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招安原因探析（合集5篇）

第一篇：《水浒传》招安原因探析

《水浒传》招安原因探析

02级中文本科五班

付辉华

学号：020580305

内容提要：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好汉逼上梁山，但根在正道社会，忠君报国，积极招安。政府的衰微，力量的薄弱，面对反抗，采取妥协政策。政府招安，梁山向往招安。梁山与政府达成协议，实现招安。

主题词：《水浒传》 招安 原因 探析

《水浒传》中的招安是梁山武装团体规模不断扩大，实力逐步增强，其内部组织结构多次改组，演变发展的结果，是梁山好汉们愚忠的表现，更是统治者无力镇压而妥协让步的一种明智选择。《水浒传》中的招安蕴涵着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的意识，这也恰恰是浓郁的封建传统思想文化环境孕育了招安。

一、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逼上梁山，魂归故里

梁山好汉何以上梁山？其途径有二。“逼上梁山”与“梁山逼上”。《水浒传》中的108位好汉可算是英雄豪杰，才能非凡，但为什么会沦落到水泊里做了盗贼？社会的极度黑暗，朝廷的腐朽，正道社会抛弃或难容具有正义的英雄豪杰，致使他们去寻找自己心目中伦理价值体系——聚义梁山，替天行道。

“逼上梁山”是“乱自上生”的根源。社会的黑暗，政府的腐朽在《水浒传》中作了深刻细致的描写。高俅为首的奸臣也是宋微宗皇帝包庇的一帮奸臣贪官扰乱朝纲，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侵蚀朝廷，染黑社会。高俅发迹的经历及其对王进、林冲的迫害就可知道恶势力在宋朝社会中的危害。新任知府高廉因高太尉而升迁，并依其势力而在当地无所不为。高廉妻舅殷天锡则倚仗姐夫权势，在当地横行害人，迫害柴皇城家破人亡。高廉因高俅而发迹并滥施淫威，殷天锡倚仗妻舅为非作歹，横行地方，可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高俅的恶势力在延伸，其危害是由上到下，由点到面的。再如，蔡京之子蔡九知府逼反宋江。宗法制度影响下的封建政权社会，任人唯亲，扩展自己权势，近臣、权贵控制朝政，导致皇权社会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内部腐朽，朝廷腐败，社会动荡不安。

此外，诸如政府司法部门的黑暗与腐败导致社会的不公。好汉们吃了官司在官府老爷审案时要上下打点银子，发配上路给押送的公人银子，到了发配地也得给牢城差拔、管营常例钱，甚至只要肯使钱，可买通公人在押送路上结果了囚徒。“司法腐败才是最大的腐败”导致社会的黑暗与混乱。

社会制度的不公，也同样会导致社会的不安与动荡。当时社会重文官轻武官，官吏等级森严，吏有才艺，立了功也不会升为官，社会制度弊端使武官责任重大却受到轻视，不被重用，清风寨的文武两个知寨不合，花荣终究走上梁山。官吏等级径渭分明，使吏中的俊才豪杰被抛弃，推向社会边缘。

“金圣叹的批评之中说‘一副才调无处摆划，一块气力无处出脱’是好汉们的悲剧所在。”“而好汉们没有机会为朝廷所用，没有机会赴疆场施展本领抱负。金圣叹所叹息的‘是谁之过也’这就是所谓的‘乱

自上生’的大悲剧的来由。”①是朝政腐朽，社会黑暗的由来。好汉们不为正道社会所用，可以分析为以下两种发展途径。一是受到冤屈，失去正途发展的机会；二是被野心者设计入彀。前种情况继续发展，便会让好汉们脱离正道社会，被正道社会逼上梁山。第二种情况，好汉们被梁山上的野心者诱骗上梁山，即“梁山逼上”。林冲多次受到迫害便是**也忍不了，最终脱离正道社会。史进烧了史家庄之后，为了“不把父母遗体便玷污了”，②坚持不落草。卢俊义是当地有名望的财主，他是极不愿落草的，但走投无路，只得上梁山。还有朱仝、呼延灼、徐宁等，他们或是被朝廷逼迫或是梁山逼迫纷纷走上梁山。而并非他们自觉自愿的走上梁山。他们不愿落草是因这不是正道，正是对梁山持否定态度的表现。他们仍然对正道社会报有极大希望，灵魂深处仍忠于他们心目中的合法政权宋朝廷，忠于正道社会的“正”。他们也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宋江为俘获的官兵解其缚时常说“不敢背负朝廷”、“误犯大罪”、“借水泊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③梁山好汉们忠于皇帝，忠于朝廷。但好汉们一方面和封建王朝作斗争，一方面又寄希望于皇帝的招安。因此，只要朝廷、皇帝招安，梁山好汉们是会接受的。

二、梁山队伍的发展、壮大，导致其性质的改变，逐步趋向主流社会，为招安奠定基础

梁山由弱到强，直至转衰的过程是其自身由外到内，形式到本质的改变过程，逐步实现招安。

1.梁山官兵数量的剧增，使其自身具有的正道社会伦理道德观

念、政治、思想影响梁山性质

梁山的成长、壮大的发展轨迹、阶段性的变化，在打破祝家庄之后是一个关键的转变。山头的重要性明显下降。而官兵的连续被裹胁上山为发展主轴。孙立以“未受屈”的军官带了大队人马上山，此后不断裹胁一流将才上山：徐宁、凌振、呼延灼、关胜、索超„„以及他们的副将，直到卢俊义上山，一百零八人聚齐。大批官兵加入梁山，数量上占了优势，超过梁山原有的盗匪出身的人数，这就影响梁山团体性质的变化。

官兵上梁山之前就是在正道社会成长生活，所接受的是正道社会的思想、意识、文化、伦理价值体系。他们是受统治阶级文化思想教育或影响长大的，头脑之中，灵魂深处始终打下统治阶级意志的烙印。官兵也是由宋朝廷教育、培养、训练的，其政治色彩更鲜明——为大宋政权的维护巩固服务的。官兵来自正道社会，而正道社会失去凝聚力（失去公正、公道，黑白不分，混淆是非等）所以他们从正道社会飘逸出来，走向社会另一端。由于这部分人骨子里深受正道社会的正统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价值的毒害，大批的这部分人上梁山将会改变梁山的性质，有意的或无意识的。就像一塘污水中注入清水，不断的注入水，污水终究是冲淡变清的。因此，梁山的团体就会与正道社会一样清白，当正道社会创造条件时，有了招安机会，他们心中的招安之心就会萌动，像春笋一样破土而出。

2.大批官兵聚集梁山，用正道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思想文化意识漂白梁山原有的山头习气、匪气、使梁山向正道社会发展

大批官军招降上梁山成为梁山的队伍的一部分，他们与梁山队伍相融的过程中，起到了影响梁山原有队伍的性质，二者经历、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等不同，但同处一个山头，相互交往，共同融洽相处，在这是与非、正与邪、黑与白的冲突磨合过程中，由于成批官兵、社会精华分子在数量上，在文化程度上、心计方面大都超过原梁山的大老粗（原梁山好汉大都是武官、社会流浪汉，接受教育机会不多）显然这些官兵、精华分子潜移默化的教育着影响着梁山的盗匪们。军官在上梁山时，其手下部将并未都跟随上梁山，而这样的军官在梁山必然由梁山原有的盗匪作其部将。这些部将受到官军的调教，自然会受到来自正道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教育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漂白山头匪性，而使其更具正道社会性。

梁山在攻打祝家庄之后，宋江把扈三娘嫁给王英，树立一个典范，从此梁山好汉不再是晁盖、柴进那种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的单身贵族，而是梁山成立了家庭。接着就是在成批官兵带着妻室上山的新的演进阶段了。官兵是封建社会的中坚分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结构的组成基石，二者合起来其实已充分具备了所谓正道社会的伦理规范与价值体系了。因此，梁山泊也具备了所谓正道社会的伦理规范与价值体系，也就是梁山泊逐步向正道社会靠拢，为今后的招安垫了底。

大批军官及其家庭、社会精英上梁山，对梁山各方面都带来正道社会的影响，逐渐冲淡盗匪集团的草莽性、江湖气。梁山黑社会性淡化也意味着正道社会意识的燃烧与旺盛，意味着梁山盗匪走向正道社

会。

3.梁山事业壮大，人事改组，分工具体化，形成了正道社会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这是梁山泊团体向正道社会靠拢的一种表现。

晁盖中箭死后，宋江暂时做了梁山泊主，即进行了第三次人事改组，其最大特点就是新上山的军官依过去两次的例子——新上山的头领获重用，而占据了重要位置。山寨共分六寨，除水军之外，前后左右四寨都以军官领先或为主体（如前寨是李应领先，但其下有两位军官与鲁智深，后寨是柴进领先，其下有四位军官），中寨忠义堂宋江、吴用、公孙胜之后是花荣、秦明两位军官。这时候梁山泊的体质又进一步发生变化，而且是具有所谓正道社会的优势，把军官的各种优点（武艺高强、职业化作战、有正规带兵经验„„）带进了梁山泊。这些宋江帝王气质的证明，改造革命团体的体质，使之所谓正道化而去其山头气、江湖气。

宋江完成了梁山泊集团改造，改变其体质的艰巨工程，聚齐一百零八个头领之后，又对梁山集团的人事与权力形式编排，组成了一个正道社会形式的政府组织机构——梁山团体职务分配形成“微型政府”。

职务分派是任何一个具有规模的团体所必须进行的，尤其是梁山泊发展壮大的分属各种不同专业的一百零八人。最后一次梁山泊团体职务分派，是继前面三次改编之后，具有终结式地往革命交战团体的军政府形式发展的意义。分派内容详细、各依马军、步军、水军、机密、打探声息、钱粮、监造„„以致于公文、印信、医疗、房舍、军

器等专业，形成一个如《水浒传》书中所形容的，真可图王霸业的军事性的“微型政府”形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微型政府”虽小，但已具备正道社会的政府脏腑，显然是以政权的组织形式向正道社会迈进了一步。

一言以蔽之，梁山团体的形成、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梁山体质改变的过程，山头主义、江湖气，草莽气漂白的过程，向正道社会一步步靠近的过程。

三、梁山集团的壮大，正道社会的解体，双方力量的抗衡，导致招安的出现

梁山队伍成长壮大的过程是其与正道社会争夺人才、军马、武装力量的过程，发展到与政府相抗衡的过程。《水浒传》多次描写政府军队对梁山的围剿，但均以失败告终。这时的梁山与政府对抗，仅仅是处于防御阶段，是力量不足，无法向政府进攻的表现。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梁山力量的壮大，梁山斗争规模扩大了，由防御战转为进攻战。攻城夺县，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摧毁县、州、府政权，用集体的武装力量消灭祝家庄和曾头市这类恶霸地主势力，真实地反映梁山集团的壮大并与政府相抗衡的现实。

