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论文

第一篇：国际法论文

论国际环境保护与主权原则的关系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几个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损害生存环境的影响已不仅得到了现实恶劣的后果的回馈，也如人们所预见到对子孙后代乃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的破坏。国际环境保护的刻不容缓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如何在兼顾环境利益与主权利益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保护人类共同的利益”已成为研究国际环境保护与主权原则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一个宗旨，两个原则”是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现。

关键字：国际环境保护主权原则人类共同利益国际环境保护原则

一、概述

（1）什么是主权原则？

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之一。主权国家的存在，是国际法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按照国家主权原则的基本涵义，每个国家有权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对内和对外事务，对内意味着最高权，对外表现为独立平等权。（2）什么是国际环境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开始不断增多，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开始出现并且迅速发展起来。1968年通过《非洲自然和自然资源养护公约》，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会议通过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在此之后，又通过了一系列针对外层空间、海洋环境、大气层等敏感部位的保护的国际条约。除了国际条约以外，还有一些著名的国际司法和仲裁案例都对国际环境保护做了重要的阐述。国际环境保护已成为了国际性的课题。

二、冲突与协调

（1）传统的主权原则与国际环境保护的冲突表现

A绝对冲突；国家主权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也是一种绝对性、排他性的权利，在一国的范围内具有至高无上性，而它的存在给国际环境保护的需求留下了很小的余地，从权利本身而言，国家主权的行使是不受外来意志干涉和不容侵犯的。关于国境环境保护的条约、国际习惯等都在从形式上制约着这种国家意志的自由的行使，尽管国际环境损害责任、归责原则正在逐步的确立中，但这种国家责任的制约使得主权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不“小心翼翼”。B 相对冲突；发展中国家自二战后迅猛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从技术、法律等方面在发展中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走上了先污染的道路。随着国际环境危机的加深和人类认识的提高，发展中国家逐步接受了共同承担保护人类环境的义务。但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与环境保护在表面上存在这冲突，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担心“环境殖民主义”的阴谋，另一方面，又担心接受国家环境保护类条约的约束会制约眼前的短暂的高速的经济发展，并导致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都运用到环境保护的项目上。发展中国家尽管在有了普遍的共同认识后，仍然对严格的国际环境保护政策和标准有所保留。这是国家对内主权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水平的要求。（2）两者的协调——新原则的产生

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国家主权与环境保护之需要的矛盾实质上反映的是各国的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不尽一致甚至冲突。因此协调绝对的主权原则和国际环境保护需要一个大前提，需要随时能兼顾两者利益又能在关键时刻分清轻重缓急，权衡利益之上，应当遵循的是 人类共同的利益。且不论“地球村”的论述，也不管“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只有一个地球”这样的论断，单是现代深刻的、不胜枚举的国际环境危机已经让各国在让渡一部分国家利益的时候有多觉悟，这种觉悟是深深植根于人类作为一个种族、一个群体对自我保存的意识的延续和害怕毁灭、种族不得保全的对策。在此基础上，将国家主权原则适用在国际环境保护中，产生了新原则，即国际环境保护原则，具体来说分为

1、国家环境主权原则

2、可持续发展原则

3、国际合作原则

4、预防原则5.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三、国际环境保护与主权原则的关系的内涵 一个宗旨：人类共同利益至上

“首先是人类的生存，也是组成生物圈的个人和民族可以在尊严和自由中过一种物质上满足的生活”“人类共同利益”概念的提出，是国际环境法在国际法面临的挑战的新内容，是突破主权原则的有力的利刃。国家的职责就是国家将行使源于人类共同利益而不是源于主权权利的职责，这是未来人类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共同的利益”本身也是具体的，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人类共同利益的体现。《斯德哥尔摩宣言》中也指出“为了保证人类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所有国家的环境政策应该提高，”而不应该损及发展中国家现有或将来的发展潜力，也不应该妨害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

