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第一篇：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教学目的：

1．基础知识 五四运动的背景、经过、性质及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革命相结合。

2．思想认识 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教学重点：五四运动的爆发；新阶段；性质；意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教学难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问题与主义之争。

教学方法：让学生生动讲述五四运动的过程。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宣传十月革命，使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这就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充分准备。巴黎和会的召开导致了这次高潮的到来。

一、五四运动

1． 背景（引导学生从政治、经济、阶级关系、思想几方面考虑）

政治：日本想独占中国，北洋军阀统治黑暗，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

经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倡导实业，一战期间，出现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

阶级状况：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1919年达200万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民主阵营扩大。

思想：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革命高潮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国际形势：俄十月革命的成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萌发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2． 直接原因：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处理。3． 爆发

1919年5月4日，北京 天安门广场 口号 性质 反帝反封 4． 过程

1919年5月4日――――1919年6月初

（一）北京（学生）学生运动 上海 工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

5． 结果

A、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

B、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

C、中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代表，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在近代中国屈辱外交史上是第一次）

五四运动提出的直接斗争目标得以实现，五四运动取得胜利。

6． 意义

A、性质

B、广泛群众基础（参加阶层、波及范围）

C、促进中国人民觉醒

D、使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E、具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以反对封建专制文化为核心，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新阶段）

1． 五四运动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A、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的、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B、《新青年》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C、一批先进青年如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2． 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些主义》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实质：要不要马克思主义。即要用理想的主义来根本解决。

通过争论，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三、“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开始就具有注意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特点。（也是五四运动的意义所在）

小结：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的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基础。

作业：P124 1－2题

课后记：关于五四运动的意义，很重要但课本分析并不连贯，需另补充分析。

从１９世纪后期到２０世纪初，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随着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打破了原有平衡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竞相掠夺和侵占殖民地，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这种斗争的结果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改变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益格局，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在国内，虽然推翻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但是，又同时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深渊，中国人民所承受的灾难日益加深。在国际上，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唤醒了各国民众的觉悟，推动了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改变了２０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从此出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相斗争相对立的新格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辛亥革命后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由于袁世凯纂权并没有给人民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反而使中国沉入到黑暗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不断的反思中，决计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由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切中时弊，开启民智，很快就辐射到全国各地，得到各地青年学子的广泛响应。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中国的先进分子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加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衡阳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１９１７年１０ 月８日，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恽代英与他的挚友黄负生等人在武汉发起组织互助社和利群书社，在华中地区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恽代英系江苏武进人，生于湖北武昌。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政治活动家，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五四运动前后，对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过很大作用。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中央执委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中共第五、六届中央委员等职。主编过《中国青年》，教育和影响了一代进步青年。１９３０年５月在上海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时被捕，１９３１年４月牺牲于南京。在狱中写下不朽的《狱中诗》：“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拚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黄负生，云南休宁人，生于武汉。１９２０年与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人一起组织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毛泽东对他是如此称赞。

此时正在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的衡阳学生廖焕星在恽代英的影响下，加入了互助社，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薰陶。是年年底，廖焕星利用放寒假的机会，在恽代英的直接指导和鼓励下，回到家乡衡阳，联络衡阳进步学生廖砚秋、蔡耀昆、黄俊章、刘平原等人，于１９１８ 年１ 月在衡阳?穴今衡南?雪新城正式成立了第一个以传播革命思想为宗旨的进步社团，取名为新城端风团。它是新文化运动之后衡阳地区乃至整个湘南的第一个革命性的社会进步团体。

廖焕星系湖南衡南人。由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欧勤工俭学，追随周恩来。中共六大后，旋即调往苏联莫斯科工作。１９３８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运动中被捕，１０多年后才被宣布无罪释放。一生历尽坎坷。

新城端风团的发起和成立，标志着衡阳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虽然与陈独秀１９１５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相隔三年之久。但它之于衡阳人民的思想解放与发动仍然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端风团之所以取名为“端风”，在其宣言中就开宗明义地号召对于“一切无人性的风俗，务必铲除，使之无复存在的余地。同时创造一种合理的风俗，以供新陈代谢”。“不满意现在风俗而欲更以合理风俗”，故“以革新风俗，为促进完善自治之资”，“以改造社会，为增益国家文明之助”为宗旨，去“行其所抱，展其所为”。这个宣言秉承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要旨，将锋芒直接刺向封建礼教和人吃人的社会制度，倡导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的社会制度，号召人民勇敢地起来同旧制度作斗争，迎接新社会的曙光。

端风团甫一成立，其章程、宗旨、组织、活动都极具组织性，并很快创办了《端风》杂志，作为自己的阵地和载体，宣传团体的主张和宗旨。虽为一社会团体，但产生的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刻。廖焕星亲为《端风》杂志撰写的“发刊词”，无异于一篇向封建礼教和旧制度开战的檄文。

国家之强弱，岂偶然哉？是必有十年酝酿之风俗，左右其间焉。周之兴也，有文王四政之施；越之伯也，有教训十年之用。故能政成于上，而俗化于下。反是以观，历代衰亡，何莫非上下骄惰成风，积渐有以致之也。今之谋国者，不此之审，而徒侥幸一逞，欲国不倾，岂可得乎？

民国七稔，余见夫一般时髦，竞谈革命之说矣。时而种族革命也，时而政治革命也，又时而学术革命也，一唱百和，风摩一时。要其结果，不过增加国人放荡情性，债务负担而已。如是者，谓为戴爱国之面具，而实行攘权夺利者，谁曰不宜。余非斥种族革命之非也，政治革命之非也，学术革命之非也；特吾国事待革命者甚繁，要其权操之自上者，吾力不能过问之，吾但就吾辈现时力所能为，而又不可须臾缓者，则风俗革命尚矣。墉之基坏，则墉崩；国之本危，则国败。风俗者，如墉之基，即国之本也。试征诸家国兴亡之前例，当知余言之非谬。

夫积人而成社会，积社会而成国家，积国家而成天下，尽人而知之矣。然欲国家天下之太平，果操何善策以维系之？而善策之能否进行，又果因何者而转移之？意者其在社会乎。是社会者，乃握国家天下太平之枢纽者也。今者国体换共和矣，政体进立宪矣，则自治者，固应有之事也。乃元二年间，施行未久，弊害丛生，竞致流为暴民专制，是剀自治之罪乎？盖本无自治之准备，而人民又乏自治之能力，以致演成种种怪现象。朽木粪土，华厦难成，必然之势，何所怪乎？同人又鉴于此，将以革新风俗，为促进完善自治之资，而即以改造社会，为增益国家文明之助。于是乎有端风团之组织，执旌鸣鼓以益也。

自古圣贤，愤世嫉俗，托之于言，门第子传诵之。后之学者，则以所见所闻，托而录之。是以能观往察来，康时任道。日报者，言之积也；杂志者，报之变也。移风易俗，杂志关系尤大。人心之趋向也，正谊之主张也，学问是钻研也。故铁道邮电所以利民者，日报杂志所以齐民者。本团欲行其所抱，展其所为，所以有年刊之作也。

恶风败俗，有甚于残身亡国之强敌，欲铲除之，必有白刃相见之精神而后可。是本团者，无异前敌之军团也。道一风同，实古今改良社会之极则，欲贯彻之，必有切磋琢磨之毅力而后可。是本团者，又无异工作之工团也。负斯而者之任务，勇进猛施，固宜然也。然欲其经久而不蔽，日新而月异，是必有本团之真精神，流露于外，使士夫皆能了解，以生其恋爱之心，而收群策群力之效，此本年刊之志帜一也。

夏虫不可语冰，井蛙难以谈天，囿于识也。故泥古者必鄙今，醉今者必薄古，两相倾扎，今日社会所以日就下者此也。必也新旧互阐，择优而从，使之进入正轨，归于至善，此本年刊之志帜二也。

风俗之相递，如疫之传染，不可以区域限也，不可以道里计也。此社会与彼社会，此乡里与彼乡里，皆相关而不可离。为一社会一乡里计，已如此矣，至于由此类推，相观而善，昭苏我人民，振兴我国家，是所望。同志继起者，此年刊之志帜三也。

具三者之志帜，而有时势之要求，故同人等兢兢业业，以谋年刊之成，冀有所贡献，聊尽国民之责。今成矣，言论与事实并进，精神与形势夹攻，或者变窳败为纯良，易敞陋而谨居，俗美风清，蒸蒸日上，猗与休哉，甚盛事矣。望我同人，连袂而起，共襄切肤之举，以为其他社会之前驱，又宁第吾乡幸福已耶！是则本团年刊，益与有荣焉。

《端风》杂志为年刊，一年才出一期，在武昌编辑印刷，运回衡阳发行，发行的数量不是很多，主要在青年学生当中流通，阅读的主要对象是进步青年学生。在《端风》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有恽代英、廖焕星、张素我、汪伯平、冼震、沈光跃等。从现存《端风》杂志所载文章来看，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鼓励人们奋发向上，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二是关于批判封建制度，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权；三是关于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对公有制的倡导。比较著名的文章有恽代英的《向上》、《真男儿》、《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枕头上的感想》，有张素我、汪伯平、冼震的《读书人对于社会之天职》、《社会服务》、《互助说》，有廖焕星的《名分主义的罪恶》、《名分主义与孝友》，有廖焕星与沈光跃的《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等文章。特别是在后一篇文章中明确提出了“创办一个自给的共同生活”，主张实行“公有财产”，盼望“有一个实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机会”。认为“私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财产公有是铲除私心的良法”。对此，青年及进步人士争相传阅，踊跃传诵这样新颖的观点。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广泛影响，在耒阳、衡山、祁东、常宁等地也有一些在外求学的青年学生利用寒暑假的机会回到家乡，向本地学生介绍外地新文化运动的情况，宣传新的思想和文化，激发青年学子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热情，有的还组织了一些相应的宣传新文化活动。《端风》及其所发之文章，积极反对封建和专制，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风尚。它的出现无异于在衡阳社会中引进了一缕清新的空气，无异于在广大的衡阳人民中间吹响了冲决封建藩篱的号角，无异于交给了衡阳青年一把启迪时代心灵的金钥匙，无异于提供了衡阳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一支火把，无异于打开了透射衡阳人民心灵阳光的窗户，很快就在衡阳人民和社会各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为湘南学联的成立和五四运动在衡阳的蓬勃展开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为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二、湘南学联的成立及其活动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问题。在帝国主义操纵下，“和会”不仅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和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以及归还日本在大战期间乘机抢占去的原德国在山东所享受的各种权益，反而将德国原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交日本接管。而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屈膝，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北洋军阀的卖国行为激怒了全国人民，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在北京爆发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湘南学生联合会是五四运动催生的产物。它的成立，促使衡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湘南地区革命运动的中心，成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并通过这个阵地，为衡阳乃至湘南地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创建和革命运动的开展，作出了巨大的成就。

１９１９年５月９日，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四天，在北京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的湘南学生邓中夏、廖书仓（湖南永兴人，湖南三师毕业），北大学生、五四运动骨干，与邓中夏等十四人发起成立“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倪品真（湖南衡阳人，湖南三师毕业）等人就及时地把北京开展五四运动的详情传到衡阳，“希望组织声援”。毛泽东在长沙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已经组织湖南各阶层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声援斗争。在此种形势影响下，衡阳人民群情激奋，当即由衡阳学生带头发起组织声援。在三师学生蒋先云和三甲工学生夏明翰等人的组织策划下，衡、永、郴、桂４州所属２４县的整个湘南的各教育会、各个学校、各个工商联合会，于５月１５日在衡阳发出了《衡永郴桂各界请办卖国贼电》。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并置卖国贼曹、章、陆等于法，以谢天下”。

不久，邓中夏、倪品真以北京学联代表身份回到湖南，与毛泽东、彭璜等于５月２８日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在全国学联和省学联的影响下，衡阳学界在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等的组织领导下，于６月７日在衡阳成立了湘南学生联合会。他们为学联的发起成立、巩固发展倾尽全力。经过湘南学联的实践锻炼，他们的革命才干很快提高，并成为日后革命的骨干。

