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

第一篇：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

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发展历程

小大时间：2015-01-17来源： 中国社保网编辑：网站管理员

【导读】:摘要：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两次转变、三个阶段”。一个核心是指信托制度。两次转变，一是养老金监管从协议退出计划的配套工作转变为独立工作，二是养老金监管从被动反应模式转变为积极主动模式。这两次转变恰好构成了英国

摘要：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两次转变、三个阶段”。一个核心是指信托制度。两次转变，一是养老金监管从协议退出计划的配套工作转变为独立工作，二是养老金监管从被动反应模式转变为积极主动模式。这两次转变恰好构成了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三个发展阶段。在梳理历史的基础上，本文详细分析了英国养老金监管体制每个阶段的主要特征、面临的关键问题以及解决办法。最后，本文指出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的实践经验对中国极具借鉴意义。

关键词：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发展历程、信托制度

虽然同属专业化监管模式，但英美两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差别很大。从机构设置上看，美国职业养老金监管机构是雇员福利保障局，该局隶属于劳工部；英国的监管机构是养老金监管局，虽然也向就业和养老金事务部负责，但该局在法律上是一个独立机构。从历史上看，美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一锤定音于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30年来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英国的监管体制可谓沧海桑田、几经变迁，例如，30年间先后通过了三部有关养老金监管的法案：《1973年社会保障法案》、《1995年养老金法案》和《2004年养老金法案》；相应地，监管机构也相继更替：职业养老金管理委员会（OPB）、职业养老金监管局（Opra）和养老金监管局（TPR）。这里自然存在很多疑问：英国原有的监管体制存在哪些问题，而新的监管机构是否解决了这些问题，目前监管体制的现状如何，监管机构的相继更替带来了哪些启示。本文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试图解答上述疑问。

一、导论

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两次转变、三个阶段”。一个核心是指信托制度。两次转变，一是养老金监管从协议退出计划的配套工作转变为独立工作，二是养老金监管从被动反应模式转变为积极主动模式。这两次转变恰好构成了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三个发展阶段。职业养老金在英国福利制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绝大部分的养老金计划都是以信托的形式存在，因此信托法自然成为约束和规范养老金计划的基础性法律。在梳理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变迁史中可以发现，所有监管法规的制定和监管机构的设置，都是在信托法的框架内和基础上完成的。

英国职业养老金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590年覆盖皇家海军成员的查塔姆基金。在研究和分析英国养老金的时候，我们须将职业养老金与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和改革的历史结合起来考察，否则就难以对英国福利制度（基本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的全貌有个准确的了解。从英国“现代”职业养老金的角度看考察，我们可以将监管体制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8到1995年之前，第二阶段是1995年到2004年之间，第三阶段是2004年至今，其分水岭即为两部法案，《1995年养老金法案》和《2004年养老金法案》，这两部法案也标志着两次转变。第一阶段最大的特点是英国政府把职业养老金监管看作“协议退出”计划 的配套工作，还没有认识到职业养老金需要专门监管。英国政府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把信托法中约束受托人的责任和义务应用于养老金受托人，其中为了处理和解决养老金计划中的特殊问题，零星的和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些法律，并且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

第二个阶段最大的特点是职业养老金实现了系统、独立监管，摆脱了监管工作的从属地位，并且明确建立了被动反应式监管模式。1991年爆发了震惊英伦的 “麦克威尔事件”，使学术界和英国政府认识到，由于雇主和受托人拥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计划成员的利益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必须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为此，英国议会通过了《1995年养老金法案》，并成立了职业养老金监管局（Occupational Pensions Regulatory Authority, Opra）。

第三个阶段最大的特点是从被动反应式监管模式转变为积极主动监管模式，并且转变了监管理念、采用了基于风险的监管方法。由于被动反应式监管模式具有很多缺点，诸如工作目标不明确、监管授权不足、收集信息不充分等问题，不恰当的监管工作增加了计划发起人的运营成本，增加了雇主关闭养老金计划的风险，反而不利于保障计划成员的利益安全。因此，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信托法、《1995年养老金法案》以及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工作的基础上，解决上述问题，为此议会通过了《2004年养老金法案》，并且组建了新的监管机构：养老金监管局（The Pension Regulator, TPR），以取代职业养老金监管局。从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监管机构的设置和监管功能的发挥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监管当局应该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适当地调整其机构设置，改变其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最大程度地保护受益人的权益。英国两部养老金法案的通过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背景，1995年法案是在“麦克威尔事件”后、举国哗然的背景下制定和通过的；而2004年法案则是在多个机构和专业人士的建议下制定和通过的。因此，前一个法案带有被动反应的痕迹，而后一个法案则是主动进取的例子。无论如何，在两部法案的制定过程中，都体现了英国法律制定中一贯严谨的作风和传统：事前专业人士的详尽调查，事中议会充分的讨论争辩，事后及时地反馈和通过司法判决适当的调整。虽然两部法案的制定程序都很严谨，立法质量较高，但是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遗漏了一些问题或者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还存在一些缺陷。这一方面说明了监管体制的复杂性，监管机构和被监管机构及其被监管机构之间互动博弈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世界上没有永远最好的和一成不变的监管体制，而最好的体制莫过于能够适时、适当的自我调整和不断改进。

二、1958年到1995年之间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特征

在这个阶段，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信托法是规范英国职业养老金发展的主要依据。信托法中约束受托人行为的各项规定自然适用于养老金受托人。信托法之所以在管理职业养老金计划中发挥关键作用，是有其内在原因的。首先，信托传统在英国源远流长，信托精神深入人心，信托已经成为英国人财产管理的主要方式；其次，信托制度对雇主和雇员双方都有好处，一方面养老金计划可以享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信托型养老金计划由于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先例可供借鉴，更方便雇主的管理，另一方面信托型养老金计划的资产具有独立性，同雇主资产相分离，更有利于保护计划成员的利益；第三，在信托法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司法机构积累了丰富的判例经验，可以较好的解决雇主和计划成员之间的纠纷。第二、英国政府把职业养老金监管看作“协议退出”计划的配套工作，还没有实现全面和独立监管。英国职业养老金的监管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当时政府提议在国家基本养老金的基础建立一个和收入关联的补充计划，这就是1961年开始实施的“分级养老金”（Graduated Pension）。当时规定，如果雇员已经参见了职业养老金计划，可以选择协议退出分级养老金计划，但必须满足一定条件。政府为了确保这些计划符合退出要求，加强对职业养老金的管理和控制，成立了未参加人员登记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of Non-participating Employments, RONPE）。到了1975年，分级养老金计划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国家收入关联计划（State Earnings-Related Pension Scheme , SERPS）。同样地，已经参见职业养老金计划的雇员也可以退出国家收入关联计划，但是必须满足一定条件。为了管理协议退出的职业养老金计划，职业养老金管理委员会（The Occupational Pensions Board , OPB）于1973年9月5日正式成立，取代了未参加人员登记办公室。可见，政府加强职业养老金监管主要是为了配合“协议退出”计划的落实。

（一）1958到1995年之间监管机构的设置

在这个阶段，监管职业养老金计划的主要机构有四个：职业养老金管理委员会、养老金计划办公室、养老金计划登记处和养老金督察员。

1、职业养老金管理委员会（OPB）

该机构是根据《1973年社会保障法案》设立的，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管理部门，最初主要管理协议退出的职业养老金计划，确保协议退出雇员的待遇水平不低于国家收入关联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职业养老金管理员会的功能不断扩大。例如，该机构要求职业养老金计划适当地披露信息、向受托人提供咨询以便更好地遵守法律、帮助受托人修改养老金计划的规则。该机构另一个重大职能是向负责社会保障事务的国务秘书提供关于职业养老金计划的立法建议。在《1995年养老金法案》通过后，该机构被职业养老金监管取代。

2、养老金计划办公室（PSO）

该办公室是根据《1970年金融法案》设立的，1971年金融法案对该办公室的职能又进行了进一步具体的规定。根据上述法案规定，养老金计划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监管养老金计划的收入和资本利得是否合法，特别是投资收入必须是通过合法的投资途径产生的；防止养老金计划被雇主或雇员作为避税的工具使用。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养老金计划普遍出现为数可观的盈余，养老金计划办公室开始介入养老金计划盈余处理，它制定了一些政策，阻止雇主巧取豪夺养老金计划的盈余。

3、养老金计划登记中心（PSR）

该机构成立于1990年，主要有两项功能，一是利用数据库追踪养老金计划，帮助那些与养老金计划失去联系的成员找回其所在的计划；二是利用数据库向养老金计划收费，以资助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和养老金督察员（The Pensions Ombudsman）的运营。根据《2004年养老金法案》，该机构已经于2005年3月关闭，其功能被并入了养老金监管局。

