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践

第一篇：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践

摘要：1925年至1927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被称作大革命。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虽然中国共产党没有直接掌握国民革命军的领导权，但无论从创办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还是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提高国民革命军的素质，中国共产党都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 军事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尽管对军事和军队问题的认识不够充分，但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开始了早期的军事实践活动，这些军事实践活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作了必要的准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帮助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

帮助国民党创办黄埔军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实践活动的开端。在黄埔军校的创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黄埔军校，全称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该校因建在广州黄埔港附近的长洲岛上而得名。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创建黄埔军校的目的很明确，在黄埔军校的开学演说中孙中山就说，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为根本创建新的革命军队，以挽救中国的危亡。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在桂林与孙中山秘密会谈，提出创办黄埔军校的建议，孙中山深表赞同。随后，孙中山派出由蒋介石、张太雷等组成“孙逸仙先生代表团”赴苏俄考察政治、军事。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形成后，加快了建校的进程。

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制度、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我军现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政治委员制、政治部制度也是从这几种制度发展而来的。当时国民党人搞政治教育没有经验，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工作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基本上是共产党人担任的，比如周恩来、熊雄等。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等曾任政治教官。到1926年，在黄埔军校工作的共产党员最多时达160余人。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他在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不仅很快完善了校内的政治部门，设组织、宣传、事务三科，还将孙中山倡导的党代表、政治部和特别党部制度在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付诸实施，这实际上奠定了中国军校乃至中国军队以后政治工作的基础。

在周恩来、熊雄等人主持下，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革命的政治课程被放在了重要位置，课程除了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还有苏俄研究、社会主义运动等，政治教材大部分由中国共产党人来编写。在政治部的协调下，我党当时工农运动的领袖人物，比如彭湃、邓中夏、刘少奇等经常到校作报告。毛泽东当时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有好几次被请到黄埔军校讲农民运动。1926年3月，黄埔军校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0月，武汉分校成立，共产党人恽代英是武汉军校三人常务委员之一，实际主持工作。所以当时社会上，对黄埔军校普遍有“国民党的军校，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之说。

二、与国民党合作创建新制度军队

中国共产党协助国民革命军在军队中建立了国民党特别党部制度、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制度，并承担了主要的政治工作。这是我党在大革命时期军事实践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

1924年11月，广州市内发生商团武装叛乱。商团是受英国和香港势力操纵的武装组织，它不服从于孙中山，在孙中山北上韶关的时候发生了叛乱。当时孙中山要求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学生作为骨干，招募士兵建立一支真正的能够忠于革命理想的军队，蒋介石任用黄埔第一期学生担当军官建立两个教导团，这两个黄埔教导团成为后来庞大的国民党中央军的源头。通过两次东征，教导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任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鲁易任第三师党代表，将先云等七位共产党员分任七个团的党代表。到1926年初，第一军中仅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就有250人，连同未公开的达1500多人，绝大部分在各级做政治工作。

此外，在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各军中，除第五军外，其他各军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主任或副党代表。正好周恩来所说，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几乎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的。

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不仅对于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保证东征和北伐的胜利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于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我军建设中，党代表、政治委员的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设置，党的组织建设，以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的原则，就是对这个时期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曾说：“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

三、培养党的军事干部

培养党的军事干部，是我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的军事活动。当时，我党除选派党员和先进分子到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大学、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等学习军事外，黄埔军校成立后，还很重视利用国共合作创办军校的形式培养军事人才。

1924年年初，招生的决定刚一通过，中共中央就发出了62号通知，要求各地的党组织选派革命青年来参加军校。这就说明在黄埔军校建立之前，当时的共产党人就认识到要争夺这个阵地。全国各地党的组织秘密派送了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第一期招生470个学生，后来合并了湘军讲武堂160多个人，最后拥有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历的学生有600多人，根据周恩来后来的回忆：“当时黄埔军校有600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2]我党利用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有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后来党创建红军的一大部分领导骨干，如徐向前、刘志丹、陈赓、许继慎、左权、黄公略、周逸群等，都曾就学于黄埔军校。

党还在黄埔学员中建立了秘密组织，影响了一大批进步学员。比如建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火星社等组织，特别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以黄埔军校为中心联合了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军官学校、军用飞机学校中已经毕业和尚待毕业的青年军人，会员多达2000多人，影响很大。

