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孔庆东讲鲁迅
孔庆东《鲁迅》(1-6集讲稿)(2012-09-25 13:06:57)转载▼ 标签: 杂谈 分类: 教学日记 【主讲人简介】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祖籍山东,系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1983年自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先生的开山硕士、严家炎先生的博士,主攻现代小说与武侠小说,语言驾驭出色,文章不仅生动有趣且愤世嫉俗。著作有《北大往事》《47楼207》《黑色的孤独》《口号万岁》《青楼文化》《井底飞天》《金庸侠语》《空山疯语》等。【专题简介】
鲁迅是一个伟人,同时也是一个凡人。在生活中也会遇到各种令他痛苦的事情。
他的家庭究竟遭遇到怎样的变故?过早的生活重担,精神压迫对鲁迅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而令他终生痛苦的那场包办婚姻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鲁迅以他的弟弟周作人,曾经被人称为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为什么最后会发展到“老死不相往来”?
一对最亲近的兄弟变成冷漠宿敌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导致鲁迅英年早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将为您讲述一个真实鲜活的鲁迅。孔庆东《鲁迅》
(一)祥林嫂之死
《祝福》大概是鲁迅最著名的小说了,长期收录于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确是好作品。我们一般来理解《祝福》,首先是把《祝福》和《呐喊》中的小说联系起来看,我们讲《祝福》还是一个封建礼教吃人的问题,吃人主题的延续,这是没错的,祥林嫂当然也是被那样一个社会吃掉的,祥林嫂之死是很悲惨的。但是当我们仔细去分析的时候,这个问题又显得很复杂,当我们问,祥林嫂是被谁害死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比较复杂,我也知道很多中学里的语文老师,现在也开始学会,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讲《祝福》我十几年前,也当过一段中学了事,我在那个时候,讲《祝福》的时候,向让学生预习了《祝福》,然后问学生祥林嫂是谁害死的?然后从这里当成一个侦探小说来讲,当成一个破案的故事来讲,最后企图找出凶手,我们看看,祥林嫂是谁被害死的?
祥林嫂生活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小镇——鲁镇。这个鲁镇是旧中国农村的缩影,压在祥林嫂头上的,首先是鲁镇的地主鲁四老爷,鲁四老爷作为鲁镇的知识分子,他象征着鲁镇的思想文化状态。鲁镇有一个风俗,就是除夕之夜向福神祭祀,以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所以,鲁四老爷的最重大的事情就是祭祀,当他第一次见到祥林嫂头上扎着白头绳时,即“皱一皱眉”,说明鲁四老爷在讨论祥林嫂是一个寡妇。后来,当祥林嫂再次守寡又回到鲁家时,鲁四老爷暗中告诫仆人,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一直到后来,祥林嫂死后,他还大骂祥林嫂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鲁四老爷在精神上摧残了祥林嫂,他对祥林嫂的迫害,大都是他授意,或得到他默许的,那么四老爷对祥林嫂的精神摧残,是否是导致祥林嫂最终**的原因呢?
我们以前特别是几十年以前,讲《祝福》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化为简单的阶级斗争的故事,祥林嫂是劳动人民嘛,劳动妇女嘛。你看给地主干活,给鲁四老爷干活。你看鲁四老爷夫妇对她都很不好,过年的时候,不让她参与过年的活动。祥林嫂后来就死了嘛,又穷又病,这就是阶级斗争嘛。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万恶的旧社会,我们过去是很容易这样简单化地理解问题。这样的理解,并不是说它有什么错误,而是说它太简单了,太粗糙了。难道说,所有的地主和劳动人民,都是这种关系吗?具体到《祝福》这篇小说,难道鲁迅写的就是一个地主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吗?如果是这样一个立意的话,为什么不把这个压迫写得更残酷些呢?而我们在小说中明明看到,祥林嫂之死其直接原因,也不是鲁四老爷他们家,间接原因是鲁四老爷家,额不能说有多么重要。只能说它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鲁四老爷对祥林嫂到底好不好,你不能简单地翠阶级概念去分析,一个地主家里,他雇来一个仆人,给她吃给她穿,给她工资,那你不能说对她不好,怎么叫对她好,难道说不让她干活,把她养起来就叫好吗?那不成养老院了吗?小说里明明白白地写道,祥林嫂来到鲁四老爷家之后,心情很愉快,而且白胖了。
“上福礼!”
“阿牛呢?”
“祥林嫂,你去找找他,让他来磕头。”
“哎。”
“牛倌,老爷叫你去磕头。”
“你帮我放一下。”
“好。”
“怎么,拿在手里放你不怕?”
“不怕。”
这是小说里明明白白的描写,就是她到鲁四老爷家,过得很好,比在她们家过得好多了。就像我们现在城里,比如说有很多小保姆,到城里来打工,她觉得比在她家里生活好多了。你不能说,她当保姆,你们家就欺负她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小说里,没有看见,很不像话的,额外的地主对祥林嫂的欺压。但是有一点,就是鲁四老爷看不起她,但是看不起她,就不能说鲁四老爷有什么不对,他就是一个读书人,他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地主,他看不起祥林嫂这样一个人很正常,我们不能要求鲁四老爷,看得起祥林嫂,跟她谈一谈《呐喊》和《彷徨》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鲁四老爷跟祥林嫂之死有关系,但也不是主要的关系。小说中把祥林嫂推向深渊的还有一个人物,那就是祥林嫂的婆婆,婆婆为了给自己的小儿子娶媳妇,便和祥林嫂的堂哥串通,以八十吊把祥林嫂卖掉,当祥林嫂知道以后,连夜逃出婆家来到鲁镇,在鲁四老爷家帮佣。由于祥林嫂在鲁家,勤快能干得到了老爷和太太的欢心。年底准备福礼时,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逐渐地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可以说这时的祥林嫂生活得很好,后来如果不是发生了婆婆绑架祥林嫂,强行把她卖给深山坳里的贺老六当媳妇,祥林嫂也不会再次守寡,她也不会沦为乞丐,更不至于惨死。所以,人们说祥林嫂的婆婆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难道祥林嫂真的是死于他婆婆的手里吗?