夏明翰系湖南衡阳县人，生于湖北秭归。与毛泽东一道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在湖南、湖北协助毛泽东从事建党、工运、农运、学运、武装斗争等革命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曾任湖南、湖北省委委员、组织部长。以著名的《就义诗》闻名于世。

湘南学联从１９１９年６月７日创建至１９２７年５月衡阳“沁日事变”时止，历经八年１６届，入会会员数千名，核心骨干３００多人，主力是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其成员还有来自省立第三中学、第三女师、第三甲种工业学校、成章中学、新民中学、道南中学、圣公会等学校的进步学生。其组织、宗旨、主张、制度、经费、管理相当严密。学联成立之初即提出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促进文化，改造社会”为宗旨；旋即提出：组织救国银行；组织学生义勇军；创办各种简易工场；组织实业研究社；各处学生每月召开道德勉励会等五个方面的行动主张，并在此主张下开展各项活动。其组织是由各组成学校的学生自治会选出２－４名代表兼任学联干事，再由干事选举一名总干事主持学联的各项日常事务，后来学联总干事名称改称会长。每届学联设总干事一人，干事若干名。每届任期就是一个学期。每个学期改选一次。总干事和干事皆可连选连任。学联下设宣传、出版、游艺、文书、会计、评议等股，各股又选出主任一人，负责各股具体事宜。学联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组成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给予的经费支持。

学联成立后的第一届干事有：三师学生黄谦信、杨琳、李衡清，三甲工学生夏明翰，成章中学学生刘泰，省立第三中学学生陈清玉，第三女师学生朱舜华。第一届总干事为三师学生杨琳。

之后的十五届学联总干事会长分别为：第二届为三甲工学生夏明翰；第三、四届为三师学生蒋先云连任；第五届为三师学生谭步琨；第六、七届为三师学生袁痴连任；第八届为三师学生黄静源；第九届为成章中学学生李汉藩；第十、十一届为新民中学学生文焕然连任；第十二届为省立第三中学的梁中超；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为三师学生向大铭连任；第十六届为省立第三中学学生夏光曦。学联成立之初，经社会各界公议，办公地点确定在湘江东岸粤汉码头附近的“浮桥公所”（现在已经为湘南学联纪念馆所在地，并确立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至大革命时期，学联的办公处迁到了江西岸学宫街?穴现在的先锋路?雪的文庙。

湘南学联成立后，即成为湘南地区学生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指挥协调统筹湘南所属２４县的学生联合会的工作。

《先驱》在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１５日出版的１２号刊物中对湘南学联作了高度评价，称该会成立后“衡地各项爱国运动，均系该会主持，成绩颇为可观，驱张运动发生，驻衡驱张请愿代表团实得该会之助不少”。湘南学联同时与上海、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学联都有密切的联系。与长沙的省学联关系更为特殊，两地均为湖南地区革命因素极为活跃的地方之一。因而，毛泽东对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建党活动都极为关注，曾先后五次来此从事革命和建党活动。夏明翰与毛泽东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师生情谊。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４日，湖南《大公报》报道的《长沙衡阳学生之联络》，把这种关系介绍得非常清楚：“省垣既有湖南学生联合会之名，则湘南亦包在其中„„然湘南僻处一隅，信息既不灵通，上下尤多隔阂。若湘南各校直接加入，恐手续繁多，难以周到。昨该会已致函湘南学生联合会声明：

“１．联络之办法；２．信息之往来；３．现在之计划；４．将来之进行。”可见关系虽甚为密切，但又独立自主。

湘南学联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革命活动。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领导衡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就以学界名义通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拼死力争国权，不得屈辱签字。紧接着便是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宣传讲演，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罪恶。还成功地与社会各界联合一致进行了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帝斗争。他们与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组成国货维持会，推举夏明翰的祖父夏时济为会长。坚决抵制日货，维护国货。他们深入不法奸商的货场、仓库、店堂、铺房，严格清查日货。对查出的日货，一律加盖“仇”、“劣”字样，予以焚毁。衡阳南正街?穴今中山南路?雪太和祥洋货店，资本雄厚，经销大宗日货，且蔑视抵制日货清查，与学生对着干。于是群情愤激，在夏明翰等的率领下，尽行捣毁。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和１１月８日湖南《大公报》对此作了报道，起到惩一儆百的作用。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各界人民，特别是衡阳码头工人的支持。一时日货没人买，日船没人坐，装运日货的船靠不了岸，也无人装卸。１９２１年５月１８日《北京晨报》报道说：“衡阳市面上的仇货差不多绝迹了。”日本人经营的轮船也被迫停开。

湘南学联还发动和组织民众，全力支援北伐战争，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１９２５年２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应积极准备北伐战争，要求湖南等地加紧群众工作，支援北伐。并派伍中豪（耒阳人）、乐天宇（宁远人）等回湘工作。３月初，中共湖南区委派夏曦来衡阳，争取唐生智参加反吴驱赵联合战线。在党的领导下，湘南学联积极联系各方，力促驻衡阳湘军将领唐生智转向国民革命，并取得成功。

衡阳地方党组织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建立起来以后，湘南学联在组织上实际上已经直接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从事的革命斗争得到党的直接领导，学联的主要负责人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系列的革命斗争中，湘南学联始终冲在斗争的最前列，作出卓越的成绩。湘南学联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和影响，在衡阳革命的历史上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其一是先后出版发行了《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湘南学报》、《湘南学生》等刊物。在衡推介发行了像《新青年》等许多的进步刊物。在衡阳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宣传新文化，推动了爱国主义运动在湘南地区的蓬勃发展。其二是为在衡阳早日建立党团组织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做了干部和力量上的准备。其三是湘南学联领导和组织了衡阳及整个湘南地区各地人民早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促进了普通民众的觉醒和斗争，给在衡阳的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其四是协助地方党组织参与领导和组织了衡阳及整个湘南地区的学运、工运、农运、妇运等社会各界的革命斗争。其五是为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有的成长为党和国家的著名领导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其他进步社团的建立

湘南学联作为在五四运动推动下成立的有巨大影响力的区域性进步团体，很快在其周围凝聚了一大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和具有先进思想的进步人士，带动了衡阳地区及整个湘南地区其它一些进步社会团体的建立。诸如“学友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心社”、“沙子会”、“马氏学说研究会”、“星期演讲会”等等，这些进步的社会团体的广泛活动又为马克思主义及新思想、新文化在衡阳的传播起到了开拓性的辐射作用。

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夜由一批首先倡导共产主义的战士发起成立的。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创建的过程中，一方面深受全国各地团组织创建浪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得助于本地学生运动的推动，而湘南学联从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１９２０年的下学期，湖南三师学生蒋先云被选为湘南学联第三届总干事。１１月份，蒋先云接到曾在三师求学的李启汉从上海寄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五四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建立早期共产党组织。在筹建党的早期组织的过程中，为了将许许多多的进步青年团结在党的早期组织周围，为开展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作准备。当年８月，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立的同时，陈独秀就派俞秀松组建成立了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此之后，各地在筹建党的地方组织的同时也就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１０月，毛泽东在长沙筹建党的早期组织的同时，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为主体，成立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任第一任书记。于是，衡阳的蒋先云、夏明翰、陈为人、蒋啸青、黄静源、贺恕、唐鉴、彭彰达、黄谦信等便赶赴长沙，加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衡阳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们回到衡阳后，就成了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起者和领导骨干。次年春，在外地求学并加入了团组织的衡阳学生黄和钧、陈书农、戴述人、熊谨汀、易克嶷、袁吉六等人被聘来到三师、三女师、新民中学任教，对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蒋啸青系湖南耒阳人。历任衡州府中、新民、成章、蒸湘等中学和省立三中、三师、三女师教员、校长。１９２１年经毛泽东介绍在衡阳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衡阳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小组，成为衡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从武汉化装回到耒阳，参加湘南起义。湘南起义转兵井冈山后，他留在耒阳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在耒永交界的上架、大义等地打游击。４月１８日在上架古楼山被国民党军包围。激战中负伤被捕，４月２６日被杀害于耒阳淝江口。

贺恕系湖南耒阳人。三师学生。与蒋先云共同组织“心社”。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２年与任弼时等以湖南党员代表身份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曾任湘南区委组织部长，中共湘西南特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等职。担任过毛泽东的早期秘书。一生三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受尽折磨，以至终身残疾。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毛泽东来到衡阳，将“心社”的３０多位成员悉数转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并建立三师团支部，黄和钧任书记。是为湘南地区第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支部。在此之前，耒阳的刘泰、刘霞、伍中豪、黄龙飞、段子中等１０多人回到家乡，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耒阳县支部，刘泰任书记。此后，衡阳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就快速地发展起来了。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团成立，黄和钧任书记。８月，衡山成立了地方团，书记廖振华。水口山也在罢工胜利后成立了团组织，韦汉为书记。至１９２３年６月，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已经发展到１５０多人，下辖团支部五个。衡阳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随着衡阳地方党组织的兴旺而发展，也随着党组织的遭受破坏而萎缩。总之，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的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衡阳“心社” 衡阳“心社”成立于１９２０年７月，主要成员均为三师的进步师生。“心社”在成立的时间上迟于湘南学联，但“心社”的雏形“沙子会”却早于湘南学联。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三师师生由于教学环境的相对宽松，因而其思想就一直比较活跃，涌现了一批思想开放的进步青年师生。１９１８年底，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三师进步学生蒋先云、唐鉴、黄静源等人就组织了一个爱国团体——三师“学友互助会”。互助会的成员经常在课余和星期天到三师校门外的湘江河滩上聚会，相互交流思想心得，探讨“改造自已，改造社会”等救国救民的真理，随着聚会的增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人们就将其昵称为“沙子会”，蕴含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之意。后来随着活动的展开，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在恽代英的帮助和指导下，于１９２０年７月，由贺恕、蒋先云、刘通著等人发起，遂将“沙子会”改造成为“心社”。

“心社”的宗旨是：“牺牲个人乐利，企图群众幸福，结合真纯同志，谋社会实际改造，预备为世界总解决时一部分底帮忙，作建设新社会时一个健全坚实的基础”。并以“互助勤朴，坚忍实行和资善惩恶，社会非互相了解的不强拉一人”为信约，强调的是参加社团的自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打倒军阀，反对封建礼教，要求社交公开，实现思想自由”的行动口号，通过学习和互助以及自我改造，使自己成为改造社会的中坚力量。为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心社”成员从自己的学习生活入手，提出了严格要求，并相互监督实行，坚持冷水浴、晨跑以强体格；坚持参加劳动，挑水种菜，自己洗衣，以提倡劳动光荣；坚持出门不坐车，不上馆子，以提倡节俭作风；坚持看书学习，加强思想改造，以倡导新的思想和精神。“心社”的主要负责人是耒阳籍三师学生贺恕。成立初期有１８人，后来发展到了３０多人。其骨干成员是：贺恕、蒋先云、黄静源、唐鉴、唐朝英、刘通著、彭彰达、袁痴、韦汉、雷晋乾、李恒青、罗严、陈芬、曾克家、黄逵、高静山、曹亨灿、黄益善、杜家俊、黄传琛、姜敬祥、黄谦信、唐孝明、雷腾宇、李俊、李祖莲、梁人伯、江静邦、雷克长、蓝世恺。这些人都是三师的精华和革命运动的骨干。

“心社”是衡阳著名的进步社会团体。湘南学联成立后，“心社”主要成员都在学联任职，是学联的核心力量，《大公报》发表文章称其为“衡阳学生界之曙光”。

衡阳“马氏学说研究会”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之后广泛地传播开来，并逐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恐惧，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予以严禁。胡适就此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针对胡适的改良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实际上是关于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不需要革命的争论。这些争论的影响自然也波及到衡阳。对此，衡阳许许多多的进步师生就利用这个机遇来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１９２０年冬，由贺恕发起，在三师校内组织成立了“马氏学说研究会”。其主要成员大部份是“心社”的核心骨干。进步教师屈子健、蒋啸青等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成员共３０多人。该会以学习和研究为主，制订章程，坚持每周集中学习一次。学习的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编辑的《新青年》杂志、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阶级斗争》等革命书籍和红色刊物。采取个人温习，集体阅读，座谈讨论，交流心得，查看笔记等方法，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讨。同时该会还出版周刊。衡阳“马氏学说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都是衡阳学界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后来发生的驱张、驱刘的斗争中大多数成员冲在最前列，成为领导力量，为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许多人成为衡阳学运、工运的骨干和革命的中坚。

