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第一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一、党建立初期的反腐倡廉思想

党的反腐倡廉思想萌发于建党初期。1921年7月，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在规定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实行纪律约束和党内监督，“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这充分表明党从建立之日起，就为实现党的清正廉洁、取信于民打下基础。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一部分党员在国民政府任职，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开始投机钻营，出现了贪污腐败问题。中共中央极为重视，1926年8月4日发出《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要求党的各级组织“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2]同时，针对共产党员竞相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的问题，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给江西党组织的信中指出：“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作官热的倾向”，“绝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并指示江西党组织，对于“几个当县知事的同志，当立刻限期命令他辞职，如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3]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再次规定：“党员未得党的同意，不得任国家机关内任何的职务。”

中共中央对党内刚刚露出的贪污腐败苗头，及时采取严厉而坚决的措施，充分表明党绝不容许存在贪污腐败，对贪污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惩治，以赢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二、建设廉洁政府取信于民

中国共产党实现局部执政后，工作人员的廉洁作风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官吏们横行霸道、贪污盘剥的腐败作风，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时，多次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比较。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5]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6]在事实面前，人民群众迅速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中国共产党以它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民心，革命战争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本着节省的方针，党加强管理，严禁贪污浪费。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规定，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省不得超过90人，县不得超过25人，区不得超过15人。[7]1939年6月5日，《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指出：“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如有浪费或超过情事，概不批准。”“各机关部队学校除自己节省伙食举行会餐外，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8]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规定抗日根据地党政和民众团体中的工作人员，全部脱离生产人数不超过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对党政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生活标准，党和政府也作出明确指示和规定，要求他们与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严禁特殊化。如，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政府人员要成为认真办事的工作者，生活与群众在相同的水平线上，防止腐化。”[9]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按照城市的条件，取消私人的马匹与马夫及私人勤务员；除部队外，现行的警卫制度，一律取消；所有汽车必须统一地合理地分配，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车。[10]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各级政府勤俭节约、清正廉洁，涌现出了一大批一心为民的好干部。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主力红军长征后，继续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战斗中突围与组织失去联络之后靠乞讨度日，却从不动用带在身上的党的活动经费，在1937年初中共江西临时省委成立时，他将保管了3年的经费拿出来。[11]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人人平等，并无薪水。正如林伯渠所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务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虽然个别的还存在着浪费与贪污现象，但是用钱少办事多，仍然是我们的工作作风的主要特点之一。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从边区到乡级的行政干部，现有×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有长期斗争历史，有着实际工作经验，虽然很多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却能吃苦耐劳，埋头苦干，忠诚于人民解放的事业，因而也为大众所爱护。”[12]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渐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给党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制定了城市政策，严肃入城纪律。如，部队在解放石家庄时，中央工委向进入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警卫部队宣布：“一切到石家庄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如有人违犯这些规定立即送出石家庄。所有缴获物资，一律归公，其中可作私人使用者，例如鞋袜牙刷衬衣等，由物资委员会统一搜集或购买，有计划地分配。”这些规定使城市工作人员和部队官兵保持廉洁的作风，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三、依法惩治贪污腐败，纯洁革命队伍