祥林嫂或者说她命不好,首先作为一个妇女,她没有自己的名字,祥林是她的第一个丈夫,可是早就死了,可是此后,人们一直叫她祥林嫂。到了鲁四老爷家打工,本来命运发生了变化,没想到她的婆婆把她抢回去,又把她卖了。然后我们说,她的婆婆是凶手吧。她的婆婆是害死他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婆婆这么讲理,儿子死了,儿媳妇去给人家打工,还把儿媳妇抓回来,捆起来,再卖掉。
“干什么?救命啊。”
“让一让,新娘子来了。”
“强盗,强盗。”
“别闹了,今天大吉大利的,贺老六人好,有本事,嫁给他总比做佣人好。”
“我不要,放我回去,让我回去。”
“回去?去哪儿呀?婆家得到钱喽,不要你了”
“王师爷,时辰到了行礼吧。”
“新郎新娘拜天地。” “出血了,那么多血。”
“不要紧,不要紧,撞昏过去了,赶紧拜天地。”
“王师爷,当礼呀。”
“好,起乐。”
“一拜天地,二拜祖宗,夫妻对拜,礼成。”
但是我们看,她的婆婆卖掉她,并没有导致她生活不好,她虽然反抗,婆婆把她嫁到山里,贺老六家,可是到了贺老六家,怎么样呢?一开始反抗,后来不反抗了,为什么不反抗?她发现丈夫很好,丈夫很能做。年轻有力,又没有小叔子,家里边夫妻两个,都是勤劳能干的人。就好像现在一对打工夫妻一样的,两个人感情很好。又都很能工作,很能赚钱,房子是自己的,然后又生了一个孩子,很可爱。祥林嫂的生活好起来了,虽然她婆婆那样做不对,可是没有导致祥林嫂的生活不好。相反天有不测风云,使她的生活好起来了。可是她命不好,这么好丈夫,既然发了伤寒,又吃了一碗冷饭,死去了。这是谁也料不到的,丈夫死去了,小孩子在门槛上剥豆子,然后因为住在山里边,没想到春天,村子里来了狼,把孩子叼走了。所以祥林嫂遇到了一个生活中偶然的打击,迫不得已又回到鲁镇,回到鲁四老爷家当仆人。这一次不像先前那么勤快了,但是应该说还能下去,还不错,可是周围的人对她的看法变了。周围的是什么人呢?主要不是地主,就是镇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普通的老百姓,看不起她,而且把她的痛苦,当成自己赏玩的材料,不断地勾引她,强迫她讲述自己悲惨的经历。
“祥林嫂,听说你的儿子。”
“嗨,我真傻。我单知道下雪后,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会到村里头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找来找去都没有,到后来才找着了一只鞋。”
祥林嫂一开始讲的时候,哎呀,我真傻,一开始讲的时候,人们听得有意思,有味道,后来,就听烦了,不要听了。好像一个节目,看腻了一样。祥林嫂一说人们就跑了,后来又找到一个新的节目,发现她额头上的伤疤,这个伤疤跟她的第二次婚姻有关系,又来勾引她讲这个伤疤。在这里,鲁迅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好像互相关心,在一块儿洗衣服,一块儿淘米,一块儿洗澡菜,谈谈你们家,谈谈我们家,好像挺亲密。在内心深处,有这样可怕的意识,是把别人的命运当节目来看,赏玩别人的苦痛。鲁迅在平常人的生活中,发现了这一点,真是很了不得的。
小说中鲁迅除了描写鲁四老爷,祥林嫂婆婆等人人物之外,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作者“我”,这个“我”是具有反封建思想倾向的,他憎恶鲁四老爷,同情祥林嫂。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都是通过“我”的所见所闻来展现的,“我”是事件的见证人,当祥林嫂临死之前,问“我”。
“一个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魂灵?告诉我,告诉我。”
“我”面对她的提问,不知如何回答,最后只好逃避。那么“我”的无能是不是导致了祥林嫂的**,“我”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吗? 《祝福》这个小说中,还有一个叙事者“我”,作者以第一人称写的小说“我”。这个“我”回到故乡,遇到了祥林嫂,这里边有一段很重要,就是祥林嫂问“我”灵魂问题的时候,“我”的回答,这一段很重要。“我”这个人物,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经过“五四”洗礼,身上带着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要改变天下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可是遇到祥林嫂之后,我们看看结果是什么?我们就知道小说的寓意何在,看见祥林嫂了,祥林嫂说:“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是的。”祥林嫂又说“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我万料不到,他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地站着。“就是—”她走进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地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祥林嫂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来,我们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迷信的问题吧,不重要吧,这是重大的问题。这是二十世纪以来群人类重大的问题,人有没有魂灵,这不是一个科学和迷信的问题,是我们靠什么活着的问题,我们靠汽车、电脑活着吗?人需不需要魂灵,祥林嫂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怎么样呢?我很悚然。我不知道假如说,大家在街上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会怎么办?你遇到一个乞丐,问你有没有魂灵,我们很多,特别是中学生大学生,会告诉他,你这是封建迷信。哪儿有魂灵啊,人死了就死了,什么没有了,就是火葬场爬烟囱了,就没有了。但是这个“我”,是个新有良心的“我”。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就糟了芒刺一般„„
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
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我们看这样一个问题,鲁迅是这样犹豫来,犹豫去,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最后想到这一点,他才说: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地说。祥林嫂接着就说“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
“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人的人,都能见面的?”祥林嫂不断地追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这个知识分子,就迅速地逃跑了,逃回到鲁四老爷的家中,这个“我”,就是代表着不可一世的,想启蒙人民的,所谓现代知识分子。但是当他遇到劳动人民真正问题的时候,他不能给她解决,他只有逃跑,但是好在这个“我”,是有自我反省能力的。他知道了自己的无能为力,他知道了自己解决不了祥林嫂的问题,所以他苦闷了。所以说鲁迅的勇敢,表现在哪里,就表现在这里,他不是说大包大揽,我能够解决你们的问题,跟着我来了吧,咱们一块儿奔向好莱坞吧,那是我们的天堂,绝不是这样浅薄的一个知识分子,不是。这里表现了鲁迅对启蒙者的自我审视,从鲁迅就提出这个问题,你要启蒙人民,你凭什么启蒙,你怎么启蒙?到底怎么才能救祥林嫂,科学能救祥林嫂吗?迷信能救祥林嫂吗?所以这是一个《祝福》中的重大问题。
从鲁迅创作《祝福》这篇小说当中,可以看出鲁迅对社会现实的思考。祥林嫂还在遭受着不幸,中国社会的缩影——鲁镇,还处于黑暗之中,而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面对这一切无能为力,只有妥协,逃避。小说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鲁四老爷家的帮佣——柳妈。柳妈是一个“善女人”,吃素,不杀生。但是她对待祥林嫂却没有像对待其他生命那样,有同情心,这个人物在小说中虽然出场不多,但是祥林嫂生前的恐惧和**,都跟她有关,当祥林嫂在生死的道路中,处于迷盲时,她向祥林嫂提出了一个“地狱之说”,加重了祥林嫂的精神负担,所以有人说,柳妈的出现,是在祥林嫂走向**的道路上,又狠狠地推上的一把。那么柳妈是不是杀害祥林嫂的凶手呢?
