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平：法学研究的方法论——以民事诉讼为中心2009.11.19.[五篇模版]

第一篇：张卫平：法学研究的方法论——以民事诉讼为中心2009.11.19.

法学研究的方法论——以民事诉讼为中心 法制网2009.11.19.访问

主讲人：张卫平教授

主持人：肖建华教授

主持人肖建华教授：大部分同学都是张老师的FANS,张老师在西南政法是我的老师,硕士毕业就成名了,是西南政法诉讼法毕业的第一届硕士生。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叫张卫平，但他的笔名叫章程，呵呵，大家去清华可能找不到张老师，只能找到章老师。张老师兴趣很广泛，他喜欢赛车，喜欢玩山地车。现在请张老师给我们开始讲座，讲座题目叫法学研究方法论，而且以民事诉讼为中心，我们听讲座的同学主要是民事诉讼法研究生，也有其他专业来的。现在请张老师给我们做报告。（鼓掌）

张卫平教授：同学们好，我可能有两年时间没有到法大研究生院来和大家见面了，本科昌平校区我去年去过了。法大今年有两件事比较有名，一个是中欧法学院，这个项目法大能够拿到很不容易，对于法大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还有一个是比较让人遗憾的。我以前是必然论的观点，随着我阅历的增加，改成了偶然论的观点。比如我今天和大家见面就是偶然的。有了偶然就涉及到大家如何看待偶然，存在一个我们如何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发生，他的原因，当然，我们更多的是把他当成一个社会学问题来考虑。我们有多种观点，有一种观点是现代人在大城市中也处于原始状态，也会发生丛林之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战斗，会有各种各样的挫折感。在失败的焦虑中，我们往往会发生一些极端的事件。

回到我们法学研究，同样有方法论问题。我们所面对的现象，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同样有方法论问题。我们的生命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如何在有限的生命内，取得研究上的成功，这就是方法论。当然这和舒国滢老师的法学方法论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的是法学研究方法论。舒老师讲的更多的是如何适用法律，贯彻法律问题，我们讲的是如何研究法律，法律的发展。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我们在什么视角下研究问题才能找到真理呢。条条大道通罗马。但有的真理的道路是唯一的。我们如果没有选择这条道路，你可能永远看不到真理。我们讲法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来取得真理。在经济学上最讲究方法论的，在19世纪最有名的世纪方法论之争就是门格尔和斯曼伦的争论。门格尔坚定的站出来批评斯曼伦等人的观点，指出应该以典型的经济现象为依据来分析经济问题。到了五、六十年代到现代，经济学上又争论的是X论点之争，就是费里德曼的观点，他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可以以假设、假说为依据，可以是不存在的，只要这个假设和假说和研究的问题是一致的就行，这个就叫经济学上的X论点。

那么在法学研究当中呢，我们主要注意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有：历史法学派、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纯粹法学派等。对于纯粹的方法论，法学界不是特别的关注，不像社会学，心理学这么关注。我们从某种关注，某种视角来看待法律现象的问题，更多的把其看成是一种方法论的问题。因为视角，方法依据什么理论来研究，作为依托，也是方法论问题。布坎南，哈郁克他们公开的宣称他们是一种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且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否定一种必然的，客观规律的研究方法。马克斯看待问题的是一种阶级论，一切问题都是不同阶级，阶级之间互相作用、运动的结果，由此得出各种结论。从现在看来，金融风暴、金融危机不断蔓延以来，很多人认为马克斯的阶级论有很大的解释力，有很大的解

释空间。

作为民事诉讼法来讲，我们通常来讲，传统的，常用的还是一种规范的东西。也就是从成文法中一种已有的东西出发，运用一种逻辑的方法不断推导、推演出应当得出的结论。基本上从大前提，小前提推出来的，我们是一种逻辑方法。所以法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应该是如何理解法律研究问题，应用法律问题，从应然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法律、应用法律的问题，什么理由有这样的法律规范。以我个人的角度呢，我是比较坦率的承认，我的研究方法是自由主义的。在金融风暴发生以来，很多人就说金融风暴的发生和弗里德曼、哈郁克这些人，他们的理论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人是理论杀手，他们宣扬政府不要干预，导致政府干预不力，因为这样而导致金融连锁反应和崩溃。在经济自由主义看来，他们也没有否定政府干预，弗里德曼也不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只是反对像凯恩斯主张的那样政府全面干预经济。读一读他的货币主义，他是强调对货币监管的，强调对金融监管的。我们把帐算到弗里德曼身上很不合适的，我们因为政府监管的不力，而说成是他们的理论问题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样一种观点建立在个人是非常理性的，政府也是如此。人们选了一个人当总统，这个人并不

会因此成为天使，成为天才。

政府和组织也是一样，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他们当然不会完全为人民谋福利，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对土地法，土地制度有所了解。许多地方政府正是利用土地制度剥夺农民土地，因为你是一个地方政府，就要代表当地人民利益。正因为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我们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是有限的。每个人有追求客观幸福的权利，我们要相信人和一般的动物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能说让一部分人牺牲，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这是不可以的。我们要相信每一个人的发展才是人类的发展。回到我的观点，民事诉讼中，借用上面的观点和方法，现在我们的体制存在职权干预过重，职权干预过大。我们要尊重当事人意志，不起诉，不上诉，我们要承认证据契约，哪些证据可以拿出来，以一种契约化的观点，从当事人出发。如果不是从当事人出发，从集体主义出发，就是不好的。我们现在又强调调解，一些法院已经达到了80%、90%的程度。

按布坎南的观点，把经济看成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目的来的话，你就会以这个目的来强调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我们现在简单理解了，强调和谐社会，我们有这样一种做法，目的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等同于手段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样的话，手段的不合理性和非正当性就被目的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所遮盖了。如果我们把调解看成一种秩序，我们就当然会强调当事人之间的自愿。如果我们强调的是一种宏大的目的，尤其是一种整体目的，长远目标和目的，调解本身就有问题。调解的“背靠背”就出现了，调解的均衡状态，或者我们所说的纳什均衡就出现了，双方只有调解才是唯一出路。因为是“背靠背”的，你必须要调解。在目前情况下，你必须履行一部分义务，要不然会付出更大的损失。在强制调解中，你必须调解。如果追求宏大调解，其方法论是集体主义，为了更大的目标，人成为了手段，而不是目的。我最喜欢康德的一句话：人不是手段，只是目的。虽然现代伦理学来看，康德的理论是非结果论，很多问题是不能解释的，但这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我们也可以做社会学的考察，法院的运作是行政化的运作。法院强调的是效率，强调的是等级化。在再审中，我们可以看到，原一审的适用一审程序，原二审的适用二审程序，如果一审的案子被上级法院提审的话，注意，提审的，适用二审程序。这时，我们看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呵呵，我出来讲座很少会板书，但我的书法真是不错的。书法和年龄有关。现在像肖建华教授这样年轻的民诉法学者，没有时间做书法这种陈旧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要注意，如果适用提审再审的话，一审去哪了呢？二审中不是必须开庭的，实际上运作成了非正式开庭。提审后实际变成了一审终审，当事人失去了程序救济的权利，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如果从司法行政化的角度来理解的话，我们就认为二审法院的级别比一审法院高，由二审法院审理就获得了足够的权威，没有必要救济。正是由于司法行政化的权威，剥夺了审级利益。在制定这法条时，由于司法行政化的意识，就没有考虑审级利益的问题。每一级法院都应该保证审级利益，我认为应该取消提审制度。

