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变迁)

第一篇：近代史论文(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家乡信阳的变迁

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课程，将课本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最近一段时间，我通过上网查阅资料以及电话联系家乡亲人等方式，对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变迁做了调查研究。

研究内容分为两块：一是上网查阅了前几年关于改革开放的当地报纸，图书等资料；二是电话联系了家乡的亲人，听他们讲诉了亲身的体会。

一、用事实说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信阳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30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人民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魅力信阳的宏伟目标，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不断探索符合市情的发展道路，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 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发展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改革开放之初，全市GDP仅11．08亿元，1994年跃上百亿元台阶，其间用了16年的时间，1997年跨越200亿元大关，只用了3年时间。1998年撤地建市之后，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全市经济总量更是于“十五”时期连续突破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大关，2007年GDP达到699．03亿元，当年增量就超过百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007年全市GDP分别为1978年和1998年的14．9倍和2．4倍，年均增速分别为9．8％和10．4％，而1949年～1978年年均增幅只有6．2％。改革开放30年中，全市经济总量实现了3个翻番，1989年实现了第一个翻番，1995年实现了第二个翻番，2002年实现了第三个翻番，年均增长10．3％。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增强。1978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仅1．07亿元，之后，尽管经历了分税制、取消农业税等一系列重大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农业大市的信阳2007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仍然增加到20．36亿元，29年间增长了18倍，年均增长10．7％。财政收入的增加推动了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全市财政支出由1978年的1．4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95．12亿元，增长了64．6倍，财政资金用于农业、教育、卫生、社[键入文字]

会保障、科技、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支出也随之显著增加，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民生状况显著改善。在国家惠民富民政策的支持下，我市城乡居民同步分享改革开放成果。2007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477元，分别比1984年、1998年增长21．3倍和1．7倍，年均分别增长14％和11．7％；农民人均纯收入3737元，分别比1978年、1998年增长36．4倍和1．1倍，年均分别增长13．3％和8．9％；全市居民生活成功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以上内容摘自08年《信阳日报》

二、亲身之体会

在我电话采访家乡亲人的过程中，我主要是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入手的。以是我对采访结果的归纳与整理。

 衣：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差，买布靠布票，穿着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那一句农村里流行的“一件衣裳，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也是当年的真实写照。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商品的逐渐丰富，人们穿着更加讲求舒适大方，服装变得丰富多彩，并日趋成衣化。各种皮鞋、旅游鞋、休闲鞋等不但式样新颖，而且穿着舒适，普遍为农民所接受。

 食：食油要“票”、鸡蛋要“票”、禽肉要“票”、买布也要“票”，竟然连火柴、肥皂都要“票”。在那个票证满天飞的年代里，也是我们物质短缺的时代。而现今，丰富的肉、鲜菜、果四季常有，居民家庭想吃什么买什么。主食细粮化，且逐渐丰富多样，副食品消费从以追求数量满足逐渐转入讲究质量。

 住：改革开放前，几乎家家户户住的房子都是茅草房，下雨天的时候，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后来用砖砖瓦瓦建了个土砖房，下雨天依然受此待遇。现如今，每户人家一块五、六分土地的宅基地，一踏进村庄，一幢幢二、三层高的新楼房，展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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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过去从乡里到县城不足40公里，农民却要坐车颠簸整整2个小时，终于进城了，灰头土脸的还不好意思见人。由于路况不好，公交车不愿意开辟线路，城乡道路上跑的数量稀少的出租车，也多是城里淘汰的破旧车辆，中途趴窝、超员超载现象时有发生。这种长期制我县农村发展的“行路难”问题，现在有了根本改观。近年来，一般乘公交半小时能够到达县城，而且大约二十分钟一趟，非常快捷方便。

三、总结

尽管我是一名十足的90后，没有亲眼目睹改革开放之前我的家乡的状况，但是看到那些几年前的报刊，听到家乡亲人的细细描述，再加上我自己童年的印记，我深切地感受到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经济迅速崛起，蓬勃发展，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从心底来说，由于父母在上海打工，我在上海读过一段书，我还是能深切感受到我的老家跟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巨大差距的，可以说，无论哪一方面都是望尘莫及的。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绝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带来的举世瞩目的历史功绩，要深化改革，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大踏步前进；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寻求别的出路，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以城市带动农村，达到城市与农村的均衡发展。总之，农村的腾飞，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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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改革开放以来工商局的变迁

基层工商执法工作取得质的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工商局的变迁

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西南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随着新西藏各项事业从一贫如洗的落后状态下欣欣向荣的发展起来，党和国家从维护西南边陲县城市场秩序的决策出发，决定在县一级行政区域设立基层工商行政部门，由此*******也应运而生。

******成立之初，仅有4名干部，干部职工生活环境极端简陋，办公条件差、工作基础薄弱，工商业务主要以收费监管型模式为主，当时部门机关办公在土坯房、住在土坯房，受到当时交通条件制约，干部职工生活极其艰难，一周内只能吃到两次蔬菜；医疗卫生条件就可想而知，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坚持守在岗位上，坚持在艰苦的第一线，点点滴滴铸就了今天**工商事业的基石。

