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第一篇：中国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一、命题的由来 经过20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社会一改数千年来的传统，开始迈开了从人治社会向理想的法治社会转变的步伐。尽管人们对法治社会的描述娓娓动听娓娓动听，论理也十分严密，然而，中国为什么要建立法治社会？中国建立法治的社会基础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经常令笔者为之苦思。记得一学者说过：“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可能不是现实的制度，因为理论上良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现实且稳定的社会支持率即合法性基础，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制度的。” 不得不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人们可能并不难在理论上加以区分，然而，如果要在实践中缩小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恐怕就不会那么轻松。而且，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造成理想落空的悲剧不胜枚举。尤其是，当一种文化，特别是一种代表着人类文明潮流的文化进入某一社会领域中的时候，与本土文化进行接触时，由此产生的社会冲击确实也相当可怕。当然，在问题的正面，某种理想的理论在现实中实现其价值时，社会对此所下的定论自然是某某理论与某某实践成功结合的典范。但是，应该承认，中国眼下进行的法治社会建构活动，无疑是一种理想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结合的尝试。这种尝试显然是在局部成功的基础上进行的。换言之，这种尝试已经使法治在中国社会中找到了一定生存的土壤。然而，从法治的内容建构看，尽管中国已经在法律制度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可是，要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引入法治社会，仍然必须寻找法治生存的社会基础。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忧虑，笔者才尝试着进行力所能及的思想，试图在中国的法治理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之间寻找契合点。

