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记的方法

第一篇：阅读史记的方法

问鼎史记 三足并立

——谈《史记》阅读教学要把握好的三大环节

宁阳二中 卢国栋 观看了山东临沂第十八中学段淑君老师、山东临沂苍山一中马鸿侠老师、苏州十中滕柏老师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教学录像后，我很受启发和鼓舞，敢竭鄙怀，斗胆起了这个宏大的题目，恭书短文，抛砖引玉，期望得到广大专家和同事的批评指正。《史记》的阅读教学，首先还是文言文的阅读教学，要指导学生在反复诵读中领悟文本，又在反复领悟中潜移默化的积累知识和文化，但《史记》作为一个专题选入高中教材，它必定有“非同一般的作用”，所以，《史记》的阅读教学绝对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文言文教学。

我认为，作为一部文学名著，《史记》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这也就是《史记》阅读教学要把握好的三大环节。

第一，指导学生学习《史记》的“叙事艺术”。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第二，指导学生学习《史记》的“人物塑造方法”。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史记》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第三，指导学生体会《史记》的“情感和语言”。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史记》这种抒发情怀的目的，在阅读教学中应该及时给学生启发点拨。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3.短篇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的阅读教学应注意哪些问题，抓住哪些特点？

第二篇：作文~跟《史记》学习人物描写方法

跟《史记》学习人物描写方法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鼻祖，将史学与文学熔于一炉，成为无数历史家和文学家借鉴模仿的典范。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人文学，塑造了一百多个典型传神、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突破了写史不重写人的框框，开创了史书的独特写法。本文着重探讨司马迁刻画这些人物形象所运用的多种描写方法。

一、选材精当，剪裁合理

作为史学著作，写实是基本要求。但仅强调真实而不重合理的想象，则必会使史书显得枯燥乏味，缺少神采。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很好地将二者融为一体，既尊重了史实的客观性，又避免了将历史写成流水账。他在材料的取舍上进行了精心的安排，抛弃了那些历史人物生活中某些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选取了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和思想情怀的材料，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将他们生动地再现出来。

《淮阴侯列传》是《史记》中文学色彩十分浓厚的一篇，作者选取韩信生平当中最有典型意义的几件事来加以细致传神地铺写，突出韩信足智多谋，“连百万之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大将风度。韩信一生经历战争甚多，如件件必录，文章必显平庸，作者正是考虑到这一点，着重描述了井陉之战和潍水之战。井陉之战，韩信只以数千之兵，背水一战，至之死地而后生。潍水之战，更是出奇制胜。仅此二件，足以显示韩信出类拔萃的军事才能。

韩信之于汉朝可谓军功第一，破魏、破韩、破赵、下燕、破齐、灭楚，无不靠韩信的睿智与奇计，但韩信最终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作者通过一些典型的事件，阐述了他悲惨命运的成因，诸如他与高祖的论辩，不听蒯通的劝告，与陈豨相交，处疑地而不自知，显示了韩信善良、轻信的性格侧面。正是这些事件的交相呼应，构成了韩信性格的多面性、鲜明性和丰富性。

诸如此类选取典型材料，突出人物性格的例子，在《史记》人物传记中俯拾皆是。如吴起的母死不归，杀妻求将（《孙子吴起列传》），直不疑的“盗金”、“盗嫂”（《万石张叔列传》），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越王勾践世家》）等等，在各篇传记中，都起到了突出人物性格，展示本质特征的作用。善于舍末求本，选择典型材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人物传记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二、精雕细刻，生动传神

细节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艺术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除了抓住人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作浓墨重彩的渲染外，还非常注意选择一些典型细节作精雕细刻，从而很好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这些细节描写虽大多属于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但却成为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成为《史记》区别于《汉书》、《后汉书》等史学著作的独特风格。

刘邦是司马迁笔下最生动的人物之一，因而关于刘邦的细节描写也是最多的一个。《留侯世家》云：“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刘邦本“欲留居之”，樊哙劝其不听，因为毕竟面对满库重宝、满目美女而不为所动，确是难事。但张良晓以利害后，刘邦还是理智地听从了谋臣的劝谏。