在我国工商事业的发展步伐的加快，使得**县工商局机关建设和业务发展各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工商行政机关在业务和满足日益壮大的市场管理方面有了显著提高。机关办公室相续拥有了自己的电脑、复印机、传真机等先进的办公设备，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再次将办公条件台上新的阶梯。特别是2008年9月1日以来，全国工商系统“两费”正式停征。20多年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收费监管型模式逐步向“监管执法服务型”转变。给茁壮成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工商行政管理局从无到有，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经受住艰难环境带来的种种阻力，**县工商局面对停征“两费”和“新三定”方案的落实。以“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发展理念来引导职能转变，把人民满意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服务群众的第一信号；以利民为己任，不推不拖、爱岗敬业；以创新监管模式、提高行政执法效能、严宽结合、切实把人民的利益发在首位，多渠道，多方位的开拓，为消费者服务的窗口和平台，完善了“12315”消费维权体系、构建快捷便利的维权机制。将工商行政部门的职能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村落，开展工商行政执法，**县工商行政部门就从稳定市场、维护权益等全方位出发，确保了当地消费群众的消费权益，在消费者中树立了执法部门的威信，取得了**工商行政管理局在角色转换、服务群众方面新的成绩，再次迈向了新的征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工商人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契机，努力做到“四个统一”积极推进“四化建设”，全面落实“四高目标”进一步开创**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新局面，开拓创新、扎实进取，为构建和谐**、平安**、小康**而开创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为推进**跨越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第三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

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价值观念的变迁

摘 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物质生活改变的同时,另一方面精神生活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文基于社会愈益重视三农问题的的背景，透过农民价值观的变迁管窥当前困扰农民的主要问题，梳理三十年来农民在这一方面的变化，借以探寻市场经济对当前农民的具体而深刻的影响。关键词:农民；价值观念；变迁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在三十余年的农村经济实践过程中,不仅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而且农民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亦相应地发生深刻的变迁。透过农民观念上的变化，揭示农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从而解决困扰国家和社会的三农问题，无疑是一个极好的窗口。

一、农民价值主体的个性化特征

改革开放没有使农民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代替传统的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观,但在以家庭为本位的框架内,价值主体出现了个性化特征。

传统农民的价值观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在传统农民的眼中,家是一个长长的系列,是世世代代的生命之延续。农民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以整个家庭的利益为轴心的。在传统村落中,土地由家庭共同占有,农民以家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活动,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总是代表着整个家庭的利益,他的言行也总能成为其它家庭成员的“尚方宝剑”。这样,每个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虽然有为自己谋利的动机,而且往往有很大的离心倾向,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族势力的强大,以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制约,在广大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家庭观念,他们以家庭为本位组织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以家庭为本位判断一切事物的价值。

农业的集体经营改变了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生产的组织方式。然而,在大多数农民的心目中,家庭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和生活的寄托。多数农民之所以维护集体利益是因为他们想到集体的利益之中也包含有他的家庭利益,农民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观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又回归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以家庭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再一次得到加强。家本位价值观在新时代仍支配着多数农民的思想和行为,集体本位价值观遭到很大程 度的削弱。自己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紧紧围绕家庭而展开。

改革开放也从另一个方面冲击着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家庭本位的框架内,个人意识也滋长起来了。过去抽象、贫穷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被抛弃后,一些人在家庭本位价值观的另一极有了离心倾向。这一变化可从下列观念的变化中得到印证：

1、从业观的变迁

数千年以来,农民务农,工人做工,商人经商,这是天经地义的社会分工和传统的从业观念。

“以农为本”的思想长期禁锢和束缚着中国农民的意识和行动。而在三十多年来农村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大潮中,在商品经济的有力冲击下,传统的从业观被一扫而光。农民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而且把从业范围扩大到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以及工业、交通运输、建筑、商业、服务业等一系列非农业生产部门。我国农民从业观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被动、自发、盲目到主动、自为、自在的发展过程。

伴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融合进行,城乡联系日趋加强,各种类型的农村市场相继稳定建立,社会需要的各种产品有了相对稳固的产销渠道,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必不可少的原料、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等亦有了比较规范的来源;同时,农民对于商品经济与市场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能力在实践中也日趋提高,这样广大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就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素质、社会市场信息来选择能最大限度发挥才能,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非农产业。所以,此时农民的从业观,就由自发、盲目、被动的择业阶段,步入自在、自为、主动的从业阶段,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向更高层次发展。

2、致富观的变革

我国农村改革起始阶段,农民有一句“劳动致富”的致富经。很多农民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把承包的责任田侍弄得肥沃高产,温饱问题解决了。但是,农民并不满足于物质上的富裕,他们追求“小康”生活，追求精神上的更大的满足，我国农民致富观,已从出力转到动脑。他们肯定人是目的,强调以个体存在、发展为出发点,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强调个体在群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强调个体权利权益的维护。期间，在个人实现富裕后才会由只顾个人富裕转变到共同富裕。这一致富观转变是在党的“共同富裕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出现的。为此可以有先富后富之分,但先富不仅仅是个人发家,而是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而实现共同富裕。可见,农民价值观念的这一变化时期又回到了传统重视家庭利益的道路上，当然，这是一次升华，农民开始出现私有财产概念。改革开放的发展唤醒了农民的自我意识和个体价值意识,逐步克服了传统的以家庭、社会、群体的角度审视个人,把个人的生命、利益、人格贬低甚至淹没的价值观念,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群体的关系时,部分农民已开始奉行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