4、养老金督察员制度

该机构成立于1991年4月，督察员的作用是解决私人部门（包括职业养老金计划和个人养老金计划）养老金计划中的法律纠纷，特别是由于养老金管理混乱引起的纠纷。为保障养老金督察员的权威，英国法律规定督察员对雇员申诉的裁决是最终裁决。

（二）1995年以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

虽然英国设置了上述机构对职业养老金计划进行管理，但是1991年爆发了震惊英伦的 “麦克威尔事件”，彻底暴露了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弱点和缺陷，引起了英国各界对养老金安全性的高度关注。1992年英国政府立即成立了以古德教授为首的“养老金法律评估委员会”，即“古德委员会”，该委员会深入调查研究了英国职业养老金计划运作的法律框架，全面评估了职业养老金的现状。古德委员会认为英国养老金监管体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缺陷：

第一、与养老金相关的法律太复杂并且非常零散，缺乏结构和组织；

第二、由于雇主和受托人拥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权，计划成员的利益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第三、没有任何补偿计划来弥补因管理不当造成的养老金损失；

第四、没有一个监管机构拥有权力系统全面地实施养老金监管。

三、1995到2004年间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特征

这个阶段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职业养老金实现了系统、独立监管，摆脱了监管工作的从属地位；第二、职业养老金监管局明确建立了被动反应式监管模式。

1993年9月，古德委员会发表了其评估报告，对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提出了完整的政策建议。古德委员会认为：信托法仍然是管理英国职业养老计划的基础性法律，但养老金计划有其特殊之处。第一、养老金产品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的特征；第二、与私人信托相比，养老金信托中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还存在雇佣关系，而且计划成员不像私人信托那样是无偿受益人，他们向养老金计划缴纳了一定的款项。因此，对养老金计划成员的保护程度，应该超过私人信托中对受益人的保护。因此，仅仅依靠信托法还不足以保障计划成员的利益安全，政府必须制订更有针对性的法律。此外，现有的监管体系中，缺少一个可以全面实施职业养老金监管的机构。

在古德报告和1994年社会保障部白皮书的基础上，英国政府制定并通过了《1995年养老金法案》。其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在信托法的基础上限制和规范雇主、受托人的权力，二是建立了全面监管养老金计划的机构。限制雇主和受托人权力的具体措施有：

1、对养老基金自我投资和贷款规定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养老基金自我投资的价值不能超过养老基金的5%，向雇主的贷款视同自我投资；

2、养老金计划必须制定关于投资原则的陈述报告，该报告主要内容包括养老金计划的投资原则、如何保证达到最低筹资规则（Minimum Funding Requirement, MFR）、对风险的态度、如何分散化投资、怎样获得投资咨询建议、如何监管投资运作；

3、养老金受托人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是经过计划成员推选产生的，这些受托人代表和维护计划成员的利益；

4、所有DB型养老金计划的成立和运营，必须符合“最低筹资条件（MFR）”；

5、对养老基金的账目保管制订了新规定，对养老基金评聘咨询顾问、受托人会议的召集举行、内部争议的解决程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实施上述规定，根据《1995年养老金法案》，1996年4月职业养老金监管局（Opra）正式成立，取代先前存在的职业养老金管理委员会（OPB），专门负责职业养老金的监管工作。

（一）职业养老金监管局的组织结构和职能

职业养老金监管局的组织结构包括理事会及其核心管理团队。理事会的工作是负责监管局的战略方向，并且对具体的案件做出正式的决策。在职业养老金监管局成立之初，理事会由6位兼职理事和1位全职主席组成。核心管理团队由1位局长、4位处长（其中1位是法律顾问）组成。核心管理团队负责监管局的日常运营以及与理事会的沟通联系，核心管理团队成员也参加理事会会议。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在局长下面设置三个部门：资源处、监管处和服务中心。资源处负责人事、财务和信息设备等管理工作，同时也负责职业养老金注册中心的工作。监管处分为一处和二处，一处主要负责研究、情报及咨询工作，二处主要负责制定政策、发布指南和监管工作。服务中心由四个部门组成，一是法律咨询处，负责提供法律咨询，其处长是核心管理团队成员；二是精算科，负责提供精算和技术支持；三是交流科，负责监管局的信息发布；四是理事会秘书科。

（二）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存在的问题 虽然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工作摆脱了先前的从属地位，但是被动反应式监管也存在很多问题：

1、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只能采取反应式监管方式，限制了监管职能的发挥

由于职业养老金监管局采用反应式监管模式，这使得监管局目标不明确、权力有限、收集信息不充分，限制了监管职能的发挥。

第一、监管局目标不明确。由于《1995年养老金法案》没有明确规定职业养老金监管局的职能和目标，监管局在1997年为自己拟定了目标，但是监管局没有具体说明如何运用权力以实现这些目标。监管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风险、保证计划合规呢，还是为了惩罚违规者？直到2002年，监管局在五年评估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可能的目标，以供讨论。

第二、监管局权力有限。监管局的权力界限不清楚，面对违规行为不能果断地采取行动。例如，在养老金资产被非法转移时，监管局不能快速作出反应阻止之。由于养老金法规对此类案件规定不明确，尽管监管局有多个手段进行干涉，例如，重新任命受托人或对违规者予以罚款，但监管局不能确定应该运用哪种权力，导致对很多案件的反应极其迟钝，最终导致计划成员遭受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监管局苦于其权力有限、不能效发挥监管职能，曾多次向其主管部门（就业和养老金事务部）提议明确或扩大其权力，但后者对其权力改变持谨慎态度，最终还是没有改变反应式监管模式。

第三、监管局收集信息不充分。由于监管局只能根据计划关系人（审计师、精算师或者受托人）对违规行为的举报做出反应，而不能主动的收集信息。监管局没有要求养老金计划提供年度申报（annual return），没有权力对养老金计划实施常规性现场检查，也不能通过问卷调查来获取信息。因此监管局获得信息的渠道狭窄、信息量过少、缺乏可靠的统计数据，这导致监管局不了解养老金计划遵守法规的情况。

2、职业养老金监管局把精力耗费在琐碎的事件上，因而无法有效率地关注高风险计划

监管局的行为准则是只对报告的违规案件做出回应。监管局对违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监管方式，要求专业顾问或受托人对其发现的违规行为，事无巨细都要报告，而监管局对收到的每个违规报告都要检查，无论其违规性质、严重程度、是否对计划成员构成实质性风险。这导致监管局收到大量轻微违规的报告，这些违规案件对计划并没有实质性风险。监管局预测每年会有3,000起违规报告，但是实际情况是预期的4倍，在第一个五年就有56,000起违规报告，其中没有一起对计划成员利益产生任何显著影响。由于报告的数量非常多，在处理这些报告和统计数据中耗费了监管局的大量资源，职业养老金监管局被淹没在大量案件中，这导致的危险是，那些真正构成潜在重大风险的少部分案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监管工作达不到降低风险的目的。国家养老金协会（NAPF）、精算咨询协会、养老金咨询协会等机构都表达了这种担心，认为养老金监管机构应该集中资源，关注较为重大的问题。

3、职业养老金监管局不恰当的监管方式加重了雇主企业的运营成本

职业养老金计划的规模相差很大，大多数（73%）养老金计划成员是集中在少部分（不到1%）大计划中，而少部分（3%）计划成员分散在为数众多（占计划总数的93%）的小计划中。无论规模大小，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对所有养老金计划都采用同样的监管标准。而且监管局处理违规案件的程序很繁琐，关注的中心不明确，执行成本昂贵。这不仅加大了监管局自身的工作量，而且还加重了养老金计划的监管负担。为了配合监管局的调查或者遵守其要求，受托人和雇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那些小企业和小计划。小企业主不得不放弃宝贵的时间来阅读和理解法规，还要考虑遵守这些法规会对他们的经营活动产生哪些影响。英国小企业联合会抱怨说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对小企业施加了太重的负担。精算咨询协会的调查表明，过去5年里公司养老金成本（行政管理成本和缴费成本）上升速度比其他管理费用上升的更快。监管负担的加重可能会增加雇主关闭养老金计划的风险，反而不利于保障计划成员的利益安全。一位养老金法律专家评论说：“当没有养老金计划可供监管时，即使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监管制度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4、职业养老金监管局缺乏应对新环境的能力。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重、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动，职业养老金计划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变化。例如，由于DB型养老金计划存在固有的缺陷，很多企业纷纷转向DC型养老金计划，这两种不同的计划面临的风险大不相同。另外，团体个人养老金计划发展迅速，很多信托型计划纷纷转向契约型计划。这些转变及其随之而来的新的风险，对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构成了新的挑战。由于职业养老金监管局采取被动的监管方式，很难监测这些监管环境的变化，更不用说制定适当的措施应对这些风险了。

（三）职业养老金监管局的自我改善――立法改革和机构重组

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在运行过程中也逐步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因此也在不断地自我完善。例如，监管局一直在致力于开发风险评估模型，并且识别出了关键的风险特征，试图建立基于风险的监管模式。但是，监管局的这些努力受到法律框架的极大限制。