二、法治理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 ——来自地方性势力的挑战 法治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的形象，并不如现今这么风光。在新中国50年历史的较长时间里，她总是被人为地披上异质的套装，被掩盖了她丰润的文化内涵。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年代，她被视为剥削阶级的思想，而且与社会主义格格不相容。即使在改革开放，中国法学开始进入其复兴时期，关于法治含义的议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关于法治的真实含义仍然为社会所模糊。虽然在中共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了建立法治国家的方针，而且，这一方针基本上反映了近20年来中国关于法治理论研究与探讨的成果，然而，不得不承认，这一方针距离法治本身的含义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作为法治方针政策的社会表现，“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的口号尽管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这些口号集中地反映了法治在中国政治决策层和社会大众中的一般形象。应该说，“依法治X”本身，与我们在实践中建构的法制本身并无大的区别。政治学者刘军宁对有关法治问题作了令人饶有兴趣的分析。他通过对法治来源的考察，将法治与法治国加以区别。指出：（1）法治起源于自然法思想，根据自然法的契约观，体现保护民权、限制政府的权力的要求。而法治国则起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强调作为立法者的统治者的意志及权力至高无上。（2）作为法律实践的法治，体现了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偏爱；而法治国则偏爱国家。（3）法治强调法律是被人们能动地发现的自然法则，而决不是统治者的权力意志，法治国则强调法律是统治者的意志。（4）根据法治的思想，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普遍的、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而根据法治国的思想，人们服从法律时，是在服从统治者本人的具体的个人意志。另一位学者则对“以法治国”与法制相联系并加以评析道：在“以法治国”的概念之下，法律主要是一种治国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对中国而言，从根本上说，法治无疑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为此而展开的追求行动中，出现与理想的差异或许在所难免。[!--empirenews.page--] 很显然，在理想的法治与现实的法治追求行动中出现了不可不重视的距离。因为，如果忽视这种距离，可能会造成目标的设定与目标追求行动出现南辕北辙的局面。如果说，这是一种物理上的距离，社会可以通过技术的进步来缩短。可是，作为一种理念上的距离，恐怕不能够等待某种技术的出现才求得其解决方案。因此，及时地审视这种距离，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进行及时、适当的调整，不容置疑，是必须且必要的。然而，在中国出现的上述的距离，究竟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这确实是令人十分关心的。有学者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法制发展的方向，其实是以建立法治社会作为目标的。尤其是，通过法制建设，法律至上权威的观念已经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层次的确认。但是，在涉及法治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时又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秩序即“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各种社会经济秩序，一直是十年改革和发展、包括法制改革和发展的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此，可以直观地说，通过法律实现“社会控制”，实现“安定团结”似乎已经成为法制=法治的必然任务。这又是值得我们忧虑之点。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经过20年左右的法制建设，中国的确开始逐步摆脱了人治的阴影，人民享受的权利和自由比中国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广泛和坚实。然而，在对作为改革结晶的从法制向法治转化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考察时，不应忘记的是，中国的法治依然面临着来自社会基础的巨大制约。法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影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基本上是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与此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向来是表现为头大尾小。一方面，某一个集团依靠军事力量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稳定却是以脆弱的家庭和宗族为基础的。以家庭和宗族为基础建立的中央集权的脆弱性表现为：中央不得不依靠地方的势力封建割据来维护中央的集权。由此而来，中央不得不将权力下放给地方，包括全国税收、军事、司法等等国家级的权力。权力下放的结果，势必造成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紧张。然而，历代政权为了摆脱这种紧张关系，采取的是要么让步，要么消灭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种比较单纯的手段。而不是选择通过某种具有制度性的约定确定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各安其守的目的。因此，中国历史上貌似强大的中央集权，却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可以普遍适用的制度及规则。地方性司法、地方性规则的惯力十分强大，它们直接地阻碍了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同时也为全国性规则的形成制造了障碍。以18世纪清王朝的政权建设为例，中央政权的权力机关在被地方性权力侵袭到极点时，中央政权实际上名存实亡。随之而来的地方性的以家庭和宗族为根基的权力网络蔓延，并支配地方的民生。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遭受列强入侵，而缺乏有效抵抗、终于丧权辱国的主要原因，向来被归纳为政府的腐败无能。然而，其中地方性势力对中央政府的抵抗，地方性势力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协调，形成“一盘散沙”的格局，不能不说也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中央政府的强大和建立适合全国的“法治”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然而，如果没有通用于全国性的规则，则缺乏全国性的统一的政治运作和经济沟通。其结果必然导致政令、法令的分散。[!--empirenews.page--] 这样的情况，在强调法治的当今中国，理论上可以说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在以法治为目标而实施的法制建设运动的推动下确立的法治理想和法律至上观念，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是否能够扎根结果，并不仅仅是令人怀疑的问题，而是出现了社会对法治形成阻碍的现实。在我们声称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同时，法制的实施也出现了地方化的弊端。在法制实施的过程中，这种地方化突出地表现于司法过程中。在司法改革中，人们痛心于司法权力的地方性分散，而疾呼反对地方[1][2]下一页 保护主义。当然，如果仅仅是局部性的地方保护主义，肯定尚不足以令人们担忧 这里令人思考的问题是，在封建时代，建立于家庭和宗族关系基础上的政权，由于政治权力的地方化，导致了行政、司法的地方化。而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在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时代，何以会出现与历史相近似的地方呢？ 1996年，留美归来的朱苏力博士出版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全国法学及其它理论界掀起了关于法治发展的热烈议论。关于建设法治与利用本土资源的议论在一般民众和政府部门得到了相当广泛的认同。间接地反映了中国社会民众对法治的一般心理。当然，或许就朱苏力博士的本意而言，他倡导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法治革命，强调的是利用本土的甚至地方性的资源及知识去建构法治。然而，在中国社会文化中，这种善良的建议被理解为“依靠”的是本土资源。而且在一般性的议论中，这种本土资源被曲解为只要是符合国情的都应该得到利用。而不管它们是否合乎法治的要求，尤其是否合乎全国性法治，乃至是否符合“国际接轨”的要求并不十分重要。然而，任由地方性知识及地方性“本土资源”的膨胀，必然会引发与法治要求不同的价值冲突。司法领域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无疑是这种冲突的要冲地带。以地方性的家族、宗族网络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知识，在中国社会中是否存在，自然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法治发展方向和进程。在近几年的中国法制新闻中，关于法治建设的一些负面消息总是令人担忧。山西省出现的“三盲”院长，云南省高级法院院长利用权力某“单位福利”及个人私利的行为等等，无不体现了司法运作的地方性色彩。如果说，地方性的法治问题仅仅停留在司法层面上，对我们来说或许不是最坏的局面。然而，当我们深究地方性保护主义时，总会在地方性在行政运作上遇到阻力。可以说，这种阻力势必关系到政治层面。笔者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一层面的社会问题，然而，囿于资料，只能够点到为止。