二、市场经济观念的萌发

改革开放把广大农民推向了市场,从而也把农民的价值观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虚幻的重义轻利观念中解放出来,广大农民开始敢于最大限度地追求实效性经济价值,实现了价值目标的现实化。

传统农民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一家一户的农民,自给自足。他们判断事物是否有用的标准应是这一事物是否有利于他们个体、家庭的生存、发展与延续。然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念却给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念蒙上了一层虚幻的面纱。

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天生有占有财富、获取财富的心理,因为,财富拥有的多少往往是农村家庭是否能获得尊敬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农村评价一个人能力大小的尺度之一。对于获取财富的方式,农民认为只有凭借个人劳动获取的财富才是正路,才是可靠的,而没有付出劳动的东西,如树林、果实、野生动物等等,被农民视为“上苍的东西”或“天生的东西”,谁也不能阻止他们的使用。正如前苏联社会学家B.H.米罗诺夫在分析俄国小农的财产观所指出的:“农民不认为砍伐林木、采摘果实、在(荒野的)草地上(虽然它不归谁所有)放牧牲畜是侵犯了所有权。”这种情况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反映,例如,有些农民在大肆砍伐天然森林、大量捕杀野生动物,甚至破坏、盗窃公共设施时,农民还不认为这是盗窃、犯罪,除了因缺乏法律知识外,与他们这种财产观也不无关系。

在农民的文化心理中,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从农民法制意识的观念看,这些财富都不是不可侵犯的。农民认为可以暗中悄悄地从老爷那里把财产拿归己有,要暗中悄悄地干,因为官方的法律保护这些财产。随着农奴制 的废除,地主总是抱怨农民侵占自己的土地、砍伐林木、践踏禾苗、盗窃田地的果实。”因此在农业文明中形成的社会生产方式中,无法产生商品经济所要求的现代意义上的财产观。

农业的私有化改造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希望之光。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下所培养的普遍流行的高度政治化的理想主义,英雄价值观念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道德相结合,多少把农民带入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他们对其社会经济活动的价值评价都开始脱离了一条现实的轨道。农民对现实价值目标的追求被政治化的空想所淡化。

改革开放给农民送来了市场。市场经济的本质讲求的是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最佳有效配置,最大限度地追求高效率、高利润是其应有之义。因此,追求实用、高效的价值观念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突出的要求。随着改革开放在农村的逐步展开,市场对农民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日益增大,农民的价值追求日趋实际和功利化。农民的价值目标从“无私奉献”的“五彩云端”降临到现实人间,扎根于社会生活。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利益经济。农民对实效性经济价值的追求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民价值观念的这一变化虽然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因素,如少数农民的见利忘义,拜金主义思想,农民经济活动的盲目性和短期性对国家经济的不良影响以及一些优秀传统道德的沦丧等等,但是总的说来,这一变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它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一个坚固的价值基础，开拓了农村市场，刺激了居民消费的增长，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有着并将继续保有这种历史作用。

三、道德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市场经济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多种机遇和可能,大大冲击了农民的道德价值观念,改变了价值选择的单一固定模式,实现了价值选择的多样化和价值标准的相对化。

建国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使农民附属在支援祖国四化建设的专列上。农民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观念被高度地统一, “劳模热”“参军热”“英雄热”一度成为农民价值选择的轴心。在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农民的道德 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道德价值在农民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农民对价值的追求不再局限于道德价值所限定的范围。价值的选择呈现多样化趋势,价值标准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单一固定,有相对化趋势。

在农民道德价值观念变化中,最显著的是“公私”观念的变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被附属于集体土地上,农民整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依靠在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而得到的分配物。集体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重要性使得农民即使在暗地里盘算自己私人收入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集体的利益。在长期的集体生活中,许多农民已养成了自觉维护集体利益的道德观念,大多数农民能自觉抵制“损公肥私”现象。集体主义精神在农民的道德价值观念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实行农业家庭经营后,利益取向趋于家庭化,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开始淡化,小家庭意识,个人意识开始增长。虽然许多农民对“损公肥私”现象,仍然深恶痛绝,但在集体利益与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农民往往能大胆地站在私人利益一边,集体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位置发生了逆转。

农民的婚恋观、家庭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政府大力提倡自由恋爱,建立新型的恋爱、婚姻、家庭关系,但一直未见显著成效,大多数农民在婚恋家庭问题上然遵循传统习俗,格守传统道德。而集体劳动时仍然存在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使广大农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未得到根本改观。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大多数农民开始抛弃传统村落文化,大多数农民的婚恋家庭观趋向于现代化,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健康、文明向上的婚恋家庭关系在农村中已开始盛行。当然,在另一方面,遗弃老人和女婴现象也有所增长。