梁山的壮大，也就是政府力量的衰减。正道社会的解体： 1.栋梁被腐蚀——社会开始解体

像高俅无德无才的标准小人掌握了京师禁军的人事大权，以私害公，公报私仇，闲置人才，优秀军官逐一被迫离开本职，像林冲、史进遭迫害离开本职走上梁山。这是社会解体的第一步

先从国家政

府的栋梁开始蛀蚀。

2.社会基石的松动——社会进一步解体

大厦栋梁遭蛀蚀是中上阶层社会的解体，而栋梁之下还有大厦的基石——广大的社会中下层也进行另一种情形的解体。州级官吏到地方官吏刑狱不公，营私舞弊，腐烂。如武松孟州接触的施恩、张督监。戴宗、宋江、朱仝、雷横等官吏与匪相通，使社会更加黑暗，社会上出现黑店，江湖上开着人肉包子店。地方基层吏逐步偏离正道社会，封建地主阶级中的部分中坚分子开始偏离正道社会。晁盖身为保正，竟为了一笔不义之财可以立即勾结江湖朋友犯下杀头之罪。史进也是地方地主，私通盗匪，放火烧了史家庄，流落江湖，最终梁山落草。这些都意味着封建国家的统治阶级逐渐瓦解。

3.正道社会主体力量上梁山——社会大规模的解体

祝家庄被摧毁、成批官兵被裹胁上山、攫取大名府一等才俊卢俊义的大阵仗。性质上是梁山泊对正道社会的主体力量（农村庄园联防体系、朝廷重要军官集团，社会才俊员外）进行有计划、有步骤与有意志力的正面攻击。这是所谓正道社会之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完全崩溃瓦解而被梁山泊所吞噬。正道社会的分解，也意味着宋政权的瓦解，力量削减。童贯、高俅多次败于梁山泊，梁山泊冲州撞府，攻打村庄屡屡得手，便是朝廷衰微，梁山壮大的事实。

梁山的日益壮大，大宋政权的逐渐衰微，二者形成对峙局面。统治者没有能力镇压、消灭造反的梁山集团，无可奈何情况下只好采取妥协、让步的处理方法。梁山自己的壮大，有资本与统治者讲条件，讨价还价。这为梁山招安创造了条件，最终实现招安。

四、梁山好汉们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④“替天行道” 1.梁山好汉们是忠于大宋朝廷，忠于皇帝（天子）的 梁山好汉们反抗谁呢?他们“深切痛恨的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却不反对那福根子——至高无尚的皇权。⑤正如他们所说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⑥只是奸臣当道、朝纲混乱，社会黑暗、政治腐朽、失去公道、正义，所以他们要替天（宋皇帝）主持公道、正义、打击贪官污吏，打击恶霸地主，反抗压迫，为人民报仇雪恨。

他们造反是认为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天高皇帝远，自己身受其害的，是酷吏贪官造成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酷吏贪官，并不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只是个人品质.的好坏，而皇帝仍然是真命天子，朝廷不明，仍是奸臣闭塞的结果。

所以，他们既拥护皇帝，又反贪官污吏，当皇帝为代表的朝廷招抚他们时，梁山队伍便认为是依天行道了，立即把“替天行道”换成了“顺天”，“护国”的招旗，接受招安。

2.招安是梁山好汉们共同的愿望，他们找到了归属

梁山好汉们汇聚梁山或是为了争取生存权利或是为了图半世快活亨荣华富贵，或是为了讨个出身而不得，或是为国家效力，报效边庭无门。招安则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造反者的衣食问题，拥有生存的合法权利，甚至凭自己的武艺、才能还可报效边庭立功，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其中的领导者在朝廷还能有荣华富贵，获取功名，封官加爵（宋江在未立功时就被封了

个破辽先锋。立功后加授武德大夫，赐金银一千两，锦缎十表里，花袍一套，名马一匹。）这样，梁山好汉们在梁山泊找到归属，梁山泊在大宋朝廷找到归属。

因此，宋江努力争取招安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梁山好汉们坚决的抵制和根本反抗。一百零八将中的活跃人士大多数赞成招安，即使有些反对宋江过急做法的人士，也并非是真的反对招安，而是不赞成不讲任何条件的“招安”。这种“招安”不仅不能使他们变泰发迹，而且威胁到个人生命安全。他们反对的是不成功的招安，要的是成功的招安。

3.宋江力主招安，加快了梁山泊的招安步伐

宋江自幼攻读正道社会的经史子集，受到的是正统社会的统治阶级思想文化教育，他虽私通盗匪（在上梁山前就为官府通缉的晁盖一伙通风报信），与社会游民有交往（资助社会江湖好汉，广得社会传名“及时雨宋公明”的称呼。）但宋江自始至终是忠于朝廷的。宋江忠于宋皇帝不仅是因受统治阶级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因他是朝廷的吏——押司，为朝廷办事。他生活的环境决定了他应是具有那个环境的思想、文化、伦理意识。于是宋江“于家大孝”，“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在宗法社会里，孝扩大了就是忠。宋江于家是孝，于国是忠，于国家便是忠孝。自宋江上梁山泊后，便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挂上“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企图强化梁山的为国忠的思想，争取正道社会的人们容纳他们，寻求梁山泊的合法合理性（统治者眼中的梁山好汉是草贼、背叛朝廷，大逆不道。梁山好汉，尤其

是宋江也称自己“文面小吏”，“罪该万死”。都认为梁山团体是叛逆，不合道，不合法的，名不正，言不顺的贼。）宋江为了更进一步深化他的忠的思想，让好汉们同自己保持思想一致性，紧紧凝聚为一体，接受朝廷招安，大肆宣传九天玄女的“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⑦运用天意难违来宣传忠君，招安的思想意识。

宋江不仅从思想领域来强化梁山好汉的忠君意识，而且身体力行，努力实现早日招安。宋江在为败将解其索时往往纳头便拜，屡次 讲“并无异心，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若蒙朝廷赦罪招安，情愿与国家出力。”⑧“原来宋江素有仁有德，素怀归顺之心，不肯尽情追杀朝廷残兵败将。”⑨宋江对投降的朝廷军队如此客气，“纳头便拜”，“不肯尽情追杀”，并反复讲明自己无异心，要归顺朝廷。可见他招安的心是很诚很切的。为了招安，在高俅面前称“死罪”，“万望太慰慈悯，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铭心，誓图死保。”⑩卑躬屈膝。为了招安，找到妓女李师师牵线搭桥，找到宿太尉。甚至还动用了不少的金银贿赂朝廷官员以达招安目的。正是宋江如此热衷于招安，积极招安，所以梁山团体招安才得以顺利的完成。

宋江“替天行道”，忠于朝廷，忠于国家。在招安之后，破大辽、平方腊，捉王庆，真是为国家出了力，立了功，封官加爵。至死也不忘忠义清白。当朝廷赐死宋江时，宋江还对李逵说：“我死之后，恐

11所以给李逵的酒中也怕你造反，坏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下了毒药。用牺牲自己最信赖的兄弟生命来保存自己的忠的名声。宋

12的国家忠臣形象。江做到了“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宋江如此忠于大宋皇帝，作为梁山的核心领导人物，梁山泊走向正道社会，接受招安，忠君报国也是不可避免的。

梁山泊团体的形成、发展、壮大，直至招安的整个过程，其实是他们在正道社会——游离正道社会——归位正道社会的历程。他们源于正道社会，根在正道社会，长在正道社会，正道社会出问题，把他们推向反社会一面，他们游离正道社会，然而根本在正道社会，脱离不了正道社会，所以随着自己的壮大，正道社会力量也在自己身上逐渐增大，最终自己的壮大把自己拉回到了正道社会面——实现招安。

招安，梁山队伍形成壮大的最终归宿。

注释

①王北固著《水浒传的组织谋略》，46页，上海出版社，2003。

②《水浒传》，21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4。

③《水浒传》，463页，同上。

④王学泰、李新宇：《＜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119页，天

津古籍出版社，2004。⑤⑥《水浒传》，（序言部分），7页，同上。

⑦《水浒传》，页，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4。

⑧《水浒传》，463页，同上。

⑨《水浒传》，601页，同上。

⑩《水浒传》，622页，同上。

⑾⑿《水浒传》，888页，同上。

参考书目

1.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岳麓出版社发行，2004。

2.王学泰、李新宇：《＜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评＝，天津古

籍出版社，2004。

3.王北固：《水浒传的组织谋略》，上海出版社，2003。

4.于汀：《说水浒侠义》，长虹出版社，2002。

第二篇：《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解析

摘要

《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深刻地反映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是北宋末年的历史事实。作者也以宏篇巨著的方式对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此书无论在文学性上，还是在思想艺术上都具有很高的成就。其中，书中所描写的引发招安现象的各种因素和现象，还是很吸引学者们去研究和探讨的。《〈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的根本内容是通过书中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的性格特征或阶级本色等对文章的主旨题意进行阐明。通过作者的主观情致、水浒好汉们的内部因素、统治阶级的外部因素以及社会环境等进行解释说明招安现象。而梁山好汉的内部问题，又可以从宋江的性格特点以及好汉们不同的上山方式来叙述。通过方方面面的分析和解释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导致几百年前轰轰烈烈的水浒英雄们的起义最终导向朝廷，接受招安的复杂背景和原因。

关键字：水浒传；招安；政治收编

《水浒传》招安现象分析

沂源一中

宋作霞

一、引言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每个朝代都会出现农民起义以此来反抗统治阶级的现象，主要原因是官逼民反。农民阶级受到的压迫最重，吃的苦最多，得到的最少，死亡是威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起义是唯一的选择。但是我们又发现，大多数的农民起义的反抗性并不彻底，起义者们在得到最基本的满足后或者在统治阶级的引诱下导致起义失败。《水浒传》中描写的起义者们也是这个情况。

