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土佛教与王维诗风

第一篇：东土佛教与王维诗风

有唐一代灿若星汉的诗人群体，奏响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最强音，在华彩与激情组编的交响乐章里，也有“诗佛”王维“百啭流莺，宫商迭奏”（《史鉴类编》）的佛唱。这位山水田园诗段的第一高手谱就的诗章，历百代而传诵不衰，令后人反顾睇视，流连不已。其所具有的趣味澄ｘｉòｎｇ＠①、自然浑成的艺术风格，成为后世诗学的模范，流风所被，深远流长。王维诗风的形成，除了政治、经济、社会风潮、个人秉赋等原因外，佛教、东土佛教〔1〕所加被的影响乃一重要因素，至今惜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尚未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就东土佛教和王维诗创作，诗风形成的诸多关涉进行梳理探索，力求给予科学的诠释，寻绎合乎逻辑的联系和有违规律的迷失，以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借鉴。

一、诗的新使命和王维的最初尝试

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建立的唐王朝，经过“贞观”“开元”之治，使中国封建社会达到了繁荣昌盛的高峰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强大的唐王朝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始终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单一的思想统治。儒家思想虽也得到公认，但却没有获得统治性地位，释、道两家无论在统治阶级内部抑或整个社会，受重视的程度均不亚于儒家。在某些年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偏爱，或道或佛往往置于儒之上，加之，唐代社会的政治、民族、文化等总体上都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思想学说的多元并存恰好与之相适应，因而，定于一尊的思想统治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王维生活的年代，佛教的中国化已极近完成，但也正如汤用彤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隋唐佛学有如戏剧的特点，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2〕。所谓佛教“下落”趋衰的“因子”〔3〕主要涉及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亦是南宗禅和北宗禅）的分歧问题。前者重“知解”主“顿悟”，后者重“实行”仰“渐修”，也可以说，随着中国化佛教南宗禅地位的确立，“渐修”、以事佛为务的“实行”精神就趋衰微了。中国化的佛教之特点，一是重理性的知解，二是对解除生死问题的关注，三是通过诗文来传达佛教思想。所谓“至隋唐大盛”只是到隋唐，佛教已不必借助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便可流行，佛教的组织，自成体系，佛教势力集中于寺院，和尚成为一般人信仰的中心，此间的佛教理论阐发因闭关于寺庙便行之不远，而生死问题的解决甚或变为迷信，只有在文学方面尚可作为诗文的材料来传达、沟通两种世界的联系。诚如元好问诗云：“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与佛禅结缘日深，本来以“言志”、“抒情”、表现个性、再现生活为己任的诗歌，从此又被赋予传达佛理，表现悟境的新使命，诗为佛教留下了无限的空间，佛禅为美学开辟了巨大的疆域。许多学者和方内大师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诗僧齐己《戒小师诗》云：“不肯吟诗不听经，禅宗异岳懒游行。它年白首当人问，将底言谈对后生”。意谓倘“不肯吟诗”“不听经”，又懒于行脚，怎能证悟，何以凭信，将来以何“言谈”面对后来者！白居易也称：“如来说偈赞，菩萨著议论。是故宗律师，以诗为佛事。欲使第一流，皆知不二义。从容恣语言，缥渺离文字。旁延邦国彦，上达王公贵。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人多爱诗句，我独知师意。不似休上人，空多碧云思。”（《题宗上人十韵》）他以诗为“佛事”，其艺术传达亦自认为能“独知师意”。姑苏景德寺云法禅师所撰写的《务学十门》其六门曰：“不学诗无以言”〔4〕。中国化了的佛教如此看重“诗”是十分合乎逻辑的，对于他们来说，真如在语言中发生着，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诗，真如之境，妙悟的刹那，只有诗才能准确、形象地传递出来。王维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国佛教变革的重要时期，经过迅烈的宗尊之争，南宗禅，亦即中国化的佛教始以正统焕发于世。颇有意趣的是王维与南北宗及其重要人物都有过从甚密的交往，中国禅学史上，前期禅宗承续，当以慧可为源〔5〕，依次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等五家。五家所本，凡有三系，慧可、僧璨一系，为楞伽禅；道信、弘忍一系，为起信禅；慧能自是一系，称般若禅。王维在遇神会禅师之前，所接受的影响，也还是前期禅宗的思想风范。这期间的诗歌创作，多是佛道禅理的平行传达，如“法向空林说，心随宝地平”（《游方丈寺》），“猛虎同三迳，秋猿学四禅”（《游悟真寺》），“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文手自书”（《赠施舍》），“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不须愁日暮，自有一灯然（燃）”（《卢员外看饭僧并题》），“共仰头陀行，能忘世谛情”（《期游方丈》），等等，从中可以看到佛禅术语多，用典亦多，考其诗句中的“四禅”、“次第禅”、“头陀行”等则均属前期禅宗的典型术语。著名的《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雪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此诗写得超逸浑成，“一气盘旋，灭尽针线之迹”（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但从结末两句来看，仍属前期禅宗的思想，“毒龙”妄心，尚需用“安禅”渐修的手段去“制伏”。王维进士入第任大乐丞未久即因“舞狮”案坐累，谪贬济州（开元九年），直到开元二十二年始得返帝京，其间十几年的事迹于史无征，且大部分诗作殊难编年，只是通过诗作提供的内容，参照佛禅发展的运行轨迹，约可辨析产生的大体年代。再如，王维妻亡后，“笃志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见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从其生卒年可知，妻亡时在开元十九年，考其佛教立场，可知王维这时信奉蹈历的仍是道信，弘忍一系的“起信论”，据吕ｃｈéｎｇ＠②先生研究，该系因“误解名义”、“妄删文句”、“传抄错简”等问题，“学者以身命付之，以期解脱，不亦难且殆乎？”〔6〕王维丧偶后“笃志”不娶，孤居“三十年”，洵属“以身命付之”。由此可见他晚年遇到南宗禅的实际建立者神会时表现出来的兴奋、喜悦，因果关系颇为深刻。王维与神会倾心相与，全面交往，宗? 纭⑹绱捣鳌⒐牡矗抑杏心悖阒杏形遥员鞯鳎鞯弥妫献陟杂谕跷缧纬傻挠跋欤哂懈疽庖濉?br&