三、中国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 中国法治发展，离不开中国社会作为及基础。然而，中国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是否完善？则又是我们必须费心加以斟酌的。应该说，中国当今进行的法治建设，自然是前20年法制建设的延续，也可能会是后来真正的法治理想现实化的重要过程。然而，对根植于中国社会基础上的法制建设，如何转变为理想中的法治，必定要与社会构建工作同步进行。换言之，中国的法治发展不能单纯是法治自身的发展，而应该与社会的发展同步展开。[!--empirenews.page--] 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多元经济体制得到确认和发展；在文化领域，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已经影响着社会生活；在法律领域，权利性的观念已经逐渐广泛渗透于社会的不同阶层。毫无疑义，这些变化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和条件。然而，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关于法治观念的差异，利益要求的差异，又在实际上阻碍着法治的进一步发展。上面介绍的政治学者刘军宁关于法治与法治国的议论，确实发人深省。在法治国的领域，义务性要求总是占据主要的地位，因此，抵抗和回避总是成为人们对“法治”的基本态度和行为。而在法治领域，权利性赋予总是先导于义务，并以实在的实惠诱导人们遵循法律获得相应的权利和利益。在私法领域，义务的实现总是伴随权利的到来，因此，人们热衷于契约性的交易。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法的扩张往往意味着权利的扩张，而这种扩张并不是依靠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也不能依靠约束性的地方资源来完成。相反，如果在国家和地方的有效权力的统一和保护之下，这种权利扩张会加快其步伐，并进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意味着人、物资、资本和服务合法和自由的流通。而要保证这种流通，普适性的法律将发挥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前述的关于法治的地方性阻力，不仅对法治本身，即使最作为法治基础的市场经济都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因此，要保证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发展，建立全国性通用的规则，应该尽可能在以下方面采取必要饿措施。首先，法治观念的确立。这意味着，第一，应该从现有的“依法治X”形态向权利自主形态转变。法治不应再简单地作为工具存在于社会之中，而应作为体现社会最高价值的准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指导地位。向来的工具主义，以及极具工具主义色彩的“依法治国”的口号，其积极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出不足，反而化为消极；第二，法治应该是普适性的，不应受制于局部的、地方的利益和要求。更不能受制于仍然存在于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裙带关系、宗族关系。其次，在多元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中央和地方之间健康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这里实际上指的是政权运作的法治化从中央向地方延伸，避免政策施行中出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复现于社会。因此，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以法的方式确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化解实质上紧张的地方和中央的关系，避免法律实施的地方化，是发展法治的明智选择。再次、继续推进中国的社会结构改革，通过改革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农村的和都市的社会结构，建立稳定的法和制度，确立人的基本价值，实现人、物资、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在稳定和制度框架下的主体流动，意味着各种稳定的规则逐步能够“随人而行”，以检验其普适性。还有，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实现法治的国际接轨，这已经是有识者的一般共识。中国已经决意加入WTO，有关适应性规则也陆续诞生。表明了中国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经济上逐步融入世界范围。为此，中国的法治也将经受最大的挑战和检验。[!--empirenews.page--]

