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文化建设对现实的启示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文化建设思想对现行农村
文化建设的启示
作者：12级硕研党史教研部
阳芳芷
摘要：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的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不仅积累了许多革命经验还掌握了一些执政方法。以文化建设为例，中共用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自主性，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各种生动的文化宣传工作等，这些依然可以被吸收到现在的农村文化建设之中。
关键词：农村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现行
The Tips Given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Agrarian Revolution on Current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Author: Yang Fangzhi
Abstract: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perio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pened a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evolution creatively, which established the rural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In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base are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t only accumulated many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also seized some ruling method.Take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mproved farmers'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ary autonomy us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arry out a variety of vivid culture propaganda with the way people liked.Luckly , these still can be absorbed into today’s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Key words: the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the current
一、现今，农村文化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随着建设社会主新农村设想的提出，农村的经济更是以飞快的发 1 展速度前进着。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钱袋子鼓起来了，彩电、电脑等物件置办周全了，村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建立起来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必然会带来精神文化的丰盈。但是，现今，我国农村文化的发展依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依然很薄弱，农村基础设施利用率比较低。虽许多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建立了像城里一样的文化设施（如：图书馆、青少年阅览室、舞蹈室、电影室等），但大部分中西部并不是村村都有图书馆，甚至有些地方连乡镇都没有一个像样的书店，电影院也早在电视的冲击下被淘汰了。因此，从整体而言，我国农村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相对滞后的。此外，乡镇的文化基础设施利用率很低。乡镇文化站或村级文化活动室开放不多，或虽有开放但农民群众很少光顾，甚至某些农村文化基础设施隐秘和封闭得连当地农民群众也毫不知情。
第二，农村文化活动的结构单一。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没完善，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问题没有解决，农民开展的娱乐性活动就只能是看电视和玩纸牌。在中国，大部分中青年农民的夜生活被扑克、麻将、纸牌充斥着。在乡间，农民自办的棋牌室随处可见。“两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七个月赌钱”成为中国许多农民的生活方式；“衣食不用愁，住着小洋楼，田地不用耕，处处麻将声”成为中国农村许多地方的现实写照。而老人和孩子大多窝在家里看电视，没有诸如广场舞、太极拳、篮球赛等其它活动可以参加。
第三，农村文化价值取向被严重歪曲。在许多省份，“空心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大部分的农村主要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不再以经营土地为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农民逐渐从历史传承下来的宗法伦理道德观念中解脱出来；但又没得到正确的引导，在“黄色文化”和迷信思想的影响下，农村文化的价值观被严重歪曲。物质至上和功利意识极度张扬，农民逐渐放弃了祖辈们秉承的朴素道德标准，自私观念与功利心态非理性膨胀，金钱万能等腐朽思想观念成为思想价值取向的主流。
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文化建设
从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入农村，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根据地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壮大，推翻了“三座大山”，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凝聚 2 起强大的力量呢？追根究底，原因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切实反映了人民的所思所想。因此，能迅速的统一全民思想，形成强大的革命合力。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文化建设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运用各种符合民情的文化宣传方式。
1.思想政治教育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根据地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提高了广大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也开拓了农民的眼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针、政策。我把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革命主体性教育和革命理想教育三方面。
1.1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洞察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改变农民落后的封建宗法意识的必要性，他说:“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其趋向是要犯错的”。[1]同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农民运动、阶级斗争、革命前途等观点教育广大民众，为思想混乱的军民指明方向。毛泽东还提出农民身上存在的局限性“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 [2]用农民通俗易懂的语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3]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农民群众中的传播，结合农民的知识水平，党采用创办大批杂志、报刊、直接翻印和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利用重大节日等各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
1.2 革命主体性教育
对于革命的主体性教育，党的早期领导人张闻天较早的作出了论述，他认为“苏维埃民主的最集中任务，是使群众深切感到苏维埃政府‘就是他们的政府’，吸收他们参加苏维埃的一切工作，教育他们管理自己的国家”。[4]只有让农民感觉到他们是国家的主人，革命主体意识增强，他们才会自觉坚定的追随共产党闹翻身、求解放、打江山。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共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指导农民自主解决问题。“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方法”。[5]随着农民主体意识的提高，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农民参与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使本来死气沉沉的农村焕发了生机，充 3 满了活力。正如美籍马克·赛尔登说，“生活于新的政治制度中的农民大众，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谈论‘我们的政府’，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将政府视为与自己无关或令人恐怖的东西”。[6] 1.3 革命必胜的信念教育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谁也没有想到这股由共产党领导的微弱的力量最后能汇成推进历史的洪流。“共匪”、“流寇”是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称谓，这个称谓反映了一个历史现实。当时，外界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匪”，就像《水浒传》中的梁山泊，只是雄踞一方，闹腾一阵，成不了大气候。就连中国共产党内部许多党员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能从山沟沟里产生出来。当时在党内盛行的是“进攻城市”的“左”倾思想。因此，毛泽东于1930年l月，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革命内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作了最形象的回答。他说，“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名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7]“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8]得出反动派“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益加大之势”[9]的结论。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影响下，各根据地人民正确的认识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树立了必胜的信心。因此，在革命的征途上无论作出多大的牺牲，人民都前朴后继，义无反顾。
2.文化宣传工作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文化宣传工作极具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组织农民。首先就是张贴宣传标语。这一时期党的标语书写地大方美观、语言简单生动易懂，“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请看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投降日法英美；民权主义，不准民众开会；民生主义，加捐加锐加息”、“共产党是领导工农群众的组织，解放工农的无产阶级政党”、“白军是土豪劣绅的走狗，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卫队”、“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房屋、财产分配给穷苦农民”、“国民党是土豪劣绅洋奴恶棍军阀官僚的集合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保护穷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勇敢的分了结合而成的，觉悟的勇敢的分了加入共产党来”。这些极具艺术性的宣传标语对发动群众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次，创设文化教育组织。土地革命时期创设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教育组织，4 其中，夜校、半日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为比较普遍的工农文化教育的组织。在课堂教学中，教员们通过自由活泼的教学方式，把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以生动鲜明的实例向农民传播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的思想觉悟。这种教育方式不仅激起了广大农民对地主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激发了他们参加革命，争取自身解放的信念，也使广大农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极大提高了其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再次，利用红色歌谣宣传革命主张。中国共产党人和当地群众利用山歌、民歌、民谣等形式，大量创作具有鲜明革命性、战斗性和群众性的红色歌谣。在那一时期，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彭总来到我畲乡》、《倒酒红兵哥哥尝》、《想念红军》、《红军来了顺昌》、《十送红军》、《端午节来闹嚷嚷》、《五送我郎当红军》。这些歌谣有利于动员人民参军参战，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揭露敌人，打击敌人。
三、借鉴土地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加强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
