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

第一篇：浅析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

浅析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

【内容提要】新时期王蒙创作了一系列被称为“东方意识流”的小说，近几年又有评论者认为“东方意识流”并非意识流，甚至有人认为王蒙的这一系列小说仍是现实主义小说。本文不对王蒙的这一系列小说定性，只探讨这一系列小说中意识流的特点并指出王蒙小说中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的根本区别。【关键词】意识流；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借鉴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蒙的“集束手榴弹”----中篇小说《布礼》、《蝴蝶》，短篇小说《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以及《风筝飘带》在文坛引起不小轰动，并引发了关于“意识流”问题的争论。那么，王蒙当时文学实践的思想观念与西方文学“意识流”之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本文从西方意识流产生的背景入手对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作简单分析。

一、意识流的产生及其特点

西方意识流产生于“一战”后，属于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荒诞派戏剧等在内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

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政治经济的窘迫形态加剧了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导致了民众普遍的孤独感与苦闷感。因此，人们的精神生活也相应地转向内心化。为了发泄内心的失望、孤独、彷徨、抑郁、苦闷、恐惧等，知识分子用文学手段将人们的心理活动与意识生活完整、细致地刻画出来，意识流小说的出现满足了这种需要。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导致人们对传统信念的动摇，人们开始怀疑过去的一切，认为不确定性才是一种真正的规范。作家们也在寻找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来表现真正复杂的社会人生。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1919年发表的《论现代小说》中，是这样评价传统小说家的：“他们写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浪费了无比的技巧和无穷的精力，使琐屑的、暂时的东西变成貌似真实的、持久的东西。”可见，传统小说的按时间顺序、因果关系叙事的线性结构模式，以及着力刻画人物性格的表面真实已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当时一些作家们认为应该把单一的、物质的、简单的、客观的外部真实“转向内心的、复杂的、特殊的、主观的真实”。他们认为对客观真实的了解是间接的，这种了解只有通过深层次的内心描写与透彻的精神感受来表达和阐述，才能真正做到真实地持久地反映现实和刻画生活。外在的结构和客观的表面只是一种金玉其外的短暂性和肤浅化的文学存在。哲学上意识流以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非理性为基础。20世纪初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提出“心理时间说”，认为“心理时间”是各个时刻互相渗透的、表现强度的质量概念，他劝说小说家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追摄人物的意识流动。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艺术的功能与梦的功能相似，都是被压抑的本能升华。均能反映人的心理最深层次的潜在愿望。他提出的潜意识与无意识学说为意识流作家侧重写梦幻意识和大量运用自由联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意识流”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来源于20世纪初在欧美兴起的意识流小说流派。该流派的作家如普鲁斯特、伍尔芙在摒弃了传统的小说语言结构的基础上，采用一种流行不已、语意不清、飘忽不定和文理不顺的意识流文体来表现西方现代人纷乱多变，离奇复杂的心理结构。意识流的写作技巧之一为“内心独白”。所谓“内心独白”，是指作家将某一人物在某一特定情景中的思想、感觉用自己的自言自语方式道出。意识流小说家主张作家退出小说，纯客观地让人物展开自己的心理活动。意识流的写作技巧之二是“内部分析”。它是把人物的印象汇总在作者的叙述内，也就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人物的观念与思索。意识流的写作技巧之三是“感觉印象”。这种手法接近于内心独白，最大的差别是涉及范围不同。感觉印象一般是记录人物纯粹的五官感觉与印象，只和一小部分意识有关，而内心独白则包括全部意识。

二、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及特点

西方意识流产生于“一战后”，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思想、精神危机和“人”的危机不断加重。在中国，自建国以来，各种政治运动和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使人的危机（尤其知识分子阶层为典型）开始凸显。

十年浩劫把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思维变得单

一、麻木、根本不敢表达内心真实的渴望与幻想。人的危机和人的悲剧性存在与西方人的异化这一问题具有了很大的相似性。进入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大潮中，人们的心灵世界空前活跃，接受者的心理需求推动了作家写作技巧的革新，于是，大胆地借鉴西方侧重内心描写的艺术手法，开辟小说创作的新天地成为必然结果。从1979年开始，小说家王蒙率先借鉴了意识流手法，两年间，先后写了《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海的梦》这一组小说。这些作品对传统小说的叙述规范发起挑战，不再老老实实地按照时间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不再把生活的原来面貌装在生硬的艺术形式中，而是以意识的流动作为作品结构的线索，强调人物内心变化及其精神模式，通过错综复杂的思绪描写来模仿人物持续流动的思想意识的活动过程。小说随心所欲地超越时空的束缚，尽情地表达人物所有的想法与感受，这些小说明显地带有“意识流”小说的一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由外向转向内向，着意于心理描写。运用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等艺术手法展示人物的心理世界。

王蒙把对社会现实反映的焦点聚焦在人物心灵世界的塑造上，着意于心理描写，剖析人物的精神世界。在王蒙看来，略过外在的细节写心理，写感情，写联想和想象，写意识活动，“它能探索人的心灵的奥秘，它提供的是旋律和节奏”。①《夜的眼》描述的重点完全是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即以简单的事件取代戏剧性较强的故事。没有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情节主线，取而代之的是纵横于广阔时空的，多线条展开的心理活动。这是典型的意识流手法。《蝴蝶》中，作品虽然只写了张思远离开山村回到部长官邸的两天时间，但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幻觉、情绪、闪念等内心活动却展示了其大半生：小石头----张指导----张书记----张老头----张副部长的曲折变化过程。小说在描写张思远的心理活动时，一方面将30年的政治风云与个人的命运沉浮紧紧相连；另一方面，还紧紧联系张思远的婚姻家庭变化：张思远与海云的初恋、结合及离异，与美兰的没有爱情的婚姻，与秋文的被控制在友谊范围内的思念，与儿子冬冬的冲突及父子真情等。展现了张思远在不同时期的痛苦、自责、反省和追求灵魂复归的复杂状态。作品通过主体意识的跳跃与滑动，深刻地描写了张思远、张书记、张老头、张副部长之间的灵魂搏斗。《风筝飘带》中佳原与素素在偌大的北京城竟然寻找不到一块适宜的谈情之地时，作者有这样一段描写：“他们寻找坐的地方。找啊，找啊，一晚上也就完了。我们的辽阔广大的天空和土地啊，我们的宏伟的三度空间，让年轻人在你的哪个角落里谈情、拥抱和接吻呢？我们只需要一片很小很小的地方。而你，你容得下那么多顶天立地的英雄、翻天覆地的起义者、欺天毁地的害虫和昏天黑地的废物，你容得下那么多战场、爆破场、广场、会场、刑场„„却容不下身高一米

六、体重四十八公斤和身高一米

七、体重五十四公斤的素素和佳原的热恋吗？”这像是不加引号的内心独白。它是素素的？是佳原的？还是两人合一的？还是作者的？应当说这是作者与两个人物三人合一的。本应是独语似的内心独白，在这里变异为音调激越的合奏。作家的使命感和流淌着的沸腾热血，将内心独白扩音、染色，使内心独白变成了三人合唱。作者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春之声》的时候说道：“我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在《春之声》这篇作品中，全篇描写的是岳之峰春节前夕从国外回家探亲，坐在闷罐子车里的心理感受。任由主人公的思绪自由地驰骋：忽而是童年在故乡的种种记忆，忽而是解放前激荡着革命歌曲的北平，忽而是解放后飘扬着五星红旗的洋溢着春的气息的北京„„由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到《泉水叮咚响》的歌谣，广州人凉棚底下垂挂着的三角形瓷板发出的叮咚叮咚的清音，令人发狂的美国抽象派音乐，京剧锣鼓里的噪音。作者的笔触也跳跃着、变换着，通过自由联想的艺术手法描绘色彩斑斓的印象，纷至沓来的感受，充分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此外，作品中还有大量的内心独白，“这不是运货和运畜生的车吗？倒霉！可又有什么倒霉的呢？咒骂是最容易不过的。咒骂闷罐子车比起制造新的美丽舒适的客运列车来，既省力又出风头。无所事事而又怨气冲天的人的口水，正淹没着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的人的劳动。人们时而用高调，时而用低调冲击着，替代着那些一件又一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坚忍不拔的工作。”