我们看看,导致祥林嫂**的有一个重要人物叫柳妈,就是跟她一块儿,在鲁四老爷家干活的女仆,是跟她同阶级的一个女仆,而且这个柳妈还是吃素的,很善良的一人。是祥林嫂善良的阶级姐妹,我们用过去的话说叫阶级姐妹。她跟祥林嫂的死,有什么关系呢?她在赏玩了祥林嫂的悲剧之后,觉得没什么节目可看了,于是她自己策划导演一个节目,新的节目来看。
“我看哪,你真是犯不着,不合算,你要是再强一点,在成亲的哪一天,干脆撞个死倒好了。”
“我,我是想啊。”
“现在呢,你跟第二个男人过了还没有几年,倒落了个大罪名。你将来到了阴间,那两个死鬼男人还要争呢?你给了谁好,跟祥林还是跟贺老六?那个时候啊,阎罗王只好把你用锯锯开,分给他们一人一半,你看就是这个样子。”
“柳嫂,别说了。”
这是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虽然人民都同样迷信,但是迷信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她在山里边,没听过这样精采地狱的场面,到鲁镇,鲁镇是一个有文化的地方,所以鲁镇的劳动人民比她还要高级,就像你在一个县城打工和在北京打工,听到的故事会不一样的。你看北京的的哥,讲得都很精彩。这个柳妈,讲出了一个祥林嫂没听过的一个场面。
“我看,你还是到土地庙,捐捐门槛,当做你的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这样才可以赎了你的罪,免得死了,再受罪,再吃苦。”
“真的,捐一条门槛可以呀。”
“谁还骗你,罪轻一点的,捐个十斤、八斤灯油就行了。像你这样,最少也得捐一条门槛。” 我们不再去分析她的话,我们直接讲鲁迅为什么这么写?鲁迅的深刻之处,就是他不像很多一般的作家那样,写地主怎么欺负劳动人家,他干活不给他饭吃,把他吊起来打,把他害死了,把他抓壮丁,鲁迅从来不写这些故事。鲁迅不这样写,鲁迅写出了统一阶级成员之间的隔膜,不仅是地主和劳动人民是隔膜的,知识分子跟地主是隔膜的,在鲁四叔家,我跟四叔是隔膜的,最奇怪的是,祥林嫂跟柳妈是隔膜的。这一点最厉害,从这一点我们才看出劳动人民翻身的困难,如果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地主老财,那革命很容易,革命为什么很难?难在哪儿?同一阶级的成员团结非常困难,我们知道过去像《资本论》、《**宣言》我们很多马列主义的书,前面都印着马克思那句名言:“去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什么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因为无产者不容易联合,而人家资产阶级早都联合起来了,大款和款是勾结的,有钱人和有钱人,早就达成了联盟,各种各样的合同,一块儿来收拾打工仔。
而打工仔之间是不联合的,无产无产者从来不懂得联合,只懂得互相勾心斗角。在美国一个刷盘子的工人,手指头受了伤,不能上班了,广告一贴出来,门口排了一大队人,不是来看望他的,是等着顶替他那个空缺的,这是无产者之间,为什么说启蒙无产者很难?他们不懂得联合,反而互相挤压迫害,所以我们看革命的艰难,首先在于动员民众,给人们把道理讲清楚,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鲁迅在那个时候,他不是**,他就深刻地懂得了这个道理,他知道解决柳妈和祥林嫂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国家的大事,它比解决鲁四老爷的问题,要重要得多。
从鲁四老爷、祥林嫂的婆婆、柳妈还有作者“我”的行为,可以看出,他们对待祥林嫂在精神以及灵魂的态度,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他们在精神上、灵魂上残酷地虐杀了祥林嫂,他们的行为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封建观念的驱使,祥林嫂是封建思想的牺牲品,鲁镇上的人,包括鲁四老爷,也都是封建思想的牺牲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到底是谁杀害了祥林嫂呢?
所以我们看,祥林嫂之死,我们找不到一个具体的说是“责任就在他身上”,这样一个明确的凶手,我们找到一个能够承担百分之五十的凶手恐怕都找不到。祥林嫂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整体,当时这个文化的整体,杀害了祥林嫂,而祥林嫂在这个整体中,她非死不可。而且祥林嫂的死,主要不是肉体上受到迫害,是灵魂,是灵魂的问题,鲁迅写的都是人民的灵魂被残害。尽管她在地主家里,吃得白胖了,这没有用,最后过年祝福的时候,不让她参与。
“哎呀,祥林嫂,谁叫你端的?”
“这怎么办哪?拿走,快拿走。”
“太太,我捐过了,我捐过门槛了。”
“住嘴,什么门槛不门槛的。阿香,快拿去换一条,快。” “太太。”
“拿呀。”
“太太,我捐过了,柳嫂知道,阿香也知道。”
“不要罗嗦,下去。”
“老爷,我,我捐过,捐了十吊,一年多的工钱哪。”
“你捐一百吊也没有用,你的罪孽一辈子都洗不清。”
“哎呀,罪过,真是罪过。这,这怎么得了,这。阿香,你还不快拿走。”
“我早就说过,不能用,不能用这种人,老孔,叫她走,马上给我滚。”
一般人都劳动人民在自己家里,拼死拼活地工作。鲁迅不是写这个,是想工作是不得,是说不许你参与这个祭祀活动。祥林嫂在灵魂上就死了,捐了门槛也没有用,所以这是《祝福》的一个深刻之处。
《祝福》出自于鲁迅的小说集《彷徨》,鲁迅以悲愤的心情和凝重的笔墨,描写了祥林嫂的悲惨命运,诉说了旧中国吃人的礼教,而小说集《彷徨》写于1924年2月,当时正是“五四”运动高潮之后,这部小说集表现了鲁迅在“五四”退潮时期,思想的苦闷与寂寞。也就是鲁迅在思想上,陷入“彷徨”期。那么,鲁迅为什么“彷徨”?当时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讲鲁迅的《彷徨》还是要回到鲁迅的《呐喊》。《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我们说呐喊这个词,就可以概括鲁迅在“五四”时代总体的精神姿态,我们说鲁迅那个时候,既是一个呐喊的姿态,我们可以说“五四”时期的鲁迅,就是一个呐喊的鲁迅,当然这个呐喊不见得你呐喊的内容,都是正确的,不见得呐喊就没有问题,正因为呐喊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量,所以当呐喊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可能因为喊得太厉害了,把嗓子喊哑了。喊得太**了,忽然你会觉得非常安静,呐喊的声音还绕梁不去,绕梁三日,久久盘旋在空中的时候,低头一看,好像没有听众了。这个时候,鲁迅和他周围的很多同行们,同仁们,都不由自主地意识,好像不像刚才那么惹恼了,忽然感到了一阵寂寞,一阵寂静,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鲁迅他和整个时代一起陷入一种新的思维的一种缓慢的,甚至于停滞的状态,但是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鲁迅他有巨大的反思能力,他能够迅速地把握这种状态,并且他找到一个很准确的词儿,用这个词儿来概括这个时代,他找的这个词儿就叫彷徨。鲁迅他在前几年,杀声震天地呐喊了一阵之后,他怎么突然就彷徨了呢?中国出什么事儿了?他自己出什么事儿了?