综合农村文化发展的现状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经验，我认为现今农村文化发展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的财政支出少，只是外因，不起决定性作用。试想一下，就算把全国所有的村都置办上像城市一样的文化设施，没有人去使用，也是毫无意义的。在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农民的文化自主意识没有被训练起来。农民文化自主意识缺乏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现阶段基层党组织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有力的领导力。二是党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体制松懈，农民除了赚钱之外，没有共同的远大的社会理想，农村个人主义和私利观念极度膨胀。三是政府文化宣传工作粗糙，宣传方式不被农民所接受，没有真实的反映农民生活，也不能反映农民的文化需求。因此，加强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文化领域，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无产阶级思想的任何削弱和淡化，都会导致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土地革命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高度重视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使广大农民群众由对政治的冷漠，变成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在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的今天，在农民价值认同普遍下降，理想、信念日趋淡化，现代农民观还没有形成，一些不良社会风气死灰复燃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党的领 5 导，完善机制。加强党的领导，一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自古以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老百姓对统治者的期望，执政党只有真心实意的为人民着想，才能得到拥护。因此，在建设农村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建立一支精干、廉洁、高效的基层干部队伍。二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土地革命时期，农民以入党为荣，争相入党，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内建立了组织完备、结构完善的基层组织，在那个时候，利用庞大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网络，中共迅速地传播了自己的观点。现在，虽然农村党员的人数依然庞大，但是农村的党员以老年人为主，缺乏新生力量，在结构上很不平衡。因此，在农村，必须加强入党宣传工作，发展年轻党员，并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
再次，要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都开展过，实践证明，思想政治教育在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统一农民思想和启迪农民智慧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市场经济冲击之下，农村个人主义，私利观念膨胀的今天，再对农民进行一次较具规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必要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应当依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农民的主体性教育和必胜的信念教育等三方面为主体。要让农民知道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被历史验证了的适合中国的道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前进；要让农民懂得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缔造者；要让人民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能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新时期，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依然必须从民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际工作中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意按照贴近农村、贴近农民、贴近生活的要求，从农民的需求出发，从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入手，摈弃过去“官本位”思想，为农民办好事、办实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第二，教育和培养一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广泛参与到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中来，建立起一支多触角、多成分、多功能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充分利用农村基层干部、农民党团员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把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做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面。第三，建立和完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序高效进行的机制。将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作为衡量和考核干部的重要依据，激励干部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不断创新，不断突破。此外，还需 6 要建立并完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预警机制和长效机制，以确保农民的思想不发生偏差，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能有效、长期地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下去。
最后，要使文化宣传的形式多样化，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民情的文化宣传之路。土地革命时期，文化宣传工作在内容上表现为，贴标语，开设夜校和唱红色歌谣；其实质是按照农民的需要，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开展农民喜欢的、易于接受的文化形式。新时期，我们开展文化宣传工作时，依然要按照农民的需要，不能搞高于农民生活的东西和农民不易懂的东西。首先，可以发展适宜的文化产业，把文化工作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结合起来，让农民从中获得经济效益，增强他们创造文化的自主性。其次，歌曲容易被记忆，被传唱，对于宣传社会主义文化能起到非常有利的作用。所以，可以弘扬革命战争时期“唱红歌”的传统，鼓励优秀的词曲作家，创造一些反映当代农民生活的歌曲来鼓舞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斗志。再次，可以更多开展一些农民乐于参加的社交活动，把农民从赌博的恶习中拉出来。最后，通过电视等媒体举行评选“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文明农民”、“好婆婆”、“好媳妇”、“教富能手”等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树立起正确价值观，改变农村不良的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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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试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
试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
庞丽春
桑植县官地坪镇中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统一体，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我国的民族问题，并把它作为中国革命总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各民族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率领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干部，深入内蒙古、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和领导蒙古、苗、彝、壮、回等少数民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但是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点还在汉族地区，民族工作除个别省区外，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结束，国民革命失败，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把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一直延续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这一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上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称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广泛转入农村，特别是红军长征时期，途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故民族工作提上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通过和少数民族的接触，提高了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为党和红军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处理解决所面临的复杂而紧迫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条件，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内容。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马列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贯主张。土地革命时期，针对国家党推行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少数民族备受歧视和欺凌的现实，共产党和红军坚决主张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强调“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是平等的”。1931中 1 华苏维埃“一大”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国家。长征中，红军一再向少数民族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1934年中央红军发布的《关于苗族人民的口号》就强调：“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在贵州省镇宁县红军曾郑重宣告：“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回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也严正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大力宣传当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而且积极实践，身体力行。1935年，红军向大渡河挺进，但通道中隔着大凉山彝民区，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影响，彝民对汉人怀着极深的猜忌和仇恨的心理，这对红军极为不利。红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向彝族人民宣传和解释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主张。红军的宣传和实际行动，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愿意结盟修好。于是，红军先谴队总司令刘伯承与彝民首领小叶丹杀鸡饮血，结拜为兄弟。结盟后，红军在彝族同胞的护送下顺利过境，这不仅粉碎了敌人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的阴谋，而且增进了民族团结，被传为历史的佳话。贺龙同志曾热情接待彝族同胞，亲临云南中甸喇嘛寺，宣传当地民族政策，并题赠一幅“兴盛番族”的红布横匾，使受尽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藏族同胞深受感动。中央红军解放四川越西县时，曾打开监狱，释放了数百名长期被当作人质而监禁起来的彝族各家支大小头人，并宣布废除反动统治阶级推行的“挨班坐质”制。党和红军的这一系列行为具体体现了民族平等和睦团结的政策。
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族间的隔阂，增进了民族团结，使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道逐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二、主张民族自治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反复重申民族自治的政治主张。1928年党的六大提出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民族纲领。1932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宪法大纲，主张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长征途径贵州，党提出“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在彝民区，红军布告“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2 在藏民区党提出“组织番民游击队，发动番民斗争，建立番民政府”。在这期间，还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治的政权。在康北藏区，红军曾建立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博巴”意即“藏族人民”。博巴政府的组织系统比较完善，而且富有民族特色。有中央一级机构，也有县、区、乡基层政权。该政府在施政纲领中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提出一系列有关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除博巴政府以外还建立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豫海县回民政府自治机构。有些自治政府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给苦难中挣扎的各民族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提出了“自决”和“联帮制”的主张，来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经过实践证明，这不适合我国国情。党在早期提出这一主张，是有其根本原因的。党处在幼年时期，理论不成熟，认识不充分，不加选择的照搬本本和苏联的经验，随着革命的变化和发展，长征开始后，党逐步把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和让少数民族在统一国家中实行区域自治的主张放到首位。但同时仍然承认民族自决权，主张实行联帮制，经过反复实践，到1941年党中内发布的《陕甘宁边区实行纲领》中，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了首次纲领性的规定，一个完全符合中国各民族实际的民族政策纲领才最终诞生，到1949年9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正式确立，成为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