“两个原则”：国际环境保护原则与主权原则并存 在国际环境保护立法的进程中，不能忽视主权原则与国际环境保护的冲突。尽管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萌芽的国际环境法具有的是’r软法”的拘束力，其设置的环境保护的规则中，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环保技术以及国内立法。对于技术薄弱、意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大了他们国内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的难度。国际环境保护原则的出现在弥补差距、平衡南北利益、平衡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方面有着很深远的意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持续发展方面的财政和技术援助的义务以及发展中国家负担起相应的环境保护的义务使得国际环境法现实可行性极大的增强。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环境法对现阶段发展水平普遍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瓶颈仍然存在，在短期不会消除。谋求国际环境保护的一致性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因为短期内南北差距不会消除，在考虑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危及全球化和发达国家转嫁污染的现象的存在，使得瓶颈制约严重。2008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被外媒认为的“最大外交灾难”并非无稽之谈。在平衡利益的时候，主权原则往往占据上风，力量的博弈不断的揭示着主权国家们对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盲目掌控。所以，在当今现实的背景下，作为各国本身，对主权原则的坚持不可放松。将主权原则在各国协调后，统筹分析，在不危害本国主权中根本利益的情况下让渡出一部分空间，同时将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实现共存。

主权原则与国际法环境原则的并存，具体体现在一下两个方面（1）各行为体将接受统一的环境保护规则和管理规则，采取更加密切的合作，遵循可持续，共同有区别的原则。增强对国家环境损害责任的立法。在国际环境保护原则的规范下，各国的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社会运动等其他的主体，也承担着维持秩序、调节经济和协调社会发展的职能。这些调节形式(主体)跟政府组织相互依存，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指导，进行协商和谈判，通过合作的形式来解决各个层次上的冲突问题。

（2）国家仍将是全球环境治理最主要的行为体。离开了国际社会的主要主体-国家，空谈“治理”与保护，只是无源之水，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其他主体所不能承担 的责任。国家的主权的对内处理内政外交至高无上，对外享受平等独立权都使得国家在国际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主权的绝对性、排他性、强制力使人类社会有组织、有条理的走上环境保护的健康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李耀芳：《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环境关系领域的适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第5卷第1期 王铁崖

328-334 张炳淳论绿色贸易法对国家主权原则的挑战2001环境资源法学国际研讨会(2001．11．15-17·福州)论文

刘佳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原则中国海洋大学 [法]亚历山大·基斯，张若思编译；‘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l页。

第二篇：《国际法》论文题目

《国际法》案例

（共三个案例，任选一个案例写作，写作模版见附件中的“课程论文写作模板（单题式）”，字数2000～3000字，范文参见“单题式案例类范文”）

案例分析1：

在俄罗斯呼吁下联合国安理会2010年12月19日将就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召开紧急会议。韩国方面也将原定于18～21日在延坪岛附近举行的海上射击训练计划推迟至20日或21日实施。

俄新社报道称，18日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安理会应就朝鲜半岛局势向朝韩双方发去“无法容忍局势继续紧张”的信号。他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相关文件要求安理会就此问题于19日召开紧急会议。他还表示，俄罗斯“非常担心朝鲜局势”，因为“该局势直接影响俄联邦国家安全利益”。

根据上述材料，结合国际法相关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1）俄罗斯是否有权要求安理会就朝韩问题于召开紧急会议？（2）联合国安理会是否有权讨论朝韩局势？

案例分析2：

根据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 别代表马尔格洛夫向俄新社表示：“国际刑事法院预审庭的决议还不是最终判决，实施各种政治调解方案可能性的窗口还没有彻底关闭。”

利比亚问题的积极斡旋者之

一、南非总统祖马则对国际刑庭的决定公开表达不满。据南非广播公司报道，南非总统发言人科德瓦表示：“祖马总统就国际刑事法庭针对卡扎菲上校发出逮捕令一事表示担忧，并对此感到极度失望。”