《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深刻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斗争的作品，是我国古代农民革命的伟大史诗。《水浒传》从全程式的角度出发，以英雄传奇式的叙述方式，描绘出梁山起义军从发生、发展、壮大到招安现象所出现的诸多问题，也是历来受专家学者们高度重视的。因为招安的促成并不是单方面的结果，而是在多方面的共同协调下促成的。《水浒传》中描写的主要人物是水浒英雄。从我们的角度看，促成招安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渴盼招安的人群中，有一些出身于官僚地主阶层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在梁山泊头领中间比较能够发挥影响的人物，是宋江、卢俊义主张招安的重要基础。以宋江为代表的接受招安派在梁山头领中占有优势。因此，招安的内部因素解决了。而统治阶层通过招安来瓦解起义军，并利用起义军来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外因，内外因的相互作用，使着本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场面出现了更多的和气，更使得水火不相容的场面开始松动，有了最初的冰释前嫌。

二、《水浒传》中招安现象的分析

（一）作者的主观情致是促成招安的根源

在《水浒传》中，作者流露出自己的思想情致:书中开篇便描写了宋仁宗呱呱落地之初，受仙人指引，文、武曲星下到人间。在文曲星包拯和武曲星狄青的辅佐下，宋仁宗开创了一代文治武功的天下。这传说被安排在《水浒传》的全篇之首，显然是有意图。而水浒好汉们按照天罡地煞108星宿排位的结果，我们可 以想象一下：假如宋徽宗仿效仁宗皇帝的做法与梁山好汉早日联手，宋朝的江山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这就是作者的主观思想本质的表现。同时也可反映出，他视招安为神圣事业。在作家看来，倘为朝廷着想，理应招安梁山；倘为义军着想，理应归顺朝廷。这对双方都是大有益处的举措。从此，在后50回中，他一一完成了上述充满理性色彩的艺术设计。他把招安与受招安的场面写得十分隆重盛大，“义士今欣遇主，皇家始庆得人”，梁山与朝廷仿佛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共同构建了节日阅兵般的兴旺气象。接下去他让梁山好汉们实践了“平虏、保民、安国”的宏大理想，为朝廷屡建奇功，从而进一步确认了自己不同寻常的存在价值。接下去，便是对一一凋零的梁山好汉们的礼赞和认同了，“生当鼎时死诸侯，男儿生平志以酬”，“万年香火享无穷，千里功勋表史记”，宋江还享有“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1]等殊荣.可是作者内心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痛恨贪官污吏，反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经济统治；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从根本上推翻，甚至在感情上还向往留恋封建皇权，封建制度，这就规定了他对农民起义只能持有这种既赞成又反对的矛盾态度。[2]由此可以看出，实现招安是作者的主观情致的表现，并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

（二）宋江的性格特点是促成招安的首要因素

在《水浒传》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中，宋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艺术形象，他不是用几个章回或几个情节塑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六十五个章回节，用性格结构的多层次组合而刻画成功的。他身上具有一些优秀的思想品质，但头脑里又有浓厚的封建意识。他有反抗性、革命性的思想情绪，又有一直未摆脱的软弱性、妥协性；他虽然走上梁山的发抗道路，但他走上这条道路是极其困难的。他对梁山的起义事业有很大的贡献，但最后却引导大家走上一条受招安的失败的道路。宋江性格的二重性始终贯穿小说始终，也贯穿了他的一生。《水浒传》写出了宋江思想性格中叛逆性和妥协性的交错及其矛盾之始终得不到解决，是充分的写出了历史和阶级的严重局限在这个农民起义领导人身上烙下的深深印记。宋江这一形象是作家心目中理想正面人物形象，其最醒目的性格特点是“忠义”。“义，是连接李逵等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使他沟通关胜等一流人物思想的桥梁”。[3]无论在朝、上梁山、受招安，他都不曾抛弃“忠义”，这面大旗。

宋江的形象在《水浒传》中带有较浓厚悲剧色彩。他的忠义思想的本身，3 他的主观信念与社会实践之间，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这是一个全力与“命运抗争”却又不免被“命运”所捉弄的强者悲剧形象。而宋江的悲剧形象，其实也是对处在封建社会底层的被统治阶级的反映。

宋江的忠与义是贯穿其一生都高举的大旗，但宋江的忠与义却远没有达到“烈”的程度。作为一个刀笔小吏，他的封建性不够浓厚，而作为起义军的首领他的江湖气又不够强烈。在尽忠与尽义两个方面，他都相机行事，务实而不务虚，决不墨守成规，作茧自缚。换言之，在宋江的性格中，除了信奉忠义之外，还潜存着，表露出一种比重己思想更稳定、更顽强的因素。这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生存欲望，对于功名需求。正是这种贯穿始终的功利观念，使宋江形象在自古已有的模式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独具特色，非常个性化的，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忠义之烈”。即真诚的信奉忠义有执著的追求功名利禄的典型的艺术形象。诚然，对“建功立业”、“官爵升迁”的向往，在封建知识分子中更是带着普遍性的，其最高理想便是“生当鼎食，死诸侯”，这一点连许多令人崇敬的仁人志士也不能免俗。他们也往往把尽忠报国（或见义勇为）当成一码事来追求。

宋江的忠、义都是与功名利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其中予以的最好的结果就是博得个封妻荫子、加官进爵。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来阐明宋江接受招安的原因：

1、忠与功利的相互撞击、相互渗透。[4]

《水浒传》中，忠，主要体现为君国观念与法度观念。宋江既然“自幼功读经史”，又“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理应有着较浓重的君国至上、法度至上的意识。宋江在小说也是这么做的。

宋江私自放走晁盖，主要是出于挽救心腹之交的江湖义气，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反抗封建官府，这时的他并没有造反的意图。“放走晁盖等人”之后，宋江因“怒杀阎婆惜”而被发配江州。但是他的封建观念太浓了，以致时刻不忘忠孝，为了显示自己的忠孝，在刺配江州的路上，要绕着梁山泊走。途中，晁盖曾把他恭请到梁山，诚意劝他入伙，而宋江却断然拒绝上山“落草为寇”，决绝地说：“虽死不做不忠不孝之人。”

宋江对功名的渴望，激扬着精忠报国的热情。宋江在中期时也有名言,道：“忠心愿平虏，保民安国。”这也是他期望招安时所写的《满江红》里的句子。4 他的尽忠报国之志，总是与追逐名利紧紧地扭结在一起，而且毫不隐讳，毫不掩饰。在赠别武松时，宋江有一番嘱咐：“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拾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清史上留得了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作的大官。”[5]而在力荐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时，宋江情真意切地说：“……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它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光彩。”同样在得知朝廷派人招安的消息，宋江大喜：“我们的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磨难，今日方成正果！”[6]

2、义与功利的相互依存，相互消损。[7]

宋江的重义，不仅仅是利他的，也是利己的。宋江在小说中一出场，就伴随着大小几桩义举。他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以及由此引出的“呼保义”、“及时雨”的美称。江湖好汉们之所以异乎寻常的拥护宋江，主要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从宋江那里得到了什么恩惠，而是他们受到了宋江重义声名的感召，早已被“呼保义”、“及时雨”的传奇、佳话所吸引，所折服了。

他不无真诚的认为，他所做出种种安排，尽管使众兄弟受到一些委屈，甚至招来新的烦恼，但归根到底，总会为兄弟们带来好处。他的本意是要梁山好汉们有一个“正常”的归宿。然而正是宋江对国家的忠，对兄弟们的义，使其不能舍弃一方而独自发展。因此，向朝廷招安，完成招安事业，也就成了宋江完成忠义之举所表现出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从上述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宋江的性格特点决定他的行动方式。因而，在《水浒传》招安中，宋江渴望重新得到朝廷重用，而这也是导致招安能够实现的最主要因素。宋江的性格特点对实现招安影响深远。

（三）梁山好汉们不同的“上山”方式是促成招安的另一重要因素

一部120回的大书，有两大部分组成。其主体的部分，即从开篇至大聚义，主要写各阶层人物不同的出身原因，经历了不同的道路，被“逼”上梁山，除暴安良，反抗朝廷的故事。形形色色的“逼”，性质不同的“逼”，反映了梁山好汉们不同的生活以及心理状况，而这也构成了招安中大多数的赞成派，成为义军内部因素中的决定性力量。

粗略的看，108将的“上山”现象，可以归结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上山”现象：部分在社会中处于中下层的能人壮士或被贪官土豪逼上梁山、或揭竿而起的故事。其主要含：林冲、鲁智深；晁盖、吴用；解珍、解宝……这些人物的社会地位不同，但有着相同或相似的遭遇，均具有较明确的反压迫、反掠夺性质，具有某种自知的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意识。他们的上山是与黑暗势力直接冲突的结果。他们的抗争带着鲜明的反暴政的色彩。这些人物的打击目标从没有产生过误差，而且从低到高，逐步升级，最后还打破了对宋徽宗的幻想。这一群人在晁盖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反抗朝廷的斗争。晁盖死后，受江湖义气的影响，以及个人崇拜所累，反抗性，斗争性有所减弱，并且最终追随宋江接受招安。

第二类“上山”现象：部分在朝或在野的忠臣义士，被权奸逼至死地，英雄无路，无奈流落梁山的故事。以小吏宋江，贵族柴进，地主员外李应为代表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大环境是相当协调的。柴进有皇帝的丹书铁券护法，李应的家传武功与人品备受朝廷尊重，宋江虽是小吏，可“知县却与他最好”。他们之所以上山“落草”还想着招安，是其价值追求具有两难性质：一方面，他们想做“忠君”的典范，另一方面又追求“义友”的名声，即希望在朝廷上和江湖上都受到推重。这种两难的自我设想，在通常的情况下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权奸们却不这么看。简言之，这种两难的价值取向，正是他们的人生遭际与人生悲剧的内在性格根源。于是，在生死关头，宋江、柴进们等人对朝廷的赤胆忠心，不得不大打折扣。为了眼下的生存和明日的发展，不得不“权居水泊，暂时避难，屈身以待，伺机在起”。于是先后流落梁山，成了与第一类好汉打击贪官、土豪、佞臣的同路人。而宋江则凭借着其特有的声誉，取代晁盖，成为梁山好汉共同拥戴的领袖。

上山后的宋江、柴进们，仍坚持其两难的价值取向，身在梁山，心在朝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把晁盖的“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并打起了色彩模糊的“替天行道”的大旗。凡此，均制约着梁山的目标，纲领，活动规律乃至最终的归宿。他们既是壮大义军的功臣，又是断送义军的罪人。他们在断送义军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因此他们之所以毁人又自毁的内在性格根源，正是其两难的人生价值的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说，接受招安是其生命中所注定的结局。