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认真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是该民族特征的主要组成部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对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这都是我党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红军在各民族地区，都十分尊重其风俗习惯。曾大力宣传“尊重彝人风俗”，切实尊重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伤害回、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的主张。红军每到一地，都认真调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令战士严格执行。中央红军刘伯承与小叶丹饮血结盟，是红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一个范例。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回民区域，党要求红军指战员每到一地，除非得到回民同意才准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否则应露营。在回民区不得吃猪肉和猪制品，红一方面军从甘肃静宁县向宁区西吉县回民区出发的前一天，毛泽东叫陈昌奉把为他准备的一口袋猪油炸的干粮全部送给了当地的老乡。为红军树立了榜样。党的这一政策为 3 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在语言文字方面，党多次提出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的自由。1931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同时大会指出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特别注意民族共和国与自治区域内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提高，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馆，允许在一切政府的机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文件选集》）红军在长征中，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仅提倡汉族“学番民语言”和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优待遒司（翻译）。而且把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编成歌谣来唱。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布文告时，除了使用汉文外，还使用藏文和回文。据记载，国民党政府西康宣慰使诺那**，在康北被俘，送交红军总部，在当地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由敌视、诋毁转而志愿教红军学习藏语藏文和藏族歌谣。红军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与国民党反动派咒骂少数民族语言是什么“蛮语黑话”、“兽言鸟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民族间的感情，增进了民族团结。
党和红军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上特别慎重。长征进入宗教信仰特别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区后，认真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党的宗教政策也进一步完善。党明确宣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准许人民信仰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允许还俗”，“反对侮辱回教，清真寺财产由回民选人管理”等。严禁规定保护寺庙。红二、六军团进入藏区后，用藏文书写了保护寺庙的布告规定：“严禁经营与毁坏经典、神像及祭仪”。李先念率领三十军在甘孜藏区曾颁布文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人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另外，党和红军对**、喇嘛直接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云南时，贺龙亲自向喇嘛寺赠送“兴盛番族”的横副，在四川乡城县时，王震、肖克给桑披喇嘛寺纳瓜**赠送了锦旗。朱德在云南和甘南曾多次亲临清真寺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使他们对党和红军的宗旨和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感召下，白利寺的格达**及其他许多信教爱国者，作为虔诚的宗教徒，曾勇敢地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积极支援红军。有的还为民族解放贡献了鲜血和生命。
在长征以前，党的文献中涉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认真执行 4 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政策的内容很少，特别是关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一内容几乎没有。这一民族政策可以说是党和红军在长征中遇到一些实际问题，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一些解放这些问题的方法与口号上升而来。关于语言文字方面所提出的一些主张具有超前性。因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无法按这一政策和主张去办。比如上面谈到的“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印刷馆”，由于当时正处在战乱时期，面临的是如何消灭强大的敌人，因此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办那样的学校、编辑馆、印刷馆。不过，待革命胜利后这就会变成现实。
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大胆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并开始注重培养。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尽量引进当地民族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强调“注意当地干部的培养与提高，消灭民族间的仇视和成见”。长征以后，党对这一问题更加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本民族干部，比汉族干部易开展工作，易取得成效。因为民族干部来自本民族人民群众，同本民族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和天然的感情，熟悉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懂得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同本民族人民群众有着共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民族干部的这些长处和特有的作用是外来干部难以代替的。所以，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指出，当前的工作中心之一是“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文件选集》第十册）在军队中当某个民族的人数较多的时候就成立该民族的单独的连队，从中选拔和培养他们的自己的干部。
长征前，党在广西壮族和瑶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在海南岛黎族和苗族地区，在湖南湖北两省地土家族地区，在浙南和闽东地畲族地区都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长征时又通过各种途径，吸收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如在四川甘孜办藏族干部学校，培养从事翻译、宣传、后勤和群众工作的藏族干部；在回族地区，组织短期训练班，培养干部，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沟通同少数民族的联系。红二十一师师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韦拔群，中共左江特委书记，经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黄治锋，红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明春等都是壮族还有土家族的李勋、陈宗瑜，苗族的黄冕昌，彝族的罗炳辉等 5 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在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培养、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为当时形势所需，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培养，而且只是根据革命的需要在小范围内进行的。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处在探索时期，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是，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民族政策的实行，确保了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前所未有的大转移。1934—1936，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中，途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如果没有少数民族的帮助，战略转移是难以完成。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复杂、民族隔阂深，当红军进入这些地区后，蒋介石就妄图借助民族地区的险阻和挑起民族仇杀，然后一举歼灭红军。但是我党和红军凭借正确的民族政策，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长征期间，党和红军坚持党的民族工作的方针，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教育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维护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党的民族政策的鼓舞和号召下，在红军的模范行动深刻的教育下，各少数民族人民踊跃参军，自觉为红军当向导、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并协同红军作战，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可靠的帮助和方便。少数民族人民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行，推动了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红军长征途中，经过了苗、瑶、侗、布依、纳西、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红军进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援，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并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推动其革命斗争。在党和红军的帮助下，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批红色政权，这些自治政权在领导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进行了土地革命，扩红支前等方面，起了积极了作用。另外，还帮助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如冕宁的抗日军，帮助彝族成立“中国彝民红军沽鸿支队”等，这些民族武装在配合红军打仗，保卫胜利果实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总之，在土地革命时，共产党领导瑶、土家、苗、黎等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建立了左右江市湘鄂西、海南岛等根据地，并建立了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联合的革命政权，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并肩战斗，共同管理，当地和各民族内部事务，表现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关系，为土地革命斗争做出贡 6 献。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行，为今后制定更成熟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华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是制定正确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建党初期，党在理论上不成熟，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即“自由分离权”的口号，照搬苏联经验，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到了遵义会议以后，才走上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此后，在民族问题上，党一方面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方法，另一方面强调要调查我国民族的实际问题，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求是地调整方针、政策，是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环节。在土地革命时期，党通过对少数民族的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的增长，来逐步调整方针、政策。在毛儿盖会议以前，党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建立的是苏维埃政权，毛儿盖会议开始认识到：我们不能用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一般的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继而转向成立民族的自治政权。从1936年5月起，但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设想。这就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日益趋于完善。