二、精神的逃逸和“清丽”“旷淡”的诗风

王维前后期的诗歌创作，风格显然是不一致的。多才多艺和时代的鼓舞，使王维要求仕进，建功立业的心情十分迫切，这个时期的诗作大多意气豪迈，甚或有些“侠气”。入仕后一些意想到和意想不到的打击、遭际〔7〕，使他黯然思退、思隐，“道有不申，行呤山泽”。然而十分耐人寻味的是，王维终其一生都不曾正式挂冠归隐，而始终过着“亦官亦隐”的别样生活，精神上的皈依和仕途的淹迟，使他“身心相离”（王维《与魏居士业》）、矛盾度世。这种巨大痛苦和耐心之间生发出来的文字，具有鲜明的个体风格和时代印记。所谓风格，通常是指艺术美从内向外的自然流露，是作家艺术家创作成熟的重要标志。王维诗歌趣高旨远、含蓄蕴藉、气韵悠扬、自然浑成、意境圆融等美的品质，其所呈现的艺术风格大体上是“清丽”、旷淡”。促使这种风格生成的佛禅方面的具体而微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所导致的灵魂皈依，一直伴随、影响着王维的艺术态度、艺术思维、艺术表现；二是王维晚岁得与完全中国化的佛教结缘，使“清丽”、“旷淡”的诗风终得形成。逃逸于佛禅和眷惜他人之间，“以身命付之”的勇气和终极关怀的“恐惧”心理之间，题材的择选和满意的传达之间„„需要巨大的才情，也激发了才情。从几次重大变故中窥探王维，不难发现他内心深处所竭力掩藏的懦弱性，恐惧感。诗人秉赋高、判断力强，在敏锐地作出判断后，却不敢坚持己是，而采取了令生命长期痛苦的方式，结果是这痛苦的生命保全了下来，然而痛苦却不因此而消弥。可贵之处在于，王维仰仗自己的真诚和才具，将痛苦作了最合乎逻辑的转移、升华。开元二十四年恩相张九龄被黜，李林甫相政，王维内心的苦衷是可以想见的，“知朝政之日非，思归隐而未能也”（陈沆《诗比兴笺》）。他依旧在官位上，叹逝流年，以自己的方式苟全着、传达着心中的愠意、恐惧和生存状态：“舍人下兮春宫，据胡床兮书空。执戟疲于下位，老夫好隐兮墙东。”（《登楼歌》）生动地传达出在李林甫的“罗钳吉纲”〔8〕之中，诗人避世远祸的心理活动。有人指摘王维天宝年间为叛军所俘，不能“引决”，就死尽忠，是学佛所误：“释氏畏死，然则其不能引决，亦学佛误之也”（李绂《序文》）。许多学者看到了释门对于死亡的恐惧，正是出于这种恐惧才建设了“无生”学说，“端坐学无生”的王维，对死? 觥⒁旒毫α康囊獭⑼巳谩⒌骱偷谋澈笫嵌陨钌羁痰陌в缫选熬胗谑送荆嵊诜钪啤保浴俺烈魑茨苋ァ闭撸嘁颉笆栏儆の夜剩∶萌粘こ桑值芪从腥ⅲ移堵患缺。⑿罘怯兴兀富灿芊桑仵楦聪喙恕！保ā杜既蛔髁住菲淙┦搜岫袷送局叭饲榉菜撇ɡ健保ā蹲镁朴肱岬稀罚挚尽叭松感砩诵氖拢幌蚩彰藕未ο保ā短景追ⅰ罚剖潜鹞扪≡瘛ｈ欢獠还峭跷瘛⒘榛甑腻吞愚矗饫锏摹白栽凇薄白杂伞笔粲谑瘛⒘榛甓浴笆览邸薄ⅰ笆崩邸钡陌谕眩故丝拷呓俗匀弧！办缮嫌辏狭鳎惭陨钕铮ばジ呱酵罚仙窖簦兹睁坝朴疲迦鲆丫唬淌饔羧绺。醒崦擅埽跞幌擞恰！保ā蹲源笊⒁酝盍置苤耥愕琅糖奈迨镏粱婆ａ爰苹ùā罚靶械剿畲γ丛破鹗保既恢盗舟牛感ξ藁蛊凇保ā吨漳媳鹨怠罚９俪〉那阍蜕托牡奶镌爸湫纬傻姆床睿娣⑹蛊渲忧椤⑻兆碛诖笞匀恢校笞匀弧暗诙槿恕彼抵谕跷跃跣稳莶还弧９懦啤按笠校∫丛蟆保爸幸敝谖难т醋饔衅渚钪γ绕涫鞘琛３邢鹄渎洌安蝗缱髦幸诹羲竟佟ｋ瞥龈此拼γ敲σ喾窍小薄?〕。王维深得“亦忙亦闲”的个中三昧，? 那橛谏剿镌埃?nbsp;逃遁于佛禅，借重于文学的炉砧进行融冶锻打，创造了量多质优的诗歌篇什，铸就了王维诗歌的独特风格，山水田园诗到了王维那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最为壮丽的奇观。王维与神会禅师的结识交游是其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捩点，这催动了王维晚期诗风的形成。他受神会请托为六祖慧能作碑铭，其中说到“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能禅师碑》）。六祖圆寂后，神会不惜身命，躬行高蹈，于开元二十年在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建立南宗宗旨。后世学者认为，神会才是中国佛教的真正建立者，甚至连中国佛教的经典《坛经》也是神会所作。“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博大功勋，永久的影响”〔10〕。慧能，神会教义的主要之点即顿悟，“顿”、“渐”之争是中国佛教生死攸关的大关目，顿悟之说确立，则一切仪式，念经念佛，经典戒律都可视为可废之物，“一念相应，便成正觉”（《神会语录》卷一），由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才成为可能，容或使用了“文字”，那也是诗的别称而已，“不死句下”，“活泼泼地”把握生命、生意方是正觉、正道。可以说王维晚岁的诗作均达到了如此胜境，试看《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虽是有动有声，然绝非噪闹，恰是一种空、静之境，在“动”与“静”捕捉、把握中传送着生命的律动。“人闲”、“夜静”、“花落”、“山空”，是心境亦是处境，在空旷宁静之中，明月乍出，有光而无声，却“惊”动了山鸟，虽着一“惊”字，依然是静的延伸。这是宇宙精灵恒在状态的通然了悟，明月千古复万古，山鸟“时鸣春涧中”，亘古与时下打成一片，高妙的衔接组合，令人深深地感觉到“见心”、“见性”、“吾梵一如”的妙谛，作者将如此玄冥的禅意化入诗作，不露半点痕迹。怎不让人诺诺连声！“无住”和“无念”是南宗禅又一大宗旨，所谓“无住”，即对于空相声色无所住心；“无念”即“不作意”，“所作意住心，取空取静，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ｐáｎ＠③，并属虚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即无物心，自性空寂„„故《般若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本寂之体，而生其心，本寂之用。但莫作意，自当悟入”（《神会语录》卷一）。王维对南宗禅此项精义的把握亦颇精微，例如《山居秋瞑》：“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山是“空”的，雨是“新”的，既“静”且“净”，山居秋日的黄昏空寂清湛，一场新雨的涤洒，松间、石上、月明、泉清，静静地“照”着，潺潺地“流”着，一幅西方琉璃世界的图画。颈联对动静儿的描写，从容不迫，富有节奏，幽静的世界间或一点枝叶的ｘī＠④ｓū＠⑤，目光到处，原来是洗衣浣纱的少女归来了；水边荷动了，因为沿水而下的渔舟推动了波澜，“一点才动万波随”，禅意十足，生机盎然。尾联的出句“随意春芳歇”，正是“无念”、“无作意”、于此无所住心的生动写照。文人悲秋而王维独不作秋悲，是深得南宗禅“自性”真髓的缘故。既已“晚来秋”，则任凭“春芳歇”，调谢也是一种生命现象，生命的一个过程。《辛夷坞》对南宗禅上述思想的沉潜、传达、似更通脱：“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著满树头的辛夷花，在山间热烈地开放了，又纷纷地坠落了，是在阒无人迹的涧崖山谷，无须为其绽放而称赏，也不用因其陨落而悼惜。王维在《山中示弟》中说：“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色相是空的，就应“以无念为宗”，所谓“无所亲”，即不去亲近什么，实亦无须执着什么，就是所谓“以无住为本”，需要证得自性、正觉，诚如神会所云：“决心证者，临三军际，白刃相向下，风刀解身，目见无念，坚如金刚，毫微不动。纵见恒沙佛来，亦无一念喜心，纵见恒沙众生一时俱灭，亦不起一念悲心，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神会语录》卷一）。苏轼《百步洪》诗云：“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苏诗诉诸议论，王维坦呈形象，然而，均可作为“无念”、“无住”的诗解。“定慧”旨趣，亦是南北二宗之争的重要内容。根本之点还在于北宗重实行，而南宗重知解，北宗重在“以定发慧”，而南宗则重在“以慧摄定”，南宗虽称定慧合一，其实他们只认得“慧”，不认得“定”，这是中国佛教史上，乃至思想史上绝大的解放，禅学本已扫除了一切“文字障”、“仪式障”，然而还有个“禅定”在，直到南宗出来，连“禅定”也一扫而空，这才是彻底的解放。神会对王维说：“众生本身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指“得定以后发慧”）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神会语录》卷一）。这不仅给王维一种学理的满足感，那种简括斩截的表达，也是一种文风的革命。从其诗作解析，王维佛学造诣如此精湛，晚岁与南宗禅交结如此深刻，使他的诗作从容不迫而富有节奏感，了悟“自心”“自性”而充满生意，诗风旷淡而又清丽。

