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延安时期司法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及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以其成熟的指导思想、完整的教育体系、宏大的教育规模和丰硕的成果，写下了中国共产党教育事业极其重要的历史篇章，积累了非常宝贵而丰富的历史经验。[1]司法干部的教育培训是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研究这一时期司法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当下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工作无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一、延安时期司法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
（一）形成了司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机制
1938年党的六中全会后，干部的教育培训被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一刻也不要放松学习》、《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学习的指示》等多项政策文件。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央的指示，先后制定了《边区教育工作的方针与计划》、《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等，从而建立起一整套干部教育学习的工作制度。司法干部作为边区干部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要遵守和参加这样的教育学习和考核制度。此外，为了更好地督促司法干部学习，同时也为了加强对司法干部的管理，边区政府规定有考绩与奖惩制度。依据边区政府颁发的相关法令，工作能力和工作成绩、业务熟练程度与精通程度，学习勤惰等被纳入考绩的主要内容。考绩一般由司法机关的首长负责，分定期和临时性的，也有平时的。[2]
（二）注重思想道德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理想信念或者说是政治信仰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一环，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非常重视司法干部的道德人格教育。如在1941年5月，雷经天在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区县司法工作的指示中，曾列出挑选司法干部的五个条件：①忠实于革命事业；②奉公守法；③能够分析问题，判断是非；④刻苦耐劳，积极负责；⑤能够看得懂法律条文及工作报告。然后经过边区高等法院办的司法干部训练班，就可以上岗。[3]理论上的贫乏必将导致理想信念的动摇。在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边区政府、高等法院把抓好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作为坚定革命信念和道德教育的关键。如当时延安大学的必修课有《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通史》、《思想方法论》等，延安大学还将《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等科目设为全校公共课，通过对学员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人生观与思想方法的教育，培养学员正确的政治方向、革命的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品德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4]
（三）司法干部司法理念的培养
陕甘宁边区司法理念既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司法理念，又与西方现代司法理念不同，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所决定的。主要表现为：①人民满意。即让人民群众来衡量司法活动的效果。在边区的领导人看来，司法工作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排忧解难，因而检验司法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人民是否满意。谢觉哉将此归结为：“合情合理，即是好法。要在判案的许多实际中了解民情，要在人民群众对于司法的赞许中，证明司法工作的对与否。”[5]②司法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宗旨，因而司法工作和司法机关也不例外。习仲勋就指出，“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越是能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算越做得好。”[6]司法为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边区简化司法程序，方面群众诉讼。如规定诉讼不收费，口头、书面起诉均可，此外，边区还实行就地审判、巡回审判等便民方式，彻底改变了坐堂办案的传统。③司法公正。边区的司法公正更多是对实质公正的追求，反对因形式公正而影响实质公正，因过程而影响结果。边区的司法工作讲求实事求是，司法工作者要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前提下做出合情合理的判决。要在案件处理结果上，实现人民群众对公平的追求。此外，边区司法公正理念还表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资格老、功劳大、地位高的人犯了法，也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绝不允许有任何待遇和特权，如发生在1937年的黄克功杀人案就是说明。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并履立功勋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陕北公学院学员刘茜，该案经过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最终被判处死刑。
（四）加强司法干部业务技能培训
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根据战时形势和工作需要，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教育培训方式。①举办短、长期司法训练班进行集中培训。如在1937年12月，各县裁判员联席会议后，边区高等法院对参加会议的各地司法人员进行了应急式的短期培训，上课训练两星期。[7]从1939年开始，边区高等法院准备实施全面培训边区司法人员的计划，培训重点为基层司法人员，培训教师由边区高等法院工作人员担任。截止到1941年底，边区高等法院共举办司法培训班3期，培训各县裁判员、书记员共约60余人。[8]用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话说，“这个训练班就是我们司法干部的来源。”[9]除高等法院办有司法训练班
外，1941年7月，延安大学设立了法学院，不久后又改为司法系，培养专门的司法人才。②司法干部在职教育培训。囿于当时人力财力及司法工作的需要，大批司法干部脱离工作岗位进行集中培训并不现实。因此，走司法干部在职教育培训就成为一条有效途径。对于边区高等法院的工作人员，以在职学习为主，按照有关规定，坚持每天集中学习两小时。对于基层司法干部，从1944年9月起，边区高等法院采用新的在职司法干部培训方法。每月由边区高等法院出题，要求各县推事、裁判员等司法干部共同讨论，并按时总结上报。③成立中国新法学会。1941年6月，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新法学会。新法学会为培养人才，在边区公安局成立了业余法律学校，由张曙时为校长，李木庵为副校长，朱婴为教务长。业余法律学校分高级班和初级班，上课时间定为每周星期三、六两次，每次三小时，学期为3年。[10]④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如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关于召开全区司法人员联席会议的通知，“
二、现在司法干部非常缺乏，法院为培养司法干部起见，各县可选派一人与裁判员、书记员同时来到法院受训……”[11]
二、延安时期司法干部教育培训的特点
（一）在教育培训内容上坚持学以致用
边区教育与成产建设、抗战需要相结合，坚持所学与所用相互一致。如1942年3月，西北局常委会确定的行政院教育方针就明确指出：“今后要遵守‘学得即用的’这一原则”。[12]当时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叫“干什么，学什么”，就是形象的说明。雷经天也认为，“政府大批的、集中不断的培训很好，但是存在一些困难。其中主要的困难是教学用的旧东西不能密切联系社会和当今问题。而且这样培养不能救急，现在还是要保持***惯，由高等法院自己来办培训班，教的是实际的东西，用必要的东西来教，学了就能用。”[13]
（二）注重常规知识和专门知识相结合
1942年2月28日，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注重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业务教育和理论教育的有机结合。边区高等法院举办的司法干部训练班在课程设置上也体现出这一点：除边区法令、民法、刑法，民事、刑事、检察事务，司法公文，书记员工作等专业课程外，还设有国文、政治等课程。延安大学司法系学员除参加边区法令、判例研究、司法业务、法学概论等专业课程学习外，还要参加边区建设，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全校公共课的学习。
（三）坚持学习理论和调查研究相结合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成立了专门调查研究机关，指导调查研究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边区司法干部经常深入基层，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如从1942年5月份开始，边区高等法院通过司法干部函授培训的方式，要求司法干部以县为单位，调查所在地区的民事习惯。这次民事习惯调查，由专门从事审判业务的司法人员承担，因此，重点十分突出。所收集到的习惯集中在婚姻、土地、债务和交易规则等方面。[14]对于这些收集上来的各县风俗习惯，边区高等法院在经过甄别、整理后，有的则作为裁判的依据。