在农民道德价值观念变化的同时,许多农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热衷于追求道德价值。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代又一代的农村青年追求的是并非奢华的物质生活,劳动模范、英雄人物、解放军叔叔才是他们热烈崇拜的偶像,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许多农民虽然依然保持着中国农民勤劳俭朴的传统美德,但英雄人物的光环已很少萦绕他们心头。在他们人生价值体系中,最大的愿望莫过于“发家致富”。当然,追求道德价值的农民也并非消声匿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也涌出了不少雷锋式的好农民。总的趋势是,农民的价值选择开始多元化,既有努力发家致富从经济上实现人生价值的农民,也不乏从 政治和道德上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农民。

与此相适应,由于价值选择的多样化,也引起农民价值标准的相对化。农民一改过去相对单一和固定的价值标准,把价值标准放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放到了有利于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各个领域。总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村变革最深刻的三十年。农村深刻的社会变革影响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广大农民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是极其复杂而微妙的。他对农民的思想行动乃至整个国家公民的价值判断都将产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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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研究

赵妍妍

11000519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由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主体自我意识的日益觉醒等原因造成，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带来重要影响。构建和谐社会价值观，引导是关键。

关键词：中国 改革开放 社会价值观念 变迁

一、社会价值观的定义和作用

价值观是关于什么的是非曲直观念？社科人文的各个学科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各自关心的价值观也就不同。哲学关心与“真、善、美”有关的是非曲直观，历史学关心与历史判断有关的是非曲直观，人类学关心人类再生产——性与生育方面——的是非曲直观，伦理学关心与人类基本道德相关的是非曲直观，心理学关心影响心理健康的是非曲直观，经济学关心那些与市场机制运行相关的是非曲直观，社会学关心影响社会（向现代性）变迁的是非曲直观，政治学关心各种被称为“主义”的是非曲直观。

强调社会价值观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科学地破解了这个课题。

于是，经历了最近三十年的变迁之后，在物质生产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之后，“发展”、“改革”、“与国际社会接轨”这类一度被视作天经地义，拥有社会共识的词汇丧失了原有的磁力，而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开始自下而上地兴起。一个潜在的“中国学派”呼之欲出了。

中国式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有三个。(1)要求重新评估中华传统政治文明，将三千年与最近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既然传统政治文明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存方式的结晶，就不能用一个西方的负面概念“专制”来简单地概括和否定。(2)要求重新评估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建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前三十年的传统貌似与“改革”相左，却为中华由小农文明跨人工业文明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3)要求重新评估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将其不仅与新中国六十年的成就连在一起，而且与新中国的挫折连在一起。西方文明趋于极端，不仅激励进步，也带来掠夺和异化；不仅应当学习，而且还可以批评。

仅仅将这种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斥为“极端民族主义”是无益的，这思潮的崛起有国内和国际的思想基础。

在新的三十年开始之际，“否定之否定”的轮回开始出现，批判精神再度兴盛。在城市，批评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市场化，以及对国际需求的依赖和对国内需求的轻视。在乡村，批评以“海选”和“费改税”为名的改革摧毁基层政权，使政府在乡村沦为空中楼阁，把权 1

力真空留给黑社会和外来宗教势力去填补。当传统的工农联盟丧失了基层政权这条纽带，农民的利益与国内和国际资本求扩张的利益就经常呈对抗性质。于是，“发展”和“改革”不再拥有绝对的政治正确性。“发展”依然是目标，但“发展”必须以“和谐”为前提。“改革”依然有正当性，但破坏了社会和谐的改革也是改革的对象。于是，追求“社会和谐”开始崛起为一股官民共有的强劲思想潮流。换言之，随改革开放进程而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分裂危险是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国内因素。

在这最近的三十年，市场的全球化提速和互联网技术的崛起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价值观与国内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联系日益显得含糊不清，反而与全球生产体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相关，与世界体系内的霸权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与西方的“自由民主”霸权话语系统密切相关。一批激进学人把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一切成就归于哈耶克，一切弊端归于现存的党政制度，急不可耐地要求“改革闯关”，要求照美国政府的模样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变革。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释在现行党政体制下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反倒成了他们遇到的最大障碍。1987——1989年间风靡我国知识界的理解是：没有政治“民主化”(可以读作竞争型选举)，就没有经济市场化。历史证明，那时的流行理解大错特错，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选举化并无必然关系。不仅如此，我们今天还认识到，完全的市场化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也不值得追求。而今仍有激进学人试图把西方政治学里的“合法性”观念套用于我国社会，继续论证社会关系多样化与奉行多党选举政治必然联系的“规律”，证明竞争型选举能减少腐败的“规律”，证明只有竞争型选举才有政府“合法性”的“规律”。但在逻辑和历史面前，这种“规律”业已阵脚大乱。最新的趋势是放弃论证“规律”，号召信仰和服从“普世价值”。谁坚持“实事求是”，不与西方富国俱乐部同声高喊“自由、民主、宪政、人权”之类的空洞口号，就给谁扣上“反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大帽子。苏联不是被经济挫折打败的，不是被科技创新打败的，也不是被陆海空军的武器打败的。苏联是被观念打败的，是被符号打败的，是在解构和建构核心价值观的混战中采取鸵鸟政策而失败。苏联输掉的是“冷战”，但损失的惨重程度却远远超过“热战”。于是，在思想战线上和世界体系中求生存、求独立自主，就构成了中国式保守主义兴起的国际因素。