科德瓦说：“非常不幸的是，虽然非洲联盟已通过其专门委员会做出巨大努力，国际刑事法庭仍然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认为，目前的进展表明，无论是卡扎菲上校领导的利比亚政府还是全国过渡委员会，双方都显示出（政治解决的）意愿。”他还补充说，签发逮捕令破坏了非盟所做的工作。

请根据上述材料结合国际法相关知识分析下列问题：

（1）国际刑事法庭签发对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逮捕令是否缩小了政治解决利比亚危机的回旋余地？

（2）国际刑事法庭签发对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逮捕令是否破坏了非盟所做的工作？

第三篇：国际法渊源论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分支部门，在发挥其维护国际秩序、协调国家间关系和保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方面正逐渐显出它的强大力量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1国际法渊源内涵

同样在国际法领域，渊源的定义在不同时代也是不尽相同的。第八版《奥本海国际法》中，奥本海将国际法渊源比作水的渊源;而在第九版中，他又将此定义为:“行为规则得以产生并取得效力的历史事实。”中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鲤生先生认为它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国际法作为有效的法律规范所以形成的方式或程序:其他是指国际法的规范第一次出现的处所”。

而现阶段，国际法渊源的定义也有了较大的变化。英国的布朗利先生认为在法律渊源上存在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的区分:前者是为了制定具有一般适用性并对特定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的那些程序和方式;后者为规则的存在提供依据，即一旦被证实，就具有一般适用的法律约束力规则的地位。

法律约束联合王国人民那样的方式来一般地约束各国的这种性质。因而布朗利先生认为国际法的形式渊源是不存在的，更难以维持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的区别。而王铁崖先生对此也表示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国际社会中没有造法的宪法机构，因此，国际法不可能有所谓的‘形式渊源’”。这些观点基本上都否定了形式渊源的第二种理解。

总而言之，国际法的渊源是特殊的，它本身不具有统一的宪法及立法机构。国际法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不像传统的国内立法，国际法渊源主要是指以某种国际法的法律表现的形式存在为依据，主要起到一定证明作用的法律渊源，而无论这种证明是历史的证明，还是法律的证明。

2国际法渊源的外延

在前文,我们已提到国际法渊源的外延非常广泛,至少包括:道德规范、正义观念、法理或国际法学家的学说著作、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准条约(软法)、法律解释、司法判例、国际习惯等。这里将其中争议较大、易混淆的三种(司法判例、权威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国际法渊源挑选出来,做一简单说明。对于司法判例,《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已明确规定:“法院裁判除对当事国及本案外无拘束力”;这样的规定就排除了英美普通法的“依循判例”,法院判决只对案件当事国和本案有拘束力,而对于后来发生的案件没有拘束力,从而使法院没有在英美普通法中创设法律的功能,所以判例不是国际法的表现形式。但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庭在审理案件中适用国际法时,总会对国际法律原则、规则、原理进行论述,这些论述常常会被援引,并且在一般国际实践中也得到尊重,也有可能发展为一般法律原则、规则,因此判例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

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也应为国际法渊源,但很多人持不同看法。《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没有提到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可以作为确立法律原则之补充资料,这可能与当时国际组织的作用还没有现在重要有关。但是,国际组织本身是独立的国际人格者,其做出的决议属于单方面的行为,一般无法律约束力,不是国际法的表现形式。虽然它们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们对国际法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不仅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有贡献,有的还成为缔结条约的基础。因此,它们是重要的国际法渊源。

3国际法因素

国际法因素是指不能单独成为国际法渊源，但却对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的成分或因素。它的特点在于:

(1)片面性和必要性。像公法家学说，法官内心确信等，它们虽然不能单独成为国际法渊源，但如果能与其它因素相结合就有可能转化为上述的国际法渊源。

(2)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国际法因素的最大贡献是它对国际法的推动作用。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论》于1609年出版，在当时便提出海洋自由或称为公海自由原则对推动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法规范的产生和发展;纽伦堡和远东军事法庭通过对二战的主要战犯进行审判为之后的卢旺达军事法庭的审判、前南军事法庭审判，以及现在将要对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军事审判提供了相应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规范、原则、制度。