三、诗风的熟稔和可能的转向

诚然，王维绝非禅门的传灯人，他首先是诗家，且是山水田园诗派的大家，晚岁的王维因得禅宗之精义，获益良多。这不仅使他痛苦、无安全感的灵魂有所寄植而找到了家园，而且，那种理性的洞彻使其无疑、简洁的宗风责其别开生面。王维诗风于晚年走向了成熟，在那些饮誉当时，传育不衰的诗作里，既无教义、宗旨的说教，连佛禅的术语也不再出现，意境、风格蕴佛门妙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在艺术表现上左右逢源，触处成春，艺进于化境，已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仅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呈现的那种“时”“空”转移之妙就让人叹为观止，那“一片化机”的语言操持，倘无佛禅对本体、自性的了悟功夫，则很难传达出来。一些作品似在有意无意之间，就泄露出生机盎然的禅意。“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不见人”已觉“空山”之寂，“人语响”益衬“空山”之静，以声“响”叙“不见人”，情又是“但闻”，“但闻”者，只听到也。只有人语，全无它声。

三、四句仍写“空山”的寂静，人迹罕逢的深林中、青苔上，时以斜阳为之铺敷一袭绚烂的金装，这是大千世界，宇宙真如的爱抚，看顾。这种寂静的捕捉，获得，是心境禅境的妙得，静中有动，寂中有喧，无“头巾气”，无“狂狷气”，无“富贵气”，无“骄矜气”，由虚一而静，“虚而能纳，静则能照”，得凡宇宙诸相，一动一静，俱是诗人心地的外化，因有生意生机，顿觉那透过深林、透过密叶繁柯，“复照青苔上”的斜阳，不啻有色彩，似也有声息有响动了。王维晚年对佛禅精到、浑然的把握，诗风和畅宛如“秋风芙蕖，依风自笑矣”〔11〕，即或是送别诗如《送元二使安西》也写得清丽动人，无悲惜衰飒之气。它如视野阔大，体悟通玄的《汉江临泛》；心同梵一，包容巨大的“辋川集”、“终南咏”等，无不深得“有”“无”之旨，赋尽“动”“静”之妙，这些“蝉蜕尘埃”“与造物相表里”的挥洒，是诗风粲然熟稔的表现。达观禅师尝谓：“盖禅如春也，文字似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12〕。王维学佛习禅务其“精义”，为诗作文务其“了心”，“春在于花”，“花在于春”，等比若一，正是他诗风熟稔的标志。一个作家的风格从其个体的特异性来考鉴，确如刘勰所云：“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王维诗作的风格是鲜明独特的，是其“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然而风格的形成到底也受制并得益于时代等外在因素。历来对于王维诗风的描述，由于历史判断的递嬗，美学标准的流易而不尽相同，散见的如：“自在”、“自然”说（《后山诗话》），“清腴”、“清远”、“清逸”说（《唐诗别裁》、《唐宋诗学》），“丰缛”、“丽”、“乐”说（《麓堂诗话》、《王右丞集笺注》），“雄浑”、“浑厚”、“浑成”说（《唐诗别裁》）等。后人较系统较集中谈到王维诗风的是晚唐的司空图和清代的王渔洋。司空图论诗的风格“不主一格”，他把淡远的韵味，含蓄的风格强调为诗歌的首要艺术特征，认为王维等颇合“准的”（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王渔洋将诗的风格定于一尊，从“神韵”出发而独尊王维。站在今天的高度审度王维的诗歌创作，可以看到佛禅给予的影响是巨大的，甚或是根本性的，他那“清丽”“旷淡”，“含蓄”“浑成”的诗风，与大唐的文化气息以及唐诗修辞美和激情相结合的主导风格，仍然是相一致的。王维诗作的优胜处，即在于那种超凡迈世的艺术风范。其艺术态度疏朗旷达，意境氛围清淡天和，语言表达精湛丰丽，拆穿了讲即其不食人间烟火般的佛禅气息。然而，王维作为社会成员，他无计逃脱“社会关系总和”的现实铁律，他是一个社会存在，况且始终是“亦官亦隐”的存在，他必须面对一个“社会人”所应面对的一切烦恼与愉悦。倘从人的悲剧性着眼，则不是人“具有”烦恼，而是“人即烦恼”，只要不是无机物、植物般的生生灭灭，他就永远不能像它们那样“如其本来”，所谓“诗意地活着”，亦不过是一种阶段性抑或永久性的理想、追求而已，而如此生存状态，崇佛尚禅的王维堪为典型的证明。一个诗人的风格不会是既定不变的，王维主体风格相对熟稔之际，可能转向何处抑或在其成熟期透露了哪些去向的征兆，很值得研究，如前所述，重“实行”和重“知解”是印度禅与中国禅（亦是南北禅宗）的根本判分。公元520年左右，涉流沙，越葱岭，辗转陆路水路东来中国的菩提达摩曾预言：“二百年后，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13〕。如此下推二百年，则正是慧能尊立，中国禅完全形成的时期，深得南宗禅“传心”〔14〕要旨的王维，欲“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 保矶嗍鞑幻馑咧钣谝槁郏钊纭澳э道粒野苍芷丁保ā渡街惺镜堋罚耙皇┐姆ǎń涠ɑ埂保ā锻扌俗谒秃庠黎ü瞎椤罚拔抻幸环ㄕ妫抻幸环ü浮保ā逗邮课圆∫琶滓蛟罚把劢缃裉烊荆目瞻部擅浴保ā肚嗔玛急谏先诵衷杭罚８幸馑嫉氖牵谄浞绺裢耆墒炱诘摹堕返谝皇住睹铣芹辍防铮灿胁淮蛘劭鄣摹耙槁邸薄袄凑吒次毡羧擞小薄ｒ蚨腥丝吹剑骸胺颉独阗ぁ贰ⅰ堕ā罚辉煲狻薄?5〕。相对来看，王维捎带“议论文字”的诗作，为数不多，有的诗虽有些微议论因素，也是诉诸形象的，如《莲花坞》中“弄蒿莫溅水，畏湿红莲衣”，纵是“议论”，因外在形象与心理空间连通起来，反教画面更富诗意，王维诗风到底体现着大唐气象。中国诗史的下一幕辉煌轮到了宋人，宋诗以新的面目、风格彪炳于世，王维诗风，中经韦应物、柳宗元、贾岛、姚合的接武承绪，又经宋初诸贤的努力，到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终于形成新的一代诗风，从苏轼对王维“敛衽无间言”〔16〕的崇拜态度，可见王维诗风对有宋一代的深远影响。