制定法规条例，依法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严格的法规条例，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管理，如有贪污受贿者坚决依法惩处。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颁布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中规定：“政府工作人员侵吞公款有据者、受贿有据者，撤职并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侵吞公款三百元以上者、受贿至五十元以上者枪决。”[13]1933年12月15日发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按贪污公款数额分别进行惩处。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此后，凡经查实核准的贪污腐败案件，均依此训令予以严惩。如，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贪污各种公款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被判处死刑，没收其财产。又如，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干部严重的集体贪污腐败案件中，判处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士祥及刘天浩、李其芬，少共县委书记滕琼，潭头区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5人死刑；撤销县委书记刘洪清职务、熊仙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于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14]贪污腐败分子被依法惩处，革命根据地人民拍手称快。正如毛泽东所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5]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腐败出现了新倾向。部分党员干部“虽是出身于工农，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16]。为惩治这些贪官污吏，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颁布，规定：“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和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以贪污论罪。”其他抗日民主政府关于惩治贪污腐败分子的法令条例也先后公布，如《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至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200个县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235件，占案件总数的5.16%；在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1945年由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贪污案件共1075起，占案件总数的5.45%。[17]对贪污腐败的严惩，沉重地打击了新贪官污吏，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贪污腐败形式又发生新的变化。1947年9月，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过去我们没有作假报告的，现在有了，贪污腐化也有了，发财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来了，浪费民力、物力等等现象很严重。”[18]1948年2月12日，杨成武在报告中指出：“贪污浪费非常严重。在三查中发现不少贪污腐化现象，多种多样：如贪污公款、盗卖公物，克扣大家、假造账目，以公款运销、违法走私等等。贪污数目多者竟达××万元以上，并有集体贪污现象。”[19]各解放区人民政府根据反对贪污腐败斗争的需要，修改和制定惩治贪污条例，先后颁布《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华北财经办事处的《关于反贪污浪费的指示》、《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这些条例对各解放区严惩贪污腐败分子起到法令效应，有效地保证了解放区的廉洁政治。

四、发挥人民群众的检举和监督作用

充分发挥和依靠人民群众检举和监督的有效作用，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腐败斗争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正如任弼时指出的，同贪污腐败现象做斗争，“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肃清贪污腐化和反对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2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检举运动。1932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第二号训令，指示“对于被选举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及各级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员，和各地军事机关及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部队的指挥领导人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动摇消极的分子，要来一个大的检举运动，洗涮他们出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去”[21]。大规模的反贪污检举运动首先从中央各机关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等群众性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央机关一级的贪污腐败案件，大多数是在“工农通讯员的积极工作与各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参加之下”被检举出来的。1934年3月，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公布，被检举的机关和企业有中央总务厅、招待所、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印刷厂、钨矿公司等，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中央机关被检举出的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开除工作的3人，包庇贪污与官僚主义者送法庭的1人，建议撤消改调工作的7人，给严重警告的人，警告的4人”[22]。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规定：“对公务人员有功或有过，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议之权。”“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23]在陕甘宁边区，由群众直接揭发检举的、在群众中影响极大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未遂后杀人案和萧玉璧贪污公款案，案犯都先后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

事实证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党和政府，以防止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发生贪污腐败，是民主革命时期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

五、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

加强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础，是党政干部拒腐防变的根本。民主革命时期，随着革命战争的不断深入，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党的队伍中贪污腐败现象和方式也发生变化。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对广大党员及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们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修养，以及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使其在反腐败斗争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土地革命时期，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规定发展新党员的五个具体条件，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这些规定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对党员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企图没有变，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抗日根据地，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进行拉拢和腐蚀。这给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时刻防止“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并指出党内已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这些新军阀主义“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24]党的及时教育和提醒，使根据地中的广大党员及干部对国民党企图瓦解共产党采取的卑劣手段加深了认识和警醒，时刻提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解放战争时期，党注重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1946年5月4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同干部作斗争。”[25]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广大党员及党政军干部通过认真学习，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同党和政府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同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的这些指示对现在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第二篇：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历史演变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历史演变

中共中央组织部是党中央负责全党党的组织和干部工作的办事机关，在中央各部委中一直排序在前，充分表明了其重要性。笔者在《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书内，曾对新中国成立以前历届中央组织部与部长的变动，作过考证，但很分散。近期查阅有关历史文献史料进行考析，将自中央组织部设立至中共十八大后的实况，作一系统介绍，提供读者参考。