鲁迅在未投身到《新青年》阵营中的时候,他虽然表示过我这个呐喊,就是一个助威,我不想当什么主将。可是我们看看鲁迅在“五四”新文化中的那些实际的表现,我们知道他实际发挥得作用,可不仅仅是助威,他事实上已经成了一个主将,一员力敌千人的一个所向披靡的这么一员大将,在“五四”文化运动中,他所发挥的作用,是一流的。他本来是一员大将,不仅仅是个助威的人,可是这员大将,突然不是高歌猛进了,不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突然回到自己的账中,喝起小闷酒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他革命意志衰退了?是不是“半截子革命”?我们看看,这个“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混乱,经济混乱,文化教育都是一片混乱,政府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人,可见当时的社会是很混乱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就马上意识到,一个黑暗的时代降临了。什么中华民国,都是胡扯。所以你看鲁迅的文章中经常大书,说中华民国哪一年,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都是讽刺。应该怎么办呢?他要选择什么道路呢?他想不清楚,他也没想清楚,而且也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帮助他想清楚。天下没有人能够为他指出一条适合于他的道路。
古往今来,圣贤的道路不是别人能指出来的,没有能够给圣贤指出道路,圣贤的道路都是自己想出来的。鲁迅也是这样,鲁迅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中国要怎么办,只有彷徨,最后剩下的是彷徨,所以彷徨是他迫不得已的,然后又是非常清醒的一种自我选择,所以他就认定了彷徨,所以我们看这个彷徨,他不是动摇变节,我们长期的革命教育,使我们觉得,彷徨好像是一个坏词儿,这个人怎么革命不坚定,彷徨是不是叛变。我们对彷徨这个词不理解,我们这样来分析鲁迅的彷徨,彷徨不是动摇变节,不是后悔、背叛,都不是。它是一场战役结束之后的清醒的自我反思,正因为鲁迅有了这一次长期的认真的彷徨,所以当他结束彷徨之后,他决定再一次起来战斗的时候,那一次战斗就所向无敌了。哪一次战斗就不是为了胜利而战斗,而是为了反抗绝望而战斗,因为关于为什么战斗,他已经考虑得清清楚楚,结束了这次彷徨之后,鲁迅节义无反顾地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二)金钱与革命
一提到鲁迅,好多人似乎都知道,鲁迅我们知道,不就三个伟大嘛,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一考试都会背。知道似乎是知道,但是心里未必以为然,说鲁迅伟大的文学家,好像还凑合,鲁迅有什么思想吗?鲁迅是革命家吗?特别是对后一点,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他们想革命家,革命家得抱着炸药包,冲锋陷阵,这叫革命家。鲁迅不就坐在家里吗?怎么叫革命家呢?甚至也有人怀疑鲁迅不是思想家,甚至有人怀疑鲁迅不是文学家,有人说文学家不是写长篇小说吗,鲁迅也没写过长篇小说啊,有人说没听说过,世界大文豪就写他们点东西的。那么这些情况就说明了,其实我们社会对鲁迅很不了解,提到鲁迅除了三个伟大之外,提到他的精神,我们还会想到那句话“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这句话也早就深入人心了。所以,如果让很多人去想象我们脑海中鲁迅先生的形象,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想很多人脑海中鲁迅的形象,是一个横目立目,一天到晚拧着眉毛,跟敌人战斗战斗又战斗,这样一个精神上文化上的钢铁战士,鲁迅给我们的主要形象,是这样一个钢铁战士的形象,不知疲倦,不知休息,不近人情,写啊写。这个对不对呢?你不能说它不对,鲁迅的确是日以继夜地年复一年地战斗着,他有严峻的,严肃的,严格的这样一面。但是一个人如果仅仅是这样面的话,他就好像一个只知道埋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这样一个辛辛苦苦地劳动者,所以我们社会上很多人对鲁迅是尊敬,你说是尊敬,那是没说的。但是总觉得尊敬之余,微微要皱眉,微微要摇头,觉得这个人可敬,但是不一定可喜。所以这个事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鲁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我们大多数人的学识,很难下结论,他永远都是在变化之中。对于鲁迅的认识,我们以前只是看到了鲁迅勇猛的刚毅的一面,而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则被人民所忽视。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说,首先面对的就是生存,我们从鲁迅的只言片语中,直接或间接地说到金钱的问题,那么鲁迅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对于金钱这个问题,鲁迅是如何看待的呢? 鲁迅很看重钱,他不怕人说他爱钱,你看看鲁迅日记,鲁迅日记写得很枯燥,没有抒情议论,从来不写今天晴空万里,没有这事,日记经常写的是钱,收多少钱,花多少钱,天天记帐,一听说单位发工资了,赶快跑去领。这个鲁迅好像和我们在文章中看到的那个高大的鲁迅,不完全一致。假如说书商剥削了他的稿费,马上跟人家打官司,剥削我的钱不行。鲁迅他薪水很高,他挣钱很多,可问题是工资经常发不下来,工资表上得工资是很高,但不是老能发,有时候发下来也行,说这个月发工资了,发三折,工资那个时候是打折的,我们现在没听说过,我们现在只看见卖衣服打折,卖书打折,没听说过工资打折,那时候工资打折。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说要过八月节了,好,发三折工资吧。而且说是不见得都能领到,早来的早领,晚来的没有,还这样,所以老师都跑着去。这个时候鲁迅是跑得比较快的,因为他很关注这个事情,所以教师经常要去索薪,那时候有一个词叫索薪。有一次鲁迅去参与索薪活动,小报记者就报道说周树人也去索薪了,而且说是被警察把门牙给打掉了。小报就不但地制造新闻,所以鲁迅还写了一篇文章出来辟谣,说我的门牙并没有被警察给打掉,辟谣,有这样的谣言,说明舆论是认可这个事情的,在媒体看来,在舆论看来,教授索薪可能被警察殴打的,即使教授索薪被警察把门牙打掉的,也是个正常的事情,所以当成一个好玩的事情报道出来。可见,当时的社会是很混乱的。
谈到钱这个问题,鲁迅是从来不避讳谈浅的,鲁迅曾经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便充分表达了他的金钱观,“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不但是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边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鲁迅说是凡是不重视钱的人,都是不捱饿,或是处在不饥饿状态下,他才发清高之论,先饿他一天看看,他就不这样讲话了。很多很深刻的思想家,其实讲的也是一些普通的人生的道理。所以,我觉得比较真诚的人必须必要忌讳,避讳这个钱字。鲁迅的这个生活智慧,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之上,如果生活搞不好,仍然不懈地追求理想,这样的人当然是值得尊重的,是值得尊敬的。我在北大还有北大周围,我看到很多这样可尊敬的青年,自己穿得衣衫褴褛,也不知道他靠什么为生,天天在那里拿着一本书,听课协作,或者画画等等,这些人我很尊重他。但是我想,如果他的物质条件好一点,是不是会更好,有志的青年,我们当然应该帮助应该尊重,但是不应该把生活和理想截然地分开,如果过于截然地分开了,那我觉得有志青年,就变成“幼稚”青年了。这个是有区别的。
自古以来,视金钱如粪土者有之,舍金钱而取义者有之,见钱眼开者有之。而鲁迅的金钱观却清晰表明,对于鲁迅来说,鲁迅不否认金钱是维持人类生存的最基础需要,所以他非常看重钱。鲁迅在北京生活的时候,由于家庭成员比较多,所以家庭所有的开销,都要鲁迅一人担当。鲁迅在与致箫军、箫红的书信中曾经说自己不能说穷,但是也没有窘极过。可见当时鲁迅的经济状况。那么鲁迅当时,一个月薪水是多少?鲁迅靠什么来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支呢?
