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大修 有望排除刑讯逼供证据（小编整理）

第一篇：刑事诉讼法大修 有望排除刑讯逼供证据

6月10日，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透露的消息，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将进行修改完善。而记者获悉，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启动了包括上述两部诉讼法在内的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工作。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是中国最重要的三部诉讼法，已经连续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为何要修改三大诉讼法，修改对推动民主法治进程有何影响？今日开始，本报推出系列访谈，关注三大诉讼法修改的焦点、难点和热点。

●诉讼法是规定诉讼程序的法律，我国有三大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刑事诉讼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提起诉讼主要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院与自诉人对被告人有罪负举证责任，只要控方无法证明被告人有罪，那么被告人即是无罪。

□民事诉讼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提起诉讼的主体必然是民事权利受到侵犯，或者是发生争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一般按“谁主张，谁举证”分配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为解决国家行政管理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起诉讼的主体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也就是被管理者。由被告行政机关就是否依法行政负主要举证责任。

刑事诉讼法

时隔15年后再次大修

今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在刑事诉讼法调研中表示，刑事诉讼法修改已列入今年立法工作计划。

全国人大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后，1996年对该法进行了首次大修，近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要求再次呼吁大修，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背后暴露出来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问题也指向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敏远表示，此次修法有望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获取的证据不能成为法院定罪的证据，此外，他建议此次修法要考虑与国际条约的衔接，比如中国已经签署但尚未批准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民事诉讼法

法工委已形成修改方案

早在去年10月，法工委就已经召开了民事诉讼法修改调研座谈会。今年3月底法工委就民诉法修改调研时，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表示，民诉法修改已列入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经过多次调研和专家座谈，法工委已经初步形成了修改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汤维建表示，此次修法的核心应为强化对当事人的诉权保障，比如当事人起诉难、收集证据难、申诉难等问题。

行政诉讼法

出台红头文件缺乏监督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怀德表示，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由于案件受理范围规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而各类规范性文件，比如通知、意见、红头文件、会议纪要等出台时缺乏监督，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现象比较普遍。

此外，行政诉讼管辖法院级别低使得法院往往难以抵御外来力量的干预，比如行政诉讼不允许调节，而事实上却存在大量的“协调”现象，另外，这类案件还存在立案难问题。这是此次修法需解决的问题。

“排除刑讯逼供证据”有望入法

刑事诉讼法1996年首次大修，明确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写进法律。但在过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开水死事件等背后的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和监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诉讼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诉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法工委也已正式启动该法修改的调研。

■ 专家建议

“如实供述”修改方向

上策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上作为控告你的证据。”

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也称“米兰达告诫”，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中策

不强迫自证其罪

“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

这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我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加入。

在美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法典中，是一条比较普遍的条款。

下策

废除“如实供述”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作为审案政策已实行了几十年。这一审讯原则在“有罪假定”的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以求宽大处理。

这个政策重口供而轻证据，很容易引来刑讯逼供，近年在海淀区检察院等地已经取消。

新京报：1996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但很快学界就呼吁再次大修，这比较罕见，是不是说当时的修改并不成功？

王敏远：修改的积极意义还是应当肯定的，例如确立了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这都是巨大的进步。但当时确实留下了不少问题和争议、要求修改的呼声也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是正常的。还有后来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现在就是希望修法能够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

修法应考虑与国际公约衔接

新京报：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中国已经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公约里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体现出来。

王敏远：当时还没有公约意识。研究讨论过程中很少提到国际公约。即使有人提出，也没有任何反应，反对的没有，赞成的也没有，就像没听见一样。

新京报：刑诉法和国际公约的要求有多大差距？

王敏远：肯定有差距，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比如羁押的司法审查等，但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新京报：以公约为底线是否已经达成了共识？

王敏远：我没有听到官方的明确的说法，学界倒是一直在呼吁。其实这不是什么高标准的要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公约是对全世界适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码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如实供述”有望去掉