（二）打破自然时空，凸现“心理结构”的叙事结构。王蒙的这一系列小说，并不是遵循自然的时空顺序，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或是逻辑顺序来安排情节，而是以人物的心理活动为线索，通过人物的联想来组织故事，自然时空顺序被打乱，过去、现在、将来或并置，或交错，或颠倒。比如，中篇小说《布礼》写一个忠诚的年轻共产党员钟亦成被错化成“右派”的故事，整部小说由七部分构成，这七个部分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每个部分里面的各个片段也是打破自然时序的。小说将原本比较完整、复杂的情节故意用人物的心理感受切割、打乱、拆散，按照人物的心理感受来重新组合，从而获得一种“震撼人心” 的效果。作者写钟亦成从1957年被打为 右派到1979年得以平反的心理感受，还有上溯到1949年的回忆，这30年间的各个事件互相交错，甚至还有一个标明“年代不详”的片断，这都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顺序。作品开场第一部分的第一个片断是写1957年8月钟亦成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中开始遭到怀疑、批判，内心迷茫不安，突然跳至第二个片断，1966年6月，九年之后钟亦成遭受造反派的拷问、毒打，在痛苦中充满对光明的坚信和渴望，然后又突然跳至第二部分。1949年1月，写当年作为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钟亦成积极地组织迎接解放的活动，心中充满“神圣而又令人满怀喜悦”的激情，接着又跳回1966年6月的严刑拷打中„„这充分展示了人物内心那种美好和苦难交织的心理历程。

（三）运用感觉印象，记录人物纯粹的五官感觉与印象。《夜的眼》就是写人的感觉，一个长期生活于边陲的人对大城市之夜的独特的主观感觉。主人公陈杲在遇到了一个轻浮的小伙子并受到他的无理嘲弄之后，心绪昏乱；但是优美的舞曲却使他暂时驻步，让他引发了自由联想，感觉到了边陲----他的第二故乡的绮丽风光。这是他在大城市办事处受挫后，听这首舞曲的独特感受，即带有对比性的感受。别人不一定有这样的感受，这是他在特定情景中的特定心态。接下去这一段，他对“咚咚咚咚”的声音分辨不清是脚步声还是心声、把变红了的灯泡看成如同魔鬼的眼睛，这也是他此时此刻独特的感觉印象：同那个小伙子的不愉快的谈话，小伙子房间中的庸俗摆设，都使陈杲窒息，他像躲避魔鬼一样地赶紧逃离此地，谁料余悸尚存，又看见“魔鬼的眼睛”能使鸟变成鼠，马变成虫，更是由于陈杲不会走后门办事而不得不走门子为单位办事，结果备遇嘲讽、受窘如受刑后的真实心态。现实生活中的不正之风，使许多事物变形、异化了。

三、王蒙对西方意识流的借鉴与扬弃

关于王蒙的文字“意识流”实践究竟是接受了外来的影响还是他本人独具慧眼的创造，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王蒙本人最有发言权。在这个问题上，他说：“有人说《春之声》是意识流手法，我想，我不必否认我从某些现代派小说包括意识流小说中所得到的启发。”②这些说法又集中到他的核心旨趣：“我吸收融合一些东西不是为了它本身，而是为了表达我和我这一代人的思想和情感。”③但王蒙对西方的意识流并非全盘接受，他曾说：“我没有好好研究过意识流。我想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潜意识的东西，就是不见得非常自觉的那些东西，而这些意识又是不断流动的，永远不会终止。我想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是可以反映的。因为，有时人的潜意识里头也非常真实地反映着这个人的情操、灵魂、志趣、境界。但是把它夸张成主要的、首先的甚至唯一真实的，并认为人的正常的思维判断反倒是不足取、无关宏旨的，那就成了蒙昧主义、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了。”“对这种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东西，我是反对的。我从来不否定思想，谁能够完全不用思想呢？谁能够不用理智、思想来指导自己④的行动呢？新时期之初以王蒙等为发端的作家对意识流的应用正是带着改造传统文学样式，“创造更丰富的文学样式”的实用理性而学习意识流的。王蒙、张贤亮等作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作家，他们以推动社会发展和促进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为己任，对于意识流的吸收打上了他们鲜明的实用烙印。王蒙曾说：“我们搞一点‘意识流’不是为了发神经，不是为了发泄世纪末的悲哀，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美丽、更丰实也更文明的灵魂。”⑤所以王蒙是站在“以我为主”的接收立场和价值取向上进行意识流的创作，意识流的众多技巧中，“心理时间”、“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最本质的区别是：精神内核不一样。理性的高扬、对苦难的隐忍克制是王蒙小说中意识流的精神内核。《布礼》写钟亦成在政治斗争中巨大的心灵创伤和磨难，却始终坚持着赤诚的信仰，向社会主义的祖国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春之声》写岳之峰坐闷罐子车心里的种种感慨，最后贯穿主题的仍是一曲洋溢着希望和乐观的“春之歌”。《风筝飘带》表现了在如此贫困的条件下，青春仍是美好的，仍然是充满希望的。

新时期，王蒙在自己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技巧，但凭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他摒弃了西方意识流中的糟粕，所以说他的这一系列小说色彩应该是“春”色的，虽然，还残留着冬的冷酷，但还是洋溢着春的气息和希望。王蒙的这种批判继承外国文化以及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的精神值得后辈学习。

第二篇：王蒙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

王蒙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 胡伯仲

［摘要］可以说，王蒙是解放后中国大陆第一个引进意识流的作家，是他让新中国大陆读者知道了什么叫意识流。王蒙也因其在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1983年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6年至1988年任中国文化部部长，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备受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纵观近两年的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对王蒙这些作品的技巧特色、非情节化特征和语言特点比较关注。

［关键词］王蒙；意识流小说；近两年研究；

王蒙新时期的作品指的是，文革结束后，王蒙以作家身份重返文坛发表的作品。意识流作品则是指这一时期，作者借鉴西方意识流的创作技巧如内心独白、非情节化等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总结起来说有《布礼》（1979）、《蝴蝶》（1980）、《春之声》（1980）、《风筝飘带》

［］（1980）、《海的梦》（1980）、《杂色》（1981）、《相见时难》（1982）5。王蒙的这一系列小说，因其对现实主义的打破和现代派技巧的运用，而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迅速引起了王蒙研究热。可以说，王蒙是解放后中国大陆第一个引进意识流的作家，是他让新中国大陆读者知道了什么叫意识流。王蒙也因其在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1983年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6年至1988年任中国文化部部长，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备受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纵观近两年的对王蒙意识流小说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研究者对王蒙这些作品的技巧特色、非情节化和语言特点比较关注。

一、王蒙特色的意识流技巧

尽管评论界都认同上述作品的意识流身份，但王蒙自己却不这样看，“王蒙一直不承认自己的小说是意识流小说，甚至不承认运用了意识流手法”。在《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中王蒙自己说到：“我没有好好研究过意识流”，“我写的是不是意识流，我还不知道呢”[6]。他甚至说他自己也没有认认真真读过几本意识流作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王蒙确实用了意识流的一些技巧，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明显的特点。有人认为，同西方的经典意识流作品相比，王蒙确实和他们一样“都使用了内心独白、象征暗示、蒙太奇等艺术表现手法”，“他们还同时使用象征来揭示主题”[1]。其次，有人认为王蒙也同他们一样，采用非情节化的手段来结构文章。“80年代初，王蒙是利用了小说的这一特质，发挥自己的才华，展现了小说的新面貌。”[4]“他们的小说都有意淡化情节”，“意不在编织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1]。

但由于王蒙个人的人生经历及其生存地背景的不同，他的这些作品又表现出极浓的个人特色，或者直接说，中国特色。有人认为，在主题基调上王蒙就同西方作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方的意识流作品，意在“表现当时具有压倒势的混乱和不安的思潮、感觉和情绪”，他们的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处于困顿、孤独和恐惧之中”[1]。而王蒙的这些作品，则依然表现出一种“少共精神”，在其作品中能明显看出革命的痕迹，其作品反映的也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另外，也有人从中西背景的差别、小说内部结构处理的情理之别来分析二者的相异之处。

二、非情节化

非情节化意即淡化情节，忽视故事情节的重要性。如意识流代表人物英国作家伍尔夫的代表性作品《墙上的斑点》、《海浪》、《达罗卫夫人》等等。王蒙的这些作品也有也有这种特  指非情节化。作者注。点，其作品“多为主人公的一段经历：陈杲找人办事（《夜的眼》）、素素与男朋友会面（《风筝飘带》）、曹千里骑马在路上（《杂色》）、科级干部探亲在车上（《春之声》）等只做事件叙述从而串联全篇，意不再编织曲折离奇情节。相对而言，《布礼》、《蝴蝶》中的故事多了一些，但也未产生错综复杂的吸引力，重在人生体验”[1]。

有人对王蒙的这些意识流作品进行话语类型分类，以动作、时间及二者的关系为标准划分为五类，然后发现王蒙的这些小说中的意识流话语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该作者以王的《春之声》为例说“通篇以主人公岳之峰的思绪来行文，忽而现在，忽而过去；忽而城市，忽而乡村；忽而国内，忽而国外。通篇都是这样腾挪跌宕，一幅幅画面接连闪过，给人以毫无头绪之感，但当读者仔细体味时，便会发现，这一幅幅画面不是按时间顺序组接，而是与岳之峰的思绪相关联的。因此说，《春之声》这篇小说打破了以往小说按时间叙述的直线性思维的常规，而呈现出一种网状的结构，这样的时空交错明显是以空间变化来结构全文的。”[4]