经过调查研究，加深对民族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是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前提。党和红军长征时每到一个地方都派专人对该地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发布切合该民族具体情况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这样减少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把党的民族政策建立在可靠根据的基础上。
结束语
土地革命时期，我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民族政策还不够完善，实行中难免有失误，但是它却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的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才能消除民族的对立和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及对现实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及对现实的启示
柳建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到200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整整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从执政的角度说，这60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60年。6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的长期实践中，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回顾了过去55年党执政的艰辛历程，从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高度，总结阐明了党长期执政所积累的六条主要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总结和运用好党的执政经验，发挥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历来是党的显著特点和政治优势
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历来是党的显著特点和政治优势。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后30多年党的基本经验；1992年，党的十四大总结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将近14年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1998年，党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20年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2001年，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总结了党成立后80年的基本经验；2002年，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及2008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又重点总结和认识了改革开放30年“十个结合”的基本经验。每一次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经验总结，都使我们党在认识上产生飞跃，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思想上更加统一，在工作中不断开辟崭新局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深刻指出：“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至关重要。”①这一论断，从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个政党，特别是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其是否成熟与成功，常常取决于它对自身的历史是否重视并科学地加以总结，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活动，是一个薪火相传、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历史经验的启迪。总结和汲取党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归根结底是为了在继承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的六条执政经验，为我们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拓展了空间。
二、科学理解并牢牢把握党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及其指导作用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两大主题，以我们党执政55年的实践为基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总结了执政的六条主要经验：第一，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第二，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第三，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第四，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五，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第六，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简单说，六条经验就是“六个坚持”，科学理解这“六个坚持”，就要正确理解并牢牢把握其中的精神实质。
1.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已被实践证明是我们党长期执政、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这条经验对我们党未来的执政历程，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在胡锦涛总书记总结的“十个坚持”中，“第一个坚持”强调的精神实质仍是这个意思。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采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进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是党的执政经验对现实的深刻启示。只有正确处理继承、坚持和创新的关系，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才能大大推进全党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的提高，从而大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2.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这一条经验也被实践所充分证明。它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只有坚持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曾鲜明地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②，只能是死路一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0年的改革开放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使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充满了勃勃生机，其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所以，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要坚持又要完善。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这是党执政兴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
3.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政权稳定，决定着党合法执政的物质基础。它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必须始终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正如党中央经常强调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当然，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过程，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交互作用的全面进步的过程，是物质、精神、政治、生态四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所以，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党的执政使命的完成，都要求我们党不仅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且必须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4.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本质要求，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它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靠什么立党，为谁执政，始终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回答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③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员领导干部能否运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用来谋取一党、一己之私利，始终是党执政面临的重大考验，也是毛泽东建国前就特别关注、建国后又经常思考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执政以后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垮掉了，丧失了政权，教训十分深刻。
古今中外的政党发展史表明，任何政党执政以后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不
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严重脱离群众，最终都会被人民抛弃。即使是长期执政的党，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党员、领导干部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也难逃失败的命运。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来说，这种考验更加严峻。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5.深刻把握和自觉运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政党执政的规律，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既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基本途径。这启示我们，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党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机制。其关键是要紧紧抓住制度建设这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重要环节，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的执政方式的三个基本要素，三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民主执政是本质要求，依法执政是基本目标，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构成了我们党执政方式的基本框架。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职能作用；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完善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提高各级党组织的决策水平。
6.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内在要求。这启示我们，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历史表明：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团结和凝聚13多亿人民同心同德、集中力量搞建设，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关键在党；要深化改革，成功地构建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党；要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关键也在党。在未来执政的征程中，我们党肩负着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三大历史重任。当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改革事业的党，其自身当然也应该是充满改革精神的党。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就要积极探索党的建设的新措施、新办法。时代在不断发展变化，党的建设本身也需要与时俱进。只有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勇于在党的建设领域进行大胆试验和探索，对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工作方法以及各方面的制度、办法等进行适应时代要求的创新和改进，党的建设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党的建设的各方面成效也才能最终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