（四）编制判例指导司法审判实践
边区司法干部文化水平低，加之边区制定法缺失，既有的法律法规制定的又过于简单，因此，用形象具体的司法判例指导司法干部显得尤为迫切。1942年4月15日，边区参议会议长谢觉哉在《边区参议会常驻会报告》中就指出，“拿裁判好的例子作教育裁判员的教材，我们应该走捷径，从实际经验中学习，而不可能像法律专门学校一样学东西。”[15]正是基于此考虑，边区高等法院开始着手对典型案例进行收集和整理，最终编制成《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用以规范和指导司法审判。
（五）坚持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
延安时期把生产劳动作为司法干部教育的一项内容和任务，作为与教学结合锻炼学生的一项制度。以边区高等法院为例，从1939年开始，边区高等法院需要完成边区政府每年下达的生产任务，实现自给或部分自给。为了完成任务，边区高等法院还拟制了《法院劳动暂行条例》，该条例把法院全体人员编为生产队，队下设生产组。要求法院工作人员“每人每周参加生产劳动2次，每次4小时，但于必要时得变更之”。[16]边区高等法院的教育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即推动了司法干部教育发展，又极大地减少了边区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三、延安时期司法干部教育培训的现实启示
（一）要把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摆在法官教育培训首位
实践证明，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和高等法院坚持把司法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使得边区司法工作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取得丰硕的果，很好地服务了边区经济发展和抗战需要。现阶段，法官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水准和行为方式均不同程度的受到影响和冲击，思想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因此，要通过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等活动，真正解决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问题，确保人民法院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要把党的作风教育贯穿于法官教育培训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经过延安时期，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当下，以“三大作风”为重点加强法官党性党风教育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要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进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教育，不断提高法官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按照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进行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教育，引导法官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格局中深化司法为民的宗旨意识；要按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要求进行反省自新教育，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进民主作风的形成。
（三）要把创新教育培训方式作为提高培训质量的重要环节
延安时期的司法干部教育培训，灵活运用了集中培训和个人自修，集体讨论和案例指导，法官教法官和以会代训等方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目前的法官教育培训，案例教学太少，灌输式培训较多。为此，创新教育培训方式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具体应做好四个结合：即短期、应急式培训和长期、系统性培训相结合；现场集中教学和网络远程教学相结合；教授教法官和法官教法官相结合；岗位培训和学历培训相结合。最终实现法官教育培训由理论研究型向理论与实践结合型转变，由知识培训型向知识和能力结合型转变。
（四）着重加强三种能力的培训
司法能力建设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工作的重中之重。新时期下，应重点抓好“三个能力”的培训：一是要强化庭审技巧的培训。以典型案件作为模拟庭审的对象，通过现场指导性的培训和观摩讲评，使法官在实践中掌握庭审要领，提高驾驭庭审能力。二是强化作群众工作的能力。学会与群众打交道、交朋友，说老百姓能够认同的话，讲老百姓能够接受的理，在与群众接触交流中不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支持。三是要强化指导性案例援引技术。把指导性案例的识别、援引等技术纳入法官教育培训范围，重点提高法官援引指导性案例的技术和能力，切实发挥出指导型案例的实然法律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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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永红 《延安时期行政干部教育培训及其现实启示》，中国知网硕士论文，第2页。
[2] 侯欣一 《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9页。
[3]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边区高等法院编制：司法工作一览表》，全宗15—25。
[4] 康小怀 刘建德 《延安时期干部道德教育探析——以陕甘宁边区干部学校道德教育为例》，载《道德与文明》，2009年第4期，第89页。
[5] 侯欣一 《从司法为民到人民司法——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页。
[6]习仲勋 《贯彻司法工作的方向》，载1944年11月5日，《解放日报》。
[7] 《高等法院：两年半来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1940年2月），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15—156。
[8] 汪世荣等 《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7页。
[9] 雷经天，《在陕甘宁边区司法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10月，陕西省档案馆档案，全宗15。
[10] 律璞 《陕甘宁边区法官队伍建设》，载《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24页。
[11] 《新中华报》，1939年11月4日。
[12] 李桂林 《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
[13] 边区高等法院雷经天、李木庵院长等关于司法工作检讨会一点发言记录。陕西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5—96。
[14] 汪世荣等 《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68—169页。
[15] 王定国等 《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16] 汪世荣等 《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5页。
第二篇：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总结及几点启示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总结及几点启示
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是推进社会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近年来，***着眼于科学发展大局和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建设需求，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创新干部教育培训模式，改进干部教育培训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主题培训活动，为加快推进***经济社会有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一、基本做法
一是高度重视，统筹谋划，切实夯实教育培训工作基础。近年来，***始终把干部教育培训作为干部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制定印发了《***贯彻落实<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的实施意见，科学谋划，统筹部署。结合干部教育培训需求，及时制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各镇，县农业、教育、卫生、工信等系统，结合本行业业务工作特点，积极制定了本行业、本系统干部队伍培训计划，并积极组织实施，在全县形成了一张上下衔接、全面覆盖的培训网，确保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成效。
二是突出重点，分类培训，确保教育培训工作高效扎实推进。全县按照“分级负责、分层实施、分类施教”的原则，由县委组织部重点负责全县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各镇党委，县
健全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网络，进一步健全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改革干部教育培训体制机制，积极整合干部教育培训资源，提升培训质量和培训水平。积极创新“六位一体”干部教育培训模式，对镇机关干部、村（社区）“两委会”委员、村民小组长、青妇干部、村后备干部、农村党员和大学生村官等人员进行培训，将干部教育培训向农村、社区等基层延伸，不断提升干部教育培训水平。近年来，全县“三统一推”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六位一体”干部教育培训新模式得到上级部门的高度肯定。
