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与风云人物

第一篇：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与风云人物

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与风云人物(组图)2008-09-08 08:10:56 来源: 文汇报(上海)网友评论 1 条 点击查看

邓小平与袁庚交谈

从1978年起，改革的大潮开始在中国大地涌动，在迄今为止的30年里，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举世瞩目，涌现出来的风云人物不胜枚举。世界知识出版社最近出版的《30年：1978—2007年中国大陆改革的个人观察》一书，对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伴随其中的风风雨雨进行了回顾。30年的实践让我们有了足够的经验、教训和参照，也让我们更加认清“大国崛起”之路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重任。

袁庚：将蛇口比作一根试管

从1978年起，改革开放让中国走进了阳光明媚的春天，而记录“春天里的故事”的第一幕，则是从蛇口开始的。

袁庚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后任东江纵队联络处长。1949年，任两广纵队炮兵团长，参加解放珠江口岛屿的战斗。1950年，随中国顾问团赴越南，成为胡志明主席的情报、炮兵顾问。1953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1963年4月，参与破获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68年4月，经康生批准被捕入狱；1973年9月，经周恩来亲自过问，得以获释出狱。1974年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

1978年6月，袁庚受交通部长叶飞委派，去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情况。

招商局是国家驻香港的大型企业集团，也是中华民族工商业的先驱。很少有人知道，招商局曾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运企业，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中国第一条电话线，中国第一条铁路等等。

“内地与香港在财政方面一对比，反差太大了，到香港一看很伤心。”袁庚说，1950年，招商局起义时有13条船，船王包玉刚只有两条船；到1978年，包玉刚却成了世界船王，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而此时的招商局却一条船都没有，破败不堪。“看到一个企业变成这样，心里非常难受。”袁庚说，有了香港做参照，很多问题就变得清楚了。

1978年10月9日他写了一份报告，在这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中提出：“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字里行间溢出一股不可遏制的跃跃欲试的渴望。袁庚没有想到，三天后，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便圈阅了这份请示。这份在当时看来触目惊心的报告，与中央试图改革的愿望不谋而合。

正当袁庚四处寻找招商局发展的场地时，宝安县（深圳前身）南头半岛的蛇口跳进了他的视线。袁庚向中央要蛇口这块地，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用红色的铅笔，在地图上把宝安县整个南头半岛一带都划给了袁庚。那一刻，袁庚的脑袋转得飞快：开发1平方公里土地最少要1亿1千万，整个南头半岛有60多平方公里，需要70亿左右，再加上银行利息，自筹资金是个问题。袁庚说：“如果是„大锅饭‟，就不用算账，现在不行，搞得好不好都是自己的事情。”而且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在中国是第一次实验，面积太大了，搞不好会对改革开放造成不利影响。于是他说：“不要这么多，只要2.14平方公里。”。

21年后，当有人问起没要这块地后不后悔，袁庚哈哈大笑说：“事实上，没过几年，我就后悔了，批评自己思想不够解放。”

1978年10月，已经62岁的袁庚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

今日蛇口

在蛇口第一期600米顺岸码头的施工中，进口的新挖土机和翻斗车，每天每车只能运20到30车，严重影响工程进度。新的标准出台：司机每天完成40车，每车奖励2分钱，40车以外，每车奖励4分钱。司机们开始日夜加班，人均每天完成80车，最多的每天可达130车。工程提前完成，司机们拿到了总数达6000元的奖金。

由于“大锅饭”在当时还占主角，有关部门很快勒令停发奖金。实践了半年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超产奖励制度被废除，司机们的积极性没了，每天运送泥土的数量又降到了30至40车。自筹资金的蛇口工业区急了，4分钱惊动了中南海，中央领导立刻作出批示，恢复奖励制度，工地立刻又出现你追我赶的局面。

这4分钱启发了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句话曾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袁庚比资本家还要狠，又要钱，又要命。

1982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型标语牌力排众议，被矗立在了蛇口工业区最显眼处。1984年国庆，特区的彩车挂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开过天安门，这句口号立刻风靡大江南北。1998年，蛇口街头的标语牌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蛇口被袁庚比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经济因素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于是，蛇口尝试了许多个第一次：率先改革用人制度，在蛇口工业区实行“择优招雇聘请制”，并在有关省、市、院校通过考试招聘人才；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引入竞争机制，试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实行聘任制”，并进行公开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进行住房制度改革，让住房商品化；在工程建设中首次尝试“工程招标”等等。

1978年前的蛇口

袁庚说：“蛇口工业区更成气候的是三个股份公司，是国有企业股份制的成功模式。”一个是赤湾港，最早的股份制公司，1982年由8个公司投资1个亿，现在的总资产是50个亿。第二个是招商银行，资产平均利润率在国内第一。第三个是平安保险，全国第一家由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

蛇口创办工业区，奠定了中央发展特区的想法。早在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同志在发言中明确提出了想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邓小平十分赞成这一设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由此产生。