也有人对王蒙的这些作品进行结构性分析后发现，其小说多打破传统的线性结构，而呈现出发射性结构特点，因而几乎没有情节可言。但即使这样，大部分人对王小说的这一特点持肯定态度。“虽然这种写法乍一看令人不知所云，但这样写的确是很精练，内涵比较丰富，比较耐人寻味，而且更富于真实感，它不是被提纯、被装在瓶子里的蒸馏水，而是无边无际的蓝色大海里的一瞥。如今，生活是愈来愈发出雄浑多样的音响了，愈来愈表现出瞬息万变的节奏了，为了表现生活的这种特点，为了在短小篇幅中表现出更多更多的内容来，于是作者运用了一种全新的手法——“非情节化”的手法，来结构文章。”[2]

三、新奇的语言

王蒙本人十分注重语言的运用，他的这些意识流作品往往在修辞、句式、语体等方面不同于常规，并且勇于打破常规而呈现出新奇的特点。在修辞上，有人认为王的这些作品的不落俗套的排比和比喻是其语言的很突出的一个亮点：

“第一，王蒙小说的比喻是非常独特的，给人留下深深的印象：

于是她尽情地刷牙漱口。她发出的声音之响，好像一列火车开进他们的院子，而她洗脸的声音好像哪吒闹海。

——《风筝飘带》

我爸爸的身材瘦长，脸长得像一个倒置的等腰三角形。——《深渊》

说素素洗脸刷牙之响不无夸张，然而，却是真实的，说脸长且瘦，不说像猴子却说成倒置的等腰三形，准确而独到，新颖而形象，读了他的这种比喻，你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第二，王蒙小说的比喻用群众生疏的比喻是常见的。

她的脸绷得严实，好像是采用了最新技术进行无缝焊接似的。——《悠悠寸草心》

他白白胖胖，好像富强粉烤制的面包，一种应该推广的食品。——《风筝飘带》”[2]

在句式上，有人认为，王蒙的这些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长短句恰到好处的错落。有人认为王的作品中的长句往往蕴含大，语气连贯，条理清楚，陈述和限制得细致和准确，认为王的这种长句往往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思想，“王蒙小说的长短句语言并不是那么单调，一味的傻长的，而是长得巧、长得好、长得有味，是借助于多种语言手段组织的优美的长句。

‘他们还能理解我们的像春天的雏燕，像折了翅膀的小鹰，像被大风吹来吹去的蒲公英，像刚浇过粪稀的萝卜缨，像奔腾泻下的瀑布，像乱石里转变的流水，像凌晨四点钟顶着鲜红的肉冠子打鸣的雄鸡，像正在脱毛的秃秃的小鸡，像在天中爆响的二踢脚，像冒烟又滋拉滋拉地响的湿柴禾上的火苗子，像含苞待放的鲜花，像被虫子咬得缺了瓣儿的花朵一样的青春吗？——《深的湖》’”。[2]

文学概论教材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天才为文学立法”。我认为王蒙在他的这些作品里就是以其独特的风格，为文学的创新立“法”。

当然也有人指出了王蒙作品里的不足之处，“王蒙忽略了从非理性层次上认识人、从自然状态中书写人的层面, 这就使他的小说缺少感性内容。理性行为确实能够规范作家的创作思想沿着健康发展的轨道行进, 但是理性的框架也确实‘规范’了作家在创作天地间驰骋。”[3]在我看来，这也是比较中肯的批评。自然，关于王蒙的这一系列别具一格的作品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更深刻的研究，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有见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

［参考文献］

［1］ 郑德聘.伍尔夫与王蒙意识流小说之比较［J］.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2］ 李春.王蒙新时期小说语言运用探析［J］.当代文学，2009（6）.［3］ 金红.王蒙新时期意识流小说论［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4］ 刘慧敏.王蒙小说的“非情节化”解读［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5］ 叶向党.王蒙“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6］ 王蒙.漫话小说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转引自[3]

第三篇：王蒙与东方意识流(毕业论文)

本科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王蒙与东方意识流

姓

名： 学

号： 系（部）： 专

业： 班

级： 指导教师：

完成时间： 2012 年 04 月

王通 2008011106 中文系 汉语言文学

2008级1班

陈平

邢台学院2012届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

西方意识流文学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它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许多作家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了小说创作，其中王蒙是中国当代意识流小说实验的重要参与者。在他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很多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以心里时间结构作品；联想手法的运用；内心独白的大量使用；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的感官描写等。但是王蒙的意识流不是对西方意识流的生搬硬套，而是根植于本土传统文化，很多方面表现出东方化特征：王蒙的小说所传达的是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他的小说是有着“艺术的节制”；与外部世界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小说人物的意识也是有着一定的逻辑性﹑规律性等等。王蒙以拓路者的身份重登文坛，他以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积累，创造性的写作实践对意识流东方化的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关键词：王蒙；意识流；小说；东方化；作用

邢台学院2012届本科毕业论文

Abstract The Wester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in twentieth Century is an important literary school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t has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Nineteen seventies end at the beginning of 80 time our country many writers use the techniques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f novels, in which Wang Meng is a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f the important experiment participants.In his works can be found in many of the technique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 mind: temporal structure works;associative tactics;inner monologue a rich sensory description.But Wang Meng'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han on the Wester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f apply mechanically, but are rooted in the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many aspects of oriental features: Wang Meng's novels are conveyed a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his novels with“ art control”;and the external world has more or less Association;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consciousness also has a certain logic, law etc..Wang Meng Road extension identity to re-board the literary world, with his rich life experience and life experiences, creative writing practice on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process of the East has played a huge role in promoting.Keywords: Wang Meng;stream of consciousness;novel;oriental;role

邢台学院2012届本科毕业论文

目 录

前言 „„„„„„„„„„„„„„„„„„„„„„„„1

一、当代文坛的新突破„„„„„„„„„„„„„„„„„1

二、王蒙意识流创作特征„„„„„„„„„„„„„„„„2

（一）以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2

（二）内心独白的大量使用„„„„„„„„„„„„„„„„„3

（三）自由联想手法的大量运用„„„„„„„„„„„„„„„3

（四）象征手法的运用„„„„„„„„„„„„„„„„„„„4

三、王蒙意识流东方化„„„„„„„„„„„„„„„„„5

（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5

（二）意识流动和外部世界交融，精神与现实结合„„„„„„„5

（三）有艺术的节制，总是体现着规律性„„„„„„„„„„„6 结论„„„„„„„„„„„„„„„„„„„„„„„„„7 致谢„„„„„„„„„„„„„„„„„„„„„„„„„8 参考文献„„„„„„„„„„„„„„„„„„„„„„„9

邢台学院2012届本科毕业论文

前 言

意识流作为西方一个重要的现代文学流派，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极大地影响了二战后的大量现代文学流派。意识流小说在充斥着思想危机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与是强着重表现自我的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背景下产生，同时在手法上表现出侧重描写主人公的幻觉、梦魇、暗示、自由联想等特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以大浪之势来袭，并影响了我国的当代文坛，王蒙便是我国敢于开先河的作家之一，他吸纳了西方意识流写作在表现技巧上的特长，并为中国当代文学向现代写作的进发拓宽了道路。王蒙在创作上的摸索为新时期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借助意识流手法，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得以变革，进而将当代小说创作引向了现代性变革的历程，使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借鉴西方文艺所理论，并将西方意识流进行东方化创新，为意识流的东方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当代文坛的新突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重建了中西文化交流，各种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流派和创作手法又一次影响到我国。相较于“五四”时的中外交流，对西方现代主义更加系统与全面的介绍击破了“文革”思想的束缚，人们的思维更加活跃与开阔，创作主体思想的深化也在此时进入爆发的阶段。新时期的作家们乘着这股东风，掀起了探索小说创作的大浪潮。以茹志鹃为首，她于1979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作品以“大跃进”时期的生活与解放战争的历史场景双重叠加的方式，结合主人公恍惚的意识作为结构线索，为读者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鲜阅读感。而王蒙也清晰地认识到现实生活中社会大众在内心世界与思想上存在的急剧与复杂的表征，他也预见性地认识到，只有全新的创作方式才能真切地表现当下变化着的社会与生活。1979至1980两年时间，王蒙大胆地以西方意识流手法完成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包括《布礼》、《风筝飘带》、《春之声》等，统称为“集束手榴弹”。“王蒙的这六篇小说连同他以后创作的意识流小说重新开始并加速了已中断多年的意识流文学东方化的过程，使之以全新的面貌与格调出现在古老的东方大地”[1]。

