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

第一篇：试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

试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

庞丽春

桑植县官地坪镇中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统一体，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我国的民族问题，并把它作为中国革命总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各民族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率领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干部，深入内蒙古、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和领导蒙古、苗、彝、壮、回等少数民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但是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点还在汉族地区，民族工作除个别省区外，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结束，国民革命失败，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把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一直延续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这一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上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称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广泛转入农村，特别是红军长征时期，途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故民族工作提上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通过和少数民族的接触，提高了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为党和红军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处理解决所面临的复杂而紧迫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条件，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内容。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马列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贯主张。土地革命时期，针对国家党推行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少数民族备受歧视和欺凌的现实，共产党和红军坚决主张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强调“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是平等的”。1931中 1 华苏维埃“一大”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国家。长征中，红军一再向少数民族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1934年中央红军发布的《关于苗族人民的口号》就强调：“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在贵州省镇宁县红军曾郑重宣告：“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回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也严正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大力宣传当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而且积极实践，身体力行。1935年，红军向大渡河挺进，但通道中隔着大凉山彝民区，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影响，彝民对汉人怀着极深的猜忌和仇恨的心理，这对红军极为不利。红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向彝族人民宣传和解释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主张。红军的宣传和实际行动，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愿意结盟修好。于是，红军先谴队总司令刘伯承与彝民首领小叶丹杀鸡饮血，结拜为兄弟。结盟后，红军在彝族同胞的护送下顺利过境，这不仅粉碎了敌人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的阴谋，而且增进了民族团结，被传为历史的佳话。贺龙同志曾热情接待彝族同胞，亲临云南中甸喇嘛寺，宣传当地民族政策，并题赠一幅“兴盛番族”的红布横匾，使受尽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藏族同胞深受感动。中央红军解放四川越西县时，曾打开监狱，释放了数百名长期被当作人质而监禁起来的彝族各家支大小头人，并宣布废除反动统治阶级推行的“挨班坐质”制。党和红军的这一系列行为具体体现了民族平等和睦团结的政策。

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族间的隔阂，增进了民族团结，使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道逐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二、主张民族自治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反复重申民族自治的政治主张。1928年党的六大提出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民族纲领。1932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宪法大纲，主张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长征途径贵州，党提出“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在彝民区，红军布告“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2 在藏民区党提出“组织番民游击队，发动番民斗争，建立番民政府”。在这期间，还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治的政权。在康北藏区，红军曾建立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博巴”意即“藏族人民”。博巴政府的组织系统比较完善，而且富有民族特色。有中央一级机构，也有县、区、乡基层政权。该政府在施政纲领中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提出一系列有关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除博巴政府以外还建立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豫海县回民政府自治机构。有些自治政府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给苦难中挣扎的各民族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提出了“自决”和“联帮制”的主张，来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经过实践证明，这不适合我国国情。党在早期提出这一主张，是有其根本原因的。党处在幼年时期，理论不成熟，认识不充分，不加选择的照搬本本和苏联的经验，随着革命的变化和发展，长征开始后，党逐步把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和让少数民族在统一国家中实行区域自治的主张放到首位。但同时仍然承认民族自决权，主张实行联帮制，经过反复实践，到1941年党中内发布的《陕甘宁边区实行纲领》中，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了首次纲领性的规定，一个完全符合中国各民族实际的民族政策纲领才最终诞生，到1949年9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正式确立，成为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

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认真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是该民族特征的主要组成部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对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这都是我党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红军在各民族地区，都十分尊重其风俗习惯。曾大力宣传“尊重彝人风俗”，切实尊重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伤害回、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的主张。红军每到一地，都认真调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令战士严格执行。中央红军刘伯承与小叶丹饮血结盟，是红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一个范例。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回民区域，党要求红军指战员每到一地，除非得到回民同意才准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否则应露营。在回民区不得吃猪肉和猪制品，红一方面军从甘肃静宁县向宁区西吉县回民区出发的前一天，毛泽东叫陈昌奉把为他准备的一口袋猪油炸的干粮全部送给了当地的老乡。为红军树立了榜样。党的这一政策为 3 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在语言文字方面，党多次提出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的自由。1931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同时大会指出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特别注意民族共和国与自治区域内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提高，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馆，允许在一切政府的机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文件选集》）红军在长征中，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仅提倡汉族“学番民语言”和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优待遒司（翻译）。而且把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编成歌谣来唱。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布文告时，除了使用汉文外，还使用藏文和回文。据记载，国民党政府西康宣慰使诺那**，在康北被俘，送交红军总部，在当地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由敌视、诋毁转而志愿教红军学习藏语藏文和藏族歌谣。红军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与国民党反动派咒骂少数民族语言是什么“蛮语黑话”、“兽言鸟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民族间的感情，增进了民族团结。