继1979年3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与珠海县改为深圳市和珠海市之后，1980年8月26日，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初，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对外开放，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1986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等61个市、县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内地的开放格局逐渐形成。

陈庭元：让小岗村从秘密走向公开

小岗村农民集体按手印签订的“包产到户合同书”

1978年末，中国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安徽凤阳小岗村，一个因分田单干而载入中国史册的小村庄——当代中国农村改革从这里开始！

1977年寒风凛冽的隆冬时节，履任安徽省委书记不久的万里，专程赶往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之一的大别山金寨县，去探望老红军和红军烈士的家属。

万里来到一位红军烈士的家，一进门就看见蹲在锅灶口的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万里亲切地同他们打招呼，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身。当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书记时，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万里惊讶了，老人竟光着下半身。他又招呼那两位姑娘，她们也不肯移动半步。村干部说：“别叫了，她们也没穿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坐在锅灶口取暖。”万里眼一酸，泪水夺眶而出。这天中午，万里伤心得没有吃饭，他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都28年了，没想到老百姓竟然穷到这种地步！”万里当即决定给金寨县拨救济款120万元，棉花14.5万斤，棉布18万尺，粮食50万斤，并特意叮嘱当地领导：“这笔救济物资要尽快发下去，让老百姓弄床被盖，弄条棉裤穿，买点油盐酱醋，吃顿饱饭！”

没被盖、没裤子穿的不仅在金寨县，还有皖北的阜阳地区。农历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万里冒着刺骨的严寒，驱车去了阜阳地区。万里来到太和县城附近的一座村庄，当走进一家低矮破旧的茅舍时，其情景令他大吃一惊：不要说节日特殊照顾的米面没有落实，就连作为主食的山芋干也已经不多了，不少农家清门闭户在外逃荒。

万里要求负责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周曰礼带人下去调查研究，尽快拿出解决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意见。经过近3个月的调查研究，他们起草了一份《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这份文件共6条，主要内容是强调分配要兑现，减轻生产队和社员的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社员可以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在完成国家的派购任务后，除了国家有特殊限制的以外，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

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农村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

在安徽所有的县委书记中，万里情有独钟的是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1977年冬天，陈庭元调任凤阳县委书记的第一天，从重镇临淮关火车站下车，见到的净是瘦骨嶙峋、满脸菜色的逃荒人群。为了度荒，陈庭元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点名让马湖公社书记詹绍周介绍他们搞“大包干到组”经验。第二年春耕春种时节，大包干到组的责任制办法，一下子就在凤阳全县铺开了。

麦收完毕，万里又来到凤阳，问起大包干到组的情况，陈庭元用群众的话回答：“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就是好、吃陈粮、烧陈草，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个人集体都能富，国家还要盖粮库！”听罢这些老百姓创作的顺口溜，万里开怀大笑。

1980年1月2日，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万里让陈庭元重点介绍凤阳大包干到组的经验。当陈庭元介绍到凤阳如今家家户户有余粮、不少家庭盖新房时，万里大声称赞：“朱元璋没解决凤阳的吃饭问题，今年大包干解决了，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将来在县志上要重重地写上一笔！”陈庭元见万里很激动，趁势推出了一个叫小岗的村庄：“万书记，我还有个大包干到户的村呢！要不要去看看？”万里说：“去，马上就去！”

陈庭元在这时才推出小岗村，是因为当时“包产到户”是禁区，国家明确规定不允许搞。小岗村是全县最贫困的地方，县委虽然推广了大包干到组的做法，但小岗村也组织不起来，干脆就各家各户单干了。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秘密召开会议，立下契约，为村干部承担政策风险和解除后顾之忧。陈庭元对小岗村的做法讳莫如深，这次请万里去看，是想试探一下省委领导对大包干到户的态度。

没想到万里真的去了小岗村，他从庄西头一直跑到东头，挨门逐户地查看农民收入情况。他看到各家各户把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还放在外面埋藏起来。关友江家有6口人，老人多病，孩子还小，家境比较困难，却也储存了好几千斤粮食。万里高兴地对小岗群众说：“看起来，小岗真穷，以前„大呼隆‟把农民搞苦了，今年干起了责任到户，粮食大丰收，这下子就不愁吃的了。”

可是，生产队长严宏昌却乐不起来，因为上边念紧箍咒不让他们搞。万里说：“有什么紧箍咒呢？小岗还没有盖瓦房、住高楼！我在美国和日本访问期间，见到许多家庭农场都有两排小楼，一个是住处，另一个是放小汽车和拖拉机的库房，先进得很呢！今后不要再给小岗村念紧箍咒了，哪一级都不要念了！”严宏昌说：“有人说我们小岗村挖社会主义墙角，拉历史车轮倒退！”万里显然被激怒了：“谁这样说，你就问问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办法使农村富起来，就照他的干！如果他没有更好的办法，谁再说你„挖墙脚，拉倒车‟，不准你们干，这个官司交给我给你打好了！你是生产队长，就这样干下去，这才是农民的真正出路！你们只要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切记，不要吹，一定要实事求是，5年后我还来小岗，看你们的新面貌！”