王蒙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意识流专家，他主张把意识流放在适当的位置上来看待。王蒙曾在其作品《蝴蝶》的英、德文译本的序言中为自己解释到：“我作为小说家就像一只大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腰。你扣住腿，却抓不着翅膀”[2]。这几句形象的字句最能诠释出王蒙切实而朴素的意识流观：“我不否认我有所借鉴”[3]，但“我吸收融合一些东西是为了表达我和我这代人的思想情感”[4]，“我反对神秘主义、无思想性和非理性主义”[5]„„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王蒙将世界观的作用视为重头，他对人类内心的发掘呈现出规范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他对中国意识流的拓充绝不是对洋货的照搬不误，而是用自己的创作体验进行实践，例如不遵循西方意识流对人物深层心理的挖掘，而是深入探索在历史的沿革和社会的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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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79年的《春之声》就是较早的有代表性的一篇。对于这篇小说，王蒙自己说：“我打破常规，通过主人公的联想，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笔触伸向过去和现在，外国和中国，城市和乡村。满天开花，放射性线条，一方面是尽情联想，闪电般的变化，互相切入，无边无际；一方面，却是万变不离其中，放出去又能收回来，所有的射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端点，那就是坐在八零年春节前夕的闷罐子车里我们的主人公的心灵”[]。这位主人公是物理学家岳之峰，这是一位胸怀“救世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小说中，主人公从异国考察满目繁华的现代化景象，回到依然满布贫困与破败的国内生活，在从刚刚启动现代化步伐的城市，乘上上个年代留下来的“闷罐子车”，在挤挤撞撞熙熙攘攘的乡下人群中回农村老家探亲。时间不过数日，空间变化的落差却如此之大，这样的落差不能不给主人公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对现代化的期盼焦虑，对已经“解冻”的社会景象的兴奋与欣慰，这二者以一种十分矛盾的状态纠缠在这位知识分子的心头。这是一个具有较高远的视野和情怀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心态。作品通过岳之峰的意识流动的展示，准确而复杂地触及到了整个时代的脉搏。结构上，外部故事的行进不再是小说的线索，主人公的情绪变化、心理活动、意识跳跃成为连接的枢纽，在时间与空间的交织、思维的动态转变以及象征等多重手法的运用下，展现出全新的结构模式与时空观念，小说的创作在叙述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阔与自由，为新时期的文体革命做出了开天辟地的转折。

二、王蒙意识流创作特征

（一）以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

小说以人物意识流动的时间而不是故事发生的时间来组织作品，借主人公流动的意识将现时与过往重叠，文本的时空跨度被拉长，内容的承载量也有所增大。譬如作品《蝴蝶》中主人公的13段生活就用交错的13个小标题来反映给读者。小说中，告别了小山村还有秋文和冬冬等乡亲们的张思远，恍惚地在巅簸的小车中前进，而他的思绪也失去控制四处驰骋，往昔生活的琐碎也一点一滴地浮现在意识的河流中：过去——现在——城市——山村——张副部长——老张头，自由地跳脱于时间和地点。小说展现了张思远在多个时期内心的苦楚、自省和走向灵魂复活的多重态势，描写张思远的心理活动时, 个人命运的变迁与30年的政治风云丝丝入扣地关联着，并牢牢地牵动着张思远的婚姻家庭变化：与海云的相恋、结合甚至分离，与秋文禁于友谊内的思念，与儿子冬冬的冲突及父子真情，与美兰缺失爱情的婚姻等等。主人公意识上的弹跳性从深层上展示了张思远——张书记——张老头——张副部长之间的灵魂斗争。同样，《布礼》也以心理时间作为结构进行创作，主人公钟亦诚的意识在错乱的时间点：“六六年元月”，“四九年一月”，“五七年十一月”里来回转变，脱离了传统以故事发生时间顺序来创作作品的手法，吸收并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以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的特点，给人一种崭新的感觉和体验。

（二）内心独白的大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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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流作家在现实主小说中常常忽视对人物内心的刻画，而过于注重人物动向、环境变化及情节发展的构造。而王蒙则着力破除这种小说模式，主张深入人物的意识世界。在《春之声》中，王蒙使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技巧，思维上下翻腾数十载，奔腾数千万里平地，并以个人的特殊经验与丰富的记忆，表达出新生活的来临所带来的独特感受。主人公岳之峰作为出国考察归来的知识分子，首次乘坐“闷罐子”车的感受被转述成内心独白：“谁让他投错了胎？地主，地主！一九五六年他回过一次家，一次就够用了——回家呆了四天，却检讨了22年！而伟人的一句话，也够人们学习贯彻一百年。使他惶惑的是，难道人生一世就是为了做检讨？难道他生在中华，就是为了做一辈子检讨的么？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作者通过内心独白的运用表达了人物的无限感慨，在失望痛苦中又看到了希望，其中包含着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作品《蝴蝶》中的还有一段独白：“我请求判我的罪。你是无罪的。不，那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便是海云青春和生命的挽歌，从她找到我的办公室那一天起，便注定了她的灭亡。是她找到的你。是她爱的你。你曾经给她带来幸福。我更给他带来毁灭”[]。看似说的是海云，实际却是作者与海云、“我”对于内心狂热做出的井然有序的合鸣。

（三）对自由联想手法的大量运用

王蒙意识流作品的又一个特点就是对自由联想手法的大量运用，这也是对西方意识流的一种借鉴。比如在《春之声》中，闷罐车里的噪音和铁轨的撞击声让岳之峰的脑海中出现了一系列意象，这些意象有一定的相似或相关，表面上它们并没有明显的关联。由列车启动的启动声将岳之峰拉入联想的世界，第一幕的童年是他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的反映；“旱烟叶发出的辣味”和“汗味”带给关于不同气味的想像，例如南瓜香激起他关于火车站的小吃和土特产的联想；列车运行“那愈来愈响的声音”带来关于下冰雹声的联想，进而想到黄土高原上打铁的铿锵声，歌曲《泉水叮咚响》的旋律也紧接着映入脑海，接着思绪又飞到广州凉棚下随风作响的三角形瓷板，叮咚的声响萦绕心头；闷罐子车里面的比肩继踵又让岳子峰想到王府井街头的人流，还有相反的看不到人头的汉堡街道，再到火车站的熙熙攘攘，解放前去请愿也没有的这么多的人„„这种不断转变角度的自由联想没有了以往时空上的束缚，把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表现得更为广阔。

（四）象征手法的运用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中有着高度的象征意味，例如作品《风筝飘带》中的风筝飘带，是不懈追寻的精神和积极前进的象征，也代表着素素童心的稚嫩与纯洁善良，是素素与佳单纯爱情的见证；在作品《海的梦》中，主人公梦恋多年的大海代表着青春与朝气，代表着自由与飞翔，还有美好而充满奇迹的未来；作品《蝴蝶》中被碾碎的小白花实际暗喻着海云的生活遭际，韭菜则反映了新生与命运的转机。

《布礼》就是一部以时间为结构的作品。《布礼》即是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这一题目首先就含着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与爱情、事业、信仰等同时降临在钟亦成的生命里。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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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中关于时间的标题超过二十个，这些时间详细得让我们只能认为这样的交错排列是作者的特意安排。作品以“一九五七年八月”这个与王蒙息息相关的时间作为起点，当年5月时毛泽东发表《事情正在其变化》并开展“反右”运动，王蒙与他笔下的钟亦成就在这次“反右”风潮中被流放。王蒙说当时天气奇热，主人公钟亦成却在这样的天气里感觉到一阵阵的冰冷刺骨，只因他的一首诗无端牵扯出反共意识，让本有着长年革命斗争经验的钟亦成也不禁劲背一抖：“一辆汽车横冲直撞，开上了人行道，开进了百货商场；一个强盗大白天执斧行凶，强奸幼女；挖一个三十米深的大坑，把一座大楼推倒在坑里；抱起一挺重机枪，到小学课室里扫射，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也不见得比这篇批判文章更令钟亦成吃惊。白纸黑字，红口白牙，我们自己的报纸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弥天大谎？所有的那些吓死人的分析，分析的是他和他的小小的诗篇吗？他听到了自己的骨渣声，那位评论新星正把他卷巴卷巴放到嘴里，正在用门齿、犬齿和臼齿把他嚼得咯吱咯吱作响”[]。王蒙在钟亦成关于政治危险的体验中将众多夸张化了的意象组合在一起，看似毫无关联，实际选用诸如“横冲直撞的汽车”、“执斧行凶的强盗”等等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在这些对于钟亦成有着莫大意义的转折上，突显出他嘴里那篇文学批评所带来的心理震动之大。

除以上所描述的几种技巧外，内心分析、蒙太奇、梦境描写等等明确的意识流手法王蒙同样也有所运用。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现代主义文学在王蒙作品中大量运用意识流写作的积极影响下，在小说创作的进程中又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三、王蒙意识流东方化