（该文系国家教委“九·五”项目《佛禅与唐宋诗风的变迁》之阶段性研究成果）注： 〔1〕东土佛教，一般指中国佛教，但并非全指中国化了的佛教。佛教传入中国，自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五百年间，尚处于译述介绍阶段，这一时期佛教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外国译经僧人，他们是主译者，也是所译经典教派的宣传者，在中国的传布渗透，仍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解佛”。隋唐时期，中国佛教进入创造发展阶段，代表人物几乎全是中国僧人，该时期介绍翻译外国典籍的比重见轻，本土著作日丰，迨至南宗禅地位的确定，佛教的面目则中国化了。本文所以使用“东土佛教”，即指包括前期、后期禅宗在内的中国佛教。若迳称“中国佛教”，则往往只想到后者。巨赞禅师在《禅宗的思想与风范》一文中称：“自从慧能正式建立了禅宗的门庭以后，经过五家七宗的传灯弘化，中国佛教史就几乎成为禅宗史，它的流风余韵到现在还未见衰竭”。王维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佛教形成时期，他与前后期的佛典、人物都有联系，之所以使用“东土佛教”，首先考虑到应与纯粹的印度佛教相区别，同时亦可表述清楚，王维与中国前期禅宗与后期禅宗，北宗禅与南宗禅的诸关系。〔2〕〔3〕汤用彤：《隋唐佛学之特点》，转引自张锡坤主编《世界三大宗教与艺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4〕陈垣：《佛教能伟布中国之几点原因》，见《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5〕〔6〕吕ｃｈéｎｇ＠②《禅学述原》，见《吕ｃｈéｎｇ＠②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7〕王维仕途有三次大的挫折，第一次，开元九年“年二十一，以进士擢第，调大乐丞”，不久即因“为伶人舞黄师（狮）子，坐出宫”，谪贬济州。这是王维所意想不到的。第二次乃开元二十四年王维的知音、恩相张九龄罢相，他也再次遭贬。起因是张九龄推荐的周子谅“上书忤旨”在朝堂被活活打死，此事殃及张、王。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九龄被逐出朝堂，宣告了李唐在隋末农民运动推动下所产生的开明政治的终结。王维“亦官亦隐”的生存状态，即始于恩相见黜，李林甫执政的时候，这大大刺激、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艺术态度，这是他所意想到的。第三次即“安史之乱”所遭际的“陷贼”“伪职”事件，后经多方努力亦作降职处理，这是他不能意想到的。〔8〕李林甫欲除异己，求治狱吏，得吉温、罗希ｓｈì＠⑥，二人皆依林甫之意锻炼成狱，无人能脱，时人谓之“罗钳吉纲”。〔9〕转引自张锡坤等著：《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7月版〔10〕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见《胡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11〕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年8月版。〔12〕见惠洪：《石门文字禅·序》。〔13〕印光禅师：《宗教不宜混滥论》，见《印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14〕神会《显宗记》云：“自世尊灭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15〕彭际清：《题张君度秋山卷》，《二林居集》卷九。〔16〕苏轼：《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见《苏轼诗集》卷三。

第二篇：王维佛教

硕士生考核论文

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课程名称：佛教与中国文学 姓名：王维 学号：81020152 指导教师：龚贤 开课学期：研一下学期

浅析佛教对孙悟空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佛教的角度出发，简要的分析了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性格、行为等与佛教的密切关系，即佛教对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影响。

关键词：佛教

西游记

孙悟空

一、关于佛教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由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所创，他的名字是悉达多(S.Siddhārtha, P.Siddhattha)，他的姓是乔达摩(S.Gautama, P.Gotama)。因为他属于释迦(Sākya)族，人们又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广泛流传于亚洲的许多国家。西汉末年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从信仰人数上说，佛教位于印度教之后，为世界第四大宗教。佛教是佛陀的教育。近代佛学家欧阳竟无认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讲佛教是宗教只是一种通俗的权宜方便说而已，实则以般若的智慧自内证打破无明烦恼，成就菩提（觉悟）之道，佛教在历史上曾对世界文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依然深深的影响着世界上的很多人。