否定是思想解放，否定之否定还是思想解放，是新一论思想解放的标 志。是自信地总结“中国模式”的起点。

有些社会关系是基本的。基本的社会关系不稳定，社会就不团结，就陷于分裂。我把基本的社会关系分成七个层类：(1)个人与他人的关系，(2)人与自然的关系，(3)个人与群体的关系，(4)群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5)人民与政府的关系，(6)人民与国族(国家政治疆界内的所有公民，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的关系，(7)国族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对应这七层类基本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我把社会核心价值观分成七层：(1)道德观、(2)自然观、(3)群体观、(4)整体观、(5)政治观、(6)国族观、(7)世界观。当代每个国族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体系都是以道德观为核心构成的七层同心圆。

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通常不足以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但对应基本社会关系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却是脆弱的。核心价值观因一些神话式的典型符号而在社会中流行，而现代的社会大众传媒可以在很短时间里解构或制造出大众神话，导致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核心信仰符号的变化能够撼动基本的社会关系，使这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紊乱，甚至使超级大国出现玛雅文明那样的自杀行为。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内核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就是人类的基本道德。人类的基本道德，正如《圣经》中的“十戒”所言，是禁止杀人、抢劫、偷窃、欺骗、遗弃、强奸。道德的存在区分了人与动物的行为，也是人类社会普适的，见于中外各种古老的习惯法之中。“食色，性也”，理性地追求物欲享受是人的动物本能；为此孔子曾哀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价值观不是本能，是人类进化出的观念，即“人性”。有了道德约束，人类就脱离了动物世界，高于动物世界。然而，一夕之间，我国冒出了对“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之类的绝对信仰，赞美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下的“自由”和“理性”，开始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心灵里的普世道德迷失了，社会就出现分裂堕落的危险。尽管我国前三十年里有此偏差，但最近的反弹是强有力的，国人在汶川大地震中展现的爱心惊天地、动鬼神，证明我中华社会的道德基础依旧牢不可破。诡异的是，我国居然有大型媒体把这人道之“爱”的道德看作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结果，而我国至今还有待“启蒙”，有待与西方“接轨”，有待西方“普世价值”的光芒普照。这与断定墨子和孔子是康德的儿子一样荒唐。“泛爱”，只是在抽象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而言是普世的。爱心主要与社会是否失序有关，也同道义文化的历史沉淀有关，还同自身生活圈的范围有关。生活圈的范围与通讯和交通手段有关，还受生活圈的界限约束。民族国家的疆界由重兵把守，是人类福利的主要界限，也就成为爱心的主要界限。

既然价值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价值观的主要源泉就是社会关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动力就是社会关系的变迁。生产技术在进步，社会分工在变迁和细化，社会在运动演化，社会关系也在运动演化。倘若社会关系变动不拘，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界定就变动不拘，人们内心深处与身份相关的行为准则也就不稳定。在一个高速变迁的社会，社会关系不可能稳定，价值观也不可能稳定。

绝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是被动的，会跟随、反映、并润滑社会关系的变迁。大部分价值观的变迁只会让一部分人“不大适应”，却不会引发社会动荡。比如，当家庭由三世同堂变成核心型的小家庭，再变成“丁克家庭”（没有孩子的家庭），原有“家庭伦理”相应地逐步解体是当然的。同样的道理，先进避孕技术的普及和男女同工同酬，使性与生育的必然关系不复存在，关于性关系的观念也发生显著变化。当交通、通讯、运输技术产生重大突破，IT业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关于劳动的观念，关于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观念，关于休闲娱乐的观念，关于言论自由的观念，关于师生关系的观念，关于政府权威的观念，等等，就都与小农社会和机器社会里的观念显著不同。

如果社会结构变迁太快，社会关系变迁太快，就会造成同一时代里不同年龄人之间的价值观出现“代沟”。当权的长者跟不上社会关系变迁的实际，强行灌输保守的价值观，会招致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同样，年轻人不懂得尊重传统价值观，浅薄地嘲弄那些光荣时代确立的价值观，也会招致长者的激烈反应。

二、社会价值观的种类

价值观分为两大类，即“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反映基本的、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或者说，能维持社会基本团结的价值观就是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以外的对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都是非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里，多元的非核心价值观能增进社会活力，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阻止社会分裂。

基本的社会关系“应当”比较稳定，社会核心价值观也“应当”比较稳定。基本的社会关系没有变，核心价值观变了，可以使基本的社会关系发生“不应当的”紊乱。在任何时代，人际关系出现急剧恶化都是“不应当的”，而普适道德观迷失后就会发生。这说明，与非核心价值观的被动变迁不同，核心价值观的变迁是主动的，有其自身的变化逻辑，相对独立于社会关系的变迁。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有什麽特点？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素所构成的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

1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2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

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原因分析

价值观变迁总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导致社会价值观变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与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同步

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迁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一方面表现为两者的互动，即两者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两者互为前提的关系，关于社会变迁对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影响和作用，我们通常可以从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和革命与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变化的关系来加以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表现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过程的不断推进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由此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也都需要建立与其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体系。如果说，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是“一种定命论的群体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话，那麽，在市场经济社会，主体性意识、个体性意识、功利意识三者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存在的观念条件。