鲁迅的收入主要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固定的薪水,一个是他的讲课费,一个是他的稿费。这是三笔主要的收入这三个收入当中,后两个是不一定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写文章靠稿费,稿费是不一定的。所以他就很看中那个固定的薪水,在薪水之外鲁迅还到处兼课,鲁迅最多的时候,曾经在八所学校兼课,一个礼拜跑八个学校当钟点教师,看到鲁迅挣起钱来,也是有一点点贪婪,到处上课。当然了这也是那个时候讲课费比较高,讲一次课薪水比较高的,所以他才会这样,否则也不值得到处跑。鲁迅很长时间,在教育部任职,那个时候中央政府的官员没有今天这么多,不像现在国家大力发展公务员,那时候官很少,所以每个人管得事儿很多,工资也比较高。鲁迅那时候在教育部每个月可以拿三百大洋,今天说三百大洋,大家没有概念,我给大家分析一下:那个时候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两三块大洋,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比如说清洁员,他每个月有两块大洋,就够生活了,当年一块大洋的购买力,是怎么样呢?跟今天的一块钱人民币相比,如果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话,购买柴、米、油、盐、大米、猪肉什么的,就买日常生活消费者,一块大洋大概是现在一块钱人民币的七八十倍,到一百多倍,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当然很重视,他这三百大洋。后来,鲁迅他实在很讨厌北洋政府的官场,他不干了,鲁迅后来他撤离了官场,再后来他也撤离了大学,大学也不干了,对大学失望了。由广东到上海,最后变成一个住在半租界的这样一个文化战士。可是,即使到了上海之后,由于鲁迅这么高的名望,所以当时管教育部的蔡元培先生,聘他为特约作者,特约的撰述员,仍然每个月白送给他三百大洋。因为鲁迅的威望泰达,政府为了表示自己能够笼络大知识分子,表示我们政府很民主,所以像鲁迅这样的人,虽然天天骂我们,但是还是每月白送他三百大洋,鲁迅就要了,鲁迅就拿了。这个事情,现在有很多人不理解,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写文章,说鲁迅怎么回事儿?怎么每个月拿着人家**的钱,还骂人家**呢?鲁迅这不是吃里扒外吗?因为我们今天对革命的理解是比较狭窄的,对革命的理解是比较简单。说你要革命,你就跑到延安去革命嘛。你怎么还在人家这儿,拿着人家钱然后不老实,还骂人家。在鲁迅看来,钱是该拿的,钱,我绝不是白拿的,你既然给我钱,一定对你有好处,对你没好处,你不会白给我钱的。所以钱是要拿的,但是骂也是照骂不误的,因为你是不好的政府,你天天做坏事,所以要骂。鲁迅的这个作风,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这样做过了,辛亥革命的时候,他在绍兴办了一份报纸,这个报纸就骂政府,然后这个政府就不愿意这个报纸骂它,就给报社送来钱了,然后这个报社编辑部就讨论说,人家送来钱,咱们还骂不骂呢?后来他们说了,要骂。说它送来钱了,就说明它是咱们的股东,股东不好应该骂,所以要骂股东,把政府当成股东来骂。所以我们看,鲁迅的这种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思想,它不是一个玩笑的立场,而是很严肃的。在鲁迅看来我坚持拿你的钱,还骂你,这是更需要付出加倍的勇气的,如果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跑到帝国主义的大旗下,天天骂中国,这算什么英雄好汉。
这不算英雄好汉,你自己很安全,在帝国主义的指挥刀下边骂中国,这不好,那不好,中国没有人权,在鲁迅看来这是懦夫,那是没除夕的表现,我就站在中国,批评中国,这才是英雄好汉。而这也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的表现,我真的爱这个国家,所以有外国朋友回忆鲁迅说:鲁迅看他自己的祖国,就好像自己的亲人脸上没洗干净一样。天天说,你这块没洗干净,要把它洗掉。他是怀着这种心情,所以说鲁迅他表现出真正的爱国主义战士这一面。
通过孔庆东先生的讲述,我们了解到,鲁迅把自己的金钱利益与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不是为金钱而活着,而是一个时时为国家,为大众着想的文化战士,作为一个战士,鲁迅每时每刻都在战斗着,但是鲁迅战斗并不是面对面地与敌人交锋,他认为在战场上与敌人进行肉搏战术只是有勇无谋的武夫行为,对待敌人要采取有勇有谋坚韧的战术,那么鲁迅是利用自己的智慧进行战斗的呢?
鲁迅既然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战士的形象,我们想他每天在那里战斗着一定有一些战术,有一些战略。鲁迅的这个战斗智慧,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儿来该概括,叫“壕堑战”,这是鲁迅自己的命名,“壕堑战”还可以叫“游击战”。这“壕堑战”和“游击战”其实都是一种现代战术。“壕堑战”就是躲在掩蔽物的后面,不和敌人进行肉搏,我们在冷兵器时代,那个时候需要肉搏来解决问题,这个很残酷的肉体与肉体之间直接的厮杀来解决问题,但是到了现代的热兵器阶段,我们可以远距离地杀伤敌人,敌人也可以远距离地杀伤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壕堑”就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壕堑战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鲁迅就是采用文化上的“壕堑战术”。他反对《三国演义》里面,许楮的那个赤膊上阵,一个大将自己很有勇气,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回来气得不得了,脱去盔甲赤膊上阵。鲁迅说这是有勇无谋,我们看“壕堑战”“游击战”,其实这都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不谋而合,它是一种被压迫者的战术,因为被压迫者处于劣势,在武器上在资源上处于劣势,所以他不能跟他的敌人,进行简单地战略决战。在这后面还有一个思想,就是鲁迅他绝不肯做无谓的牺牲。我们学过一些鲁迅纪念青年学生的文章,比如说《纪念刘洪珍君》这类的文章,鲁迅一方面他是支持这些青年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鲁迅不同意他们反复地、激烈地去向反动政府请愿,鲁迅是反对和平请愿的,因为鲁迅他看透了那个政府,它不是个好政府。好政府你才去请愿,你请愿它有可能给你解决问题,比如说你上访,然后它跟你谈一谈,了解你的青年,看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你。这时候是有用的,所以鲁迅反对请愿,他反对做无谓的牺牲。鲁迅是战士,但是他说,战士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鲁迅还说过,“革命不是让人死,而是让人生”,这句话非常重要,革命不是说就是死人,不是,革命是要人生,尽量要少的牺牲。所以他反复地讲革命,要珍惜战士的生命。特别是有些人,自己不愿意牺牲,却煽动鼓动别人去牺牲,还有敌人就希望你赤膊上阵,有种的你站出来,你好好地跟我打一架,鲁迅这个时候不上当,他就像刘邦说的那句话一样:“吾宁斗智不斗力”,因为你拿着刀呢,你有国家机器,你有暴力,我不跟你做这种简单地对打。
鲁迅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那个时候正是国内反清,反满的情绪高涨的时候,那个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等人,他们领导的革命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日本留学生中间,有很多革命党,鲁迅也参加这些革命团体的活动。当时的一个革命手段就是暗杀,我们知道对于那些勇于去暗杀,然后牺牲自己生命的那么革命者,对他的个体行为,我们应该表示尊重,表示敬意。但是从整个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来看,靠暗杀来革命成功的是没有的,革命不可能靠暗杀来成功,因为这个社会的进步也好,反动也好,不是一两个人决定的,历史有它发展的规律,它最后要靠整个社会的变化。所以鲁迅他是不同意这个暗杀的,可是当时的革命团体,有一次就派他去派鲁迅回国,去刺杀满清的权贵,鲁迅就没有答应鲁迅就抗拒了这个革命组织的命令,鲁迅说不行,我要是死了,我老母亲没人养活,鲁迅打出一个“孝”的旗号,说我是孝子,我们家得靠我养活,我父亲都去世了,我养活我们一家子呢,我不能去,你另外找别人去吧。表面上看这件事情,好像鲁迅这人胆小,这么怯懦,你平时表现这么革命,派你去暗杀,这么一件事儿,你就不去了。鲁迅这个事情他没有去。
我们看到鲁迅不那么高大的一面了,鲁迅不是说这么高大,威风凛凛的,给他一个炸药包就去炸碉堡了,不是。他有更长远的打算,而且他觉得,我刺杀了一个人有什么用呢?不管成功不成功,我和他同归于尽也好,我刺杀了这一个人,真的对革命有贡献吗?所以鲁迅他做事情和一般人不同,他总是犹豫的,他说过,我不适合于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就是每个人在社会进步中,他所处德威治,他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是大有差异的,鲁迅不是那个去上街上撒传单的人,然后站在人群中撒一把传单,然后**演讲,鲁迅不是那种人。他不适合做哪一类工作,他犹豫,他看准的事情做下去,是鉴定不动摇的,但是没看准的事情,他不肯轻易决定。
为了进行这样长期的战斗,鲁迅是经常换笔名,鲁迅的一生用了多少个笔名?根据现在的考察,我们已经查到,鲁迅一生用了一百四十多个笔名。这在全世界的文化史上,是罕见的。鲁迅用这么多笔名之多,也就说明了当时的中国是如何的黑暗,鲁迅到底用了多少笔名,你问问鲁迅自己能背得下来吗?肯定自己都背不下来,你如果拿篇文章问鲁迅,说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他够呛一下子能够断定下来。因为变换得太多了,谁取一百四十多个名字。单单是1932年到1936年这几年间,鲁迅就用了八十多个笔名。所以说,在鲁迅研究的这个领域,专门研究鲁迅的笔名,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课题,在三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鲁迅已经是文化战线上的领军人物,有一次上级领导就建议,鲁迅做一个什么事儿呢?鲁迅,你写文章老是用化名,你为什么用化名呢?我们应该跟**进行英勇的斗争,他们就建议鲁迅用真名,写一篇文章,痛骂蒋介石,说你用真名来痛骂蒋介石一顿,鲁迅说,那不行啊,我要是用我的真名,我再点名道姓地骂蒋介石,那我在中国就无法生存了。领导说不要紧,你写完这篇文章之后,我们在黄浦江口,给你具备一艘小船,马上把你运到莫斯科去,我们想,那个左倾领导是多么幼稚啊?鲁迅想来想去,这个固然对我的安全,给我安排得很好,这以后我就没法写文章了,以后我就在莫斯科养老了。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问题,容易看得很清楚。我们想那个左倾的领导,他企图把鲁迅这样一次性消费了,他没有意识到鲁迅的巨大的文化价值,他就是一时冲动啊,说我们这样跟敌人,真刀真枪地多好啊,鲁迅骂蒋介石,这炒作起来多棒啊,肯定很多人看了欢欣鼓舞,但也就是热闹个三五天吧,以后鲁迅就没有了。就跑到莫斯科养老了,所以鲁迅不肯做这样的事情,他谢绝了这样幼稚的命令,他继续变换各种笔名,进行着曲折的不那么激烈的斗争。
为了保存革命实力,鲁迅用他那犀利的文笔和敌人展开斗争。但是在**统治时期,可谓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时代,鲁迅认为,一个战斗者不值得以真名去招致无聊的麻烦。所以1918年5月,他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体现出了一个文化战士的智谋,作为一个战士来讲,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儿女情长,那么鲁迅的生活**是什么呢?
