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现实启示

第一篇：关于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现实启示

[论文关键词]长征；民族政策；现实启示

[论文摘要]红军长征经过的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了正确而妥善地解决民族问题，党和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我们如何做好民族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为战略大转移而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红军转战十几个省，路经苗、瑶、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民族问题成为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为正确而妥善地解决民族问题，党和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总结其历史经验，是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方面，同时也能为我们做好当前的民族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比较落后，与汉族地区相比，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低下；尤其是聚居在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川、康、滇、甘一带的藏民二、三十户人家为一寨，不少寨子筑在人迹罕见的高山顶上，每家每户自给自足，几乎与世隔绝；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经济上没有保障。造成这些地区落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及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民族政策，导致了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对立和仇恨，这就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十分落后和闭塞。这种落后的状况给经过该地区的红军队伍不仅带来了补充给养等经济方面的困难，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利用民族矛盾进行了大量的反共宣传，如“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共产共妻”等，使长期与外界隔绝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受不到共产党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从而对红军产生恐惧、戒备甚至敌视的心理，给经过该地区的红军造成了极大困难，并且这种困难远远超过了经济上的困难。因而，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的人民尽快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并从本质上认识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就成为工农红军能否顺利通过该地区的关键。长征路上，党和红军长期、广泛地与少数民族接触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就给党和红军提出了一个复杂而紧迫的新问题，即如何加强民族工作，打破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对敌，从而顺利完成战略转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长征的胜利及党和红军的前途就难以想象。因此，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确定战略方针时，都把“争取少数民族”作为一项突出的内容并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长征的整个过程中，党始终高度重视民族问题，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结合我国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把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来解决，独创性地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并努力实践。综而言之，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mpirenews.page--]

一、宣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

针对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反动军阀推行民族压迫剥削政策、少数民族备受歧视和压迫的严酷现实，党和红军坚决主张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途经桂北少数民族聚居区时，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对苗瑶民族的口号》，强调“共产党是主张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1935年1月，针对云贵川三省多民族的特点，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批示》《注意争取彝民工作的指示》等文件、文告，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和汉人有同样的权利”；“严厉的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偏见”。1935年8月，在《八一宣言》和《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等文件中，党严正申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

长征途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带头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而且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事例，如：1934年底毛泽东同志在贵州剑河县遇到一位因饥寒交迫倒在路旁的苗族老人，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的毛线衣和有限的粮食送给了老人；1935年春在大凉山彝民区，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消除了彝民对红军的猜忌，取得了彝民对红军的信任与支持，使得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1936年5月贺龙同志亲临云南省最大的喇嘛寺——归化寺向藏族僧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赠送“兴盛番族”四个大字的红绸锦幛一幅，还与藏民一起参加了“跳神”活动„„通过广泛的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使各族同胞深受感动，民族隔阂逐渐消除。

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心理感情。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是红军长征中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理解和支持、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措施。长征中，总政治部发出训令：“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1935年9月底，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境内的回族地区，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规定：“遵守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红军的模范纪律，是有重要和决定的意义，红军必须严格遵守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破坏回文经典。”在语言文字方面，党强调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提高文化、设立学校、人皆有人校读书的权力”。同时，要求红军学习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要求红军指战员要会说几句日常用语。另外，还编写了少数民族与汉族语言文字对照表，供红军指战员学习；经藏族地区时红军写的标语口号，一般都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书写。在回族地区，又明确提出：“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这些措施对促进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empirenews.page--]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伊斯兰教和喇嘛教在回族和藏族中具有相当广泛的民族性和群众性。我党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除《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外，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暂行条例》也较为完整地陈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即保证人民宗教信仰的绝对自由、保护喇嘛和喇嘛教等；严禁红军住经堂；禁止毁坏神像、污辱喇嘛。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来到中甸县后，贺龙在写给中甸的喇嘛寺——归化寺中的八大“老僧”的信中说：“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对不加侵犯，并负责保护。”红四方面军经过藏族地区时，为保护一尼姑庵，李先念曾发布告：“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红四方面军在炉霍县为保护白利喇嘛寺在布告上也写到：“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敌，应予保护，任何部门不得侵扰，违者严办。”这些做法加深了红军与各民族间的感情，增进了民族团结，使红军受到了各族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三、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和武装。实行自治