二、主要成效和经验
1、干部的理论水平得到较大提升。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使全县广大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执政能力、业务技能、综合管理等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全县上下科学发展、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不断增强。
2、干部的知识面和视野得到有效拓宽。通过干部东部行、内选外聘、考察学习等形式，使广大干部思维模式、眼界视野不断开阔，创新意识不断增强，为各级干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干部的干事创业劲头得到显著增强。全县以“三高”精神为统领，坚持把高目标引领提升境界、高强度推进激发活力、高效率落实改进作风作的格局。在全县广大干部中形成了“苦干、实干、拼命干，务实、求实、抓落实”的浓厚氛围。
经过几年的教育培训，我县干部理论水平、实践能力、个人
三是进一步丰富教育培训内容。在加大政治理论、管理水平等教育培训的同时，加大系统内业务知识、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培训力度，全面提升干部素质。
四是进一步加大教育培训保障力度。加大教育培训的资金保障力度，想方设法降低培训费用。加大教育培训时间保障力度，力争在学深、学头上下功夫。
五是进一步完善教育培训管理机制。逐步完善教育培训与干部提拔、考核、任用相结合的工作机制，不断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三篇：关于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现实启示
[论文关键词]长征；民族政策；现实启示
[论文摘要]红军长征经过的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了正确而妥善地解决民族问题，党和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我们如何做好民族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为战略大转移而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红军转战十几个省，路经苗、瑶、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民族问题成为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为正确而妥善地解决民族问题，党和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总结其历史经验，是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方面，同时也能为我们做好当前的民族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比较落后，与汉族地区相比，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低下；尤其是聚居在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川、康、滇、甘一带的藏民二、三十户人家为一寨，不少寨子筑在人迹罕见的高山顶上，每家每户自给自足，几乎与世隔绝；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经济上没有保障。造成这些地区落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及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民族政策，导致了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对立和仇恨，这就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十分落后和闭塞。这种落后的状况给经过该地区的红军队伍不仅带来了补充给养等经济方面的困难，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利用民族矛盾进行了大量的反共宣传，如“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共产共妻”等，使长期与外界隔绝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受不到共产党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从而对红军产生恐惧、戒备甚至敌视的心理，给经过该地区的红军造成了极大困难，并且这种困难远远超过了经济上的困难。因而，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的人民尽快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并从本质上认识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就成为工农红军能否顺利通过该地区的关键。长征路上，党和红军长期、广泛地与少数民族接触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就给党和红军提出了一个复杂而紧迫的新问题，即如何加强民族工作，打破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对敌，从而顺利完成战略转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长征的胜利及党和红军的前途就难以想象。因此，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确定战略方针时，都把“争取少数民族”作为一项突出的内容并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长征的整个过程中，党始终高度重视民族问题，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结合我国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把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来解决，独创性地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并努力实践。综而言之，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mpirenews.page--]
一、宣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
针对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反动军阀推行民族压迫剥削政策、少数民族备受歧视和压迫的严酷现实，党和红军坚决主张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途经桂北少数民族聚居区时，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对苗瑶民族的口号》，强调“共产党是主张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1935年1月，针对云贵川三省多民族的特点，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批示》《注意争取彝民工作的指示》等文件、文告，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和汉人有同样的权利”；“严厉的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偏见”。1935年8月，在《八一宣言》和《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等文件中，党严正申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
长征途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带头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而且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事例，如：1934年底毛泽东同志在贵州剑河县遇到一位因饥寒交迫倒在路旁的苗族老人，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的毛线衣和有限的粮食送给了老人；1935年春在大凉山彝民区，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消除了彝民对红军的猜忌，取得了彝民对红军的信任与支持，使得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1936年5月贺龙同志亲临云南省最大的喇嘛寺——归化寺向藏族僧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赠送“兴盛番族”四个大字的红绸锦幛一幅，还与藏民一起参加了“跳神”活动„„通过广泛的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使各族同胞深受感动，民族隔阂逐渐消除。