第四篇：国际法结课论文

摘要：

国际法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 法律冲突，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

关键字：国际法近代国际法 世界格局 发展 前景 正文：

一．国际法的产生

上古时期出现了国际法的萌芽，在古埃及有公元前1291年埃及法老和赫梯皇帝缔结的和平联盟条约，被认为是国际法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条约。在古印度，公元 前100年左右编成的《摩奴法典》含有不少人道主义规则和战争规则的规定。在古希腊，城邦的密切交往，互派使节，订立条约，建立联盟，仲裁纠纷，形成了比 较发达的使节制度和战争制度。在古罗马，向来有强调法律的传统。在使节、战争、条约等方面，不仅有比古希腊更多的规则和制度，而且使之法律化了。特别是在罗马帝 国时期，逐渐产生了对外关系制度和对待外籍人的制度。委派了外事大法官，执行外事法，以处理罗马与外国的关系；以国家间是否订立友好条约为标准，区别对待 外国在本国的侨民；专门制订“万民法”以调整罗马人同与罗马有友好条约的国家侨民之间的关系。后来，“万民法”的范围逐渐扩大，还包括了领土、海上航行、战争等方面的问题，而成为罗马涉外关系方面的法律的代名词，被视为国际法的前身。“万民法”也转而被人称为“万国法”。二．近代国际法的产生

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里亚公会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宣告了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史的开端。公会承认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众多邦国为独立主权 国家，罗马帝国所主张的“世界国家”的观念为主权国家的观念所代替。公会上签订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平等和领土主权原则，奠定了近代国际法的 基础，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此同时，国际法学的出现也有力地适应、影响着国际法的形成。荷兰学者格老秀斯在威斯特伐里亚公会召开前的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系统 地论述了国际法的基本问题，概括了当时国际法的全部范围。这部著作不但促进了威斯特伐里亚公会的成功，而且为近代国际法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标志着近代国 际法学的产生。此后，国际法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随国际法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在近代时期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已经形成为包括一系列原则、规则和制度的独立的法律体系。这一时期，国际法的特点表现为:确定了调整国际关系的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如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等，奠定了发展至今的整个国际法体系的基础。其次，扩展了国际法的内容和领域。在近代丰富多彩的国际关系的实践中，确立了常驻外交使节制度、永久中立制度、国际会议制度、国际仲裁制度等。条约法、战 争法也有了很大发展，海洋自由原则得到确认，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行政联盟开始涌现，国际法开始进入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扩大了国际法的适用地域。这一时期国际法的适用已经不限于欧洲地区，而是从欧洲扩大到美国和整个美洲，扩展到中近东、远东的一些亚洲、非洲国家，开始朝着普遍适用的方向发展。三．推动国际法发展的因素

(一)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冷战后，相对平衡的两极体制终结，出现多极化趋势和“一超多强”并存新格局;国家间贫富差别加大，实质上不平等加剧，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强大国家图谋扩张，新兴国家奋力崛起，弱小国家竭力自保，扩张与反扩张、限制与反限制、遏制与反遏制演绎出国际关系新篇章。全球化、多极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都积聚了大量的矛盾和变革的能量，引发了诸多的国内冲突和区域乱局。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国际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西方国家痼疾并发，陷入多重困境，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快速崛起，国际地位显著上升。经济上，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2012年，全球工业产值的52%，出口总值的48%和外汇储备的80%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据权威机构预测，到2020年，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占全球的比重将超过50%;政治上，团结合作不断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等机制化合作得到进一步发展，二十国集团成员中发展中国家占了11个，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资本份额大幅提高，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发言权显著提升。新兴国家群体快速崛起势必对21世纪的国际关系、经济增长、财富分配和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要看到，世界格局变化系长期量变过程，“东升西降”“南兴北衰”只是相对而言，当前力量对比总体上仍是“西强东弱”“北攻南守”。美西方为力保自身优势地位，企图“规范”新兴国家，将其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框架，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要真正成为一支在国际上发挥关键作用的战略力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新旧秩序间的博弈加剧