我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有问题，我们要从不同理论分析他，就能看的很清楚。在民诉中，一种新兴的方法是社会学的方法，深入基层做调研。这种调查是一种描述性的调查，只是指出是什么，而不是指出应当是什么。这种调查不能有价值判断，应该是客观的。就像韦伯说的，要保持价值中立。这种调查不管什么结果都应接受，你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但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接受社会现实。这样一种考虑和分析有什么好处呢，他不是从一种规范，一种理论出发，而纯粹是从一种制度是如何运作的。比如我们分析一下基层法院是如何理解司法解释的，如何理解证据规定的，如何执行证据规定的。这样的调查的结果有可能和法律、立法者要求是相背的，这也就为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可靠的保证。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现在所受的是法学训练，少了社会学严格的训练，很难把田间地头的调查做成社会学上的标准样本调查。比如他必须是通过地方电话簿来抽样的，而不是通过商业电话簿、行业电话簿来抽取样本，电话簿上得有所有人的电话。社会学上调查的训练，他不像我们法学上规范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一种规范在国情中的适用看出其是否是合理的，我们对法学文章的判断能从文章的论述和行文中看出其是否正确。而社会学中的田间调查往往是没有办法进行检验的，这也就导致了，不少人为了出成果，就从事田野调查，你的数据结果是没有办法检验的。北大陈瑞华老师的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废改革问题和苏力老师的调查结果完全相反。我认为，他们两人中肯定有一个或者是两个是错误的，不可能两个都是正确的。据说，他们两个是去的同一个地方进行调查。我们可以说，他们肯定有一个是错误的，或者两个是错误的。我们运用社会学方法进行田野调查，如果我们没有相当的学术训练和较高的学术道德来支持我们的调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在民诉中，运用社会学调查的方法是要注意的。我们在民诉的研究中还是要进行规范研究方法。

今天中央就开了改革开放30年大会，回顾下我们民诉的发展，现在民诉的论文非常之多。但我们目前处于无皮之毛的阶段，也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民诉的发展处在自说自话的状态，通过国外理论的研究、借鉴，这方面可以有很大的发展。对文本和实际制度的考察，是很有好处的。但我国没有将判决公开的制度，我所做的研究只是对于个别案件得出的结论。我们很难全面的针对整个民诉得出他的全貌，我们并不知道法官是如何想的，并不知道律师是如何想的，我们远离了司法实践。所以我就特别希望通过社会学的调查实践来了解司法实践。但我们法学人，很难从事社会学调查。实际上只要把判决公开，把理由公开就可以了。国外法学研究很少说有从事法学社会学调查的。国外的大学会要求他们的教授一年去接一两个案子，我记得牛津和剑桥大学就有这样的规定。但是英美法的特点就是他必须要有实践。他和大陆法系是不同的，他不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而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当然这两大法系，我们理解英美法如果不通过大量的案例，只看法律文本，你是不能理解他的。而大陆法系，作为一种规范，作为一种理论建构，一种体系化的东西。比如在大陆法系中，诉要分为形成之诉、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形成之诉来源于形成请求权，形成请求权来源于形成权，形成权来源于形成义务；进入诉讼中，形成请求权转成形成之诉，形成之诉转成形成判决，形成判决转成形成力，形成力是否有执行力这就是一个问题，他们是一套的。整个民诉的建构中，一方是当事人，一方是法官，双方相互作用。每一个概念都有相当的要

件的。

作为中国的民诉法学，我们应该作为一种规范法学，纯粹法学和实证法学，应该这样理解和认知。我们现在学者有一种倾向，偏离规范，偏离实证，我们也注意到一种“山寨”化的研究。规范的研究仍然是大陆法系研究的主流，你可以有一些用哲学方法、法社会学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但主流的东西，为本的东西仍然是规范分析，仍然是从法的规范性、合理性、正义性这些方面出发，层层推导出每一个法律内部的逻辑关系。作为实证法律，作为从实证主义角度来看待法律，法律体系内部应该是一致的。当然你从批判法学角度看，法学总是有问题的。但批判法学总是过眼云烟，后现代法学也只是非主流。我们不能把后现代法学和批判法学当成一种主流的东西来看待。

法律当中有没有不确定性，当然有不确定性，但不确定只能是例外，含糊、模糊也只能是法律的例外。由于社会现象极其复杂，我们交由司法解释进行解释，交由法官自由裁量，交由司法者在司法活动中依据自己的良心、依据宪法，依据法律的理念和基本原则进行解释，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人为的去制造一种不确定。我们所定义的集体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如哪个集体才拥有对集体荒地的承包权，我们是有意识的让其模糊。当然，一方面，我们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基于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我们是不能承认集体土地能够转让的，不能承认农民拥有集体土地的。严格来讲，社会实践是很难进行试验的，而每一个活动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条件下都是可能不一样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是非常复杂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给了自然村进行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只能在模糊的状态下，在不确定的状态下进行试错，试错的结果能否被社会所接受。也就是这个制度是否具有可接受性。不确定的坏处就是在于不确定给了贪污腐败分子能够利用这个模糊性为自己谋求利益。也许我们就是希望城市能够掠夺农村土地，也许我们就是希望公民能够具有的权利被剥夺，以此来促进城市的发展。所以在有的情况下，事物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润滑剂，就是改革者改革的空间。所以在制订物权法的时候，巩献田先生和王利明先生能够进行论战，按照童之伟先生的观点，他们在宪法中都能找到论战的依据。一方面是公有制作为依据，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作为依据，宪法中都有。在我们的宪法当中是人为的制造矛盾，如果宪法中没有这个矛盾，宪法当时很可能是难以通过的。我们在研究分析时，要分析矛盾产生的原因。