2002年12月英国就业和养老金事务部发布了绿皮书：《简化、安全和选择：工作和养老储蓄》，书中认为职业养老金监管局没有发挥应有的监管职能。绿皮书建议英国成立一个新的监管机构，新监管机构不能像其前任那样，把精力耗费在琐碎的事件上，而应该关注风险较高的计划。新监管机构还应摒弃以前的反应式监管方法，而采取积极主动的监管风格。绿皮书还指出新监管机构应该发挥教育、培训和信息收集职能。

在此之前，2002年7月独立评估人士皮克林（Alan Pickering）公布了他的独立报告《更简洁的方式、更好的养老金》，2002年11月国家审计署发布了对职业养老金监管局的评估报告《Opra：应对养老金计划成员面临的风险》，2002年12月职业养老金监管局也发表了独立专业人士撰写的《Opra五年评估报告》。这些不同的报告得出了和绿皮书大致相同的结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出台了《2004年养老金法案》，并组建了新的监管机构：养老金监管局（The Pension Regulator, TPR）。

四、《2004年养老金法案》之后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特征

这个阶段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监管局从被动反应式监管模式转变为积极主动监管模式；第二、为了克服主动监管模式造成监管负担过重的问题，监管局转变了监管理念、采用了基于风险的监管方法。

（一）英国养老金监管局的组织结构和职能

根据《2004年养老金法案》，养老金监管局于2005年4月6日正式成立，取代了职业养老金监管局（Opra）。养老金监管局是一个具有执行权的独立机构，直接向就业和养老金事务部部长负责。养老金监管局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理事会，二是监管局管理团队，三是决策委员会（Determination Panel）。理事会负责监管局的战略指导及其内部控制，监管局管理团队具体负责日常的管理运作，决策委员会负责实施决策职能。

1、养老金监管局理事会

养老金监管局理事会由10人组成，其中6人是非执行理事，4人为执行理事。理事会具体组成人员包括：1位非执行的主席、5位非执行理事组成的非执行委员会；1位局长和3位处长担任的执行理事。其中只有执行理事才是监管局的正式职员。

2、养老金监管局管理团队

养老金监管局在理事会和主席的指导下运作，该机构的日常行政管理由监管局局长具体负责。养老金监管局下设三个处：业务执行处、战略发展处和业务支持处，还有一个直接向局长负责的执行办公室和秘书处，各处下设若干个科室。

3、决策委员会

养老金监管局拥有一系列的权力对养老金计划进行干涉和纠正，而决定是否使用上述权力的过程称之为“决策”，实施这种“决策”权的机构称之为决策委员会。决策委员会由一名主席和7名成员组成，主席由养老金监管局理事会任命，其成员由决策委主席和理事会共同任命。决策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于监管局管理团队的机构，其成员由单独的律师和管理人员组成，成员完全和监管局管理团队的职员分开。

4、养老金监管局的监管负荷及其历年变化

图1是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机构职员数的历年数据，以及监管负荷的历年变化。1997年职业养老金监管局有139名工作人员，到2006年养老金监管局有325名工作人员，十年间增加了1.34倍。从图中可以发现，监管局职员数量的增长趋势十分明显。

虽然计划成员数和监管局职员数都在增加，但相对来说后者增加的更快。使用养老金计划成员数除以监管局职员数，得到一个衡量监管负荷的指标：人均监管计划成员数。从图中可以发现，在1997年，1名工作人员监管10.1万个计划成员，而在2005年，1名工作人员监管5.0万个计划成员，人均监管负荷下降了一半。除了监管机构工作人员增长的惯性因素外，也说明职业养老金的监管工作越来越复杂，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

图1： 职业养老金监管局的历年职员数（人）和人均监管计划成员数（万人）

资料来源：Opra and The Pension Regulator: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1996—2005.（二）英国养老金监管局的监管特征

为了克服职业养老金监管局（Opra）的缺陷，养老金监管局（TPR）从以下六个方面改进了监管工作：

1、养老金监管局明确了目标、扩大了权力

根据《2004年养老金法案》，养老金监管局的主要目标是：保护职业养老金计划成员待遇，提高养老金计划管理水平，改善养老金计划治理结构，降低养老金计划的风险，以减少对养老金保护基金(Pension Protect Fund，简称PPF)的索赔，保障其财务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为了实现上述工作目标，监管局拥有了非常广泛的监管职能。根据《2004年养老金法案》的规定，养老金监管局的主要权力包括：

第一、向养老金计划及其利益相关人提供“信息、教育和帮助”，包括制定行动准则；

第二、当发生违背法律规定、行动准则或保证等行为时，发布“整改通知”，或对违规行为负有（部分或全部）责任者发布“第三方通知”；

第三、在开始对一个计划开展全面调查时，发布“冻结令”，防止计划终止或待遇继续增长；

第四、在必要时要求计划终止；

第五、当发生“养老金逃逸”（通过非经授权或伪造的转移）时，加以阻止或要求复原；

第六、在收到抗议、举报和其他呈报事项时，开展调查并给予指导。

2、养老金监管局摒弃了被动反应式监管方法，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监管方式 《2004年养老金法案》允许养老金监管局采取积极主动的监管方式。“积极”的监管方式重在预防，更加强调收集信息的作用，可以采取果断行动终止违规的养老金计划。英国监管当局从被动的监管方式转向主动的监管方式，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监管局加强了对计划受托人、发起人和相关人士的培训和指导。为了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和遵守养老金法案，监管局制定并公布了实务守则，向受托人、雇主、管理人和其它相关人员提供实践指导，督促他们遵守养老金法，并且制定上述人员的行为和实践标准。另外，养老金监管局还开发了免费的网上学习系统（e-learning framework），通过这个学习系统来提高受托人的知识水平，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养老金法案的要求，并且通过该系统发表实务守则和指南。第二、监管局更加积极主动的收集相关信息。为了确认风险、阻止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养老金监管局拥有一系列广泛的权力来更加积极主动地收集相关信息，其主要途径包括：计划申报（Scheme return）、计划筹资要求（Scheme funding）、申报事件（Notifiable events）和现场检查。第三、监管局可以采取积极的行动来终止和解散养老金计划。养老金监管局和其前任一样，有权解散一个养老金计划。根据1995年的法案，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只有在收到计划受托人、经理和计划发起人等相关人士的申请时，才有权解散一个职业养老金计划。而根据2004年新法案，养老金监管局拥有更多、更积极的权力，即使没有收到申请报告，也可以命令一个职业养老金计划解散，以限制对养老金保护基金的索赔。

3、养老金监管局转变了监管理念 第一、监管局加深了对监管本质的认识。监管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计划成员的利益。立法和监管当局认识到，适当监管是保障计划成员利益的必要条件，但监管不必然是其充分条件。只有恰当有效的监管才能保证计划成员的利益安全；而过度监管和监管不足都会增加计划成员面临的风险。因此，监管局充分认识到：在长期内，只有雇主的企业运行良好，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雇主企业具有获取利润的机会和稳健的财务状况，才能保证养老金债务在长期内得到实现，才能确保计划成员的利益得以实现。因此，监管当局改变了以前就监管谈监管的思维方法和工作作风，认识到了监管背后计划成员的利益，认识到了计划成员利益背后雇主企业的运营状况。监管局始终认为对计划成员最好的保护方式是对雇主的商业运营提供持续的支持。例如，面对筹资不足或者进入计划恢复程序的养老金计划，监督局在做出任何行动之前，会充分考虑到所采取的措施对雇主生存能力的影响，包括将来为计划筹资的能力和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能力。第二、监管局转变了工作风格。监管局认识到监管工作并不再是以前那样简单地制定规章制度，发现企业违规情况后以罚款了事。在新的法案中可以发现，监管当局和养老金计划之间不是仅仅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伙伴合作关系，强调监管当局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对话交流。例如，加强同计划的联系，向计划发起人、受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提供一些咨询和建议，以避免程序上的错误和小的失误，帮助它们更好的理解养老金法案的要求。监管当局认识到受托人在保护成员待遇方面起到极端重要的作用，因此实施了一些免费的和互动的培训项目，向受托人提供实际的支持。第三、监管局改变了使用权力的方式。尽管养老金监管局拥有处理问题的广泛权力，但它倾向于节俭地使用这些权力。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包括：监管局鼓励计划发起人以较高的标准运行养老金计划，更加积极地确认、预测和阻止风险的出现，而不仅仅在风险发生后才采取行动。在筹资规则方面，新的筹资框架尊重受托人和雇主之间的合作关系，除非绝对必要的情况下，监管局不希望进行干涉。监管局鼓励受托人在干涉发生前，他们已经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方法来解决筹资不足问题，包括专业的争端解决方案，修改将来待遇的增长等措施。总之，监管当局希望尽量减少使用权力的机会，尽量把干涉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4、养老金监管局采用了基于风险的监管方法