2与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共进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这是历史赠与中华民族的一份厚礼。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与全球化在双向互动中前行。文化的全方位开放既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前提；邓小平曾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这个开放的世界里，要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针对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加甄别一概批判“左”的做法，邓小平认为：“对于 4

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一方面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的文明成果，一方面又要坚决抵制、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消极和腐朽的文化。对于混在资本主义文化中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的东西，尤其应该按照邓小平同志所确定的上述原则进行认真分析和对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从整体价值观向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融合的变化、从理想价值观向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共存的变化、从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并重的变化等变化，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所形成的张力关系，也表现在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之中。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上述分析是平面化和白描式的。还须指出, 应该辩证地看待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

3与主体自我意识的日益觉醒相得益彰

主体意识或主体观念是价值观念的核心；社会主义的主体观念，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然而，在计划经济时期，“人”这个主题不断被虚无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主体甚至被消解掉，人完全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而被客体化和异化。然而，如果说那时还存在所谓的主体的话，也只是作为唯一的、最高的和整体化的主体—国家。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单项行政控制来强化自己的作用，国家代替了一切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因此，不仅社会结果，而且人们的价值观都显示出“铁板一块”的状态，这也是当时社会价值观之所以是高度一元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

改革开放以来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 以及市场经济之作为多元主体经济的作用，首先就使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从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互动的变化成为一种必然。价值观的多元化首先就是价值主体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只有一个价值主体即一元价值主体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多元价值观的，可以说，计划经济时期的价值观就是这种情况。而在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个人和群体，其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必然就是多维的、多向的、多层次的和立体化的。

五、引导树立正确社会价值观念的途径和措施

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

将“以德治国”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 强化价值观的创新

加强对价值冲突的引导和调控 要改革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

六、结语与展望

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是非判断”就是“社会价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的特点在于：（1）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一元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素所构成的两两对应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概括为：社会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转轨；全球化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主体自我意识的日益觉醒。当前的社会现实已经给我们的价值观宣传和教育提出了挑战。对此，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深入研究价值观问题，倡导并引导建立先进的社会价值观，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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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改革开放以来法律文化变迁述评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迁过程。这是一个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以及内隐法律文化明显滞后于外显法律文化发展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后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的差距仍然很大，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不断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理性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大胆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树立公民法律信仰。

关键词：法律文化，变迁，法治，现代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先后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法律等领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变革实践。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体现和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度、广度和深度。客观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文化的变迁轨迹，评析法律文化的变迁特征，探寻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途径，对中国法治建设工程乃至政治、经济及文化等诸多领域变革的进一步深入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试图体现这方面的价值功用。

法律文化是一个多义概念，一方面在于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进入理论研究领域的历史较为短暂。西方国家以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在1969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为标志，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而在中国，对法律文化这一概念引进、介绍并加以研究的，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另一方面，文化概念本身就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自然影响到它的子概念法律文化。综览众多研究法律文化的著作文章，对法律文化概念的定义不下几十种，但可以归纳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大类。本文认同中义法律文化观，即法律文化是指内隐在法律理论、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当中并通过这些法律现象表现出来的法律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它指导并制约着这些法律现象的变化和发展。法律文化从结构角度可以分为内隐法律文化和外显法律文化，内隐法律文化即法律意识，它包括法律心理和法律思想体系两大层次；外显法律文化包括法律规范制度和法律组织机构设施两大体系。本文以此为前置条件和逻辑起点，并同时以主导法律文化为主线展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文化的变迁述评。

一、法律文化的变迁轨迹

中国法律文化是自夏、商、西周以来四千余年法律文明发展的历史沉淀，具有一种超常的稳定性，就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其变迁轨迹通常不太明显，对这一时期再进行阶段细分更具难度。但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时代，先后在经济、政治及文化等各个领域实施了变革，整个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联系更为密切的文化样式，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也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迈进，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变迁轨迹。特别是外显法律文化的进步，基本上适应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与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差距日益缩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内隐法律文化也在外显法律文化的作用之下，加上法学研究的广泛开展及各级各类学校的法制教育和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全民普法活动，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法律文化本身的内部矛盾互动和政治经济各系统的外部作用之下，中国法律文化整体上正在不断地走向现代化。

纵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的中国法律文化变迁历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阶段细分。笔者认为，影响法律文化变迁的根本因素在于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而引发的法律文化内部的矛盾互动。另外，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是一个以政府主导民众受动的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因此，以政治经济体制变革为背景，以主导法律文化变迁为主线，进而考察整个法律文化的变迁过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分析方法。以此为据，改革开发以来的中国法律文化变迁轨迹，可以分为三个各有侧重的发展时期，而后一时期同时又主动包含前一时期的自然延续。