一、中共中央组织部最初的设立及其变动

1.中共一大至三大并未设立中央组织部。1921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时，由于全党只有50余名党员，5个地方党组织，选举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3人，由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会议通过的第一个决议称“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大会”。这时在上海“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共产党合法的公开的劳动运动” 7、29。担任主任的张国焘集中精力在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推进组织工会工作。当时党务、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主要由陈独秀直接负责，由李达协助与各地通信。即严格讲，张国焘的“组织主任”并非中央最早设立的组织部。中共召开二大制定出第一个党章，并未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工作部门，只规定“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即二大后，并未成立中央组织部。因当时仅有195名党员，5个地方区执委会，工作量有限。党务包括党的组织工作完全由委员长陈独秀“总理”、主管。1923年6月召开中共三大时，全国党员增至420人，地方组织亦增多，修改党章增加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仍规定“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三大制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执委员会“选举五人组织中央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使职权”。“选出委员长、秘书及会计”，委员长主持中央局与中央执委会议；“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会计在中央督查之下，管理本党财政、行政。”[1]p121-122即中央的党务，党的组织工作分别由秘书与会计分担，仍然没有专人负责。由上可以看出，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在建党初期，对党务组织工作没有足够重视，存在着重宣传、工运，忽视党自身建设的现象。

2.1924年5月中共四届扩大执委会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针对实行国共合作后革命运动迅速兴起、党内右倾思想日益发展、忽略党自身建设等问题，会上“中央局报告”，各区、地委报告，均把“组织”“党务”“党内组织”“本党情形”放在首位，表示了对党务的重视。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强调正确“认识国民党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通过了相关决议。在《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中强调“必须使我们的党及其各个机关能有更明显的组织形式„„在党务组织方面亦是如此”，提出“党的组织应当采取下列的形式及办法”，规定“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秘书兼组织部，组织部之下另有‘统计分配’及‘交通’的职务——‘交通’的职务便是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运动等。”[1]p197这是党中央最早也是第一次明确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并规定其组成与工作。此后由中共中央局委员、秘书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第一任部长。1924年11月1

日，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签发《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明确提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前次扩大会议决议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讲过。„„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明显的进步”。提出六点要求，如“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负责党部或组长，应规划工作，分配每个同志担负，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等。[1]p233、234从中看出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毛泽东，确实重视了抓党的组织工作和自身建设，陈独秀也认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开始认真纠正党不管党现象。

3.中共四大五大后的中央组织部。1925年1月召开中共四大，通过组织问题决议称，“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党的组织部重要工作之一，现在就是设立一个能够普遍地传播党的印刷品之机关。”四大修改党章，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其余委员协同总书记分掌党务”[1]p308、310、313。毛泽东本来是当时中央组织部主管最合适人选，由于1924年12月因病回到长沙，未能出席四大，未再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四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中央局委员5人：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瞿秋白。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并兼组织部主任。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扩大执委会决议称，“现在中央的各部：组织、宣传„„应当有确定的组织，他们相互之关系也要明确的规定。中央及区委书记应当尽可能范围不兼部务”[1]p407。但事实上，由陈独秀兼任的中央组织部，此后仍然没有专门做组织工作的干部和固定的办事地址。在全党迅速大发展的时期，中央组织部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正如后来陈独秀在五大报告中讲，“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传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组织工作”。“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由我来主管组织部的工作。后来，组织部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因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没有在组织部里工作过”[2]p52。但1926年12月周恩来从广东秘密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此后曾多次会见陕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中央党组织负责人汇报，并作指示。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选出中央委员会，五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陈独秀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务委员。5月25日中央常委分工，张国焘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实际上他并未做什么具体工作。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1.从八七会议到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组织部。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残酷镇压屠杀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八七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中央常委之下设立组织部等部、委、局。1927年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李维汉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杨匏安任秘书。19日又决定调湖南的陈佑魁来中央组织部任秘书，25日又改任叶文龙为组织部秘书，均未到职。9月23日，中央又决定改任罗亦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庄文恭任秘书。10月18