国际社会主体结构之发展、格局之变化，加之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带动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网络化快速发展，从而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新旧秩序之争。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各国间的相互联系日趋密切、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共同关心事项日趋增多，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而国家的权益也愈来愈多地超越地缘意义，全球治理紧迫性凸显，国际合作需求上升;另一方面，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世界依然还不太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冷战时期潜伏着的大量民族和宗教矛盾凸现，族裔仇视和宗教狂热再度泛滥，恐怖主义势力重新抬头，形成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三股势力”。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核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网络安全急剧升温。国际治理难度加大，国际体制改革进展缓慢，围绕权力再分配博弈激烈。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强权政治对现行国际关系准则的冲击加剧，维护还是削弱国家主权成为国际新秩序之争的首要问题。美西方图谋强力推行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建立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矛头直指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理论思潮碰撞涤荡，意识形态纷争更显突出，软实力竞争加剧，核心是秩序之争和发展模式之争。

四．国际法的前景趋向 国际法向以国际关系为基础。伴随着国际形势和格局的发展变化，国际法领域也反映出一系列重要动向和趋势:(一)国际法的调整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

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人类的生存空间和活动天地极大地扩展，国际法的调整范围和领域也随之不断扩大，调整对象不断增多。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海洋资源的开发、原子能的利用，军备控制和裁军、跨国犯罪的预防和惩治，全球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新的领域进入了国际法的调整范围。可以说，上至外层空间，下达深海洋底，大到维持全球和平，小到稀有物种保护，国际法无所不包。全球峰会不但审议与核安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重大议程相关的制度和规则问题，还讨论诸如老虎和雪豹等区域性稀有动物保护事项，例如，2010年11月在圣彼得堡召开了保护老虎的国际峰会，2013年9月，在吉尔吉斯比什凯克举办了保护雪豹的国际峰会。

国际法调整范围的扩大，意味着国际管辖范围的扩大，国际管辖事项的增多，其必然结果是国际法将愈来愈多地涉足原来由国内法专属管辖的领域和事项，国际管辖与国内管辖的范围和界限更趋复杂。国际法调整范围的扩大，还促进了国际规则的制定，国际法法典化取得重要进展。近30年来，在国际法的各个领域缔结了数以百计的多边公约，双边条约更是不计其数，从而使国际法规范总量大幅增加，导致新的法律制度、原则和规则的不断产生。而每一项新的国际法律制度、原则和规则的产生，都意味着国家需承担新的国际法律义务。国际法法典化的进展使条约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提高，也使条约解释和适用问题更为重要。

(二)国际制度性权力博弈向纵深拓展

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调整、变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有关国际新秩序的斗争必然要在法律上显现出来，焦点是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各国正纷纷抢抓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大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国际制度性权力展开激烈博弈。最新的趋势是，主要大国在海洋、外空、极地和网络等有形或无形新“疆域”的博弈加剧。可以说，各国竞争正从传统的陆地领土向包括海空极网在内的新疆域拓展。海洋方面，围绕岛礁归属、海洋通道、海底资源开发、外大陆架划界、海洋资源利用等权益展开的新一轮全球海洋“蓝色圈地”方兴未艾，海洋控制权争夺战越演越烈。上世纪70年代以来，沿海国纷纷加强了对海洋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海洋资源争夺激烈，海上摩擦频频发生。海洋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博弈的重要领域。极地方面，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日趋明显，北极资源、航运和军事的战略意义日益受到重视。北极事务主导权争夺加剧，北极航道法律地位之争凸显，围绕极地资源和航道权益的斗争还将继续。极地水域航行规则制定拉开序幕，北极理事会首次出台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北极海空搜救合作协定》，极地法律规则的制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外空方面，各航天大国正加紧抢抓外空的战略主导权和制高点，外空军事化趋势和商业化应用趋势同时发展，国家间的斗争与合作并存。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推动缔结防止外空军事化公约，美国政府发表《空间安全战略报告》，欧盟倡导制定“外空行为准则”。空间科技开始朝着以地球为中心的实用性的方向发展，给人类带来诸多的附带利益和经济效益，并开始吸引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加入。空间法将随着人类空间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网络方面，网络安全威胁更加突出，网络摩擦急剧增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网络监管、网络主权、网络战等方面的分歧严重，网络秩序和安全问题受到各国高度重视。主要大国纷纷制定和颁布各自的网络安全战略。美国出台了首个《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声称要领导构建“网络空间的国际秩序”，英国启动并积极推进“网络空间国际会议”(“伦敦进程”)，俄罗斯与我国共同在联合国积极推动通过国际信息安全准则。网络空间国际立法势头初显。