养老金监管局根据风险事件发生概率的高低和风险事件对社会经济影响程度的大小，把所有的职业养老金计划都划入四个象限。相应的，监管局将采取四种监管方式：积极的干涉、主动的监视、基于情报的行动和针对具体计划的最小行动。基于风险的监管方法具有四个方面的优点：第一、有利于提高甄别风险的效率；第二、有利于节约监管资源；第三、事前积极地监管有利于维护消费者信心；第四、有利于内部化养老金计划主动降低风险的成本，促进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计划之间的良性互动。

5、养老金监管局更加关注DC型计划的风险

当前英国职业养老金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DC型计划逐步发展壮大，而且越来越多的DB型计划不再吸纳新的成员。图2中的数据表明，到2012年左右，DB型计划在职成员数和DC型计划的比例将达到1：1。为此，养老金监管局将设计和实施一个针对DC型计划的风险分析战略，并且将开发一个干涉机制来减少DC型计划面临的风险。这个分析战略将建立在对整个行业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并且给出建议采取何种方法和步骤来减少这类风险。为了应对DC型计划面临的风险，养老金监管局还将与就业和养老金事务部、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简称FSA)）以及养老金行业内的集团密切合作。

图2： 私人部门养老金计划DB型转向DC型（在职成员数：百万）

资料来源：Data GAD Survey / DWP “Shifts in the Pensions Landscape” Predictions added based on rate of change from 2000 to 2004。

6、养老金监管局更加密切和有效地与其它监管机构合作 为了更好的履行监管职能，监管局认为与养老金保护基金等其它机构以伙伴合作的方式进行工作，能够维护公众对整个养老金制度和金融服务业的信心，增加公众对监管活动的理解，减少金融风险和危机，保障养老金计划成员的利益安全。为此，养老金监管局和养老金保护基金、就业和养老金事务部签署了三方合作备忘录，就三方的合作、协调和信息交流达成了协议。

2005年4月，养老金监管局和金融服务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明确了两者之间的监管责任分工。养老金监管局主要监管职业养老金计划（work-based pension schemes），包括他们的筹资、治理结构和日常管理。另外，养老金监管局还负责存托养老金计划的注册、命名和遵守缴费上限等工作。金融服务局主要监管那些销售个人养老金和年金的公司及其咨询机构，包括存托养老金的营销管理。养老金监管局和金融服务局还就两者之间的协调合作以及信息交流达成了共识。

（三）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机构独立于金融服务局的原因

英国政府于1997年成立金融服务局，取代了若干个先前独立的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职能。但是，和其它采取完全一体化监管模式的国家不同，金融服务局并不负责监管职业养老金，养老金的监管工作主要由当时独立设置的职业养老金监管局（Opra）负责。这里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在金融服务局1997年成立之初，为什么没有把当时的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并入金融服务局，形成一个类似德国、丹麦等国完全一体化的监管机构，而是让职业养老金监管局仍然保持独立性？本文试图给出三个解释。

1、立法刚性和政策连续性使得职业养老金监管局独立于金融服务局 古德报告和《1995年养老金法案》都是在当时保守党执政的情况下出台的，虽然1997年工党上台后，以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现任英国首相）为首的工党政府极力推动金融监管机构一体化，但是由于《1995年养老金法案》对职业养老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已有定论，并且职业养老金监管局当时刚刚成立还不到一年，该机构运行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因此，立法刚性和为了维持政策的连续性，工党政府并没有把职业养老金监管局纳入金融服务局。

当《2004年养老金法案》通过后，2005年成立的养老金监管局仍然独立于金融服务局，进一步巩固了养老金监管机构的独立地位。这也表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英国仍然会保持目前的监管格局：养老金监管局负责监管职业养老金计划，金融服务局负责监管个人养老金计划和其它金融部门。

2、职业养老金的重要性是养老金监管局独立于金融服务局的重要原因

职业养老金在英国养老金制度中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历史上英国的“协议退出”使得职业养老金计划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国家收入关联计划，因此职业养老金提供的待遇对退休人员的收入非常重要。第二、目前英国职业养老金计划的数目庞大、涉及的人口众多、资产规模巨大，因此需要专门的机构负责监管。截止到2007年3月31日，英国私人部门共有84,389个职业养老金计划，计划成员数大约为1,610万人。表1是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三国职业养老金发展规模的比较。从中可以发现，虽然澳大利亚实施强制性职业养老金制度，但是其计划成员数大约为1,156万人，比英国少450万人；资产规模大约为4,093亿美元，大约为英国的四分之一；虽然澳大利亚有近32.76万个超级年金基金，但是大约32.66万个基金成员数小于5人。因此，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的监管任务比英国养老金监管局的要轻的多。同样地，与英国养老金监管局相比，加拿大金融监管局的监管任务也很轻。总之，无论从职业养老金计划的数量、计划成员数还是资产规模上看，英国职业养老金非常发达，单单依靠金融服务局很难有效监管规模如此庞大的养老金行业，因此需要专门的机构监管。

表1： 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三国职业养老金规模的比较

英国（2007年）澳大利亚（2006年）加拿大（2006年）职业养老金计划数（万）8.44 32.76 0.1304 职业养老金计划成员数（万）1,610 1,156 57.6 职业养老金资产规模（亿美元）15411.00 4093.72 5692.16 资料来源：各国监管机构的年报。

3、由于被监管对象专业技能的差别，导致养老金监管局和金融服务局的监管内容和监管重点不一样

养老金监管局的工作重点是监管信托型养老金计划。而英国信托型养老金主要采用的是内部受托模式，即养老金理事会制，这和澳大利亚等国主要采取的外部受托人制不同。针对内部受托模式，养老金监管局的主要工作除了有效约束受托人行为外，还需要提高受托人履行职责的能力。因为和外部专业化的受托人相比，内部受托人缺乏专业技能，特别是缺乏有关养老金投资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养老金监管局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加强对受托人的培训和指导，帮助受托人掌握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知识。而金融服务局负责监管个人养老金和年金公司，以及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等专业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具有很强的专业技能，其雇员大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完备的专业知识，因此金融服务局不需要强调对这些机构的培训。总之，被监管对象专业技能的差别导致采用了不同的监管方式，这也是养老金监管局独立于金融服务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结论及其启示

英国养老金监管局成立至今仅有两年多，其监管效果如何、能否真正克服其前身（职业养老金监管局）面临的问题、能否应对养老金行业新的变化，这些疑问都需要时间才能找到答案。但是，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核心、两次转变”的特征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一个核心的启示：信托制度

信托制度不仅是职业养老金组织形式的首选，而且还是养老金监管框架的基石。基于信托的监管模式分别从道德机制、国家监管和市场竞争三个层面约束受托人行为、保障计划成员的利益安全。信托制度从道德诉求出发，把受托人的利他主义精神内生化，形成受托人的利他主义偏好，从根本上保护计划成员。为了克服道德机制的不稳定性，司法机构把约束受托人行为的责任和义务上升到国家立法高度，形成了信义责任，以强化对受托人的约束。为了克服国家监管的僵硬和严酷，监管机构又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竞争和创新来弥补国家监管机制的不足。而国家监管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道德约束有利于节约市场机制的交易成本。总之，信托制度从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三个层面构筑了职业养老金的安全网。

2004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会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颁布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确定了我国企业年金实行“信托型”的管理模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机构推动企业年金发展的思路非常明确：在吸收信托文化和信托制度的基础上，借助市场的“无形之手”，确保企业年金资产的安全和升值，保障企业年金计划成员的利益。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年金计划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因此，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企业年金监管立法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中国可以借鉴英国的经验，在《信托法》的基础上建立更具针对性的企业年金监管立法，完善基于信托的监管模式。

（二）第一次转变的启示：相互促进 最初，英国政府把职业养老金监管看作“协议退出”计划的配套工作，直到《1995年养老金法案》之后，养老金监管才摆脱了从属地位，终于实现了全面和独立监管。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在1995年取得独立地位，表面上是“麦克威尔事件”直接促进的，但是更深刻的原因和背景是国家收入关联计划不断走向成熟和“协议退出”计划的平稳进行。从70年代的初步建立，到80年代的平稳发展，再到90年的成熟衰落，直到2002年被国家第二养老金计划（State Second Pension，S2P）所取代，作为第一支柱的国家收入关联计划深刻地影响着英国职业养老金的监管体制。随着国家收入关联计划的成熟、“协议退出”计划的平稳进行，职业养老金监管取得独立地位的各项条件都已经具备，而“麦克威尔事件”可谓临门一脚，直接促成了此事。对中国来说，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第一次转变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就是：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计划的改革和发展不仅影响职业养老金的发展，而且还会影响职业养老金的监管体制；同时职业养老金的发展不仅是国家社保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而且直接促进了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发展。目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还在不断探索试点之中，远未定制成型，因此这直接影响和制约了职业养老金的发展，及其监管体制的完善。同时，在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中，职业养老金还未充分发挥其促进作用。两大支柱的发展和改革还处在两张皮的状态，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我国社保制度的下一步改革应该把基本养老保险和职业养老金充分结合起来，真正建立各个支柱之间相互关联的多层次养老保障制度。其中，可以建立公务员职业养老金，把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纳入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此作为整合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突破口。同时，政府也应该早日确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模式，以便促进职业养老金的发展和监管体制的完善。