二、佛教对《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影响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编撰而成。此书描写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

《西游记》中的众多人物，最引人注目的是孙悟空。它从花果山出世，经大闹天宫而被佛祖降伏，后来由观世音点化，转而扶助唐僧西天取经，活跃、贯穿于全书的始终，可以说是《西游记》的主角与灵魂。

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孕育，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孙悟空既有印度血统，也有中国血统，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综合形象。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猴王哈奴曼神通广大，善于变化，腾云驾雾，非常接近《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孙悟空这位混血儿，看来还是以印度血统的成分居多。

但是，人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哈奴曼怎么会万里迢迢地跑到中国来了呢？这件事与佛教的传人中国联系紧密。哈奴曼的形象是通过佛经的介绍而在中国民间流传的。敦煌藏经的藏文写卷里就有好几个《罗摩衍那》藏文译本残卷，我国新疆发现的古代语言残卷中有古和阗文的《罗摩衍那》。西藏密宗僧人陇钦巴在《佛宗宝库》中论述遍人天（即毗湿奴，婆罗门教的主神）的十种化身时，概略地讲述了《罗摩衍那》的故事，而且说猴王哈奴曼是遍人天的智慧形象的化身，与孙悟空机智多谋的特征正相契合。更加有力的证据是佛教《六度集经》中完整地保存了《罗摩衍那》故事的原始形式，其中猴王哈奴曼的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些事实，足资证明猴王哈奴曼是随着佛教东传而进入中国本土的。

此外，佛教中有许多故事和传说，为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氛围。唐朝开元年间，印度高僧善无畏带来了佛教密宗的主要经典《大日经》，他在经序中记载了群猿深山护经的故事，说的是北天竺某一小国深山中有藏秘经的洞窟。每逢暑天，猿猴们将经籍取出晒太阳，以除去潮气、霉斑。有一次，不慎失落了一册，被樵夫拾去献给国王。大猿得知后，就跑去想尽法子取了回来。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它与孙悟空西天取经有血缘关系。我国的藏传佛教是密宗的天下，因此以上这段故事在西藏境内颇为流行。西藏乃东县有猴子塔群，在当地很有名气。猴子洞的藏名是“比乌哲古”，座落在乃东县泽当镇贡布山，此山乃西藏四大神山之一。洞内有成千上万座泥塑小经塔和小佛像，成为全国唯一的洞内经塔群。这一景观便是由于《大日经序》的这一传说丽形成的。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佛祖释迦牟尼有十大弟子，其中以目犍连号称“神通第一”，而他在佛典中被说成是猿猴的转生。又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西游记》的祖本，其中保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是猴行者，而到了《西游记》中，猴行者便有了孙悟空的名字，这名字还是观世音菩萨给取的呢！孙悟空姓孙，是因为他是只猢狲，法名悟空，同样也有它的来历。唐朝有个西行求法的高僧法名悟空。据《宋高僧传》载：悟空俗家姓车，长安云阳入（今陕西泾阳西北），是北魏拓跋氏的后裔。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他奉唐玄宗之命随使臣张韬光出使嗣宾国。他到了嗣宾国后，因病不能如期回归，便留在当地出家为僧，拜高僧舍利越摩为师，并在印度等各地僧寺朝拜求经，法号悟空。二十余年后，他思念故土，禀告师父舍利越摩请求回国。舍利越摩赠授他佛牙、合利和《十地》、《回向轮》，《十力》三部梵文经典。悟空于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回到长安，册封壮武将军，主持章敬寺。悟空西行求法前后凡四十余年，后人根据他的事迹写了《悟空人竺记》。孙悟空的得名，便糅合进了他的影子在内。归根到底，孙悟空的原型虽以猴五哈奴曼为主要来源，但并不排斥在其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各种传说的因素，而且这些传说大都与佛教有关。

其实，《西游记》中与佛教密切相关的人物，又岂止是孙悟空一人！西行取经的唐僧师徒四人，原型都来自佛教。唐僧在历史是实有其人，他以唐代的玄奘为原型，并采取了真名实姓的方式。《西游记》的整个故事也是以玄奘西行取经的事迹为蓝本而加以发展、衍变而成书的。猪八戒的原型是佛教传说中的天界驾车神——北斗七星，其形象是七只猪。佛教密宗中有“七只猪拉着女神摩利支天车舆 ”的记载与绘画，元代末年杨景贤据此在《西游记》杂剧中叙述猪八戒在天界的前身是佛教的“摩利支天的御车将军”。“摩利支”是音译，意译是“光”。这位女神的形象为三头八臂，在佛教护法神二十诸天中居于第十七位，乘的就是猪车。沙和尚的原型是毗沙门天。“毗沙门”是音译，意译是“多闻’，故此神又称作北方多闻天王。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玄奘孤身西行取经，途经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的莫贺延碛，该地一向有 “八百里沙河”之称。玄奘由于失手倾翻水袋，五天四夜无滴水沾喉，唇焦舌燥，腹胃如焚，幸得梦中遇见毗沙门天指点，方得脱困。后来经过数百年口头传说中演化，这位毗沙门天在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词话》中蜕化成为身高三丈的深沙神，而在元代末年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中便己演变成为沙和尚了。

如果进一步扩大考察的视野，我们便会看到《西游记》本身就可以说是一部佛教小说，不论是前七回孙悟空大闹天宫还是后八十七回的取经故事，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即写佛家如何降妖伏魔。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和，累箍咒，象征着佛教在其传布过程中如何降服异教神灵而使之皈依佛门并成为佛教护法神的过程，而西天取经故事，实际上是写佛教传人中国后，对原有宗教的冲撞、碰击并在中土站稳脚跟的过程。佛教对中国本土原有的势力较大的宗教如道教，既互相冲撞又互相吸收，在《西游记》中反映为三教合一的思想，对一些势力较小的地方宗教

和少数民族的宗教则采取了消灭和融合的方式。莲花生大师在西藏传布佛教时，据说曾以神通降服一切天魔，令其立誓，改心向善，护持佛法，这就是说他将西藏本土的苯教神灵，吸收进佛教的神灵世界，使之成为佛教的护法神。莲花生大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佛教在西藏终于消灭和取代了苯教。这在《西游记》中反映为孙悟空在西天取经路上的一路上降妖服魔，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红孩儿被降后皈依观世音菩萨座下。红孩儿是牛魔王之子，牛魔王后来也被孙悟空降服了。无独有偶。佛教在西藏传布过程中，曾出现朗达玛灭法事件，使佛教在西藏的弘传中断了一百多年。藏地僧人认为此人是“牛魔王下界”，“朗”字在藏语中是“牛”的意思。由此观之，《西游记》牛魔王父子的反对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并妄图吃唐僧肉，并非凭空杜撰或空谷来声，而是有着佛教史上的一场斗争作为其背景的。