每一种文学形式流入他国时都会在不同地域的影响下产生或多或少的改变，照抄式必然不能长久存在。王蒙很好地借鉴了“拿来主义”，植根于传统中华文学的同时，自觉把和意识流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东方意识流”。在王蒙看来：“你写意识流，必须有生活依据。不是胡扯淡，得符合心理活动的规律，要有社会根据，不能与个人、社会、时代、民族的特点分开”[6]。“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只有既保持自己本土的族群特色，又不断地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中对其加以吸纳才能得到发展”[7]。

（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中并没有表现出西方意识流小说固有的病态，比如在《春之声》中：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从国外考察返乡，乘坐着条件恶劣的闷罐子车，本该心情不快之时却听到有人放德语歌曲，又激起他兴奋的心情：“谁在吃南瓜？！城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没有见卖熟南瓜的呀。别的小吃和土特产倒是都有花生、核桃、葵花籽、柿饼、酸枣、绿豆糕、山药、蕨麻——全有卖的。就像变戏法举起一块红布，向左指上两指，这些东西就全没了，连火柴、电池、肥皂都跟着不见了。方言的浓度在旱烟与汗味之间，既刺激，又亲切。还有南瓜的香味哩！短缺。现在呢，一下子又都变出来，也许伸手再抓两抓，还能抓出更多的财富”[]。王蒙在作品中极力表现人物意识的流动性，这就使作品向四面八方放射出多条线索，人物的思绪不爱时空束缚，可以在古今中外各时各地随意奔驰，但都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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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起点或共同点，即闷罐子车里的岳之峰的内心。自由的“意识流”的运用可以映射出广泛的现实生活，并在各种联想中体现出一系列的反差与对比，如中国和外国，车厢中的破烂糟糕与美好的童年时光，闷罐子的老旧与火车头的崭新等等。但更重要的对比则是代表着落后的闷罐子车里，却出现了先进的在放德语歌曲的录音机，王蒙通过跳跃的意象对改革开放吹来的新风与生活的好转进行了歌颂，表现王蒙在意识流创作上的积极心态。

（二）意识流动和外部世界交融，精神与现实结合

西方意识流写作中习惯于挖掘人物在潜意识层面的活动，人物沉浸于意识中并无其他，而王蒙则在描写人的意识流动时主动涉及外部世界，注重精神与现实性的交融。例如《风筝飘带》的开篇：“在红地白字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挨得很挤的惊叹号旁边，矗立着两层楼那么高的西餐汤匙与刀、叉、三角牌餐具和她的邻居星海牌钢琴、长城牌旅行箱、雪莲牌羊毛衫、金鱼牌铅笔„„接受着那各自彬彬有礼地俯身吻向她们的忠顺的灯光，露出了光泽的、物质的微笑。瘦骨伶仃的有气节的杨树和一大一小的讲友谊的柏树，用零乱而又淡雅的影子抚慰着被西风夺去了青春的绿色的草坪。在寂寥的草坪和阔绰的广告牌之间，在初冬的尖刻薄情的夜风之中，站立着她——范素素”[8]。范素素站在广告牌下联想到了油烟、蒜泥、葱花，还有相距甚远的鲜花、祝贺、一百分，甚至也有检阅、热泪、抡起皮带嗡嗡响这样与前边没有瓜葛的意象，这些零碎的种种如缩略图般临摹出了她在现实生活与共和国齐步前进的生命际遇，她的理想在不平坦的现实世界中的流失的过程一展无遗。这里，王蒙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描写折射出了主人公范素素的主观意识，将外部世界的景、物和精神世界的内心结合了起来。王蒙的小说有西方意识流写作深度刻画人物内心特点，但又摒弃了意识流几近完全排外的弱点，加入了反映着人物情感的自然风物与多彩的现实生活，现实性的写作同时又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增加了法码。

（三）有艺术的节制，总是体现着规律性

西方意识流小说完全按照人物的意识动向与思绪变化对故事进行组织，带有极大的随意性与非逻辑性，也就导致关于人物深层的表现显得变化多端而突兀。而王蒙小说却并不遵循这一规律，他笔下的人物的意识流动表现出受到相似或因果等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意识跳跃，就像风筝一样，即使风再大，飞的再高，也被线绑着始终相连。比如作品《春之声》中所描写的岳之峰在闷罐车上的一堆随想：微微摇晃的车身让他想到童年的摇篮，闷罐子车让他回忆起三小时前刚坐的飞机，接着想到自身的地主成份和22年的检讨，南瓜香飘来让他想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德文歌曲让他想到遥远的法兰克福的孩子，西北高原的荒凉，解放前北平的联欢，解放后的北京„„这些意象并无定性，但总的都在反映国家虽然还是落后的景象，但相较于过去已经好了很多。又比如《蝴蝶》中，张思远的跳跃异常，但王蒙并未将他的思路作为线索进行故事叙述，而是在张思远的的意识流动中的倒叙里，借由他的意识流向引发大部分情节，并保持着事件发生的大致顺序，“海云”——“美兰”——“东东”——“山村”——“秋文”——“上路”——“枣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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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桥梁”，同时搭配心理时间的结构，把张思远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件进行提前与放大。由于真正穿针引线的并非主人公的意识流动，而是借此叙述的故事发展逻辑，所以《蝴蝶》虽然一片意识流手法的强烈视觉感，但并没有呈现晦涩或杂乱感，反而使故事在叙述中更显跌宕起伏，体现了王蒙对西方意识流的继承与对意识流东方化的创新。

结 论

曾经紧闭的中国文坛的大门在王蒙的躬身探索下豁然大开，为新时期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它不仅变革了读者习惯性的审美，同时将传统现实主义的内容进行了扩充。用时序来反映生活的写作方式开始退居二位，以人物意识活动反映生活的艺术形式被发掘，文学创作开始在客观讲述故事的基础上逐渐深入地、全面地描摹人物心理世界，使得新时期小说在实践中有了更多样的变化，并拓展了小说形态的宽度，加强了中国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交融。可以从王蒙越发娴熟饱满的意识流作品中看出，他的意识流并非杂乱而无章法，而是理性节制下的有意识，是吸纳了西方意识流的成果并结合了本民族浓厚文化底蕴所产生的新体制。王蒙在个人的意识流创作上与西方意识流有着一定的相似，但更多地结合了中式的文化蕴藉与思维，在自由联想、时空重叠、情感跳跃等艺术手法的上均渗透着个人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思索，可以说王蒙的意识流吸引了西方文论的精华，并融合中国文化做了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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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整个论文的完成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陈平老师，是他给我的论文指明方向，并不辞辛苦的耐心改正。论文改了好多次，每一次都是把论文发到她邮箱里，老师白天上班晚上才能上网修改，每一次都是改到很晚。陈老师每次修改都很认真，语气随和地把论文的不足之处一一指明，当我遇到困难时她就帮我查找相关资料，这给我很大的帮助与鼓励，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我不断地了解学习相关知识，并懂得了只有严谨认真，对自己要求高一点才能有所成就。陈老师多次主动联系我指导我的论文，她的重视和关心我真的难以回报。还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组的老师们，任慧群老师、徐立新老师等等，同样给了我很多论文上指导与帮助。当然也要感谢我身边的同学和朋友，感谢他们给我提出的意见和想法。是这些人让我的论文更加充实，更加真实，更加完善，因此在此对所有帮助我指导我的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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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李春林.东方意识流文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99.[2]王蒙.从实招来[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3][5]王蒙.漫话小说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4][6][7]王蒙.王蒙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2001.[8]王蒙.风筝飘带，王蒙代表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68.8

第四篇：王蒙小说创作

试论王蒙的小说创作 1)王蒙的小说： a)70年代末，80年代初：《夜的眼》《春之声》《布礼》《蝴蝶》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写，揭示了当时存在夸大政治斗争作用的不正常气氛，揭示了那些善于玩弄权势，陷害同志的人物的阴暗心理，运用意识流的手法以人物的心理活动为线索，着重揭示人物内在的心理世界

80年代中，《活动变人形》文化批判色彩90年代《恋爱的季节》《事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 b)1)艺术特色：

他在西方现代派的基础上,率先借鉴西方意识流方法，对旧有的小说形式进行改造，他尝试以现实主义为主题，以意识流辅助技巧为手段，创造出一种心流现实主义的小说，小说的主题仍是人物和故事，但侧重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在注重实践逻辑联系的主题上，有限的使用空间的自由组合，在叙述方式上，他将传统的第三人称全文叙述，于意识流的内心分析感觉分析，感情独自相结合，不同的手法之间转换自然，显示了作者运用意识流的圆熟，他还多方面的借鉴现代派的各种方法和技巧，比如西方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