红军每到一地都要发动群众起来建立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在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政权。如：在贵州，帮助苗族群众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在四川，建立了冕宁县彝汉人民联合政权、羌族苏维埃、藏族人民政府、藏族**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在陕、甘、宁地区也建有回民自治政府等。除了帮助各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政权，党和红军还帮助各族人民建立革命武装。党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导》中指出：“苗瑶人民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工农红军或人民革命军。”在《告康藏民众革命的斗争纲领》中指出：“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康藏民众必须武装起来，组织赤色的游击队、自卫队、人民革命军，以便与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巩固革命政权、镇压反革命活动。”为此，红军将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衣物等大量物品送给少数民族，帮助他们建立自卫组织，如各种游击队、民族自卫队、独立团及各种抗捐军、农民协会、妇救会、儿童团等革命团体。红军离开后，少数民族武装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他们的活动牵制了敌人的力量，配合了红军北上，并为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2][3]下一页 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历史、社会和经济状况，党为谋求切实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进行了艰苦的实践及相应的理论、政策探索和创造。在长征初红军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中提出：“实行民族自决，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民自己解决；苗民的首领由苗人自己选举。”在相继的一些纲领、口号中，又进一步提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自决，组织自己的苏维埃与红军，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方能争取民族的解放。”1935年8月5日。“沙窝会议”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面临的形势，在总结民族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鉴于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应将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主要建立苏维埃政权转向成立民族自治政权。”1936年，随着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党和中央政府在有关宣言、指示、决定中就民族自治问题进一步提出：“回民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自己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它一切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1936年8月，党帮助成立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抛弃了不仅不能达到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国内外敌人反而成为国内外敌人分裂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工具的实行联邦制的口号，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和热烈欢迎。[!--empirenews.page--]

四、争取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少数民族上层既有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一面，也有受到中外反动势力压迫的一面，并且由于民族和宗教的原因，他们在本民族中有着传统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1935年5月，党在《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党对少数民族首领、代表人物和宗教上层人士采取了团结、争取和教育的政策，如区别对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土豪；一般不过早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没收上层人士的土地财产；吸收他们参加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工作，等等。

长征中党的统战政策及其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不少民族、宗教人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红军、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出现了许多生动而感人的事例。如贵州镇宁县六马地区布依族头人陆瑞光热情护送红军过境而于1937年英勇就义；松潘羌族世袭土司安登榜放弃土司地位和家业参加红军；中甸归化寺“八大老僧”、定乡桑披喇嘛寺**纳瓜等帮助红军筹粮并赠给粮食物品等等。这些都生动地证明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的正确和实施的效果。

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党还始终把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看作是调节民族关系的中心环节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早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党就指出：“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党强调“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苗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1936年5月24日，红军的《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现在各部队及地方机关的回民同志，应当尽量集中到各政治机关的地方工作部去，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造成强有力的回民领导干部。同时从工作中、斗争中提拔和培养回民的新干部。”以上决议和指示指导红军动员和吸收了少数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到红军中来，并通过训练和培养，把他们造就成强有力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和中华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非常可贵的贡献。

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获得了各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及上层人士的支持和拥护，为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战略大转移以及推动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正确的民族政策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对新时期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有着深刻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民族工作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党和红军自始自终将民族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1935年，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1935年8月，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又有深化，认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现有一亿多人口，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做好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涉及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因此，我国的民族问题必须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中来解决，解决好民族问题又有利于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empirenews.page--] 党的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都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民族工作的领导；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制定政策措施，作出工作部署，并切实抓好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不断提高驾驭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的能力，不断提高凝聚人心、维护团结、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要在工作中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一步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多为各族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二)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民族问题与民族的存在相伴生，只要有民族和民族差别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备了根本政治条件，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对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传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我们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对各民族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缩小和消除。在长征时期，我们的党由于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取得了各少数民族的支持和拥护。如红军所到之处，各族人民为红军当向导、翻译、传送情报、修路架桥、保护和安置伤员；为红军筹粮、运粮、提供肉类、蔬菜等食品；各族青年积极踊跃参加红军，为红军输送了新生力量。所有这些使得红军在艰难、险恶的征途中得以生存、发展并继续前进。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主题。共同团结奋斗就是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来；共同繁荣发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抓住了共同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就抓住了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就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开创民族工作的新局面。上一页[1][2][3]下一页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国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这就是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前，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发展基础薄弱、市场开发条件差、自身发展能力不强等原因，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要采取更加得力的政策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我们要切实落实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使民族地区的面貌更快地得到改变，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各族群众。[!--empirenews.page--]

(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我们党对解决民族问题具体方式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建党初期，在1922年二大宣言中，党提出以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建立联邦共和国的政治主张。1923年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仍主张用联邦邦制解决民族问题。直到长征时期，由于沿途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广泛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开展革命活动后，党对解决民族问题具体方式的思考和探索得到了深化，逐渐意识到建立联邦制、以民族共和国的形式来解决民族问题并不适合我国历来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实际情况，只有实行民族自治才合乎中华民族的实际；于是，开始提出了民族自治思想并初步实践，建立了宁夏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一批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可以说，红军长征时期的党的民族自治理论基本形成和初步实践为后来民族自治理论的发展乃至建国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成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生命力；它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毋庸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国家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项权利的基本法律，是我国民族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的重要保障；要大力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学习、宣传、教育，同时还要抓紧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具体措施和方法，制定或修订自治条例，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民族自治地方既要保证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本地区的贯彻执行，又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行使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各项自治权利。

(四)加强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人才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要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和实施民族地区人才发展专项规划，建立健全人才管理工作机制，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帮助民族地区更多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不断提高人才素质、优化人才结构。