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心理感情。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是红军长征中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理解和支持、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措施。长征中，总政治部发出训令：“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1935年9月底，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境内的回族地区，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规定：“遵守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红军的模范纪律，是有重要和决定的意义，红军必须严格遵守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破坏回文经典。”在语言文字方面，党强调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提高文化、设立学校、人皆有人校读书的权力”。同时，要求红军学习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要求红军指战员要会说几句日常用语。另外，还编写了少数民族与汉族语言文字对照表，供红军指战员学习；经藏族地区时红军写的标语口号，一般都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书写。在回族地区，又明确提出：“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这些措施对促进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empirenews.page--]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伊斯兰教和喇嘛教在回族和藏族中具有相当广泛的民族性和群众性。我党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除《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外，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暂行条例》也较为完整地陈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即保证人民宗教信仰的绝对自由、保护喇嘛和喇嘛教等；严禁红军住经堂；禁止毁坏神像、污辱喇嘛。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来到中甸县后，贺龙在写给中甸的喇嘛寺——归化寺中的八大“老僧”的信中说：“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对不加侵犯，并负责保护。”红四方面军经过藏族地区时，为保护一尼姑庵，李先念曾发布告：“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红四方面军在炉霍县为保护白利喇嘛寺在布告上也写到：“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敌，应予保护，任何部门不得侵扰，违者严办。”这些做法加深了红军与各民族间的感情，增进了民族团结，使红军受到了各族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三、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和武装。实行自治
红军每到一地都要发动群众起来建立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在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政权。如：在贵州，帮助苗族群众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在四川，建立了冕宁县彝汉人民联合政权、羌族苏维埃、藏族人民政府、藏族**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在陕、甘、宁地区也建有回民自治政府等。除了帮助各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政权，党和红军还帮助各族人民建立革命武装。党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导》中指出：“苗瑶人民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工农红军或人民革命军。”在《告康藏民众革命的斗争纲领》中指出：“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康藏民众必须武装起来，组织赤色的游击队、自卫队、人民革命军，以便与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巩固革命政权、镇压反革命活动。”为此，红军将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衣物等大量物品送给少数民族，帮助他们建立自卫组织，如各种游击队、民族自卫队、独立团及各种抗捐军、农民协会、妇救会、儿童团等革命团体。红军离开后，少数民族武装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他们的活动牵制了敌人的力量，配合了红军北上，并为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2][3]下一页 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历史、社会和经济状况，党为谋求切实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进行了艰苦的实践及相应的理论、政策探索和创造。在长征初红军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中提出：“实行民族自决，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民自己解决；苗民的首领由苗人自己选举。”在相继的一些纲领、口号中，又进一步提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自决，组织自己的苏维埃与红军，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方能争取民族的解放。”1935年8月5日。“沙窝会议”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面临的形势，在总结民族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鉴于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应将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主要建立苏维埃政权转向成立民族自治政权。”1936年，随着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党和中央政府在有关宣言、指示、决定中就民族自治问题进一步提出：“回民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自己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它一切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1936年8月，党帮助成立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抛弃了不仅不能达到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国内外敌人反而成为国内外敌人分裂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工具的实行联邦制的口号，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和热烈欢迎。[!--empirenews.page--]
四、争取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少数民族上层既有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一面，也有受到中外反动势力压迫的一面，并且由于民族和宗教的原因，他们在本民族中有着传统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1935年5月，党在《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党对少数民族首领、代表人物和宗教上层人士采取了团结、争取和教育的政策，如区别对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土豪；一般不过早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没收上层人士的土地财产；吸收他们参加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工作，等等。
长征中党的统战政策及其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不少民族、宗教人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红军、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出现了许多生动而感人的事例。如贵州镇宁县六马地区布依族头人陆瑞光热情护送红军过境而于1937年英勇就义；松潘羌族世袭土司安登榜放弃土司地位和家业参加红军；中甸归化寺“八大老僧”、定乡桑披喇嘛寺**纳瓜等帮助红军筹粮并赠给粮食物品等等。这些都生动地证明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的正确和实施的效果。
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党还始终把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看作是调节民族关系的中心环节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早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党就指出：“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党强调“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苗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1936年5月24日，红军的《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现在各部队及地方机关的回民同志，应当尽量集中到各政治机关的地方工作部去，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造成强有力的回民领导干部。同时从工作中、斗争中提拔和培养回民的新干部。”以上决议和指示指导红军动员和吸收了少数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到红军中来，并通过训练和培养，把他们造就成强有力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和中华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非常可贵的贡献。