荒诞小说 朱慎独“沐浴学”《沐浴学发凡》

讽刺那些国内为研究而研究的风气，批判国民性中盲目拉拢权威，将正常的生活家易变性，将丑陋的更丑陋，由此加以批判 2)在语言上为了显示意识活动的特点，作者放弃了对语言的完美对称的追求，取而代之追求语言的多样化和陌生化，语言单位之间常出现大幅度的跳跃，断裂，悖反，有些小说界见了相声的话语方式，语言俏皮夸张，调笑成分很强，杂文语体，文言句式，民歌民谣常出现于作品中，语言密度相当大，往往由一个话题引起，语意相关或相近的词语在文章中不断出现追求表现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感受。幽默是王蒙小说创作的重要语言风格，作者在反映不合理的现象是，经常夸大生活中荒诞可笑的一面，表现出强烈的幽默感

王蒙小说创作 对王蒙的介绍

1958年，王蒙因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复出。新时期初，王蒙以一组历史创伤记忆作品重新走上文坛，主要有《最宝贵的》、《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相见时难》等。除了历史反思作品，他的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如《夜的眼》、《深的湖》、《说客盈门》、《风筝飘带》等和一些寓言哲理式作品如《名医梁有志传奇》、《坚硬的稀粥》、《球星奇遇记》、《来劲》等，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90年代以来，他的“季节系列” 长篇小说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1、王蒙的现代小说艺术实验 王蒙的超于一般作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像别的作家那样简单地提出问题，而是善于领会生活对艺术的启示，将对生活的思考与艺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同时积极接受外来的艺术影响，这使他的创作处于常新的状态，永葆生机和活力。

王蒙认为：“对于作家来说，探索生活，就要探索人的精神世界。”

2、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小说

主要作品：《布礼》、《蝴蝶》、《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风筝飘带》、《相见时难》等系列作品。

关于意识流：所谓的“意识流”，是指19世纪末出现的，盛行于20世纪20—40年代的英、法、美等国的现代小说表现手法，它重在表现人物的内心意识活动，常常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自由联想、意识跳跃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意识的自然流动来结构全篇，在文本结构上显得腾挪跌宕，时空倒置、自由。这种“意识流”文学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如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唯意志论等，又为它提供了哲学思想基础。像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沃尔夫的系列作品等都是意识流的代表之作。

王蒙的“东方意识流”与西方意识流的差别：王蒙对西方“意识流”的借鉴、运用，只是基于方法、技巧层面上的接受，是为着内容表现的需要服务，没有将它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因为很明显，现代西方的“意识流”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以无中心、无主题、无意义为特色，而王蒙的创作，则是在明确的思想指导下的艺术创造过程，表现既定的主题和特定的思想意义。正因为这种区别，王蒙的这些作品又被称为“东方意识流”小说。3.王蒙反思小说的创作特色：

⑴ 对“伤痕”文学的超越

不同于当时普遍的对文革苦难的揭露、控诉，王蒙很快实现了对“伤痕”文学的超越，直接进入到对造成文革灾难的社会、历史与人性根源的反思。

⑵ 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灵现实

他的小说淡化历史创伤记忆，更多地关注历史灾难过程中人物的心灵现实，刻意展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的内心情感波动。

⑶ 宽容的历史态度，从历史灾难中总结经验教训

他没有把历史灾难的责任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某场政治运动，而是从历史的主客体双方寻找原因，找到彼此可以谅解的地方。这种宽容的历史态度，使他对历史不进行简单的道德评断，而是着意于揭示历史灾难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教训。

⑷ 革命理想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

他既执着于对自己青年时代革命理想信仰的坚定追求，又不断地对这种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进行反思，指出它在实现上的艰难和前途的光明，表现出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出于对革命的信念，他既认识到现实的力量，又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超越，避免了当时那种普遍性的感伤。

⑸ 所有的这些，形成了王蒙反思小说的特有的理性思辨色彩。⑹ 同时，自身的特殊经历，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第五篇：王蒙小说在八十年代叙事中的意义专题

王蒙小说在八十年代叙事中的意义

【作者】徐妍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新时期，重新复出的王蒙以小说的形式参与了80年代集体记忆的建构。激情与梦想，是王蒙小说80年代叙事的关键词。它们与80年代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共名”关系。但饶有意味的是：王蒙当时的小说明显区别于80年代文学界的主流话语，因为它们叠加着王蒙独异的个人记忆。正是这种差别，既提供了王蒙小说从悖论到“清明”的可能性，又让我们重新思考80年代文学的意义。火》（1984年）、《来劲》（1987年）、《坚硬的稀粥》（1989年），都反复出现激情燃烧的诗句。这些句子的微妙和力量主要显现在：在主流文学界看来根本无法避免伤痛的地方避免了伤痛，在主流文学界难以逾越的地方进行了逾越。当主流文学沉湎于历史的伤痛性记忆而难以自拔之时，王蒙小说却以理想主义情怀叙述自己的无怨无悔。当主流文学界徘徊于故事小说与性格小说之时，王蒙率先开启了意识流的心理小说。

但是，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从来没有纵容激情，或者说，充沛的激情始终配合以强大的理性。对于这一点，同是作家的曹文轩分析得非常透彻：“八十年代的中国心理小说，既不夸大本能和直觉，也不轻视客观现实，理性的光辉始终照耀着心理王国，而引起心理产生各种变化的又正是客观现实——心理是客观现实的聚光点和光的折射棱柱。《蝴蝶》、《春之声》、《海的梦》莫不如此。”⑦正是由于理性的把握，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如是看待“八十年代”：我们付出巨大牺牲不是为了倾诉伤痕，不是为了以文学的形式唤起人们怜悯的情感。恰恰相反，在这个失而复得的“天堂”中，“政治”被解释成一种重新焕发的生命激情，一种与主流文学话语同构的承诺。

也正是由于理性的把握，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不仅认同，而且先行于80年代文学界的主流话语。譬如：1980年8月，王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召开的王蒙作品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描述了“八十年代”未来图景：“我觉得随着生活的复杂化，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它会越来越多要求多线条、快节奏的结构。”⑧这样的观点，在政治刚刚解冻之时，不能不令人叹服其预见力。可以说，80年代文学界的诸种文学现象，王蒙大多前瞻性地有所预见、有所实践。其身体力行的文学实绩正如王蒙在90年代的回顾：从现实主义的回归到现实主义的开拓和超越；从突破题材的禁区到改变题材的观念；从主题的丰富和实在到主题的化解；从风格的被承认到风格的难以捉摸；从语言的生活化到语言的艺术化⑨。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王蒙的自身经历不可忽略。王蒙一路从“高处”走过（十四岁入党，解放初期就立下了“职业革命家”的志向。1978年以后历任作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自然有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当代作家所少有的高度、力量和目光。这种“高处”的视角，使得80年代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虽然与大多数80年代作家一样，书写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但正如“政治家和思春的人写星星月亮不一样”（王蒙语），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在认同于80年代文学界主流话语之时又有所疏离。

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除了激情，还有梦想。因为激情与梦想原本为一体。或者说，“天堂中的政治”之于王蒙，与其说是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信念”，不如说是一个神圣的“梦想”。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固然关怀现实世界中的政治，但也同样追求理想世界的梦想。这样，“天堂中的政治”一方面指向意识形态层面的大叙事，另一方面也指向理想主义层面的大梦想。不过，这两个方面并不冲突，而是互相生成。短篇小说《风筝飘带》主人公佳原的一段心理活动体现了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立场：将国家意识形态的理想与个人的梦想统一起来。“佳原明白了。佳原也笑了起来。他们懂得了自己的幸福。懂得了生活、世界是属于他们的。青年人的笑声使风、雨、雪都停止了，城市的上空是夜晚的太阳。”⑩一对情侣没有获得房子的现实性失落被梦想所填充。这样的例子在王蒙“八十年代”叙事中随处可见。其实，“政治”和“梦想”的和谐关系不仅属于王蒙小说，而且属于那个时代的共名。张颐武的一段话语颇能传达80年代的集体记忆：“八十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当时大家对于未来并不完全清晰和明确，却有一种对于变革的强烈的共识。当时人们对于文革时代的痛苦和压抑记忆犹新，大家都愿意寻找一个不同的未来。尽管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千差万别，但对于变革的渴望，对于新的生活的期待，对于未来的承诺都是没有疑义的。那个„起点'确实是让中国人获得了新的可能和新的希望。这恰恰是八十年代最为可贵的一点。那时的物质生活仍然很匮乏，那时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很天真，那时的思想和价值很简单。但那毕竟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信心的一部分。整个国家和它的人民都沉浸在一种变革的氛围之中，大家做事可能简单和片面，却有一种自信的力量和面对未来的勇气。其实，今天想来，那个时代的共识就是今天的„中国梦'”11。