(三)国际法治逐步趋于加强

从历史角度看，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在不断上升的，这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正如著名美国国际法学家路易斯•亨金所指出的，“在各国关系中，文明的进展表现为从武力到外交、又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法律谚语曰:“枪炮作响法无声”。在“以战争定胜负”的大国兴衰传统模式下，国际法没有太大的施展空间。二战以来，在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律框架和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制下，国际体系的演变总体上是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的，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趋于加强，并对国内法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在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国际法的因素都在不断增加。在一国内部，国家在制订国内法和处理内政问题时，需要更多地考虑国际法因素，需要受本国所承担的国际法义务的约束;在国际层面，则愈来愈重视运用国际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愈来愈多地借重和利用国际法来推进各自的外交政策。此外，国际法的执行机制和拘束力也在逐步强化，昔日曾被称之为“软法”的国际法出现了趋“硬”的势头。———强化履约监督核查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新近缔结的条约，特别是在人权、军控、环保、气候变化等领域，多规定有严格的核查、监督、报告、评审、违约制裁等执法机制，并常伴以强制性履约措施。———加强违约惩治力度，违反条约义务将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国际制裁成为强迫履约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谓加强“国际法治”的旗号下，利用合法手段，达到利己政治目的，已成为西方干涉他国内政的惯用伎俩。

———国际性司法机构增多，司法裁判机制趋于加强。除国际法院外，陆续建立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在区域一级，还有欧洲人权法院、美洲人权法院等。越来越多的条约规定了以司法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义务和程序，主权国家接受国际司法机构管辖的压力增大。———普遍司法管辖权趋于扩大，对侵犯人权的追诉趋于国际化。最新趋势是将所谓侵犯人权的罪行列入所谓的“普遍管辖权”，并限制国际法上的司法豁免原则的适用范围，还出现了对一国现任或前任领导人进行刑事追诉的先例。对他国内政的干涉手段，已从政治施压、经济制裁、武力干涉，发展到通过国际司法机制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国际法治在逐步加强，但当今世界离公正和谐的法治世界还相差甚远。

(四)与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关系更加凸显

首先，国际法中的经济因素继续增加。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时空浓缩，利益交织，经济关系密切，相互依赖加深，新的法律问题层出不穷。有关电子商务、信息传播、金融安全、网络安全、知识产权保护、防范和打击高科技犯罪的法律问题受到各国的重视，相关的国际立法势在必行。经济全球化要求适用于国际贸易、投资的跨国经济活动的法律实现国际化和统一化，国际法中经济因素将继续增加，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亦将趋于加强。其次，国际法中的政治化倾向更加凸显。突出表现为“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政治化”。西方国家推动和促使联合国安理会将利比亚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议，是将“政治问题法律化”的典型例子;而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十年来频频对一些非洲国家及其领导人“下手”，则是将“法律问题政治化”的典型。国际刑事法院的泛政治化倾向已遭致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不满。