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获得了各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及上层人士的支持和拥护，为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战略大转移以及推动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正确的民族政策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对新时期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有着深刻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民族工作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党和红军自始自终将民族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1935年，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1935年8月，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又有深化，认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现有一亿多人口，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做好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涉及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因此，我国的民族问题必须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中来解决，解决好民族问题又有利于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empirenews.page--] 党的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都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民族工作的领导；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制定政策措施，作出工作部署，并切实抓好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不断提高驾驭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的能力，不断提高凝聚人心、维护团结、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要在工作中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一步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多为各族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二)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民族问题与民族的存在相伴生，只要有民族和民族差别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备了根本政治条件，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对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传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我们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对各民族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缩小和消除。在长征时期，我们的党由于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取得了各少数民族的支持和拥护。如红军所到之处，各族人民为红军当向导、翻译、传送情报、修路架桥、保护和安置伤员；为红军筹粮、运粮、提供肉类、蔬菜等食品；各族青年积极踊跃参加红军，为红军输送了新生力量。所有这些使得红军在艰难、险恶的征途中得以生存、发展并继续前进。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主题。共同团结奋斗就是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来；共同繁荣发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抓住了共同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就抓住了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就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开创民族工作的新局面。上一页[1][2][3]下一页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国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这就是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前，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发展基础薄弱、市场开发条件差、自身发展能力不强等原因，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要采取更加得力的政策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我们要切实落实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使民族地区的面貌更快地得到改变，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各族群众。[!--empirenews.page--]
(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我们党对解决民族问题具体方式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建党初期，在1922年二大宣言中，党提出以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建立联邦共和国的政治主张。1923年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仍主张用联邦邦制解决民族问题。直到长征时期，由于沿途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广泛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开展革命活动后，党对解决民族问题具体方式的思考和探索得到了深化，逐渐意识到建立联邦制、以民族共和国的形式来解决民族问题并不适合我国历来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实际情况，只有实行民族自治才合乎中华民族的实际；于是，开始提出了民族自治思想并初步实践，建立了宁夏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一批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可以说，红军长征时期的党的民族自治理论基本形成和初步实践为后来民族自治理论的发展乃至建国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成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生命力；它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毋庸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国家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项权利的基本法律，是我国民族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的重要保障；要大力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学习、宣传、教育，同时还要抓紧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具体措施和方法，制定或修订自治条例，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民族自治地方既要保证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本地区的贯彻执行，又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行使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各项自治权利。
(四)加强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人才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要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和实施民族地区人才发展专项规划，建立健全人才管理工作机制，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帮助民族地区更多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不断提高人才素质、优化人才结构。