除黄埔军校外，我党在1927年在西安还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有第二黄埔或西北黄埔之称。这个学校完全由我党领导，史可轩任校长，邓小平任政治部主任。另外在杨虎城的部队中，也由我党党员协助开办了三民军官学校。同黄埔军校一样，这些学校同样为党、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后来他们分别成为陕西1927年、1928年部分地区起义的骨干力量。

在大革命时期，我党通过各种途径培养的大批军事政治干部，为下一步独立进行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创造了人才基础。

四、创建和影响了一部分部队

在选派人员到军校培养的同时，我党还着手创建由自己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

就在蒋介石建立黄埔教导团之时，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步伐。这支部队是由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的周恩来提议并亲自筹组的，名字叫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4年10月，周恩来从平定商团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便向广东区委提议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他的意见被采纳了。此后周恩来亲自找到孙中山提出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得到了孙中山的许可。铁甲车队主要的装备是一辆铁甲车，它实际上是一列火车，由一个车头和五节车厢组成。车的外面包上了厚厚的铁甲，武器不易击穿。车上还装备了重机关枪、手提机关枪、驳壳枪、铁甲车等武器。铁甲车队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大元帅府安全和铁路安全，经费由共产党自筹。1924年12月份周恩来建立了铁甲车队，拥有士兵130多人，队长、副队长和军事教官是由周恩来从黄埔军校调来共产党员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分别担任，党代表和政治教官由从外面调来的两个政工干部廖乾吾、曹汝谦担任。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一支军队。

这支部队也是叶挺独立团的前身。一年后，我党在得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同意后，以铁甲车队为基础，又从黄埔军校的二、三期学员中抽调了几十名毕业生作为骨干，在第四军中成立34团，次年改称独立团，约两千余人，由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叶挺担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该团在北伐中是先锋部队，打出了名声。这个独立团确实是独立的，番号是李济深第四军的一个番号，但是人员的调配和组织的安排，甚至部份的经费都是中共广东区委自行解决，所以这支部队完全是我党直接领导和掌握的武装。

独立团占领武昌之后，我党趁国民革命军扩编的机会，将该团扩编为三个部分：独立团的大部分编为第4军第25师第73团，周士第任团长；叶挺带领一部分骨干，组建了11军第24师；以独立团部分战士为基础，新建了75团。此后，党又派73团参谋长卢德铭出任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这支部队也置于我党掌握之中。这些部队正是后来参加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部队。

我党不仅在协助国民党创建新制度军队的过程中直接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而且还给编入国民革命军的一些部队以民主的政治影响。比如贺龙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20军、朱德领导的南昌军官教育团、武汉军政学校、冯玉祥国民军的张兆丰师、史可轩师等，叶剑英在我党的影响下毅然加入共产党，在他的努力下，第四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基本为我党掌握。大革命失败后，这些部队分别参加了三大起义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成为我党创建和发展红军的基础。

朱德曾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湘南等起义”。[3]

五、广泛动员民众，建立工农自卫军

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通过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两种方式相配合来进行。军事运动是国民党工作重心，民众运动是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在国民革命中，我党主要是动员和组织民众，支援革命战争。这是国民革命国共合作的重大体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组织开展了中国近代史上广泛的最有组织的民众运动。

民众运动，首先在广东深入开展，广州工人组织了工团军。彭湃、毛泽东等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前后为全国各地培养了800名能文能武的农民运动骨干。北伐战争前后，工农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在城市，武汉、九江的工人收回了英租界，上海80万工人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在农村，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到1927年春，全国工人加入工会的达280万人，农民协会会员则发展到近1000万人。

处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民众运动，必然与军事运动相结合。工会和农民协会纷纷组成自己的武装。到1927年春，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超过2000人，广东全省的工农自卫军约1万人；湖南工农自卫军发展到3000支枪；湖北工农自卫军发展到2000支枪；湖南平江、浏阳两县的工农义勇队也拥有相当于正规军1个团的实力。

我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建立工农武装的实践，有力支持了北伐战争，也对党后来独立领导革命战争有深远的影响。红军的一部分就源自这一时期建立的工农民众武装。农民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地区如两湖、江西、广东等地区，后来成为武装起义保留下的部队转移到农村的主要落脚点。