（三）第二次转变的启示：主动变革

英国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的第二次转变，最大的启示不是转变的方向和结果，而是转变的动力和机制。正如上文提到的，第二次转变是在多个机构和专业人士的建议下实现的。例如，就业和养老金事务部发布了绿皮书，国家审计署发布了评估报告，还有专业人士发表了独立的评估报告。这表明英国政府非常重视对监管效果的评估。只有这样，才能及早发现监管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及早解决，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避免出现类似的“麦克威尔”事件。只有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减少结构性改革的阻力，积极调整监管机构的设置和监管方法，最大程度地保护计划成员。英国在成立职业养老金监管局之初，建立被动反应式监管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这符合英国政府一贯坚持的自由主义精神和减少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而中国，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又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政府干预力度较大，在建立和完善职业养老金监管体制时，必然会选择严格的数量限制监管。因此，在将来职业养老金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监管体制的转变和英国不同，不是从被动反应监管模式转向积极主动监管模式，恰恰相反，而是从严格的数量限制监管转向相对宽松的审慎人监管。而转变的时机如何选择，转变的动力来自何方，转变的机制如何建立，这都需要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加强对监管效果的评估，建立全面、客观和独立的评估机制。主要参考文献： Chris Lewin：《英国养老金的发展》，陈星译，《经济导刊》2005年第06期，原载于Benefits & Compensation International May 2003 Vol.32 Iss.9 菲奥纳：“养老金管理：国际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养老金改革的借鉴”，中国社会保障论坛组委会编：《中国社会保障论坛首届年会文献》，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版

Alistair Byrne, Debbie Harrison, Bill Rhodes and David Blake,“Pyrrhic Victory?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the Pensions Act 2004”,issue of Economic Affairs, June 2006 The 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HC 1262 Session 2001-2002:,“Opra: Tackling the risks to the pension scheme members”, 2002

The 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 HC 1262 Session 2001-2002:,“Opra: Tackling the risks to the pension scheme members”, 2002 Opra: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2003—2004 Opra: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1997—1998 Opra and The Pension Regulator: Annual report and accounts 1996—2005 Data GAD Survey / DWP “Shifts in the Pensions Landscape” Predictions added based on rate of change from 2000 to 2004 PSI3.1Brief History And Duties Of The Occupational Pensions Board, available at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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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药品监管发展历程

药品监管发展历程

总共分为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分为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前：

建国初期（1951~1952），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成立了药政司，下设药政科、生产供应科和中药科，人员20余人。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局（厅）也都设立了药政处（科）。1957年，中国药材公司与药政司合并，在卫生部内设立了药政管理局。1963年，药材公司回归商业部领导，卫生部仍保留药政管理局建制，下设质量处、标准技术和药品管理处。

药政是指涉及药事活动为调整对象,涉及药品监督管理的所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的总称。药政管理，过去由卫生部药政局管理，现在归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国药材公司于1955年成立，受政府委托，负责全国中药的产、供、销综合平衡和行业管理，建立了新中国中药生产、经营、科研的完整产业体系，为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九十年代后，逐步转向企业经营，利用在行业的龙头地位以及渠道通畅、技术领先等优势，致力于中药产业的现代化，发展成为农、工、商并举，科、工、贸结合的现代大型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我国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维护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1978～1998年：药品监管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建立，药品监管逐步向法制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1978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药政管理条例（试行）》。1981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医药管理的决定》。1984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药品管理法》，从1985年7月1日起施行，将药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国家对药品的监督管理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药品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1994年以来，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监督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等重要文件。

为了推动食品药品市场繁荣，一方面，国家加大市场整治力度，先后两次在全国范围整顿药厂以及制售假劣药品和乱开办企业、市场等问题；另一方面，放开购销政策，完善生产流通体制，为药品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购销政策指原来是国有制药而现在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经营。

二、1998～2003年：食品药品监管体系进一步健全，法制建设、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得到全面加强

1998年是药品监督管理工作极为重要的一年。年初，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决定组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赋予其药品监督管理的行政执法职能。新机构的建立，结束了我国药品监督管理长期存在的多头分散、政出多门的旧体制，揭开了药品统一监督管理的新篇章。（其建立视为顺应医、药分离的改革需求，由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医药管理局，合并卫生部的药政司，再吸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部分机构，成立了国家药监局。）

国家药品监管部门针对药品研制、生产、流通和使用制定规章制度，同时引进国际先进经验，完善药品研制、生产、流通环节的质量管理规范，全程加强药品质量安全控制。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2000年，药品监管系统开始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药品监管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2000年，《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对医疗器械产品的研制和生产、经营和使用及医疗器械的监督做了详细规定。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并于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2002年，《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出台。与此同时，药品监管部门建立健全了药品检验检测体系，探索实施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重要监管制度。

2003年，国务院实施新一轮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在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赋予了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开展对重大事故的查处”职能。（新成立的这个机构旨在加强食品安全，负责对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管理的综合监督和组织协调，依法组织开展对重大事故的查处。）

三、2003～2008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在此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就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实施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基础建设规划》，制订了《国家食品药品安全“十一五”规划》，部署了全国范围的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建立了“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体系，着力解决食品药品安全突出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用药。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确保食品药品安全”的重大部署。

总结：随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树立和实践科学监管理念，突出强调把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监管与服务的关系、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关系，创造安全消费的社会环境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坚决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实现了质的飞跃。

以下是各阶段可以选取的有关实例

十年磨砺锋自出

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食品药品监管队伍从无到有，历经磨砺，披荆斩棘，逐步建立并完善监管制度，规范市场秩序，严格队伍管理，以顽强的毅力攻坚克难，认真履行“确保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的神圣职责，使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10年的风雨证明，食品药品监管队伍是关键时候敢负责任、能打硬仗、经得起考验的队伍。

1991年，全国共有各类药政、药检和药品监督员机构1660个，工作人员只有3466人。到 2006年底，全国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各级行政机构共计2630个、事业单位1000个，全系统行政机构中共下达编制45316名，共有各类检查员12506人，其中省级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44%，地市级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比例为35%，县级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比例为67%，以药学、医学、法学和化学为专业背景的人员比重大幅度上升。无论是编制总数、学历层级还是专业素养，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人员素质状况都比以前大幅提升。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之前，整个药品监管队伍人员极少，没有明确的执法理念，更没有一个完整的药品监管体系；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后，各省、地（市）、县纷纷设立监管机构，人员不断扩充，队伍不断壮大，补充了一批学历较高、专业对口的监督执法人员，逐步形成了药品监管工作的流程和方法。全系统将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的一项重点工作，把廉政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作为依法监管的基石抓实抓牢。人员培训 夯实基础

1998年国家药品监管局成立后，面对一支新组建的队伍，如何承担起“保证群众用药安全”的职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学习。为了全面培养新一代药品监管人员，使他们适应新形势下监管工作的需要，围绕着药品监管各项工作，国家局在抓人员素质方面明显“提速”，带头举办了多次专项培训班。

2002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编办、人事部在《关于省以下药品监督管理机构编制和人员管理问题的通知》中指出：“各级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必须加强药品监督管理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各级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中，具有医药和法律等相关专业知识人员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本部门编制数的70%。”按当时的保守估计，经济发达地区，相关专业知识人员的比例大概是50%~60%，不发达地区受各方面条件制约，大概达到30%~40%。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在岗人员培训，让他们学习法学基础理论和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势等在必行。2002年6月24日，国家局举办了首期地（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培训示范班，47名来自基层的市级局长接受了相关培训。“这次示范班是在我国药品监督管理体制基本建立、改革取得全面进展的关键时刻举办的。”时任国家药监局副局长的邵明立在开学典礼上说，“基层局的执法任务相当繁重，因此基层监管队伍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将直接影响到全系统的社会形象。你们的责任重于泰山。从今年上半年的抽样调查结果分析，药品监管队伍来自各个方面，许多同志对药品监管的执法工作还不熟悉，这正是举办培训示范班的初衷。”

同年，县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培训示范班也开班授课，以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素质教育。截至2008年11月，已经完成对全国地（市）局长全部培训一遍，同时举办了13期县局局长培训班，而培训内容也从一开始单一的法学基础培训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涉及领导方式与领导行为、学习型组织的创建等。参加培训的山东省东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东营区分局局长牛洪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通过培训，使我们坚定了信心、增长了知识，了解了美国FDA曲折发展的百年历程，在看到美国FDA权威和辉煌一面的同时，也看到他们曾经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挫折，其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培训班上，国家局有关司室的领导解答了基层执法实践的难点和模糊问题，对今后的执法监督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队伍素质的加强保证了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由于各地普遍加强药品监管，全国药品市场抽验合格率逐年提升。正反典型 校正方向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领导下，食品药品监管队伍把保证公众饮食用药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锐意进取，尽职尽责，不断强化监管，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人物。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用上安全有效的放心药，他们不辱使命，与制售假劣药品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坚决斗争。