第三类“上山”现象：其他各种江湖上的好汉（如独霸一方的强梁，占山为王的草寇，四海为家的游民，卖艺为生的武侠，毁誉不一的梁上君子等等），由于一言难尽的必然因素或偶然因素的激发，又义无反顾地卷入梁山的故事。其中，李逵、石秀、李俊、孙二娘，最具有代表性。他们不具有哪怕朴素的抗暴意识，很少有人与压迫者、剥削者发生直接冲突；他们大都为私情、私仇或其他私人缘由杀人放火才铤而走险“落草”梁山。他们都拥有一种高亢、明快、透明又盲目、盲从、盲动的江湖义气，他们的上山毕竟只是江湖义气激发的结果。他们可以为兄弟、朋友两肋插刀，毅然行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然而，由于受江湖文化本身所固有的蒙昧性质的左右，他们又往往屈从于某个偶像，成为体现偶像意志的工具或牺牲品。宋江就是他们的偶像，因此，当被宋江的忠与义深深打动并深刻影响他们时，他们追随宋江投向了朝廷。

第四类“上山”现象：本与梁山为敌的朝廷命官和地方名流被梁山所俘，所赚，又经宋江们百般劝诱，被迫滞留梁山。以徐宁、呼延灼、关胜、卢俊义为代表。这些人物一律身怀绝技且为人正派，是在朝或在野的铮铮忠臣良将。这些人物滞留梁山，不是什么“官逼民反”的结果，而是宋江们“统战”的结果。他们权居梁山，自然不意味着对朝廷的反叛，自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自然成为宋江寻求招安、归顺朝廷路线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

以上是对108个好汉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的描写，我们可以管中窥豹，从其中对好汉们的“上山”现象的大体梳理来进行归类。通过以上四类现象，我们可以看出，第二类、第四类的阶级意识，出身阶层等方面，决定了招安是其回归正统社会，还原本来面目的最佳途径。因而，选择招安，即忠于朝廷是其思想的本质表现。第三类人群中，由于没有文化，阶级意识淡漠，偶像崇拜的因素，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往往受内部主要的意识流派的影响，而宋江、柴进们是主张招安的主流，是决策层。因此，第三类人壮大了促进招安的队伍。四类人群中最具有反抗性的是第一类人群，但当其他三类都赞成或不反对招安时，江湖的意识形态左右了他们的行动，接受招安理所当然。

《水浒传》中的义军的内部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同意招安才使得《水浒传》继续向前发展，才会有以后更精彩的描写。同样，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任何事物都是在双方相互作用下完成的，而统治阶级招安策略的转变，是具有其主要原 7 因的，这也是水浒人物完成招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四）统治集团的政治收编是促成招安的主要外因

当梁山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好汉后，朝廷中主张以围剿的方式击败宋江们的势力占据了上风。于是，蔡京、高俅等人率领着军队开向了梁山，但是这些残忍而又愚蠢的家伙，并不了解怎样才能更好的维护赵宋王朝的利益，而是一味主张征讨和使用阴谋诡计，这也就出现了梁山好汉们在宋江的带领下，攻破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战役，打出了起义军的威风，挫败了官军的气焰，形成了一支使封建统治阶级感到惶恐的威胁力量。而在现实情况中，随着时间的发展，宋王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朽和没落，国势衰弱，军队无能，统治集团内部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以及北方的其他民族的统治集团发动的军事进攻，也难以招架，危机重重，以此改变策略．鲁迅先生论道：“其中的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利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又为当时所称道了”。[8]可见，“救亡”是一方愿意招降，一方主动寻求招安的原因。对水浒英雄们实行政治收编，以此作为企图解决这种危机的一种手段，他们广泛使用以忠义为名的各种政策，或用来召集地主武装，或用来招安农民义军，以缓和他们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危机，宋江们的忠义以及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只反贪官、权奸而不反朝廷的做法满足了朝廷中力求政治收编的一些大臣的意愿。招安对宋江们而言，既是一种政治收编，又是一种工具的利用，用他们来定乱御侮，辅国安民，维护赵宋王朝的封建统治。小说的故事情节中也是这样描述的：征辽，平田虎、王庆，最后平方腊，这些战役都是用血淋淋的事实，刻画了封建王朝的险恶用心和招安的目的。封建的统治阶级转为招安的政治策略，是一次积极的策划。而宋江们用一种思想的规训和观念的培植，用自己认同的与膜拜的思想与观念来约束自己，锁住自己，形成了空间的位移和身份的转变。这不仅仅是消灭了一支威胁力极强的农民起义军队伍，同时也将其收编，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强有力的工具。因此，封建的统治阶级进行招安的目的在于利用他们服务于己，这也是《水浒传》中招安能够实现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只有对立面的双方开始对话，接触，在某段时期内双方的主流思想意 8 识是协调的，是融合的，也就促成了双方的合作。

（五）社会因素是促成招安的重要外因

宋朝的文化以儒、释、道为主，尤其是儒家思想是当时的社会主流。“学而优则仕”、“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进取精神、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追求等等都是中国古代儒家礼乐文化的意识形态。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公之。”[9]自从隋朝开始科举取士以来，读书人的愿望就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出仕为民，流芳百世。人都是处境中的人，没有超历史的人。代代相传的、无孔不入的这种“功名”思想不仅在当时人的头脑中留有深深的烙印，而且甚至转化为潜意识在起作用。这些潜在的思想情绪在小说中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存在的。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信念：忠君报国。因此，当水浒好汉们聚义梁山时，是有很大压力的，尤其是那些原本在社会上有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的人。因而，受儒家思想中的“忠”的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就使得起义军的思想有了局限性和认识的片面性。同时，在宋朝这样一个文治的国家里，从建立开始，就受外族的入侵和打击，到了宋徽宗时，更是官场腐败、勾结外族的社会不良风气的出现，致使民不聊生，人民怨声载道。在这样的情形下，水浒好汉们“平虏、保民、安国”的思想更加强烈，寻找一条报国之路的心情更加急切。受“忠君”思想的束缚和一致对外的思想的约束，使得梁山好汉们放倒了原本高举的反抗朝廷的起义大旗，加入了维护赵宋王朝的行列中，成了任朝廷摆布的棋子。

三、总结

《水浒传》所描写的宋江等一伙人，并不只是反“贪官污吏”，从他们的斗争的整体看，更主要是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打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动摇了封建社会的传统秩序，他们的斗争是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他们的革命是反封建主义的人民革命，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彻底的革命思想，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奋斗远景，他们只能是提出朦胧的乌托邦社会，即阮小五所谓的“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百姓都快活”的社会。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9 是农民在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中的一种憧憬。我国的农民长期处于分散的状态，为个体经济的生产方式所制约，不可能产生彻底的革命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只能根据自己社会实践提出朦胧的社会理想。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但是这种社会理想性社会在当时也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它是要用政治上的平等，经济上平均的社会以此来代替现实中残酷的阶级压迫和超越经济剥削的社会。

《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好汉的起义斗争最终是受招安失败了。这在客观上向人们显示了这样一条血的教训：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之间的阶级立场、阶级利益是根本对立、无法调和的。宋江等起义的目的是反对地主恶霸、贪官污吏，并不想推翻宋朝这个封建政权，相反，他们之中相当多的人对宋朝的皇帝和清官、廉吏存在着幻想，这是因为我国的小知识分子阶层和农民阶层长期被束缚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之上，他们的思想始终不能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他们反对权奸，但总希望重新做宋王朝的臣民，同时，还有剥削阶级对他们的诱骗，例：童贯、高俅施行的阴谋诡计等等，各种主客观因素，使他们自然接受招安，甚至沦落到被药酒毒死的悲惨结局，他们受招安反映了我国历史的真实情况和被统治阶层本身的弱点。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511.[2]刘辉等.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76.[3]张锦池.水浒是一部宣传忠义的小说（未定稿）.1983，（20）． [4]刘敬圻.明清小说补论.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3.[5]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198.[6]施耐庵.水浒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423.[7]刘敬圻.明清小说补论.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6． [8]鲁迅编撰，郭豫适导读.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0.[9]李泽厚.论语今读.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91.11（衬页）

第三篇：【中文毕业论文】浅议水浒传以招安为结局的必然性-初稿

浅议《水浒传》以招安为结局的必然性

江西铅山余建华(中文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我国古典长篇白话章回小说《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自该小说问世以来，历代众家对其发表过议论与评价。有对水浒英雄们“替天行道”、“忠义双全”大加赞赏，但却对以宋江为首的领导者，走了投降路线（招安），造成众多英雄命运的历史悲剧而批判，指责的；有对水浒英雄们（尤其是指宋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接受“招安”，其主观愿望是为了“平虏，保民，安国”这种爱国的正义举动大加赞赏的；也有对以上观点采取折衷办法的。

本文是想从宋江起义和招安史料上有明文记载；民间传说、话本，宋人的笔记和元人杂剧等文艺体裁的文字记录；以及作品本身结构，创作规律和作者主观创作意识。这三个层面来谈一谈对这部书，最终以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的结局的必然性，作一些粗浅的探索。

关键词：水浒英雄招安历史的必然性文学创作的规律性作者思想的动因力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水浒传》是一部累积型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讲史与小说的合流。它内容与体裁既来源于小说，但又不全是小说的继承，同时还采用了长篇的讲史体制，从而把讲史与小说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招安”问题历来是众写手的“金字招牌”。无非或褒，或贬，或折衷。笔者今天不想再走他们的老路子，仅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子”精神，和近二年内在学校收集到的一些资料，也就斗胆地想从三个小层面浅议《水浒传》以招安为结局的必然性。以求教于老师。

一、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和招安（投降），史书上有明文记载

《水浒传》是作为一部小说流传在读者中间的，但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又并非完全出于虚构。大凡熟悉宋代历史的人，都能在宋史典籍里见到几处零星记载着宋江与方腊的起义（叛乱）的内容，只不过文字简略罢了。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我国北方爆发了一场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叛乱）。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与南方方腊起义约略同时。关于这次起义，《宋史·徽宗本纪》，《张叔夜传》，《东都事略·侯蒙传》等史籍都记载极为简略，关于宋江等人的结局，或言擒之，或言降之，互有出入。

《宋史》卷二十二《徽宋本纪》云：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云：„„以徽猷阁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动巨舟十馀，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南宋人所撰野史中述及宋江等事迹的，如王稱《东都事略》卷一百零三《侯蒙传》云：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谿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闲不忘君，忠臣也。”起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李焘《续宋编资治通鉴》卷十八云：宣和二年十二月，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1

至是入海州界，知州张叔夜设方略讨捕，招降之。

李zhī《十朝纲要》卷十八云：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又云：（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指方腊）上苑洞。