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做好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中部的工作，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善于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受各族群众拥 护的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对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要把这项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完善政策机制，认真组织实施，持之有恒地抓下去；要坚持“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热情关心，严格要求，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素质，着重帮助他们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增强带领各族群众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本领；要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制度，注重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把更多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要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民族自治地方的领导班子；要按规定选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要尽量配备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市、县、乡(镇)的领导班子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要推进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他地区干部的交流，加大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的力度，做好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及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的工作，改进和完善培养、选拔、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的途径和方式，为他们尽快成长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二篇：试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

试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

庞丽春

桑植县官地坪镇中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统一体，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我国的民族问题，并把它作为中国革命总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各民族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率领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干部，深入内蒙古、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和领导蒙古、苗、彝、壮、回等少数民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但是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点还在汉族地区，民族工作除个别省区外，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结束，国民革命失败，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把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一直延续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这一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上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称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广泛转入农村，特别是红军长征时期，途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故民族工作提上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通过和少数民族的接触，提高了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为党和红军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处理解决所面临的复杂而紧迫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条件，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内容。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马列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贯主张。土地革命时期，针对国家党推行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少数民族备受歧视和欺凌的现实，共产党和红军坚决主张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强调“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是平等的”。1931中 1 华苏维埃“一大”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国家。长征中，红军一再向少数民族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1934年中央红军发布的《关于苗族人民的口号》就强调：“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在贵州省镇宁县红军曾郑重宣告：“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回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也严正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大力宣传当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而且积极实践，身体力行。1935年，红军向大渡河挺进，但通道中隔着大凉山彝民区，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影响，彝民对汉人怀着极深的猜忌和仇恨的心理，这对红军极为不利。红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向彝族人民宣传和解释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主张。红军的宣传和实际行动，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愿意结盟修好。于是，红军先谴队总司令刘伯承与彝民首领小叶丹杀鸡饮血，结拜为兄弟。结盟后，红军在彝族同胞的护送下顺利过境，这不仅粉碎了敌人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的阴谋，而且增进了民族团结，被传为历史的佳话。贺龙同志曾热情接待彝族同胞，亲临云南中甸喇嘛寺，宣传当地民族政策，并题赠一幅“兴盛番族”的红布横匾，使受尽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藏族同胞深受感动。中央红军解放四川越西县时，曾打开监狱，释放了数百名长期被当作人质而监禁起来的彝族各家支大小头人，并宣布废除反动统治阶级推行的“挨班坐质”制。党和红军的这一系列行为具体体现了民族平等和睦团结的政策。

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族间的隔阂，增进了民族团结，使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道逐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二、主张民族自治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反复重申民族自治的政治主张。1928年党的六大提出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民族纲领。1932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宪法大纲，主张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长征途径贵州，党提出“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在彝民区，红军布告“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2 在藏民区党提出“组织番民游击队，发动番民斗争，建立番民政府”。在这期间，还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治的政权。在康北藏区，红军曾建立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博巴”意即“藏族人民”。博巴政府的组织系统比较完善，而且富有民族特色。有中央一级机构，也有县、区、乡基层政权。该政府在施政纲领中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提出一系列有关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除博巴政府以外还建立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豫海县回民政府自治机构。有些自治政府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给苦难中挣扎的各民族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提出了“自决”和“联帮制”的主张，来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经过实践证明，这不适合我国国情。党在早期提出这一主张，是有其根本原因的。党处在幼年时期，理论不成熟，认识不充分，不加选择的照搬本本和苏联的经验，随着革命的变化和发展，长征开始后，党逐步把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和让少数民族在统一国家中实行区域自治的主张放到首位。但同时仍然承认民族自决权，主张实行联帮制，经过反复实践，到1941年党中内发布的《陕甘宁边区实行纲领》中，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了首次纲领性的规定，一个完全符合中国各民族实际的民族政策纲领才最终诞生，到1949年9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正式确立，成为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

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认真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是该民族特征的主要组成部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对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这都是我党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红军在各民族地区，都十分尊重其风俗习惯。曾大力宣传“尊重彝人风俗”，切实尊重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伤害回、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的主张。红军每到一地，都认真调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令战士严格执行。中央红军刘伯承与小叶丹饮血结盟，是红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一个范例。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回民区域，党要求红军指战员每到一地，除非得到回民同意才准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否则应露营。在回民区不得吃猪肉和猪制品，红一方面军从甘肃静宁县向宁区西吉县回民区出发的前一天，毛泽东叫陈昌奉把为他准备的一口袋猪油炸的干粮全部送给了当地的老乡。为红军树立了榜样。党的这一政策为 3 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在语言文字方面，党多次提出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的自由。1931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同时大会指出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特别注意民族共和国与自治区域内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提高，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馆，允许在一切政府的机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文件选集》）红军在长征中，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仅提倡汉族“学番民语言”和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优待遒司（翻译）。而且把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编成歌谣来唱。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布文告时，除了使用汉文外，还使用藏文和回文。据记载，国民党政府西康宣慰使诺那**，在康北被俘，送交红军总部，在当地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由敌视、诋毁转而志愿教红军学习藏语藏文和藏族歌谣。红军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与国民党反动派咒骂少数民族语言是什么“蛮语黑话”、“兽言鸟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民族间的感情，增进了民族团结。