大革命时期我党的军事实践活动在客观上为党创建自己的军队作了准备，对于后来的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说："中国的大革命，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

[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5，116页。

[3] 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的讲话》，引自《朱德选集》，第12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4]《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89页，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二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和国民大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和国民大革命、国共的十年对峙）

【内容概述】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传播、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出现了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是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共吸取二七罢工的教训，1923年召开三大，决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合作，国民大革命由此开始。进行东征，举行北伐，促进工农运动的迅速发展，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统治。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抛出“整理党务案”，在帝国主义支持下，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

1927年8月至1931年9月，是中国革命逐步复兴的阶段。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秋收起义进行了夺取敌人中心大城市的革命尝试，文家市决策开始了中国革命在农村的发展。此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为基地和以农民为基本力量的新阶段。1931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国共政权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

1931年9月至1935年12月，是中国革命出现重大转折的阶段。国际上，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使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结果日本占领东北并逐渐深入到华北，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国内，国民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由于共产国际“左”倾策略的影响，王明“左”倾错误占据统治地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实现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此后，革命重心由南方转移到北方，革命形势重新走向高潮。

1935年12月至1937年7月，是中国革命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化阶段。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美日矛盾逐步激化，美国对日本侵略逐渐由绥靖转向遏制。促使国民政府进一步分化为亲英美派和亲日派，对日不抵抗政策发生动摇。中国共产党及时放弃“抗日反蒋”口号，提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为全国规模的抗日战争的实现准备了必要条件。

【重点讲解】

考点1：对“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理解

（1）反帝的根据：

①从斗争起因看：由山东问题引起，此问题是分赃的巴黎和会所导致的。

②从斗争口号看：“外争国权”，不承认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议。

（2）反封建的根据：

①从斗争目标看：开始时提出罢免卖国贼职务，工人参加后，进一步指向北洋军阀政府。②从斗争口号看：“内除国贼”。

（3）彻底的根据：指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不两立的斗争精神而言。

考点2：上海成为中共革命发源地的原因

首先，上海是当时外商企业和中国工业分布较多的城市，工人阶级力量相对集中，力量壮大，五四运动后期中心就在上海。

其次，当时在思想界影响重大的陈独秀也在上海，因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号召各地发展组织，促进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上海事实上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最后，上海当时海陆交通相对发达，与其它各地之间的联系相对方便。因而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此后党中央设在上海，一直到土地革命时期。

考点3：中共采取“党内合作”的原因、作用、存在的问题

原因：一是共产党人当时力量弱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目的是为了将它改造成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斗争任务。二是“党内合作”不是共产党并入国民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共产党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合作不是组织上的合并，这是因为两党所代表的根本利益和最终目标不相同，两党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区别。

作用：党内合作使统一战线有统一的组织形式，便于领导革命，也容易被国民党所接受，有利于改造国民党，使其获得新生；同时，共产党员有双重身份，便于开展革命活动，有利于中共从工运低潮中走出来，更能在孙中山这面革命旗帜下广泛发动群众，组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

存在问题：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国民党的领导权也就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容易使中共放弃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出现陈独秀“右”倾错误，不能够采用“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最终大革命失败。

考点4：北伐战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原因分析

（1）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推进，各革命阶级的力量空前团结。

（2）北伐出师有名，属正义战争，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

（3）北伐作战目的明确，作战方针正确。

（4）广大官兵英勇作战，叶挺独立团最为突出；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5）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

（6）北洋军阀失道寡助，且各自为战，力量分散。

考点5：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中国共产党怎样从实践和理论上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①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教训，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②先后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鉴于敌强我弱的现实形势，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被迫放弃，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队伍开进井冈山。

③通过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毛泽东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半年后，毛泽东和朱德会师，井冈山根据地得到不断巩固和扩大。

④毛泽东及时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从理论上说明了中国革命采取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的原因。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很快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

考点6：遵义会议

（1）历史背景：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表明中国革命已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引起党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怀疑、不满；突破湘江封锁线，红军锐减到3万多人之后，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在成功与失败的比较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正确，要求改变领导的愿望日益强烈。转兵贵州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战略方针的第一次改变，避免了红军的覆灭，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2）内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柏公馆的小楼上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议题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军事问题，明辨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指出“左”倾错误领导人推行的单纯防御战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二是组织问题，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特别是解决军事最高指挥权问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最高指挥权。会议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3)历史意义：