日因庄文恭未到职，又决定王若飞任组织部秘书，但王也未到职任事。[3]p58、59事实上1927年10月驻武汉的党中央组织部，并未能建立起固定组织，李维汉与罗亦农亦未能做组织工作。10月，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至上海法租界，开始建立分散、秘密的地下工作机关。同年11月9、10两日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改组。为适应地下斗争的新形势，中央实行常委集权，推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周恩来、罗亦农为常委会委员，决定取消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等。在中央常委会之下设立中央组织局，其下设组织科、宣传科、军事科等。“为纯粹技术机关”，“科之主任无需执行委员兼任”。组织局主任先后罗亦农、周恩来，组织科科长汪泽楷。[4]p48、51 2.中共六大后的中央组织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周恩来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报告，对全党党员与地方组织分布、数量讲得很详细，似由担任组织科科长的汪泽楷所提供。六大修改党章规定，“为处决党的各种特殊任务起见，各级党部委员会之下，得成立各部或委员会，如组织部”，“各部或各委员会隶属于党部委员会，受其指导而工作，并经过党委员会而实行自己的决议”[5]p37。7月20日，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和秘书处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下”，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六大扩大了中央组织部的职权，规定中央组织部具有制定组织工作政策的职能；可以对全党组织工作制定决议、经由中央发布实行，而非单纯执行和技术性工作；设立部务会议性质的“组织会议”，设部长和相当于副部长负责经常工作的秘书和组织科。据黄玠然（黄文容）称，“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间，我在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周恩来在负责中央组织部时，人少工作重，组织部只设有一个秘书和一个组织科。组织部的秘书先是余泽鸿，后是恽代英”[6]p6、8。“部里除了部长、秘书外，只有我和刘晋生（刘亚雄）、杨庆兰、彭砚耕等同志，总共不到十人。”“那时组织部的秘书是主持部里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部里的第二把手。”[7]p70据查1929年8月27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周恩来兼任中央军事部部长，调罗登贤到中央工作，“作中央组织部部长”，“恽代英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8]。同年春，在上海举办了中央干部训练班，由周恩来主持，恽代英为班主任，余泽鸿为副主任。由中央组织部与宣传部协同组织进行，轮训各省委干部。同年冬，武胡景任中央组织部干事。[9]1930年2月，李立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9月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常委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12月，康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铁铮（孔原）调任秘书。事实表明，中央组织部的自身建设的加强、内部机构的设置科学合理规范、任务与职权的明确执行，并逐步成为中央机关中最重要的、工作效能较强的工作部门，是在中央常委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取得的。通过历史地审视，我们可以认为，周恩来是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组织工作的实际奠基人。

3.中共六届四中和五中全会后的中央组织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康生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兼中央组织部部长。2月，李竹声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10]p113，秘书仍是陈铁铮（孔原），干事有陈原道、何子述、杨子烈（女）等。3月28日，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组织部部长参加常委会议。5月1日，中共中央听取组织部报告作出决议，决定“废除过去文件的指导方式，改用活的领导，必须建立完善的巡视制度„„来加强对于各级党部的领导”。同时制定《中央巡视条例》，规定巡视员的职权是“中央对各地党部考察和指导工作的全权代表”[11]p274-281。同年9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成立，李竹声被指定为政治局委员，仍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秘书陈铁铮（孔原），干事有黄文杰、杨光华、林电岩等。1932年11月，陈铁铮（孔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1月下旬，临时中央常委博古、张闻天、陈云等，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瑞金，同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局”。原临时中央组织部从部长、秘书到工作人员仍然留在上海，改为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中共中央局组织部由原苏区中央局组织部改成，部长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担任，干事有邓颖超（女）、李维汉等。据李维汉称，“开始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后来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去了，便任命我为中央组织部长，但我不管军队的组织工作，也不管白区的组织工作和其他苏区的组织工作。我只联系三个省委的工作”。“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成立中央组织局，主任是我，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同志，他们多数是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每一次开会的议程，除组织、宣传外，都是由张闻天提出，会议结论也由他作。重要问题博古也出席。”[12]p339-340此时，金维映（女）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4.中央红军长征以后的中共中央组织部。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李维汉担任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机关各部门随军行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改组了中央。1月中旬，中央常委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3]p1746月初，陈云被党中央派往上海恢复党的白区组织和工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针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于8月19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分工时，张闻天就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重要性发言，指出‘组织部是一个很大的工作，地方工作、白区工作、红军中的组织工作都归组织部管’。会议经过讨论确定组织部由张闻天兼管，李维汉为副。”