衡山“土梦学友联合会” １９２１年暑假罗荣桓回到衡山（现为衡东，下同）以后，学习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学生联合会的经验和作法，邀集东乡土字和梦字地区的同学，在南湾街上的一个饭铺里，成立了土梦学友联合会，罗荣桓被公推为会长。罗荣桓系湖南衡山（今衡东）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其逝世后有“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高度赞誉。

“土”、“梦”是衡山沿袭清制，以字来命名的１７个基层行政区划当中的二个地区。联合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增长知识，移风易俗，促进社会”。罗荣桓受到他所就读的长沙协均中学平民教育思想的影响，看到家乡许多贫苦农民的子弟吃不饱饭，衣不暖体，上不起学的现状，于是，在他的倡议下，土梦学友联合会决定以主要力量开展平民教育活动。为此，他们利用岳英小学的教室，办了一所农民夜校，开设国文、算术两门课程。罗荣桓担任算术教师。在教学中，他向当地农民宣传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想，散发资料，揭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罪行，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

这些活动的展开，使罗荣桓结识了一大批农民，确立了朴素的民本思想，这为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２７年间农民运动在南湾地区的蓬勃兴起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四、“驱张”运动及其他反帝反封建斗争

１９１９年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湖南继续深入发展，斗争的重点更多地集中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较之其他帝国主义更为残暴和贪婪。湖南人民反日爱国斗争，主要表现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这就直接影响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湖南的利益，同时也动摇了张敬尧在湘反动统治的根基。于是，日本帝国主义遂与张敬尧相勾结，用武力威胁和迫害民众，妄图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毛泽东等的发动下，湖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持续了半年之久的“驱张”运动。衡阳是湖南“驱张”运动的重要阵地。为“驱张”斗争的胜利，衡阳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２０年１月２日，何叔衡率省会“驱张”代表团３３人到达衡阳，衡阳“驱张”运动从此展开。代表团来衡阳后，首先联络湘南学联，广泛发动组织衡阳学界、工人、市民开展“驱张”运动。

何叔衡系湖南宁乡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１９１８年４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１９２０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１９２１年７月出席党的一大。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４日，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为了更好地激发衡阳人民的“驱张”斗志和参与热情，代表团在衡创办了《湘潮》周刊，以此为载体揭露张敬尧荼毒湖南人民的罪行。《湘潮》周刊首先刊发了各界控诉张敬尧统治湖南期间纵兵劫掠、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摧残教育、暗罪公民、钳制舆论、私加盐税、勒索军饷、伪造选举等十大罪状，激起衡阳人民对张敬尧的深恶痛绝，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衡阳无望”。之后，又刊发了湖南学联进行重组时发表的重组宣言：段祺瑞、张敬尧祸国殃民，“任彼佥壬，植党营私，交相为病，愈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无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之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的文章并广为散发。这实际上是一篇讨张檄文，更加激发了衡阳人民的“驱张”斗志。

其时，直系军阀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率军占守衡阳，吴与张敬尧明争暗斗。代表团抓住吴张的鹬蚌相争之机，力主吴佩孚领军北上，压张出湘，实为借军阀之力达到“实力驱张”与“舆论讨张”两管齐下，速达“驱张”之目的。为此，代表团和湘南学联接连组织发动衡阳的工人和学生向吴佩孚请愿“驱张”。

１月９日，衡阳举行“驱张”游行。游行前举行大会控诉张敬尧祸湘之罪，会后由代表团成员２１人率４００多名工人、学生从成章中学出发，高举“驱张”大旗，一路高呼口号，来到吴佩孚驻衡司令部。代表团成员四人及五名学生代表，进见吴佩孚，当面递交“驱张”请愿书。然而，这次请愿活动却遭到北京政府的诬蔑，斥责“学生要求，逾越常轨，所述亦系片面之词”。旋即着令吴佩孚“善为慰遣”。消息传到衡阳，全城学生和工商各界无不激愤异常，旋即举行第二次更为声势浩大的请愿。１月２２日，代表团偕湘南学联代表和女子救国会代表１００多人，再次赴吴府请愿。从上午１１时到下午５时，请愿代表以秦庭之哭，终于敦促吴佩孚答应在即时召开的衡阳军政绅学商各界要人会议上议决：由军政两界联衔电请中央特派专员来衡查办张敬尧的罪行。

３月１２日，经过充分酝酿筹备的湘南国民大会在衡阳雁峰寺前坪召开。代表团团长何叔衡及夏曦登台发表长篇“驱张”演说，到会数万民众无不激奋。大会最后决议发表衡阳各界“驱张”宣言，并通电北京政府撤惩张敬尧，再次敦促吴佩孚将衡阳民众之意愿电达中央。会后，举行规模空前的“驱张”游行，全城迅速掀起“驱张”怒潮。４月２０日，湘南学联又召开紧急会议，通告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进一步将“驱张”浪潮推向高峰。２２日，全市２０００多名各大中学学生在代表团和学联干事会率领下再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５月７日，衡阳工人、学生１０００多人又一次在雁峰寺广场前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再次将“驱张”运动推向高潮。大会通过致北京政府电文，强烈提出“张督问题一日不解决，湘中民气一时不静谧，而大局亦难和平。恳钧署当机立断，弭患未然”。衡阳的“驱张”浪潮此起彼伏，驻衡阳督军吴佩孚一方面慑于民众声威，一方面亦欲借民之力取张而代之，遂答应衡阳民众“驱张”的请愿主张。

５月２７日，吴佩孚率部从衡阳北进，由衡阳乘船沿湘江直逼长沙。驻郴州的湘军谭延闿在省“驱张”代表团的斡旋下，也与衡阳的吴佩孚达成默契，吴军退一步，湘军即进一步，随即挥师北进长沙，使张敬尧毫无占地之机。加之张敬尧的军队毫无战斗力，亦无心作战，随即望风披靡。此时，全省各地均掀起了“驱张”浪潮，作恶多端的张敬尧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６月初，被迫率部仓皇逃离湖南。历时四个多月的衡阳“驱张”运动取得胜利。这是一次在省“驱张”代表团指导帮助下成功地发动组织的第一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是五四运动在衡阳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省“驱张”代表在衡阳展开的革命斗争，不仅为“驱张”斗争取得胜利发挥了主力作用，而且为衡阳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作了思想、舆论和力量上的准备，也为党成立后所领导的各项重大斗争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驱张”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衡阳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

湘南学联在此前后，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学联所属各校迅即组织发动各地广大学生组成十人团、演剧队、宣讲小组到城乡宣传演讲，唱文明戏，呼吁同胞们团结起来“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其中教唱的“国货歌”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中国贫，处处受制强邻。割我台湾窥我闽，占据青岛制津京。什么花露水，什么薄荷香，哪一种不是来自东洋人，以货物作刀枪，杀我制我不露锋芒。同胞呀，同胞呀急心肠。用我国货，抵拒外商，这就是救急良方，切莫忘”。号召广大民众自觉地起来抵制日货。与此同时，各界爱国反帝斗争团体也纷纷建立。６月，衡阳女子救国会在省立三女师成立。７月，各界联合发起成立衡阳“国货维持会”，湘南学联组织成立“学生义勇军”，衡阳工人成立“工人纠察队”。这些爱国反帝团体的成立，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帝斗争在衡阳以至整个湘南地区全面开展起来。他们组织调查组和学生义勇军到城区各商店查禁日货。１０月２０日，“泰和祥”商号被查出数万元的“仇货”，被衡阳工人和学生当场焚毁，此举震动全省。继而又于１１月９ 日在衡阳县衙前将所查获的鸦片当众焚烧。２５日，工人纠察队又在码头查获奸商王裕成雇用外国保镖偷运到衡阳的日货，结果也于当天下午在太子码头付之一炬。一时间，反帝斗争声浪席卷衡阳城乡。

在耒阳，刘霞、谭衷、陈芬、刘泰等５０多名在外求学的学生回到耒阳后，串连组织起耒阳学联，开展了一系列反帝爱国斗争。城区几所学校的进步师生举行罢课，上街游行，并组织学生“仇货搜查队”到县城各商店搜查，将搜查出来的日货写上“仇货”二字，集中运到耒河东门金牛码头当众烧毁。此后，耒阳成为革命因素最为活跃的地方。在衡山，学联组织在县城的学生５０００多人，唱着“毋忘国耻”的歌曲，齐集西街南岳行宫，举行维持国货的示威游行和街头演说，广泛宣传提倡国货，共同抵御外侮。学生们还募款集资，用白话文编印反日爱国《通俗小报》，影响巨大。

在常宁、祁东等地村镇也掀起了反日爱国热潮，纷纷展开抵制日货的斗争。

五、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

２０世纪初，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政局岌岌可危，腐败无能的清朝终于寿终正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新文化运动猛然拉开了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变革的帷幕，各种文化、思想和潮流开始了相互碰撞、交流、转换、再造、融合的斗争过程。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猛烈抨击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强烈的革命斗争精神，鲜明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思想特征，很快战胜各种思想潮流，被中国的无产阶级所认同，所接受，所掌握，成为中华民族志士仁人探索救国济民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是以新文化运动在衡阳的展开为基础和前提的。衡阳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廖焕星、夏明翰等就跟随毛泽东开始寻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最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成功，又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声誉。１９１９年３月，共产国际的建立以及苏俄与中国联系的加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播开来。衡阳也就在五四运动之后迅速兴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方式和传承的载体主要是通过自办报刊，翻印发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进步社会团体的宣传，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活动家发表文章和演讲的形式进行的。

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４日，驻衡阳驱张代表团在衡阳创办的《湘潮》周刊刊登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李维汉的《勤工俭学研究发端》一文，第一次向衡阳人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明确指出“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并同时发出了中国也必须走俄国革命道路的呼喊。这是在衡阳印发的第一篇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文章。此外，廖焕星创办的《端风》杂志积极鼓吹新思想和新文化，宣传民主与科学，为衡阳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新的进步思想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湘南学联成立后所创办的《湘南学生联合会周刊》、《湘南学报》、《湘南学生》等进步刊物，刊载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后，全国各地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书报刊大量涌现。于是，衡阳大量翻印和发行销售这些新书报刊，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在衡阳传播的一条重要的渠道。发行这些书报的主要阵地是衡阳宝华书局和衡阳文化书社。