三、总结

从以上列举的事实来看，尽管《西游记》中颇多讥讽取笑世相而借题发挥的内容，但无妨其作为佛教小说的主旨。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佛教是孕育孙悟空形象的摇篮，如果没有佛教的传人中国，也就没有孙悟空形象的产生。

第三篇：王维的生平对其诗风的影响

王维的人生经历及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

摘要：通过王维与李白、杜甫的粗略比较，概述王维早年成名、贬谪漂泊、出塞劳军尽览边塞风光、后期受禅宗影响的诗风。这几个时期的经历以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简单介绍了王维七绝诗、歌行、咏怀诗、田园诗和边塞诗的特点，也提及了王维避世隐居的愿望，并与陶渊明的心境和田园诗做了简单的比较，体现了王维从早年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敏锐地感受时代风尚的不断变化。

关键词：早年成名、贬谪、出塞劳军、田园、隐居、边塞诗、隐居、创作风格

一、生平

王维（701—761）字摩诘，有人认为他的名和字取自佛家的《维摩诘经》。他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画家。他多才多艺，不仅能诗善画，且精通音律，擅长草隶（书法）。相传他曾经因为演奏自己创作的琵琶新曲《郁轮袍》使一位公主十分钦佩。他曾指出一幅奏乐图画的是演奏《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的场面，后来有好事者找来乐队演奏检验，发现果然不差。他的思想生活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以四十岁为划分的界线，前期向往开明政治，积极热情、对社会、对国家充满关注曾经担任过佑拾遗监察御使等官职，前期写的诗多是应制奉和诗，对皇帝歌功颂德，奉承朝廷近臣的诗和游侠边塞诗，如《息夫人》、《洛阳女儿行》、《老将行》、《少年行》、《陇西行》、《从军行》等，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爱国热情和英雄气慨及浪漫主义的诗风。十七岁写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十九岁写了《桃源行》。四十八岁时在长安附近的蓝田辋川买了宋之问的别墅，开始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在后期他对现实基本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虔诚信佛。他精通禅礼，一些山水田园诗也带有佛家消极思想，人们称他为诗佛。他有诗共四百多首，有《王右丞集》共二十八卷。

在“众星罗秋旻”的盛唐时代，王维以他流布寰区的秀句和诗书画乐俱臻佳妙的才华而享誉海内。他的诗作，天才妙悟，神韵悠然，与李白的豪放纵逸、杜甫的沉郁顿挫，交相辉映，成为中国古典诗坛上最灿烂的景象。

与李、杜相同的是，王维的成就，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辉耀于后世，然而比李、杜幸运的是，他在生前就得到了海内交推的盛誉，成为开元、天宝诗坛的核心人物。王维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长安一带，在这个唐王朝的文化中心，声名尤为卓著。他早年初入长安，便以出众的才华倾动时人。其中脍炙人口的一篇佳作便是《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写这首诗时王维只有十七岁，正离家在长安交游。在九九重阳佳节，他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兄弟亲人，这首隽永的小诗就这样产生了。这首七绝体制短小，语言凝练，全诗的前两句概括了佳节思亲的真切感受，语言也很平易自然，近乎口语。诗的三、四句是全篇的关键，运用了巧妙的构思，诗人不说自己思想，而想象家乡的亲人兄弟对自己的思念，这样的手法就使得思乡之情跃然纸上。在读这首诗时就能联想到在爽朗的重阳佳节王维与弟兄们欢会于高山之上的场景，兄弟的亲情，年轻人的蓬勃与爽朗，往昔欢会的热烈，仿佛都随着这巧妙的构思而用现在诗句中，诗情是如此的丰富。王维早年还创作了一些优秀的歌行作品，如《洛阳女儿行》、《桃源行》、《燕支行》等。初唐的歌行或者以回环复沓的章法，展示声韵的流转之美；或者以铺排对偶的笔致，追求骈赋化的铺叙效果。

王维早年的歌行，在继承初唐歌行的同时，也出响了新的变化。他不再追求长篇铺叙的骈赋效果，句式也不以对偶为重，篇幅趋向短小，但诗作的神情更为突出和鲜明，如《洛阳女儿行》中刻画洛阳女儿内心的空虚寂寞，用笔精到，神情逼现。王维进入长安后，在长安这个大环境中，积极呼应其间的诗歌风尚，用自己的天才，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成为这些风尚的最好表达。终其一生，王维艺术上的成熟，不是在抗俗的狷介中形成，而是在敏锐地感受时代风尚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这一点，从他早年的创作特点，就可以才华早著、科场顺利的青年王维，在他入仕不久，就遭遇到第一次官场挫折。王维离开长安时，内心是很颓唐的，他在赴任的路上写了不少诗，抒发内心的牢骚，如《被出济州》云：“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州阴。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可见，他此时对前途看不到什么希望，感叹自己这次离开长安，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王维在这段贬谪漂泊期里，古体诗的写作明显增加。古体诗注重咏怀的特色，使他遭受人生坎坷之后的感慨，得到了一个很好地表达渠道。例如在贬谪失意中，他开始更多地接触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士人，盛世中存在的寒士屈抑问题深深震撼了他，他为此写下了《济上四贤咏》就表达内心的不平。

二、山水田园诗

王维在对社会有了更清醒认识的同时，内心也产生了隐居以葆素志的愿望，他的《偶然作》组诗，一方面在抨击寒士屈抑的不合理现象，一方面则明确表达了他希望避世隐居的心愿，如《偶然作（之四）》中描写了陶渊明兀傲的形象，正是王维在贬谪中心态的折射。王维早年在长安的时候很少写作田园诗，贬官后这方面的写作开始增多，逐渐成为他创作中重要的内容。王维的田园诗并不因循陶诗的平淡，同样是表现田园生活的恬淡和乐，他以丰富的笔法，描绘出农村生活姿态万千的风光之美。如《鸟鸣涧》这首小诗描写的是一个安详静谧的春山良夜，全诗情感的核心在开篇的“人闲”两字，诗人下榻的山居避开了尘世的烦扰，车马的喧嚣，心境十分悠闲而宁静。全诗重在从“静”、“空”处写“闲”。那无声飘落的桂花，使人感到春山中一片静寂，春夜静谧至此，才令诗人感到春山是如此空旷，仿佛除了自己，周围什么都不存在。