党和红军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上特别慎重。长征进入宗教信仰特别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区后，认真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党的宗教政策也进一步完善。党明确宣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准许人民信仰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允许还俗”，“反对侮辱回教，清真寺财产由回民选人管理”等。严禁规定保护寺庙。红二、六军团进入藏区后，用藏文书写了保护寺庙的布告规定：“严禁经营与毁坏经典、神像及祭仪”。李先念率领三十军在甘孜藏区曾颁布文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人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另外，党和红军对**、喇嘛直接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云南时，贺龙亲自向喇嘛寺赠送“兴盛番族”的横副，在四川乡城县时，王震、肖克给桑披喇嘛寺纳瓜**赠送了锦旗。朱德在云南和甘南曾多次亲临清真寺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使他们对党和红军的宗旨和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感召下，白利寺的格达**及其他许多信教爱国者，作为虔诚的宗教徒，曾勇敢地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积极支援红军。有的还为民族解放贡献了鲜血和生命。

在长征以前，党的文献中涉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认真执行 4 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政策的内容很少，特别是关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一内容几乎没有。这一民族政策可以说是党和红军在长征中遇到一些实际问题，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一些解放这些问题的方法与口号上升而来。关于语言文字方面所提出的一些主张具有超前性。因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无法按这一政策和主张去办。比如上面谈到的“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印刷馆”，由于当时正处在战乱时期，面临的是如何消灭强大的敌人，因此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办那样的学校、编辑馆、印刷馆。不过，待革命胜利后这就会变成现实。

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大胆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并开始注重培养。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尽量引进当地民族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强调“注意当地干部的培养与提高，消灭民族间的仇视和成见”。长征以后，党对这一问题更加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本民族干部，比汉族干部易开展工作，易取得成效。因为民族干部来自本民族人民群众，同本民族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和天然的感情，熟悉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懂得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同本民族人民群众有着共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民族干部的这些长处和特有的作用是外来干部难以代替的。所以，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指出，当前的工作中心之一是“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文件选集》第十册）在军队中当某个民族的人数较多的时候就成立该民族的单独的连队，从中选拔和培养他们的自己的干部。

长征前，党在广西壮族和瑶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在海南岛黎族和苗族地区，在湖南湖北两省地土家族地区，在浙南和闽东地畲族地区都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长征时又通过各种途径，吸收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如在四川甘孜办藏族干部学校，培养从事翻译、宣传、后勤和群众工作的藏族干部；在回族地区，组织短期训练班，培养干部，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沟通同少数民族的联系。红二十一师师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韦拔群，中共左江特委书记，经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黄治锋，红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明春等都是壮族还有土家族的李勋、陈宗瑜，苗族的黄冕昌，彝族的罗炳辉等 5 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在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培养、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为当时形势所需，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培养，而且只是根据革命的需要在小范围内进行的。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处在探索时期，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是，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民族政策的实行，确保了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前所未有的大转移。1934—1936，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中，途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如果没有少数民族的帮助，战略转移是难以完成。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复杂、民族隔阂深，当红军进入这些地区后，蒋介石就妄图借助民族地区的险阻和挑起民族仇杀，然后一举歼灭红军。但是我党和红军凭借正确的民族政策，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长征期间，党和红军坚持党的民族工作的方针，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教育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维护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党的民族政策的鼓舞和号召下，在红军的模范行动深刻的教育下，各少数民族人民踊跃参军，自觉为红军当向导、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并协同红军作战，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可靠的帮助和方便。少数民族人民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行，推动了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红军长征途中，经过了苗、瑶、侗、布依、纳西、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红军进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援，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并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推动其革命斗争。在党和红军的帮助下，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批红色政权，这些自治政权在领导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进行了土地革命，扩红支前等方面，起了积极了作用。另外，还帮助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如冕宁的抗日军，帮助彝族成立“中国彝民红军沽鸿支队”等，这些民族武装在配合红军打仗，保卫胜利果实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总之，在土地革命时，共产党领导瑶、土家、苗、黎等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建立了左右江市湘鄂西、海南岛等根据地，并建立了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联合的革命政权，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并肩战斗，共同管理，当地和各民族内部事务，表现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关系，为土地革命斗争做出贡 6 献。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行，为今后制定更成熟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华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是制定正确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建党初期，党在理论上不成熟，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即“自由分离权”的口号，照搬苏联经验，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到了遵义会议以后，才走上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此后，在民族问题上，党一方面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方法，另一方面强调要调查我国民族的实际问题，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求是地调整方针、政策，是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环节。在土地革命时期，党通过对少数民族的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的增长，来逐步调整方针、政策。在毛儿盖会议以前，党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建立的是苏维埃政权，毛儿盖会议开始认识到：我们不能用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一般的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继而转向成立民族的自治政权。从1936年5月起，但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设想。这就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日益趋于完善。