衡阳宝华书局是最早发行这些新书报刊的书局。该局设在城内的布政街(现为中山北路)。是一个正规的书店。最初售卖一些为数不多的新文艺刊物，后来逐步销售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方面的书刊，诸如《共产主义ＡＢＣ》、《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湘江评论》等书刊。１９２１年前后，已经开始发行大量的新书报刊，最多时达到２００多种，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为扩大新书报刊的发行，宝华书局随即在青年进步学生集中的省立三师、三中、三女师、三甲工等学校开设了新书报刊贩卖点，大量经营销售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新书报刊。该书局的工作人员廖承儒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编写了一本以阐述社会进化发展规律为内容的《社会进化简史》，由书局出版发行。这对加速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衡阳文化书社对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作了许多的实质性工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度。１９２０年８月，毛泽东在长沙发起，并联络省会各界知名人士组建成立了旨在广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书社。毛泽东在亲自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一文中明确指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办法把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推介给湖南读者。长沙文化书社创立后，毛泽东随即指示衡阳创办文化书社分社。各地的分社，并不是长沙文化书社直接来办，而是帮助各地的同志在各自的地方创办起来。于是，衡阳省立三师进步师生屈子健、蒋啸青、彭彰达、唐鉴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联络原学友互助会的蒋先云、黄静源等一大批进步青年，自筹资金，就在三师学校门前的一间１０平方米的小屋里开设了“书报贩卖部”。主要销售从长沙文化书社运来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托尔斯泰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等新书报，还有廖焕星从武汉利群书社带来的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书报贩卖部”由三师学生蒋先云、黄克诚先后担任经理。每当学生下课及休息时间，书报贩卖部就被挤得水泄不通，师生们争相购阅新书报刊。小小的书报贩卖部很快就成了进步师生接受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１９２１年３月２０日，屈子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三师的书报贩卖部更名为“衡阳文化书社”。推选三师学生贺恕、李恒青为书社经理，负责书社管理和推销新书的工作。为了扩大销售面和影响，进一步满足读者求得新知的强烈愿望，衡阳文化书社一成立，就在报纸上作宣传，刊登书社成立启示。另一方面迅即派人分头到衡阳各校及湘南各地设立新书报贩卖部。办得很有影响的是三师学生唐朝英、李祖连在嘉禾建立起来的书报贩卖部。他们除在衡阳文化书社购进新书报刊销售外，还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和读者的要求，把供不应求的《向导》、《新青年》等刊物用油印的办法翻印给读者，深受欢迎。到１９２３年７月止，衡阳文化书社在湘南各地诸如宜章、郴州、永州等地设立像嘉禾这样的书报贩卖部共有１０ 多家。他们不仅销路广，而且发行快，新到的书报杂志，在短时期内就销售一空。随着书报贩卖部的发展和读者的不断增加，仅在长沙文化书社一家购进的新书报刊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读者的要求。衡阳文化书社的工作人员屈子健、蒋啸青、黄和钧、唐朝英等人便利用同学及好友关系，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革命团体和进步的出版机构取得联系，将新书报刊购回衡阳销售。这些从省外调进的新书报刊有《新俄国之研究》、《俄国革命纪实》、《国际劳动运动史》、《女子参政之研究》、《人生意义与价值》以及《晨报》、《前锋》、《赤光》、《先驱》、《少年中国》、《每周评论》、《时事新报》等２００多种。由于衡阳文化书社的努力，衡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书报刊不但品种多，而且销量也比较大。仅三师书报贩卖部月销新书报刊杂志就达１０００多份。新书报刊的发行，为衡阳人民从理论上认识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发行新书报刊杂志的同时，毛泽东等先进的已经觉醒了的知识分子和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衡阳。由于衡阳在历史上形成的战略地位和衡阳人民具有的光荣革命传统，早期到衡阳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家很多，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李维汉、何叔衡、李达、张秋人等。他们基本上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通过互通书信，撰写发表文章，集会演说等方式向衡阳的进步师生、工农群众传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常识，宣传革命真理，使衡阳人民从此逐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革命武器。

在衡阳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革命先驱恽代英。他在１９１７年就派廖焕星回到衡阳成立了新城端风团，创办《端风》杂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１９２０年夏，又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由廖焕星陪同，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身份来到衡阳，直接深入到衡阳各地的学校、工场、矿区调查研究，传播革命思想。翌年初春，他又正式受三师聘请任该校国文教员。在衡阳任教期间，广泛接触衡阳各界人士，宣传革命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可以说他是在衡阳播撒马克思主义种子的第一人。

革命先驱邓中夏在１９１７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旋即结识了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并从此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与衡阳学界的蒋啸青、蒋育寰、谢晋、屈子健、廖焕星等人有着深厚的个人交谊，因此，常用书信的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学习心得。并且利用寒暑假回宜章的机会，常在衡阳停留，向友人直接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学说。１９２１年１０月，他积多年学习之心得，发表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比较》一文，有力地鞭鞑了盛其一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衡阳的知识界以及工农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

１９２０年１月，何叔衡率省“驱张”代表团到达衡阳，在衡领导“驱张”斗争达半年之久。在此期间，何叔衡利用领导“驱张”斗争的机会，广泛发表演说，在他主编的《湘潮》杂志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驱张”的战场同时又是他在衡阳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革命理论的阵地。许多文章在衡阳人民中广为传播。

当时，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李维汉在《湘潮》周刊上发表的《勤工俭学研究发端》一文的影响尤为突出。

李维汉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１９１８年和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１９１９年赴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１年，同周恩来、赵世炎等酝酿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同瞿秋白、苏兆征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局。

李维汉在该文中不仅明确提倡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阐述了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等各种不平等现象的根本原因。“现今社会所以有的一切的不平等，都带有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他同时以热切的笔调写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凡是封建的遗物，如那些军阀、地主、资本家一概扑灭之，以组织世界经济，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为了号召中国向俄国学习，他进一步表达了对中国知识青年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热切愿望，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着解放的事业而奋斗。“我愿中华民族的青年男女互相携手，从事于新生活之创造，我愿中华民族的工人农人联合起来，谋生活之解放和人格思想的增进，我愿中华民族的男女学生打破知识阶级，牺牲着部分时光，做那农人工人解放的事业”。该文激励许许多多的衡阳热血青年走上了为无产阶级求解放的革命道路。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了。李达是到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著名革命家之一。李达，湖南永州人。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夏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中共一大代表，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他自己曾这样说：“我们还是初步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对苏俄的向往”。在湖南自修大学任教时，就曾多次来到衡阳宣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由于他有些像列宁的模样，又经常演讲列宁的思想学说，所以，衡阳的许多学生和工农群众将其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列宁老师”。

早期革命活动家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影响最为突出，其发挥的作用无疑也是最大的。他在筹建中共组织最初的二年之内曾到衡阳作了多次很有影响的演讲，是在衡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卓著功臣。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下旬，毛泽东在夏明翰的陪同下，乘船由长来衡。到达衡阳后，随即深入到三师、三中、三女师、三甲工等学校，详细调查了解衡阳开展新文化运动和基层普通工农群众的生活、工作、学习、思想情况。在三师一间普通的教室里，毛泽东对３００多名满怀救国热情的进步师生作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的演讲。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进行了深刻剖析，对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人作了科学的评价，热情的赞扬历次反对封建王朝的农民革命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有了不断的农民革命起义造反，才推动了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替。不幸的是，旧的封建王朝覆灭后，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封建王朝的建立。这就是历次农民革命战争留给我们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历代的农民起义因为没有一个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结果都失败了。于是，他大声疾呼，要唤起民众，必须建立起工人阶级的政党。

１９２２年４月２９日，毛泽东在夏曦、张平之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了衡阳。在三师的风雨操场，毛泽东对１０００多名师生发表以《社会主义》为题的演讲。

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条分缕析，明晰透切。并且对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了无穷的批驳，认为这些主义都是非科学的空想的反动的。毛泽东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在我们中国只有实现了这种社会主义，才能够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号召青年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抵制和批判其它各种反动思想，为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奋斗。毛泽东的这次演讲长达２个多小时，聆听的师生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坚定了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念。５月１日，衡阳学界各个学校的进步师生和各界人士在浮桥公所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又在会上作了《马克思生平及其艰苦奋斗简史》的报告，详细介绍了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生平事迹及其理论学说和政治主张。衡阳不少热血青年听了毛泽东的报告深受教益，感慨万千。许多的青年学生听了报告后当场发表感想演说。

屈子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报告真是让人热血沸腾，他听了后立即就发表了个人的感想。他说：“今天听了毛泽东的报告，进一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人民的大救星。我们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方向前进，就一定可以达到彼岸，进入快乐幸福的大同世界”。对于毛泽东的这次演讲，当年在三师读书的张际春在后来写的《伟大的启蒙和教诲》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追记：“１９２２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请毛先生向我们作学术演讲，他首先执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书写了社会主义字样的题目。说许多青年同学们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些事情。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有了这种理想然后才能够坚定地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毛泽东演讲大约二小时。这一次的演讲对三师同学来说，不是一般的演讲，而是一次中国大革命实践前夕的伟大的启蒙和教诲”。毛泽东的这次演讲对衡阳青年学生及衡阳的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会后，毛泽东又与蒋啸青、屈子健等人亲切交谈，教导他们“参加革命意志要坚决，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国内外时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行动。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随时随地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承担重任，不走错方向”。毛泽东语重深长，对衡阳青年寄予厚望。这次演讲后随即返回长沙，并指示衡阳可派人参加省立第一师范在５月５日举行的纪念马克思诞辰１０４周年大会。毛泽东在此次集会上又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演讲，参会的衡阳学生代表又很快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传播到衡阳。

此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广泛传播，对衡阳人民已经产生了深深的震动和影响，尤其是那些早期接受并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革命师生纷纷走上革命道路，不仅开始革命的斗争，而且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参与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来。

彭粹夫系湖南邵东人，１９１５年考入湖南法政学校，毕业后，任《民治报》编辑。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冬受毛泽东、何叔衡委派来衡阳省立三师任国文教员。彭在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后，就开始在进步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三师**后，受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被迫离校，在长沙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编辑进步刊物。

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钻研，撰写了《我们为什么主张马克思主义》一文发表。此文深刻地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透析了其根源所在，号召“中国的无产阶级，应该赶快步俄罗斯的后尘，向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求解放去”，“我们的主张，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这是一篇在衡阳城乡乃至整个湖南都产生了强烈反响的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后被长沙《大公报》予以转载。

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极大地促进了正在蓬勃兴起的学生运动的广泛开展，广泛开展起来的学生运动又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衡阳的传播，并逐步打开了与正在兴起的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指南。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生运动、工农运动的紧密结合，在斗争实践中涌现和锻炼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和工农活动骨干，为衡阳早期地方党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大大加快了地方党组织建立和发展的步伐和速度

第二篇：干部学习讲稿：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洪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4-1927)

干部学习讲稿：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洪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4-1927）

1921年-1949年28年的续火征程，1949年-2011年62年的呕心建设，1921-2011年90年的奋斗历史，一条让民族腾飞，一条让民族复祖，一条让世界瞩目，一条伟大的道路。第二集，洪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4-1927）。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

1939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革命的形势异常复杂。反动势力的强大、革命力量的薄弱是鲜明的事实。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势在必行，创建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迈出了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组成革命统一战线的步伐。

1922年8月，党的二大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了西湖会议，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同国民党进行合作，至于合作的方式，陈独秀等人主张“党外合作”，而共产国际主张“党内合作”。经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说服，逐个接受了党内合作的建议，决议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随后，李大钊和陈独秀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李大钊成为最早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的现实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推动使得中国两大主要革命力量的合作成为可能。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大会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党的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翟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随后发生的五卅运动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了13人，伤者不计其数。

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一连串的帝国主义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各地纷纷举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等抗议运动，直接参加运动的人数约达1700万，“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声响彻中国的通都大邑和偏乡僻野。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引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很大发展。截至1925年底，党员人数已经增加到10000，党的组织也开始在一些新的地方建立起来。五卅运动的蓬勃发展，形成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1925年初，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聘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的作用，谋取到了主管军事的权力，个人影响和地位大大增强，野心也随之膨胀。他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此后，在国民党二大上，国民党右派的势力上升，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等事件，蒋介石趁机控制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大革命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但是靠着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国民党右派不能不有所顾忌，革命形势依然在发展之中。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决定北伐。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北伐军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采用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的建议，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战略。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

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也推动了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9月17日，冯玉祥把自己的军队改编为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东进。11月间，国民军控制了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已成为定局。北伐战争能够一扫此前历次革命的颓势，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所带来的硕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基本是以团结为主的，能够做到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是北伐军的先锋，也是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的一支部队。

在北伐军中，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推动着全国范围反帝斗争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

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

从辛亥革命的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间相隔只有十年。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老一代革命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过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共产党人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外人手中。

1840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割香港，赔款2100万银元；1894甲午海战《马关条约》割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款白银两亿两，后增加三千万两“赎辽费”。

定远馆：定远馆是太宰府市的太宰府天满宫境内的建筑物。定远馆是使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中国清朝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的部件所建。

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年，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使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它们宰割中国。清皇朝在它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是指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英、法、德、美、日、俄、意、奥等国派遣的联合远征军，为镇压中国北方义和团运动而入侵中国所引发的战争。派遣的联合远征军，开始时总人数约3万人，后来增至约5万人。八国联军的行动，直接造成义和团的消灭，以及京津一带清军的溃败，迫使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往陕西西安；最终清廷与包含派兵八国在内的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付出庞大的赔款，并丧失多项主权。）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