六条执政经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主题之下，进一步回答了我们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的问题。从内容看，六条经验以阐述共产党执政规律为主线，贯穿和体现了一系列重大原则：第一条讲的是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第二条讲的是党执政的制度基础，第三条讲的是党执政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第四条讲的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第五条讲的是党执政的主要方式，第六条讲的是党执政的根本保证。从内在逻辑联系看，它是把党放在执政主体的位置，沿着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思路回答了我们党怎样才能做到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怎样才能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问题。六条经验，凝聚着广大共产党员的智慧和心血，蕴含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哲理，揭示了共产党治国安邦的真谛，是共产党执政实践的结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三、要重视对保证党如何长期执政其他经验的研究
在科学把握并运用六条主要经验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重视对保证党如何长期执政其他经验的研究。这里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1.执政党如何牢牢掌握国家机器，不断加强对国家强力部门的领导？古今中外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反复告诉我们，国家机器等上层建筑是政权的支柱，特别是军队、武警、公安更是国家政权的支柱。现在国内外敌对势力最希望的是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是说像原苏东国家共产党那样放弃对国家强力部门的领导，实行所谓的“军队国家化”。在这方面，我们绝不可书生气十足，而应该牢记毛泽东的话：“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④要思考并记住邓小平的政治疑问和嘱托：“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⑤
2.执政党如何牢牢掌握舆论工具，不断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有效领导？舆论工具对一个政权来说至关重要。高度重视枪杆子，同时也要十分重视笔杆子，这是毛泽东总结中外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思想，也再次被当今世界历史经验教训所证明。从某种情况和某种时候讲，舆论工具的导向、舆论工具掌握在谁手里，具有决定性意义。当前，一些国家和势力一直在不惜成本地采用各种手段加强舆论宣传竞争，而且在我国周边加大宣传的力度。因此，我们必须强调舆论控制力。
3.执政党如何从长治久安着想，坚持把干部和青少年教育好，掌握未来执政的基本力量？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非常郑重地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⑥邓小平也十分重视这个问题，说：“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⑦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世界归根到底是属于他们的。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办好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普通大学，成功培养大批治党治国治军人才的同时，就非常注意对青少年的培养。建国前后，国家又派很多青年学生到苏联等国家去留学、培训，培养了一批政治家、科学家及各方面的人才。在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讲到中央委员会构成时，曾认为当时中央委员会的构成主要是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强调今后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⑧，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需要。我们现在和今后强调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央委员会就应该特别注意选用法学家、社会学家及各人文学科方面的专家。对此，我们应该有战略思考。现在的大学生和未来的大学生，特别是大中城市的孩子们，主张个性张扬，绝大部分又受到过初步的民主训练，人人上网，了解中国和世界的情况。怎样教育、引导他们，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战略问题。
注释：
①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②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380页。
④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2页。
第四篇：关于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现实启示
[论文关键词]长征；民族政策；现实启示
[论文摘要]红军长征经过的大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了正确而妥善地解决民族问题，党和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我们如何做好民族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为战略大转移而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红军转战十几个省，路经苗、瑶、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等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民族问题成为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为正确而妥善地解决民族问题，党和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总结其历史经验，是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方面，同时也能为我们做好当前的民族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和深刻的启示。
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十多个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比较落后，与汉族地区相比，地广人稀，生产力水平低下；尤其是聚居在四川凉山地区的彝族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川、康、滇、甘一带的藏民二、三十户人家为一寨，不少寨子筑在人迹罕见的高山顶上，每家每户自给自足，几乎与世隔绝；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毫无地位，经济上没有保障。造成这些地区落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及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反动民族政策，导致了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对立和仇恨，这就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十分落后和闭塞。这种落后的状况给经过该地区的红军队伍不仅带来了补充给养等经济方面的困难，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利用民族矛盾进行了大量的反共宣传，如“杀人放火”、“抢劫财产”、“共产共妻”等，使长期与外界隔绝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受不到共产党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从而对红军产生恐惧、戒备甚至敌视的心理，给经过该地区的红军造成了极大困难，并且这种困难远远超过了经济上的困难。因而，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的人民尽快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并从本质上认识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就成为工农红军能否顺利通过该地区的关键。长征路上，党和红军长期、广泛地与少数民族接触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就给党和红军提出了一个复杂而紧迫的新问题，即如何加强民族工作，打破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对敌，从而顺利完成战略转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长征的胜利及党和红军的前途就难以想象。因此，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确定战略方针时，都把“争取少数民族”作为一项突出的内容并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长征的整个过程中，党始终高度重视民族问题，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结合我国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把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来解决，独创性地制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并努力实践。综而言之，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mpirenews.page--]
一、宣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
针对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反动军阀推行民族压迫剥削政策、少数民族备受歧视和压迫的严酷现实，党和红军坚决主张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途经桂北少数民族聚居区时，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对苗瑶民族的口号》，强调“共产党是主张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1935年1月，针对云贵川三省多民族的特点，发布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批示》《注意争取彝民工作的指示》等文件、文告，大力宣传民族团结、民族平等：“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和汉人有同样的权利”；“严厉的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偏见”。1935年8月，在《八一宣言》和《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等文件中，党严正申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
长征途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仅带头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而且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事例，如：1934年底毛泽东同志在贵州剑河县遇到一位因饥寒交迫倒在路旁的苗族老人，他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的毛线衣和有限的粮食送给了老人；1935年春在大凉山彝民区，刘伯承同志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消除了彝民对红军的猜忌，取得了彝民对红军的信任与支持，使得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1936年5月贺龙同志亲临云南省最大的喇嘛寺——归化寺向藏族僧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赠送“兴盛番族”四个大字的红绸锦幛一幅，还与藏民一起参加了“跳神”活动„„通过广泛的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使各族同胞深受感动，民族隔阂逐渐消除。
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实行宗教信仰自由
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心理感情。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是红军长征中团结和争取少数民族理解和支持、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措施。长征中，总政治部发出训令：“绝对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1935年9月底，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境内的回族地区，总政治部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规定：“遵守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红军的模范纪律，是有重要和决定的意义，红军必须严格遵守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破坏回文经典。”在语言文字方面，党强调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提高文化、设立学校、人皆有人校读书的权力”。同时，要求红军学习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要求红军指战员要会说几句日常用语。另外，还编写了少数民族与汉族语言文字对照表，供红军指战员学习；经藏族地区时红军写的标语口号，一般都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书写。在回族地区，又明确提出：“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这些措施对促进少数民族教育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empirenews.page--]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尤其是伊斯兰教和喇嘛教在回族和藏族中具有相当广泛的民族性和群众性。我党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提出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除《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外，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政府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喇嘛和喇嘛寺暂行条例》也较为完整地陈述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即保证人民宗教信仰的绝对自由、保护喇嘛和喇嘛教等；严禁红军住经堂；禁止毁坏神像、污辱喇嘛。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来到中甸县后，贺龙在写给中甸的喇嘛寺——归化寺中的八大“老僧”的信中说：“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生命财产绝对不加侵犯，并负责保护。”红四方面军经过藏族地区时，为保护一尼姑庵，李先念曾发布告：“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红四方面军在炉霍县为保护白利喇嘛寺在布告上也写到：“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敌，应予保护，任何部门不得侵扰，违者严办。”这些做法加深了红军与各民族间的感情，增进了民族团结，使红军受到了各族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三、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和武装。实行自治