由以上各项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或者说可以证明北宋末年确有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于河、朔，京东一带的事实，且声势浩大，其结局是梁山宋江一伙招安了（也就是投降了），做了正规军去替朝廷出力了。这些史料固然简单、单薄一些，但其大体方向是一致的——起义军招安了。只不过《水浒传》的作者把它演义出更加轰轰烈烈一部大起义小说罢了。

二、《水浒》故事取材于民间传说，说话人的话本，宋人笔记，元人杂剧等体裁中

上面也说了单凭简单的史料，当然写不出一部波澜壮阔的斗争史诗。《水浒》的故事大部分是有一定的根据来的。它们有的是根据民间传说，有的根据说话人的话本，有的根据宋人笔记，有的又是根据元人的杂剧等。

北宋末年，正值女真、蒙古民族先后南侵中原。加之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致使外忧内患，民不聊生，民族危在旦夕。饱受虐待的百姓，恨透了统治阶级。凡是能够与贪官污吏作斗争的团体或个人，都成了他们同情与颂扬的对象，寄托希望并以此来鼓舞自己的斗志。

宋江等人在山东地界起事，大约确如《水浒传》中所说，以“替天行道”为标榜，“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专门对付贪官污吏，所以得到了民众百姓的同情与歌颂。虽然后来终于投降了朝廷，但是众多英雄的奇闻轶事，还是“深入人心，播腾人口，街谈巷论，流传不息。”

南宋时“说话”盛行（宋人称说书为“说话”，说书艺人为“说话人”，说书人所用的脚本为“话本”，见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及吴自牧《梦梁录》）。

有人把宋江等英雄故事笔录下来，作为说话人的话本。也有人凭着自己的想象力，利用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英名，虚构些可喜可悲的事情，写成话本，供给说话人演出，于是这类故事便在民间越传越神，越说越丰富起来，流传面也就越来越广了。

水浒英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时候，也适好是说话、杂剧等众多的文学样式繁荣和成型之时。宋后期以来，水浒英雄的故事，已被艺人们演义得淋漓尽致，民众也以听水浒故事为乐事。（只不过当时所演的英雄故事，不叫水浒英雄故事罢了，“水浒”一词是《水浒传》的作者加上去的。）众多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和杂剧相继问世。宋庐陵人罗烨所著的《醉翁谈录》的“小说开辟”一节内，录有话本一百零七种，分为八类。其中公案类有“石头孙立”一种，朴刀类有“青面兽”一种，杆棒类有“花和尚”，“武行者”两种，大概都是水浒故事的刍形吧。《水浒传》中所写孙立，杨志，鲁智深，武松等人的事迹，或许有一部分便是根据这几种话本，可惜现在那话本只存目录，故事如何，无从知道了。

元代的无名氏所辑的《宣和遣事》涉及水浒故事的部分，虽内容非常简单，可能只是说话人的提纲，但却给我们展示了《水浒传》的最原始风貌，恐怕是最早话本了。此书着力叙写了“杨志卖刀”，“晁盖七义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末尾还提及受张叔夜“招诱”，并说：“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元代也出现了一批水浒剧目，水浒的情节和人物，也日渐曲折和丰满。水浒英雄也由原先的《宋江三十六人赞》中记录的三十六人发展到七十二人，后又发展壮大为一百零八人。对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水泊梁山的描写，也更接近《水浒传》了。其中的英雄人物“李逵、武松、杨志、林冲、鲁智深、宋江”等已有生动的描绘。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元明传末之讲史（下）》中，录了洪迈的《夷坚乙志》里的一段话：“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卒。

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见蔡受冥谴，嘱生归告其妻，云“今只是理会郓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乙志》成于乾道二年，长宣和六年不过四十余年，耳目甚近，冥谴固小说家言，杀降则不容虚造，山泺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

从先生摘录的资料（《夷坚乙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水浒英雄的结局是“杀降”了。

《宣和遗事》云：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往诸路巡检司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从《宣和遗事》的记载中，我们更能看出《水浒传》后半部宋江等受招安平方腊的蓝本了。元朝和明初杂剧盛行，很多取才于梁山泊英雄故事，如今已大半失传了，除此之外，宋人笔记如王明清《挥麈后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邹浩《道乡集》都或多或少地记录了一些后被《水浒传》为蓝本的故事，在此就不一一录出了。总之，宋江一伙受招安的结局，在那时的各种体裁文艺中均能找出来。

三、《水浒传》以宋江等英雄受招安的结局：即是小说创作规律本身的要求，也是作者自身主观意识形态的书面表达

纵观这部巨著，可谓洋洋洒洒，书中的故事真是可歌可泣。读之：使人捧腹大笑，使人暗然伤神；使人嗟叹不已，使人悲咽不止。天下奇书也！这样一部极富生命力的作品，其思想性理所当然是复杂的，多样，岂能用一法去量之、裁之。文学作品的鉴赏定要依据文学自身的规律而论，只有这样才是鉴赏之宗！过去，很多人一谈到《水浒》中的“招安”问题，就会马上用“阶级论学说”去套，就会用“政治思维”去理解“文学思维”。笔者认为，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实践论”，更不是“实事求是”地去看待问题。人类社会中的阶级产生是人类野蛮社会过渡到人类文明社会的标志。如果我们不按照其自身规律办事，就会出现偏差和谬误。

下面我们先从这部小说的结构上来分析，看看作者安排水浒英雄最终以招安为结局，是不是有其特殊地历史必然性。

小说可以看成是“聚义——忠义——招安”的三部曲。第一部：聚义。从第一回至第六十回。作者首先花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水浒起义其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遭遇，向整个社会伸延开去，勾画出来宋代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显示出不同的人物怎样在其独特的命运里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英雄们之所以走上水泊梁山，作者突出的是“逼”与“无奈”。正因为突出了这一点，众人物的举动就被染上悲壮的英雄色彩。这就和那些传统地唱出“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山大王们划清了历史的界线。正如金圣叹所云：“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

水浒英雄被“逼”而上水泊梁山后，又是通过什么来结伙的呢？也就是说他们凝聚力是什么？一个斗大“义”字使然。这伙人的出身反映出的是社会的多层面：他们并不完全是农民，其中有渔民、流民、城镇平民、手工业者、猎户、小商人，也有下层的知识分子、行脚僧、江湖道士，有封建政权机构中的小官吏、小军官，甚至有不少中小地主，也在不堪官府压迫下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正如书中所云：“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在这个阶段，作者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独特的命运描述，深入地刻画了英雄们义聚梁山的窘境。

第二部：忠义。从第六十四回至第八十二回。在第六十回里，书中写道厚首领晁盖在曾义市中箭身亡，宋公明被义推为梁山的新首领。宋江也就发表“易帜”的演说词：“小可

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从此开始，梁山的精神也逐渐从“聚义”走向“忠义”。在小说里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把原来的“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形式发生了变化，内容自然也有新的内涵。这无疑不是作者为后来英雄们的集体招安埋下的有力伏笔。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标志着梁山的武装力量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可谓形势喜人，一派欣欣向荣之景象。这个阶段是梁山的军事鼎盛时期。宋江高举“替天行道”；“护国保民”的义旗，利用忠、孝、仁、义的个人魅力，团结拢络诸多好汉，智取卢俊义，燕青，赚关胜，擒索超，捉史文恭；兵打北京城，智取大名府，兵陷东平府；两赢童贯，三败高太尉。就是在这一种情形下，作者也没有忘记对“义”的延伸和对“忠”的巩固的刻画。智赚卢员外，活捉史文恭，张清等好汉是义的延伸，放走童贯、高太尉等人也正是忠于朝廷的表现。

第三部：招安。从第八十二回至第一百二十回。以八十二的“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为转折，梁山受招安已成定局，正式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宋江将梁山寨前一直悬挂的杏黄旗帜：“替天行道”，撤换为两面红旗：一面是“顺天”；一面为“护国”。真正地“易帜”了，身份正了，成了朝廷命官了。“顺天”后的英雄们，自然也就得去“护国”了。

水泊里的英雄们为什么会从“聚义，忠义走向招安”的道路呢？从上面的结构和情节分析中，我们不难认识到英雄们是受了传统的忠、孝、仁、义的礼教束缚。他们把归依朝廷是“忠义”的最完善的终结。正如宋江对武行者（武松）所言：“„„如得朝廷招安，„„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燕顺劝“霹雳火”秦明投靠梁山时，秦明听罢，便下厅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兼受统制使官职，又不曾亏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反朝廷？你们众位要杀时，便杀了我。”此时的秦明对入伙一事，可谓以死相报，不肯相从。“他们”要留一个好名，怎肯做强人，背反朝廷，这是大逆不道之事，这种思想不要讲是在宋朝，就是到了辛亥革命后，大多数国人还有这种思想，故而有那么多的“臣民”还要留辫子（清朝的特产）。英雄们在那种制度下还不可能认识到“赵官家”王朝的腐朽统治是自己坎坷命运的根源，是天下所有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他们只能是一种混浊不清的感觉。只知“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还只有一些“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同姓弟兄之谊罢了。真可谓“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相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虽有鲁达，武松，李逵，林冲等人的反招安之声：“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但最终还是以宋江为代表的招安派占了上风，“瞻依廊庙”去了。因此，我要说水浒英雄故事结局为招安是该书情节、结构、人物性格所致，其必然性就在此。

翻过头来看一看，本书作者的主观意识如何？谈到本书作者又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因为至今学术界尚存有争议。（作者的问题，非本文求证，暂放一放不谈），但大抵不出是罗、施二人。

依据文学创作本质论而言，每个时代的作品必然会带有那个时代的气息。一个作者的作品同样也会印刻上那个作者的印记。这是创作规律，无可回避地事实。《水浒》这部巨著也是如此。

《水浒传》这部小说是在长期民间创作的基础上，经过说话人的综合加工再创作，又经不同思想倾向的文人多次增删修改累积而成的。书作者广泛搜集了宋元以来的有关水浒题材，依据了少量真实史料，吸取《大宋宣和遗事》采取长篇讲史规模的长处，同时又保持“小

说”虚构的特征与生动细腻的描绘技巧（圣叹有云，春秋之笔）。终于形成了中国第一部真正地白话长篇章回小说。它标志着讲史与小说的合流，是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文学想象与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形成本书感人的艺术形象。如宋（江）十回，武（松）十回，石（秀）十回等就是本书的新亮点，精彩华章。这些传奇故事体制是作者的新创造，体现了作者在长篇创作中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必须把它提高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去考察”。《水浒传》中的招安问题，究竟产生于怎样一个“历史范围”，它的出现，究竟蕴涵怎样的时代意义？