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创造过光辉的古代文明的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绝不甘心长期忍受这种屈辱生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是中国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进步。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如何摆脱封建专制统治下造成的黑暗和愚昧?如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之臻于繁荣富强的境地?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经有过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特点2

浅谈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特点

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也是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它诞生于88年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由于当时社会的历史条件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使得他的创立除具有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共同特点外，还在各方面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创立；特点；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也是震撼世界的一件大事。它诞生于89年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由于当时社会的历史条件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使得他的创立除具有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共同特点外，还在各方面具有中国自己的特点。

一、从地域特征而言，中国共产党起源于城市却发展在农村，这是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政党的一个显著特征。

我们都听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合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工人阶级产生于哪里呢？通过近代史的学习我们知道工人阶级产生于外国的企业当中，而当时这些集中东部沿海城市及其铁路要道。可见，中国共产党起源于大城市是合乎逻辑的必要结果，但是他又发展于农村，这与中国的客观形势又是分不开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被敌人牢固控制，中共成立之初只能处于秘密的非法状态，尤其是大革命失败之后，城市更是没有立足之地，而广大的农村相对而言统治比较薄弱，为中共提供了极大的回旋余地和生存空间，加上中国人口多为农民，于是中共将视线转向农村。

中国革命的道路注定是先农村后城市，于是中国共产党紧跟这个方向发展。历史证明，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二、从其指导思想来看，中国共产党从一创立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的指导，从内容上没有受到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影响。

初创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但是从内容上没有受到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影响。首先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先进分子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才开始真正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的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歪曲和阉割，是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而且当时仅仅把他当作是观察国家命运的认识工具来接受。第二，中国共产党没有产生改良主义的基础。首先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酷剥削和野蛮统治，使得中国没有象 1

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也不允许工人阶级进行和平议会斗争。其次，当时工人阶级身受双重压迫，除了少量工贼外，整个阶级都有坚决的斗争性和革命性，因而没有象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中国也没有产生改良主义的社会基础。

三、指导原则：按照列宁建党原则，在国际帮助下建立。

由于中国共产党建立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获胜，他为中共提供了活生生的榜样，所以一开始就以此列宁建党原则为指导去建设。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延安整风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上述三点是中国共产党在其创立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三个特点，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作为当时新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不例外，由于他自身存在的缺陷及其时代的局限性都使得中共在其创立过程中或多或少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下面就其主要的消极方面的特点来谈谈。

第一：中国共产党长期重视斗争实践，而理论准备不充足。

刘少奇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曾经对理论准备做过一番鉴定，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及其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都属于理论准备的范畴。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成立之初，即使就是在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这个弱点，原因主要在于：

1、党诞生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间比较短，（五四运动后才传入），不像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已经有近百年的时间，大部分共产党都是先入党再学习马克思主义。

2、由于当时革命形势非常成熟，所以党成立后就立即投入到实际革命中，2

忙于应付各方面的复杂的工作，无暇顾及理论研究和斗争经验的总结。

3、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欧洲人，在他们著作中谈及中国事情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相比，又具有特殊性，因此要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真正理解、掌握并用之指导实践，难度非常大，时间也需要非常长。

第二：中国共产党成分而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居多，使得党的思想建设成为长期而且艰巨的任务。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农民占据80％，而现代工业中的产业工人只占少数，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级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梭形，中国共产党处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这种阶级分布的特点，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特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这种成分的特殊性，又不得不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分子大批入党，必然会使得一些非资产阶级的意识带入党内，成为产生错误思想的重要根源，使得党内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容易左右摇摆，组织上容易发生原则纠纷，也是党内发生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矛盾尤其是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党内最本质矛盾之一，而解决这一矛盾，成为党的建设长期而且艰巨的任务。

针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内存在的以上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同时也在组织上建党。采取多种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把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引导到无产阶级的轨道上来。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任务，是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坚持首先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此外，为了能够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党在初期创建过程中就强调党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这对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增强了党的战斗力。由于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阶段，也就没有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层,再加上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整个阶级是革命的。

毛泽东说过：“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她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具有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局面就能够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几十个成员；28年以后，她就成为领导着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了。如今，她正领导着13亿中国 3

人民满怀信心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参考文献：

[1]萧超然,沙健孙.中国革命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2]何沁.中共党史学习参考手册[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3]王桧林,郭大钧.中国现代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4]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5]朱发平.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今天[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姓 名：陈莎，助教，女，（1981.10-），四川绵阳人，绵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联系电话： *** Email: 2476759@qq.com

第五篇：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晶芳

欢迎来到北京干部在线课堂。我今天课的内容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要从头开始，所以今天在这里我要和大家一起回顾我们党创立的历史。

学习这段历史就要弄清楚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建立的？党建立的特点是什么？下面我们来讲第一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讲这个问题我想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一个是中国为什么能建立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个大的历史事件，学习我们党的历史第一个要弄清的问题就是中国为什么要产生共产党。关于中共的产生在研究界有这样一些看法：大陆的官方和主流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建党问题上也有几种不同的看法、几种错误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工具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产生不是中国这个社会历史的必然产物。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蒋介石，他写的一本书叫《苏俄在中国》，在这本书里面他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螟蛉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就把“螟蛉”当做干儿子的代称。蒋介石是引用了一个典故，中国古时候的一个典故，在《诗经·小雅·小宛》这篇里面说道，“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是一种绿色的幼虫，蜾蠃也是一种昆虫，蜾蠃把螟蛉捕来，放到它的窝里面，然后在螟蛉的体内产下自己的卵，用毒针往螟蛉身体里面注上毒液，让它不死，所以它的卵利用活体的营养逐渐长大。所以古人不了解这种实际情况，就认为螟蛉的孩子是蜾蠃把它养大的，实际上不是这种情况，是蜾蠃利用螟蛉，把它作为繁殖自己后代的工具，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后人就把螟蛉作为养子、干儿子的代称。蒋介石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俄来实行世界革命战略的一种工具，这是“工具论”。

第二种观点是“移植论”。认为中共是舶来品，用船从外面运过来的，是苏共的移植。

第三种观点是“误会论”。台湾学者李云汉他在《从容共到清党》这本书里说，中国建立共产党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是部分知识分子一时感情冲动的选择，这是一种观点。

第四种观点是“早产论”。这种观点不否认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是认为建早了。德国一个学者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这本书里面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一个人为的早产。还有当年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居然在1923年的信里写道：中国是为时过早的组织了共产党。

上面这些说法第一到第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就是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没有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是人为的产物，是苏俄制造出来的，这些说法应该说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大家知道世界上任何一种生物要从一个地方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必然有它生长和发展的条件。打一个比方，把一个天山的雪莲从新疆移到北京，它能不能成活呢？就看它有没有成活的土壤、气候、水分等各种条件。一个政党也是一样，它的产生、发展壮大必然有它生存的土壤和历史条件。

那么中国共产党产生确实是有它植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的，是一种内在因素来使它能够产生。

（一）苦难深重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为什么在中国要产生共产党？我想第一个回答就是中国共产党产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需要。要说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产生，必须要了解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呢？当时中国是苦难深重。

这种苦难首先是帝国主义侵略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就开始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面的、凶恶的。

首先是在军事上进行侵略。帝国主义不断的发动侵华战争，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英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等，每打一仗打胜了就要迫使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建租界等等，这是军事侵略。

第二是政治控制。帝国主义要统治中国，不依靠中国当地的本土统治者帮助是不行的，所以他要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要拉拢、利用中国当时的晚清王朝以及后来的北洋政府做他奴役中国的帮手，勾结起来一起控制中国。

第三是经济掠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办银行控制中国的海关，控制中国的税收、关税，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用种种手段来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的矿山开采权、铁路所有权都在帝国主义手中。

第四是文化渗透。传教、办学校，通过这些形式在精神上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役。

帝国主义这些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非常大的灾难——国将不国。这张图就是当时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产生后果的认识。这是一张根据兴中会会员谢缵泰1898年发表在香港报纸上的漫画绘制的“时局图”。图中用牛鬼蛇神来代表帝国主义国家，这些牛鬼蛇神纷纷的侵入中国，把中国当成一块肥肉来抢食。图中的熊代表的是沙皇俄国，虎代表的是英国，青蛙代表的是法国，鹰代表的是美国，太阳代表的是日本，蛇代表的是德国。当时的革命志士陈天华是这样说的：“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灾难就是国将不国，中华民族就要被灭亡了。

帝国主义侵略就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的统治者对这些侵略不但不抵抗，反而是迎合他们，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我这里有一个材料是八国联军侵略北京以后，要和八个帝国主义签订《辛丑条约》，在这个过程中清朝当局有一个在北京和各个外国使团谈判的指示，里面说：“量中华之物力，皆与国之欢心”，反正我们打败仗了，这些国家要什么给什么，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求得和帝国主义的和解。

这种卖国政策就使我们国家领土主权受到了大的损失。据统计材料1841年到1911年，这几十年间清政府签订了1145个不平等条约，平均每年16个。清朝时期的赔款有多少呢？十三亿两白银，这还不算利息。1901年《辛丑条约》就赔白银四亿五千万两，这一次赔偿就相当于清朝国家几年全国的财政收入，而且他要规定几十年还完，到还完的时候加上利息要有十亿两白银。

满清时期我们国家是这种状况，到了民国是不是好一点？也不是。这张图就是民国初年当事人画的一个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的形势图。白色的圈代表的是日本，红色的圈代表的是俄国，蓝色的圈代表的是英国，绿色圈代表法国。这种侵略几乎是把中国瓜分完了，中国的民族危机是非常的深重。

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它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明末中国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道路，它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由封建社会逐渐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且由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非常黑暗的、非常落后的、非常腐朽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人民非常痛苦，就像毛泽东1920年在民族大联合上说的：“我们国家是坏到了极处，人类是苦到了极处，社会是黑暗到了极处，总之照这样是统治不下去了”。

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要救亡图存就要反帝反封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是当时整个中国人民的普遍要求。

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为只有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推翻才能够使中国的生产力得到发展，使中国的社会得到进步，谁能够完成这项任务，谁就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和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共戴天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又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共产党可以说就是当时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救中国于危亡的主要力量。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苦难深重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二）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失败推出了共产党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在中国能产生？第二个回答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失败推出了共产党。在近代，中国革命其实并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中国共产党先开始的。毛泽东就曾说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当然也就不清楚为什么在中国非要产生一个共产党不可。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80年间，中国人民是不断的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其中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革命主要有三次，即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不论是农民的太平天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最终都失败了。

首先来看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是由农民领袖洪秀全发动的，从1851年金田起义开始，领导农民起义军打击封建的清王朝，从广西一直打到了长江流域，占领了当时清朝在中国中部的重镇——南京，在南京建立了农民政权——太平天国。但是太平天国只存在了14年就失败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主要不是被当时的清军和帝国主义的洋枪队打败了，而是败在了自己手里。他反了多年的封建，最终自己建立的政权还是一个封建政权——洪秀全当了太平天国的皇帝，搞了封建。这就说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能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农民不是一个先进的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阶级局限性就决定了太平天国虽然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是不可能彻底的摧毁封建制度，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制度，所以它担负不起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

再看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在1898年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他们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试图在不根本废除封建统治的情况下，做一些改良，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结果戊戌维新只持续了100天，就在清王朝统治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镇压下失败了。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被迫亡命日本，戊戌变法中的骨干，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被清王朝抓起来，“血溅菜市口”，壮烈牺牲。戊戌变法的失败暴露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企图靠这种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来改变中国这种灭亡的命运是根本行不通的。

再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在1911年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2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特别的肯定孙中山。我们的天安门广场上两个领袖——孙中山、毛泽东的画像，他是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但是辛亥革命也很快就失败了，刚刚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权力并没有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而是被袁世凯窃夺了。

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以后，并没有按照他的承诺实行中华民国的约法，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袁世凯窃取了民国的权力以后，他所建立的政权仍然是一个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卖国政权。这张图片是袁世凯和列强共事的合影。袁世凯执掌了民国的政权以后，千方百计的和帝国主义拉关系，要得到他们的支持来实现其统治，为了得到当时日本国的支持，接受了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