万里的支持，使陈庭元消除了心中的顾虑，小岗村也由秘密走向公开，成了享誉全国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村”。

1979：街边创业第一代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见证了民营经济的崛起

20世纪70年代末涌现的第一批个体户，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早的源头之一。

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全国爆发知青返城潮，800万知青如洪峰一般从乡村涌向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处处人满为患，吃饭、住房、就业，纷纷告急。1979年全国急待安排就业人员达到800万人，城镇待业率达5.4%。

严重的就业问题令中央领导忧心如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还不到一个月，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特地约请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等五老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座谈，并对他们作了重要的谈话。由于谈话是采取边吃火锅边谈的形式，所以被称为“五老火锅宴”。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要吸引外资，第一次提出希望原工商业者利用落实政策以后的资金办私人企业。

1980年8月，中央宣布：“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由此，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第一批城市个体户在街头诞生。

第一代个体户容志仁1979年初，回城知青容志仁申领了个体执照，靠100块钱起家，在广州西华路上开了一家只有几平方米的“容光”小食店，推出每份一角，有粥有粉的“学生餐”。这是当时全城最便宜的早餐，一时大受欢迎，名震羊城。

个体户虽然赚钱，可在当时却是件不光彩的事。有的人干出了名，外出却怕熟人撞见，还戴个大口罩。1980年，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接见个体户代表，很多人都不敢说话，容志仁却带头把自己的生意经讲出来。任仲夷一拍桌子：“这是个有独特经营思想的年轻人，我们的社会就需要这种人，媒体要报道！”

《南方日报》立即用一个整版报道了容志仁。一时间，容志仁名扬全国，外地人到广州，有的专门打的来“容光”吃肠粉。容志仁还作为个体经济代表，进京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接见。胡耀邦握着他的手打趣道：“你是足球名将容志行的兄弟吧？”

1987年，容志仁转行做时装，不久就在国内销声匿迹。他用5年时间出国游历，去了十几个国家。1994年回国后，婉拒了许多人要和他合资重新做“容光”的要求，改行从事演艺事业。如今，容志仁用多年经营所得买了几间铺子，专门用来出租，过着普通人的平静生活。

第一代百万富翁陈兴昌1979年，藉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曙光，陈兴昌成为广州第一批个体户。1985年前后，陈兴昌已经与另外三名企业家并称为广州的四大百万富翁。1989年，他在广州第一个领到了私人企业营业执照，号码为0001。

陈兴昌是宁波人，早年在上海一个知名西服店里当裁缝。1947年，陈兴昌的妹妹南下香港，他也一同到了广州这个服装的“处女地”，那年他28岁。1952年，陈兴昌和妻子自立门户，开起了“夫妻店”。那时老百姓对“个体户”都很鄙夷，大家管他叫“街边仔”，那种伤害让他回忆起来总无法释怀。

1979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变。当别人对新政策还忐忑不安时，陈兴昌已经率先到工商局注册，成为改革开放后广州市第一批正式个体户。当时广州是全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许多外省客人到广州参观购物，陈兴昌的童服非常受欢迎，甚至有人连夜排队抢购他的童服。到1985年前后，陈兴昌已经成了广州四大百万富翁之一。

留给记忆的风云人物

198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并推广了江苏省常州市积极贯彻国务院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10条规定的经验，希望各地区各企业予以效仿。

由此诞生了许多如今已经非常成功的企业：1984年，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人员柳传志，在车库里开始创业，一手把“联想”拉扯大。在香港拥有两家上市公司的联想，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的PC巨头。

1984年，锡伯族的儿子王石，也在深圳创办了“万科”，万科创业者最感到自豪的是很早就完成了转化为职业经理人的定位，并且养成了系统的经理人文化。

随后，“春兰”的陶建幸和“娃哈哈”的宗庆后，也相继做了“掌门”。

1984年7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共和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5个月后，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了价值40万元的股票，这标志着中国企业全面进行股份制改造的苗头初现。

与此同时，外资也纷纷进入中国，试图从这个神秘而庞大的市场中获得巨额利益。在阔别中国市场35年以后，花旗银行又悄悄重返上海。与它一起到来的还有德国大众。10月10日，中国与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人民大会堂签订合作生产汽车计划，这是中国汽车工业首度与外国合资。

在这以后，中央进一步对国企实行两权分离，国企独步天下的时代渐渐远去，民营企业开始参与逐鹿中原的竞争。

改革创新者步鑫生198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长篇通讯“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编者按”写道：“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其主要经验是：甩掉产品包销的拐棍，自己到市场上创牌子，闯路子，以三新（款式新，衣型新，装潢新）、一快（转得快）取胜，大胆改变现行制度，创造一套治厂方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激起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

《人民日报》的报道使步鑫生成了1984年最知名的新闻人物，这篇通讯的作者、新华社记者童宝根不会想到，是他的笔将一个风云人物推上历史舞台，并深刻影响到城市经济改革的步伐；也是他的笔改变了步鑫生的命运，使之经历了命运的高峰又跌到低谷，回归平静与寻常。