鲁迅能够长期战斗,在我看来有一个奥秘是他同时懂得怎么休息,他懂得怎么放松,他的战斗不是义勇之夫的那种蛮干,不是张飞、李逵那种形象,而是有勇有谋。鲁迅自己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这句话我想把人生的几个方面都说到了,战士他什么都干了,你以为战士不食人间烟火吗?但是他强调,他做了这些事儿之后,他还是战士。鲁迅这个话是说得非常到位,非常深刻。鲁迅本人他也是这样一个非常知道生活,知道休息的战士,鲁迅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我们常人一样的习惯,或者说毛病,比如说鲁迅很馋,喜欢吃小吃,吃点这,吃点那,控制不住自己,有人送他一点好吃的东西,说吃两口吧,留下来给别人人吃,一会儿说,再吃两个,再吃两个,晚上留两块就行了,过了一会儿,都吃了吧,反正剩下不多了。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鲁迅他很可爱,有一次有一个日本朋友回忆,他到鲁迅家里吃饭,鲁迅他们一快吃了五、六个小菜,鲁迅喝了一点酒,他觉得很高兴,你看,我现在也是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嘛,这个恐怕是很多人不会想到的,觉得鲁迅是不是成天很少吃饭啊,不是。鲁迅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的生活条件保证下,他能够享受到的东西,他都尽量地去享受,吃、喝,他抽烟,他爱看电影。三十年代那些好莱坞大片,他都看。看电影是他的一大休闲,看电影在当时的中国来说,就是最高级的精神休闲了。那些好片,那些有名的**,他都落不下,他不管什么**的,不管什么思想进步不进步的,什么言情的,侦探的,恐怖的他都去看,还爱坐汽车兜风,这个恐怕也想不到,今天汽车很普及,但是在中国的三十年代,要坐汽车是高消费,一般人哪能坐得起汽车呢?他没事儿,带着孩子,带着爱人,走,坐汽车玩儿一圈儿去,这个我们可能也想不到。
鲁迅他是个生活上也很细心的人,比如说他收到很多来信,他收到来信,他都认真地把信封拆开,然后翻过来粘好,作为给别人回信用,所以鲁迅他不用买信封。他给人回信,都是用来信翻过来,人家给他寄包裹,他把那个绳解下来,认真地系好放在抽屉里,自己寄包裹的时候用,这是非常细致的。鲁迅没事儿把屋里整理得井井有条,特别喜欢收拾东西及但是这样细心的人,又不是说跟人家斤斤计较的人,他对待朋友,对待青年对待学生方面,更多的时候,他是非常大度的。比如说当时有一个北大的旁听生叫冯省三,很多青年跟鲁迅都不客气,这个冯省三有一次就跑到鲁迅家里去,说鲁迅先生,你看我这个鞋子都跑破了,我根据看见你门口有修鞋的,你把这鞋拿去,给我修一修。鲁迅说,是好好,你休息吧,我给你修鞋去。他就躺在床上休息,然后鲁迅就把他的鞋脱下来,给它拿到门口去修,花了几毛钱修好了,然后把鞋子给他送回来,给他穿上。冯省三说,修得这么慢啊,刚修好,好好,谢谢你。没说谢谢,连谢谢都没说,穿上鞋就跑了,还挺不高兴就走了。对这个事情,鲁迅怎么看呢?冯省三同学,他是一个山东人,鲁迅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啊。你看,对待这样的青年,鲁迅没有计较他,没有说他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呢?让我这样的人给你修鞋,你还不高兴,没有计较,只是说这个孩子真直爽,他不和这样的人去计较。他不是不知道,他做得不对,但是他不跟他计较。
所以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聪明是知道如何对待不同的人,如何对待不同的场面,其它方面的爱好,也和我们一般人差不多,喜欢欣赏年轻的美女,喜欢逗弄顽皮的孩子。在人生的各个方面,家庭、爱情、事业、金钱,他什么都没耽误,鲁迅自己有两句诗,他晚年生了孩子,这个叫海婴,有人说你对这个孩子太溺爱了,你是不是太溺爱这个孩子了。鲁迅写了一首诗,里边两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无情未必真豪杰,干嘛要无情呢,怜子如何不丈夫,我就是溺爱我的儿子,不耽误我是个大丈夫。人应该有基本的生活上的需求和爱好,这不耽误你的思想进步。
通过孔庆东先生的分析,我们了解到鲁迅的凡庸和世俗的一面。鲁迅是一个生活情调很高的人,他是最懂得如何生活,也是最讲究生活质量德人,所以他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他只不过比我们一般人聪明,深刻、钢猛、坚强,鲁迅除了注重生活外,他还注重生存质量,鲁迅认为人活着很难。那么一个人应该怎样做,才能活得更好呢?这就体现出一个人的生活智慧,我们在生活方面,鲁迅是如何表现他的这种智慧的呢?