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做好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中部的工作，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善于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受各族群众拥 护的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对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要把这项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完善政策机制，认真组织实施，持之有恒地抓下去；要坚持“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热情关心，严格要求，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素质，着重帮助他们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增强带领各族群众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本领；要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制度，注重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把更多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要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民族自治地方的领导班子；要按规定选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要尽量配备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市、县、乡(镇)的领导班子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要推进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他地区干部的交流，加大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的力度，做好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及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的工作，改进和完善培养、选拔、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的途径和方式，为他们尽快成长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四篇：十二五时期干部教育培训计划
十二五时期干部教育培训计划
一、统一认识、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性。我局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将其摆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上，与其他工作统一部署、统一计划、统一落实、统一考核。局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干部教育培训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切实提升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进一步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建设，提高司法行政人员队伍素质的重要途径，是构建和谐马尾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不断学习强素质。
1、结合工作实践，积极组织干部参加省厅、市局、区委党校举办的各类培训活动，积极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不断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2、鼓励干部学历教育，重点开展了继续教育，有针对性进行学历教育，截止目前，50岁以下干部均是本科以上学历。
3、重点培养年轻优秀干部。我局十分重视对年轻优秀干部的培养，给年轻干部创造锻炼的机会和条件，并积极向领导和组织推荐实绩突出的优秀干部。2010年今年我局调入公务员3名，新录用公务员1名、公证员4名、社区矫正专职社工8名，并对8名试用期满的专职社工进行考核，年轻的大学生为队伍带来新
1的生气与活力。
4、树立学习理念，创建学习组织。通过座谈会、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等多种形式，采取集中学习、支部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史》、《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精神辅导专题》、2011年福州市机关党员干部《学习材料选编》，开展理想信念、形势政策教育、普法教育和法规制度学习。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干部职工知荣辱、讲正气、尽义务，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利用重大活动、重要纪念日、传统节日、节庆日开展集中性教育与实践活动。有针对性认真开展业务培训及岗位练兵活动，永葆学习活力。
二、确保创建经费投入，实报实销。
三、建议。
希望能多组织有实效性的培训教育活动。
马尾区司法局
2011年11月1日
第五篇：井冈山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与现实启示
井冈山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与现实启示
黄惠运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人民共和国五位元帅：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林彪，三位大将： 粟裕、谭政、黄克诚，以及宋任穷、杨得志等 15 位上将，张国华、王辉球等 21 位中将，龙开富、赖春风等 12 位少将，还有谭震林、陈正人、何长工等党政工作杰出人才，贺子珍、康克清、曾志、彭儒等巾帼女杰。干部队伍建设成就巨大，建功立业，辉耀华夏，扬名中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给我们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着重从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改进和提高执政能力。
一、党员干部要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全力勤政为民
理想与信念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矢志革命的坚定信念，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奠基者和实践者。他们自愿抛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和高官厚禄，毅然来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八七”会议召开时，党中央负责人瞿秋白邀请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婉言谢绝说： 我不愿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朱德也是在南昌起义部队潮汕失败的危急时刻，登高一呼： “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和陈毅一起集拢部队，奔向井冈山。途中进行了著名的 “赣南三整”，稳定了军心，坚定了信念。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走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救国救民的信念，使这两位伟人走到了一起，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合作革命生涯。陈毅曾经留学法国，凭他的才能完全可以成为大学教授或文学家，但他把人民视同亲生父母，走上了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道路。红四军成立时，陈毅任军政治部主任。领导平江起义，担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也是怀着 “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的坚定信念，率领红五军一部艰苦转战到井冈山。红军青年将领陈毅安，为了革命舍弃爱情。他在给未婚妻李志强的信中写道： “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以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1〕遂川县苏维埃政府文件规定，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日常生活要求是： “思想系统化，行动集体化，言论革命化，工作艺术化，生活科学化。”革命工作要求是： “为团体努力，作群众导师，到群众中去，到反动荆棘中去，不畏难，不怕死，不爱钱，为主义而牺牲。”〔2〕这些规定和要求，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对红军群体信仰的形成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高素质干部队伍无论对革命和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事业均极为重要。当前，全体党员干部要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理想，以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为信念，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领导集体，将所有干部培养教育为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二、培训教育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
注重干部队伍的培训教育，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路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形式有：