这篇报道首先作为内参送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案头。胡耀邦当即批示：“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使他们从中受到教益。”来自中南海的支持，使步鑫生成为一个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可供借鉴的样板。他的大胆探索，使人们隐约看到改革的方向。新闻记者们蜂拥而入海盐县城，写下了各种各样长篇累牍的报道，一时间，步鑫生成了这个国家最知名的厂长。

以“承包制”闻名的马胜利1984年，马胜利出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以推行承包而闻名全国。为了发展企业，他吸收了横跨全国十多个省市的100多家企业，组建了“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年产值曾达到4亿元。

国有企业承包制是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没有取得预期成功的背景下实施的。1984年，时任石家庄造纸厂业务科长的马胜利，并没有看到历史的宏大湍流，他只是一个喜欢按照自己的直率想法做事情的人，直觉“工厂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些”。

马胜利的一纸承包《决心书》，正好赶上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是这个决定提出了增强企业活力、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决定》颁布后，全国迅速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从1978年的土地承包到1984年的国企承包，“马承包”生逢其时，一夜之间创造了国企改革的历史。

1984年3月，上级给石家庄造纸厂下达了一个17万元的利润指标，要求工厂扭亏为盈。当时的造纸厂领导推托说完不成，但马胜利当时是业务科长，很了解厂里的实际情况，他在中层干部会上提出疑问：“咱能完成为什么不接呀？”这个疑问立即遭到了厂领导的揶揄：“老马，你倒挺积极，那你干吧！”几句难听话，令马胜利心中不平，他明白厂里的真正问题是缺少主人翁精神。他琢磨，如果他能当厂长，就可以把17万调个个儿，变成70万。当晚，马胜利就赶写了一个《决心书》，并把《决心书》张贴在了厂门口。

这份《决心书》意味着国有企业经营第一次进入了自主的初级的市场选择。此时此刻，国家正在酝酿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国企体制改革是这个时期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上级主管局支持了马胜利的想法，决定开一次答辩会，要求马胜利“是驴是马拉出来遛遛”。

在答辩会上，马胜利把承包措施和生产计划摆了出来：他要改变产品结构、原料结构。《人民日报》报道棉花大丰收了，马胜利认为，棉花丰收会带来极大的机会，新棉花丰收，老百姓就会换旧被套，工厂就可以回收旧被套做纸。棉短绒大约两千多块一吨，要买这旧被套大约也就两百多块钱一吨，一下子就可以降低成本10倍。厂领导班子听了都很吃惊，评委会当场拍板，同意马胜利承包。合同规定：如果完成承包任务，超额部分马胜利提取10%；出现亏损就地免职。

马胜利承包造纸厂后，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方法，使长年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造纸企业，很快扭转了亏损局面。头一个月，造纸厂就实现利润21万多，比原先整年的指标17万还多，这一下子震动了全厂，也震动了全市。第一年承包期满，马胜利完成利润140万元，比他的承包指标70万元翻了一番；第二年又盈利180万元。

“马承包”在全国出了名，“一包就灵”的改革神话也在各地广泛传播，许多处在困境中的国有造纸厂纷纷找上门来，要求马胜利承包。1987年，一个跨越全国20个省市、吸纳100家亏损造纸企业，当时中国最庞大的“中国马胜利纸业集团”正式宣告成立。

1992年：开启新一轮创业潮

1992年最重要的事件是邓小平南巡。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南方谈话作为中央第二号文件下发，并发出通知，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很多人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中国新一轮创业潮也在此时兴起：在重庆，55岁的尹明善，凭着手里仅有的20万元开了一个9个人的小作坊，生产摩托车发动机；与尹明善在同一个城市的宗申，几乎同时也把创业的目光锁定在摩托车上，后来这两人都成了摩托车行业的风云人物。

这一年，上海的郭广昌和几个同学凑钱注册了一家公司，成为后来复星集团最早的雏形，大连的徐明也是在这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家企业。如果仔细看看，后来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出现过的很多名字，都在这时候开始挖掘他们的第一桶金。

1992年3月，摩托罗拉公司宣布投资1.2亿美元，在天津开发区建立亚洲地区最大的生产基地，拉开了外资大举进入中国的序幕。后来在中国市场上成功的跨国企业，比如宝洁、康师傅，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大陆建立合资企业。

根据当年的统计资料，1992年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6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倍；实际使用外资188亿美元，增长62.7%，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575亿美元，实际投资111.6亿美元，分别增长3.8倍和1.6倍。到1992年末，在中国注册的“三资”企业已达8.4万个，比上年末增加4.7万个。

中国“入关”谈判在这一年取得了突破，中国与美国也达成了市场开放的协议。一直让人们揪心的价格改革也已经露出曙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的商品仅有20.9%。而更让人感到乐观的是，价格改革似乎并没有带来物价的大幅上涨。