宋江这支起义军的千军万马的大聚义，虽然不尽符合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它却符合宋元明三代以至中国封建时代的多次农民起义实际情况与客观规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至清王朝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正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历史，才产生了《水浒》这样的小说。

《水浒》反映的时代，确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化的历史时期。北宋王朝一方面对外屈膝，缴纳岁贡；一方面穷凶极恶，掠夺民众。有名的“花石纳”，使百姓破产，激起“饥民并起为盗”。《水浒》选择了这个时代，把宋江起义军的历史事件描写成声势浩大的千军万马攻城夺县的人民大起义，也是符合这一时期历史生活的真实的。

但同时还必须看到，水浒故事在本书形成之前，曾长期流传于民间，又经过了说话艺术与元杂剧的种种艺术手段的再加，从而距历史上的宋江起义越来越远，打上了种种的民间意识，增添了浓厚的市民色彩。比如“招安”与“征辽”就体现了梁 山好汉“顺天护国”的愿望，而“到边庭上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也成为书中众好汉的共同人生理想，这些都需要我们后人来结合宋元以来，民族矛盾的历史相联系，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关于施耐庵，没有什么可靠的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他曾参加过张士诚领导的农民起义，未必可信。但他生长淮北，时代较罗贯中为早，元末轰轰烈烈地农民大起义，当是亲身经历过的。正因为作者的身世的原由，才以作品在“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的悲剧氛围中结束。尽管其中含了“早知鸠毒埋黄泉，学取鸱夷泛钓船”的一些人生遗憾，但他们毕竟是道义上的胜利者（风风火火闯过九州吗！）他们只有如此选择，从而获得了“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的某种人生崇高感。

至此，作者基本上完成了他的悲剧情节的构建，也不正是自身情感的一种宣泄吗？小说这种结局理所当然为作者自身主观意识形态的书面表达。是书中情节所至，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真实！

注释：

① 中国古代小说专题/张燕瑾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重印

参考页码：（90页—96页）ISBN7-04-010497-0

② 鲁迅全集（9）/鲁迅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12重印

参考页码：（139—149页）ISBN7-02-001532-8

参考文献：

1． 张燕瑾主编《中国古代小说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 鲁迅著《鲁迅全集》（9）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3． 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

（四）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4． [清]金圣叹评点文子生校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上、下）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5． 施耐庵罗贯中著《水浒全传》岳麓书社1990

6． 何心著《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7． 朱一玄 刘毓忱主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第四篇：宋江关于招安的讲话

宋江同志在梁山泊招安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忠义堂隆重集会，只有一个主题：接受招安。我跟卢俊义同志交换了意见，我们一致认为，从现在起，务必把梁山泊的工作重点由继续造反坚决转移到接受招安上来。这是关系到梁山党生死存亡、前途命运的无比重大的政治决策。接受招安与继续造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我个人认为，主动接受大宋朝廷招安，是我们梁山党惟一正确的选择，任何其他的道路都是死路一条。下面我讲三个问题，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第一，为什么要接受招安？

许多同志问我：我们好端端的一个梁山泊，正在走向兴旺发达时期，为什么要接受招安？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把“忠义堂”与“替天行道”的本义讲清楚。

晁盖同志牺牲之后，我们挥泪继承晁天王的遗志，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并且公开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这是对晁盖同志革命路线的发展和创新。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虽然我救过晁盖同志一命，他始终把我当作救命恩人，但晁盖同志毕竟是我们梁山泊革命的伟大领袖。没有晁盖同志的卓越领导，就没有今日梁山泊的大好形势；没有晁盖同志的卓越领导，就没有高俅一类贪官污吏和奸佞小人对梁山泊的闻风丧胆；没有晁盖同志的卓越领导，就没有我们接受朝廷招安的先决条件；没有晁盖同志的卓越领导，我们梁山泊所有同志极有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苦斗。总之，没有晁天王，就没有新梁山，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大家知道，梁山泊革命在晁盖同志上山之前，是王伦同志在此称王，他们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故而一直没有形成什么领导核心。林冲同志把白衣秀士杀掉了，晁盖同志当头是众望所归。晁盖同志是梁山泊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大个子不在了，我这个小个子成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同志们还记得吧，我是坚决不当头的，但是由于梁山泊革命形势的需要，大家非让我当头不可，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梁山党的党员啊！是党员总得做一点事情吧。

我的出身你们都晓得。从小我读的是孔孟之书，父亲教育我做一个“忠孝节义”的人，也就是对皇帝要忠，对父母要孝，对自己要节，对朋友要义。在大宋党山东省郓城县委办公室工作时，我对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恨之入骨，是他们极大地败坏了大宋党和皇帝的声誉，所以我坚决主张杀尽贪官，以最大程度地维护赵皇帝和大宋党的光辉形象。我反复思虑，晁盖同志的“聚义厅”是很好的，但不够完善，只讲“义”，不讲 “忠”，我们梁山泊就没有出路！人们对我评价甚高，赞扬我是什么“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等等，可见朋友们以为我宋江是最讲一个“义”字的。错了！错了！同志们，我宋江讲义气不假，但是做人首先要讲“忠”，就是必须无条件地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忠于大宋天下。我的基本路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皇帝圣明，朝廷也是好的，是那些奸臣和贪官把事情搞糟了。“忠”是我宋江心中“义”的道德底线，没有这个“忠”字，任何“义”都是小“义”，甚至是假仁假义，万万要不得！因此，“聚义厅”必须改为“忠义堂”。再说“替天行道”。所谓“天”，就是皇帝，就是朝廷，就是大宋天下。所谓“道”，就是孔孟之道，绝不是老子之道！此时此刻，我想对同志们说一句掏心话：我是以皇帝之心为心，以朝廷之心为心的，而不是老子所说的“以百姓之心为心”。不少人说，我把 “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还公开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这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一条地主阶级路线，是对晁天王的背叛，是什么改旗易帜！同志们，不是我改旗易帜，而是有的同志僵化保守，搞教条主义。

书归正传。我们梁山党为什么必须接受招安？其实刚才我已经讲得差不多了。我是为了同志们好，为了梁山泊好，为了老百姓好。只有接受招安，大家才能有一个好的前途，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武松同志还记得在我上梁山之前对你说过的话吧，当时你这条好汉正要到二龙山参加革命，我曾经推心置腹地说：武二兄弟，男子汉大丈夫，来人世间走一遭不容易呀，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牢记“忠义”二字，有朝一日，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抢，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主张走招安的道路，没有个人的任何私心杂念，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完全彻底为了同志们好啊！请大家理解我的良苦用心。有人骂我是投降派！我就是投降派！投降皇帝，投降朝廷，是我宋江最大的光荣，同时是全体梁山党人最大的光荣！总而言之，为什么要接受招安？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为了梁山泊同志们最现实、最直接、最重要的核心利益。

第二、怎样接受招安？

目前在梁山党内的确存在着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一条是继续造反的错误路线，一条是争取招安的正确路线。一些人打着晁盖同志的旗号反对我们的招安路线。在一百零八将中间，有不少老革命不愿意甚至坚决反对接受招安的正确路线，李逵、阮小

二、阮小

五、阮小

七、武松、鲁智深、吴用„„这些同志的表现很不好，令我失望和痛心。那天，我一时兴起，填了一首词，其中写道：“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武松同志便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兄弟们的心！”李逵同志更是大喊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倘若不是吴用军师求情，我非杀了你李逵这个黑厮不可，竟敢如此无礼！武松同志，你不能跟那个黑厮比，他不晓事，你是一个明事理的大将军，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名正言顺地做国家臣子，怎么就冷了众人的心？

关于怎样接受招安，我这里再次强调两点意见。

其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大家务必清醒地意识到，我们都是被贪官污吏和朝廷奸臣逼上梁山的。就我个人而言，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满腹经纶，报国无门，尽管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博得一些虚名，但是在30多岁时依然功不成，名不就，为朋友两肋插刀，杀了阎婆惜，发配江洲城。但是，我宋江一不怪皇帝，二不怪朝廷，三不怪制度。我只恨奸臣当道，小人专权，屈害忠良。今日大宋皇帝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贪官利用，暂时昏昧，我相信总有云开日出那一天！当时我的心境可以这样概括：“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那个狗官黄文炳硬是说我反对皇帝、反对朝廷，那是莫须有的罪名！朝廷是好的，皇帝是英明的，世道昏暗，民不聊生，都是高俅、黄文炳一类奸臣、贪官造成的。这一点，早在山东郓城县委办公室工作时我就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梁山泊的同志们应当始终相信皇帝，相信朝廷，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皇帝和朝廷保持高度一致。我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绝不能把贪官与皇帝混为一谈。有人说，今天大宋天下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亦即劳苦大众与贪官污吏的矛盾，而皇帝则是地主阶级和贪官污吏的总代表、总后台。他们认为，不反皇帝，就不是真反贪官。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和极端有害的，是僵化保守的极左思想。我们必须从自身核心利益的高度，充分认识接受招安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认识接受招安的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争取招安的正确路线上来。

其二、严格纪律，执纪如山。我们这支队伍，不仅是有理想的队伍，而且是有纪律的队伍。过去我们的理想是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人人平等，共同幸福。实践证明，这个理想是不现实的，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我们杀富济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破坏了先进生产力，破坏了社会秩序，破坏了伦理道德。陶渊明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对于梁山泊革命的破坏性，我是早有认识的，但我没有向晁盖同志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只是跟着走，跟着打，跟着干，说了许多违心话，办了许多违心事。晁盖同志是伟大的，但他提出的理想是不现实的，不客气地讲，实质上是空想。过去的事情不能改正，将来的事情还可以挽回。实在是误入歧途还没有走很远，我认识到现在的道路走对了，而我们过去走错了。我们已经从根本上调整了梁山党的理想，不是要继续造反，而是要改邪归正，积极地、主动地、创造性地接受招安。政治路线确定之后，我们必须用铁的政治纪律确保其贯彻落实。没有最严格的政治纪律，接受招安的政治路线势必要落空。晁盖同志是非常注重政治纪律的，他多次强调，只有加强纪律性，梁山革命才能胜！接受招安，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谁反对招安，谁就是反对革命！我这个人历来主张多换思想少换人，不换思想就换人。卢俊义同志提出一个观点，凡是反对和阻碍招安的大政方针，经过耐心说服教育而仍然不改正错误的人，视其情节轻重，有的要开除党籍，有的要罢官，有的要抓起来，有的要砍头！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这里我要警告李逵同志以及其他反对招安的同志，谁若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胆敢违反纪律，继续鼓动造反，我们就一定要对他实行最严厉的纪律制裁。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