新京报：哪些公约的规则可能会纳入刑诉法修改？

王敏远：据我所知，这次修改中对公约的很多内容是予以考虑的，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次就很可能要写进去，解决我国刑诉法的“如实供述”与公约不一致的问题。我认为选择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按照跟米兰达规则相似的沉默权，中策是依照国际公约的要求，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下策是简单地将“如实供述”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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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我们会选择中策？

王敏远：有中策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很重要的进步了。当然，这也有现实基础。前些时间我去参观一些公安机关的审讯室，有的已经不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说明有的侦查机关的破案，审讯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把撬开嘴巴作为侦查的主要方式了。

新京报：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上，我们已经做到哪一步了？

王敏远：去年“两院三部”颁布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比较彻底了，与禁止酷刑公约一致，禁止酷刑公约也只是要求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没有要求排除非法实物证据。从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来看，对非法实物证据往往也是酌定排除的，不是绝对排除。当社会具备相应的条件时，通过修改法律，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方式促进侦查机关改变破案方式。

并非因冤案才反对刑讯逼供

新京报：改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句话，我们走了这么多年？

王敏远：强迫自证其罪，即使按照1979年的刑诉法也是不应该允许的。刑讯逼供本来就是我们禁止的。

新京报：为何刑讯逼供还是屡禁不止？

王敏远：因为刑诉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如果法律只是规定了不允许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竟然可以用作定罪的根据，怎么遏制刑讯逼供？

作为一种现象，刑讯逼供的原因很复杂。这和超期羁押的原因有共通的地方。比如利用审讯破案、靠口供找线索，这种侦查模式没有改变，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

新京报：也有人说，刑讯逼供的确破了不少案子。

王敏远：冤假错案背后往往有刑讯逼供，但并不是刑讯逼供一定会造成冤假错案。如果认为刑讯逼供一定导致冤假错案，那就是把侦查人员看成不是傻子就是坏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反对刑讯逼供不是因为一打就是冤假错案，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要求的侦查破案的方式。

审讯时律师在场可减少刑讯

新京报：躲猫猫事件暴露出看守所失去监督的问题，解决看守所监督和审讯时律师在场这两个问题遇到的阻力都挺大？

王敏远：刑讯逼供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彻底解决。重要的是要促进这个过程，而不要停滞，更不应阻碍这个过程。如制定审讯时律师在场的规则，虽然连律师一起打的情况也会发生，但毕竟大多数情况下不好下手吧。

新京报：什么是阻碍这个过程？

王敏远：有一种观念认为，侦查犯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职能部门没有个人的私利，是为了社会治安，为了发现、揭露、惩罚犯罪，所以强调程序公正，禁止刑讯逼供就给我捆住手脚，就难以办案了。这是错误的观念。

新京报：在刑诉法修改中应该如何操作？

王敏远：刑讯逼供原因很复杂，但法律上的对策没那么复杂，规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如全程录音录像，审讯时律师在场等，再规定适当的法律后果就够了。

证人作证不公开是秘密审判

新京报：刑事诉讼中一直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证人出庭很少。

王敏远：证人出庭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有争议就得出庭。此外，特别的证人要出庭，特殊案件证人要出庭。比如死刑案件，关键证人的证言决定人的生死，人命关天，就算没有争议，也必须要出庭。办案警察和鉴定人要出庭，因为警察办案过程的情况对发现真相有很大影响，比如怎么搜查的、怎么审讯的。

新京报：有的案件在审判中，证人拒绝回答问题。

王敏远：这时法官要裁定，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如果作伪证还要追究责任。没有有效质证，这种出庭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证人出庭作证的数量并不重要，质量最重要，简单地提高证人出庭率是做表面文章。

新京报：如果有的证人坚持不出庭怎么办？

王敏远：要设置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如该证人的证词就不能采信。

新京报：那侦查机关恐怕会反对。

王敏远：证人作证不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秘密审判。秘密审判不一定都是冤假错案，但是司法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公正的实现，而且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新京报：此次刑诉法修改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王敏远：和刑法修改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刑诉法是程序法，是操作之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很多协调，涉及公、检、法、司等方方面面的职能，是个艰难的过程，是个大家达成共识的过程，这使得刑诉法修改的难度很大。期待各方通力合作，使得这次修法得以顺利推进。