刘邦由开始的“不听”到后来的“还军霸上”，这一细节描写显现出刘邦“志不在小”，也说明了他能从谏如流，这也正是刘邦能最后击败项羽而争得天下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还军霸上”之后，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又不受秦人“牛羊酒飨军士”，这些细节环环相扣，进一步刻画出刘邦深谋远虑、城府深深、知民意、顺民心、善纳谏、志在天下的政治家形象。

当刘邦从汉中杀回来，向东打到洛阳的时候，文章说：“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这“汉王闻之，袒而大哭”八字，把刘邦那种善于演戏的面目刻画得极为生动。刘邦与项羽战于广武，文章写道：“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扪足曰：‘卤中吾指！’”这就把刘邦的狡猾、善于应急的个性特征表露无余。可以说，刘邦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了出来，刘邦的形象也因此而栩栩如生。

综观《史记》全书，象这样的细节描写是很多的，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亡匿下邳时为圯上老人取履；《陈涉世家》写陈涉佣耕叹息；《平原君虞卿列传》写平原君的矫情杀妾；《李将军列传》写李广射猎“中石没镞”等等，这些细节虽是人物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小故事，但却可以加强人物描写的生动性、真实性，给人造成形象逼真的感觉，而且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一些人物的独特个性、比较细微的思想感情变化，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如此这般表现的内在的性格上的原因，甚至一个历史人物事业成败得失的关键等等，都能通过一些有意义的细节描写，“因小见大”地表现出来。这是很合乎艺术的辩证法的。这可以说是司马迁在描绘历史人物形象上遗留给我们的重要艺术经验之一。

三、铺写矛盾冲突，逼出人物形象

把人物放到矛盾斗争的急流漩涡当中去刻画，最容易揭示其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司马迁以其敏锐的艺术观察力和卓越的写作技巧，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一艺术规律来进行创作，塑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独具特质的历史人物形象，给《史记》这部巨著添上了厚重的一笔。

《项羽本纪》中项羽这一形象的塑造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项羽是《史记》中塑造得最为成功、最为鲜明丰满、最具有悲剧色彩的艺术形象之一。作者饱含对这一人物的同情、惋惜，以复杂而又充沛的感情，把他置于“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围”三个关系到其毕生事业成败的重要事件中加以集中描绘和刻画。这三场斗争，在刘、项二人的角逐中，具有最终决定谁主天下的重大意义。正是在这样强烈的矛盾冲突中，项羽这一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成为后人敬重而又同情的悲剧人物。

“巨鹿之战”，项羽于危急关头杀宋义、率军过漳水、破釜沉舟，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击败秦军，夺取了辉煌的胜利。写这场战争，只二百多字，便鲜明地刻画出一个英勇善战，“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形象。写“鸿门宴”，则是另外一番光景。虽无血肉之战，却也危机四伏，扣人心弦，而项羽的骄傲自大、目光短浅、优柔寡断、轻信无谋则在杯盘筹错之中暴露无余。“垓下之围”，项羽因屡失良机而终使自己陷入困境。文中充满了英雄末路的悲壮、苍凉的气氛。项羽自刎乌江可说是虽死尤雄，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但他的形象却得以延续，成为后世历代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典范。从项羽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中，不难窥见太史公笔法之雄奇与精湛。

四、两两对照，烘托人物

司马迁撰写《史记》人物传记，大量运用了对比手法。有同一传中的人物相比的，如《管晏列传》中，晏婴与管仲形成对比，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而晏婴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二人一奢一俭，形成鲜明对比。

《魏公子列传》中，魏王的昏聩平庸与魏公子的胸有成竹、从容大度是一对比；平原君的不识人、假爱士与魏公子的知人识士是一对比；侯嬴的阴鸷深谋、老成持重与魏公子的宽厚慈和、热诚仁爱是又一对比。

亦有不同的传中人物遥相比较的，如《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处处形成鲜明对比。从个人气质上比，刘邦狡诈善变，项羽忠厚守成；从政治才干上比，刘邦有远见卓识，从谏如流，项羽目光短浅，刚愎自用；从政治方针上比，刘邦顺民心、重民意，行仁市义，项羽逆民心、轻民意，残暴酷虐；从处世态度上比，刘邦冷酷无情，项羽重情重义„„比较之中，二人之短长，读者一目了然。