在民事诉讼中，他的基本特点是寻找平衡，在实体法中，我们寻求的是各种利益的平衡。在民诉法中，我们寻求的是不同价值取向的一种平衡。你比如说，就起诉制度来说，你移植国外的诉讼要件来分析，我国的起诉条件实际上借用了国外的诉讼要件，这无形中提高了起诉的门槛。但我们也可以这样分析，我们刚刚进行的是法理分析，从接近司法来讲，从司法为民来讲，这是有问题的。但为什么还要有立案庭，还要严把立案关呢，这是有政治原因的。我们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的一个司法制度，所以我们不能按照法治的理念来看待问题，必须看各种效果，看各种政策。法律服从于政策，法律政策化，也就是说从人治向法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在判案中要注意哪些案件能够在法律上得到真正的解决，哪些案件是我处理不了的，哪些案件有政府的因素。在人治转向法治的过程中，案件多多少少有政治的因素。司法者很难按自己的意思办理案件，他当然要把立案的门槛竖起来。我们讲要降低门槛，司法为民就是矛盾的。还有一些是技术上的，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矛盾，一方面强调诉权自由行使，但也确实存在滥诉的情况存在，我们需不需要对滥诉的行为给予处罚呢？处罚会不会妨碍诉权自由行使呢？所以需要进行权衡。那么就会存在当事人的权利和法院干预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要强调程序正义的话，我们一定要给予程序上的救济权。那么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才是符合效率的，才能节省司法资源。如在管辖异议中，被告应在收到起诉书后是否应十五天内提出管辖异议呢，一审法院做出否定裁定时，当事人是否可提出上诉呢，在上诉被驳回后，又是否可提出再审呢？我们需不需要设计一个这么复杂的制度呢？我们来看一看，管辖的目的，如果不这样看，就看不出问题所在。从司法解释来看，基本认可了我们的制度设计的。但在专属管辖中，我们不尽要问，你有权利进行这样的限制吗？你能限制管辖的种类吗？你解释的依据是什么，法理的正当性在哪里？

呵呵，那我就稍稍多讲一点。我注意在民诉法中，我们过于关注细微的问题，少了从全局、整体角度关注问题，少了从宪政、公理角度出发看问题。我们如果有了全局的角度看问题，有了体制的思考就会好得多。如果我们从平等，中立，从武器平等出发，我们就能更深刻的理解细微的问题。比如从撤诉问题来看，你只要满足形式上的要件，你是起诉人，不论如何理由，你都是可以撤诉的。那为什么法院有权裁定不予撤诉呢，我们需要理由，是为了权力行使寻找借口，这是为权力干预提供条件。如果已经进行了开庭的实质审理，撤诉需不需要征得被告的同意呢？如果你的制度设计是撤诉后可以再起诉，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撤诉就一定要被告的同意。这是从当事人平等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当事人主导的角度来考虑的。所以考虑问题不止是从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自从加里?贝克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经济学的原理运用于所有社会现象进行分析。比如说加里?贝克尔对零售报刊要设计的很简单，而对自动售货机则要设计的比较复杂，特别是对钱币保护的很严格。我在日本东京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呢？（同学说：报纸不值钱）不对，报纸和可口可乐是一个价，也是五元钱。这就要求经济学解释了，报纸是边际效用递减，报纸是看过就没有用了。而易拉罐这东西你可以一瓶瓶往家里拿，这是不递减的，你今天喝了，明天又想喝了，你可以储存。你报纸储存一百份有什么意义呢？加里?贝克尔就是这样分析的。

在诉讼法中，证明标准问题也可以用经济学进行解释。刑事诉讼中是排除合理怀疑，民事诉讼中是高度盖然性。我们可以看到，人权，自由，秩序，而自由是最可贵的，人的生命权是无法弥补的。在经济学中，民诉中的证明标准，财产无论归原告还是归被告，这个财产都是不会消失的。在刑诉中，如果真正的被告没有被逮住，而冤枉了一个人，这个社会成本是双倍的。真正的被告逍遥法外，他还有可能犯案。所以应该更加严格的保护当事人，不能

没有抓住真凶，反而把人又冤枉了。

为什么我强调同学们一定要提问呢，就是我讲了后，同学们有一个思考，同学们是受众，会有一种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要释放，要通过什么来释放呢，就是通过提问的方式来释

放。

肖建华教授评述：我们可以感觉到张老师对于法理学、经济学有广泛的阅读，他的书房就是小型图书馆。张老师法理学方面的著作藏书绝对超过一个法理学方面的教授的法理藏书，我对他的讲座进行一个简单的评述，他选取的学术径路决定了他能不能成功。马克斯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他抓住了人性，抓住了人性喜斗的一面，穷和富的斗。韦伯正好相反，他采用后现代的方法，找到了人能够取得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就是合作，人的交往理论。福柯提到形形色色的市场和规则背后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你的话语权。这个世界千变万化都是在一种线索中进行阐释。作为一个线索，从古代到现代，都是贯穿始终的。包括张老师，他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理想主义的思想是他研究的主线。当然我对他的主线得出的结果，并不太认同。但他的主线中排斥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人的地位，我也一直反对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人。在对抗制的情况下，大家认为竞技是公平的。但在中国权力这个东西太好玩了，这个

权力一定要受到一定的制约。

另外一方面，张老师在法学研究方法论当中用规范的方法进行研究，对于社会学的方法进行了评述，认为其是个别的，不具普遍意义。比较典型的是苏力教授，虽然他才华横溢，但这也不能遮掩从事实到证据之间的逻辑过渡的缺失。我们要争取民诉的发言权，现在民诉一些领域都被法理学占领了，像范愉老师的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就把我们占了一部分。我们要吃这一碗饭，不光是从学术的角度吃这碗饭，我们还要以法官自身的角色来审视问题，我们司法实践和民诉理论都要重构。法社会学的这种研究方法，这种角度，让我们感觉到北京和北方其他地区经济上的差距，及其产生的不同影响；南方、北方也有差距。我们在制定规范的时候要更多的考虑这些因素，要让规范适用于每一个角落，中国是一个老大帝国。

张老师谈到了民诉和经济学的关系问题，经济学对当事人主义的提出是有潜在影响的。在经济学的框架下，当事人主义、极度职权主义、辩论主义都可以分成几个模型，而这些模型正是经济学的模型。我们可以感觉到张老师在多学科中吸取营养，是他取得民诉研究成功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是他的规范研究方法。（呵呵，张老师应该是不会介意辩论的，因为西政就有辩论的传统。）我们说法学的模型，任何规则都有例外，例外之外还有例外。因此我们看到所有模型是被切割了的，不成模型的模型。我们在经济学中看到这样的数据应用到模型中，但在法学上，简单的把数据应用到模型中，这就过于学术化，失去了法律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我就从民诉的实质正义的角度来说，这样简单的形式化的东西，会导致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冲突。我就简单评述到这。