从1912年到1919年北洋政府的各派军阀都以国家权益做抵押，公开或秘密的借外债180多次，总额高达八亿银元以上，这些钱不是用来建设国家，而且用来争权夺利打内战的。

袁世凯对外卖国，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压榨和掠夺人民，所以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上是非常黑暗的。本来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曾经有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机会，所以资产阶级也曾尝试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比如议会政治、政党组阁，学习西方民主政治搞这些东西，搞的应该说也是有成效的。比如1912年到1914年几年间，各派政治势力为了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席位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种党派林立的局面。党派有多少呢？当时据统计有682个之多，那种情况当时有人描绘的说是集会结社尤为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当时想搞民主政治，党派非常的多。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统一共和党、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其中国民党是势力最大，在参众两院870个席位中有392席，已经接近半数，非常有希望通过国会选举由国民党组阁。但是袁世凯绝对不想出现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不想由资产阶级来掌握国家的政权，所以他在1913年3月在国会召开前夕就在南京车站派人暗杀主张建国会实行民主政治的国民党人宋教仁，一枪彻底击碎了资产阶级的共和梦，这种民主政治也就根本不可能实行了。

更为令人发指的就是袁世凯居然复辟了帝制，在清王朝消灭以后，他自己要出来当皇帝。这张图片就是袁世凯称帝以后到天坛祭天，履行封建皇帝必须履行的祭天仪式。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举国反对，他在唾骂声中做了83天的皇帝，最后在这种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抑郁而亡。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形成了几个大的军阀军团，比如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这些北洋军阀统治下，中国政治上是更加的黑暗，用孙中山的话说“北洋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是日甚一日”。

孙中山不愧是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不甘心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共和国、换来的革命成果就此丧失，所以奋起和北洋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组织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但是所有的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可以说资产阶级革命派搞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了绝境，没有办法来改变中国，解决中国这些社会的主要矛盾。

孙中山他所以失败不是因为革命不坚决，一方面有敌人强大的外因，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的软弱。资产阶级不仅提不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也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他是不信任人民群众的，他搞的几次革命都是靠军阀打军阀，收买、拉拢一些军阀去打北洋军阀，而且他也组织不起来能够带领群众战斗的坚强政党，这个是最要命的。有没有党？有，有国民党，但是国民党是一盘散沙，革命功成革命党消，是这种情况。

三次革命的失败证明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就落到了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身上。这是说明中国为什么要产生共产党，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

（三）中国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基本条件

有这种需求是不是就能够建立共产党？下面我们讲一下中国为什么能建立共产党？讲一讲中国有没有建立共产党的条件。

共产党要建党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个条件是阶级基础，就是工人阶级要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还有一个条件是思想条件，就是要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中国需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当时是不是就具备了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阶级条件呢？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有一种否定怀疑的看法，认为当时中国的工人人数少、力量弱，没有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很难说具备了共产党产生的阶级条件。

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认为衡量工人阶级能否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要看工人阶级的数量，更要看工人运动的水平。在中共产生以前中国工人阶级是个什么状况？这个示意图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首先看工人队伍成长的状况。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不一样，西方的工人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而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先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工业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在中国的一些沿海城市开办的一些工厂，在这些工厂里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这个时候还没有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在洋务运动中官僚买办资本产业中开始产生，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族资本发展起来以后才大量出现的。

从1840年到1894年这50多年工人数量发展的不大，只发展到了11万。从1894到1913年这20年工人数量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到了90万人。大发展是在1914年到1919年，1914年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大战中帝国主义忙着打仗，对中国的侵略就稍微的放松了一下，这个时候中国的民族资本就趁机发展起来，建了大量的工厂，使工人的数量有很大的发展，到了1919年中国大概有280多万产业工人。这是工人阶级数量的发展情况。

200多万工人在中国的总人口中只占到0.5%，4亿多人占0.5%，人数不是太多，比例很小，但是这200多万绝对数也不是太少。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大概也是这几百万工人，比如俄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工人占全国人口2%，日本当时也是占2%，产业工人有150万左右，俄国建党的时候工人是270万左右，所以这个绝对数也不是很少。

除了数量以外，中国工人阶级确实还有它自己特殊的优点：

第一个特点是受压迫最重、革命性最强。因为西方国家工人只受资产阶级压迫，受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的压迫。但是中国工人受三重压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本，甚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革命性强，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

第二个特点是集中程度高，多数都集中在沿海沿疆的几个大城市，集中的好处就是便于组织。

第三个特点是和广大的农民有极为密切的联系。第一代产业工人基本上是刚从农村出来变成工人的，所以他们家很多人都还在农村，和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点。从这些特点看，仅从中国工人在全国人口占的比例小就说明没有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我认为是说不通的。第一，是我刚才说了它和西方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建立时候的工人数量比绝对数并不少；第二，拿中国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比，应该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人数更少，一个工厂里面有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才几个人，工人是多少？资本家人数少，那么他还在共产党建立以前，先于共产党建立了国民党，不能说人数少就不能建党。

另外，更重要的是看工人运动的情况。从工人运动情况看，从1840年到1894年这50多年，工人运动开展的不多，一共只有71次斗争，年均1.3次。1895年到1913年，这20年工人斗争多了起来，一共有273次，年均14.3次。到了1914年到1919年，工人斗争次数更多，一共有185次，年均30.8次。这时候工人斗争的内容也和以前不一样，不仅仅是经济要求，要求涨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待遇，而且提出了政治要求。比如1915年上海、唐山等地的工人罢工主要就是反对北洋政府和日本签订的条约，反对接受“21条”，这是一个反帝运动。1916年天津法租界工人罢工，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举行了“六三大罢工”，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五四运动是学生先搞起来的，北京的学生先进行了反对巴黎和会、反对中国签订卖国条约的运动，学生斗争并没有起到那么大的作用，还不能撼动北洋军阀的统治，但是工人参加进来不一样了，威力很大。最终五四爱国运动是取得了胜利，这里面工人的作用不可低估。

从上面这种情况看，中国的工人运动发展到1919年，这个时候不仅有经济要求，而且有了政治要求，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作为这种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就有了要建立自己政党的要求。所以从这点看，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已经具备了阶级基础。

要建党只有阶级基础还不够，还必须要有思想条件，也就是说要有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当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是不是具备了这种思想基础呢？近年来也有人否认中共有了这样建党的思想基础，认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是知识分子一时的感情冲动，认为中国没有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条件，理由是“中国在文明的大道上还没有走到资本主义的门前”。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一种革命理论，中国还没有资本主义所以没有接受这种理论的条件。还有观点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先进分子只是片面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还不够满足建党的理论要求。

那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上面这些看法是不对的。首先我们说中国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虽然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资本主义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的内部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需要有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先进的理论来作为斗争的指导。但是工人运动不能自发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只能从外面灌输，由掌握这种理论的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灌输、去传播。

中国的先进分子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实际上有一个不是太短的历史，从1898年开始就传入了中国。在1898年到1917年的20年中，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从不同的渠道经过不同的人介绍到中国来，最先是外国传教士，1898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出版的一个译注里面第一次介绍了马克思。在此之后，1899年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办的《万国公报》中登了一篇文章叫《大同学》，里面称马克思是工人领袖。在中国人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他比较早的说到了马克思，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社会主义之鼻祖”，当时他说马克思名字不是现代我们写的马克思三个字，叫“麦喀士”。讲到这个问题，说的比较多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革命派朱之鑫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文章里认为共产党宣言的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议论，而是有自己的一些认识的，认为它是比较科学的，是科学的社会主义。

孙中山在他的一些演讲文章中也谈到过马克思，孙中山在1914年5月给社会党国际局的信中呼吁他们给中国国民党人以帮助，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国民党革命派以外，还有一些人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比如说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也不只一次的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马克思，提到他的学说；还有社会党人，像江亢虎，他甚至不仅提到马克思，还提出了中国要搞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这个词还是他先提出来的。

可以说在二十世纪初的思想界，社会主义是相当时髦的一个思潮，相当多的人在讲社会主义。但是当时的介绍应该说是零碎的、片面的、肤浅的，带着很多误解的，甚至是歪曲的，规模也比较小，影响也不是很大，受阶级局限，他们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这是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中国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发生大的变化是十月革命的影响。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来接受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这种状况就像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的话把十月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说得很清楚了，从这儿开始马克思主义才被中国的先进分子作为改造中国的一个工具，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来接受的。

正在苦苦寻找救国道路的先进分子，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由主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主张社会主义，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艰难转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几乎是每个人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转变，促使他们转变的原因我想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原因是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们感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这个是非常现实的，刚刚过去的历史事件摆在大家面前，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没有可能的，帝国主义不允许，封建势力也不允许。看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方案救不了中国，不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转变了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的这一套未必都是好东西。在这以前看资本主义都是看好处看得很多，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引起的，这个危机很惨，大战打的也非常残酷，把资本主义负面的东西暴露的非常多。

第三个原因是社会主义的苏俄体现出来的勃勃生机和他对中国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确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感到向往。苏俄建国以后，是工人和农民的国家，被压迫者翻身当了主人，出现了新的气象，特别是苏俄建国以后发表的几个《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旧沙俄在中国所攫取的种种特权，这个对中国人的触动非常大，对俄国也非常的向往和信任。

第四个原因是“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表现，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改造中国的物质力量，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对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任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道理很重要，因为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力量。

当然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确实是五花八门、良莠不齐的，各种社会主义很多，不只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这一派的，还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所以在当事人看来，社会主义就像隔着纱窗看小屋，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碰撞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做了正确的选择，他们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最先完成这种转变的是李大钊。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先后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章，比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来，他的思想转变确实受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特别是在1919年他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标志着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由社会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群体中，李大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地位。后来他的这种观点影响了很多中国的先进分子，比如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领导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这个研究会起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大概是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在“亢慕义斋”里组织了很多人，比如说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等，在这里一起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这些人思想的转变。

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变也是深受李大钊的影响。1918年毛泽东一上北京的时候，曾经在李大钊任馆长的北大图书馆当过助理馆员，帮助干活临时工的性质。在这期间就曾经亲耳聆听过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仔细阅读过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文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底毛泽东二上北京和李大钊的接触更频繁，当时就认真的读了一些能够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自己的这段经历，毛泽东记忆深刻，对把他领上革命道路的李大钊是充满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毛泽东1949年3月23日到了北京城下就发出这样一些感慨，他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1936年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也谈到他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历程，他说：“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三本书，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一个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还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说：“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的这些话讲他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是有代表性的，代表了当时那一代人的思想转变。

除了李大钊，在我们党内陈独秀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在建党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主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都在当时的一代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自己也在1920年在《谈政治》这篇文章中完成了他个人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也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且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世界观转变。在他的影响下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等这些人也很快的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除此之外，湖南的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湖北的陈潭秋、恽代英，天津的周恩来，山东的王进美、邓恩名、南京的张闻天，浙江的俞秀松，广东的杨匏安，四川的杨闇公以及老同谋会会员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等，也先后的完成了思想的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十几个人能够活到建国以后看到革命胜利成果的不是太多，大概1/3左右，绝大部分人是在革命年代为革命牺牲了，为他们的理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讲了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情况，当时传播的范围应该说是比较广的。

我在这里给大家列了一些当时登载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信息评论》、《觉悟》等等，同时也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比如说《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以及《社会主义史》等等。

那么研究中共建党的思想条件，不能只看传播的范围，还要看传播的深度，传播了一些什么内容。从当时传播的内容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最主要的观点已经传进来了：

第一，哲学方面是唯物史观，这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是观察社会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非常的重要，只有掌握了它才能够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

第二，传播了经济学的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非常的重要。第三，传达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比如说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学说。

总之，到建党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诞生在本世纪20年代初，不是偶然的，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需要。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产生坚定了阶级基础，准备了思想条件。通过这些条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移植论”、“舶来品”这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

（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建党准备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过程和特点。首先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建党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除了有必要的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以外，还必须要使这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因为工人阶级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只能建立工联主义的组织，不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样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不把工人阶级作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只能是一个研究的小团体，而不能组成先进的政党。

