排除的证据不得在审理事实的法官面前提出，这才能真正起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我国的法庭审理阶段还是会让法官接触到某些非法证据，从而对法官审理案件造成影响。我国还规定了庭前会议：“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但是这项规定仅仅是了解情况，并没有做出任何处理规定，还是无法根本排除非法证据。对此，我国应当完善审查规则，建立庭前审查处理制度，在庭前尽量排除非法证据，保证法官不受非法证据的影响。

（二）完善司法体制，践行审判独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理应享有独立审判权，其他机关与社会团体、个人仅仅应当起到监督作用，而不是支配法院的审判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明显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首先，受到政府的压力。众所周知，我国法院的经济来源受同级人民政府支配，政府掌握法院的经济命脉，因此，法院受政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在行政诉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国行政诉讼中政府败诉率极低，难道行政诉讼这样的“民告官”行为都是民众在“没事找事”吗？显然不是的。法院怎么会得罪自己的“衣食父母”呢？从这一点看来，法院受政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何让法院不受或者少受政府影响，交叉管辖就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让其他地区的人民法院处理易受同级政府影响的案件，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其次，受到同级人大的压力。人民法院由人大产生，因而对人大负责并受其监督，法院院长的任命也是由人大决定，人大对于法院审理的案件也有质询权，因此人大对于法院的审判权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再次，受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压力。检察院对于法院审判的案件可以进行抗诉，检察院进行抗诉就会引起案件的再审甚至改判，这样不利于法院的绩效考核，而证据都是由检察机关提交给法院审理的，法院如果排除了检察院提交的证据，势必影响检察院的控告职能。为了法院的审判独立，应该检法分离，审判独立。最后，受到社会舆论跟民众的压力。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民众的知情权得到大幅度提升，社会舆论也越来越起到引导社会价值观的指向标的作用，网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媒体跟民众的力量大到足以改变法院的判决，例如“药家鑫案”、“邓玉娇案”，几乎都是在社会舆论的控制下法院进行的判决，这看似我国越来越注重民意，但是实际上，民众对案件的真实情况掌握到底有多少？民众对证据的掌握到底有多少？民众的法律水平到底有多高？就能随便对案件进行如此大的影响？法院才是审判机关，民众要做的是监督，不是支配，我们要相信法官的专业水平，会给社会一个满意的答复。

（三）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提高法官办案水平

现在我国有相当一部分法官是从部队转业或者其他途径转行的，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因而在一些专业问题方面，明显知识储备不足，虽然他们有一定的判案经验，但是从事法律这一职业不是靠经验就能做好的，需要专业知识作为支撑，当然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为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除了绝对排除的 非法言词证据，对于非法实物证据是需要法官自由裁量是否应该作为定案根据的，在这个方面，如果法官没有足够的专业法律知识，如何判断取证是否违法，如何判断侦查人员做出的解释是否合理呢？如果做不到这些方面，又如何能公正的作出判决，树立司法权威呢？因此，就要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让拥有专业知识、专业素养的优秀法律人去担任法官一职，让专业知识充实法官队伍。同时，对于现任法官，建立健全在职法官学习制度，不断补充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身专业素质。最后，法官也要洁身自好，把握好公正的天平，对于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坚决排除，树立法律权威，保障人权。

（四）提高律师诉讼地位，防止冤假错案

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是为社会服务的专业法律工作者，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律师制度是建立在保障人权基础上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关键一环，刑事辩护律师自身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在现实生活中，刑辩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其自身的权力得不到保障，从而使辩护困难重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在日常的刑事辩护中，辩护律师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例如，辩护律师会遇到阅卷难、调查取证难、会见难等问题。刑法第306条设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更使律师在行使本已十分有限的调查取证权时，顾虑重重，惟恐触犯该条而身陷囹圄，因此不能不在调查取证时浅尝辄止。