张卫平教授回应：由于时间有限，我的一些观点不能展开。明天是全国检察长会议，他们也邀请了我参加。（呵呵，实际上他们是知道我会反对检察院抗诉的。）但我们要明白一个界限，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法理研究和政策研究都是有区别的。我们需要权力监督作为一种政策性的措施，作为一种考量，作为应对当下司法腐败的应变措施。当然，我们从长远来看，不是检察监督的问题，而是法官制度和司法体制的问题，假设我们法官已经达到西方国家那种典型法治国家的法官，而且我们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来保障这些法官以自己的良心和职业道德来审案，这时检察监督就没有必要了。政策考量就在于要以当时的条件、环境，临时出台一些措施，有些措施可能是错误的，但在当时是必要的。学理、法理、政策措施是不同的概念，比如对于已经获得判决支持的债权能否进行转让的问题，这就有个政策和法理的问题。从法理上看，债权是完全可以自由转让的，但从政策上来看，取得判决支持的债权能够转让的话，就很有可能出现专门的收债公司，由于司法腐败的存在，他们很可能会形成某种联系，形成某种共谋，共同来收取债权，共同获取利益。所以，在法理上限制获得判决支持的债权转让是不合适的，但在政策上是完全合理的。我们这些理论当中有非常理想化的研究，而且我们要继续向理想化的研究挺进。我们要做到逻辑上严密，人格上做到最远大、最高远。实际上，我们又要根据现实制订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和我们的理想是有冲突的，我们

要调适我们的理想。

肖建华教授：现在大家可以提问。

问：张老师，我想问一下有关诉讼契约的问题？

张卫平教授：诉讼当中的契约如果没有程序法的规定，是可以适用实体法的。比如合同中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可撤销等等。我国法律中还没有接受诉讼契约，当然我认为当事人通过契约来处分自己的权利，是处分原则的表现。诉讼契约是双方意思表示的体现，我们从理性的角度，诉讼契约都应该承认的。但是，如果有欺诈，那么就是另外一件事，我们担心的是，会不会因为诉讼契约上约定放弃上诉权，但有欺诈存在时，法院还驳回上诉呢？实际上诉讼契约也是合同的一种，其他合同我们都不担心，担心诉讼契约是多虑了。

问：张老师，我想问一下，您说要以规范分析为主，但我们目前的研究有脱离实际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

张：我们的规范分析、理论分析能够具有实践意义，就是要公开所有判决、公开所有的判决理由，当然国家秘密除外，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真正的有实践意义，才有针对性。

问：张老师，从经济学角度，您如何看待审判监督制度？

张卫平教授：从经济学角度，那就是说你的诉讼救济和诉讼成本要考虑，看其是否是适当的比例关系。再审的成本是最高的，要慎重。在法学上要考虑已经生效判决的既判力，要考虑司法权威。总得来讲，再审程序都应该是谨慎的。在这个时期，由于司法腐败的问题，我们还不能把这个门关的太小。

问：张老师，我想问下2000年公布的《证据规则》的存废问题，证据规则的机械化操

作导致了很多问题。

张卫平教授：证据规定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这些证据规定当中，体现了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按照三月章的说法，即使是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当中，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其后果也应由一方承担。客观意义上，或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需要明确。从总的来说，《证据规则》都是应该出台的。但我们不可以否认我们许多规则和法律带有政治秀的意味。我是参与了这个规则的制订，所以我知道这个规则是带有政治秀的味道。所以，他就没有多少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投入。这个规则没有长时间的研究，我记得只有一年，而且这个规则制订时参考的对象合肥中院、青岛中院、广州中院、昆明中院，这些中院自行制订的规则当时也是在做秀，你以做的秀为对象再做出来的秀，可想而知。这个证据规则中不严密的地方比较多，而且我们没有充分考虑我们引进的英美证据当中的优势证据、排他证据规则，导致我们法官对证据规则理解上的困难，对要件事实把握不清。实际上我们法官不知道对于债权纠纷当中的请求要件事实有哪些，抗辩要件事实又有哪些？对于解除合同、撤销合同的要件事实又有哪些？如果你不知道这些事实，根据规则的第四条、第五条，按照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事实分配论，你怎么能够理解呢？实际上很多法官对要件事实根本就不了解，他们根本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才是真伪不明。他们不明白罗森贝克的结果责任的前提是在穷尽了案件所有方法后，还不能查明案件事实，才能够适用结果责任。而不是简单的一开始审案就适用证明责任。再说举证时限，很多人的理解是错误的，把他理解为法定期间，不变期间，超过期间提出证据就不被接受。实际上举证时限是可变期间，举证时限主要的功能是防止迟延诉讼，只要你不是故意迟延诉讼，你什么时候提出证据，只要辩论没有结束，都应当可以接受。我们有多少法官接受过像我和肖老师这样的培训呢，没有。我想等你们出去会好很多，我们的法官没有再学习的动力。我们的审判有很多“山寨”化的问题，很多判决根本拿不到我们课堂上讨论，拿上来我们会想为什么会这样判决呢？

问：张老师，你是否认为在证明过程中存在纯粹的理性，就像达马什卡说的那样有这样的途径呢？我现在要期末结课了，我想写一下审判中的非理性因素问题，不知老师有什么建

议？

张卫平教授：要谈到非理性，你首先要清楚什么是理性，理性和非理性是在什么问题上界定的。我们在认定证据和事实时是否有理性的判断，这个理性是否以经验法则、客观规律，自然科学为基础，如果是的话，那就是理性的。非理性是指我们凭一种情感，可以作为我们第六感观的东西作为认定证据和事实的根据，实际上自由心证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比如原被告都说同样的话，你认为哪个正确，这个根据非理性来看，比如光从个人形象上来看等。非理性应当在事实认定和证据认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我们如何来保证非理性来发挥作用呢。你在做论文中就要参考福柯的观点，要用后现代的观点，要解构理性，解构理性包揽一切的观点。我特别主张你写这个问题，写出来后语言肯定特别美。

肖建华教授回应：呵呵，写非理性这个题目，别人一看就要枪毙掉了，还是换一个题目。

再次感谢张老师的讲座。

（该讲座为张卫平教授2008年12月18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所作讲座）

第二篇：论法律原则的意义——以法学方法论为视角

论法律原则的意义

——以法学方法论为视角

摘要：法律体系是指由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构成的规范体系，其中，法律规则占绝大多数，而法律原则的数量较少，但是并不是说法律原则就无足轻重，在某种程度上，法律原则的意义要远远大于法律规则的意义。目前我国理论界学者多集中于法律原则的概念、性质、适用方式、原则与规则的区别等方面。然而，笔者认为，应从法律体系及法律实践的整体角度出发，来分析法律原则的意义。这样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法律原则的地位、本质；同时，也对我国立法者制定法律原则、完善法律体系和司法者更好地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有一定借鉴意义。