1992年，一股自发性的全民炒股热潮蔓延到浦江两岸，认购证从30元一张涨到4000至8000元一张，面值百元的上海豫园股票，5月25日的收盘价突破万元大关。

1992年，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狂飙突进的年份。中国汽车的产量首次突破了100万辆，增长幅度超过50%。

当时中国钢材产能已经达到7000万吨，位居世界第四，但是突飞猛进的建设速度使钢材的缺口仍然很大。1992年1月至10月，中国进口470万吨钢材，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0.3%，全年进口总量则超过了600万吨。舆论这时已经在讨论要不要再建一个新宝钢的问题。

1992年，在海南搞房地产的潘石屹转而来到北京。当时与潘石屹一起创业的冯仑说：“海南的房子炒得有点过火了，北方地盘大，有发展空间，我们得去占个先。”有数据表明，1991年底至1992年初，海南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大约只有372家，注册资金13亿多元；到1992年底，已经迅速增加到1000多家，注册资金达到40亿元。

1992年8月2日，有关国家部委修改了“八五”计划，普遍把原计划的经济发展目标加以提前，邮电、化工、铁道、交通和能源都是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2年上半年GDP增长10.6%，结束了1991年的平稳增长，步入高速增长时期，在建规模突破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中国的经济运行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期。

据1993年初发布的199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9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3938亿元，比上年增长12.8%；消费品零售额9613亿元，增长16.6%；居民生活费用价格上涨6.4%，其中城镇8.6%；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5.6%。全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582亿元，比上年增长37.6%，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二个高峰。

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直接阐述了他对于计划和市场问题的基本观点：“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199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学习邓小平谈话和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的明确决定。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说，会议回应了十几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论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终于得到了确立。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从此不可逆转！(《30年：1978—2007年中国大陆改革的个人观察》；赵海均著；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写；尔淳)

史海回眸

(本文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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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 我像刘备，用眼泪赚取同情(组图)2008年09月08日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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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我像刘备，用眼泪赚

俞敏洪 我像刘备，用眼泪赚取同情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感慨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人生途中，即年富力强时发现自己生活的使命。”白手起家，15载成就新东方传奇的俞敏洪，无疑是这种年富力强时就发现使命的幸运儿。

文|张轶骞 图|杨敬松 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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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位裸而不俗性感尤物(组图)

2006年9月7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NYSE：EDU，以下使用简称“新东方”)上市的钟声，曾经自称“土鳖”的俞敏洪带着中国第一支教育概念股，进入了这个全球最大、最具流动性的证券交易所。

从上市之日起，俞敏洪就多了一个头衔—“中国最富有教师”。转眼两年过去，这个略显消瘦的中国男人显然已成为华尔街投资者的新宠。新东方的股价从最初的发行价每股15美元一路扶摇直上，直至稳定到近期的每股70美元左右。截至2008年一季度，俞敏洪持有新东方公司4400万股，持股比例为扩大后股本的31.18%。据此公开数据测算，俞敏洪家族的财富总值将达到58.96亿元。

在俞敏洪财富

激增的同时，新东方的版图也实现了飞速扩张。据俞敏洪介绍，目前新东方在全国已经拥有40多家分校，200多个教学点，7500多个正式员工。而在七年前，它只拥有3所学校和23个教学点。

“人生不能用财富来衡量，新东方上市之后虽然让我财富增加，但是财富对我来说只是符号。”俞敏洪说，“我们近期收购了长春和北京最好的高考复读学校，我想新东方将来的策略还是以大学生为主体，逐渐向两端人群延伸。除了继续在新东方奋斗，我现在也有能力和财力去完成我的个人梦想，那就是办个小型的人文大学，希望能把它办成百年名校。”

成为最富有教师的四个步骤

回首新东方的创业之路，俞敏洪把它划分为四个阶段，同时这也被外界戏称为成为最富有教师的四个步骤。

第一阶段，俞敏洪把它定义为个体户+夫妻店阶段。他至今忘不了在中关村(000931,股吧)刷电线杆广告的情景。1991年，俞敏洪从北大辞职，自己出来做英语培训班。前两年的冬天，北京中关村二小的门房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俞敏洪自己拎着糨糊桶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气里贴广告，往往刚把糨糊刷在电线杆上，广告还没贴上，就成冰了。后来，因为市政建设，来人要拆新东方外面的两根电线杆，俞敏洪急了，死活不让拆，最后花了7万元保住新东方门口这两根吃饭的家伙。

“有人说我对电线杆特别有感情，这话说的，跟小狗似的，哈哈！”谈起这段创业经历时俞敏洪多次这样自嘲，“后来自己觉得找到了人生奋斗的道路，干得还不错，我妻子就辞职来帮我，新东方就从个体户变成了夫妻店。”

1996－2000年底，新东方进入了第二阶段，也就是朋友合伙，团队创业阶段。经常把《曾子》中的“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挂在嘴边的俞敏洪深知伙伴和团队的重要性。俞敏洪想起了海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强和包凡一。他不远万里，前去邀请他们回来一起建设新东方。他们怀着创业的激情和对自由的憧憬来到新东方。靠着这种梁山聚义的草寇方式，借着当时英语学习热和出国热，新东方开始如野草般疯狂生长。