但是，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与80年代主流文学界所不同的是：大部分文学作品只是对现今、眼前的发展变化进行肯定，而对过去的伤痛性记忆进行否定，因此拒绝对过去的记忆进行梦想。王蒙小说却不仅将梦幻作为小说的结构，而且将过去的梦幻作为一种真实。这些差异意味着冒险。因为按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梦想意味着虚空和反动。然而，王蒙小说坚持以文学的本体论解释梦想的本质，即在王蒙看来，梦想是主观的真实。正如王蒙1980年8月27日写成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人们的理想、愿望、激情、想象、梦幻……都是生活中确有的，都可能是真诚的，而对于主观世界，真诚的东西都是真实的。”12这种对梦想的理解或许由于过去的生活在王蒙的记忆中不够惨烈，但更主要的是王蒙宁愿以梦想化解过去的苦痛。这种梦想叙事的写作立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50年代王蒙小说的写作，仿佛《青春岁月》序诗中的梦想重新复活。但是，如果说50年代的王蒙小说只是对梦想的形状进行单纯的描述，那么80年代王蒙小说则是对梦想的功能做出现实的回应。这一点，在中篇小说《如歌的行板》的结尾有深刻的体现。当女主人公萧玲历尽磨难，终于听到以往青春时代如痴如醉的乐曲时，竟然心静如止水。不过这种平静不是死寂，而是生发一种新的梦想：“现在，仅仅听这种透明而又单纯的音乐，是太不够了啊。我们需要新的乐章，比起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它应该更加雄浑、有力、丰富、深沉……”13梦想不是逃避现实，而是提升现实。这是王蒙小说“八十年代”梦想的形式。

当然，由激情和梦想构成的“天堂中的政治”首先是以文学的形式为前提的。但是，它也来自一种强大的文艺思想的支撑。80年代早期的“八十年代”叙事，王蒙小说主要忠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王蒙自11岁半开始，就接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14。解放后，他一直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伟大的起点”。新时期后，他的一系列创作经验谈、理论谈、思想谈都紧紧围绕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框架而展开。如《“反真实论”初探》、《睁开眼睛说话》、《生活、倾向、辩证法和文学》等文章，都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回应了当时的一些热点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支撑了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的信念。如《布礼》主人公钟亦诚在历尽劫难后仍然发出誓言：“即使谎言和诬陷成山，我们党的愚公们可以一铁锨一铁锨地把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们党的精卫们可以一块石一块石地把这海填平。”15不过，王蒙的文艺思想即便在忠实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之时，也在寻找另一种参照。1982年发表的《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人性断想》等文章透露出这种寻找。当然，这些思想尚处于零散化状态。

二阳光和忧伤的个人记忆

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固然认同、承当并先行于当时主流文学界的宏大主题，但与此同时，它也书写了王蒙阳光与忧伤相混合的个人记忆，尤其是那些远去的50年代的青春记忆总是在“八十年代”政治与革命主题的缝隙中渗透出来。可以说，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从来没有单纯地建立在80年代文化环境之中，它始终与50年代的黄金时代交错、叠加在一起。以“八十年代”的叙述视角追忆50年代，是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的特异之处，也是王蒙小说所依托的生命的福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50年代生活只有在“八十年代”叙事中才真正存在过。同样，反过来说，“八十年代”叙事只有和“五十年代”的记忆相互参照才能真正叙述。那么，50年代的生活为“八十年代”叙事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撑?或者，反过来说，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让哪些50年代的记忆浮现出来?从总体上来讲，那些与“八十年代”主流话语差异的地方，正是王蒙“五十年代”个人记忆的复活之处。换言之，正是王蒙的“五十年代”的个人记忆为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提供了精神支撑。王蒙小说在80年代的伤痛处怀念50年代的阳光，在80年代的乐观之时渗透着50年代的忧伤。阳光与忧伤的小说品质，与其说接续了王蒙50年代的叙事风格，不如说保留了50年代的个人记忆。如果说“阳光”是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忧伤则是王蒙对个人情怀的眷恋。二者的结合不仅使得王蒙小说产生了动人的情调、景致，而且建立了一个类似巴什拉所描述的“梦想的诗学”。譬如：《青春万岁》的充满梦幻与激情的序诗16与巴什拉的诗句颇为相通：“孩子是在自身的梦想中发现神话的，发现他不向任何人讲的神话。那时，神话即生活本身：我体验了生活，却不知我生活在我的神话中。”17只是，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中，阳光与忧伤的成分更为复杂。面对曾经失落的过去，面对现实的生活本身，人们是否能够追寻那些飘逝的梦想?能否在自己身上发现那阳光或忧伤的本体存在?《布礼》、《蝴蝶》、《如歌的行板》等小说中的主人公曾经被抛到世界上，被抛到消极无人性的世界里，重新获得的世界是否能够让他们回到信任的世界、有自信的生存世界、梦想飞翔的世界? 由此，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的代表作大多呈现出一半阳光、一半忧伤的精神气质。80年代前期的作品《蝴蝶》、《如歌的行板》、《海的梦》的色调、人物性格都是阳光与忧伤的组合。而且阳光与忧伤的组合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它是理性对激情的掌控。如果忧伤滑向了颓废，那将是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所批判的对象。这种叙述的平衡在王蒙的8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得到完美的表现。无论主人公有过多少伤痛和忧疑，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都竭力展现人物新的形象的光辉。《布礼》中的钟亦诚夫妇尽管蒙受冤屈，但一经平反昭雪，便不约而同地手拉手走上钟鼓楼，鸟瞰全城一派春光。《蝴蝶》中的张思远曾经在政治运动中有晴天霹雳之感，平反之后时有悲凉之气，但最终还是怀着期待迎接明天。特别是《如歌的行板》通篇都回荡着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曲，这首名曲不仅构成了小说的主题和结构，甚至它就是一种超力量的存在，正因如此，篇末小说结尾处主人公的“小资产阶级”的忧伤让位于“更加雄浑、有力、丰富、深沉”的新的乐章。这样，“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两个不同的时代统一在生机蓬勃的个人记忆中。开放的“八十年代”唤醒了黄金的“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再次生活在“八十年代”中。

但是，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和王蒙对于人性探索的深入，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有时出现了阳光与忧伤失衡的倾向。譬如：8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的主人公倪吾诚是一个越界于阳光、忧伤之间乃至堕入颓废的复杂人物。他热爱生活、追求生活、渴望爱情，充满了对浪漫、阳光生活的向往，然而时代与性格的因素，他的生活总是处于忧伤之中，乃至颓废、绝望得不可自拔。小说对于这种人生价值取向选取了爱恨交织的批判的立场。这种批判的立场既有王蒙对小说美学层面的理解，也有王蒙的世界观的规定，还有一个男人对于一个男人的要求，借用王蒙的话语表达：“我注意意境和情致，注意语言的音韵、节奏和色彩，胜过了用心谋篇布局、编排故事”18，“我反对非理性主义，我肯定并深深体会到世界观对于创作的指导作用”19，“一个男人一定要咬得紧牙关，不论什么处境，自己起码要扛得住自己”20。

当然，对阳光与忧伤的描述还是停滞在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的现象层面，归根结底，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试图在集体记忆之外保留一份个人记忆。迈克尔?伍德说过：“文学则是一种自由，不是因为它可以处理想象的题材，而是因为它在心智中重构现实，而心智是一个可以保护的游乐场，一个（有时候）可以躲开政治控制的地方。”21王蒙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个人记忆”从某种意义上在王蒙的“八十年代”叙事中可以等同于个人自由。“八十年代”叙事从80年代中期以后以《来劲》为代表的作品，最来劲的地方就是尽情地享受了一位个体写作者的叙事自由。而这种自由的追求主要体现在文本的营造上。可以说，小说的世界为王蒙提供了无限探索的可能性。在这个自由的世界中，他可以将他的丰富、智慧、自然的生命状态过瘾地表现出来，不必正襟危坐、疑虑重重。如果

说，作家王蒙的世界有许多个，那么这个保有个人记忆的写作世界则是他生命的福地。

而且，对个人记忆的忠实与对集体记忆的忠诚，传达了王蒙的文艺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如果说从社会学的层面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那么在美学层面上则蕴涵了各种富有创造精神的艺术原则。其中有左翼理论资源的革命浪漫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俄苏文学的情调和美感以及革命青春主题，西方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理论。但是，无论多么驳杂，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的文艺理论思想始终服从于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即便王蒙小说所推崇并实践的意识流，王蒙也没有照搬西方的理论，而是保持自己的理性认知：“因为意识流首先是人的构造，是人对自己的意识流动的一种反省、自省、自己对自己的觉察。所以意识流的因素远远在意识流的学说之前就存在。”2

2三悖论如何转化为“清明”

由于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将最有共名性质的集体记忆从复杂的个人记忆中抽取出来，而那种或阳光或忧伤的个人记忆与谜语般的语境和历史连接在一起，这使得其所叙述的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都没有被简单地浪漫化。而且王蒙不只是一个小说家的身份，他还曾经是一位主管国家文化领域的政府官员。80年代中后期，随着多元文化环境的确立，个人际遇的变化、叙事理论的吸取与探索等因素，使得王蒙的“八十年代”叙事发生了从悖论到“清明”的转换。