法律原则究竟是什么？这一抽象性的概念有没有实际发挥作用？或者仅仅只具有一种法

1律上的象征性意义和政治上的宣誓性意义？笔者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下面笔者以方法论的角度，从理论意义和实践两方面来论述法律原则的意义：第一部分，先对法律原则的概念作一个简要的界定，以及其包括的内容；第二部分，将从理论层面对法律原则的意义作详尽分析，具体从将从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法律体系的联系这个角度来分析；第三部分，将从实践层面对法律原则的意义进行分析，主要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运用的角度来阐述、；第四部分，将从中国的法律现状入手，简要分析我国法律原则的制定实施情况，以及相关的完善建议。

一、什么是法律原则

对于法律原则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来揭示法律原则的本质和特征。例如，德国学者拉伦茨认为：法律原则并不是一种——一般性的案件事实可以涵摄其下的，同样——非常一般的规则。最高层次的原则根本上不区分构成要件及法效果，其毋宁只是——作为进一步具体化工作指标的——“一般法律思想”。如法治国原则、社会国原则、最终人性尊严原则„区分构成要件及法效果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构建规则的开始则是：相同案件事实在法律上应予以相同处置的命令以及各种不同方向的信赖原则„是此等2“下位原则”。由此可见，拉伦茨将法律原则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一般原则，即作为人类对于法的正义的追求的一种体现，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如自由平等人权原则；二是具体原则，即各部门法中的具体原则如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等，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原则的范围。美国的德沃金则是从原则与规则在适用方式上不同的角度来描述原则，即原则是以一种全有或全无的方式来适用，并且具有价值维3度。我国著名学者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4稳定性原理和准则。

由此可见,虽然各个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法律原则，但是总体上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是被大家所认可的。即法律原则具有不确定性，它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后果；它承载了一定的价值，赋予了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权，具有普遍性，可适用的范围较广泛。

二、法律原则的理论意义

（一）从与规则的关系的角度来分析 12葛洪义：《法律原则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8页 3[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版，第40页 4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 年版，第60页

1.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法律规范中，法律规则占据了庞大的数量比例。规则是由前件、后件、归属关系组成的，而归属关系是指前后件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必然的，是人为选择的。因此，法律规则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既然这样，那么我们究竟以何标准来评判规则的正当性？在这里，原则即发挥了作用。由于原则带有价值至上性，而它又与规则一起组成法律体系，所以原则必然要为规则提供一定的价值导向，为法律规则正当与否提供依据。法律原则作为法律规则的基础性规范，同时也意味着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不能恣意妄为，他们要保证进入法律体系内部的任何一项规则必须经过原则的筛选，否则，法律会因为其正当性基础的缺失而不被人门所信仰，法律的权威性便会减弱，立法机关的权利来源也会受到质疑。关于法律原则的这一意义，英国著名学者麦考密克曾写道：“如果那个更为一般性的概念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合理的、有意义的概念，或者对于能指导具体事务来说是正当的、可欲的标准，那么人们就会把这一标准视为一项原则。对于所有那些与之相关但更为具体的原则来说，这一原则起到解

1释和使之正当化的作用。”此处，麦考密克赋予原则以解释、证立作用，即说明规则若被包含于某项原则之中就表明它是一个好规则。我国著名学者郑永流则把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2这一关系形象的比喻成“一月照万川，万川映一月”。

在具体的部门法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依据。比如，刑法第五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而在对每一个罪的规定中，分则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规定了相应的量刑幅度。又如，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而第54条则具体体现了该原则：“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由此可见，在规则的背后总能找到相对应的原则，原则是规则赖以存在的基础。

2.法律原则是弥补法律规则缺陷的工具

由于规则具有明确的假设和结论，其文义较为封闭，适用范围较窄，因此，若法律规则缺失时或者含义不明确时，怎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其实也是司法三段论经常遇见的难题，即作为法律规范的大前提模糊或没有时，就要用到法律解释、归纳、类推等多种方法。而此时，原则作为规则的替代物则充当了三段论的前提：由于原则是由不确定性的高度概括性的语言所组成的，其文义较为开放，适用范围较宽，因此规则缺失时则可在原则中寻找相应的内涵或者进行类推；而在规则模糊或者发生冲突进行解释时，解释应遵循合法性的根本原则，也应在原则的合理范围内进行适当的解释。所以，原则能有效地克服规则刚性的特点，使得司法三段论正常运作。

以诚实信用这一民法中的帝王原则为例，它曾在我国市场体制和法律体制均不健全的情况下发挥了很大作用。例如在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中，二审法院认定，朱晋华、李绍华在报纸上刊登的“寻包启事”为悬赏广告，且言明具体的酬金数额，应认定诉讼双方为债权债务关系。在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

3可以依据《民法通则》第四条诚实信用原则做出判决。在这个案件中，由于没有相应的规则，因此法院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是没有质疑的。

（二）从与法律体系关系的角度来分析 1.法律原则对形成法律体系的意义

法律体系是由原则与规则构成的混合体系。若把这一体系比作一条珍珠项链的话，则珍珠无疑是构成这条项链的一个个具体要素，而原则则可以看作是这个项链中的若干锁扣。若 12 [英])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2期 没有一个个的珍珠，则锁扣的意义永远不会彰显出来；反过来，若没有这些能松能紧、能开能合的锁扣，怎会有这么多的珍珠进入到这条项链中来？由此，原则对于形成法律体系的意义便显现出来了：原则在形成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随着它的具体化过程，一些下位概念和一般法条才建立起来，而又凭借着后者，原则的主导思想才能显现出来。通过这种“交互澄清”的程序，原则把各个规则串联起来，浑然一体，内部体系也就建立起来了。正如拉伦次所说：“只有在考虑其不同程度的具体化形式，并且使这些形式彼此有一定的关系，1如是才能由之构建出‘体系’来。”

原则不仅是法律体系形成的源泉，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法律体系性标准，是法律体系的评价基础。由于原则概括了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指导方针和总思想，体现了他们判断是非善恶的基本态度，体现着社会生活道德、公平与正义价值，因此可以以原则的内在价值来评定法律体系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原则是一国法律体系价值理念的标杆和旗帜。以我国现行法律中的一些具体原则为例，如诉讼法中的依靠群众、公开审判、以事实为根据和以法律为准绳原则，民法中的善良风俗、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即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法治理念。