党和红军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上特别慎重。长征进入宗教信仰特别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区后，认真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党的宗教政策也进一步完善。党明确宣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准许人民信仰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允许还俗”，“反对侮辱回教，清真寺财产由回民选人管理”等。严禁规定保护寺庙。红二、六军团进入藏区后，用藏文书写了保护寺庙的布告规定：“严禁经营与毁坏经典、神像及祭仪”。李先念率领三十军在甘孜藏区曾颁布文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人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另外，党和红军对**、喇嘛直接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云南时，贺龙亲自向喇嘛寺赠送“兴盛番族”的横副，在四川乡城县时，王震、肖克给桑披喇嘛寺纳瓜**赠送了锦旗。朱德在云南和甘南曾多次亲临清真寺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使他们对党和红军的宗旨和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感召下，白利寺的格达**及其他许多信教爱国者，作为虔诚的宗教徒，曾勇敢地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积极支援红军。有的还为民族解放贡献了鲜血和生命。

在长征以前，党的文献中涉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认真执行 4 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政策的内容很少，特别是关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一内容几乎没有。这一民族政策可以说是党和红军在长征中遇到一些实际问题，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一些解放这些问题的方法与口号上升而来。关于语言文字方面所提出的一些主张具有超前性。因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无法按这一政策和主张去办。比如上面谈到的“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印刷馆”，由于当时正处在战乱时期，面临的是如何消灭强大的敌人，因此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办那样的学校、编辑馆、印刷馆。不过，待革命胜利后这就会变成现实。

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大胆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并开始注重培养。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尽量引进当地民族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强调“注意当地干部的培养与提高，消灭民族间的仇视和成见”。长征以后，党对这一问题更加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本民族干部，比汉族干部易开展工作，易取得成效。因为民族干部来自本民族人民群众，同本民族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和天然的感情，熟悉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懂得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同本民族人民群众有着共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民族干部的这些长处和特有的作用是外来干部难以代替的。所以，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指出，当前的工作中心之一是“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文件选集》第十册）在军队中当某个民族的人数较多的时候就成立该民族的单独的连队，从中选拔和培养他们的自己的干部。

长征前，党在广西壮族和瑶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在海南岛黎族和苗族地区，在湖南湖北两省地土家族地区，在浙南和闽东地畲族地区都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长征时又通过各种途径，吸收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如在四川甘孜办藏族干部学校，培养从事翻译、宣传、后勤和群众工作的藏族干部；在回族地区，组织短期训练班，培养干部，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沟通同少数民族的联系。红二十一师师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韦拔群，中共左江特委书记，经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黄治锋，红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明春等都是壮族还有土家族的李勋、陈宗瑜，苗族的黄冕昌，彝族的罗炳辉等 5 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在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培养、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为当时形势所需，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培养，而且只是根据革命的需要在小范围内进行的。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处在探索时期，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是，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民族政策的实行，确保了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前所未有的大转移。1934—1936，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中，途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如果没有少数民族的帮助，战略转移是难以完成。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复杂、民族隔阂深，当红军进入这些地区后，蒋介石就妄图借助民族地区的险阻和挑起民族仇杀，然后一举歼灭红军。但是我党和红军凭借正确的民族政策，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长征期间，党和红军坚持党的民族工作的方针，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教育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维护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党的民族政策的鼓舞和号召下，在红军的模范行动深刻的教育下，各少数民族人民踊跃参军，自觉为红军当向导、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并协同红军作战，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可靠的帮助和方便。少数民族人民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行，推动了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红军长征途中，经过了苗、瑶、侗、布依、纳西、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红军进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援，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并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推动其革命斗争。在党和红军的帮助下，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批红色政权，这些自治政权在领导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进行了土地革命，扩红支前等方面，起了积极了作用。另外，还帮助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如冕宁的抗日军，帮助彝族成立“中国彝民红军沽鸿支队”等，这些民族武装在配合红军打仗，保卫胜利果实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总之，在土地革命时，共产党领导瑶、土家、苗、黎等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建立了左右江市湘鄂西、海南岛等根据地，并建立了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联合的革命政权，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并肩战斗，共同管理，当地和各民族内部事务，表现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关系，为土地革命斗争做出贡 6 献。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行，为今后制定更成熟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华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是制定正确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建党初期，党在理论上不成熟，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即“自由分离权”的口号，照搬苏联经验，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到了遵义会议以后，才走上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此后，在民族问题上，党一方面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方法，另一方面强调要调查我国民族的实际问题，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求是地调整方针、政策，是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环节。在土地革命时期，党通过对少数民族的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的增长，来逐步调整方针、政策。在毛儿盖会议以前，党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建立的是苏维埃政权，毛儿盖会议开始认识到：我们不能用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一般的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继而转向成立民族的自治政权。从1936年5月起，但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设想。这就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日益趋于完善。

经过调查研究，加深对民族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是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前提。党和红军长征时每到一个地方都派专人对该地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发布切合该民族具体情况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这样减少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把党的民族政策建立在可靠根据的基础上。