三、四句的构思也很巧妙，一轮明月破云而出，栖息于山涧中的山鸟，被皎洁的月光惊醒。这个看上去不太合情理的想象，却把山谷的空静写得十分传神。王维在诗歌中很善于创造一种内涵独特的空境，它不是空虚无有，而是包含着万有的丰富变化，吸收了佛教空理的影响。一）《山居秋暝》

题目：点出时间、秋晚、地点：山居。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空”写出什么？这“空”字表现出一种禅意。新雨后：“新”写出雨后初睛给人的感受：空气湿润、凉爽、草木如洗葱绿清新。“天气晚来秋”点明时间、季节、秋晚、与题目相呼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间”准确写出月光透过树枝缝隙照射的情景。他曾说过“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梁肉，崎岖见王侯”。诗人正是这种心志高洁的人。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喧：竹林里传来喧闹嘻笑声。浣女：洗衣女。清代诗人王士祯说《山居秋螟》是“字字入禅”。“莲动下渔舟”荷塘中莲花动荡，荷叶纷纷向两边披分，那是渔舟顺流而下。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随意：随它去，任凭它去之意。春芳歇：指花草枯萎、凋谢之意。与题目“秋”相呼应。王孙自可留：《楚辞·招隐士》有“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作者反用其意，王孙：指包括作者在内的隐士。结尾点题，就是想“归隐”。上半部诗重写物、明月、青松、泉水和后边的翠竹、青莲，这些景物都是非常高洁的，以物芳而明志洁，下半部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政通。二者互补，高洁的景物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

三、边塞诗

开元二十五年，王维奉命到凉州去劳军。大漠风光和边塞将士的豪情，使他暂时忘记了朝廷政治斗争的阴影，流露出他性格中积极活跃的一面。王维的边塞诗主要集中创作在这个时期。他的边塞诗虽然也写到一些边军所存在的问题，但主要的精神还是在歌咏边塞军旅生活的豪情，作品充满热情浪漫的气质。他很善于以比较短的篇幅、凝练的笔法烘托唐军的声威，刻画战争的紧张气氛，描写边塞的壮阔风光，往往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深得简笔传神之妙。例如他的名作《使至塞上》，一个“直”字，一个“圆”字把广漠上得景象抽象为简洁的几何图案，这就把大漠的辽阔、空旷刻画出来。“长河落日圆”也是同样的道理。诗人绘事状物的本领固然高妙，但诗意带给我们的回味则更是深长。全诗开篇即点出诗人此番出使是“单车问边”，在三、四一联中，又把自己比作随风飘扬的“征蓬”，就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开阔景象，实际上也从另一面折射出诗人在大漠上只旅独行的孤单身影。然而在自然之浩瀚与个体之渺小的对比中，全诗并没有流露出凄伤的情绪，而是以自然的壮阔，折射出诗人心灵是开阔的。四）《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背景：开元25年（737）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战胜吐蕃，玄宗命王维以监察御使的身份出塞慰问，察访军情，这首诗写于赴边途中。使：出使。“单车欲问边”开头点题，单车表明是轻车前往。问边：到边疆察看。点明出使的原因，“属国过居延”这是过居延属国的倒文。居延在甘肃张掖县，属国：指原是少数民族地区，后归附唐朝。“征蓬”：比喻诗人自己，原指被风卷起的蓬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被王国维称为“千古壮观”的名句。作者描写的景致有什么特点？用一个“大”字来，表现边塞沙漠的浩翰无边。“孤”写出了景物的单调，用“直”写出浓烟的挺拔，坚毅之美。为什么“烟”是直的？沙漠上没有山林花草，一条黄河横贯其间，诗人用一个“长”字表达他的感觉。诗人采用的是苍茫空阔中突出一点的艺术手法。这与宋代词人范仲淹的词《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里的“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艺术手法是一致的，但艺术效果却绝然不同。

萧关：是关中通向塞北的交通关隘口。侯骑：担任侦察通讯的骑兵。都护：这里指河西节度使，燕然：燕然山，这里指前线。

四、禅宗诗

生平与禅：一步步走向禅境的轨迹

王维信奉佛禅，首先是因为环境的熏陶。其母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

（王维《请施庄为寺表》）。家庭中浓厚的佛教氛围，对王维及其弟王缙的影响极为深刻，史载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旧唐书・王维传》）。

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之外，王维中年以后倾心侍佛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其生活及仕途上屡遭重创。伴随着一次次不幸事件的发生，王维一步步迈向禅境。

在王维可编年的诗文中，最早谈到佛教信仰的一首诗是《偶然作六首》其三。诗中有两句为“爱染日以薄，禅寂日以固”，是说自己

对佛教的信仰已日益牢固，世俗的贪欲日益淡薄。这首诗写于开元十五年，为王维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一事的六年之后，改官淇上，作于淇上为官期间。当时，王维因为仕途的失意而萌生隐遁的思想，遂开始倾心于佛教，寻求解脱。两年后，王维回长安，即从荐佛寺道光禅师学佛。开元十九年，遭中年丧妻之痛，时王维三十一岁，史载王维妻亡不再娶。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被贬，奸臣李林甫当政，朝政日趋腐败，王维在政治上失去了依靠，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很失望，开始了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生活，幽栖在终南山，不闻朝政，终日以

禅诵为事。至此，诗人便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时所写《山中寄诸弟妹》一诗，记载了他的禅诵生活：“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城

郭遥相望，唯应见白云。”可见，他是以禅诵打发时光，忘怀世界烦忧的。“安史之乱”的爆发，“伪官事件”又使王维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精

神折磨。天宝十五载，时王维五十六岁，安禄山叛军陷长安，玄宗奔蜀，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获，迫授伪职。一年后唐军收复两京，凡

授伪职者皆按六等治罪，王伪亦因之入狱，险遇不测，后因其在贼中时曾作《凝碧诗》表达了对朝廷的眷恋。加之其弟王缙平叛有功，并

请削官职为其赎罪而得恕宥。但这一堪称王维整个政治生涯与人生经历史的最大事件，对其心灵造成极为深重的刺痛和压抑，自认为“情虽可察，罪不容诛”（《谢除太子中允表》），“偷禄苟活，诚罪人也”（《与魏居士书》）。此后，尽管官职屡有升迁，但是经历了心灵创伤 的王维，不复系怀世事，而是沉浸于禅悦之中。《旧唐书・王维传》记载：“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谭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 臼，经岸，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纵观王维的一生，我们便会发现，他在每经历一次打击之后，便会向佛禅靠得更近以寻求解脱，直至晚年完全倾心于佛，终日以事佛禅诵来打发时光了。种种不幸遭遇所带来的心里郁结，促使王维少年时代因家庭环境而深度感染的佛学思想不断浓郁渗化，佛学终