除了这些制度上的困扰之外，诉讼律师内心也存在一些纠结之处。对于普通民众触犯了刑法，被法院判刑之后，就会惹来媒体曝光、社会关注。辩护律师在对其进行辩解时，就会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毕竟触犯了刑法之人是罪犯，有社会危害性，例如这时，辩护律师对其进行辩护，往往的不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甚至还会受到一些媒体的攻击。那么，基于这个因素，有的辩护律师就会对罪犯的辩护不是那么尽心尽力。律师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从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其次，律师与“公检法”三方地位严重不平等。“公检法”与律师就像是在打麻将，律师是被强拉去充数的，而且律师不准“胡”，“胡”了也不能说。这形象的说明了律师难以与“公检法”对抗。因此，要保障律师权利，首先就要提高律师地位，使控辩双方地位平等，让律师不再低“公检法”一等。在制度方面，要“保障律师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保障律师通过正当途径获取充分证据的权利，以便及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保障律师的会见权,巩固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制度，保障律师正当执业权利,保障律师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这需要国家立法支持，用法律强制力来保障律师权利。

六、结束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人权、打击刑讯逼供等犯罪行为、防止冤假错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法律正在逐步完善，其取得的现实意义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相当于“舶来品”，我国对此项制度的立法与司法配套制度还有不足之处，应当借鉴美国等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可取之处，不断完善对于这一制度的配套措施，真正做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人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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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非法证据的范围

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

1、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2、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提查收集证据材料；

3、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4、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编辑本段意义

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启动暨研讨会

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执法人员在实施违法行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对司法机关调查取证工作的最终的否定和谴责。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执法机关，在执法机关采取非法手段调查收集证据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拒绝，并在以后诉讼程序中要求要求排除。要想否定一项诉讼行为，最有效的莫过于其无效，而想制止办案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其违法获得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从而督促司法机关守法并依法办案。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

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研讨会

非法证据规则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能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存在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证据，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这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程序等因素都是相关的。该规则的确立，是一国文明水平的标志，它体现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即从惩罚犯罪第一到注重保护人权的诉讼观念的进步。

编辑本段法系比较

程序不同

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采取强制排除主义。而在德国的刑事司法中，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相应性原则，或称权衡理论，法官首先确定所争论的证据的取得是否违反了法治原则，如果违反了，必须排除该证据的适用。如果没有被排除，再由法官衡量各方面的因素，然后决定是否排除有关证据。这招致了强烈批评，认为这样做只会让侦查机关心存侥幸，促使侦查机关为破获大案而不择手段，因为只要能够借非法证据破获更大宗的犯罪，则取证行为的瑕疵或非法将弱化，不会导致相关证据被排除。

目的不同

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警察在取证中的违法行为。德国的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目的着重于保护个人权利和执法需要两者之间的平衡。

方式不同

美国以案例方式确立各种非法证据排除的方式。德国以德国宪法为根据，具体的规则体现在其刑事诉讼法中，案例没有法律效力。

搜查与扣押的关系不同

在美国，如果搜查是非法的，则搜查后扣押的证据就是非法证据。而德国则把搜查和扣押分开来分析，即使搜查是违法的，也不必然导致通过该搜查行为所获得的证据被排除。编辑本段适用范围

1、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

在美国，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包括信息）主要指违反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的证据，它构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这些非法证据的取得，主要发生在逮捕、搜查和扣押的过程中。

在美国，进行逮捕、搜查和扣押必须有“可能成立的理由”，而且该理由必须在逮捕、搜查、扣押之前就已经成立，不能以逮捕或搜查中所得的证据来证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更不能以逮捕以后侦查过程中发现的证据证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除非在警察在场时犯重罪或警察虽不在场，但有合理根据相信犯罪嫌疑人犯有重罪的情况下，必须有法官签发的逮捕证才能执行逮捕；除非搜查附属于一个合法的逮捕行为，或搜查得到当事人的同意，或有特殊情况而使进入搜查是合理的行为的情况下，必须有治安法官签发的搜查证才能进行搜查。而签发逮捕证或搜查证的程序极为严格。