结束语

土地革命时期，我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民族政策还不够完善，实行中难免有失误，但是它却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的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才能消除民族的对立和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

第三篇：论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论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姓名：农明爵

班别：体教111

学号：2011110829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就对宗教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长征开始后，面临着现实而又亟待解决的民族宗教问题，对此，党和红军认真总结早期宗教工作经验，结合少数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打破“左”倾教条的桎梏，实事求是、科学辩证地分析实际情况，提出了正确的政策措施并付诸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关键词】长征时期 少数民族 民族宗教政策

在我国，少数民族大多信仰宗教，有的甚至是全民信教，宗教意识浓厚。长征时期，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党和红军选择了从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西南地区北上，而这些地区正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何处理好民族宗教问题，已经不能只在原则上或理论上进行探讨，必须适时制定出具体的且能产生直接效果的政策和措施。历史表明，党和红军经受住了考验并取得成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是在这样一个严峻而艰难的形势下逐步形成的。

党对宗教问题的早期探索为长征途中制定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奠定了基础

宗教是人们在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下寻找心灵慰藉的重要手段，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力。党从成立之时起，就按照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坚持用辩证的观点分析国内宗教问题。

党充分认识到宗教社会影响的两面性，表示不反对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必要时还可以与教会合作。一方面，中共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案》指出，工人加入工会“不论信仰”，即是说，信教与不信教一律平等；为了团结各种爱国反帝力量，革命活动不分派别、宗教，并随时可以与他们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党又特别强调在原则和宗旨上的差别。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指出：“教育应与宗教绝对分离”①，这里就强调了宗教教义与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性，在教育和观念上必须划清界限。可见，在策略上，党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既合作又斗争，原则问题绝不让步，具体问题灵活处理。

党在这一时期对于宗教作为一种存在及其发生发展消亡的规律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这突出表现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他已经比较深刻地意识到宗教存在的条件和发展规律了，迷信观念的破除，是革命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党在目前的宣传应该是“引而不发”，让农民自己去觉悟；最后，农民自己会去丢弃菩萨，但这需要一个过程，他人过早的行动和代替行为都是错误的。

苏维埃时期，党的宗教政策进一步充实，主要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者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对宗教不提供保护，公民有反对宗教宣传的自由②；实行政教分离，宗教不能干涉政务；没收宗教土地和财产分配给农民使用，宗教职业者视其成分决定是否分配土地；外国教会必须服从苏维埃法律，等等。上述规定，分别在《中华苏维埃的十大政纲》（1930年5月）、《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1930年8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通过、1934年1月修改）等文件中表述出来。

大革命失败后，党发动工农武装起义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宗教问题上开始涉及到“政教”关系及土地财产等问题。这一时期，革命斗争呈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民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反对世俗地主和宗教压迫的愿望十分强烈。党的宗教政策适应斗争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满足了民众的要求，推进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向纵深发展。当然，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未免有些过激和不当之处。

党在长征时期对民族宗教问题的探索与实践

红军长征期间，党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思想上抛弃了教条主义，党的各项政策措施逐步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党和红军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尊重宗教存在的现实合理性，根据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用科学辩证的态度进行客观分析，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民族宗教政策，产生了积极效果，取得了明显成效。

保护宗教场所，尊重宗教习俗。宗教场所（如寺庙、清真寺等）在信教民众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开展宗教活动中心。红军严令不得损坏宗教场所，从张贴布告到派哨兵保护，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宗教场所及其物品的安全。据杨成武在其《忆长征》中回忆，对有些寺庙里已经毁坏的“泥塑”，红军战士也不能动用，甚至在激烈的战斗中，红军都注意保护宗教场所，尽量不使用宗教场所作为据点。宗教习俗是宗教信仰的具体体现，是民族特质的重要标志，也是少数民族民众心灵守护的一条重要防线。作为主要由汉族战士组成的工农红军，特别注重对民族宗教习俗的尊重。红军进入西川藏区后，先后发布《藏区十要十不要》、《对番人的主张》等，要求尊重教门风俗。在回民聚居区，鉴于伊斯兰教对猪的忌讳和卫生习惯的特别嗜好，红军先后发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要点》、《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回区十要十不要》等。对于参加红军的回族战士，党中央特别要求照顾他们的生活习惯，可以单独组队，自办伙食。红军上述“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③。

尊重宗教上层，顺应民众意愿。针对少数民族宗教上层，党和红军打破教条主义，制定了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宗教上层的政策和策略。其理由在于：首先，当一个民族的宗教意识、宗族意识远远高于阶级意识的时候，宣传消除宗教压迫、民众翻身等，结果只能是吓倒一直对汉族军队怀有戒心的少数民族群众。其次，由于宗教上层人士在少数民族群众心中的特殊地位，团结和争取宗教上层人士，是获得这一民族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条件；再次，宗教上层在反抗民族压迫过程中带有一定的革命性，具有团结的可能性。最后，红军在长征时期极其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改变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宗教等级观念，排斥宗教上层的做法是难以让民众接受的。