其一，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会议作出的决定，体现了毛泽东在这次纠正党内重大错误的问题上，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

其二，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解决了自己的路线；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独立解决了党中央领导机关改组问题。改变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实际上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全局上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其三，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力量极度削弱，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由于这一转折，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线阵地，执行

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考点7：对十年内战时期两次扭转危机转变的比较

十年内战期间，中共经历了两次扭转危机的历史性转变，第一次是大革命失败后到土地革命兴起，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严峻考验。两次失败都曾使党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几乎濒临覆灭的危险。但两次危机中共都依靠自身力量，使革命转危为安。这两次转变表明：脱离实际，照搬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的做法是错误的，政策和策略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毛泽东在这两次历史性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考点8：国共十年对峙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分析

(1)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国民政府坚持***和独裁统治；中共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

(2)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但这一时期日本的侵略还没有触及到美英和四大家族的根本利益,国民政府仍积极“围剿”红军。所以,阶级矛盾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

(3)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已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压倒一切的矛盾,阶级矛盾退为次要和服从地位。

考点9：1927年——1937年国共十年对峙期间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

①挽救革命方面：

a．在“八七会议”上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理论；

b．直接组织领导了秋收起义，第一个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并确立了我军建军原则（党指挥枪），成为人民革命军队的缔造者之一；

c．长征中排除“左”倾干扰，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②探索革命道路方面：

a．创建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最大的根据地；

b．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

c．领导了前三次反“围剿”斗争，总结了红军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

d．制定了土地革命路线。

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

a．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b．指导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第三篇：当前中国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相似

当前中国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相似

2013年01月18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张广昭 原标题：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2012年，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当初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最近，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可谓洛阳纸贵。这样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

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对人民漠不 1 关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迹象显示，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拿出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和魄力。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8世纪末，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使下情上达，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说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法国大革命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人们应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胆而审慎。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人民，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然而，法国大革命并 3 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因为它太激进了，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事实上，在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最后，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平等的奴隶”。托克维尔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失望情绪，他认为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当前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难题与之类似。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第四篇：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理论与实践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理论与实践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18年的斗争历史，并将其中的经验概括为三个法宝。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其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最复杂、最困难，而又对中国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最有实力的政党，二者之间的关系牵动着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间，由于两党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基础上实行了合作，第一次结成统一战线，因而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7年以后十年内战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两党再度合作，第二次结成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包括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成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为了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经验只能来自中国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不断完善的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既有需要革命、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怀疑革命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一认识的正确性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证实。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战线，其内容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这时他所说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里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用“资产阶级”取代以往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变化反映着 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发展。

根据新的认识，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有关部分作了相应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荣的信中说明了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建国初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还对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作过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并且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规律性认识中增添了对大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说明了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动性。[5]

正是上述对中国资产阶级逐步深入不断完善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资产阶

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策略原则。也正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后来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特点，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其结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党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学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艺术，而且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揭示了武装斗争的实质。“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6]，因此，在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与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斗争，以及与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在长时期内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这一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关于武装斗争的总概念。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她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根来，并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转化为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其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的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再次，建立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无产阶级如果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争取和联合广大的中间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这一点，并且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经验。最后，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事实证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以人民民主代替了资产阶级民主，以人民共和国代替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28年来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

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革命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

第五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一、党建立初期的反腐倡廉思想

党的反腐倡廉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规定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实行纪律约束和党内监督，“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这充分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党的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党员在国民政府任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机钻营，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中共中央极为重视，1926年8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同时，针对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的问题，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给江西党组织的信中指出：“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并指示江西党组织，对于“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3]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再次规定：“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

中共中央对党内刚刚露出的贪污腐败苗头，及时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措施，充分表明党绝不容许存在贪污腐败，对贪污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惩治，以赢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二、建设廉洁政府取信于民