经过调查研究，加深对民族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是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前提。党和红军长征时每到一个地方都派专人对该地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发布切合该民族具体情况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这样减少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把党的民族政策建立在可靠根据的基础上。

结束语

土地革命时期，我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民族政策还不够完善，实行中难免有失误，但是它却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的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才能消除民族的对立和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

第二篇：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

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

答：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总结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些错误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没有统一的理解。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

1937年夏，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他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深入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思想理论建设工作，对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使他们满怀信心地去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第三篇：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文化建设对现实的启示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文化建设思想对现行农村

文化建设的启示

作者：12级硕研党史教研部

阳芳芷

摘要：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仅积累了许多革命经验还掌握了一些执政方法。以文化建设为例，中共用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自主性，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各种生动的文化宣传工作等，这些依然可以被吸收到现在的农村文化建设之中。

关键词：农村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现行

The Tips Give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Agrarian Revolution on Current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uthor: Yang Fangzhi

Abstract: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pened a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volution creatively, which established the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In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base are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t only accumulated many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also seized some ruling method.Tak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mproved farmer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ary autonomy us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arry out a variety of vivid culture propaganda with the way people liked.Luckly , these still can be absorbed into today’s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Key words: th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the current

一、现今，农村文化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设想的提出，农村的经济更是以飞快的发 1 展速度前进着。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钱袋子鼓起来了，彩电、电脑等物件置办周全了，村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建立起来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必然会带来精神文化的丰盈。但是，现今，我国农村文化的发展依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依然很薄弱，农村基础设施利用率比较低。虽许多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建立了像城里一样的文化设施（如：图书馆、青少年阅览室、舞蹈室、电影室等），但大部分中西部并不是村村都有图书馆，甚至有些地方连乡镇都没有一个像样的书店，电影院也早在电视的冲击下被淘汰了。因此，从整体而言，我国农村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相对滞后的。此外，乡镇的文化基础设施利用率很低。乡镇文化站或村级文化活动室开放不多，或虽有开放但农民群众很少光顾，甚至某些农村文化基础设施隐秘和封闭得连当地农民群众也毫不知情。

第二，农村文化活动的结构单一。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没完善，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开展的娱乐性活动就只能是看电视和玩纸牌。在中国，大部分中青年农民的夜生活被扑克、麻将、纸牌充斥着。在乡间，农民自办的棋牌室随处可见。“两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七个月赌钱”成为中国许多农民的生活方式；“衣食不用愁，住着小洋楼，田地不用耕，处处麻将声”成为中国农村许多地方的现实写照。而老人和孩子大多窝在家里看电视，没有诸如广场舞、太极拳、篮球赛等其它活动可以参加。

第三，农村文化价值取向被严重歪曲。在许多省份，“空心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部分的农村主要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不再以经营土地为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农民逐渐从历史传承下来的宗法伦理道德观念中解脱出来；但又没得到正确的引导，在“黄色文化”和迷信思想的影响下，农村文化的价值观被严重歪曲。物质至上和功利意识极度张扬，农民逐渐放弃了祖辈们秉承的朴素道德标准，自私观念与功利心态非理性膨胀，金钱万能等腐朽思想观念成为思想价值取向的主流。