（一）法律文化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启蒙时期。文革结束后，1978年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跛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迎来了思想文化的大解放。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以及“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方针的指引下，法律文化发展迎来了第一个活跃期。在七十年代未八十年代初，开展了“人治”与“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大讨论，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律思想逐步得以确立。在显性法律文化建设方面，国家先后出台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等基本法律；法学理论研究方面，继八十年代初大讨论之后，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又深入涉及法的概念、法制要求、法律与政策的关系等诸多主题。更具理论和技术价值的是，作为法律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法律文化——已于这一时期由我国学者从西方引进并加以持续研究，在法律文化概念、结构、内容、法律文化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及法律文化现代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有益的学术研究成果。1986年，全民普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实施，自上而下的现代法律文化启蒙教育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二）以市场经济为主臬的现代法律文化初步构建时期。这一时期肇始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的召开和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为法律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推动力。市场经济是充分体现自由、公平、竞争、独立自主和权

利平等的现代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法制经济，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律制度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法律文化氛围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这一强力推动下，围绕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立法活动全面展开，先后制定或修改了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方面的基本法律。法学理论研究再掀高潮，在大量引进和介绍国外的法学思想理论的同时，提出并探讨了一系列新的法学理论与法制观念，如公私法划分、法治经济、立法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现代法的精神、人权与法制等等。“二五”普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全面展开，公民了解到并学会运用更多的国家基本法律，法制教育力度加大。以自由、平等和权利为内核的法律价值观念逐步得到主导法律文化的认同并向大众法律文化渗透。

（三）以建立“法治国”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臬的现代法律文化构建时期。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首次明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对依法治国与法制发展战略作了精辟阐述。在此推动力作用下，中国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大，立法质量明显提高。法学研究也有了新的契机和理论兴奋点，掀起了探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热潮，对民主政治、法治模式、法治与德治、立法行政司法改革、农村法治建设等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并出版了大量有关法治方面的论著。全民普法方面，自1996年开始的“三五”普法通过五年的努力效果显著。全国8亿普法对象有7．5亿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学法活动，50多个重要法律法规被列入重点宣传普及计划。中国共产党中央连续举办的11次法制讲座，起到了巨大的示范表率作用。五年来，全国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法制讲座已举办252次，9951人次参加；经过正规法律培训的地市（厅局）级领导达到17．6万人次。各地各部门配合严打、扫黄打非、禁毒禁赌等斗争和换届选举等工作，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为法律实施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继“三五”普法之后，从2001年始，又展开了以领导干部、司法行政执法人员、青少年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为主要对象、以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质为目标的“四五”普法。随着全民普法运动的不断深入，公民的法律素质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学法用法意识普遍加强，现代法律文化有了更为扎实的民众基础。

总体来说，中国法律文化在改革开放的这一期间虽有很大进步但仍然处于现代法律文化的启蒙和初级发展阶段。法律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才始于七十年代末，对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论研究更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外显性法律文化与内隐性法律文化发展很不协调，作为现代法律文化动力装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健全，政治民主程度还不够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现代化程度仍然很低。当前中国社会仍然缺乏现代法律文化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

二、法律文化的变迁特征

1．从一元法律文化到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整合而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局面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三个相互作用的法律文化子系统，它们分别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发源于过去、存在于现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于未来的法律文化。”它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形成了一种有着鲜明个性和成熟形态的文化样式，存在于中国民众的法律认知、法律情感、法律评价以及风俗习惯、行为方式当中，作用于国家制定法控制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体现在国家制定法当中，在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秩序和国家法制定、实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一直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主导法律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前苏联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整合而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它直接指导着中国国家法的制定、实施和法律制度、法律设施、法律技术的成熟与完善，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传统法律文化和中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作为人们应付和解决各种自然的、社会的法律问题的经验、知识和评价体系，已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状况和变化，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的现实迫切需要一种与之想适应的新型主导法律文化。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根基的西方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法律文化的参照体系再一次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中国社会，渗透到法律观念、政治法律体制、法律体系框架、具体的法律制度，以及法律学术、法律教育等各个领域，与中国法律文化不断地冲突与整合，这种状况从七十年代末始至今一直在持续着，西方法律文化的许多要素已逐步内化为中国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传统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这三种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首先，三种法律文化赖以存在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不同。传统法律文化以农业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为基石，凸现重德轻法、重刑轻民、重实体轻程序等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以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为基石，凸现重公法轻私法、重义务轻权利等基本特征。西方现代法律文化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基石，重视法的价值即平等、正义、权利和程序等。莫庸讳言，这是三种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法律文化，分别代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产方式，反映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基础和文化价值观念。它们互为异质，在中国当今社会都有一定的存在土壤，但社会变革及法律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又促使它们不得不彼此调适整合。其次，中国二十多年法律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也充分说明了整合的艰难程度。比如，八十年代初期关于“法治”与“人治”的大讨论，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对“法律文化”概念的引进及所进行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研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法学理论研究热潮的衰退，九十年代中期关于“法制”与“法治”争论，及近年来关于“法治”与“德治”关系的论述，以及在引进知识产权立法技术后的某些副作用等等，都是传统法律文化、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冲突

与整合的显现。总之，冲突难以避免，整合是历史必然，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与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冲击是中国法律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互动结果必然促使法律文化走向现代化。