西方国家基于共同意识形态、既得利益以及在国际人权、司法等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大肆推行“双重标准”，曲解国际法规则，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软遏制”，导致价值观外交沉渣泛起，人权外交重新升温。“全球公域”“保护的责任”“世界宪政主义”等新思潮不断涌现，“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论”“人道主义干涉合法”等新干涉主义谬论盛行，“互联网自由”成为推行西方价值观的主要抓手。在此背景下，主权的人本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价值取向片面强调“人本主义”，在涉及政府与个人关系时，国际舆论和道义判断的天平往往向个人倾斜，国际人权斗争也愈来愈多地渗透到国家的内政和司法领域，对“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国家司法豁免”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产生新的冲击，人权领域的法律斗争愈来愈突出。

(五)国际法进入加速量变阶段

受国际力量对比的影响，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法律秩序正酝酿重要发展。国际治理深入发展，国际新秩序之争更趋激烈，国际法的发展演变进入了一个加速量变的阶段。在国际法基本原则领域，各国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善意履行国际义务等现行基本准则，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国家间关系上，“国家主权与全球治理”“不干涉内政与保护的责任”“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扩大使用武力”“国内管辖与国际管辖”等四组矛盾将激烈折冲对撞，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方向。

在发展领域，气候变化谈判成为南北矛盾和发展问题的斗争焦点，逐渐从科学、环境问题上升为重大政治、经济、外交问题，已成为多边外交的焦点和热点之一。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之争，是各国争取发展空间和维护竞争优势的角逐，是各国树立形象的重要舞台，还是各方把握国际事务主导权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气候变化对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和演变的重大影响日益显现，推进十分艰难，“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原则，正面临被重新诠释乃至全面否定的危险。在政治领域，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大国与昔日战败国日本、德国联手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谋求常任理事国地位。安理会改革关涉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政治上高度敏感，关系错综复杂，意义非同小可。改革一旦成形，将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产生重大影响。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国际秩序的调整不可避免，国际法也一直在发展演变之中，但主权国家仍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主体，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流，多极化仍是世界总的发展趋势，虽然西方在总体力量对比上仍占有优势，但它还不可能为所欲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发挥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现存国际秩序的基本法律框架尚不会发生根本的动摇，现行的国际关系准则亦不会失去法律效力，因而不存在全盘否定或彻底变革现存国际秩序的问题。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际法的发展演变将继续主要围绕“国际新秩序”问题展开，核心或焦点仍是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国际新秩序将是对现存秩序的某些调整。调整的重点是国内管辖与国际管辖的范围，而调整的总趋势是，国家与国际“双重管辖”或“交叉管辖”的领域和范围将有所扩大，在某些领域，国家管辖范围将有所缩小，而国际法的管辖范围将相应地有所扩大和加强。结语： 参考文献

【1】 端木正 《国际发展史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刘德斌 《国际关系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王铁崖 《国际法》 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4】 曾令良 《现代国际法的人体化发展趋势》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第五篇：国际法考研论文

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下面是关于国际法考研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

【摘 要】国际法是国家间交往中形成的，主要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而国际法是不是法律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法律的基本特征看，国际法是一种以权力和义务为内容的行为规范，虽然它不是由凌驾于各国权力之上的公权力的立法机关立法，也没有这样一种权力来保障强制力，但国际法是法律的一种特殊体系，有特殊的强制实施方式，国家可以单独或集体的力量来制裁违法者，而且法律本身的强制性与对法律的强制执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使是国内法也会存在这种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法律性；强制性；国际性

国际法这一构想，最初是由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者们在一战结束后为构建世界和平秩序遏制未来可能的战争而制定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项。国际法的制定是出于希望能在无政府制度的国际体系中建立一个可能管辖各国的法律。同时期，同样的举措还有国际联盟（联合国的雏形）等。但是后来现实主义居上，且二战爆发，使得人们怀疑国际法的可行性。但无论如何，它还是保留至今了，而且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一、国际法是法律的一种特殊体系