第三、接受招安之后怎么办？

关于接受招安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我可能讲过至少100遍了，这其中就包含了招安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卢俊义同志说我是梁山泊招安的总设计师，这个评价不敢当，但自打上梁山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思考招安问题，每一个细节都想到了。想来想去，被招安后我们应该办好三件事。

头一件事，果断解散梁山党，恳求加入大宋党。我原本就是大宋党的一名忠诚的党员，是那些贪官污吏和奸佞小人开除了我的党籍，他们把我置之死地，才不得不投靠梁山泊，加入梁山党。在坐的108位高级领导干部中，60%以上的同志原先都是大宋党的党员，大家对大宋党还是有感情的。我们重新加入大宋党，可谓“两头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大闹西岳华山的时候，我向朝廷主张招安的宿元景代表说过：“宋江原是山东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黑旋风他们天天想的是造反，而我天天想的是招安，因为招安是梁山泊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解散梁山党，加入大宋党，肯定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尤其是梁山党的早期党员、普通战士和广大老百姓。我们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说明白。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赞成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执迷不悟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有人妄图在受招安之后与我决裂，打着晁盖同志的旗号杀回梁山，重做冯妇，那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对于这样的人，不管他功劳多大，地位多高，格杀勿论！我宋江生是大宋人，死是大宋鬼。在梁山党解散以后，谁敢反对大宋党，谁想让梁山党死灰复燃，莫怪我宋江无情无义！尤其你李逵这个黑厮，你若再说什么“便造反，便怎地”，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我第一个砍你的猪脑袋！

第二件事，拿出实际行动，报答朝廷招安的大恩大德。如同梁山泊内部存在造反派与招安派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样，大宋朝廷内部也存在着征剿派与招安派的激烈斗争。我们要继续发扬过去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与朝廷的一切敌人作拼死的斗争，不惜流血牺牲！用事实说话，用行动说话，用“保国安民”的事实和行动回击朝廷的征剿派，同时回击我们内部的造反派。我曾经说过，宋江本无异心，只求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倘得他日重见恩光，生死不忘大德。我们这些人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时避难，造恶甚多。只待圣主宽恩，赦免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今日大宋天下，稳定压倒一切。同志们都晓得，过去对朝廷构成最大威胁的有四大匪寇，分别是：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前几天，我跟朝廷派来的招安谈判代表谈过了，如果方腊他们拒不接受朝廷招安，我们梁山好汉要主动请缨，浴血奋战，不灭绝那三股反朝廷、反皇帝的黑恶势力，我宋江死不瞑目！有人说，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还有人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就去打方腊。这些话千真万确！管他们说什么！方腊他们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若不早日剿除，日后必成大患。我们就是要勇敢地去平田虎、诛王庆、讨方腊，拼死维护大宋皇帝和大宋朝廷的神圣尊严。

第三件事，升官发财，光宗耀祖，青史留名。同志们不妨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初造反、革命为了啥？假如能够平平安安地做官当老爷，稳稳当当地升大官发大财，谁还冒着生命危险造反、革命、上梁山？有的人肯定会说，大宋政权腐败透顶，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我曾经是大宋党的一个小官，对于大宋党的腐败最有发言权。大宋政权的的确确是腐败透顶了，但那都是奸臣和贪官搞的，皇帝是亲民爱民的，是英明伟大的，朝廷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其公平正义是不容置疑的。有人说什么，“杀尽不平人，砍尽不平事”，“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表面上看是为了老百姓好，其实是害了他们。大宋天下有多少不平事，靠我们能够解决得了？造反只能添乱帮倒忙，最终还得靠朝廷、靠皇帝嘛！我的乡党孔夫子说得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伦理原则和社会秩序不能变，更不能乱。老百姓懂什么？他们骂腐败，骂不公，那好比狐狸骂葡萄酸，要是能够吃上葡萄，也就不说葡萄酸了。大宋天下今天存在的一切重大问题，惟有皇帝和朝廷才能解决，造反和革命只能起破坏作用，严重干扰朝廷和皇帝的伟大战略部署。必须指出，晁盖同志的精神境界比我高得多，他是大公无私的，他是坚决主张把梁山革命进行到底的。但是，那条路是死路一条。晁盖同志的思想，至今在梁山泊还有很大市场。朱贵同志说：“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李逵同志说：“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还说什么：“晁盖哥哥做大皇帝，宋江哥哥做小皇帝”。许多同志误解了晁天王的思想，虽然他是坚决反贪官、反皇帝、反朝廷的，但他从来没有自己当皇帝的想法，没有打倒皇帝做皇帝的意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责任为晁盖同志说句公道话。我是坚持晁盖同志的革命路线的。大家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名正言顺地升官发财，难道不是造反和革命的最终目的吗？吴用同志曾经建议我搞统一战线，联合辽国，消灭大宋，实现晁盖同志的革命遗愿。此言差矣！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大宋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大宋朝廷。久后纵无功赏，也能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理不容！我们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上面简要讲了三个问题，谁是谁非，历史自有公论。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送我一首诗，诗中写道：

郓城一小吏，跳槽忙生意。

生意三百六，人心数第一。

何以买人心，及时行小惠。

仗义亦尽忠，逼上水泊里。

只因道不同，聚义改忠义。

押司成寨主，招安大道弃。

好汉逐个亡，英雄气炸肺。

公明云志遂，绿土变红泥。

时势造宋江，宋江逆天意。

杀贪保赵家，巢兄笑尔迷。

向使不从赵，天下知姓谁？

小贾失大道，生意终尽赔。

血警后来人，莫效宋小吏。

我们向朝廷和皇帝尽忠，问心无愧。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未来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可能会说，宋江这个人是个大好人，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整个民族都知道投降派。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罢！

谢谢同志们！

第五篇：论《水浒传》悲剧结局的原因

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

年 级： 2010 级

班 级： 01 班

姓 名：

IC卡号：0182103***** 指导老师:

日 期：2011年5月15日

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

论《水浒传》悲剧结局的原因

姓名：***

四川教育学院611130

Tel：15828******

E-mail：27******** @qq.com

【摘要】：小说《水浒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贯穿全书、无比鲜明的爱憎立场，众多既让人钦佩不已又让人叹惋的英雄人物，但这些都不足以抹煞掉整本小说从中透露出的悲剧情愫。也许正是施耐奄先生在经过再三考虑后对小说的结局做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安排。然而，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只不过《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的现实背景下，由作者施耐庵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其中故事是经过民间不断地流传、改编，之后施老先生再根据自己的总结、编排而成的一部小说。本文将从小说《水浒传》悲剧结局来论述产生这一悲剧结局的原因。

【关键词】：悲剧、原因、社会历史、文化、人性

悲剧结局是《水浒传》的重要思想，让很多读者在读完之后不禁扼腕叹息。金圣叹曾对《水浒》进行了腰斩[1]，使之成了“断尾巴的蜻蜓”。[ 2 ]但仍然消除不了走向悲剧结局的痕迹。悲剧是由招安导致的，揭示了农民革命的弱点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本质，进一步阐明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性。本文力图从尊重小说作者创意图的原则出发，探讨一下《水浒传》悲剧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人性背景等。

一、《水浒传》悲剧结局的社会历史背景

《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的现实背景下，由作者施耐庵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其中故事的情节是以北宋末年的历史为背景的。这种复杂的情况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生活归结为北宋末年的历史真实的现实生活，而应联系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特征和明代的现实生活来认识《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且，作为文学作品,其中所描写的生活图景又是社会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认识《水浒传》所反映的生活，也不能离开作家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分析《水浒传》最终的结局问题。

宋江起义发生的时间是在北宋末年。由于北宋末年政治日渐腐败，统治阶级对外极力妥协，对内极力大肆搜刮，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造成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更是大兴宫室，浪费无度，创花石纲，劳役繁兴，加之水旱自然灾害的侵扰，人民无法生活，相继发生了宋江和方腊等起义。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却流传了起义的故事。而北宋政权在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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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打击下变得更加衰弱，终于被女真人占了汴京，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宋徽宗和宋钦宗也成为金国的俘虏。[3]

南宋建立后，偏安江南一隅，并没有抗金的决心，而且重用投降派秦桧，杀害主战派爱国将领岳飞，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也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但是面对半壁江山为金国所蹂躏，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时，许多农民起义开始转变斗争的方向，出现了从“反王”到“勤王”的趋向（《水浒传》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里的忠是对于朝廷、对于政府的忠）。[4]一些原来因反阶级压迫而起义的农民义军与新起的义军,把斗争方向迅速地转到抗金方面来，或接受了宋的招安，或表示愿与宋联合抗金。这是新的政治形势下出现的农民起义的新情况。

腐败的南宋政权勾结蒙古势力消灭了金国，而自己却在1279年被蒙古灭亡。于是蒙元的异族统治在中国的大地上造成了更加黑暗的政治局面。蒙元不仅残酷地镇压了汉民族的反抗，而且采取民族歧视的政策进行统治，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统治并不能维持长久，元末相继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蒙元统治的农民起义，著名的代表人物朱元璋终于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于1368年推翻了元朝统治而建立了明王朝。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彻底背离了农民起义的路线，而实行大权独揽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一方面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缓和阶级矛盾,令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一方面又虐杀功臣、造党狱、抄杀不为君用的封建文人。造成明初极为严峻的政治局面。

而宋江起义的故事传说就是在这样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背景下发展演变的，《水浒传》就是在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下最后形成为一部巨著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水浒”故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影响，因此,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是单一的北宋末年的现实生活,而是包括着北宋末年，南宋、蒙元和明初等不同时期的广泛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因此，《水浒》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尤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其中许多重要的情节，并不是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实而具体的敷衍，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的艺术虚构。鲁迅很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5]他又认为：“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被害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6]鲁迅认为“征辽”一节的形成“亦非始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驰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7]这些都深刻地论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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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水浒”故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思潮的不同，由于创作者思想见解的不同，许多情节被创造出来，许多情节被改造了，许多情节更复杂了。这种情况决定《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必然十分复杂，而且带有矛盾。

《水浒传》这部作品的实际描写以及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印象,是一部农民起义的史诗;虽然它也写到了征辽的活动,但并不是一部以抵御外敌为重要内容的文学作品。宋江在小说中虽然有“统豺虎、御边幅”的思想和征辽的实践,但他主要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宋江之所以主动接受招安,还是由于他的忠君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这些我将在下文作具体的分析。纵观《水浒》全传,招安毕竟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策略,尽管招安解决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但招安的结果必然使农民起义走向失败。