2．从义务本位观主导到权利本位观主导。

中国有着四千余年的人（德、礼）治传统，崇尚等级、特权和服从。它与现代法治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以义务为本位，后者以权利为本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前苏联影响，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治国模式，“集权政治是权力结构内部为等级的政治关系，其权力运行以支配—服从方式进行。”这样一来，传统法律文化的义务本位观念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行以强化。由此可见，重义务轻权利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把法律作为控制和规范被统治者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其具体价值原则共同表征为：法的主要作用是社会政治控制；法道德化或宗教化；特权合法化；法的实现等级化；“法”“刑”相类似等等。

社会变革必然导致法律文化的变迁。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使义务本位观念的经济政治根基发生动摇，权利本位观逐渐找到了适应自身发展的土壤，并成为法学家特别是青年法学家最为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权利本位说”在当代中国的兴盛，源自于1988年6月6日—10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的首届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之后，在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1990年年会、1994年年会和1990年民主、法制、权利与义务讨论会上，权利本位观日益成为大家的共识。他们认为：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结构）中，权利是第一性的，是义务存在的前提和依据，法律设定义务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权利须受法律的限制，而法律限制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每个主体的权利都能得到实现；在法无明文限制或强制的行为领域可以作出权利推定；只有在承认权利是义务的依据这个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义务并不是独立于权利之外的一种异生物，而是发韧于权利大树上的一簇分支，是权利的一种特殊形态，是对象化了的权利，是主体和内容发生了转化的权利，每一权利主体只有尽其义务才有条件实现其权利并维护其权利。……权利更根本，义务是其派生，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和义务并不是二元的，而是一元相生的。”

当前，虽然以权利本位取代义务本位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从根本上消除义务本位观念尚待长期的努力。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当前公民的平等、权利观念淡薄而权力崇拜观念浓厚，甚至出现权力左右经济发展的“权力经济”现象。总之，只要义务本位观念未有彻底根除，权利本位观念没有根本树立，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3．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

诸法合体一并于刑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特征。《说文》解释：“法，刑也。”历代法典统称刑律，违法统称犯罪，司法部门统称刑部。由于刑法条文多是义务性、禁止性、强行性的规范，实质上是国家公权的体现。所以，公权思想，公法优位主义就成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正如日本著名法学家滋贺秀三在谈到欧洲与中国在法文化上的对极性时说：“纵观世界历史，可以说，欧洲的法文化本身是极具独特性的。而与此相对，持有完全不同且最有对极性的法文化的历史社会似乎就是中国了。这一点大概已为大多数人所肯定。在欧洲，主要是以私法作为法的基底和根干；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制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教条主义观点的影响，我国法学界普遍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问题，并认为划分公法和私法，是资本主义社会法制和法学的特有现象。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从所有制角度看，“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没有公法与私法之分”，认为私法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已不复存在，因此相应的私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公、私法的划分也就自然消失了。从掌握政权的阶级看，“国家权力回到人民的手中，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也就消灭了私法存在的根据”。从法律的历史类型看，公、私法的划分是资本主义法律的特有现象。因此，在资产阶级法制的废墟上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律，就不应当再沿用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从社会主义社会利益的统一而言，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对抗性”，保证了两者的“紧密结合”，因此公、私法的划分也就失去了意义。这种理论观点直接左右着中国国家法的立法实践，改革开放以前对刑事立法的重视及改革开放以后对刑事立法、经济立法与组织立法的重视，民商事立法的严重滞后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步认识到，对于公私法的划分问题，需要用新的理论重新研究，重新认识。从科学的观点说，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由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成分是多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成并存为我国宪法和法律所确认。而否认公、私法划分的根据之一，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消灭和纯粹公有制的建立，既然清一色的纯粹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其初级阶段上不可能存在，那么否认公、私法的划分的所谓经济基础，也只能是一种奢谈或主观想象。因此，必须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要求，划分公法与私法，建设现代化的公法文化和私法文化，并应将这种划分上升到法治国家建设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一些学者认为“公私法的区别，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他们着重从总结西方公私法划分的历史经验、对“传统否定论”的剖析与批驳及市场经济的本性要求等三个方面来论证公私法区分的必要性和对于建立法治国家的意义。当前，尽管也有学者对公私法划分的意义及其论证提出了一系列的诘问，但承认私法的存在并对私法建设日益重视是不争的事实。正如

法律的忠诚和热爱，唤起公民对自由、平等等法律终极目标的追求，进而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和法治社会这一目标。

法制教育特别是学校法制教育是弘扬法治文化、进行法律启蒙、培养法治人才、树立和更新法治观念的重要途径和环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恢复了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并逐步在中小学阶段开设了一定的法律常识课，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以及在很多地方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传授，使学校法制教育缺乏应有的地位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为了能使学校法制教育真正承担起弘扬现代法律文化、造就现代法律人才的使命，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自上而下的全民性的普法活动自1986年以来已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四五”普法正在全面展开。通过十多年的全民普法，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得到了广泛宣传，依法治国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为中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打下了认知基础和民众基础。但在普法过程中，有一个形式与内容、主动与被动、目标与效果的反差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措施方法上认真加以解决。

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要经历一个与传统法律文化不断决裂的“继承”过程，又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既要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根基，又要以法制教育和全民普法为依托。但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与社会进步相创生的一种客观规律与历史必然。也只有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之时，才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真正生成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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