■ 链接

刑法和刑诉法区别

刑法是实体法，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也就是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

而刑事诉讼法是规定追诉犯罪过程中的相关规则与步骤，规定的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公、检、法、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如何进行诉讼的规范。

■近年刑讯逼供案例

佘祥林案

赵作海案

2012年5月，因“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河南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随后，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金和补助65万元。

第二篇：浅议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

浅议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在这里，本条是新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项内容，补充完善了《高法解释》第六十一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具体规定了：

一、非法取证手段：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这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如果采取的是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要给予排除，对于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如果采用的是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也要进行排除。这段修改是从原来明文禁止“威胁、引诱、欺骗”手段改成现在以一个“等”字模糊化具体非法手段的处理；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一规定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从言词证据（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扩大到物证、书证。我国之前在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只排除言辞证据，认为只有采取威胁、引诱、欺骗而取得的言词证据是不可靠的，需要给予排除，而运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可以相信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容易导致实践操作中刑讯逼供现象的增加，影响司法公正，这样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实物证据被称为“毒树之果”，对于毒树之果——运用非法手段取得的物证、书证两种实物证据的排除是一项进步之举，但是我们尚未排除所有的“毒树之果”，这在以后的立法上还有待继续商讨；

三、非法证据的排除阶段：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这一规定明确在刑事诉讼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时，只要发现是非法证据就应该排除，而非法证据的排除主体相应的也就包括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贯穿刑事诉讼整个过程。

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一条规定了：

一、对于非法证据的法庭调查：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这一规定的增加，从程序上保障了非法证据排除实际上的操作可能性，本条规定中对于发现可能存在非法取证应予排除的情况时，人民法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如果不明确这一点，那么采用非法手段取得证据将很有可能进入审判程序而被采用，如果发现证据存在排出的可能，就必须要先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然后再审理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即先进行程序上的审查，再进行实体上的审查，这样做有利于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形象和司法权威；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这一条明确了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但是不是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了法院就要对证据予以排除，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还要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即对证据的非法性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恶意诬告陷害，拖延诉讼程序，滥用诉讼权利，浪费司法资源，以提高司法效率。

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这一条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主体：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这是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将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检察院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负有监督检查的职责，对于公安机关搜集的证据的合法性要进行监督检查，另一方面，被告人如果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对于相比较国家公权力机关来说比较弱势的群体是不公平的，这样对于他们的取证难度过于巨大，他们无法举证的时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那么会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这一规定形同虚设，毫无实际意义。第五十七条后半段是对出庭证明人员的相关规定：在现有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的合法性，需要相关人员到场证明的时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关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也可以主动要求出庭作证，但是当人民法院通知要求其出庭作证的时候，就必须要出庭作证。

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一条是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即具体规定了在经过法庭审理后，发现存在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规定的情形，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就要给予排除，不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进行使用。

对于新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在宪法上也能查找到相应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然而，在学术界中，关于什么是“非法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在我国，证据必须具有“三性”即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是指证据的形式、提供证据主体、证据的收集方式、收集程序必须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违反法律规定的收集程序、不符合证据提供形式的证据是非法证据。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合法的证据并不等于非法证据，不合法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而非指违反法律的规定。

对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有学者认为存在在法官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缺乏规制。即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当事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要件上需要提供相关的线索与材料，这种线索或材料应该是合理的，能够产生“推测的怀疑”，而无需达到“合理的怀疑”程度；

二、当事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要求，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中，控辩双方针对当事人要求进行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本身是否正当展开辩论，双方并不对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者证据是否非法展开辩论；

三、法庭主动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在司法制度程序合法性的要求下，司法裁判者对证据是否合法、可采进行审查也必须受到程序的制约，法官不能仅凭自己的判断而不经任何程序就将某些证据排除或者接纳。