四、结句 中国对法治的理解受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观念以及司法传统司法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会引导国人排除法治，而不是追随法治。中国的社会基础中，上述因素的弊端正逐渐被一般人所认识，通过法治建设，革除这些弊端，对于法治的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排斥法治，建立能够容纳法治的社会，绝非简单。中国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愿国人为此共同努力！[1] 晓龙：《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载于《公共论丛》1996年第2期，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2页[2] 《法学词典》（增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5页[3]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伤害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5-151页[4] 周天玮：《法治理想国》，商务印书馆长999年版第77-78页。[5]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二把手49-362页。[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276页。[7] 昂格尔对中国没有没有走向法治之路的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由于缺乏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依笔者的意见，对多元主义以及宗教思想加以排的势力，首先来自地方。[8] 这里使用或许的字眼，主要是怕由于自己对苏力观点的理解有误而用。[9] 周天玮，前注书，第204-213页。

第二篇：中国律师的法治功能发展

中国律师法治功能的发展

律师制度的最早萌芽出现于公元前二三世纪的古罗马时期。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律师制度也在不断发展成为人们维护自己权益的一条路径。1996年5月15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自1997年1月1日起施行。虽然律师法已经在中国实行了有17年之久，但是律师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完全的。因为律师作为辩护人除了维护社会的正义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出于其一定的营利性还会成为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脱罪的一条途径，因为中国是一个注重人权的国家，对于案件当事人的保护也是法律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法律和律师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这样的矛盾下，律师如何发挥其适当的作用来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做出贡献呢？为什么美国的律师的社会地位这么高呢？这都是我们在探寻律师在社会中发挥的法治功能所必须要考虑的。

著名法学教授、学者季卫东先生在他的《中国律师的重新定位》中的阐述道：如果我们真准备从2013年起厉行法治，那么首先就必须为律师正名。这一句话无疑透露出当今律师界确实存在着一些不正之风，并且对于这一部分的不正之风已经引起了社会对于律师这一职业的怀疑和不认可，这显然是对中国法治建设不利的，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可，律师这个职业必定是要经历很大的挫折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从立法开始，严格规范律师的行为，并且独立，同时赋予律师相应的权利，但是也要把律师的行为公开，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样才能形成完善的律师制度，这样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也能避免有关司法部门的徇私舞弊，从一个长远的目标看，这样的规定形成之后，也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从根本上获得人民的支持，进而有效推动律师的法治功能对于中国法治建设的作用。

另外，对于律师的法治功能的发展，我们还应注意的是要把国家的政策和法律的现实发展结合起来，因为当今社会是一个更新速度极快的社会，如果我们不能适时应对，一旦出现突发情况，便会容易出现失误或者和现行法律相违背的情况，并且对于律师的法治功能要尽量具体化，比如把民法和刑法适当地区分，提出相应的专属权利等，不仅可以具体适当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还能使强制和合意出现最为理想的状态，达到社会的稳定和谐。

第三篇：做好信访工作,夯实和谐社会基础

做好信访工作，夯实和谐社会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是实现我们党执政的历史使命的重要目标。要实现这一重要目标，就信访工作而言，就是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建立良好的信访秩序，促进社会的和谐安定。

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转变信访工作观念

坚持以人为本是新时期做好群众信访工作、处理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的思想基础。在信访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上访人为中心，牢记党的为民服务宗旨，用深厚的感情、务实的态度和公正的处理赢得群众的满意，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利益。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处理好信访问题的实质，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在于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在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有利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接受群众监督，加强党和政府的自身建设。帮助信访群众解决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有利于更好地把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夯实党的群众基础，进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破除以往那种信访工作是“二线”，是“平事、挡事、压事”的观念，确立抓信访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抓信访就是促进改革发展的理念，抓信访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落实到群众信访问题调处的具体工作中，把信访工作作为党和政府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减压阀”、理顺群众情绪的“调节器”及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桥梁纽带。要求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对待和处理下岗职工、移民征地问题以及需要救助的贫困人群的信访问题，及时纠正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对存在利益纠纷的必须给予公正调处，对利益要求合理的必须千方百计给予满足，用维护群众利益的实际行动，体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在群众上访中，有理有据的是大多数，有的虽然行为偏激，但要求可能是合理或部分合理的，真正无理取闹的只是少数。我们不能因为个别群众要求过高、言行偏激就否定群众的正常上访，更不能把上访群众看成刁民，对信访问题推、拖、顶、挡。各级各部门尤其是领导同志，一定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带着深厚感情做工作，认认真真处理好每一个上访问题，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