红军每到一地都要发动群众起来建立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在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政权。如：在贵州，帮助苗族群众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在四川，建立了冕宁县彝汉人民联合政权、羌族苏维埃、藏族人民政府、藏族**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在陕、甘、宁地区也建有回民自治政府等。除了帮助各少数民族建立革命政权，党和红军还帮助各族人民建立革命武装。党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中的原则指导》中指出：“苗瑶人民有权利组织自己的工农红军或人民革命军。”在《告康藏民众革命的斗争纲领》中指出：“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康藏民众必须武装起来，组织赤色的游击队、自卫队、人民革命军，以便与反革命进行武装斗争，巩固革命政权、镇压反革命活动。”为此，红军将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衣物等大量物品送给少数民族，帮助他们建立自卫组织，如各种游击队、民族自卫队、独立团及各种抗捐军、农民协会、妇救会、儿童团等革命团体。红军离开后，少数民族武装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他们的活动牵制了敌人的力量，配合了红军北上，并为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2][3]下一页 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历史、社会和经济状况，党为谋求切实解决中华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进行了艰苦的实践及相应的理论、政策探索和创造。在长征初红军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中提出：“实行民族自决，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民自己解决；苗民的首领由苗人自己选举。”在相继的一些纲领、口号中，又进一步提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自决，组织自己的苏维埃与红军，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方能争取民族的解放。”1935年8月5日。“沙窝会议”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面临的形势，在总结民族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强调：“鉴于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应将在少数民族地区从主要建立苏维埃政权转向成立民族自治政权。”1936年，随着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执行，党和中央政府在有关宣言、指示、决定中就民族自治问题进一步提出：“回民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自己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它一切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1936年8月，党帮助成立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实践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抛弃了不仅不能达到激励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国内外敌人反而成为国内外敌人分裂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工具的实行联邦制的口号，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和热烈欢迎。[!--empirenews.page--]
四、争取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少数民族上层既有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一面，也有受到中外反动势力压迫的一面，并且由于民族和宗教的原因，他们在本民族中有着传统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1935年5月，党在《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党对少数民族首领、代表人物和宗教上层人士采取了团结、争取和教育的政策，如区别对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土豪；一般不过早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不没收上层人士的土地财产；吸收他们参加民族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政府的工作，等等。
长征中党的统战政策及其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不少民族、宗教人士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红军、拥护革命、参加革命，出现了许多生动而感人的事例。如贵州镇宁县六马地区布依族头人陆瑞光热情护送红军过境而于1937年英勇就义；松潘羌族世袭土司安登榜放弃土司地位和家业参加红军；中甸归化寺“八大老僧”、定乡桑披喇嘛寺**纳瓜等帮助红军筹粮并赠给粮食物品等等。这些都生动地证明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的正确和实施的效果。
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党还始终把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看作是调节民族关系的中心环节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早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党就指出：“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党强调“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苗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1936年5月24日，红军的《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现在各部队及地方机关的回民同志，应当尽量集中到各政治机关的地方工作部去，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造成强有力的回民领导干部。同时从工作中、斗争中提拔和培养回民的新干部。”以上决议和指示指导红军动员和吸收了少数民族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到红军中来，并通过训练和培养，把他们造就成强有力的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和中华各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非常可贵的贡献。
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获得了各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及上层人士的支持和拥护，为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战略大转移以及推动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正确的民族政策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对新时期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有着深刻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一)民族工作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也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回顾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党和红军自始自终将民族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1935年，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1935年8月，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又有深化，认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现有一亿多人口，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对做好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涉及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因此，我国的民族问题必须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中来解决，解决好民族问题又有利于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empirenews.page--] 党的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各级党委都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民族工作的领导；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制定政策措施，作出工作部署，并切实抓好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不断提高驾驭民族问题、民族工作的能力，不断提高凝聚人心、维护团结、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要在工作中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进一步改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多为各族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二)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民族问题与民族的存在相伴生，只要有民族和民族差别存在，就有民族问题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备了根本政治条件，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对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传统、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我们要充分尊重和理解，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对各民族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努力缩小和消除。在长征时期，我们的党由于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取得了各少数民族的支持和拥护。如红军所到之处，各族人民为红军当向导、翻译、传送情报、修路架桥、保护和安置伤员；为红军筹粮、运粮、提供肉类、蔬菜等食品；各族青年积极踊跃参加红军，为红军输送了新生力量。所有这些使得红军在艰难、险恶的征途中得以生存、发展并继续前进。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是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新世纪、新阶段的民族工作必须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主题。共同团结奋斗就是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来；共同繁荣发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抓住了共同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就抓住了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就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开创民族工作的新局面。上一页[1][2][3]下一页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我国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这就是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目前，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发展基础薄弱、市场开发条件差、自身发展能力不强等原因，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要采取更加得力的政策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我们要切实落实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使民族地区的面貌更快地得到改变，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各族群众。[!--empirenews.page--]
(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我们党对解决民族问题具体方式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建党初期，在1922年二大宣言中，党提出以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建立联邦共和国的政治主张。1923年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仍主张用联邦邦制解决民族问题。直到长征时期，由于沿途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广泛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开展革命活动后，党对解决民族问题具体方式的思考和探索得到了深化，逐渐意识到建立联邦制、以民族共和国的形式来解决民族问题并不适合我国历来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实际情况，只有实行民族自治才合乎中华民族的实际；于是，开始提出了民族自治思想并初步实践，建立了宁夏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一批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可以说，红军长征时期的党的民族自治理论基本形成和初步实践为后来民族自治理论的发展乃至建国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并成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强大生命力；它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毋庸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国家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项权利的基本法律，是我国民族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的重要保障；要大力加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学习、宣传、教育，同时还要抓紧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具体措施和方法，制定或修订自治条例，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法律法规体系。民族自治地方既要保证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本地区的贯彻执行，又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行使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各项自治权利。