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文化建设

从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入农村，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壮大，推翻了“三座大山”，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凝聚 2 起强大的力量呢？追根究底，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切实反映了人民的所思所想。因此，能迅速的统一全民思想，形成强大的革命合力。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文化建设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运用各种符合民情的文化宣传方式。

1.思想政治教育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根据地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也开拓了农民的眼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针、政策。我把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革命主体性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三方面。

1.1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洞察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改变农民落后的封建宗法意识的必要性，他说:“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其趋向是要犯错的”。[1]同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农民运动、阶级斗争、革命前途等观点教育广大民众，为思想混乱的军民指明方向。毛泽东还提出农民身上存在的局限性“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 [2]用农民通俗易懂的语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3]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农民群众中的传播，结合农民的知识水平，党采用创办大批杂志、报刊、直接翻印和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利用重大节日等各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1.2 革命主体性教育

对于革命的主体性教育，党的早期领导人张闻天较早的作出了论述，他认为“苏维埃民主的最集中任务，是使群众深切感到苏维埃政府‘就是他们的政府’，吸收他们参加苏维埃的一切工作，教育他们管理自己的国家”。[4]只有让农民感觉到他们是国家的主人，革命主体意识增强，他们才会自觉坚定的追随共产党闹翻身、求解放、打江山。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共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指导农民自主解决问题。“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方法”。[5]随着农民主体意识的提高，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农民参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使本来死气沉沉的农村焕发了生机，充 3 满了活力。正如美籍马克·赛尔登说，“生活于新的政治制度中的农民大众，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谈论‘我们的政府’，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将政府视为与自己无关或令人恐怖的东西”。[6] 1.3 革命必胜的信念教育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谁也没有想到这股由共产党领导的微弱的力量最后能汇成推进历史的洪流。“共匪”、“流寇”是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称谓，这个称谓反映了一个历史现实。当时，外界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匪”，就像《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只是雄踞一方，闹腾一阵，成不了大气候。就连中国共产党内部许多党员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能从山沟沟里产生出来。当时在党内盛行的是“进攻城市”的“左”倾思想。因此，毛泽东于1930年l月，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革命内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作了最形象的回答。他说，“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名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7]“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8]得出反动派“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益加大之势”[9]的结论。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影响下，各根据地人民正确的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树立了必胜的信心。因此，在革命的征途上无论作出多大的牺牲，人民都前朴后继，义无反顾。

2.文化宣传工作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文化宣传工作极具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组织农民。首先就是张贴宣传标语。这一时期党的标语书写地大方美观、语言简单生动易懂，“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请看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投降日法英美；民权主义，不准民众开会；民生主义，加捐加锐加息”、“共产党是领导工农群众的组织，解放工农的无产阶级政党”、“白军是土豪劣绅的走狗，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卫队”、“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房屋、财产分配给穷苦农民”、“国民党是土豪劣绅洋奴恶棍军阀官僚的集合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保护穷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勇敢的分了结合而成的，觉悟的勇敢的分了加入共产党来”。这些极具艺术性的宣传标语对发动群众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次，创设文化教育组织。土地革命时期创设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教育组织，4 其中，夜校、半日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为比较普遍的工农文化教育的组织。在课堂教学中，教员们通过自由活泼的教学方式，把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以生动鲜明的实例向农民传播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这种教育方式不仅激起了广大农民对地主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激发了他们参加革命，争取自身解放的信念，也使广大农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极大提高了其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再次，利用红色歌谣宣传革命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和当地群众利用山歌、民歌、民谣等形式，大量创作具有鲜明革命性、战斗性和群众性的红色歌谣。在那一时期，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彭总来到我畲乡》、《倒酒红兵哥哥尝》、《想念红军》、《红军来了顺昌》、《十送红军》、《端午节来闹嚷嚷》、《五送我郎当红军》。这些歌谣有利于动员人民参军参战，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揭露敌人，打击敌人。

三、借鉴土地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加强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