再如《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李广一生廉洁，与士卒同甘共苦，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赫赫战功，却终未封侯，而霍去病出身贵族，不关心士卒的饥饱冷暖，却平步青云，一生富贵，这两个人物也恰成鲜明对照。

此外如《淮阴侯列传》与《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酷吏列传》与《循吏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与《万石张叔列传》等篇之间，都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司马迁通过对比来写人是明智的，在对比中人物的优缺点、个性都能在最短的篇幅内得到最集中、最明晰的反映，而对比所造成的强烈反差是最易使人物鲜明感人的。对比手法的运用，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笔力之厚重，笔法之高妙。

五、语言独到，突出个性

《史记》人物传记的语言丰富多彩，准确生动，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人物的语言是人物性格的一部分，因为各人都只能凭自己的语言习惯来说话，而各人的语言风格又体现了其文化教养、生活经验和性格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说话的内容、口吻都是有区别的。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准确地写下那些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最能表现出人物性格特征的话，这就是所谓个性化的语言，这是司马迁描写人物的又一重要手段。

例如陈涉、项羽、刘邦三人，都说过反映其欲争天下的话，却截然不同。陈涉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项羽是：“彼可取而代也！”刘邦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三个人的话都充分体现了各自的身份、个性。陈涉的话符合其下层劳动人民的身份，体现了他敢于反抗的个性；项羽的话符合他旧贵族阶级的身份，反映了他过人的胆气和干脆豪爽的个性；刘邦的话则符合他自耕农的身份，反映了他羡慕秦始皇奢华生活的卑微私心和夺取天下的野心。

此外，《淮阴侯列传》中韩信与刘邦的论将兵才能的对话，《张丞相列传》中模仿周昌口吃的话，《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反映窦婴厚道、耿直及灌夫粗犷豪爽、敢作敢为、好打不平的话语等等，都写得非常精彩，很好地突出了人物的个性特征。

六、深入人物内心，丰满人物形象

要使人物形象传神、丰满，就不能离开对人物内心活动的窥视和表现，因为小到人物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大到人物做某件事，都必定反映了他当时简单或复杂的心理，能够抓住这一瞬间人物的心理并将之表现出来，则无异于在读者与人物之间建立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使读者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人物就给读者以立体感，也就更易为读者所理解、接受，则人物形象自然就立了起来。司马迁作为史学家，要运用心理描写刻画人物而不惹失实之嫌，其难度是相当大的，但司马迁却做到了这一点。

例如，《陈丞相世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吕媭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媭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媭之谗也。”

吕媭之言，不怀好意，说明其忌妒的心理。陈平之所以“日益甚”，是因为深知吕太后害怕自己以一个贤相的面貌出现，功高震主，则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而“日益甚”反映了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也因此消除了吕太后的戒心。吕后“私独喜”则反映了她对陈平放心的心理，而当着吕媭的面让陈平放心的话，则反映了吕后既害怕陈平功劳过高而盖住了自己，又拼命想拉拢陈平的既矛盾又复杂的心理。这段描写成功地抓住了吕媭、吕后与陈平三人互相揣摩、猜疑的心理，加以惟妙惟肖地刻画，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如在眼前。

此外，如《萧相国世家》中对刘邦和萧何互相猜疑的描写，《高祖本纪》中高祖自疑而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的描写等等，都写得极为生动，鲜明地刻画了人物形象。

综上所述，《史记》在人物传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司马迁在传中对人物进行塑造时所运用的各种描写方法，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司马迁开创了一个传记文学的时代，给史传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第三篇：史记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 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 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 ”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 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 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 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 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 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 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 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 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 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 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 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 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 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 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 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 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 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 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 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 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 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

整 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 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 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 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 ”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 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 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 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 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 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 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 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 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 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 》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 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 “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 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 》，《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 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 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 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 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 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 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 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 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 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 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 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 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 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 的国民党与延安 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 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 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 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 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 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 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 谢 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