(四)加强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人才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要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和实施民族地区人才发展专项规划，建立健全人才管理工作机制，采取多种手段和方式帮助民族地区更多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不断提高人才素质、优化人才结构。
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骨干力量。做好培养、选拔、使用少数民族中部的工作，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善于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受各族群众拥 护的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对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具有决定性意义。要把这项工作作为管根本、管长远的大事，制定周密规划，明确目标任务，完善政策机制，认真组织实施，持之有恒地抓下去；要坚持“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热情关心，严格要求，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素质，着重帮助他们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增强带领各族群众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本领；要进一步完善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制度，注重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把更多优秀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要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民族自治地方的领导班子；要按规定选配少数民族干部、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领导班子、要尽量配备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市、县、乡(镇)的领导班子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要推进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干部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他地区干部的交流，加大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的力度，做好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及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的工作，改进和完善培养、选拔、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的途径和方式，为他们尽快成长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五篇：井冈山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与现实启示
井冈山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与现实启示
黄惠运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人民共和国五位元帅：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林彪，三位大将： 粟裕、谭政、黄克诚，以及宋任穷、杨得志等 15 位上将，张国华、王辉球等 21 位中将，龙开富、赖春风等 12 位少将，还有谭震林、陈正人、何长工等党政工作杰出人才，贺子珍、康克清、曾志、彭儒等巾帼女杰。干部队伍建设成就巨大，建功立业，辉耀华夏，扬名中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给我们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着重从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改进和提高执政能力。
一、党员干部要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全力勤政为民
理想与信念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矢志革命的坚定信念，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奠基者和实践者。他们自愿抛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和高官厚禄，毅然来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八七”会议召开时，党中央负责人瞿秋白邀请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婉言谢绝说： 我不愿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朱德也是在南昌起义部队潮汕失败的危急时刻，登高一呼： “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和陈毅一起集拢部队，奔向井冈山。途中进行了著名的 “赣南三整”，稳定了军心，坚定了信念。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走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救国救民的信念，使这两位伟人走到了一起，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合作革命生涯。陈毅曾经留学法国，凭他的才能完全可以成为大学教授或文学家，但他把人民视同亲生父母，走上了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道路。红四军成立时，陈毅任军政治部主任。领导平江起义，担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也是怀着 “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的坚定信念，率领红五军一部艰苦转战到井冈山。红军青年将领陈毅安，为了革命舍弃爱情。他在给未婚妻李志强的信中写道： “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以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1〕遂川县苏维埃政府文件规定，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日常生活要求是： “思想系统化，行动集体化，言论革命化，工作艺术化，生活科学化。”革命工作要求是： “为团体努力，作群众导师，到群众中去，到反动荆棘中去，不畏难，不怕死，不爱钱，为主义而牺牲。”〔2〕这些规定和要求，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对红军群体信仰的形成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高素质干部队伍无论对革命和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事业均极为重要。当前，全体党员干部要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理想，以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为信念，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领导集体，将所有干部培养教育为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二、培训教育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
注重干部队伍的培训教育，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路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形式有：
1.思想政治教育。三湾改编把 “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毛泽东在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3〕“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4〕毛泽东着力恢复和整顿了湘赣边界党组织，曾亲自在酃县水口发展新党员，并厉行 “洗党”，纯洁内部，还通过谈话、宣传、标语、歌谣等形式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央 “九月来信”的精神作了政治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的最重要部分。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为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弘扬三湾改编精神和古田会议精神，始终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1975 年 1 月，“世纪伟人”邓小平在谈到军队的整顿工作时，强调要发扬井冈山时期形成的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他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5〕邓小平非常赞同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他明确指出： “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6〕“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就尖锐地反对主观主义的指导，认为这种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7〕邓小平提出用古田会议精神来指导新时期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践锻炼，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结构、会抓经济建设的又红又专的内行、专家，从而提高执政的本领。
2.学校培养教育。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后，前委书记、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在井冈山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史称井冈山教导队，被誉为 “国防大学的根”。吕赤任军官教导队队长，蔡钟任党代表兼党支部书记。教导队下设四个区队，分别由陈伯钧、张令彬、陈士榘、王良任区队长。每个区队下设三个班，招生 150 人左右。学制三个月。毛泽东亲自出席军官教导队的开学典礼并讲话，要求军官教导队为部队和地方培训输送干部，改造俘虏，调查研究敌军情况。培训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井冈山会师后，教导队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红五军上井冈山后，以红四军军官教导队为基础创办了我国红军第一所正式学校——井冈山红军学校，彭德怀任校长，刘之至、王展程等任教官。井冈山教导队和红军学校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数百名基层干部，其中，许多人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行政领导干部。如莲花县的刘仁堪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后为县委书记)，宁冈县的谢华光担任了县赤卫大队长，茶陵县的谭震林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等。
3.训练班培训教育。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和湘赣边特委一起主持召开了边界党的“二大”，大会通过的 《决议案》提出：“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培训班，造成干部人才。”〔8〕10 月下旬，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创办了党团训练班，各县党团组织选派的学员100 多人，分期分批，集中学习，时间一般为一个半月。特委为训练班制订了《训练大纲》，明确规定了训练的内容、方法和要求。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军委书记朱德、军政治部主任陈毅等领导人经常到训练班视察或讲课。中共湘赣边特委领导人谭震林、陈正人、宛希先等讲党课，团特委领导人史训川、宋新怀等讲团课。同年11月，湘赣边特委又在茨坪办了一期党团训练班，训练内容是：“讲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讲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也讲军事，早晚还出操，军事训练搞些队列、队形变换。”〔9〕
4.歌谣标语教育。歌谣标语教育是密切党群关系、建立军民鱼水关系的重要形式。为了树立红军部队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意识，红军战士经常演唱 “红米饭，南瓜汤”歌谣。为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在民居墙上刷写了 “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为了优待俘虏，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刷写了“欢迎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加入红军”； “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优待俘虏”等标语，或散发了标语传单。192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进军时，红军战士和根据地人民依依惜别，唱出了 《十送红军》这首军民鱼水情深的革命歌曲，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培训经验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三、党员干部应该具有先进的理念和优良的作风