那么,我们再简单讲一讲,鲁迅在生活上的一些智慧。譬如战士,他不是时时刻刻在战斗,你得吃饭,你得喝水。现在战争的一个特点,就是越来越重视后勤工作,现在战争基本打的是后勤,谁的后勤好,基本上你就胜利一多半了,而生活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战斗质量的好坏,陆续在深入上非常有情调,我们先从鲁迅的人生观讲,鲁迅讲人活着,人应该怎么活?发展的目标是什么?鲁迅有一句话非常好: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话说得多么通俗,不但那个时候是真理,现在也仍然是这样,鲁迅从来没有抽象地去讲什么人权。可以说,鲁迅一生都在为人权问题而战斗。但他的人权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说要捍卫人权,人权是什么?人权很清楚,它分为三个生存权、温饱权、发展权。对于还没有生存,生死都不定的人,每天挣扎在**线上的人,你要让他生存,先解决生存问题。鲁迅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列著作呢,并不是说这是马列主义教给他的,他从自己的生活中,就感悟到了,人需要生存。然后第二步是温饱,然后是发展。我们看看我们中国一百多年来发展的轨迹,不也是这样嘛,我们先要求得中华民族的生存,然后是温饱,然后是发展。既然是这样一个顺序,所以鲁迅很重视生存,很重要这个基础。这些我们后来,我们学了马列主义,我们才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先要吃饭,我们后来从马列主义得到,其实鲁迅早都认识到了。
除了住生活、生存、生存质量之外,鲁迅的生活智慧,还表现在他的智力上,比如鲁迅他有一篇《小杂感》,他讲如何听高人讲话,如何听领导讲话,听你们单位请来的一个什么专家讲话,他说:“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做偶有不懂之处”,为什么叫偶有不懂之处呢?“太不懂被看轻,太懂的被厌恶。倘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就是稍微有一点不懂,双方都很舒服。但是我们看,鲁迅说的这个话,是教人这样做呢?还是讽刺这种现象呢?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表示,你可以理解为他是教人这样做,也可以理解为他是讽刺这种现象,讽刺中国社会要面子,爱虚伪这种现象。所以说鲁迅,他不是不懂世故,他是懂得世故的。有人批评他是世故老人,他懂得世故,但是把懂得世故,而不一定世故,他经常是很直率的,所以鲁迅他是一方面看透了生活,可以从心所欲,但是又不肯随便敷衍。他会敷衍,需要敷衍的时候,会,或者说他敷衍的时候,他背后是有者清醒,他什么事儿都知道。他有一篇短文叫《立论》,说人立论很难,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家人生了孩子,客人来祝贺,有人说这个孩子长得真好啊,将来一定能够升官,主人很高兴。第二个人说,这个孩子长得很好啊,将来一定能够发财,主任很高兴。其实这两个人说得都是假话,都是恭维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孩子,将来能够升官发财,都是假话,都是恭维话,都是假的。但是第三个人说真话,说这孩子将来早晚得死,那主人就把他打出去了。这个人说的真话,说的是真话,就要把你打出去,真话是不得人心的。他说我又不想撒谎,又想说真话,又不想被打出去怎么办呢?鲁迅说,那只有一条,你说这孩子你看,今天天气真不错啊。这就好,这就是真正的聪明人。你没有撒谎,但是你又没有被打出去。鲁迅说人活着,说话是很难的,敷衍人也是很难的,这篇文章是很有名的。所以鲁迅他可以对好人非常宽容,对坏人该严厉的严厉,该敷衍的时候,他也敷衍。
所以我们看到,鲁迅他是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多侧面的人。但是他用一个大智慧,不是小聪明,是大智慧,把生活的这些各个层面,统一起来。然后知道,在哪个方面应该紧,在哪个方面应该松,所以他才能够战斗得那么坚韧,鲁迅正是因为,他有大智慧,他成为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中,我们可能不需要像鲁迅那么频繁地战斗,但是那些生活中的智慧,我觉得是值得学习的,或者说是学而不尽的,就是在一些小事儿上,它都对我们有启发。鲁迅的这些智慧,倘能被学习一半,不用多,学习一半的话,我觉得像过去说的,“闪闪的红星”一样,指引我们长夜里驱黑暗,寒冬里迎新春。所以我觉得,我希望鲁迅的智慧,能够给我们今天的朋友们带来启示,以帮助我们应对现在这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好这一讲,我就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三)家变情仇
讲述鲁迅的家变情仇,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鲁迅的家庭,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不错,应该说是中产阶级家庭,比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还好,书香门第。周氏大家族,本来家庭环境很好,但是不幸的是,就在鲁迅的幼年,他们家里糟糕了,一场大的灾难,这个大的灾难是由于他的祖父,参与了一个案子,是科举考试行贿的案子。我们今天全世界考试作弊成风,在很多著名的大学里,大学生都普遍地作弊,我本人也处理过很多作弊现象,我非常痛恨这种现象。但是很多学生,今天似乎习以为常了,考试作弊有什么了不起,说作弊我就不及格,不及格我下吃再补考,看得轻描淡写,但是我们知道,在古代考试作弊是大罪,是了不得的大罪,甚至要杀头的。为什么?因为考试作弊,就是欺骗最高领导人,国家为通过考试,在选拔人才,你考试作弊,不是欺骗国家吗。所以说考试作弊,其实应该是大罪,我们今天过于轻描淡写这个事情了。
鲁迅的祖父,因为科举考试行贿,就被判了死刑。我们知道,今天很多青少年朋友,可能不会理解,有这么夸张吗?考试作弊就判死刑,真没劲。其实这个事情,是很严肃的。他的祖父,就是被判了死刑,但是这个死刑很有意思,不是立即执行。我们今天知道,判死刑有立即执行和缓期二年执行等等,缓期的一般就不会死了,你表现好一点,不再作恶,然后就改成无期徒刑了。可是,鲁迅祖父判了塑性,虽然不是立即执行,但是也没有缓期多长时间。当时有一个名词,叫斩监候,斩就是斩刑,斩首,但是不马上斩,先押起来候着,先关着,等着,等什么时候斩呢?那得看皇上高兴不高兴了,皇上一高兴,就赦了,不高兴,哪天就拉出去斩了。所以,这事是个悬念,它没准。而中国古代什么时候杀人呢?每年秋天,秋天草木凋零。我们中国一切,都是配合着自然界的节奏的,春天草木繁盛,那不应该杀人,百花盛开,杀人煞风景,秋天的时候杀人,所以一到秋天,他们就慌了,一到秋天,就要花很多钱,去上下打点,买通关系,希望把今年熬过去,那么今年熬过去,明年还得如法炮制一番,就这样年复一年,家里有多少钱,也得运出去了,这一场官司下来,他们家里就败落了。由于这场官司,他父亲的秀才,也被革除了。到手的文凭给收回去了,不算数了,就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一个小小的少年,切实地感受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鲁迅有一句很沉重的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人生的真面目,是不容易看到的,不是说你努力就能看到的,你没有条件也看不到,鲁迅他就有一个条件,就是家到中落了,一个孩子,你家里条件不错,现在学习也很好,大家都说你好,一切绿灯都为你打开,你看不见人生的真面目,哪天你突然考个倒数第一,然后你拖着说你家交不起学费,这时候你看看,人生的真面目。少年鲁迅他是长子,所以,过早的生活的重担,精神的压迫,就撂到了这个少年的肩头。因为鲁迅的爷爷,被判斩监候,所以牵连到鲁迅的父亲也被革除了秀才的功名。鲁迅的父亲,本身身体就不好,经过这么一折腾,病情更加重,这样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就落到了少年鲁迅的肩上。俗话说:“国有大臣,家有长子”面对父亲病重,母亲忧愁,弟弟年幼,这样的生活重担,鲁迅将如何度过?