2.法律原则能保持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和一致性

法律应当具有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否则会给公众造成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条的含义是僵固的。由于抽象的法律与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总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要不断赋予法条以新的涵义，保持法律体系的灵活性、开放性，以便能够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为各种纠纷提供解决办法。而由于规则只能适用于具体的情景和后果之中，因此只有原则才能为法律体系注入新的血液。“法律原则并非规范，因此也不宜直接使用；为使其得以适用，必须一再加入新的、独立的评价。仅此以可得出，由法律原则构成的法律体系具2有开放性。而再看今天适用于民法以及诉讼法的诸多原则，如诚实信用、私法自治、当事人对等原则，它们从数百年来就已经是我国法秩序的组成部分，这说明虽时过境迁，但原则是与时俱进的，因此它就能够保持法律体系的开放性。

一致性也是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指法律体系内部的各个规范之间要保持一致，不能有冲突。而法律原则对于法律一贯性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在法的创制过程中，处于不同效力位阶的各项原则能够被各级立法机关可遵从，法制统一就有了基本的保障。如在税法中，为了防止曾经出现过的《个人所得税》与《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冲突，我国曾在1994年将个人收入调节税纳入到个人所得税当中，这里就用到了税法公平原则，作为促使税法内容协调统一的保障。

三、法律原则的实践意义

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司法三段论的最大功能就在于承认法官有自由裁量权，但同时又限制自由裁量权。而笔者认为，作为司法三段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原则在实践中将这种功能演绎得淋漓尽致。它像是一把双刃剑，与自由裁量有着天然联系。下面笔者就从这个角度来阐述法律原则的实践意义。

（一）法律原则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指导法官进行个案裁判

在司法三段论产生之初就有很大的非议。法律实证主义从捍卫司法三段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法律适用过程清楚，无须触及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价值判断如正义等问题，故足以消3除法官恣意裁判。而以弗兰克、霍姆斯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则对司法三段论展开猛烈攻击，认为它把法官判决当成了自动售货机，过于僵化。笔者认为，在经过不同派别的争论 12[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5页

舒国滢：《法学方法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页 3 焦宝乾：《当代法律方法论的转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1期 后，当今的司法三段论已发展为形式与价值的统一，法律原则的运用就是最好的例证。法律原则不仅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规范，它还允许法官进行价值选择和判断，这既包括法官积极主动地运用原则去分析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包括法官接受了系统的法学教育而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原则意识。法官必须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依法裁判，从而在法律规则不明确的情况下实现个案争议。

（二）法律原则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 首先，在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这两个关键性的环节时，法官的权力行使会受到原则的限制。在这个过程中，原则构成了正确理解法律的指南，尤其当法律的含义存在着作出重复解释的可能时，原则就成为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中进行取舍的主要依据。同时，原则也构成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从而大大降低了推理结果不符合法律目的的可能性。可见，法官不能依法条进行无限制的推理和解释，他们始终要受到原则的范围限制。

其次，法官原则会限制法官的思维模式。在作出一个判决时，仅仅援引原则是不足以支持结论的，他要作出充分的论证，这点在直接适用原则进行裁判的案件中尤为重要。比如，法官要充分说明原则在法律中的内涵、为什么不适用规则而适用原则，以及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原则与个案事实结合起来的过程进行分析、考察同类案件的处理情况等等。最后这一论证的过程及结论还要以文字的方式反映在判决书中。经过这一训练过程，法官头脑中已进行了一场“思想风暴”，形成了一种大致的思维模式，故其自由裁量权会受到这种思维模式的限制。

四、法律原则在我国的适用情况

通过以上论述，可见法律原则并非仅是一种法律基本精神的宣告，失去法律原则的司法三段论将会使其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功能受损。此外，就我国目前司法裁判的实践来看，适用司法原则进行裁判的案例已占据了一部分比例，如在2007-2009年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刊登的117个案例中，直接或间接适用法律原则的有27个，占案例总数的23.08℅，其中疑难案件和新类型案件是法律原则适用的主要场所。而在对某基层法院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48名法官认为有直接援引过法律原则对个案进行裁判。这充分说明了法律原则的适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国内在法律原则的立法、司法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导致原则与规则并非具有一致性，甚至原则作为规则之基础的情形也不是完全绝对的，法官借口原则拒绝受理案件或任意裁判，适用原则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等等。对此，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来说，一方面，我们应重视原则的作用，在立法中赋予原则一定的权重，以在目前立法经验不足的背景下加快法律制定的步伐、提高司法效率；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对适用原则的前提、方式等加以具体化，以规范法官行为，使原则充分发挥其价值和意义。

第三篇：以实际问题为中心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解决实际问题

论文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就是以实际问题为中心，解决实际问题。在教学上，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创新思维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实际问题 解决 教学质量

创新能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这门课程的现实意义与目的，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教学上，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提高教学质量。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一、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批判资本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而且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规律，科学地预见并制定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

基本原则、基本规定。这些科学预见包含着普遍真理，但它毕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成果。因此，决不能用它来剪裁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应当用实践经验来检验、修改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如果忽略了特定的历史环境，忽略了各国的具体国情，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实际，失去生命力，导致失败，像王明机械地照搬苏联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导致红军的第四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长征的恶果。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并在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地扎根于实践的土壤，才能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这都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二、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提高教学质量

现代思维科学认为，思维总是与问题联结在一起的，问题既是思维的起点，又是思维的动力，一切发明创造都是从问题开始的。因此，鼓励和引导学生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鼓励和引导学生对实际问题的思考，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之一。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挑战和风险，我们只有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

义，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创新，关键是人才，人才在于教育。可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是适应全球化竞争的迫切需要。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更好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搞好教学，不仅要教师教得好，更重要的还是要学生学得好。因此，不仅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更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传统的课堂教学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基本上采取的是注入式教学。注入式教学只注重传授知识，及对现成知识的理解，并且几乎要求全体学生用一种思维方式去解答问题，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强加给学生。这种教学方式着重把结论教给学生，不要求学生独立思考，更不喜欢学生提出问题，认为只要记忆住那些结论就可以了，这势必扼杀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而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就是师生互动，相互启发，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这种启发式、互动式、讨论式教学则要求学生积极思维，提出疑问，寻求答案，从而有效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创新思维能力。因此，改革课堂教学，培育学生的问题意识，使每个学生主动积极地提出问题，探究问题，有利于真正发挥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有利于形成个体的差异性与倾向性，以及自己的认知风格和生活风格，有利于良好个性的发展。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使学生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探究发现式” 是最好的教学方法之一，这种方法主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开展探究、发现活动，培养问题意识，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以

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实质就是一种研究型的教学方式，就是要培养学生好问、多问、深问的思维品质；鼓励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大胆提出问题，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对实际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中，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创新思维能力。

三、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基本原则

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创新能力，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应该把握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是指导思想必须明确，要用“三个代表”这一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根据实际制定和实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战略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因此，引导学生运用“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分析实际问题，指导实践，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首要任务。