中国共产党实现局部执政后，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吏们横行霸道、贪污盘剥的腐败作风，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时，多次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比较。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5]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6]在事实面前，人民群众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中国共产党以它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民心，革命战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本着节省的方针，党加强管理，严禁贪污浪费。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省不得超过90人，县不得超过25人，区不得超过15人。[7]1939年6月5日，《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指出：“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如有浪费或超过情事，概不批准。”“各机关部队学校除自己节省伙食举行会餐外，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8]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规定抗日根据地党政和民众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对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党和政府也作出明确指示和规定，要求他们与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严禁特殊化。如，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政府人员要成为认真办事的工作者，生活与群众在相同的水平线上，防止腐化。”[9]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按照城市的条件，取消私人的马匹与马夫及私人勤务员；除部队外，现行的警卫制度，一律取消；所有汽车必须统一地合理地分配，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车。[10]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各级政府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涌现出了一大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中突围与组织失去联络之后靠乞讨度日，却从不动用带在身上的党的活动经费，在1937年初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时，他将保管了3年的经费拿出来。[11]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正如林伯渠所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务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虽然个别的还存在着浪费与贪污现象，但是用钱少办事多，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作风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从边区到乡级的行政干部，现有×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有长期斗争历史，有着实际工作经验，虽然很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却能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忠诚于人民解放的事业，因而也为大众所爱护。”[12]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给党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制定了城市政策，严肃入城纪律。如，部队在解放石家庄时，中央工委向进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其中可作私人使用者，例如鞋袜牙刷衬衣等，由物资委员会统一搜集或购买，有计划地分配。”这些规定使城市工作人员和部队官兵保持廉洁的作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三、依法惩治贪污腐败，纯洁革命队伍

制定法规条例，依法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条例，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管理，如有贪污受贿者坚决依法惩处。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中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撤职并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侵吞公款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枪决。”[13]1933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按贪污公款数额分别进行惩处。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此后，凡经查实核准的贪污腐败案件，均依此训令予以严惩。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各种公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又如，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贪污腐败案件中，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士祥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潭头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5人死刑；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职务、熊仙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14]贪污腐败分子被依法惩处，革命根据地人民拍手称快。正如毛泽东所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5]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腐败出现了新倾向。部分党员干部“虽是出身于工农，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16]。为惩治这些贪官污吏，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颁布，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和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以贪污论罪。”其他抗日民主政府关于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令条例也先后公布，如《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200个县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235件，占案件总数的5.16%；在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1945年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共1075起，占案件总数的5.45%。[17]对贪污腐败的严惩，沉重地打击了新贪官污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贪污腐败形式又发生新的变化。1947年9月，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没有作假报告的，现在有了，贪污腐化也有了，发财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来了，浪费民力、物力等等现象很严重。”[18]1948年2月12日，杨成武在报告中指出：“贪污浪费非常严重。在三查中发现不少贪污腐化现象，多种多样：如贪污公款、盗卖公物，克扣大家、假造账目，以公款运销、违法走私等等。贪污数目多者竟达××万元以上，并有集体贪污现象。”[19]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反对贪污腐败斗争的需要，修改和制定惩治贪污条例，先后颁布《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这些条例对各解放区严惩贪污腐败分子起到法令效应，有效地保证了解放区的廉洁政治。

四、发挥人民群众的检举和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的有效作用，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败斗争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正如任弼时指出的，同贪污腐败现象做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2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1932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二号训令，指示“对于被选举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及各级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员，和各地军事机关及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部队的指挥领导人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的分子，要来一个大的检举运动，洗涮他们出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去”[21]。大规模的反贪污检举运动首先从中央各机关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机关一级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数是在“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被检举出来的。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被检举的机关和企业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印刷厂、钨矿公司等，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中央机关被检举出的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消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人，警告的4人”[22]。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23]在陕甘宁边区，由群众直接揭发检举的、在群众中影响极大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后杀人案和萧玉璧贪污公款案，案犯都先后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党和政府，以防止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贪污腐败，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

五、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加强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是党政干部拒腐防变的根本。民主革命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党的队伍中贪污腐败现象和方式也发生变化。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党员及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们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以及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使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规定发展新党员的五个具体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规定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变，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进行拉拢和腐蚀。这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时刻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并指出党内已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这些新军阀主义“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24]党的及时教育和提醒，使根据地中的广大党员及干部对国民党企图瓦解共产党采取的卑劣手段加深了认识和警醒，时刻提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解放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1946年5月4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同干部作斗争。”[25]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广大党员及党政军干部通过认真学习，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同党和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的这些指示对现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