长征中，中央在《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等文件中，均表示对民族宗教上层（除少数分子外）还有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不打少数民族土豪，不没收宗教上层的土地财产；号召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党对宗教上层的政策，不仅扩展了统一战线范围，减少了长征阻力，壮大了抗战阵营，同时顺应了少数民族民众意愿，维护了少数民族宗教感情，打消了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顾虑，对于发动和号召少数民族下层民众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实行政教分离，信仰真正自由。政教合一是封建集权的一种极端形式，政权利用神权进行精神控制，神权利用政权强制人民接受宗教束缚。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人民不但没有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甚至连选择信什么教的权利都是被严厉禁止的。因此，打破政教合一，实行政教分离，是实现真正的信仰自由的基础和前提。红军长征时期战事频繁，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是匆匆路过，倡导宗教信仰自由还仅仅停留在宣传口号上，但在一些地区，红军曾帮助建立起了革命政权，为推行政教分离，实现宗教信仰真正自由创造了条件。

长征期间，红军帮助建立的少数民族的政权，包括藏族苏维埃（1935年夏），豫海县回民自治区政府（1936年3月），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1936年夏）等等。这些政权把政府所在地与宗教场所彻底分开，严格禁止宗教干涉政治。宗教人士虽然也有平等参加政权的权利，进步宗教上层人士甚至还被吸收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们都只能以个人的身份出现，不能代表宗教机构。革命政府宣布废除宗教特权和压迫，一切权力归革命政府，实现政教分离；明确规定保障民众的信教自由，特别强调信教群众有还俗的自由，禁止强迫信教。这些措施，有力地保证了民众信仰自由权利的不受干涉，真正实现了信仰自由。

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重要意义

党在长征中制定和实施的民族宗教政策，不仅对于红军顺利完成战略大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我党进一步完善民族宗教政策打下了基础，提供了借鉴。

首先，长征时期党的宗教政策的正确实施，有效地化解了民族隔阂，使少数民族对党和红军有了全新的认识，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保证了红军顺利完成战略大转移。其次，长征途中党的宗教政策的实施，党的主张和纲领的宣传，使各少数民族受到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促进了少数民族革命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极大影响，对于激发少数民族先进分子及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要意义。最后，长征途中党对宗教问题的探索和实践，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为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制定正确的政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宗教政策的制定乃至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宗教政策的完善，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②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2页，第124页。

③［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上海三联书店，1979年，第290页。

第四篇：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一、党的民族政策

是指国家和政党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等的总和。从世界范围来看，民族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前者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政策；后者如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等。从内容来看，有政策原则和政策措施之分。民族政策原则一般是指在民族工作的全局中必须遵循的大政方针，如我国实行的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等；具体的民族政策措施，通常是对涉及民族问题的某一方面而做出的具体的规定。我们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是有关少数民族的政策。它是党和政府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我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和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客观实际制定的，其本质是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行为准则，是我国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 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性地提出的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民族或地方的单纯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结合。民族区域自治包括三种类型，即以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如西藏自治区；在由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地方内，还包括了一个或几个人口较少的其他民族的自治地方，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建有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回族的自治州，还建有锡伯族、塔吉克族的自治县；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联合建立的自治地方，如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各族自治县等。按其行政地位，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到目前为止，中国共有民族自治地方155个，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对于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对于巩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三党的宗教政策

党和国家对民族和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其法律含义是：对国家来说，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包括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别种宗教的自由；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都是自由的，都受法律的保护，任何人和组织都不得加以干涉。总之，每个中国公民，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在信仰宗教问题上，都是自由的，都有自己选择决定的权利，是个人的私事。四民族风俗习惯政策

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之一。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承认和坚持各民族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是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一贯政策。所谓尊重，就是承认民族平等，承认并尊重各民族在风俗习惯方面的自主权。民族风俗习惯是在民族生产生活需要的基础上，由民族普遍流行的价值观念决定的，通过民族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并长期传承的行为心理和行为方式。它反映着民族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生产方式和心理感情，是民族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民族问题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

第五篇：井冈山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与现实启示

井冈山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与现实启示

黄惠运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人民共和国五位元帅：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林彪，三位大将： 粟裕、谭政、黄克诚，以及宋任穷、杨得志等 15 位上将，张国华、王辉球等 21 位中将，龙开富、赖春风等 12 位少将，还有谭震林、陈正人、何长工等党政工作杰出人才，贺子珍、康克清、曾志、彭儒等巾帼女杰。干部队伍建设成就巨大，建功立业，辉耀华夏，扬名中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给我们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着重从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改进和提高执政能力。