[10]p259-260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陕北苏区。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0]p271李维汉称，“当时的中央组织部机构精简，只有一个部长和两个科：干部科和组织科。干部科长郭滴人，组织科长金维映，总共只有几个人。„„组织科主要是参与和帮助当地的工、农、商、学、妇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干部科管理中央党校的招生和毕业分配及其他干部的调配工作”。“中央组织部还负责打通对外联系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我离开了中央组织部。”后来知道，是博古任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12]p377、378、381同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苏区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为博古，副部长为郭洪涛（1937年2月24日任命），秘书长为金维映（女），组织科科长为王观澜，干部科科长先后由乐少华、王鹤寿担任，地方科科长为刘锡五。随着环境稳定，迎接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到来，中央组织部的内部机构有了充实发展。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1.抗日战争前期的中央组织部。1937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刚从苏联回国到延安的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3]p214李富春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秘书长邓洁，秘书处处长武竟天，组织科科长王观澜，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地方科科长先后刘锡

五、王德，统计科科长聂鸿钧，机要交通科科长王林，机要秘书贾政，组织部干部训练班主任陈云兼、副主任王德、总支书记先后胡嘉宾和陈曾固。1938年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规定：“中央各部得指导下级党委各该部门的工作，但关于各种重要问题须经由书记处指导之。”

“中央各部所拟定之重要文件、大纲及工作条例等，须经书记处批准后才能有效。”[14]p708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明文规定党中央各部可以向全党下级党委同一部门工作作决定发通知。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成员有陈云、王稼祥、李富春等。

2.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务职权机构的规定。从1940年起，中央组织部曾先后多次向全党发出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的决定和通知。例如，1940年发出《各根据地党委组织部的工作条例》，8月14日发出《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8月17日发出《对内奸及不良分子的处理办法》，11月15日发出《叛徒自首分子及非叛变的自首分子的规定》，12月发出《对叛变及填写出狱手绩者处理的办法》，12月26日发出《审查党员的补充指示》，等等。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以陈云、谭政、彭真、李富春、杨尚昆、叶剑英、陈正人为委员，以陈云为主任

同时决定李富春不再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中组部的业务范围的规定，其任务是：调查研究党内干部的状况，熟悉、管理、配备、培养、提拔干部，调查研究党周围的非党干部及研究对非党干部的政策，指导与检查全党执行中央对于党内党外的干部政策；其职权：发出带指导性的文件、电报，经中央同意派遣相当于省委及区委委员以上的干部，统一管理中央与各地党部的干部调剂，总政治部在干部工作的政策原则上接受中央组织部之领导；其内部机构设置是：干部科、秘书处、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处（七大前暂设在中组部）；其部务会议成员是：陈云、王鹤寿、乐少华、武竟天、陈伯村、陈坦，记录为贾政。”同年底，中央组织部认真进行精简机构，从五六十名干部减到13名干部，成为中央机关精兵简政的模范单位。据考证，在抗日相持阶段，中央组织部部长为陈云、副部长为李富春（1941年8月不再兼任），秘书处处长为武竟天、副处长为陈坦，组织科科长严朴，干部科科长先后为王鹤寿、杨尚奎、王鹤寿，地方科科长先后为王德、李华生，行政处处长栗再温。[15]p422 3.抗战后期中央组织部的变动。194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陈云休养3个月，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由王鹤寿负责管理，重要问题请示刘少奇处理。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统一管理中

央组织部、中央党务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委等。委员为刘少奇、康生、王稼祥、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书记为刘少奇，副书记为康生，秘书为杨尚昆。[16]p3441944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由彭真代理。[13]p381此后，中央组织部秘书处处长为夏之栩（女），组织科科长为严朴，干部科科长为王鹤寿，地方科科长为李华生，行政处处长先后为袁克服、石新安。[15]p465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中央组织部的自身建设，内部机构的充实健全，任务与职权的切实执行，比以往更好地发挥了中央组织工作的主管工作部门的应有作用，是同部长陈云的领导分不开的。