综合农村文化发展的现状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经验，我认为现今农村文化发展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的财政支出少，只是外因，不起决定性作用。试想一下，就算把全国所有的村都置办上像城市一样的文化设施，没有人去使用，也是毫无意义的。在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农民的文化自主意识没有被训练起来。农民文化自主意识缺乏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现阶段基层党组织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有力的领导力。二是党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体制松懈，农民除了赚钱之外，没有共同的远大的社会理想，农村个人主义和私利观念极度膨胀。三是政府文化宣传工作粗糙，宣传方式不被农民所接受，没有真实的反映农民生活，也不能反映农民的文化需求。因此，加强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领域，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无产阶级思想的任何削弱和淡化，都会导致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土地革命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高度重视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使广大农民群众由对政治的冷漠，变成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在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的今天，在农民价值认同普遍下降，理想、信念日趋淡化，现代农民观还没有形成，一些不良社会风气死灰复燃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党的领 5 导，完善机制。加强党的领导，一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自古以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老百姓对统治者的期望，执政党只有真心实意的为人民着想，才能得到拥护。因此，在建设农村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建立一支精干、廉洁、高效的基层干部队伍。二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土地革命时期，农民以入党为荣，争相入党，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建立了组织完备、结构完善的基层组织，在那个时候，利用庞大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网络，中共迅速地传播了自己的观点。现在，虽然农村党员的人数依然庞大，但是农村的党员以老年人为主，缺乏新生力量，在结构上很不平衡。因此，在农村，必须加强入党宣传工作，发展年轻党员，并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

再次，要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都开展过，实践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在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统一农民思想和启迪农民智慧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冲击之下，农村个人主义，私利观念膨胀的今天，再对农民进行一次较具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依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农民的主体性教育和必胜的信念教育等三方面为主体。要让农民知道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被历史验证了的适合中国的道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前进；要让农民懂得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缔造者；要让人民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能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新时期，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依然必须从民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际工作中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意按照贴近农村、贴近农民、贴近生活的要求，从农民的需求出发，从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入手，摈弃过去“官本位”思想，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第二，教育和培养一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广泛参与到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中来，建立起一支多触角、多成分、多功能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充分利用农村基层干部、农民党团员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把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做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面。第三，建立和完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序高效进行的机制。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作为衡量和考核干部的重要依据，激励干部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不断创新，不断突破。此外，还需 6 要建立并完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预警机制和长效机制，以确保农民的思想不发生偏差，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能有效、长期地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下去。

最后，要使文化宣传的形式多样化，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民情的文化宣传之路。土地革命时期，文化宣传工作在内容上表现为，贴标语，开设夜校和唱红色歌谣；其实质是按照农民的需要，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开展农民喜欢的、易于接受的文化形式。新时期，我们开展文化宣传工作时，依然要按照农民的需要，不能搞高于农民生活的东西和农民不易懂的东西。首先，可以发展适宜的文化产业，把文化工作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结合起来，让农民从中获得经济效益，增强他们创造文化的自主性。其次，歌曲容易被记忆，被传唱，对于宣传社会主义文化能起到非常有利的作用。所以，可以弘扬革命战争时期“唱红歌”的传统，鼓励优秀的词曲作家，创造一些反映当代农民生活的歌曲来鼓舞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斗志。再次，可以更多开展一些农民乐于参加的社交活动，把农民从赌博的恶习中拉出来。最后，通过电视等媒体举行评选“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文明农民”、“好婆婆”、“好媳妇”、“教富能手”等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起正确价值观，改变农村不良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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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魏晓明,冯崇义译,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01页

[6](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魏晓明,冯崇义译,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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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姜蕊.土地革命时期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及现实启示[J].世纪桥, 2013（1）[14] 陈秀鸿.农村文化建设视野中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 2010(6)

第四篇：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四）

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

答：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些错误的发生，主要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为了纠正错误，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总结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毛泽东早就提出，要注重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中共中央用很大的精力，去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1935年12月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大给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1937年夏，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

第五篇：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三）

试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

答：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分配土地的方法。到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正确进行土地分配的方法，即：（1）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促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2）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二、《井冈山土地法》的缺陷主要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

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而《兴国土地法》对《井冈山土地法》所作出的一个重大的原则性修改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三、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即地租一般地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按抗日战争前的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地减少到社会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实行了这个政策，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有利于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人民和美蒋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土地革命的条件日渐成熟。1945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四、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聚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五、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根据建国后新形势确定了土改的新政策，对待富农，由解放战争时期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有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土改运动的顺利完成和迅速发展农业生产。从1950年冬起，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国除了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约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新解放区土改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并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六、农业合作化的三个步骤：我国在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逐步实现过渡。

第一步，号召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几户或十几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人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三步，在初级社的基础上，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