2001－2004年底，新东方迎来最痛苦的时刻，用俞敏洪自己的话说，就是打架阶段。这一阶段新东方要把合伙人变成股东，进行拆分改制，完成真正的股份改革。

这其中最头疼的是利益问题，做大了，股份怎么分？新进入的市场怎么分？“创业之初的伙伴们在新东方日进斗金后，不再像以前一样安于自己的分成，逐渐产生了利益纠葛。由于以前没有一套机制来规定剩余利益的归属，大家开始了争执和吵闹。”

王强、徐小平先后向俞敏洪递交辞职书，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驾要脱离组织。俞敏洪曾经的上铺兄弟包凡一也提出辞职，吵着要求退股。2004年，另外两大支柱胡敏、江博也相继出走。曾经的“盟友”纷纷“造反”，新东方快到土崩瓦解的边缘，俞敏洪到了创业最艰难的时刻。

但新东方最终没有崩盘。“我比较像刘备，常常用眼泪来赚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我的柔弱个性在新东方内部起到了黏合作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走向极端。这是新东方没有崩盘的重要原因。"俞敏洪这样总结当时的危机。

从2005初开始，俞敏洪认为度过危机的新东方进入了第四个发展阶段—国际融资阶段，经过成功的机构改造，俞敏洪带领新生的新东方团队完成了凤凰涅磐。而这两年来，纽约证券交易所和华尔街成功的表现，也使得他“最富有教师”的头衔更加稳固。

第二篇：改革开放以来旬阳的巨大变化

旬阳县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调查报告

按照县政协2010年11月16日的会议安排,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县直医疗卫生单位主要领导,政协办、社事委一道听取了卫生局领导 “十二五期间城镇化进程中卫生事业发展”设想汇报，同部分乡镇卫生院长进行了座谈,部分民营机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同时走访部分群众了解了对医疗卫生方面的要求和建议，对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面临的形势、发展的趋势和十二五规划设想，有了初步的认识，现报告如下：

一、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

“十一五”期间全县卫生事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以保障全县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要务，在合作医疗，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人力资源配置，整体服务能力等各个方面和水平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健全。全县现有医疗机构434个，正式职工1131人，专业技术人员974人，大专以上学历623人，中、高级人员290人。医疗用房3万余平方米，固定资产近亿元。县、乡、村三级卫生网络基本健全，卫生资源配置日趋合理。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服务能力显著提高，服务功能得到了提升，可基本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保健要求。

2、农村卫生事业长足发展。一是省政府《关于加强农村工作的实施意见》（陕政发[2006]33号）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财政预算到位。二是通过各种形式和各类培训人员素质明显提高，十一五期间新增专业技术人员271名，三是创等达标工作取得成效，县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进入“二甲”行列。

3、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著有成效。国家扩大计划免疫规划工作得到落实，基础有效接种率达到95%以上，结核病治疗归入国家减免，艾滋病防治、“四免一关怀”政策得到落实。传染病发病率处于低流行状态，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明显提高，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饮用水监测等工作深入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得到加强，卫生创建省级卫生集镇一个、市级五个、市级卫生单位22个、卫生村10个。

4、妇幼卫生工作得到加强，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40/10万以内，婴儿死亡率控制在6‰以内，住院分娩率达97%，妇女儿童健康指数有了较大提升。

5、卫生监督工作积极推进，探索完善了县、乡、村三级联动卫生监督工作机制，餐饮单位卫生许可证持证率、从业人员健康证培训合格率达98%以上。开展打击非法行医，强化医疗服务市场，保证了全县群众医疗安全和食品安全。

6、医疗保障水平逐步提高。2005年实施新农合以来，参合人员在市、县、乡医疗机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45%、65%、80%，报销补偿 提高到人均2万元，特大病最高可达7万元，大病住院人均补偿医药1650元，参合率达95%。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逐步提高。

二、面临的形势

1、十一五期间卫生事业发展处于转型时期，从卫生事业走向市场经济又转归到公益性，原有的医疗模式、医务人员的思想意识都需要有较大的转变，对政府的管理职能有了新的要求。

2、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口分布将会有重大变化，医疗资源将会随着人口分布变化而重新调整和配置，位移人口的环境改变将会影响疾病谱的变化。

3、基础网络薄弱，基础设施脆弱，村级卫生室没有达到全覆盖，农村公共卫生保障能力不够，缺人员，缺经费、缺设备的现象依然存在。

4、人力资源总量不足。整体素质偏低，复合性人才匮乏，人才缺乏有序流动，人才结构不尽合理，人才断层，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5、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有待完善，监管力度，区域卫生规划有待加强，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体制规范。

三、发展趋势

1、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决策对卫生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坚持民生优生，着力改善民生，健康保障，卫生先行，卫生事业发展位置更加突出。

2、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方略为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县级综合医院及乡镇卫生院作为基本医疗服务单位，国家投入将会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将进一步增强。