其一，群众观念。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 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10〕这里列出了东固会师的三点原因，即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进军，在大庾战斗、圳下战斗中吃了没有党和群众的亏。为了得到有党有群众组织的支持，大柏地伏击战胜利后，红四军由宁都至东固，与李文林、曾山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红四军在东固妥善安置了毛泽覃等 300 多名伤病员，留下了谢唯俊、陈东日、李天柱等一批有经验的军政干部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如果没有东固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和倾力帮助，红四军将会缺乏给养，难以轻装向闽西进军，开辟革命新局面。在今天尤其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立血肉般的党群关系。
其二，全局意识。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军时，在出发前的讲话中说： 我们现在就像一颗小石子，总有一天要砸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的讲话对革命胜利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毛泽东在党团训练班授课时说： “井冈山的水流来流去，最终要流到大海去；井冈山的红军打来打去，也一定要打到全中国去。革命象一把火，点着了茅叶山，就会越烧越旺，烧遍全中国。”〔11〕以此说明革命力量由弱变强，从区域发展到全国的道理。东固会师后，毛泽东汲取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创造的独具特色的斗争经验，将“争取江西”的主张发展为建立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构想，他在长汀致中共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建议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争取群众，发展红军和建立小区域的苏维埃。报告写道：“对一般的计划，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烈的夺取群众，这时候无论什么派别欺骗群众都敌不过我们共产党的事实。除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意见：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1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从井冈山开辟，经过东固向全国延伸。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也要有 “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东西结合，南北照应。
其三，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是毛泽东独创性的工作方法。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为他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毛泽东还经常请贺子珍等人为他找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同时调阅当地的志谱等书籍，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服务。毛泽东先后到永新县塘边村和酃县中村蹲点调查，领导农民插牌分田。陈毅在 《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对红四军的 “调查工作”有详细记载：“游击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通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关于调查的内容，由政治部制定一个极详细的调查表，内分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情况，当地经济生活工价、物价等，当地土地分配情形„„它的好处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1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实践教导我们既要从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体制、执政基础、执政环境等多个角度去调查研究现实问题，又要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去解决发现的问题，创新实践模式。
其四，民主法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员干部注重实践民主法制的执政方式：一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三湾改编时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参加部队的管理，官兵待遇平等；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实行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古田会议决议深刻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具体表现，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提出了改正错误的办法。毛泽东在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14〕二是实行党政分工的规章制度。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确定了党政分工的原则，明确规定：“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5〕。同时要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改变“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16〕的状况。三是颁布 《井冈山土地法》等政策法规。井冈山时期党和政府制定和颁发了《井冈山土地法》、《遂川县苏维埃政府布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告绿林弟兄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等一系列法令法规，为革命斗争保驾护航，并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直接理论渊源。井冈山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经验对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民主法治工作具有借鉴价值与现实启示。
其五，清正廉洁。反腐倡廉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至今仍然有垂训意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制定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群众纪律和经济纪律；坚决处决企图叛变投敌的反动军官陈浩等人，纯洁了内部；成功地解决土客籍矛盾，凝聚了人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在学习理论，掌握政策的同时，组织党员干部观看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在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举行党风廉政建设游等，均是廉政教育的良好形式。
其六，求实创新。在井冈山时期，产生了中国革命一系列伟大创举：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制作了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三湾改编第一次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古田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第一次提出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创办了我军最早的军官学校——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井冈山因此成为红色干部学校的摇篮；毛泽东亲自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永新秋溪党支部；最早开辟红色圩场——宁冈大陇圩场；最早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创制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制定了我军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令—— 《党代表工作大纲》；第一次进行整党—— “九月洗党”；制定和颁布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 《井冈山土地法》；最早正式形成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早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井冈山精神在此孕育生成；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起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新成就与创新精神，无疑是培养党员干部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宝贵财富。
其七，积极实践。党员干部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政的问题。只有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增长自身的才干。在革命战争年代，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吸取 《井冈山土地法》的经验，制定颁布了 《赣西南土地法》。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三次入闽后，《闽西土地法》也吸取了 《井冈山土地法》的经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的口号。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学习井冈山 “支部建在连上”和 “十六字诀”等经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各地通过学习井冈山革命经验，革命形势日益胜利发展。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创先争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更要注重学习，加强实践，努力掌握现代科技、经济、法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成为一个素质全面，执政能力较强的优秀干部。
四、建立科学发展可持续的干部选任运行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 ‘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这就充分说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在党员干部。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发展可持续的干部选任运行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和“四化”方针培养和选拔干部。陈云曾经提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 政治、能力，二者不可缺一，选拔干部必须 “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17〕。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等选拔任用了罗荣桓、何长工、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陈正人、谭震林、滕代远、龙超清、刘真、王怀、贺子珍、伍若兰、康克清、吴仲廉、彭儒、曾志等知识分子、工农干部和巾帼英雄，还写信向中央要求选派优秀工人和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等人才到根据地来。创造了任人唯贤、团结爱护、党管干部、妇女参政等原则与方针。当前，仍然要创造一种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建设一支理想崇高、精神文明、能力较强的党员干部队伍。
胡锦涛同志在江西考察时强调：“伟大的井冈山精神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结合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的变化，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让井冈山精神大力发扬起来，使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放射出新的光芒。”〔18〕他再次来江西考察时又提出了“三保一弘扬”(“全力以赴保增长，千方百计保民生，加大力度保稳定，大力弘扬伟大的井冈山精神”)的方针。这为我们借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强和提高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执政能力，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意义重大而深远。[参考文献][1][2][8]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6,205－206,193.[3][4][14][15][16]毛泽东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66,64,65,73,72.[5][6][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15.[8]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等编.冈山革命根据地:下〔C〕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59.[10][1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委,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江西党史资料·东固革命根据地专辑〔C〕.1989.46－47,368.[11]陈建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团务训练班〔J〕.中国青运,1989,(6).[12]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66－67.[17]陈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123.[18]胡锦涛考察江西,发扬井冈精神建小康〔N〕.人民日报,2003－09－02(1).（作 者: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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