国际社会的成员主要是国家，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在国家之上没有支配他们的权力，也不存在世界政府。国际法与一般法律一样，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并具有一般法律所具有的规范性和强制性的共性。有些学者为了在名称上对应国际私法，又称国际法为国际公法，但是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通常所说的国际私法并不是直接用来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一国在其涉外关系中用来调整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民事关系的一种法律。

（一）国际法的主体是国家，国家是有主权的，因此国际法是平等者之间的法，这是国际法的基本特点。

（二）国际法的制定者是国家本身，是国家在合作与斗争过程中通过明示或者默示的协议，直接制定或者认可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

（三）国际法没有统一的，超越国家之上的强制机关，它是由国家本身单独或集体的强制为保障的。

（四）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

（五）国际法它不是某个或某类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直接反映，但也不是超阶级的，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极力按照自己的利益来主张、解释和利用国际法。

二、国际法的法律性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法普遍存在于国际社会，并以国家条约和国家习惯作为表现形式。它们为国家以及其他国际法主体规定了一整套调整其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为国家规定了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

（二）国际法是由众多国家依一定立法程序制定的，虽然不是由一国立法机关或一个超国家的国际立法机关制定，但今天的国际公约都是众多国家通过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的形式，依一定的程序制定的。

（三）国际法的法律效力为国际社会所承认。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国家声明否认或不遵守国际法，相反，各国政府都表明遵守国际法，有的国家还在宪法中规定，本国签订的国际条约是国内法的一部分。而一些重要的国际条约都明确规定了国际法的效力。如《联合国x章》序言宣布会员国应“尊重有条约和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在x章宗旨中，强调“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四）国际法具有强制性。虽然与国内法强制方式不同，但也是特殊的强制方式。《联合国x章》第7章规定了对侵略行为的制裁方法，实际上就是执行国际法的集体强制方式，战后《欧洲国际军事法庭x章》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x章》规定了对战争罪、违反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的惩处，许多国际公约规定了对国际犯罪的惩处。在国际实践中，国家采取单独、集体或通过国际组织的方式对某些侵略行为实施制裁的事例时有发生。

三、国际法的国际性

（一）社会基础的国际性。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是国际社会，而国内法的社会基础是国内社会。

（二）调整对象的国际性。国际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关系，国际法是以国际关系为对象的法律，国际法律关系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

（三）形成方式的国际性。国际法是在国家之间交往中以习惯或条约等各国共同同意的方式形成的法律，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产物，不是一国单方的行为。

长期以来，人们在探讨国际法的国际性时主要关注国际法所调整的国际关系，关注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的确，自国际法形成以来，国际法一直以国家为中心，即使在今天，国际法也主要是关于国家之间的法律。但是，20世纪以来，国际法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早在1923年，国际常设法院在关于突尼斯和摩洛哥国籍法令案发表咨询意见时曾指出，某一事项是否纯属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管辖事项，主要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它取决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的法，国际法的法律性与国际性是密不可分的，与传统国际法相比，国际法更注重下述追求的价值和目标。

1.国际正义。正义既是法律追求的目标，也是法律的内含要素。国际法也应以追求国际正义为目标，并以维护国际正义为己任。1945年《联合国x章》也表明了维持正义的决心。维持正义是联合国要实现的目标，《联合国x章》所规定的集中力量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等原则和措施是实现国际正义的重要手段。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也明确宣布，决心保证永远尊重和执行国际正义。

2.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国际法不应只关注和考虑个别国家的特殊利益，而应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1945年《联合国x章》在强调不使用武力时，明确提出了“公共利益”的概念。1967年《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在确立有关为和平目的发展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法原则时，明确提出了“全人类利益”的概念。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又提出了建立和确保全球公益物的理论和措施。

3.国际法治。国际法治成为国际法追求的目标主要是20世纪特别是联合国成立以来。

我们看到国际法得到普遍遵守的客观事实，但我们也不否认国际社会确实存在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制止，受害国和受害人没有得到有效救济的情况，这表明国际法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