对于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的规定，存在很大的进步，对杜绝刑讯逼供现象产生，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维护司法形象和司法权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有相关学者认为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方面还存在着一些的缺陷，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实践的探索，我们的刑事诉讼法一定会越来越完善。

第三篇：(第二专题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外国刑事诉讼法

外国刑事诉讼法

或减损了的司法纯洁。

b.抑制违法侦查说:。它认为排除警察这些政府执法人员违反宪法收集到的证据是为了防止警察的违法行为,以排除非法取得证据的可采性方式,可以预防警察的违法取证行为,实现宪法修正案对人们的隐私权的保护。但证据排除法不一定会产生吓阻的效果，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采用证据排除法则之后,警察非法取证的情形仍十分普遍。

（2）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a.该规则只针对政府执法人员的非法搜查和扣押行为，私人非法取得的证据在刑事审判中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因为宪法保护的是私人隐私权免受政府的不法侵害,而不是个人的不法侵害。

b.该规则不适用于大陪审团程序，确定某一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具备可采性,需要由法官做出，大陪审团审理和法庭审理不同,他通过审查证据来决定是否签发起诉书,以及协助公诉人补充证据，其审理的结果并不是对被告人的最终定罪，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会阻碍大陪审团工作。

c.搜查、扣押的对象不仅仅是物品、人身,还包括信息。搜查和扣押通常是为了取得实物证据，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将其扩大,认可了非法监听、录音所取得信息也是对象。

d.扣押行为既可能是物理上的直接侵入,还包括一些非物理上的侵入.除警察亲身接触被搜查的对象,通过各种设备进行窃听、录音是一种无形的非物理的侵入,违反监窃听和电子监视的程序取得的证据也将被排除。

2.非法自白排除规则，体现在：宪法

（3）判断属于毒树果实的标准：被非法取得的证据(毒树)污染的证据并不当然属于“毒果”，要视情况而定。

a.逮捕程序不合法,随后取得的供述是否属于毒果。法院认为应当考虑几个因素:①是否宣读了米兰达忠告;②在逮捕与供述之间时间的长短;③存在的干涉性环境因素;④官方不法行为的目的和恶劣性。b.

第四篇：浅析新刑事诉讼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浅析新刑事诉讼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自我国于1997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以来，至今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中，由于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司法实务界在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做的不够专业。直到2011年3月，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我国终于在刑事诉讼法的层面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主要针对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及其意义等进行阐述。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 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

在英美法系确立的证据规则中，最重要的是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证据的关联性，另一个是证据的可采性。英美证据法认为，任何诉讼证据都必须与案件的事实有联系，但是，具备了关联性的事实材料未必都能成为案件中得以起诉的证据。从事实材料到诉讼证据，还应该具备可以被采纳的效力。因此，证据的可采性通常被称之为现代证据规则的灵魂。正如美国证据学专家华尔兹教授所说，大多数证据规则都是关于什么应该被接受为证据，即是否具有可采性的问题。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证据可采性规则中的一个证据排除规则，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用违反法律规定的方法或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是非法的，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对犯罪人定罪与量刑的依据。这里所称的证据，主要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等言词证据，当然还应该包括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所谓非法手段，主要是指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非法扣押、非法搜查等其他违法方法。

一、对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原因

（一）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法律形象

以违反法律的方法，如刑讯逼供等手段去进行侦查、收集证据、追诉犯罪，这就相当于以暴制暴，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要求，将会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丧失应有的客观公正性，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司法机关的声誉，也不利于保障人权。

（二）使司法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的主观心理产生扭曲

在刑事诉讼中，一切与诉讼有关的活动都应当以合法为前提，如果法律不规定采用暴力手段取得的证据是非法的应予排除，那么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为了尽快破案，或为追求办案效率，可能会频繁的采用暴力逼取口供的方法，还有的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都是罪犯，对罪犯，就应该打，打了才会说实话。这样如果长久下去，刑讯逼供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潜规则。这时，如果没有法律的有效规制，则必定会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