逮捕并非取证行为，但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密切的关系：⑴在逮捕的同时会进行搜查，如果逮捕不合法，则搜查所得的证据要被排除；⑵如果逮捕不合法，在逮捕后，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了自愿的供述，这种供述也会因为是“毒树之果”而被排除；⑶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始于逮捕，包括沉默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等，如果在逮捕时违反任何一项权利，都有可能导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后果。

而搜查和扣押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更为直接，任何遭受非法搜查和扣押所侵犯的人都可以向地区法院提出动议，要求不得将在下列情况下所取得的物品当作证据使用：⑴该物品是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非法扣押的；⑵搜查证不符合格式要件；⑶所扣押之物品不是搜查证上所指明的物品；⑷缺乏签发搜查证所必须具备的合理根据；⑸搜查证之执行不合法。法官应当判定该动议有关的任何证据是否合理。如果该动议被批准，该扣押之物品不得在任何听审或审判中被采纳为证据。

2、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

在美国，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主要指违反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该宪法性的原则规定可分为五项独立的规则：⑴不得强迫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证，即回答法庭的询问，如果他自愿放弃这个权利，则可以作证，即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询问；⑵在刑事、民事或立法听证的案件中，任何人有权拒绝回答可能使其受到刑事追究的问题；⑶警察及其他政府机构不得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或以不合法的、超出权力的允许以获得自白或陈述；⑷进行询问的警察、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员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询问之前必须遵守米兰达规则，主要是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得到律师的帮助；⑸违反这些规则所取得的自白或陈述将被排除，不得用作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供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违法行为所作的完整的陈述，须具备下列因素：⑴供述必须是完整的承认犯罪；⑵供述必须承认犯罪和其中的重要构成；⑶供述必须能证明犯罪本身而不需要再进行推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证据。从警察的角度讲，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中得到供述对及时侦破案件和对被告人定罪是十分有利的，但这样往往可能

使警察有意无意的滥用职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根据联邦宪法，如限制警察的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其中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赋予被告人沉默权等。非法取得供述的方式包括强迫和引诱等。任何用强迫、引诱、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威逼，答应给予免于或从轻处罚的允许等欺骗手法得到的供述，都不能作为证据采纳，而必须在审判时加以排除。

言词证据还包括承认，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可能用作反对他自己的证据，分为陈述和行为。与供述不同的是，陈述可以是对犯罪事实的某个片段的认可。由于承认可能是以行为或下意识表示的，所以承认不像供述那样有严格的程序和要求，可以不受“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限制，从而承认被排除的可能性比较小。

3、违反正当程序取得的非法证据的排除

违反正当程序取得的非法证据主要指违反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的证据。该含义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刑事诉讼的关键阶段包括：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的某些辩认的程序；⑵警察或检察官试图得到被告人有罪陈述的程序；⑶第一次出庭；⑷答辩程序；⑸法庭审判前的听审程序；⑹审判程序。在这些程序中，如果没有律师在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没有放弃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则在这些程序中所获得的有关证据将被排除。

除了前述原则中特有的例外情形，还有一些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形。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于大陪审团审理

在美国联邦诉讼中还保留了大陪审团制度，其主要功能在于：⑴审查证据，以决定证据的充足程度是否达到签发起诉书的标准；⑵与起诉方合作，发现起诉材料中尚未包含的证据。由于大陪审团审理的结果并不是对被告人的最终定罪，所以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善意的例外

意指如果执行搜查、扣押的侦查机关本于善意相信自己执行的行为是合法的，纵然事后确认该搜查、扣押行为违法，则因此得到的证据不在排除之列，例外的可以被保留下来。

3、反驳的例外

一些非法的证据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但可以用来反驳被告人，证明其前后陈述的矛盾，降低其可被信任的程度。

编辑本段操作程序

1、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

一般情况下，由非法证据取证过程中的受害者，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提出排除非法证据。