1.思想政治教育。三湾改编把 “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毛泽东在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3〕“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4〕毛泽东着力恢复和整顿了湘赣边界党组织，曾亲自在酃县水口发展新党员，并厉行 “洗党”，纯洁内部，还通过谈话、宣传、标语、歌谣等形式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央 “九月来信”的精神作了政治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的最重要部分。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为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弘扬三湾改编精神和古田会议精神，始终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1975 年 1 月，“世纪伟人”邓小平在谈到军队的整顿工作时，强调要发扬井冈山时期形成的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他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5〕邓小平非常赞同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他明确指出： “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6〕“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就尖锐地反对主观主义的指导，认为这种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7〕邓小平提出用古田会议精神来指导新时期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践锻炼，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结构、会抓经济建设的又红又专的内行、专家，从而提高执政的本领。
2.学校培养教育。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后，前委书记、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在井冈山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史称井冈山教导队，被誉为 “国防大学的根”。吕赤任军官教导队队长，蔡钟任党代表兼党支部书记。教导队下设四个区队，分别由陈伯钧、张令彬、陈士榘、王良任区队长。每个区队下设三个班，招生 150 人左右。学制三个月。毛泽东亲自出席军官教导队的开学典礼并讲话，要求军官教导队为部队和地方培训输送干部，改造俘虏，调查研究敌军情况。培训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井冈山会师后，教导队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红五军上井冈山后，以红四军军官教导队为基础创办了我国红军第一所正式学校——井冈山红军学校，彭德怀任校长，刘之至、王展程等任教官。井冈山教导队和红军学校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数百名基层干部，其中，许多人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行政领导干部。如莲花县的刘仁堪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后为县委书记)，宁冈县的谢华光担任了县赤卫大队长，茶陵县的谭震林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等。
3.训练班培训教育。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和湘赣边特委一起主持召开了边界党的“二大”，大会通过的 《决议案》提出：“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培训班，造成干部人才。”〔8〕10 月下旬，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创办了党团训练班，各县党团组织选派的学员100 多人，分期分批，集中学习，时间一般为一个半月。特委为训练班制订了《训练大纲》，明确规定了训练的内容、方法和要求。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军委书记朱德、军政治部主任陈毅等领导人经常到训练班视察或讲课。中共湘赣边特委领导人谭震林、陈正人、宛希先等讲党课，团特委领导人史训川、宋新怀等讲团课。同年11月，湘赣边特委又在茨坪办了一期党团训练班，训练内容是：“讲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讲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也讲军事，早晚还出操，军事训练搞些队列、队形变换。”〔9〕
4.歌谣标语教育。歌谣标语教育是密切党群关系、建立军民鱼水关系的重要形式。为了树立红军部队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意识，红军战士经常演唱 “红米饭，南瓜汤”歌谣。为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在民居墙上刷写了 “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为了优待俘虏，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刷写了“欢迎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加入红军”； “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优待俘虏”等标语，或散发了标语传单。192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进军时，红军战士和根据地人民依依惜别，唱出了 《十送红军》这首军民鱼水情深的革命歌曲，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培训经验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三、党员干部应该具有先进的理念和优良的作风
其一，群众观念。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 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10〕这里列出了东固会师的三点原因，即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进军，在大庾战斗、圳下战斗中吃了没有党和群众的亏。为了得到有党有群众组织的支持，大柏地伏击战胜利后，红四军由宁都至东固，与李文林、曾山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红四军在东固妥善安置了毛泽覃等 300 多名伤病员，留下了谢唯俊、陈东日、李天柱等一批有经验的军政干部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如果没有东固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和倾力帮助，红四军将会缺乏给养，难以轻装向闽西进军，开辟革命新局面。在今天尤其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立血肉般的党群关系。
其二，全局意识。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军时，在出发前的讲话中说： 我们现在就像一颗小石子，总有一天要砸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的讲话对革命胜利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毛泽东在党团训练班授课时说： “井冈山的水流来流去，最终要流到大海去；井冈山的红军打来打去，也一定要打到全中国去。革命象一把火，点着了茅叶山，就会越烧越旺，烧遍全中国。”〔11〕以此说明革命力量由弱变强，从区域发展到全国的道理。东固会师后，毛泽东汲取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创造的独具特色的斗争经验，将“争取江西”的主张发展为建立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构想，他在长汀致中共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建议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争取群众，发展红军和建立小区域的苏维埃。报告写道：“对一般的计划，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烈的夺取群众，这时候无论什么派别欺骗群众都敌不过我们共产党的事实。除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意见：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1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从井冈山开辟，经过东固向全国延伸。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也要有 “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东西结合，南北照应。
其三，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是毛泽东独创性的工作方法。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为他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毛泽东还经常请贺子珍等人为他找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同时调阅当地的志谱等书籍，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服务。毛泽东先后到永新县塘边村和酃县中村蹲点调查，领导农民插牌分田。陈毅在 《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对红四军的 “调查工作”有详细记载：“游击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通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关于调查的内容，由政治部制定一个极详细的调查表，内分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情况，当地经济生活工价、物价等，当地土地分配情形„„它的好处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1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实践教导我们既要从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体制、执政基础、执政环境等多个角度去调查研究现实问题，又要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去解决发现的问题，创新实践模式。