二、《水浒传》悲剧结局的文化根源

在中国存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对中国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全国可以说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思想是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活跃局面，而在秦灭之后的汉王朝，从武帝开始实行“摆出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正式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20世纪至今的这段时间里，国外很多学者对于中国的儒家思想称之为“儒教”，现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一说法，由此可以想见，一种思想成为近乎于或者说就是宗教的思想，而且在中国不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几乎都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指导思想、主导思想，对社会、对国家、对文化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深刻。

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君、爱国”的思想及其提倡的一系列严格的礼法制度，对历代的人民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束缚。忠和义是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血缘宗亲关系结构的观念形态，它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道德行为规范和伦理范畴，是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还有后来以儒家经典为主考内容的选官制度“科举制”，更是将一代代文人束缚在没有实用价值的“经典”之中。儒家思想中提倡的“中庸之道”“隐忍之道”指引着人们“克己复礼”“节欲”“淡泊明志”，众多的仁人志士在这样的思想禁锢下消磨了意志，逐渐地刻在他们心中的忠于皇帝、忠于君、忠于朝廷、忠于父辈的根深蒂固的思想。

宋江作为封建官僚统治机构中的一员，职务定位很自然地便赋予了他忠君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作为押司又是一个不登封建官级品阶的“猥鄙小吏”，职务和地位都使他同下层人民之间保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下层苦难人民的了解和同情，赋予了他人格中的义的内涵，而这种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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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内涵在一定条件下又往往与叛逆性相通。当他杀死了阎婆惜，当他在浔阳楼写下反诗，成了一名被官府所欲捕杀的在逃罪犯时，他终于被逼上了“梁山”，成为朝廷的叛逆者，同那些被逐、被缉、被杖、被囚、被黥、被配等入伙“梁山”的叛逆者一道，进行着叛逆皇帝的活动。

然而，当宋江成为了一名叛逆，参与并领导了“梁山”的叛逆活动时，他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并不曾被剪除，仍在他心灵的深处埋藏着。李逵一句“哥哥休说梁山泊主，便作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将潜在于宋江心灵深处的叛逆与忠君的矛盾揭示开了。晁天王死后，宋江便不能不将这一矛盾摆在了实践层面上。

宋江掌握“梁山”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晁天王“梁山”的“聚义厅”为宋江“梁山”的“忠义堂”。一“忠”字之添，标志着“梁山”由叛逆到忠君两种存在性质的转换，标志着由反皇帝到走向招安实践目标的转换。当宋江通过“石碣受天文”，以合法的形式成为“梁山”的主宰时，忠君与招安便也以合法的形式主宰了“梁山”。宋江的就位誓词“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也同时意味着是对皇帝的誓词。宋江对反对他招安所作的解释，正是他在忠君与叛逆的冲突中，忠君战胜了叛逆的内心独白：众弟兄们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从宋江性格的三个发展阶段看,宋江的思想大致上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是封建正统观念很严重,但他结交江湖好汉,讲究江湖义气,其后身遭压迫,在与梁山泊兄弟共同的斗争中,培养和发展了叛逆的思想,后来接受招安,便以“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约束自己和梁山泊兄弟们,不允许兄弟们重上梁山造反,从这里可以理会到,宋江接受招安,固然有其他的思想。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宋江实际上已成为皇帝派驻在“梁山”的一名控制“梁山”众英雄的朝廷官员。可见，是宋江截断了“梁山”走向更高一级叛逆层次（以改朝换代作为叛逆的号召和叛逆的最终目的）的路，他成了“梁山”英雄殒灭的第一杀手。而这一悲剧根源正是深植于宋江形象内含的叛逆与忠君两者的深刻的冲突之中。

三、《水浒传》悲剧结局的人性和奴性渊源

从前述宋江与“梁山”群落的悲剧内涵上，已清楚地看到，有了宋江的忠，才有了宋江主宰“梁山”的招安路线；有了“梁山”群落的义，也才有了“梁山”对宋江的招安决策的奴婢式的屈从，在这里看忠和义的实质都是奴才主义的奴性意识。作为奴性意识，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人性的扭曲。它产生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财产与权势等级制下的等级性人身依附。早在周代便已出现森严的等级划分。中国封建社会愈向后来成熟地步发展，封建等级便愈加繁杂，人身依附便愈加严苛。在森严的封建等级社会结构里，不仅被统治阶级是奴才，统治阶级内部也是以不同的等级被区分开来的。这样，等级低的人是等级高的人的奴才，小官是大官的奴才，大官是皇帝的奴才，皇帝又是皇帝老子的奴才。石秀曾经这样骂梁中书：“你这与奴才作奴才的奴才！”这就深刻而真实地揭示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人都是奴才的社会本质。从这里也就找到了奴性意识存在的社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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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同时也就找到了关于奴性意识和作为奴性意识的忠义何以能成为累世累代的中国人的普遍意识的原因。

奴性意识和作为奴性意识的忠义，不仅对于作为叛逆者的“梁山”群落是一剂毒饵，而且对于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官僚统治机构也是一剂强腐蚀剂，加速着它向腐烂深渊的下坠。尽管奴性意识对于统治者和对于叛逆者的“梁山”来说，在具体的运作指向和运作方式上有别，但作为奴性意识的存在和奴性意识的本质则是同一的。这种奴性意识存在于统治者的头脑和存在于“梁山”叛逆者的头脑之中，是一样的既深且固的。这诚如清代一揭所写：“项羽有拔山之力，而不能拔奴性于一纸；„„鲁智深垂杨可拔，奴根恐难奋臂以驱逐。”[7]在人性与奴性的冲突中，《水浒传》所体现的则是奴性的胜利与人性的毁灭。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由于受立场、视角以及时代的限制，未能从《水浒传》是统治者与叛逆者共同的悲剧这一整体意义上来认识它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更由于社会危机的深重，叛逆与反叛逆的矛盾就自然成为最具敏感性最具尖锐性的起义闪爆点，故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叛逆者都将视线集中落在了《水浒传》所具有的叛逆性上，从而忽视了它的有利于皇帝不利于叛逆者的本质，造成接受者主体与《水浒传》本质的双向性背离。

早在明崇祯时，奴才刑科给事中左懋第向崇祯帝告密，他以“世之多盗”“皆《水浒》一书为之”，要求下令：“家俱不许藏，令各自焚之。”（《兵科抄出刑科右给事中左懋题本》）再如清乾隆皇帝的奴才福建省道监察御史胡定在向皇帝的告密奏折中写道：“盗言宜申饬也。阅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水浒》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臣请申言禁止，将《水浒传》毁其书版。”（清江西按察衙门《定例汇编》）乾隆、嘉庆、咸丰都曾敕谕严禁《水浒传》的流传，不许刊刻售卖。

封建社会出现的叛逆者，自然是将他们的视点放在《水浒传》的叛逆性上面，例如天地会效仿《水浒传》“梁山”的忠义堂，将会员聚会的地方也叫作忠义堂。清代另一叛逆性的洪门组织，对于“梁山”的效仿就更为具有典型意义，朱琳《洪门志》有如下记载：

大哥传唤“新官人”时，“新官人”须即答应“有”或“到”。走到“月宫门”前，把守人阻止，问答如左： 问：你来做什么？ 答：投奔梁山。问：投奔梁山做什么？

答：结仁结义。（第十五章第二节《香堂设置新官人上香》）

铜章大令往下扬，满园哥弟听端详；大哥好比宋江样，仁义坐镇忠义堂；二哥好比吴用样，智谋广大兴山冈；三哥好比徐宁样，有仁有义掌钱粮；四姊好比钟娘娘，湘江会上摆战场；五哥好比林冲将，有赏有罚在山冈；六哥好比李逵将，人人称他小义郎；七姊好比一丈青，祝家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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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兵；八哥好比陈达将，掌管令箭圣贤堂；九哥好比石秀将，替兄杀嫂上山岗。满园兄弟龙虎将，仁义道德天下扬。铜章大令讲完了，忠义堂前把令交。（第十七章第三节《外八堂执事二五铜章令》）。[8]

由于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受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奴性意识的束缚，而无法认识《水浒传》“梁山”忠义的奴性本质，这当然也是自然的。

四、作者本身忠义价值观念的影响

应当说整部《水浒传》是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本质真实的艺术再现，但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作者受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受我国传统文化中忠义价值观的局限，在体现《水浒传》忠君与叛逆的冲突时，一定意义上放大了忠君的道德含量。正是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作者将宋江送上招安的道路，将“梁山”的英雄兄弟一个一个地推向了招安的祭坛，从而降低了叛逆性的烈度，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叛逆的正义性与常规性目标指向。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又说作为“梁山”首领的宋江，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之所以是这样，只需了解农民义军首领张士诚屡次邀施耐庵入伙都遭到拒绝便不难找到答案。正是由于施耐庵的不反皇帝，故才有宋江的不反皇帝。由于施耐庵的忠，也才有宋江的以报效朝廷为矢志的招安。这也是施耐庵写招安的宋江、投降的宋江而不去写反皇帝的方腊的奥秘所在。不过也应公正地看到，施耐庵在赋予宋江及“梁山”以忠君内涵时，同他当时所具有的复宋反元的民族主义也有一定的联系。从根本上看，忠义价值观与一定限度的犯上精神的整合，是施耐庵思想的主宰，这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为古代知识分子铸就了的观念型范。施耐庵正是在这一观念模式的主导下创作了《水浒传》这一悲剧性小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水浒传》的悲剧，也就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观念的悲剧。

参考文献：

[1]《从金评本<水浒传>看“腰斩”问题》.崔茂新.齐鲁学刊.2000/05 [2]《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3] 《论<水浒传>的受招安及悲剧结局》.《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03期.王小丽

[4]《论<水浒传>的悲剧意义》.《齐鲁学刊》1999年第03期.佘树声 [5]清·褚人获《坚瓠集·奴根》

[6]《后来居上的〈水浒〉人物——公孙胜》.侯会 [7]《20世纪水浒故事源流研究述评》.王丽娟

[8]《中国古代、近代悲剧理论概说》.赵山林.艺术百家.19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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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vel “Water Margin” leaves a deep impression on people.Throughout ,the book presents us with a very sharp-cut position on love and hate, also many a great heroes that we can not help admiring and sighing However, the touch an ending with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s rightly arranged by Mr.Schneider Um, on second thought Nevertheless, there indeed ,exist such a man and his deeds in history, but the author Mr.Schneider Um created “Water Margin "on the ginning of Ming one ,whose stories have been wildly spreaded and adapted among the civil.afterwards Mr.Schneider Um complied all this into a novel in accordance with his own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sertate the reasons for this tragic mood behind its end Key.Key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