在欧洲和俄国，这种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比如在俄国，从1883年普利哈诺夫创立俄国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开始，到1903年俄共成立是20年时间，这个结合过程是比较长的。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几乎是同一过程，它的广泛传播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在这之前有一些，就是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个期间有一些，大量的传播是在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到1921年建党只有两年时间，那么一边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一边到工人运动中去向工人去宣传和工人运动结合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过程。

在中国最早酝酿建立共产党的是谁？我们现在一般的说法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但是最近有些人就这个问题提出了疑问，特别是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写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把共产国际苏俄怎么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说的非常充分，特别是中国的先进分子怎么从日本这个渠道接受马克思主义说的非常充分。他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提出了疑问，认为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明他们两个是怎么研究建党的。从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材料看，应该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一起研究过问题的。1920年初因为陈独秀在北京受到北洋政府的迫害，要转移到上海，从北京到上海途中在北京站不好走，李大钊把他从北京送到天津，从天津坐火车变津浦线到上海。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就商量了这个问题，现在虽然没有档案材料说明他们商量了什么，但是有一些回忆录回忆到这个问题。我认为从他们分手以后，各自所进行的活动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商量过建党问题的。因为分手以后李大钊回到了北京，陈独秀在上海，都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思想准备；一个是进行工人运动，到工人中去启发工人觉悟，办夜校、出刊物，发动工人斗争，建立工会，这些都是建党的准备工作，分别一个在南一个在北。

在建党过程中，除了南陈北李以外，中国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说湖南毛泽东、新民主协会都在酝酿着建党，在湖北、山东、广东都有这样的活动，包括旅居法国的先进分子也在和国内的通信中不断地谈建党的问题。

正在中国的先进分子在酝酿建党问题的时候，确实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苏联的帮助，这个以前在讲党史的时候讲的不多。但是随着近年来共产国际苏共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史料的公布，我们看这个问题看的更清楚了，就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是得到共产国际苏联的帮助的。一开始是陆陆续续从不同的组织中派了一些人到中国了解情况，但是没有实质性的建党活动。实质性的建党活动就是1920年3月份，共产国际远东局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人到中国来，了解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情况，也想做建党方面的工作。他首先到了北京，经过俄国教授的介绍与李大钊见面，了解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情况、建党的准备情况。然后李大钊介绍他去上海与陈独秀接触，特别是后来又与其他的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李达和李汉俊接触，商定要在中国组织共产党。在1920年的6月，上海陈独秀主持在《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开会，决定要建立共产党，在8月就正式的建立了上海共产党。

上海共产党开始叫社会共产党，后来就名称问题，陈独秀跟李大钊写信征求意见，李大钊认为就应该叫共产党。所以南陈北李自1920年3月分开以后，没有见过面，但是是有联系的，通过通信来商量一些建党的问题。上海共产党建立以后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发行者和组织者，由它去联络全国各地其他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一起在各地发展党的组织，先后有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出现。

除了上海陈独秀等人建立的上海共产党以外，李大钊在1920年的10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1920年秋天，董必武等在武昌建立了共产党的武汉支部；1920年秋，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建立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同年秋陈公博等在广州也建立类似的组织；1921年春，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了共产党的小组。在国外也建立了两个党的早期组织，一个是1921年3月张申府、周恩来在巴黎建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个也是1921年的3月，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的共产党组织。

这些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筹备建党过程中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进行了建党的准备工作。哪些工作呢？

第一个工作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比较中进一步的坚定信念，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建党做好理论准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不是当作一种纯学术的东西做学究式的研究，而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把它作为改造世界的一个武器，强调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正因为这样，它就会密切联系现实问题去谈一些东西，就和当时社会上一些不同的观点发生了论争，在对各种不同观点的论争中深化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大的论争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是李大钊和胡适之间进行的。这个斗争我们过去把它说成是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非常对立的斗争，实际上这个斗争带有很大的理论探讨性质，就是胡适提出他对大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太感兴趣，他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是要这种大规模的理论宣传就能够做到的，他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解决具体的问题，高谈社会主义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所以对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习他不是很感兴趣，他主张一点一滴的解决中国的问题。李大钊写文章对他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强调宣传理论和研究实际问题不应该是对立的，两者应该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研究问题必须有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另外，实现主义必须同实际相结合，这场论证应该说进行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对怎么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实际的指导作用是有它的作用的。

第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这是在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和张东荪、梁启超之间进行的。这个争论涉及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重大问题。张东荪、梁启超他们的主要观点，认为中国当时没有资格讲社会主义，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劳动阶级，也不具备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贫乏、贫穷，中国的贫乏、贫穷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萌芽，资本主义利大于弊，不应该去消灭而是应该发展。这个观点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中国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且是太少了，资本主义在当时是作为中国生产阶级中的先进因素的。但是怎么才能够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他们开出的药方是让资本家发展事业，通过这种改良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主义要发展，它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个势力使它不能发展，或者不能很好的发展。因此，不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结论是梁启超等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有其合理性，但结论是错的，通过改良和建设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不可能。

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着一些片面性，就是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个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在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发展，不用具备必要的物质前提就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也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这是不对的。但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认识上，他们是看到了点子上，即在中国不搞革命、不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统治是不可能改变中国的这种状况，不能够救亡图存，不能够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所以他们认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第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论争的一方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另一方是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一切强权、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这种观点对小资产阶级急于改变现状这种急切的心理是很有影响的，能说到这些人心里去，所以在当时的知识界很有市场。但是这种主义对建党是非常有害的，不主张纪律、组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非常有害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观点进行了驳斥，在论争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实行必要的金融制，坚持维护一定的纪律，我认为这个是对的。

在多次论争中马克思主义者捍卫了革命的理论，坚定了信念，锻炼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今天我们学习这段历史，不仅应该了解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是怎么接受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应该学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个理论和实际结合、学以致用的这种学风。这是在从各种观点的论争中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定信念。

第二个工作是到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这是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和早期组织都做的工作。

第一，办刊物。当时办了一些工人刊物，比如上海共产主义组织办的《劳动者》、北京共产党组织办《劳动音》、广东的共产党组织办的《劳动界》，通过这些刊物通俗的向工人传达马克思主义。

第二，办工人夜校。工人没文化，办夜校让他们学习文化，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觉悟。

第三，成立工会。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工会，这是最早的现代工会；北京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到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中去组织工会，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第三个工作就是为建党做一些具体的筹备工作，包括探讨建党的思想，通过办刊物、通信等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介绍其他国家共产党建设的经验，讨论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组织原则等一系列的问题。当时上海共产党办了一个党内刊物叫《共产党杂志》，在这个杂志上登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外就是确定日程、推选或指定代表，这个工作是在共产国际马林1921年6月来到中国以后，到上海和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李达共同商定的，就是要在近期内尽快的召开代表大会，最后确定在7月份召开，然后给各地发通知，让他们推代表到上海开会，这是准备工作。

（二）中共“一大”的召开

当这些工作都进行完毕，1921年的7月就在上海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中共“一大”的召开和共产党的诞生。这两张图片就是当年开会的地址，一个是上海的敬业路76号、原法租界106号、李汉俊哥哥李舒城的住宅，“一大”主要的会都在这里召开；还有最后一次会是在嘉兴南湖的一个游船里开了一次会；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应该在历史上记载一笔，就是上海的博文女校，是到上海开会代表住的地方，在这里也开过会。

关于“一大”召开的真实情况，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不是太清楚的。对“一大”代表是多少人、都是哪些人，“一大”召开的时间、地方及会议的内容等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为什么这样一个会会存在这样一些不同的看法呢？我认为有几个因素：

第一，“一大”作为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历史意义是随着党和革命的发展，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历史沉淀才逐渐显露出来的，作为当时参加“一大”的这些代表们、当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对“一大”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刻意的宣传。

第二，中央负责人保管的“一大”文件，“一大”通过的纲领、决议都丢了，直到建国以后才在中央档案馆接收苏联的档案中发现俄文版的纲领。后来一个意外的情况下，又有一个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翻到了“一大”代表陈公博（陈公博在“一大”结束以后很快就脱党到美国去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写的毕业论文，《中国共产党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附了一个英文版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

第三，“一大”是秘密召开的，当时北洋政府不允许共产党人公开活动，把他们看成过激党，马克思主义都是过激分子，抓住是要关起来的，所以秘密召开了“一大”，环境是非常严峻的。这个中间还发生了法国巡捕闯进会场搜查这样的事件，所以大会当时没有做记录，事后人们回忆起来难免其说不一，出入比较大。

共产党成立这么多年，总要有一个时间作为党的生日纪念。在1938年5月毛泽东首先提出以7月1日为建党的纪念日，并且在1941年6月30日，用中央文件正式的规定下来，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为7月1日，并不是中共“一大”就是在7月1日召开的，以前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往往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7月1日召开，这是不对的。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具体弄清楚。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邵尉正通过根据当时的文字记载、综合了间接事件等进行考证，考订了“一大”开幕日期是7月23日，闭幕日期是7月31日。关于开会时间的考证目前没有疑问，但是闭幕时间一直没有确定下来，各种说法都有。有7月31日结束说，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结束说几种。

现在7月31日闭幕这个说法不太可能，因为“一大”的最后一次会，7月30日在李汉俊哥哥家开会的时候发生了法国巡捕房搜查事件，会议被迫中断，代表就分散出去了。这其中应该说马林起了很大的作用，先是一个秘探闯进来说是找人，又说是找错了，匆匆忙忙走了。马林在来中国之前，在印度尼西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很有经验，他说这不是找错人了，他是巡捕房的密探，赶快散会，于是代表们很快离开了。果然过了十多分钟就来了十几个搜查的巡捕。所以马林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还有一功，正是因为他的警觉，使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的过程中，避免遭受了被反动派一锅端、胎死腹中的悲剧，能够顺利的成立。

会议中断代表分开以后，因为住的很分散，当天晚上很难再聚集商量开会的事，而且由于会场被闯，这些人都已经被巡捕房盯住了，再在上海开会不安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可到她的家乡嘉兴租一个游船去开会。但是要租船、策划到嘉兴去是要有时间的，当时定下来已经是半夜了，根本来不及通知。后来张国焘回忆这个意外事件说：“警察的骚扰发生以后，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在找到妥当的开会地点以后再行赴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7月31日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陈公博是带着他的新婚夫人，没跟代表住在一起。所以这种情况说明，31日代表们还在上海没有到嘉兴，所以31日是不可能在南湖开完会的。

8月1日，是不是这天结束的呢？我认为也可以肯定不是。因为据当时的报纸记载，8月1日南湖刮大风，风浪很大，把游船都刮翻了。但是参加“一大”的代表，没有一个人在回忆中说到南湖刮大风、刮坏游船的事情，所以这天是不可能开会的。

8月5日结束这种说法，是1921年10月13日，国际驻赤塔的代表斯莫尔吉斯给共产国际的信中明确说的，但是这个人并不是“一大”的亲历者，所以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可靠。

还剩下一种说法就是8月2日闭幕，我认为这种可能是比较符合，或者接近实际的。因为负责会议安排的王会悟坚持说，30日出事以后的后两天才继续在南湖开会。陈公博在“一大”会议以后不久就写了一篇东西，叫《十日旅行中的春申铺》就是讲他到上海、杭州旅游的事。这里提到他和新婚妻子在7月31日乘车去杭州，8月1日游山，2日玩水，3日回沪，4日就乘轮船回广州了。现在能查到4日确实有一班从上海到广州的轮船，他是8月4日离开上海的。在他从杭州回到上海以后，他就看到参加了南湖会议的周佛海，才知道最后的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的船上结束了。所以我认为8月2日结束的说法是比较有道理的。