一、党员干部要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全力勤政为民

理想与信念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矢志革命的坚定信念，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奠基者和实践者。他们自愿抛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和高官厚禄，毅然来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八七”会议召开时，党中央负责人瞿秋白邀请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婉言谢绝说： 我不愿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朱德也是在南昌起义部队潮汕失败的危急时刻，登高一呼： “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和陈毅一起集拢部队，奔向井冈山。途中进行了著名的 “赣南三整”，稳定了军心，坚定了信念。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走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救国救民的信念，使这两位伟人走到了一起，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合作革命生涯。陈毅曾经留学法国，凭他的才能完全可以成为大学教授或文学家，但他把人民视同亲生父母，走上了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道路。红四军成立时，陈毅任军政治部主任。领导平江起义，担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也是怀着 “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的坚定信念，率领红五军一部艰苦转战到井冈山。红军青年将领陈毅安，为了革命舍弃爱情。他在给未婚妻李志强的信中写道： “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以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1〕遂川县苏维埃政府文件规定，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日常生活要求是： “思想系统化，行动集体化，言论革命化，工作艺术化，生活科学化。”革命工作要求是： “为团体努力，作群众导师，到群众中去，到反动荆棘中去，不畏难，不怕死，不爱钱，为主义而牺牲。”〔2〕这些规定和要求，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对红军群体信仰的形成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高素质干部队伍无论对革命和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事业均极为重要。当前，全体党员干部要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理想，以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为信念，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领导集体，将所有干部培养教育为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二、培训教育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

注重干部队伍的培训教育，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路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形式有：

1.思想政治教育。三湾改编把 “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毛泽东在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3〕“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4〕毛泽东着力恢复和整顿了湘赣边界党组织，曾亲自在酃县水口发展新党员，并厉行 “洗党”，纯洁内部，还通过谈话、宣传、标语、歌谣等形式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央 “九月来信”的精神作了政治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的最重要部分。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为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弘扬三湾改编精神和古田会议精神，始终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1975 年 1 月，“世纪伟人”邓小平在谈到军队的整顿工作时，强调要发扬井冈山时期形成的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他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5〕邓小平非常赞同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他明确指出： “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6〕“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就尖锐地反对主观主义的指导，认为这种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7〕邓小平提出用古田会议精神来指导新时期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践锻炼，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结构、会抓经济建设的又红又专的内行、专家，从而提高执政的本领。

2.学校培养教育。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后，前委书记、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在井冈山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史称井冈山教导队，被誉为 “国防大学的根”。吕赤任军官教导队队长，蔡钟任党代表兼党支部书记。教导队下设四个区队，分别由陈伯钧、张令彬、陈士榘、王良任区队长。每个区队下设三个班，招生 150 人左右。学制三个月。毛泽东亲自出席军官教导队的开学典礼并讲话，要求军官教导队为部队和地方培训输送干部，改造俘虏，调查研究敌军情况。培训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井冈山会师后，教导队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红五军上井冈山后，以红四军军官教导队为基础创办了我国红军第一所正式学校——井冈山红军学校，彭德怀任校长，刘之至、王展程等任教官。井冈山教导队和红军学校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数百名基层干部，其中，许多人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行政领导干部。如莲花县的刘仁堪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后为县委书记)，宁冈县的谢华光担任了县赤卫大队长，茶陵县的谭震林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等。

3.训练班培训教育。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和湘赣边特委一起主持召开了边界党的“二大”，大会通过的 《决议案》提出：“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培训班，造成干部人才。”〔8〕10 月下旬，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创办了党团训练班，各县党团组织选派的学员100 多人，分期分批，集中学习，时间一般为一个半月。特委为训练班制订了《训练大纲》，明确规定了训练的内容、方法和要求。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军委书记朱德、军政治部主任陈毅等领导人经常到训练班视察或讲课。中共湘赣边特委领导人谭震林、陈正人、宛希先等讲党课，团特委领导人史训川、宋新怀等讲团课。同年11月，湘赣边特委又在茨坪办了一期党团训练班，训练内容是：“讲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讲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也讲军事，早晚还出操，军事训练搞些队列、队形变换。”〔9〕

4.歌谣标语教育。歌谣标语教育是密切党群关系、建立军民鱼水关系的重要形式。为了树立红军部队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意识，红军战士经常演唱 “红米饭，南瓜汤”歌谣。为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在民居墙上刷写了 “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为了优待俘虏，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刷写了“欢迎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加入红军”； “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优待俘虏”等标语，或散发了标语传单。192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进军时，红军战士和根据地人民依依惜别，唱出了 《十送红军》这首军民鱼水情深的革命歌曲，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培训经验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三、党员干部应该具有先进的理念和优良的作风

其一，群众观念。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 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10〕这里列出了东固会师的三点原因，即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进军，在大庾战斗、圳下战斗中吃了没有党和群众的亏。为了得到有党有群众组织的支持，大柏地伏击战胜利后，红四军由宁都至东固，与李文林、曾山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红四军在东固妥善安置了毛泽覃等 300 多名伤病员，留下了谢唯俊、陈东日、李天柱等一批有经验的军政干部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如果没有东固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和倾力帮助，红四军将会缺乏给养，难以轻装向闽西进军，开辟革命新局面。在今天尤其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立血肉般的党群关系。