于成为其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佛教哲学的核心思想，可用一个“空”字来概括。所谓“空”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虚幻不

实的。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为的是把他们所虚构的“涅”彼岸世界说成是真实的，引导人们看破红尘，从幻想中寻找安慰。王

维的倾心侍佛，正是从佛教的空观中寻找安慰，来摆脱俗世的苦恼，来治疗种种不幸所带来的创伤。应该注意到，王维诗中所呈现的精神风貌也随着人生历程的波折，一步步倾心于佛的同时而发生着变化。早年作品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中年出现了“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终南别业》）这种隐居侍禅的心理趋向。而垂暮之年，更趋空寂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在禅宗思想的浸染下，“他的山水诗创作，从观物方式到感情格调都带有受禅宗思想影响的文化意蕴，饶有禅意和禅趣。”在禅的影响下，诗人拥有一个宁静淡泊的心境，能够从容地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探寻美。可以说，是这种受禅思影响后的创作心境促使王维中岁以后大量上水田园诗中的独特境界的生成。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写香菱向林黛玉学诗。林黛玉告诫香菱说：

“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瑒、谢、阮、庚、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既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功夫，不愁不是诗翁。”[7]

唐宋以降王维的影响堪与李白、杜甫比肩，而王维尤以五言诗见长。王维诗歌上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诗中都有佳作，诗作的题材也很丰富，诗歌的思想性艺术性特别是意境创作方面在盛唐诗人中都有杰出的影响和地位。王维受陶渊明影响，却没有像陶渊明一样淡出官场，而是身存魏阙心游江湖。栖身官场以养身，游心林泉以全性。前有竹林七贤、陶、谢之风范，后有白、柳、欧、苏之风韵，王维介于其间独树一帜，师前范后而又各呈其妙，中国文士的才情学识仕宦进退在王维这里堪称一格。

出则仕退则隐，所谓外儒内道的文化人格是封建文士普遍的时尚。后世文人大多因袭王维的路径而很难仿效陶渊明，既是基于现实的选择更是基于文化的秉性。徘徊于入世出世之间，既能保持现有的体面，又有超越现实的精神自由，王维虽然不是最原始的标榜者却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亦官亦隐的悠游自在，成就了王维山水田园诗特有的魅力，也成就了王维艺术人生的人格魅力。

第四篇：王维与孟浩然比较

王维与孟浩然比较

摘要：王维与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被后人并称“王孟”。王孟二人继承了陶渊明的田园诗和大谢、小谢的山水诗艺术，在学习借鉴中创新，创造出许多富有各自个性的诗歌。

第五篇：闻一多与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风比较（定稿）

闻一多与郭沫若浪漫主义诗风比较

闻一多与郭沫若是中国文学界不可忽略的两位文学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巨大，他们的浪漫主义诗风有各自的不同，但同时又有相似之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闻一多原名家骅，湖北人，前期新月派的重要代表和新格律诗理论的奠基者。她的新诗创作主要集中在1920~1927年间，大部分收入诗集《红烛》和《死水》。1931年发表长诗《奇迹》后，便基本搁下了诗笔。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号尚武，沫若是她1919年开始发表新诗是用的笔名，后以此为号。四川乐山人，从小对中国古典文学有广泛涉猎。

闻一多处于抗战时期，曾在清华大学读了9年的书，后又去了美国留学，所接受的思想大部分都是来自外国，在留学期间，怀着对祖国的浓烈思念，写下了《太阳吟》、《秋菊》、《孤雁》等，更是写出了著名的《七子之歌》，留美的他在饱受思念之苦的同时，也慢慢生出对帝国主义的憎恨和悲愤，这是他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郭沫若也去了日本留学数十年，在留学初期，深受王阳明思想影响，并接触到老庄哲学，孔子哲学，和印度哲学，感受到了清新恬淡的风味。后又喜欢德国诗人海涅、歌德等，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对于泛神论思想感受着莫大的牵引”他还喜欢过康德尼采，并接受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以及当时颇流行的新浪漫派和德国新起的表现主义影响。这些对郭沫若的早期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闻一多的诗歌有对爱情和青春的咏唱，对大自然的赞美，袒露他早期做一个“艺术的忠臣”的心曲。后期的闻一多却是从诗境步入尘境最后被反动势力的暗杀谱就了一首壮烈的歌。他的《红烛》《死水》很能体现他的诗风，红烛时期他推崇丁尼生，追求唯美的色彩颇浓，重幻想与联想，显示出济慈的影响。而他的死水，以宁静的调子处理激动的情感，虽然首首诗中都有动荡的激情和浪漫的感伤，体现的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对于20年代新诗情感泛滥之弊，尽了药石的作用。他诗的理论核心内容是讲究“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了这些主张，红烛多为自由体，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也有唯美主义的印痕；死水则诗风明显变化，转向格律体，颇具新古典主义倾向，而现实主义精神也有增强。郭沫若就文艺思想而言，以浪漫主义为主，同时吸收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因素。主要特征是足尊崇自我，偏重主观，认为艺术史自我的表现，是艺术家一种内在冲动不得不发的表现，强调创作的天才、灵感和激情等等。他的《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杰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它的成功在于五四时代精神和诗人创作的高度融合统一，它最强烈而集中的体现了诗人呼唤新世界诞生的民主理想，充分表达了诗人对自我的崇尚和对自然的礼赞，显示了彻底破坏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夸张、激越的音调、华赡丰美的语言和浓烈瑰丽的色彩，赋予它浓郁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女神中随处可见一个“开辟洪荒的大我”的抒情形象，他融着诗人的主观意志与美学理想，以突出的姿态和鲜明的色彩渗透在奇特优美的诗意诗境中，主要以直抒胸臆的姿态出现，在形式方面实践了诗人绝对的自由，绝对的资助的艺术主张，这是与他的让感情“自然流露”的诗歌主张相一致的。

闻一多与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诗风形成，存在一些相同之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曾外出留学，接触了较多的外国文学，接受了很多外国思想，又亲历了帝国主义对祖国的压迫与残害。可以说，他们的经历对他们的诗风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各种诗风的形成有很多影响因素，如时代背景，所处阶级，接触到的文学，接受到的思想，各自的经历等等。他们的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也受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思想和所接触到的东西都不同，造成了同是浪漫主义诗风但又存在很大的不同和一些相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