（三）运用非法证据来定罪，极有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我认为，最近几年发生的影响比较恶劣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都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将使用刑讯逼供等违背犯罪嫌疑人意志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用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时，即使实体内容再怎么公正，如果程序上违法了，那么必然导致裁判结果的不公正。

关于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诉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高检规则》中也有与之相类似的规定。

以上列举的法律法规都仅仅是规定证据严禁使用非法的手段进行收集，但都未规定其程序性制裁的内容。也就是说，由于法律没有规定非法证据必须予以排除，因此在实务界，违法收集证据仍然普遍存在，非法证据仍然被广泛采纳。直到新刑事诉讼法中第五十四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出台，无疑是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使用刑讯逼供等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和精神的非法手段说不。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的巨大进步，对我国公民人身权利的规范性保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新刑事诉讼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的捷径，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就可以看出，刑讯方法逼取口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成为侦查机关讯问的重要手段之一，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从法律层面明确的宣告了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可采信，从而可以促进侦查人员转变旧观念，并对侦查人员产生一种震慑的效果，使其消除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进而通过提高自身素养或增加必须的装备，尽最大努力去合法的收集证据。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实现刑事诉讼双重目的的需要

刑事诉讼的目的，一个是惩罚犯罪，另一个保障人权。我认为这两个目的之间具有关联性。在保障犯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应使其受到客观、公正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惩罚。犯罪证据对于确定谁是真正的犯罪人，以及后续的定罪量刑，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如果证据是采用非法手段收集到的，这难免会使证据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这时，采用真实性不高的证据去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很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那么这时，又谈何保障人权呢？如果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将受到法律的监督与约束，使其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搜集证据，这将使刑罚权的实现过程符合诉讼公正的要求，一个公正的刑事诉讼，也必将会促进人权保障的实现。

（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法制统一，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刑事诉讼法又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是法律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明令禁止。如果在实践中仍然允许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那么就会使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成了一纸空文，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尊严。另外，我国已经于1988年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我国虽然早已批准了这一国际公约，但一直未规定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也成为西方国家抨击我国人权保障不力的借口。而现在我国刑事法律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对西方国家批评我国人权保障的最强有力的回击。同

时，加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之一。因此，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刑事法律作为治国安邦、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只有在尽可能完备且先进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服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刑讯逼供等暴力取证行为的明文禁止，新刑事诉讼法对该规则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约束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机关的声誉，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第五篇：浅谈《刑事诉讼法》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浅谈《刑事诉讼法》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叶丽媚编辑：studa121

1论文摘要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的范围指的是采用非法收集的程序和方式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主体具有广泛性。非法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适用的排除规则不同。适用程序应当进一步的细化。检察机关负有非法证据的结果责任，证明标准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负有非法证据的提出证据的责任，只需要到达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可。

论文关键词 非法证据 排除 适用 证明

新刑事诉讼法有6个条文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别为第50、54、55、56、57、58条，这些条文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原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在司法解释中予以规定的，新刑事诉讼法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规定由司法解释的效力提升到了刑事诉讼法的层面。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更加的全面和具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也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在追求实体真实的同时对程序价值的重视。下面对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分析如下：

一、非法证据的范围

顾名思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求的证据必然是不合法的证据，即非法证据必然是不合法的证据。但是非法证据与不合法的证据是不是相同的概念呢，笔者认为，非法证据不等于不合法的证据，非法证据只是不合法的证据的一种。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的基本属性之一，是指证据必须具备法定的形式，由法定的主体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和运用。合法性包括四方面的内容，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提供、收集证据的主体必须合法，证据的内容必须合法，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而非法证据所指的仅是证据所取得程序和方式的不合法，并且非法证据所指的是严重违法的证据，轻微违法的证据，属于瑕疵证据，适用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由此可知，新刑事诉讼法所规定非法证据是指取证程序和方式严重违法而获取的证据。所指的非法证据与不合法证据是不相同的概念。非法证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它不合法的证据应当适用其它的方式予以排除或者补正。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主体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主体包括侦查、检察、法院的案件承办人。刑诉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即检察官和侦查人员也是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主体，这里的检察官既包括审查逮捕阶段也包括审查起诉阶段的检察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主体的广泛性具有提高诉讼效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重要作用，侦查阶段发现具有非法证据的就应当立即予以排除。