4.中共七大后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央组织部的变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中共七大，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7月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至10月，习仲勋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彭真赴东北工作。10月，中共中央决定安子文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1946年11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调饶漱石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但饶漱石并未到职，中央组织部仍由副部长安子文主持工作，秘书处处长先后为夏之栩（女）、贾震（1948年冬），干部处处长为安子文，副处长、代理处长廖志高，行政处处长王甫，干部材料研究室主任曹轶欧（女），材料室主任陶恒馥（女），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夏之栩兼。194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延安撤出后，中央组织部机关人员带文件等，由安子文率领转移至晋西北解放区临县三交镇。4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组织部归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领导。不久途经太行区，转至晋察冀解放区首府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5月上旬随中央工委进驻平山县西柏坡村。经查，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二十箱（干部结论及表格）”，“均集中交曾三保管，并由贺龙同志负责一切安全保障之责，暂时保存在贺龙同志处，以后听中央命令转移”。

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从陕北转移到平山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中央工委撤销，彭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8月6日，中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安子文作党组织情况的汇报，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说：“今后从中央起，要加强组织部的工作，组织部要设组织处、干部处，编教材，订制度，明确支部干什么。”

“要选择一批作风正派的干部送到华北局党校加以训练，毕业后作党务工作。”1949年3月25日，中央组织部随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

第三篇：论中国共产党与反腐倡廉

论中国共产党与反腐倡廉

所谓反腐倡廉，腐，为腐朽腐败；而廉，为廉洁廉明。这个词不是建党以后才有的，这件事更是不新鲜。人类的进步发展一直伴随着腐败这一议题，无论哪种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似乎没有政权能躲过它的侵蚀。它的破坏能力无疑是毁灭性的，然而在我们高呼腐败无可避免的同时，是否深思过，它究竟因何而生，又会因何而灭？在无力挽大厦之将倾时是否该洁身自爱出淤泥而不染？中国共产党风雨90年，廉政建设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不可或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首先在21年到49年期间，因为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所以腐败现象不是很严重，简言之就是尚没有形成腐败的条件。不过在战斗的岁月，我党依旧采取了一系列的整风措施，把一切不安分因子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当时的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多么自信的政党才又勇气颁布的政令！

到了建国后，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种种的措施的贯彻执行无一不表露我党对于廉政建设的决定和态度。

56年到66年是注定在我党廉政建设史上华彩浓墨的十年，这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我党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试问如果不是腐败扩大化的结果，这一结论该有多么令人震惊！也只有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敢于不畏扩大，不畏错误，将腐败作为阶级斗争来抓，无论对错，至少这彰显了绝不姑息的态度。

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很多人都心惊肉跳的十年，也是我党在发展过程中无可回避的十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腐败现象几千年沿袭下来生生不息，说明它的存在不仅仅是某个政党的问题，而是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的糅合，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这是严重错误的。人都是因为没有才想要，如果物质编程了人类生活中可有可无的附属品，势必不会再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千年慨叹。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仅我国家发展进入了新时期，我党的反腐倡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我党推出了一系列的反腐败立法，试图从法制上完善廉政建设的根本依据。

我党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从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样的步骤开展进行的。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以前我党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

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如果腐败带来的利益是我们司空见过的，那么谁还会为了习以为常的东西铤而走险呢！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入党誓词

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入党誓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一大和二大上，分别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纲领》和《章程》都对党员的言行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要求，并在以后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党章不断进行了修改，从而对党员的要求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红军时代，入党誓词已经比较规范，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入党誓词几经修改。

１９８２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首次把入党誓词作为一条写进了党章。把入党誓词写进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通过的党章都重申了这一条。

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共分为５个时期——

红军时期：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抗日战争时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解放战争时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遵守党的纪律。

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五、要做群众的模范。

六、要保守党的秘密。

七、对党有信心。

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十二大以后：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入党誓词

以下来自新华网：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六条规定：“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誓词如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一大和二大上，分别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纲领》和《章程》都对党员的言行提出了较为明确的要求，并在以后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党章不断进行了修改，从而对党员的要求作了进一步的完善。

红军时代，入党誓词已经比较规范，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入党誓词几经修改。

１９８２年９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首次把入党誓词作为一条写进了党章。把入党誓词写进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通过的党章都重申了这一条。

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共分为５个时期——

红军时期：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抗日战争时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解放战争时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如下宣誓：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遵守党的纪律。

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五、要做群众的模范。

六、要保守党的秘密。

七、对党有信心。

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建国初期：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十二大以后：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