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人均标准将会逐步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将全面铺开，人们的健康意识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将得到改善，慢性疾患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将得到有效实施。

4、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倾斜，三级卫生服务网络逐步健全，形成以县级机构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依托、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群众就医条件明显改善，就医负担将会得到减轻。

5、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深入推进。一是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提高群众受益水平；二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落实，降低群众的药费负担，确保用药安全。三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改善群众就医条件。四是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落实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免疫规范，传染病防治，儿童保健，妇女保健，老年人保健，慢性病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60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五是建立和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和以服务数量、质量，群众落实度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四、“十二五”规划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1、依照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的设想，将新增床位800余张，按床位：人员比为1:1.2—1.5计算，需新增人员900—1200余人。可见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矛盾将十分突出。

2、民营医院的发展，国家鼓励民营医院的发展，但民营医院的运行成本压力巨大，一是设施、设备需自筹资金投入要折旧、还息。二是人员工资全部自筹。三是政策的调整，如基本药物制度的零差率等。将使其原预算收益减少，特别是山区县群众的经济基础薄弱，民营医院的营利性决定了它的竞争劣势（无价格优势），人才的劣势（起步阶段）整体治疗水平的劣势（技术力量不足），特别是医疗水平的劣势明显。

3、财政投入，医药体制改革的要求财政投入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但地方配套的能力有限，财政供给不足的矛盾将会突显。

4、人才结构调整，医技人员比例偏低，诊疗技术诊疗手段不高。乡镇卫生院尤为突出。儿科医务人员特别紧缺如口腔、耳、鼻喉科专科医生匮乏。

5、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患矛盾问题突显，依法依规维护双方各自的权益、责任和义务，对待化解矛盾，减少纠纷。支持合理诉求，打击惹事生非行为，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医疗正常秩序。郑州航院1102093

第三篇：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的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的巨大变化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方针，是一次真正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中国迈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始谱写新的篇章。35年的发展历程，从人们衣食住行的变化，让我深深受触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所在。

35前，人们的衣食住行全都要靠一张张的票票，买米要票，买面要票，买什么都需要各种票券。现在粮票没有用了，粮食在那里都能买到。现在人们餐桌上面的食品种类丰富多了，主食也变的次要了。人们更加注意吃营养丰富的肉、鱼、蔬菜人们不但能“吃饱”，还要“吃好”，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绿色食品等科学卫生的概念也日益深入人心。改变了食物匮乏、单调，人们的营养严重不足的问题。如：粮食消费量下降而具营养的肉、蛋、奶、水产品等副食品消费量增加，成品、半成品等方便食品、绿色食品受到居民们的青睐等。收入的增加和生活节奏的加快打破了多年来“一日三餐在家吃”的传统生活方式，休闲餐饮、亲朋聚餐、节假日聚餐在城镇居民日常生活中已司空见惯，在外饮食支出不断增长。

35年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商品供应严重匮乏，人们买衣服要凭布票，且数量有限。人们思想十分守旧，穿着单一，色彩和样式非常地单调，稍微贴身或外露的衣服都被认为是不正经。后来轻薄的“的确良”、“洋布”开始流行，再后来套装、五颜六色的轻薄短小的羽绒服、牛仔服、西装、T恤、皮鞋、皮凉鞋等等也都在农村流行开来。以前只是过年时给孩子做新衣服，结婚时给新媳妇做新衣服，到外地上大学的时候买件新衣服，而现在，不仅年轻人日常就打扮得很漂亮，孩子们穿戴得鲜艳，婴幼儿的服装饰品细分化、品牌化也都越来越显著，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服装。随着物质的丰富和思想的解放，人们的思想也从“穿暖”变成了“穿好”，人们纷纷穿上了名牌服装或时装，服饰已不仅仅是御寒的工具，更是人们显示风度、展示个性的方式。衣着消费档次不断提高，购买成衣已经普及，“一季多衣”已成为寻常事，衣着消费由“实用型”向“时尚化、个性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服装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消费文化。今城镇居民穿着的标准早已不再是过去的“结实”、“耐用”，而是“美观”、“个性”、“时尚”和“品牌”。

35年前，因为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人们多数还是用双腿丈量着路地。即使现在我们认为很近的两地，对于当时的人们依旧是遥不可极。改革开放初期，交通和通讯工具发展缓慢，自行车是当时人们高档的交通工具，家庭电话曾是居民家庭的奢侈品。改革开放后，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短缺”现象逐步消除，政府加大了对城乡交通和通讯建设的投资，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得到快速发展，交通通讯日趋现代化，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信息产业及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私家车也逐渐成为居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这些变化加快了居民的生活节奏，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方便程度。交通通信消费大幅度增长，生活更加方便快捷。