第二，是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

既要从社会的实际出发，准确把握当今社会变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尤其是对诸如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市场导向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又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准确把握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心理特点，把握学生思想状况和变化趋势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了解了学生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从而做到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在对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中，既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具体论断，防止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又要防止照抄照搬西方的洋教条。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大胆进行理论创新。

第三，是必须着眼于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创新思维能力。研究回答重大问题，并不是追求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更不是把教师自认为对的答案交给学生，而是要着眼于引导学生进行理论创新，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创新思维能力。因此，要引导学生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生的重大变化，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引导学生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引导学生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探索，以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思维能力。

第四，是要加强教学的总体设计。

既要全面、系统、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又要全面掌握社会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以及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在吃透理论和吃透实际的基础上，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贯彻到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去。要从整体上把握教材内容，不拘泥于现有教科书的理论体系，在遵循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精心设计若干个理论支点，把其作为教学的理论重点进行精讲，讲深讲透，把理论的深刻性、理论的穿透力以及逻辑力量充分展示出来，以理论自身的力量使学生理解、信服。要在做好学生思想状况调研的基础上分析整理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为教学的中心问题，精心设计相关原理进行讲解。这种教学不是简单的原理加例子，而是问题中渗透理论，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内涵和层次；同时，理论中渗透问题，以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来提升理论，培养理论思维。

第五，是要站得高，讲得实，教得活，引导正确。

所谓站得高就是要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当今许多重大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正确的理论思考，既要思考怎样运用具体材料说明一些观点和原理，又要思考怎样运用理论观点去解释一些实际问题，从而切实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特别是创新思维能力。所谓讲得实，就是对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态度。例如对于反腐败这个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既要实事求是地承认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又要从多方面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更要讲清我们党反腐败的

决心和所采取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中的种种政策和措施，以及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这样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使学生感到信服，从而增强对党的信任和信心。所谓教得活，就是要根据教学内容、教学对象的不同，实施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用灵活多样的理论联系实际方法引导学生、吸引学生。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和网络平台，使教学内容的呈现多样化、新颖化，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所谓引导正确，就是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对于事关重大的原则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糊，对于种种错误思潮、错误观念，要进行严肃的分析批判，明辨是非。理论联系实际。不能什么都联系，要以正面引导为主，克服随意性，杜绝误导。

总之，在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只要把握好以上基本原则，就能既使学生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第四篇：以群众为中心

习近平心系群团工作:以群众为中心 与群众心贴心

总书记一直密切关注群团组织工作。十八大以来，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就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工作做出指示，也多次在考察调研中与工人、青年等基层群众面对面交流。今年7月，总书记亲自出席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他说，由党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指出，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和活动要以群众为中心，让群众当主角，而不能让群众当配角、当观众。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评论说，有一个成语叫“众星拱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如果说“月”是党，“众星”就是包括群团组织在内的党领导下的各种组织。做党的群众工作，就要月明星灿，不能月明星稀，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更要星光灿烂。

关心民瘼 指引方向

——发挥群团组织桥梁作用 让党的群众工作“星光灿烂”

群团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更好发挥群团组织作用，才能把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工人阶级是主力军。2013年10月，习近平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指出，要积极扩大工会工作覆盖面，努力把工作做到所有职工群众中去，使工会工作更贴近基层、贴近职工群众，更符合职工群众意愿。工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更多到职工群众中去，依靠职工群众开展工作，使工会组织真正成为广大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

青年是生力军，青年的未来关乎国家的未来。2013年6月，习近平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团组织要努力做广大青年值得信赖的贴心人，深入青年之中，倾听青年呼声，把青年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发挥组织优势，调动社会资源，千方百计为青年排忧解难，使团组织成为广大青年遇到困难时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团的干部必须心系广大青年，坚持以青年为本，深深植根青年、充分依靠青年、一切为了青年，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努力增强党对青年的凝聚力和青年对党的向心力。

妇女是“半边天”。2013年10月，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指出，各级妇联组织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走出机关、走向基层，沉下身子，拓宽工作渠道，创新工作手段，用自己的眼睛看最真实的情况，用自己的耳朵听最真实的声音，帮助广大妇女排忧解难，通过实实在在的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妇联“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广大妇女心中，使妇女工作常做常新、充满活力。

让8500万残疾人共圆中国梦。2014年5月，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第五次全国自强模范暨助残先进集体和个人表彰大会受表彰代表。习近平指出，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人朋友的梦。我们都要凝心聚力，在实现人生梦想的同时，共同推动中华民族的美好梦想早日实现。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2014年10月，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习近平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

一句句殷切嘱托，体现了总书记对群团工作的关心。暖心互动 殷殷嘱托

——群团工作要让群众当主角 不能让群众当配角

群众性是群团组织的根本特点。习近平指出，群团组织开展工作和活动要以群众为中心，让群众当主角，而不能让群众当配角、当观众。要更多关注、关心、关爱普通群众，进万家门、访万家情、结万家亲，经常同群众进行面对面、手拉手、心贴心的零距离接触，增进对群众的真挚感情。总书记这么说，也这么做。总书记时刻惦记着困难群众。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来到地处深山的龙泉关镇骆驼湾村唐荣斌老人的家。据唐荣斌事后回忆：“总书记没有一点架子，到家里就跟走亲戚一样。大冷天的，我赶紧把火盆摆到炕上，想让总书记暖和暖和。他见我脱鞋上了炕，也跟着脱鞋上了炕，和我们一家人越聊越热乎。” 2013年8月29日，在大连湾畔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总书记冒雨和工人们合影，雨水打湿了衣衫。

2014年1月26日，总书记从北京乘飞机直飞1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阿尔山市。沿着58级陡峭的台阶，总书记登上内蒙古边防某团三角山哨所，看望正在执勤的战士。他动情地对战士们说：“今天，我和你们一起执勤站岗。”

2014年1月28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正在排练迎春节目的孤残儿童们围上来，纷纷向总书记自我介绍，总书记蹲下身来，疼爱地抱起一位小朋友。“有一颗感恩的心很重要，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总书记动情的话语，体现了对残疾人的关爱，也对残联组织的工作提出新的要求。

2014年2月4日，习近平来到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餐厅鸿瑞园店，称赞说：“我看这个虚拟养老餐厅一点都不虚，有这么多老人。”这时，服务员盛好一份套餐，习近平说：“我也给老人端一份菜。”他端起餐盘，发现72岁的城关区汽车篷垫厂退休职工杨林太面前还没有饭菜，就径直走过去，递到老人手里，亲切地说：“请老人家吃饭。”

一幕幕暖心画面，承载着总书记沉甸甸的关怀。贴心关怀 奋进实干

——群团组织要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知心人、贴心人 群团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群团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是党广泛组织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完成中心任务而奋斗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指出，群团组织要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挖掘服务资源，坚持从群众需要出发开展工作，更多把注意力放在困难群众身上，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知心人、贴心人。