三、非法言词证据与非法实物证据适用不同的排除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规定了不同的排除规则。对于非法言词证据规定了直接的排除规则，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则规定了法官自由裁量加补正的排除规则。详言之，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经过法定程序认定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就必须予以排除。而对于非法的实物证据（书证、物证），则首先判断是否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如不属于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则不予以排除。对于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则需要进一步对其进行补正和解释，然后由裁判者对补正和解释的情况进行判断，如果能够进行补正或者合理解释的则不予以排除，如果不能进行补正或者合理解释的，则予以排除。即对于非法实物证据需要经过裁判者的两次判断，才能进行排除。

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56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本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上述两条概括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即第一种是司法机关自行发现并且自行排除，第二种是当事人向法庭申请排除。笔者认为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程序还应当通过司法解释进一步的细化、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实际上使得一个案件可能有三种不同的审判程序，第一是定罪程序，关于事实的审理和法律适用，所解决的是有关被告人在实体法上定罪的问题，第二是量刑程序，关于被告人应该被判处怎样的刑罚的程序，第三就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审前会议程序，笔者认为关于非法证据的解决，应当重点放到审前程序中，因为非法证据进入审判程序后，可能使得审判程序中止，影响审判效率。当事人一方可以在移送审查起诉后，向法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当事人一方应当提供相关的证据或者线索，法庭接到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后，认为有非法证据可能的，就应当要求检察机关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明该证据并非非法取得，然后法庭确定日期召开审前程序，在公诉人和被告人一方参与的情况下，就非法证据进行法庭调查，并作出有关决定。在法庭审理中，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法庭经审查认为合理，一般也应中止法庭实体审理，专门就非法证据进行审理。无论是审前程序还是法庭审理程序，对于非法证据的决定不服的，均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在上一级人民法院就非法证据审理阶段，原审判中止。以上是有关非法证据在进入审判程序之后的程序。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也应当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笔者认为在审查逮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因为有检察机关的介入，有条件适用三角形的刑事诉讼构造，由检察机关居中裁判，公安机关和犯罪嫌疑人一方就非法证据进行辩论。由检察机关做出决定。犯罪嫌疑人一方对不予排除决定不服的，可以在移送审查起诉后，向法庭提出。对于侦查阶段，非法证据的排除，笔者认为，应当采取检察机关介入的方式。即犯罪嫌疑人一方可以在向侦查机关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后，没有得到排除决定的，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由检察机关决定该证据是不是

应该排除。对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的非法证据，笔者认为，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仅仅对该证据直接予以排除。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有权知道哪些证据系非法所得，是不是予以排除，以及不予排除的理由，即便该证据予以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也应当知晓，因为该证据系非法所得还可能关系到其它证据的合法性，以及整个侦查程序的适当性，因此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参与下进行。

五、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

新《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第57条第1款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这两条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即当事人一方有提出证据的责任，当事人提出该证据系非法方法收集的有关证据和线索，并不要求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只需要达到产生怀疑即可，应当提供一定的证据和线索。检察机关应当证明该证据并非非法方法收集，检察机关承担证明结果责任，并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应当采用同步录音录像、当时在场人员的证言、体检报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方式对该证据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非法证据所指的仅仅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所调取的证据，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提出的证据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范畴。

六、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

新《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54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该条规定了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即对于非法证据的证明，只要存在怀疑，不能排除存在非法收集的可能的，就应当予以排除。检察机关应当证明该证据系合法所得的证据，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对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只要达到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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