35年前大多数的人居住在低矮、陈旧的土坯房或者结构的平房或易楼房，有的还是几世同堂，一大家子挤在为数不多的老房子里。现金，随着人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人们不再满足于住房“生存型”而更注重“舒适型”。90年代后期，随着房改进程的加快，福利分房体制被打破，单位职工的住房分配逐步走向市场，由过去的等待分房转为自己建房和购房。住房贷款政策的实施,成为城镇居民住房消费的“助推器”，购房、装修成为近年城镇居民消费的热点，城镇居民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并由此带动住房设施的更新换代，各种新型厨房设施、卫生设施进入城镇居民家庭，液化气、天然气取代了土火炉。卫生设备、厨房设施等条件也日趋完善，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居民家庭居住的环境较为拥挤，一个房间内兼有居住、厨房等多种功能，拥有单独卫生间的很少，而今城镇居民生活在一个相对舒适的居住环境中，住房配套条件大大改善。以我家为例，原来我家9口人一起住在九十多平米的老房子里，人之多，地之少，更不用说什么舒适了，能把这些人放下就已经不错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

家人的收入增多，不仅满足了吃饭问题，还有了剩余的财富更换更大的房子，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房子的舒适度更是大大的改善。

教育消费热度不减，旅游消费成为新亮点。由强制扫盲到义务“普九”，教育已成为城镇居民一项重要投资方向，从幼儿教育到各种兴趣班以及家教、成人教育热度不减。教育支出的增加，拉动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大幅度增长，教育消费是消费热点。家长们已经不能满足单纯的书本教育了，为孩子报了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课外辅导班，学毛笔字，学英语，学钢琴，学舞蹈，学器乐、、、、、、30多年家乡的变化又何止于此，街道变宽变干净了，房子变高变漂亮了，人们变的更有精气神儿了„„家乡真的是从一张黑白照片变成了一张彩色亮影。可是感叹于这些变化的同时我们还有许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医疗卫生安全，食品安全问题，人口老龄化等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任重道远！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的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的巨大变化 11级英本4班李红 11404040414 在家乡生活了二十年，我想对于家乡的变化还是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家乡的巨变体现在每年的小小的变化中，渐变到巨变是一个过程，然而这个过程让我的家乡焕然一新。

6月11日，新华社吉林分社党组书记、社长朱海黎率领由分社各部主任和骨干记者共8人组成的新闻采访团，深入我市采访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科学发展、加快振兴的生动实践。

上午，市委书记张晓霈接受了采访团的采访。他向采访团简要介绍了我市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全力推进科学发展、加快振兴步伐的举措和成就，介绍了我市“牢牢把握第一要务，努力推动发展上水平；紧紧围绕第一目标，全面改善和保障民生；切实履行第一责任，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具体做法。采访团对我市在经济建设、社会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感触颇深。朱海黎说：“我曾经在吉林市工作过，后来多次到过吉林市。但是，这次我的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这里的变化太大了。听了市委书记张晓霈的介绍，我更是感到惊喜。吉林市的经济逆风上行，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环保、文化建设等社会事业亮点频出，„一下四送‟活动务实有效……”朱海黎表示，吉林市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有太多的经验、做法、典型，具有较强的新闻价值，为他们提供了生动的新闻素材，丰富了他们的新闻实践。

我可爱的家乡吉林的变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因为我是个农村的孩子，下面我就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来说说我的感受吧。听爷爷奶奶说，我们家的房子在他们闯关东过来的时候是个很简陋的草房，每次生火做饭都生怕有火星把房子点燃了。一大家子人住在一个房子里，生活条件可想而知。爸爸、姑姑们小学去上学，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村子里每当下雨了，路都泥泞不堪，即使穿着雨靴也一样难走，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我上中学的时候才得到改善。当然房子变成砖瓦的时候，是在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在那之后，家家都有了明显的变化。生活就一点一点的变的好了起来。

其实最明显的变化就体现在我们的吃穿住上，从价格来看，30年前的大米.面粉一般价格在0.17元，而现在的价格在1.30元左右，上涨了接近8倍。副食价格就很惊人，蔬菜价格由平均5分钱一斤上涨到平均1.50元一斤，涨幅30倍。肉食价格，以猪肉为例从0.82元到现在的平均6元，上涨了7倍还多。牛羊肉的价格至少达到10倍以上，食用油的涨幅大概也有7倍多。想一想，真的是很吓人啊。其次谈谈穿吧，现在一套象样的衣服怎么说也得一二百以上吧，30年以前，20元以内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衣服的价格相对于那个时代上涨了18倍。30年前的住的都是土房平房，烧的都是木材和煤炭，对环境污染很大。再看现在，家家都步入了电气化时代。都喜欢使用对大气没有污染的燃料。

人们的思想观念在转变，以前，大人们不重视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学与不学一个样。现在，每家每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走进大学校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农民，认识到了科技的重要性。再接着是交通，现在有人骑自行车，有人骑摩托车，有人开私家轿车，当然，也有人爱坐出租车。这些都不具有代表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乘坐公交车，30年前的车票5分钱，现在的车票是1元，整整上涨了20倍。

家乡的变化日新月异，让我们更爱现在的生活，更爱自己的家乡，那么就让我们一起为创建我们的魅力江城而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第五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新加坡的国大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又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第一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

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首先，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它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政治制度具强大动员能力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的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想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

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个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它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