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

第四篇：浅谈史记

浅谈《史记》的文学之美和文学史贡献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 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具有“史文学，双合璧，树正史，把典立。纪表书，有列传，纪传体，百卅篇。自黄帝，止汉武，三千载，祥记述”的文学特征。历来被奉为中国“古文”的最高成就。鲁迅先生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为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座丰碑，有着独特的文学成就和艺术之美。首先，它使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胆识过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见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血溅五步的刺客，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所塑造的人物都形神兼备，相当完整，能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且善于精心选材，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人物的生命遭际，突出人物的主要形象特征，善于通过矛盾描写、虚实相生、细节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对比映衬等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其次，《史记》叙事和场面描写相当悲壮慷慨，其塑造的人物多具有悲壮之美，如屈原忠贞爱国、坚守节操，“上下求索”，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屡遭放逐，最后自沉汨罗江；荆轲反抗强暴，慷慨赴义，行刺秦王，壮烈牺牲……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着真理的价值，闪耀着正义的光辉，与此相应，其叙事场面多为具有悲壮色彩，总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

另外，《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太史公的不幸遭遇使其满怀愤慨，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的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画和论赞中都跳跃着自己愤慨之情。

再次，《史记》的的叙事刚柔并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全书的阳刚之美主要表现在：气魄宏浑，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

最后，其结构和语言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史记》的整体结构宏伟。开创了一种新的传记体格式，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件事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自己意见。具体到每篇专辑的写作又有所不同，其人物传记分为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是太史公根据人物性格和事功的差异进行安排的，其结构对后世史书、传记文学及小说的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高度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之语、毛遂自荐之言，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太史公的叙述之言通俗、简练、质朴、生动、传神。太史公把许多古典文籍资料和民间材料提炼加工成符合汉代人语言习惯的书面语。最后，有些语言接近当时的口语，还引用大量的诗赋、民谣、谚语，语言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使作品激荡着诗的情韵，富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充溢着感人的魄力。

《史记》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给我国后来的文学一深远的影响。

首先，开创了“纪传体”体例，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绩；“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这种撰史方法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为历代史家所采用，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影响十分深远。

其次，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再次，《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以她高度的文学性，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在文学方面，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多样性。《史记》所写的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通过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模仿《史记》。

此外，《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在古代文学的批判上，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苦涩古奥文风的古文家，将《史记》作为他们的一面旗帜，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还是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太史公，把《史记》的文章看为成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模仿《史记》的人物传记。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的地位越来越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史记》在我国散文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对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的影响非常大。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简练生动，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为广大平民百姓所熟悉，这都为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提供良好的借鉴。在后代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他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

《史记》的显著影响。明清以来的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一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些都主要源于《史记》。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世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深受《史记》的影响。

至于戏剧，《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系统清晰，生动活泼，文笔绚烂，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史记》的语言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其中取材于《史记》人物的也很多，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手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达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为后来的优秀戏剧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

第五篇：《史记》

《史记》读后感

很早就知道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史实的模式，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在阅读《史记》之前很激动，可是真正拿起书看的时候头却觉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看本纪和世家的时候，繁杂的家族谱和人物关系使我不得不经常把书来来回回地翻着看，虽然看书的过程中有点索然无味，但是在看完《史记》后，真的有了一种全新的收获。仿佛自己去过了书中记载的各个朝代，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真实感受到了上千年的中国历史，深深地爱上了祖国这样厚实的历史积淀。《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二本纪是对各朝代历史帝王活动的记录，十表是大事年表，八书是关于社会制度及天文水利等方面的记载，三十世家是周代各诸侯国的历史和汉代列侯的传记，七十列传是人物传记，是核心部分，开创了纪传文学的先河。

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说到《史记》就不得不提《报任安书》，在《报任安书》中我们就可以明白司马迁做《史记》的原因。司马迁作为史官地位低下，想要推贤进士而又不能，后因为李陵求情而身受极辱。作为史官世家的后代，他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忍辱偷生，最终做了《史记》这一开创性的伟大著作。

通过《史记》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华民族渊源历史，还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了解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懂得了一些历史典故，知道一些历史事件发生背景、过程以及对当时社会带来的深刻历史影响。而司马迁的博学、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中国人引以自豪，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今天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