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信访工作长效机制

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畅通渠道，建立完善的接访机制。在实际工作中，一些乡镇和县直部门在处理矛盾和问题久拖不决，甚至出现严重的后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受访渠道不畅通，许多群众找不到解决问题的人、找不到管事的门。针对这种状况，我们的做法是，从建章立制入手，全力畅通信访渠道：实行县级领导信访接待日每周一次制，接待时间、地点、人员及分管工作提前通过媒体和公开栏向全县公布；实行电话接访制，县乡各级领导把自己的办公电话和联系方式向群众公开，使群众能随时和领导联系。乡镇村开展了“调访一体化”工作。我县共成立城市信访社区办公室42个，乡镇调访办13个，村调访室140个，配备专兼职调访员420名，调解案件845件。实践证明，建立“调访一体化”工作机制是当前解决基层信访问题的有效方式，有利于解决基层缺少专业信访干部调解员等条件的缺限，整合各方面的有效力量，切实加强基层信访工作。“调访一体化”工作机制，直接深入了村屯，能够在乡镇和村两个层面上，把信访工作和人民调解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全面承担辖区内信访和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责，实现矛盾纠纷的排查、预防、接访、调解、处理的有机衔接和一条龙运作，解决一些基层单位信访工作缺位断档问题，化解当前社会矛盾，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在维护基层稳定上形成优势互补，构成一道坚定的防线。信访渠道畅通了，广大群众苦有处诉、事有人管、问题有人解决，干部与群众的距离也拉近了。

强化责任到人，建立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在以往的信访工作中，由于职责不清、责任不明，一些领导干部和信访工作人员对群众来访不负责任，拖延、推诿甚至不予理睬的现象时有发生，结果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还往往使矛盾和问题越积越大，造成严重后果。在这一问题上，我县敢于动实招、抓落实，建立起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先后出台了《信访案件办理规定》、《突发群体性事件紧急预案》、《关于信访工作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等文件。针对实际情况，成立了处臵突发事件领导小组，制定具体的措施，如属乡镇管理范围内的要求乡镇主要领导接报后必须在40分钟内赶到现场，县级领导必须1小时内赶到。对不负责任、故意拖延推诿而引起群众不满的，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因不负责任而导致事件恶化、出现严重后果的，严厉追究领导干部及信访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甚至法律责任。

深化领导下访制度。实行下访和矛盾定期排查制，县乡主要领导每月都要深入基层，使矛盾能及时被发现并解决。领导下访接待群众，是深入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有力举措。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有利于进一步畅通与基层群众交流沟通的渠道，有利于面对面地检查督促基层信访工作，有利于发现倾向性问题，深化规律性认识。要认真 总结和长期坚持领导下访制度，通过作示范、抓督查，推进信访工作责任制的落实；通过讲政策、教方法，带领和推动各级干部处理好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通过研究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进一步推动信访工作。

建立信访预警机制。一方面要强化信息报送制度，为超前介入，就地化解争取时间和主动；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不稳定因素摸排定期上报制度。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做到超前防范，确保早发现、早控制、早化解，特别注重把带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否则，处理群众信访问题就会无的放矢，导致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久而久之则小矛盾会演变成大问题，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加大初信初访的处理力度。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教育疏导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立足于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提高初信初访的一次办结成功率和就地稳定率，从制度上预防和减少重复信访。