其四，民主法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员干部注重实践民主法制的执政方式：一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三湾改编时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参加部队的管理，官兵待遇平等；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实行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古田会议决议深刻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具体表现，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提出了改正错误的办法。毛泽东在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14〕二是实行党政分工的规章制度。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确定了党政分工的原则，明确规定：“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5〕。同时要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改变“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16〕的状况。三是颁布 《井冈山土地法》等政策法规。井冈山时期党和政府制定和颁发了《井冈山土地法》、《遂川县苏维埃政府布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告绿林弟兄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等一系列法令法规，为革命斗争保驾护航，并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直接理论渊源。井冈山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经验对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民主法治工作具有借鉴价值与现实启示。
其五，清正廉洁。反腐倡廉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至今仍然有垂训意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制定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群众纪律和经济纪律；坚决处决企图叛变投敌的反动军官陈浩等人，纯洁了内部；成功地解决土客籍矛盾，凝聚了人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在学习理论，掌握政策的同时，组织党员干部观看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在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举行党风廉政建设游等，均是廉政教育的良好形式。
其六，求实创新。在井冈山时期，产生了中国革命一系列伟大创举：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制作了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三湾改编第一次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古田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第一次提出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创办了我军最早的军官学校——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井冈山因此成为红色干部学校的摇篮；毛泽东亲自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永新秋溪党支部；最早开辟红色圩场——宁冈大陇圩场；最早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创制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制定了我军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令—— 《党代表工作大纲》；第一次进行整党—— “九月洗党”；制定和颁布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 《井冈山土地法》；最早正式形成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早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井冈山精神在此孕育生成；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起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新成就与创新精神，无疑是培养党员干部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宝贵财富。
其七，积极实践。党员干部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政的问题。只有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增长自身的才干。在革命战争年代，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吸取 《井冈山土地法》的经验，制定颁布了 《赣西南土地法》。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三次入闽后，《闽西土地法》也吸取了 《井冈山土地法》的经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的口号。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学习井冈山 “支部建在连上”和 “十六字诀”等经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各地通过学习井冈山革命经验，革命形势日益胜利发展。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创先争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更要注重学习，加强实践，努力掌握现代科技、经济、法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成为一个素质全面，执政能力较强的优秀干部。
四、建立科学发展可持续的干部选任运行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 ‘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这就充分说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在党员干部。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发展可持续的干部选任运行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和“四化”方针培养和选拔干部。陈云曾经提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 政治、能力，二者不可缺一，选拔干部必须 “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17〕。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等选拔任用了罗荣桓、何长工、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陈正人、谭震林、滕代远、龙超清、刘真、王怀、贺子珍、伍若兰、康克清、吴仲廉、彭儒、曾志等知识分子、工农干部和巾帼英雄，还写信向中央要求选派优秀工人和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等人才到根据地来。创造了任人唯贤、团结爱护、党管干部、妇女参政等原则与方针。当前，仍然要创造一种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建设一支理想崇高、精神文明、能力较强的党员干部队伍。
胡锦涛同志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起来，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18〕他再次来江西考察时又提出了“三保一弘扬”(“全力以赴保增长，千方百计保民生，加大力度保稳定，大力弘扬伟大的井冈山精神”)的方针。这为我们借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强和提高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意义重大而深远。[参考文献][1][2][8]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6,205－206,193.[3][4][14][15][16]毛泽东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66,64,65,73,72.[5][6][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15.[8]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编.冈山革命根据地:下〔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59.[10][1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委,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东固革命根据地专辑〔C〕.1989.46－47,368.[11]陈建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团务训练班〔J〕.中国青运,1989,(6).[12]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66－67.[17]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23.[18]胡锦涛考察江西,发扬井冈精神建小康〔N〕.人民日报,2003－09－02(1).（作 者: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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