其二，全局意识。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军时，在出发前的讲话中说： 我们现在就像一颗小石子，总有一天要砸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的讲话对革命胜利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毛泽东在党团训练班授课时说： “井冈山的水流来流去，最终要流到大海去；井冈山的红军打来打去，也一定要打到全中国去。革命象一把火，点着了茅叶山，就会越烧越旺，烧遍全中国。”〔11〕以此说明革命力量由弱变强，从区域发展到全国的道理。东固会师后，毛泽东汲取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创造的独具特色的斗争经验，将“争取江西”的主张发展为建立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构想，他在长汀致中共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建议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争取群众，发展红军和建立小区域的苏维埃。报告写道：“对一般的计划，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烈的夺取群众，这时候无论什么派别欺骗群众都敌不过我们共产党的事实。除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意见：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1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从井冈山开辟，经过东固向全国延伸。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也要有 “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东西结合，南北照应。

其三，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是毛泽东独创性的工作方法。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为他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毛泽东还经常请贺子珍等人为他找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同时调阅当地的志谱等书籍，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服务。毛泽东先后到永新县塘边村和酃县中村蹲点调查，领导农民插牌分田。陈毅在 《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对红四军的 “调查工作”有详细记载：“游击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通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关于调查的内容，由政治部制定一个极详细的调查表，内分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情况，当地经济生活工价、物价等，当地土地分配情形„„它的好处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1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实践教导我们既要从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体制、执政基础、执政环境等多个角度去调查研究现实问题，又要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去解决发现的问题，创新实践模式。

其四，民主法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员干部注重实践民主法制的执政方式：一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三湾改编时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参加部队的管理，官兵待遇平等；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实行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古田会议决议深刻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具体表现，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提出了改正错误的办法。毛泽东在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14〕二是实行党政分工的规章制度。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确定了党政分工的原则，明确规定：“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5〕。同时要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改变“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16〕的状况。三是颁布 《井冈山土地法》等政策法规。井冈山时期党和政府制定和颁发了《井冈山土地法》、《遂川县苏维埃政府布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告绿林弟兄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等一系列法令法规，为革命斗争保驾护航，并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直接理论渊源。井冈山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经验对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民主法治工作具有借鉴价值与现实启示。

其五，清正廉洁。反腐倡廉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至今仍然有垂训意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制定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群众纪律和经济纪律；坚决处决企图叛变投敌的反动军官陈浩等人，纯洁了内部；成功地解决土客籍矛盾，凝聚了人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在学习理论，掌握政策的同时，组织党员干部观看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在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举行党风廉政建设游等，均是廉政教育的良好形式。

其六，求实创新。在井冈山时期，产生了中国革命一系列伟大创举：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制作了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三湾改编第一次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古田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第一次提出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创办了我军最早的军官学校——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井冈山因此成为红色干部学校的摇篮；毛泽东亲自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永新秋溪党支部；最早开辟红色圩场——宁冈大陇圩场；最早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创制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制定了我军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令—— 《党代表工作大纲》；第一次进行整党—— “九月洗党”；制定和颁布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 《井冈山土地法》；最早正式形成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早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井冈山精神在此孕育生成；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起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新成就与创新精神，无疑是培养党员干部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宝贵财富。

其七，积极实践。党员干部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政的问题。只有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增长自身的才干。在革命战争年代，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吸取 《井冈山土地法》的经验，制定颁布了 《赣西南土地法》。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三次入闽后，《闽西土地法》也吸取了 《井冈山土地法》的经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的口号。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学习井冈山 “支部建在连上”和 “十六字诀”等经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各地通过学习井冈山革命经验，革命形势日益胜利发展。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创先争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更要注重学习，加强实践，努力掌握现代科技、经济、法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成为一个素质全面，执政能力较强的优秀干部。

四、建立科学发展可持续的干部选任运行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 ‘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这就充分说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在党员干部。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发展可持续的干部选任运行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和“四化”方针培养和选拔干部。陈云曾经提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 政治、能力，二者不可缺一，选拔干部必须 “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17〕。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等选拔任用了罗荣桓、何长工、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陈正人、谭震林、滕代远、龙超清、刘真、王怀、贺子珍、伍若兰、康克清、吴仲廉、彭儒、曾志等知识分子、工农干部和巾帼英雄，还写信向中央要求选派优秀工人和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等人才到根据地来。创造了任人唯贤、团结爱护、党管干部、妇女参政等原则与方针。当前，仍然要创造一种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建设一支理想崇高、精神文明、能力较强的党员干部队伍。

胡锦涛同志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起来，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18〕他再次来江西考察时又提出了“三保一弘扬”(“全力以赴保增长，千方百计保民生，加大力度保稳定，大力弘扬伟大的井冈山精神”)的方针。这为我们借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强和提高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意义重大而深远。[参考文献][1][2][8]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6,205－206,193.[3][4][14][15][16]毛泽东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66,64,65,73,72.[5][6][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15.[8]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编.冈山革命根据地:下〔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59.[10][1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委,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东固革命根据地专辑〔C〕.1989.46－47,368.[11]陈建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团务训练班〔J〕.中国青运,1989,(6).[12]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66－67.[17]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23.[18]胡锦涛考察江西,发扬井冈精神建小康〔N〕.人民日报,2003－09－02(1).（作 者: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