2002年10月，山西省吕梁地区药监局中阳分局局长高志全在查处一起非法经营药品案件中，严格执法，被人报复杀害，以身殉职，时年38岁。高志全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药监”这一神圣岗位。随后，全国药品监管系统开展向高志全同志学习的活动，英雄的事迹激励着全国监管人员为责任和使命不懈努力。同样不辱使命的还有云南省宁蒗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陈俊。陈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药品监管事业殚精竭虑，用忠诚诠释了药品监管人员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些基层执法人员曾深有感触地说：“自从系统成立以来，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药品监管队伍的形象在社会上逐渐树立起来，而郑筱萸、曹文庄案件的出现，却令全系统蒙羞。”

2006年至2007年，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经历了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齐二药”、“欣弗”等药害事件的出现，以及郑筱萸、曹文庄等人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严重损害了监管队伍形象。痛定思痛，全系统首先端正了监管指导思想，树立和实践科学监管理念，力图解决好“为谁监管、怎样监管”这个根本问题。2007年1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以及直属单位开展“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整顿机关作风，整改监管工作，重塑队伍形象集中教育活动”，全系统认真学习《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制定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务员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直属单位领导干部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国家局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干部人事工作做出全面具体的规定。扎实开展了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重点纠正监管人员违规投资入股医药企业、违规兼职，以及干部配偶、子女违规从业等行为，努力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地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真落实

我国药品监管队伍建设历经10年的磨砺。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标志着我国开始组建相对独立的药品监管队伍；200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建，食品综合监督成为药监系统的职责之一；2008年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启动，重新将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划归卫生部管理。国家局的工作部署，积极推行政务公开，江西省局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教育、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细则》，上海、安徽、吉林等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先后制定行政禁令，如《机关工作人员违反纪律处理规定》、《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办法》等。许多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也结合实际，进一步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规章制度。

当年3月，国家局提出了监管工作人员“八条禁令”和廉政工作“五项制度”，一系列有力举措为重塑队伍形象打下了基础。依法监管 健全制度

2005年11月，邵明立局长在昆明与部分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要求各地在贯彻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过程中提高认识，与时俱进，树立科学监管理念，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向满足人民群众对食品药品的安全需求上来，切实把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这个中心任务落实好。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会议，国家局再次对树立和实践科学监管理念提出明确要求，并对全国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提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科学监管理念，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科学监管理念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基本要求是推进依法行政，科学民主决策，依靠技术支持，实现队伍保障；根本目标是保障公众饮食药用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各地围绕着如何创新机制，转变监管方式，实施科学监管，提高监管效能开展了一系列学习和实践。

在2006年第三届基层食品药品监管论坛上，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尹逊华表示，要实现科学监管，就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包括行政监督、技术监督和社会监督。而社会监督就包括大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加强大众监督与媒体监督，就要重视与媒体的互动，不要放弃每一次与媒体互动的机会。良好的媒体互动，对我们实现科学监管、强化监管力度、改善公共关系、构建和谐环境、树立良好形象，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还有一些基层局采取新举措，建立新制度，践行科学监管。湖北省宜昌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的陈常绣在论坛上介绍了他们的“三制”。一是跟踪服务制，即针对行政相对人反映的问题，指定专人负责跟踪到底，查清问题发生的原因，进而给行政相对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二是首问责任制，即来局办事的行政相对人，最先问到的工作人员为第一责任人，无论是否属责任范围，都要热情接待，直到找到主管科室、负责人员为止。三是限时办结制，即将所有办事事项、程序、时限进行公示，并公开承诺，按时办结。对违反“三制”的，要追究有关部门、人员的责任。

树立和实践科学监管理念，使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中心任务和根本职责的认识越来越明确，努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的责任意识越来越强。在查处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假药事件工作中，广东省药品检验所昼夜攻关，仅6天就查清齐二药生产的10毫升规格亮菌甲素注射液含有非法的二甘醇，江苏省泰兴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与公安部门密切配合，仅用一天多时间就抓获了向齐二药销售二甘醇的犯罪嫌疑人，就是有力证明。机构改革 凤凰涅槃

树立和实践科学监管理念，就要充分估计食品药品安全可能出现的问题，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小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和负面影响。同时，还需要紧密结合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和反腐倡廉需要，加强对药品行政审批权力和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

针对过去药品、医疗器械、保健品的审评和审批中存在权力过于集中，运行过程封闭以及管理体制上的漏洞，国家局以建立行政审批受理服务中心为切入点，积极推进行政审批改革。经过周密的筹备，2006年4月正式启用了“行政审批受理服务中心”，所有行政审批项目的审批标准、审批时限、审批经费完全公开，并实现了一个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条龙服务、一次性收费和限时办结，行政相对人不用来回多次往返于不同部门；同时，在服务中心还建立了监督机制，实现了对审评审批各个环节办理时限的实时监督。国家局加快推进药品行政审批改革和加强药品行政执法案件败诉的责任追究，就是突出例子。根据国务院出台的《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有关规定，国家局制定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案件败诉责任追求办法》，并于2006年4月1日起在全系统试行，这是国家部委中第一个建立行政败诉责任追究制度的部门。

在建立制度约束的同时，食品药品监管系统也没有放弃内部改革，不断加强自我监督机制的建设。

2008年9月3日，国家局“三定”方案正式对外公布。在国家局机构调整方案中，欲突出权力制衡理念：药品的受理、审评、审批三个环节链条分属在不同内设司局，并把部分职能下放到技术中介组织。这些改革体现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互协调和相互制约的改革要求。按方案显示，今后药品和医疗器械技术审评工作还将下放到下属事业单位，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药品和生物制品检定所、药典委员会、药品审评中心、医疗器械审评中心等，国家局作为政府机构不再具体承担。

随着改革的推进，人民群众对监管部门的期望更高，任务更加繁重。雄关漫道真如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以更加稳健的步伐认真履行保证公众饮食用药安全的职责，大踏步前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道上。

回顾30年的发展历程，我国药品监管局面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尽管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药品安全事件还时有发生，但我国用3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完成了保证药品安全的一系列工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提高了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以更严格的制度和机制健全队伍建设，把药品监管放置到阳光之下。而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大背景下完成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今天的药品安全局面。

第三篇：食品药品监管发展历程

食品药品监管发展历程

2009-01-11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我国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极大地提高了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维护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1978～1998年：食品药品监管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建立，药品监管逐步向法制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1979年国务院颁布《食品卫生管理条例》，1983年颁布《食品卫生法》（试行）。1978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药政管理条例（试行）》。1981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医药管理的决定》。1984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药品管理法》，从1985年7月1日起施行，将药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国家对药品的监督管理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食品药品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

为了推动食品药品市场繁荣，一方面，国家加大市场整治力度，先后两次在全国范围整顿药厂以及制售假劣药品和乱开办企业、市场等问题；另一方面，放开购销政策，完善生产流通体制，为食品药品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二、1998～2003年：食品药品监管体系进一步健全，法制建设、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得到全面加强

国家药品监管部门针对药品研制、生产、流通和使用制定规章制度，同时引进国际先进经验，完善药品研制、生产、流通环节的质量管理规范，全程加强药品质量安全控制。药品监管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2000年，药品监管系统开始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药品监管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2000年，《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对医疗器械产品的研制和生产、经营和使用及医疗器械的监督做了详细规定。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并于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2002年，《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出台。与此同时，药品监管部门建立健全了药品检验检测体系，探索实施了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重要监管制度。

2003年，国务院实施新一轮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在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赋予了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开展对重大事故的查处”职能。

三、2003～2008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在食品安全综合监督工作模式上进行了积极而深入的探索。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始终坚持做好政府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抓手”的定位，积极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努力完善综合监督工作机制以及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体系，大力整合食品安全监管资源，全力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效能。与此同时，加强了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实践，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指示精神，积极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为建立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此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就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实施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基础建设规划》，制订了《国家食品药品安全“十一五”规划》，部署了全国范围的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建立了“地方政府负总责，监管部门各负其责，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体系，着力解决食品药品安全突出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保证群众基本

用药。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确保食品药品安全”的重大部署。

随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不断深入，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树立和实践科学监管理念，突出强调把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监管与服务的关系、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关系，创造安全消费的社会环境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坚决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实现了质的飞跃。