人民是执政的根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在多次与群众在一起时，总书记总是贴心地关怀着百姓所需所想。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青年象征着未来，青年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2013年5月，在天津考察的总书记专程来到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并同正在现场应聘的大学生亲切交谈，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在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他要求有关部门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支持力度，对就业困难毕业生进行帮扶，增强学生就业创业和职业转换能力。

“哪年修的？”“能容纳多少人礼拜？”“讲经一次多长时间？”“来的外宾多不多？”……总书记在新疆疏附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同伊玛目穆合特热木·谢日甫江等亲切交谈。去年4月，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明确指出“新疆最大的群众工作就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今年7月，总书记考察吉林时指出，我们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哪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大家要过上全面小康的生活。

2015年4月，总书记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指出，党和国家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环境，提高就业质量，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

一份份贴心的关怀，饱含了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

郑板桥有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将古人的诗词改成“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只有扎根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真正地为民办实事、得民心。好风凭借力，奋进正当时。在新时期，抓好党的群团工作，就要保证党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群团组织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把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必将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更加强大的动力。

第五篇：以嘉祐为中心的散文研究

以嘉祐为中心的散文研究

【摘要】：“嘉祐”(1056—1063)是宋仁宗朝最后一个年号,八年时间里政治清明,官员得力,经济发展,社会矛盾缓和,被誉为“嘉祐之治”。人才众多,被称为“嘉祐多士”。本论文从历史探源,分析北宋百年文教之功,结合北宋重文抑武的国策、仁宗的执政特点,解析“嘉祐多士”的原因。研究政府班子组成,探讨嘉祐时期各项改良政策,分析国内外形势,全面展现“嘉祐之治”。论文总结仁宗朝十三次科举的特点,详细分析嘉祐年间四次科举的情况,说明嘉祐取士的成功。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才辈出是文学繁荣的前提。北宋统治者多年壅培士风,庆历时期士风高昂,嘉祐士人再次展现了新的风貌。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恪尽职责,勤于政事,也勤于文学创作。庆历始主盟文坛的欧阳修此时成为无可争议的一代宗师。论文分析了欧阳修成为优秀文坛盟主之原因,介绍欧门情况,考察知贡举事件以及欧阳修嘉祐年间的创作,全方面展现了欧阳修对嘉祐文坛的深刻影响。在欧阳修的引领之下,嘉祐士人共聚在古文创作的旗帜之下,他们学术上求创新,文学上求发展,创作了诸多优秀的作品,使得宋代文学在嘉祐年间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文章从文体发展、作家众多、地域繁荣三方面阐述了嘉祐文学繁荣的情况。文体发展一章选取政论、碑志、赠序三种文体作代表分析。政论文一节选取了王安石、司马光、苏洵、张方平四人作品做比较分析,通过比较,从内容以及艺术特点上说明嘉祐政论文之特色。碑志文一节全面分析了嘉祐士人所创作的碑志文,归纳了作品的人物形象、艺术特

征,点明了碑志文的文化价值。赠序文一节从主旨、艺术手法与时代特色三方面分析了嘉祐士人所创作的赠序文的特点。嘉祐文坛作家众多,在对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等名家概述之后,论文选取了苏洵、刘敞、司马光三人做代表分析。为苏洵文学创作进行分期,分析不同时期苏洵的创作情况。论文结合宋型文化特征,从宋学精神、宋代士风、古文运动三方面分析刘敞文风形成的原因,试图全面把握刘敞这一著名学者的文章。司马光是有宋一代名臣,文章从司马光为人、文章内容、艺术特征等方面分析司马光的散文,总结其行文特色。地域文学的繁荣是嘉祐文学兴盛的表现,论文指出江西、巴蜀两地此时作家辈出。最后一章从五代良好的基础、宋代两地经济及教育的发展以及两地文化特色等方面分析两地文学繁荣的原因。综合嘉祐文坛背景、士风、创作情况等方面的分析,论文指出了宋代散文群体风格成型于嘉祐年间,嘉祐文学是宋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关键词】：嘉祐文坛文体作家地域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8 【分类号】：I207.6 【目录】：摘要6-7ABSTRACT7-12引言12-17

一、选题缘由12-1

3二、研究现状与创新之处13-17第一章嘉祐多士之缘由17-52第一节百年积淀17-2

2一、崇孔与重文的帝王17-18

二、右文抑武的国策18-20

三、卓有成效的教育20-

21四、积极的文化建设21-22第二节嘉祐之

治22-

32一、精明能干的官员23-28

二、稳健务实的改良28-32第三节嘉祐取士32-

52一、仁宗朝科举概况32-3

3二、主考官与文风33-36

三、取士统计与分析36-52第二章嘉祐士人之风貌52-6

1一、心系天下、殚精竭虑52-

54二、不畏强权、守道不屈54-56

三、淡泊修身、勤于己职56-58

四、和而不同、兼容并包58-61第三章嘉祐文坛与欧阳修61-83第一节仁宗朝的三大文学集团61-68

一、人才济济的幕府61-6

3二、热情儒雅的幕主63-68第二节嘉祐时的欧阳修68-8

3一、对两种传统的继承与开拓68-7

3二、盟主之尊与一世之龙门73-76

三、嘉祐二年贡举及革弊的深化76-79

四、欧阳修嘉祐年间的创作79-83第四章从文体看嘉祐文之繁荣——以政论、碑志、赠序之文为例83-126第一节文学思潮与各体发展83-96

一、以京师为活动中心的创作队伍83-86

二、统一与多元的文学思潮86-89

三、文体发展与各体皆工89-9

2四、名作纷呈、文质彬彬92-96第二节政论文96-107

一、政论文的干政之风96-98

二、万言书的比较分析98-107第三节碑志文107-117

一、文学特质108-116

二、文化价值116-117第四节赠序文117-126

一、多样化主旨118-120

二、多变的艺术手法120-12

3三、浓郁的时代特色123-126第五章从作家看嘉祐文之繁荣——以刘敞、苏洵、司马光为例126-157第一节宋型文化视野中的刘敞文章解读127-136

一、宋学精神与成一家之说128-130

二、宋代士风与自我风采130-13

3三、古文运动与独特文风133-136第二节苏洵创作分期论136-146

一、前期:应举与居家读书137-1

41二、后期:成名与其创作141-146第三节一代名臣司马光之文146-157一、四朝信史147-149

二、名臣风范149-1

51三、别致文风151-157第六章从地域看嘉祐文之繁荣——以江西、四川为例157-17

4一、地域文学之繁荣157-16

1二、地域文学繁荣之原因161-169

三、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色169-174结论174-176参考文献176-184后记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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