建立劝返应急工作机制。群众上访或是因为利益受损、或是对某事不满，或是对政策不理解，如果不给一个明确的答复，达不到一定的目的，他们是不愿意回去的。为扎实做好劝返工作，要组建应急劝返工作小组，完善应急处臵工作预案，一旦发生较大规模的越级集体访或异常访事件，能快速反应，迅速处臵。

完善信访处理终结制。定期召集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律师、新闻媒体等有关人员，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法定程序，对疑难信访案件实行公开听证。对经听证会研究，确定为无理上访的，予以终结处理，及时报上 4 级业务部门备案，今后如就相同问题再到县级各信访部门上访的，不予登记处理。

信访工作是检验党和政府部门工作成效的一面镜子，是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我们怀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大意义，正确把握新时期信访工作的新特点，健全工作机制，讲究策略方法，提高我们解决群众问题和化解矛盾的能力，构建协同作战的工作格局，就一定能够做好信访工作，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从而为嫩江的经济发展建设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第四篇：法治中国-演讲稿

中国梦·法治路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梦·法治路》。

记得《中国合伙人》里一句台词让我记忆深刻，“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党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既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保障。

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内在有机联系,表明了法治对于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法律本身就是追求社会和谐的产物,和谐社会的性质就包含着对于法治的要求。法治既是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又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监狱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担负着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任，在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确保监狱持续安全稳定是我们每一位监狱人民警察神圣而义不容辞的责任，每一名有责任感，有职业理想和崇高价值追求的监狱警察都在为实现心中美好的职业愿景努力奋斗者，为此，我们还要不断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和履行法定职责的能力，真正做到“学法知责”，“依法尽责”。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动人人学法，遵法，守法，用法，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还要求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要有坚定的信念和立场，必须要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威严服务，要不断加强自身理论修养，使自己具有更加丰富的知识，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运用知识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反对各类突发事件的防范处置能力。

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民主法制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托，为了实现“法德结合，文明改造”的新理念，让更多的失足囚子早获新生；为了让共和国多一份祥和与安宁，让更多的家庭尽享天伦之乐，我们愿将青春与热血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监狱，将其变成放飞希望的绿洲；把昔日的浪子，改造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用博大无私的爱，去完成党和政府赋予我们的化腐朽为神奇的光荣使命！

二年级：李亚丽

第五篇：法治中国观后感

《法治中国》观后感

8月18日，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全景展现依法治国恢弘篇章，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该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成就为主线，内容涵盖法治建设主要方面，既有权威、严谨的理论阐述，突出思想性和理论深度，又有丰富、生动的案例故事，体现人民群众因法治进步而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抉择，不断开辟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新境界，显著增强了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该片紧紧围绕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景式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统筹谋划，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13亿中国人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征程。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着力推动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解决，使法规成为维护群众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和谐的最大公约数。从今年的两高工作报告可以看出，截至2017年6月底，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新制定法律20件，通过修改法律的决定39件、涉及修改法律100件。颁布民法总则，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预算法等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法律法规，司法与民意的契合度越来越高，从依法严惩校园暴力、暴力伤医，到严惩电信诈骗、互联网金融犯罪，再到对失信被执行人宣战，解决判案容易执行难等，都是民众十分关切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让人们感受到了司法的实效，感受到了法治中国的力量与温度。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推进全民守法，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以武汉市武昌区为例，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普法微信、微博、微电影等新媒体载体方兴未艾，崇尚法律、尊重法律、依法办事的观念正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在这里，法治精神渐入人心，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群众，学法用法守法蔚然成风，崇尚法律、尊重法律、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这部政论专题片的推出，将进一步坚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决心和信心，继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不断谱写全面依法治国的崭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铸就坚实根基、汇聚磅礴力量，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提供舆论支持、营造良好氛围。专题片站位高远、案例翔实，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历史意义，是对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性变革和辉煌成就的全面总结。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正朝着公正高效权威的目标扎实迈进，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创造法治中国建设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