药品质量是设计和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来的。因此，药品质量必须在生产过程中控制，把质量不合格的因素和引起质量不一致的因素处理在生产过程中，控制原料、辅料、包装材料、已生产环境及工艺条件，对生产中的每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同时要求全员参与质量管理，严格生产操作技术规范，严把质量观，加强对药品生产达标验证工作的领导与管理，提高企业员工的技术素质，以达到保证药品质量的目的。

鱼尾纹是一个人身体上最先表现年龄的眼部皱纹，细小的皱纹无意中暴露了你的年龄，那么如何才能去除鱼尾纹呢?下面为你推荐如何通过按摩去除鱼尾纹。

一、按摩要点

按摩时，涉及到的三个穴位：攒竹穴、丝竹空穴、瞳子髎穴，可以参考一些穴位图解，按上去酸麻的地方就是了。

通过按摩这些穴位可以帮助眼睛周围血液流通，将血液中的垃圾清除出去，使得眼睛获得更多的营养，皮肤保持弹性、紧绷，皱纹也就减少了。

二、按摩方法

第一步，将双手搓热，用手指轻柔的在眼睛周围轻柔，带动眼睛上的皮肤，旋转按摩几圈，然后依次按压攒竹穴、丝竹空穴、瞳子髎穴，然后从内眼角向外眼角按摩，可感觉到眼睛有紧绷感。

第二步，从下颚骨位置，用食指、中指按住面部皮肤，轻轻向上推，重复五次左右，然后仰头伸出脖颈，按摩脖颈，放松颈部肌肉。

第三步，食指和中指微开，从鼻梁处位置逐渐按摩到耳朵，再闭上眼睛，来回的按摩眼睛周围，可以有效的去除表情纹，也可以消除眼袋。

温馨提示：在起床后和睡觉前坚持一次，可以很好地去除眼角的细纹。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第三百一十条：本规范为药品生产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对无菌药品、生物制品、血液制品等药品或生产质量管理活动的特殊要求，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附录方式另行制定。

《关于发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无菌药品等5个附录的公告有关管理事宜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1年2月24日发布）：根据卫生部令第79号《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第三百一十条规定，现发布无菌药品、原料药、生物制品、血液制品及中药制剂等5个附录，作为《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配套文件，自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因此，无菌药品、口服固体制剂的实施日期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同步实施，不存在延期实施。

奶粉对人工喂养的婴儿或者是断奶以后的婴幼儿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现在市售的奶粉种类非常多，如何选择一款合适自己孩子的奶粉，让父母们煞费苦心。

在此，我们介绍一些挑选奶粉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一、如何正确挑选奶粉

1、购买适合孩子年龄的奶粉：现在，大多数奶粉都按孩子的年龄段分开进行销售。比如：比较小的婴幼儿可以选择母乳化的奶粉，它里面的成分更接近母乳，吸收也较好。奶粉按年龄段的分类一般是：6个月以上、1-3岁、3-6岁等几个阶段。

2、购买前先看清保质期：在给孩子选购奶粉时必须注意保质期，越接近的日期越好。

3、选购奶粉需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如果经济条件好，可选择合资或进口的奶粉；而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只要选择正规的、规模较大的厂家生产的奶粉就可以了。

4、注意奶粉包装上注明的制造商是否是正规厂家。

5、挑选时先挤压奶粉的包装，查看是否漏气：如果漏气、漏粉或袋内根本没气，说明该袋奶粉已潜伏质量问题。

6、检查奶粉中是否有块状物：摇动罐体，如感觉奶粉中有结块物，则表明奶粉已经变质。

二、挑选奶粉时，父母常会出现的错：

1、不要过于追求奶粉的品牌：其实，品牌与品牌之间没有特别大的差异。基本上，所有的国产奶粉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价格虽略有高低，但从营养成分的角度分析，相差无几。同样，进口奶粉或合资奶粉，品质上的差异也并不是很大的。

2、奶粉的品质从外观上无法判别：很多父母自认为，挑选奶粉要挑“看上去有点黄的”，认为“奶粉越黄，说明奶的含量越是充足”。这种想法有失偏颇。一些奶粉中加入天然的色素，看上去也会比较黄。另外，现在很多奶粉里都强化了营养素，比如强化铁剂、强化维生素A、维生素D等，为了保存这些强化营养素，在包装上就进行了一些特殊处理，比如有些营养素要求避光保存，包装上采用一些非透明的材料来包装，父母在选购时就看不清里面的状况了。

3、不必过于关注奶粉中包含多少营养成分：目前市场上的奶粉，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只要是喂养1岁内婴儿的，各种奶粉中含有营养成分都大致与母乳接近。虽然，有些品牌的奶粉中强化了某些营养成分，但是对于婴儿来说，增加的营养成分并没有对孩子起到实质性的效果。因为除了喝奶以外，6个月以上的小孩还要吃辅食，许多营养成分在辅食中一样可以得到补充。由此可见，父母不必在选购时，为了某一两种营养成分而精挑细选了。

4、父母们不必为奶粉的加工工艺费神：奶粉的加工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工艺，而且无论是进口或合资奶粉、还是国产奶粉，它们的加工方式都大同小异。只要能得到国家批准，正常上市的，它们的工艺都是合格的。一般市场上出售的进口奶粉价格较高，这并不是因为进口奶粉与国内奶粉在营养成分上的出入所造成的，而是由于运输的成本、更高的利润、加工的过程中营养的丢失可能会少一些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所以国产奶粉的价位低，最主要的原因是成本低。

最后，选择配方奶粉还有一些个别性原则。比如：有哮喘、腹泻和皮肤问题的孩子，可选择脱敏奶粉；缺铁的孩子，可补充高铁奶粉；而早产儿则应选择易消化的早产儿奶粉。如果孩子腹泻，最好能立即换用不含乳糖的配方奶粉。当然，这些具体选择最好是在临床儿科医生指导下进行。另外，一旦孩子适应某种品牌的奶粉，请勿随意更换。

Sergent Major是法国的一个著名童装品牌。Sergent Major服装以主题和故事为基础，每季变换。这些“故事”反映了品牌的价值观、风格以及创意——

• 总以孩子们的兴趣为中心

• 总与一年中的重要日子有关（例如开学季、圣诞节、春节、复活节等）

• 满足父母对质量和穿着舒适性的要求

• 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成就未来。

品牌简介： 这个故事源于童年时的梦想。

Sergent Major创始人、现任品牌主席Paul Zemmour先生，一直梦想着能拥有自己的事业。梦想第一次实现于他和几个朋友合开的牛仔裤店。

受这初次涉足面料行业便小有成绩的鼓舞，他紧接着在巴黎开设了一家儿童时装精品店。通过销售物美价廉的商品，门店生意如日中天。

当他获取了足够的经验，Paul启动了更具雄心壮志的个人计划：创造自己的品牌。于是，Sergent Major于1987年成功问世。

品牌名：

Paul Zemmour想到了一个能历经时间考验的品牌名——Sergent Major。他以此同名向伴随世代法国学生学习生涯的传奇钢笔笔尖致敬，由此也可以看出品牌与孩子们的童年联系得多么紧密。

品牌标识：

最初Sergent Major的标识类似战争年代专门负责撰写的士官服装上的标志。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软化品牌形象，品牌标识的设计有所改变。2001年，全新的衣服标签式的品牌标识象征着其在纺织品行业所拥有的专业技能，同时，标识颜色也变得更温暖。到了2004年，Sergent Major历经了成长和变化，一个全新的、更具动感的图案诞生了，图案的组成元素非常具有标志性：帽子和钢笔尖。2007年，品牌标识中的条形框调整为现在的茄红色。

头发的生长速度因人而异，不同季节的生长速度也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不患有各种脱发疾病的健康成年人头发每天生长 0.3~0.4 毫米，白天比晚上生长快。每月生长约0.9-1.2厘米，最快可达1.5厘米。夏季头发的生长速度会比冬季快一些。头发生长最旺时期，男性在20岁左右，女性在25岁左右。

在头发的正常生长生命周期内，所有的头发毛囊会以不同的速度更新，头发的生长是一种连续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 生长期：头发持续生长 2~4 年，平均每月生长约 1 厘米。头发的生长期最长的可达 25 年，所以才能看到吉尼斯世界记录中的头发长达 2 米的美女。

• 退行期：持续 2~4 周• 休止期：持续约 2~4 月，休止期后期，头发将脱落，而脱落的部位将有新的头发开始生长。重复一个新的生长周期。

不同的药品贮存方法不同，有的需要密闭保存，有的需要防潮保存，有的则需要避光保存，有的需要低温冷藏。

OTC是英文Over The Counter的缩写，在医药行业中特指非处方药。我国对非处方药定义：它是消费者可不经过医生处方，直接从药房或药店购买的药品，而且是不在医疗专业人员指导下就能安全使用的药品，可不需医师的指导自行服用。所以非处方药的药品一般具有安全、有效、价廉、方便的特点。其特点具体归纳如下：