2、提出排除非法证据动议的时间

传统的方式是在审判期间，现在更多的则采用在法庭审理前提出动议。

3、听审结果

由法官主持听审的，由法官作出裁决；不是由后来决定案件的法官，而是由较低级的司法人员主持的，由于其无权作出裁决，而只能作出建议。

（一）宪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7条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

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些规定从宪法的高度规定了公民的权利。

但是，关于财产的规定，以“合法财产的所有权”代替的财产，使得不具操作性。因为财产是否合法应由法院裁判，在此之前，任何财产都不受侵犯；由于所有权的权能可与财产本身分离，因而侵犯具体的财产未必涉及财产的所有权。

（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刑诉法第91－118条对证据取得的程序也做了较明确、细致的规定，但缺少在对有关财产进行搜查和扣押时对侦查人员的限制的规定。特别是搜查证在中国由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与大多数国家由法官签发大不相同，实际意义不大。

（三）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也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鉴于刑讯逼供的严重性，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下发了《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

从上述规定看，中国似乎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种制度，没有相应的实施程序，也缺乏必要的理论研究。

编辑本段规范体系

1、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要兼顾追诉犯罪和人权保障，涉及到国家公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分配和运用，因此它又是一个宪法问题，故应完善宪法的有关规定，特别应在《宪法》中明确：个人的人身、住宅、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非有法定理由、履行法定程序，不得拘捕、搜查、扣押。

2、修改《刑事诉讼法》，借鉴美、德等国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对排除非法证据作出明确细致的规定。具体应包括：⑴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删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反对自证其罪；⑵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和地点；⑶放宽对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限制，讯问时应当有律师在场；⑷完善第43条，明确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包括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一概不得作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证据；⑸明确威胁、欺骗、引诱等概念，分别合法与不合法的情形；⑹将签发逮捕证或搜查证的权力赋予法官；⑺细化一些规定，包括在何种情况下始得于夜间讯问或搜查；⑻对一些新的侦查手段，包括窃听、网络监控、利用仪器探测等，也要有所规定，明确何为合法搜查。等等。

3、出台《证据法》，明确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结合《刑事诉讼法》和司法实践，确立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体系。

第五篇：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从法律上规定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内容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实体性规则，主要是对非法证据特别是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

二是程序性规则，主要是对排除非法证据问题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包括具体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设置了怎样的具体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如何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了具体的操作规程，这也是本规定的主要内容，对于避免因为采纳非法证据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说来，该程序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步骤：

1、程序启动。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有权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2、法庭初步审查。程序启动后，法庭应当进行审查。合议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可以直接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对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则由公诉人对取证的合法性举证。

3、控方证明。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4、双方质证。公诉人举证后，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5、法庭处理。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问题作出裁定：如公诉人的证明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法庭确认该供述的合法性，准许当庭宣读、质证；否则，法庭对该供述予以排除，不作为定案的根据。[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为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第二条 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中，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

第四条 起诉书副本送达后开庭审判前，被告人提出其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被告人书写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诉，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者其辩护人作出笔录，并由被告人签名或者捺指印。

人民法院应当将被告人的书面意见或者告诉笔录复印件在开庭前交人民检察院。

第五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应当进行调查。

第六条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应当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证据。

第七条 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对该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建议法庭延期审理。

经依法通知，讯问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

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质证、辩论。

第八条 法庭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通知检察人员、辩护人到场。

第九条 庭审中，公诉人为提供新的证据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的，法庭应当同意。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通知讯问人员、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者其他证人到庭，法庭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宣布延期审理。

第十条 经法庭审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可以当庭宣读、质证：

（一）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未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的；

（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已提供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证据，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没有疑问的；

（三）公诉人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能够排除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属非法取得的。

对于当庭宣读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应当结合被告人当庭供述以及其他证据确定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一条 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十二条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第一审人民法院没有审查，并以被告人审判前供述作为定案根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检察人员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被告人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三条 庭审中，检察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未到庭被害人的书面陈述是非法取得的，举证方应当对其取证的合法性予以证明。

对前款所述证据，法庭应当参照本规定有关规定进行调查。

第十四条 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