论及王蒙文学立场的转变，学界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90年代以后“人文精神论争”之后的“二王”之争。事实上，在80年代中后期，王蒙小说已经开始从忠诚的确信转向反思的悖论，由单纯的理想主义转向复杂的世俗化理想。于是，刚复出时王蒙小说在激情与理性之间的平衡日渐倾斜，阳光与忧伤的缝隙逐渐加大，“八十年代”叙事的悖论不可避免。而这种日渐冲突的悖论主要体现在80年代后期的小说叙事中。

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充满悖论话语的是长篇《活动变人形》（1987年3月出版）。这部小说强有力地表现了我们或可称为扭曲的悖论：理想成了一种虚妄的爱的形式，而对理想的偏执追求则是痛苦最深刻的表达方式。主人公倪吾诚自少年时代就因为“想不清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而难以入睡，为人夫、为人父之后，由于更加执迷于西方文明而落得众叛亲离，直至生命即将终结时仍然困惑于：“彼岸的世界，你是有，还是无呢?”一生一事无成、灵魂无法平静。对于整个悖论的逐渐加剧过程，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为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但更意味着王蒙“八十年代”叙事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的悖论漩涡。小说结尾，叙述者黯然地说：“这热烈的痛苦的冲击毕竟把天空荡得摇滚翻覆，以及一再的垂落，终于还是没有飞的重力的威严，终于破碎了的心的梦……原有的位置。又加速，又抛起，又竖直和飞快地旋转。又平息，又下垂，又恢复了位置，一次又一次地飞起，一次又一次地落下，我们怎样结语?是说我们终于飞起，终于实现了人类的永远的热情和愿望，终于唤起了山河和大地吗?还是说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幻想，我们的御风而飞翔的梦终于是徒劳，终于还得停下，下到地面来呢?”23这纠结的思绪正显示出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的纠结。通过深刻描述理想的扭曲——温柔、可怕、激情、暴力的扭曲，《活动变人形》做到了一方面既毫不留情地描写理想造成的人性的变形，另一方面又不至于使理想的追求者看上去只是精神不健全的变形人。爱与恨、理解与怜悯纠缠在一起，《活动变人形》打破了理想的神话。

不过，打破理想的神话，并不是放逐理想，而是由以往单向度的理想主义反观人生和自我。1988年，王蒙发表了五个中短篇《一嚏千娇》、《球星奇遇记》、《夏之波》、《组接》、《十字架上》。它们一同传达王蒙对于单向度的理想主义写作立场的消解。其中，《一嚏千娇》犹如《蝴蝶》的续篇，但显然区别于《蝴蝶》双重视角下人物心理由分离到统一的协调过程：在张指导员、张书记、张副部长、老张头之间虽然有庄生梦蝶的恍惚之感，但分明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联系“便是张思远自己”。《一嚏千娇》则选取多重视角，戏谑的叙述语调，让人物心理始终处于分裂之中。大人物老喷和一介书生老坎相互对比、相互作用却没有相互转化。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充满叙述的不可靠性，或者无限的可能性。叙述的多重视角超越了叙述学的意义，并关涉王蒙对“八十年代”政治的态度和对知识分子的反思，借用小说叙述者的话语表达：“我们是要思考一个问题，坎与喷，他们的相互作用到底是怎么回事。其次，坎与喷，到底哪种类型对国家和社会更有益、有用。”24

这样，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抵达了始自于悖论的“清明”。即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没有让人物在悖论中坠落下去，而是在悖论处重新上升。当人物在悖论中陷落得越深，叙述者的意志和理性就越强大。意志与理性的强大足以弥补悖论的巨大裂缝，正如《一嚏千娇》的叙述者所说：“意志和理性可能成为一种压抑，制造出种种的虚伪和变态。但意志和理性也可以成为一种安排，成为一种光照，成为一种合情合理合乎智慧的聪明而又快乐的引导，制造出种种美和善的果实。”25可以说，正是意志与理性的强大逐渐让悖论转换为“清明”，而这种“清明”之境在曾经卷入沸沸扬扬的“稀粥事件”中表现无疑。《坚硬的稀粥》（1989年）可以作为多重意义的文本进行解读，因为它将政治、经济、文化、家庭伦理问题放置在一起进行构思。但是，令人拍案称奇的是：那么多问题所引发的悖论竟然悄然平息了。就连小说中“比正式成员还要正式

的不可须臾离之的非正式成员——徐姐”的无疾而终也没有掀起情节的波澜。一切悖论都始终符合叙述者的预期：“理论名称方法常新，而秩序是永恒的。”26同时，一切悖论也无法改变这个预期的结局：“许多时日过去了。人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既然秩序守恒，理论名称方法的研讨与实验便会自然降温。做饭与吃饭问题已不再引起分歧的意见与激动的情绪。做饭与吃饭究竟是技术问题体制问题还是文化观念问题还是其他别样的过去想也没想过的问题，也不再困扰我们的心。看来这些问题不讨论也照样可以吃饭。”27以本土文化的“不变”应对异域文化的“万变”，既是《坚硬的稀粥》的写作冒险，也是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与主流文学界一味接受西方文化的疏离之处。

只是，问题接踵而至：支配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从悖论转向“清明”的思想资 源来自哪里?概言之，经验。包括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王蒙自述“没有接受过严格的概念训练”28，但是，王蒙拥有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过人的智慧，逐渐形成了穿越概念的心智。80年代中后期，王蒙对于主流文艺理论有一种突围的跃跃欲试的冲动。在一次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的讲演中，王蒙围绕“主体和对象”的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学艺术是人类心灵追求自由的表现。它表明人类历史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文学艺术既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现实的一种突破。为的是使心灵达到理想的境界。在创作中，既有生活的心灵化，也有心灵的生活化，没有心灵的生活是一种僵化的生活，没有生活的心灵是空虚的心灵。”29这些话语与其说是对当时主流文学界“反映论”的辩证解释，不如说是对其的大胆偏离。1986年王蒙在一个理论札记中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追求真理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追求真理的唯一的与笔直的长安大街。很少有人是因为从一出生便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授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反，倒是有多得多的人既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接触别的思想、文化、风俗、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尤其是接触实际，同时接受现实生活实践的挑战、压迫、启示、鼓舞，随时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总之，无论多么伟大重要的理论，我们都无法依靠它自身的推导来解决一切问题，无法靠它自身的推导与宣传使人们接受它。人民是理论的主人，理论为人民所用。生活是理论的母亲，理论为生活所塑造”30。这两段话语完全可以概括为：经验远比理论更丰富、更接近真理。沿着这种思路，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将心智中的生活经验作为通向真理的道路。王蒙小说“八十年代”叙事逐渐呈现“清明”之气，并不是因为心智是他生活的地方，而是因为他的心智在经验世界有着思考的嗜好并将思考作为生活方式所致。

总之，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由激情的、梦幻的、单纯的理想主义逐渐转为理性的、入世的、复杂的经验主义。如果说精神层面的理想王国曾经是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的强大支撑，那么，世俗层面的经验王国同样是其坚实依托。在这种具有相对主义之嫌的立场转换中，隐含了王蒙意欲告别二元对立的思维的努力。这种立场的思想资源，我以为与其说是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哲学，不如说源自王蒙先生自身的生命哲学。正是生命哲学的积累和体悟使得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由悖论抵达“清明”。

注释：

①②王蒙：《政治家的文学与文学家的政治》，王蒙2006年6月2日在中国海洋大学讲演。

③1428王蒙：《探寻中国文化更新与转换的契合点》、《敞开心胸，欣赏与接纳大千世界》、《说不尽的现实主义》，见《王蒙文存》第20卷，第97页，第126页，第2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④1819王蒙：《我的第一部小说》、《撰余赘语》、《关于创作的通信》，见《王蒙文存》第21卷，第88页，第84页，第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⑤21［英］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第5页，第61页，顾均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⑥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第252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⑦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1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⑧⑨2229王蒙：《在探索的道路上》、《新时期文学面面观》、《我的几点感想》，见《王蒙文存》第19卷，第40页，第269—276页，第228页，第226—227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3年版。

⑩王蒙：《风筝飘带》，见《王蒙文存》第11卷，第2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11张颐武：《“八十年代”的意义》，见《北京青年报》2006年9月3日。1230王蒙：《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谈文学的真实性》、《理论、生活、学科研究问题札记》，见《王蒙文存》第23卷，第71页，第1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1315王蒙：《如歌的行板》、《布礼》，见《王蒙文存》第9卷，第237页，第6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16《青春万岁》的序诗写道：“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用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见《王蒙文存》第1卷，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17［法］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第149页，刘自强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20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第98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23王蒙：《活动变人形》，见《王蒙文存》第2卷，第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2425王蒙：《一嚏千娇》，见《王蒙文存》第10卷，第124页，第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2627王蒙：《坚硬的稀粥》，见《王蒙文存》第13卷，第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