关于“一大”代表的人数有12人、13人两种。这张图片就给大家列上的是当年出席“一大”的代表，但是这13人是不是全是代表有不同的说法。12个人说，当时代表共产国际指导我们建党的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一篇报告里说到12个代表来自7个地方，两个地方各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两名代表。但是参加会的确实是13个人，这13个人里谁不是代表呢？这个说法也不一样。有的人说包惠僧不是代表，因为广州就选了一个陈公博参加，他是陈独秀指定参加会议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何叔衡不是代表，他虽然到了上海，但是大海前几位主要代表商讨代表资格的时候，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没有工作表现，不应该出席大会。所以张国焘通知毛泽东说不让何叔衡参加，毛泽东就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由，让何叔衡先行返乡处理，所以出席大会的只有12个人，这是张国焘回忆的说法。还有一种看法第13个人说，不是代表的人既不是包惠僧也不是何叔衡而是陈公博，理由就是他没参加完会，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到杭州玩去了，说他不是代表，日本学者就是这种观点。

总之我们中共党史第一卷，当时研究写的还认为是13个代表。我认为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都参加会了，都参与了建党的过程。那么“一大”代表的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45岁何叔衡，平均28岁，非常的年轻。正是这一群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承担起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对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贡献的。

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党纲，党纲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党的组织是采取苏维埃形式，逐级建立严密的组织。大会还通过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就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在策略上实行独立的革命，不和其他的党派团体发生关系。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选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这些内容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讲建党时必须要明确的。判断一个党的性质，首先要看它的纲领，看它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有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你说它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但所有参加“一大”的代表里却没有一个工人，全是知识分子，那怎么能说它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呢？我觉得出身是什么并不重要，你信仰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这个党是什么样的党，要看它的纲领。纲领的确说明了我们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的的一个党。既然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要分析一下怎么看“一大”时的共产党的队伍。

大家看到的问题确实是这样，这些人不是工人而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一个阶级，它是依附于各个阶级的。从13个代表的实际情况看，也是走着不同的革命道路的，不同的人生道路的。可以将他们大致分为5种类型：一类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到底的，比如像李汉俊、陈丹秋、何叔衡、毛泽东、董必武这些人，其中4个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了，能够活到建国以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就是两个人，“一大”代表里面只有毛泽东、董必武。这是一个类型——坚定的革命者，这些人是占到整个代表的半数以上的；第二种是因为党内意见分歧，脱离了共产党，但是仍然信仰马列主义，并且做了不少有益工作的，比如说李达、李汉俊；还有第三种是被开除党籍的。因为种种原因被开除党籍后来又回到革命队伍的，像刘仁静。除了他以外被开除党籍的还有张国焘、陈公博这些后来成了汉奸、特务、卖国贼的。张国焘他长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一大”到“六大”，都是我们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后来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但是在1938年的4月，祭祀黄帝陵之后，他叛逃脱离了共产党，跑到了武汉，跟国民党搞到了一起，当了国民党的特务，这是一个。而周佛海、陈公博都是在建党以后很快脱党，后来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叛国，在南京建立了伪政府，他们都是伪政府的重要成员，当过伪政府的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等等。

抗战胜利以后，他们都以汉奸罪被判处了死刑，其中周福海是病死在狱中，陈公博是被枪毙的。这些人脱离共产党，背叛共产党，当特务、汉奸，为国人所不齿，但这毕竟是当时中的少数，不足以影响党的性质；同时也不能因为他们后来的变化，就否认当时他们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更不能因为他们后来的过错，甚至堕落为叛徒、汉奸，就否认他们对建党所做出的贡献，否认他们是党的创始人。尽管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后来的情况也不一样，但是就当时来说他们确实是先进分子。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组织上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先进队伍。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建立过程中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俄国共产党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很费周折。1898年俄国的共产党人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建成统一的党，1903年开第二次大会，列宁战胜了经济派，又经历了马尔托夫的斗争后才建立了统一的共产党。但是建党以后党内很快发生了分裂，分成了多数派、少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两派。

但是，中国共产党从建立就是一个统一的政党。尽管中共在成立大会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最终都统一到党的纲领上来了。1921年夏天，湖北的恽代英等同志在黄冈开会，一致成立了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一个党组织，名字叫波社，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简称，但当他们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以后，很快就停止了活动，恽代英这些人作为先进分子就加入了共产党。1921年6月，以周恩来、赵世炎为首的少年共产党，在得到国内已经建立共产党的消息后，主动派李维汉回国找中国共产党，请求将少年共产党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游支部，并接受国内党的领导。1924年四川的吴玉章建立了青年共产党，1925年2月吴玉章到北京，在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以后，立即加入了共产党，并且写信给杨安，要他解散青年共产党。

中共建党的时候，可以说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都是非常分散的：北到北京，南到广州，东到济南，西到长沙、武汉，甚至还有远在日本和法国的。能够将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统一起来的原因，我认为是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现在有90年了，虽然党内也出现过派别斗争，也有几次出现过分裂党的活动，但是我们党都以团结战胜了分裂，始终保持了团结和统一，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一个很大的特点。

第三，党面临的国情复杂、任务艰巨、党的理论准备不足。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非常特殊，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各个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的国家，并且是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搞民主革命，这是全世界的共产党革命都没有遇到的事，到底怎么搞，没有现成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书本里没有，各国革命的经验中也没有，全靠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当时党建立时候的理论准备还是不足的，只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一些基本的东西，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对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都还没有接触。这些不利条件就决定了我们党走过的道路必定是曲折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

党成立的意义重大，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毛泽东曾经引用《庄子》中的一句话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要性和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小很不起眼，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就会成就一个大的事业，就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取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迎来了人民的解放，后来又带领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的贡献，“一大”成立这样的党，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第三章 民主革命纲领、策略的制定和工人运动的开展

（一）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策略，通过党章

第三个大问题，讲一下民主革命纲领和工人运动的开展。“一大”建了党，但是对在中国进行一个什么样的革命，怎么进行革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通过了一个最高纲领，就是在中国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然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纲领有这些东西并不能够对当时中国的革命起直接的指导作用，因为当时中国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是解决民族矛盾，反帝反封建。而解决民族矛盾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并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要求，所以“一大”在纲领上并没有完成建党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中共“二大”来完成的。“一大”开过以后，第二年中共在上海开“二大”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原因是在自己的实践中初步地感到中国革命在当前面临的敌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封建军阀。比如香港海运大罢工，面对的就是英帝国主义，包括凯伦煤矿罢工面对的也主要是英帝国主义。另一个原因就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

“一大”开过后不久，在1922年初，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个共产党和人民团体代表大会。列宁自己也抱病参加了大会，还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其中包括共产党的代表和国民党的代表。会议认为中国所面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所以应该制定这样的一个纲领来指导当前的斗争。而且列宁提出要国共合作，既然大家都是要搞民主革命的，所以就联合起来一起搞。大会开完以后，我们党的代表回国就向中央传达了远东会议的精神，中共很快召开“二大”就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内容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要进行民主革命，解决急迫的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问题。这个纲领是非常重要的，它把中国革命分成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民主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这个纲领的形成，就使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从悬在半空的楼阁，落到了实地上，能够切实的进行了，找准了对象，找到了动力，找准了目标。

“二大”除了制定民主革命纲领，还决定要搞联合战线，因为要进行民主革命，和“一大”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不一样了，因为对象不一样了，资产阶级可以参加到革命中来，所以要搞联合战线，和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搞联合战线。同时，“二大”还通过了一个党章，这个党章是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一个章程，因为“一大”的时候没有制订党章。这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都做了具体规定，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的原则。“二大”还根据党章选举了中共中央的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国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另有三名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蔡国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到了“二大”开完以后，我们才说我们党实际的建党工作完成了。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

“二大”以后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酝酿国共合作。我们对国民党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由反对同国民党合作到必须同国民党合作。要合作，怎么合作，这就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合作方式的选择上，应该说是非常的困难，开始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和国民党平等的合作，即进行两党合作。马林到桂林后，同正在组织北伐的孙中山谈了谈，但孙中山不同意两党平等合作，因为国民党很大，共产党很小，共产党只有百八十人，因此孙中山不同意平等合作。他说既然我们大家目标一致，共产党人就参加到我们国民党里面来，在我的领导下大家一起搞革命，你共产党人参加进来可以保留你的共产党人党籍，也就是跨党党员。合作是双方的，有一方如果坚决不同意，这合作就不成，所以大家只能是找一个都能够接受的形式来实行这种合作。马林的态度是提出要实行党内合作，以共产党人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来实现这种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这个方式，在马林提出以后，我们党内很多人都是不同意的。

1922年4月，陈独秀专门给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写了一封信，就是说党内合作的这种办法不可行，并说了几条理由，主要是说共产党、国民党是代表不同阶级的，政治主张也是不同的，这样不同阶级、不同主张的人在一个组织里，那是很难合作的，很难把革命做好的。马林看他说服不了陈独秀就回到共产国际去了，回到共产国际去搬最高指示，想征得共产国际同意以后，用国际的指示来压服中国共产党。因为在这个时候，中共“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地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了，而共产国际这个国际组织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下级服从上级，各个共产党支部都必须服从国际共产党这个中央，共产国际如果赞同马林的这个党内合作，那你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采取这种办法到国民党去。马林真的征得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回来以后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因此，1922年在杭州西湖中共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上多数人同意党内合作，但是思想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想通，所以合作进展得也不快。

后来经过1923年的“三大”，中共正式决定要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和国民党合作，这样国共合作这个工作才正式地开展起来。对于党内合作这种形式评价的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这种合作方式对共产党及其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是充分肯定的。但三中全会以后，在研究者看了一些新的材料之后，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不同意传统的看法。认为党内合作形式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方面，但其消极方面则更为显著：它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支持者的地位，妨碍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它限制了共产党独立活动的开展，它有利于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所以对党内合作这种方式不能评价过高，甚至有人做出了完全否定的评价。他们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和这形式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形式下，共产党不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更不可能争夺领导权。

综上所述，我认为党内合作不是最好的形式，合作后的很多问题不好解决，幼年的共产党没有经验，很难处理好在统一战线中和同盟者的关系。但是在当时孙中山不同意两党平等合作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这种合作形式，否则就合作不了。从实践的结果看，这种合作有利于国共两党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这个已被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由一个秘密的小组织，发展成了一个5万多人的大党（1927年）；同时。国民党也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而且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的组织得到了健全。原来它只有一个国民党中央，没有省市级的组织，没有基层组织，是共产党帮它在各地建立组织，所以它也得到了大的发展。没有这种合作，可以说不可能有1926到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高潮，不可能有北伐战争的胜利，因为在这之前国民党搞了几次北伐都不能成功，只有和共产党合作，在共产党正确的引导和帮助下，北伐才能够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当然也应该看到党内合作的关系特别复杂，幼年的中共要处理好和同盟者的关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非常难，不犯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不讲原则的、千方百计的、不怕牺牲无产阶级利益的、不怕牺牲共产党利益的去维护这种合作，这也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二大”以后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建党以后的第三个工作就是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不但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党成立以后，主要精力用于从事工人运动。为了加强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了一个组织，叫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这个词大家听起来像日文，也确实是从日本那边借鉴过来的，用这个组织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而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就是张国焘。这个组织成立以后在各地都成立了分部，组织各地的工人运动。在全党的努力下，很快的在各地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从1922年1月到1923年的2月，全国爆发工人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有3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直接发动的。重要的有四个大的罢工，其中一个是香港海员大罢工，这是在香港发生的。中国香港海员长期受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和白人海员做同样的工作，但工资只有白人海员1/5，生活非常的艰难。1921年9月，海员工会向资方提出追加工资要求遭到了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没办法就只好罢工，罢工以后就立刻使五条太平洋航线和九条近海航线瘫痪，把香港变成了“臭港”，香港经济停板。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迫使港军档案局答应了工人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在这个罢工中，中共广东支部和国民党的广东政府都对工人罢工进行了支持，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罢工后，在1922年5月，劳动组和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奠定了我们党在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

第二个大罢工是安源路矿大罢工。“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局的合称，属于由德国、日本控股的汉冶萍公司的。这个公司的一万七千多名工人员工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生活也是非常艰苦。1921年的冬天，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进行调查，后来由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和刘少奇到安源去发动工人罢工，主持工人斗争的党政工作。于是，在1922年的9月14号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提出了“十七项要求”。经过斗争迫使路况班局接受了工人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是中共第一次独立领导，并且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它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一个壮举。

再一个就是“开滦五矿大罢工”，这是在唐山地区隶属于英国人的煤矿里组织的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