一、不需医生处方，不在医生指导监督下使用。

二、适应症是患者能自我判断的病症，药品疗效确切，使用方便安全，起效快速。

三、一般能起到减轻病人不适之感，能减轻小疾病初始症状或防止其恶化，也能减轻已确诊的症状或延缓症情的发展。

四、不含有毒或成瘾万分，不易在体内蓄积，不致产生耐药性，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五、在一般条件下储存，质量稳定。

六、不同使用对象的非处方药品规格不同，说明文字通俗易懂，可在标签、说明书的指导下正确使用。

因此，OTC药品在一般条件下储存即可。但要注意一点：药品都有保持期（或失效期），超保持期或失效期的药品请及时清理，以免贻误病情。

不同的药品贮存方法不同，有的需要密闭保存，有的则需要避光保存，有的需要低温冷藏。但是许多人往往因不懂得保管药物的常识或贮存方法不当，致使药品变质失效，造成极大的浪费。现将各类药品的贮存方法介绍如下：

1、密闭保存：有些药品久置空气中易于风化，应密闭保存，如硼砂、硫酸镁、枸橼酸等；有些药品长期接触空气会被氧化，如维生素C、鱼肝油滴剂等。一些易挥发的药物如红花油、碘酒及其他含酒精的制剂也要密闭保存。要密闭保存的药物应放在玻璃瓶内，瓶口要封严，不能用纸盒贮存，否则易变质。

2、防潮保存：许多药品在潮湿的空气中，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潮解，药品可出现溶化、发霉、发酵、粘连等潮解现象，这些药物就不能使用，因此，应尽量将它们放在密闭的小瓶内，并置于干燥处保存。特别容易潮解的药品有：阿斯匹林、酵母片、维生素B1、葡萄糖酸钙及一些含糖多的糖衣片，胶囊剂也极易受潮。

3、冷藏保存：凡温度过高会变质或变形的药品应放在2～15℃的低温环境中保存，一般室温达不到这一要求，因此宜放在冰箱中冷藏。受热后易变质的药品一般在包装上都会注明贮藏温度，常用的有胰岛素、丙种球蛋白及各种生物制剂，受热后易变形的药品有各种肛门栓剂、阴道栓剂。一些易挥发的药品如芳香水剂虽不需放在冰箱内，但也应放置在阴凉处。另外象乳酶生、妈咪爱、丽珠肠乐等活菌制剂，也要求一定的温度贮存。

4、避光保存：有些药品如氨茶碱、维生素C、硝酸甘油及各种针剂在光线作用下，会使其变质，应放置在棕色瓶中并置于暗处保存。当然其他药品也要尽量避光。

总之，家庭贮备药品应严格遵照不同药品的贮存要求仔细保管，防止药品变质失效或毒性曾加，以提高用药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第四篇：英国牛津大学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牛津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导师制”。学生的导师由研究人员担任，他们多为品学俱佳的学者，在一定的领域卓有建树。导师制要求学生每周与导师见一次面，将自己一周内研究和撰写的论文向导师宣读。此外，还有许多讲座。每个讲座不论是导师还是学生，不论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都可以自由发言，平等讨论，但在议论之后，要交作业。与导师单独见面，宣读一周内研究和撰写的论文时，导师要评论，要提问，如果论文质量不行，答辩不好，要影响成绩、影响毕业。一周一次，周复一周。

360教育集团介绍说，牛津是泰晤士河谷地的主要城市，传说是古代牛群涉水而过的地方，因而取名牛津（Oxford）。牛津向来是伦敦西行路线上的重点，早在1096年，就已有人在牛津讲学。

在12世纪之前，英国是没有大学的，人们都是去法国和其它欧陆国家求学。

1167年，当时的英格兰国王同法兰西国王发生争吵，英王一气之下，把寄读于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召回，禁止他们再去巴黎大学。另一说法是，法王一气之下，把英国学者从巴黎大学赶回英国。不管如何，这些学者从巴黎回国，聚集于牛津，从事经院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于是人们开始把牛津作为一个“总学”，这实际上就是牛津大学的前身。学者们之所以会聚集在牛津，是由于当时亨利二世把他的一个宫殿建在牛津，学者们为取得国王的保护，就来到了这里。

12世纪末，牛津被称为“师生大学”。

1201年，它有了第一位校长。

1209年，在牛津学生与镇民的冲突事件过后，一些牛津的学者迁离至东北方的剑桥镇，并成立剑桥大学。自此之后，两间大学彼此之间展开相当悠久的竞争岁月。

1214年6月20日，经过一名教皇使节的磋商，大学重新回到了牛津，并得到了特许。牛津大学的身份直到1571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而得到正式的确定。

正是在中世纪，那些思想活跃、生活不羁、常赊欠债务的青年学生，不可避免地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其中最大的一次冲突，几百名学生被乱箭射死。这件事的结果是国王出面镇压，并判市民赔偿牛津大学500年费用。

构成牛津大学的学院有许多在13至16世纪之间创立，基督教会学院是1525年渥西枢机主教创建，作为培训主教的教会学院。汤姆方园里的塔楼上半部是列恩在1682年建造，为本市最大型塔楼。

1648年汤姆大钟挂上时，学院共有101名学生，因此在晚上9：05分（牛津的时间比格林威治慢5分钟）大钟敲101下，提醒学生注意宵禁（1963年起不再实施）。

默顿学院是牛津最古老的学院（1264年）。其它有：新学院（1379年）、皇后学院（1695年）等。

17世纪内战期间许多战役在牛津附近开打，此地曾为受学生支持的查理一世的总司令部。当保皇党员被迫逃离牛津时，克伦维尔自封为大学的校长。

2001至2002学年，在牛津大学就读的学生总数超过1.65万人，其中，来自130多个国家的外国留学生占了1/3，在校研究生的数目约为5000人。

截止目前，留学360更新海外名校录取86789枚，其中哈佛大学43人、耶鲁大学56人、斯坦福大学43人、麻省理工学院25人、牛津大学38人、剑桥大学35人、多伦多大学290人、麦吉尔大学353人、悉尼大学1874人、墨尔本大学1286人、澳洲国立大学1100人、香港大学120人、新加坡国立大学150人、南洋理工大学227人、新西兰奥克兰大学1241人。

第五篇：英国企业家Barclay浅谈净水器品牌发展历程

英国世界级著名企业家Barclay浅谈Baneyo的发展历程

对于全球知名的品牌，英国人的骄傲之作。巴尼澳净水器—净水行业的恒星，世界净水行业之榜样，世界最为之骄傲的品牌。

英国Baneyo净水器作为皇家贵族品牌，全球净水行业的骄傲，国际净水品牌一线企业，作为一个世界级品牌企业，Baneyo引领全球净水器行业的发展，应该为行业做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

Baneyo 净水器产品的精妙：Baneyo为每一款新品在出厂之前都经过上万次试模，试水。同时经过全球顶级设计师Fansxi研讨，产品质量和技术都可以得理保证。

Baneyo净水器有今天的成就实属不易：Baneyo拥有180多年的历史，从英国1831年的霍乱研发全球第一套水过滤系统和世界第一支超滤膜，到研发全球第一支RO膜材料，到领先世界的PVDF材料成为世界净水行业的奇葩。

Baneyo充分实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经营理念，在中东地区建有地中海最大的海水淡化工厂，解决以色列，伊拉克，纽约、迪拜等众多国家的饮水问题。

Baneyo净水器每进入一个国家之前，都采集上万份水质标本，进行水质研究，以及净水材料研究，同时对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研究，力争每一款净水器都能够有效解决当地水质问题，达到最满意的效果，同时保证，过滤得到的净水水质有效解决人体所需，以及符合不同地区的人体体质状况。去除有害，保留有益是Baneyo最高标准，唯一要求。

英国世界级著名企业家Barclay认为Baneyo是空前绝后的竞争对手：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Baneyo在欧洲市场展开竞争和角逐，在家用净水器领域那分伯仲，在商用净水器领域更是难分胜负，在海水淡化领域竞争达到白热化，也正是这种强大的竞争，让Baneyo在技术革新上，在新品推出上，在售后服务上，达到保姆式服务，从一年包换，到五年包换，再到终身包换，从发达国家到发展国家，产品质量更优，到全球联保，的服务模式。

中国的净水器厂家，甚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净水器厂家都难以达到其标准，这就是Baneyo全球顶尖的净水技术，屹立世界净水行巅峰的地位。

英国《世界新闻报》《金融时报》及万国品牌网和国家品牌研发中心，全球净水行业协会认为：全球净水器行业任何一家企业要想达到法Baneyo的技术领先、质量标准，或者服务标准，需要再磨练50年以上的努力。

Barclay认为英国Baneyo 如今要进入人口最密的发展中国家，是有着强大的合优势！英国Baneyo 集团是英国三大名牌企业，英国十佳明星企业，有着强大的后盾，和世界级领先的水过滤技术。Baneyo品牌有着英国人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对品质的严格把关，是对世界广大消费者最大的健康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