少年鲁迅为什么会遭遇到,邻里的流言诽谤呢?而最终生活的苦难与磨砺,对鲁迅的人生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鲁迅在很长的时间里,干什么呢?频繁地出入于当铺与药铺之间。家里都没钱了,拿东西到当铺里去当了,当了,然后到药铺换了药,换了药回来治病。而去当铺的时候,遭受的那种精神压迫,有钱买东西,可能还是一种很畅快的心理,没有钱去当铺,受人家的白眼,明明很值钱的东西,值一百块钱的东西,他非说值五块钱,每天遭受这种白眼和奚落,这个给小孩的精神打击是非常大的。到了后来,他的父亲也病死了,家里边仅有的二三十亩水田也卖光了,也就是他家的成分等于改了,由地主变中农,变贫农了,自己把成分就给改了,所以说鲁迅他从小就知道,生活之艰辛,知道钱怎么来,东西怎么来。我记得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我有一天问他,你知道咱们家的饭都是从哪儿来的吗?我想启发他说,这是爸爸挣来的,但是他说,我知道,都是从厨房端来的。我当时大吃一惊,后来我想,他说的有道理,因为他每天亲眼所见这个饭和菜就是从厨房端来的。所以,他觉得厨房是一个源源不断地,可以永远生产饭和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孩子无知,这是大人的教育没有到位。他怎么能想到,饭是我挣钱给他买来的,他不会想到的,他想到的就是从厨房端带的,所以我想,今天恐怕还有很多孩子,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钱是从哪儿来的,没有意识到劳动和生存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鲁迅家里的钱花光了,田卖掉了,该值钱的,能当的东西也都当了,这个房子就显得越来越大了。鲁迅写那个时候的感觉,非常逼真。他每天在这个墙角落里面四处看,去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总觉得抽屉里面还什么东西,打开每个抽屉看看,看一遍,再看一遍,人就到了这个程度。而这个时候,亲戚朋友邻里对他们家的态度也都改变了,能欺负的欺负,能骗的能骗,还有的人就怂恿鲁迅,把家里的东西,偷出来卖。说你们家,还有什么什么东西,偷出来卖吧,鲁迅没有这样做。但是,已经有了这样的流言蜚语,邻里之间就传说,他已经把什么东西都偷出来卖了。所以,鲁迅不是说长大以后,成名以后,受到社会上流言蜚语的打击,鲁迅一生就是生活在流言蜚语之中,死了这么多年还没有很多人真正地理界他七十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受流言蜚语的打击了。用金庸笔下一个人物的话说,杨过说,我一生受人冤枉还少吗?大侠是怎么成长的,像杨过这样的大侠,小时候就受人冤枉,没有几天扬眉吐气过,鲁迅也是从小就受人冤枉,所以这样的一个压力,压在一般的少年人头上,恐怕会受不了的。
我是研究文学的,经常讲作家生平。我发现很多作家、艺术家,少年的时候,都经历过家庭的不幸。特别是什么父亲早逝、少年丧父,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规律,还有家道中落。其实从逻辑上推理,家到中落,一定是好事吗?一定能够让人奋起吗?不见得,很多社会上的不良少年,很多流氓歹徒,不也是家道中落产生的吗?这是没准的事,也许家道中落,就使人堕落,使人萎靡不振。但是,对于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杰出人物来说,似乎少年时代的不幸,是他们成就的一个最好的学校。那个时候他们,就比别人多学了,很多很多最有价值的东西,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因为要成就自己,故意搞得家破人亡的,那是不幸的,我们也没有那个条件,也不是那个时代,鲁迅那个时候的家道中落,也是有它时代的代表性的,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清王朝走向最后的没落的阶段,像鲁迅一样,当时中国有很多家庭,都家道中落了,当然原因不同,不一定像他家是由于祖父的原因,或者是因为生意没做好,亏本了,或者由于疾病,由于其他原因。
从整个中华民族来看,我们中华民族也是经历了一个家道中落的过程,以前很兴旺,中华民族有过光辉灿烂的过去,后来就家道中落了,中落得很苦,受人家耆儒,被人家看不起“东亚病夫”,然后自己再想办法,振兴,振作,奋起,整个中华民族也是有这样“马鞍型”的过程,所以鲁迅的家道中落,以及给他带来的痛苦,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是鲁迅人生中的第一个痛苦。
鲁迅人生的磨难,才刚刚开始,虽然他的爷爷后来被释放出狱,但是三年后,也就是鲁迅十六岁时,鲁迅的父亲,终因病重而去世。家道中落的鲁迅,义无反顾地背起行囊,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他先是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学习三年,后来又奔赴日本留学,正当二十六岁的鲁迅,踌躇满志在学习之时,一场由母亲,精心设计的包办婚姻,却再次打破了他的生活。那么,鲁迅的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鲁迅面对这场包办婚姻,又该怎么做呢?
对于鲁迅的婚姻,很多人不太了解。说鲁迅,他爱人不是许广平吗,他不是跟许广平很幸福吗?这是后来的事,鲁迅家道中落之后,他就不能像孩子那样正常地发展。什么叫正常发展?就是考科举,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高考,通过高考谋一条生存之道,那时候考科举是条正路,但是他没有去走这个正路,就是学一些新新学,用当时的人的话来说,是迫不得已只好把灵魂卖给洋鬼子,去学一些“邪门歪道”的东西。今天我们看来,反而歪打正着学对了,由于学得好,后来又官费留学日本。可是就在留学日本期间,接到母亲的电报,母亲病危,就像岳飞接到十二道金牌一样,催他马上回去,中国人都是孝子,母亲病危谁敢不回去,马上就回去。但是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母亲生病这样的电报,十个有五个有假的,一定是有别的事,我们上过大学的人,可能都有这个经历,说不定哪天哪个同学说,母亲病危就让他回去,回家结果没事。鲁迅回家之后一看,家里张灯结彩,马上就被簇拥着成亲了。家里给他包办了一门婚事,为什么家里这么急于给他包办婚事呢?因为他在日本留学,那时候观念很不开放,家乡德人就怕他,娶一个外国女人,如果说我们今天,一个留学生娶了一个日本夫人,大家都很理解,之没什么,促进中日友好嘛。可是那个时候,跟外国人通婚,大多数民众还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娶一个日本女人。特别是有一次,鲁迅走在日本街头,看见一个妇女,领着好几个孩子,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还领着一个,鲁迅看她很辛苦,他跟同学一块儿散步,就帮她抱起一个孩子,学雷锋做好事,帮她抱了一段,结果恰好被别人看见了,于是这个话就传回中国来,说不得了,说周树人在日本已经娶了太太乐,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了在街上逛马路呢,所以家里一听,非常着急,就马上给把包办了一门婚事。鲁迅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刚刚开始觉醒,从个人的思想上,他刚刚接受自由恋爱,民主自由这些思想,但是整个社会体制还是旧的,所以他们那一代人,普遍都遭遇到了这种矛盾,痛苦。怎么办?家里给你定下了亲事,你如果不答应,一个是不孝,同时会影响到很多人的利益,面子。鲁迅迫不得已,他就提出了两个要求,他要求女方,第一要进学堂,第二要放足,就是不能在缠足,这是那个时代,很多的知识分子,觉醒了的知识分子起码的要求。其实就是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文化,一个是观念,这个缠足代表旧的传统封建观念,妇女不解放,缠足是一个不解放的象征,进学堂,要求她有文化,可是鲁迅回来跟人家一拜天地一看,这个妇女既没有文化,而且还缠着小脚,所以鲁迅这个心一下子就凉了,等于是被绑架了一场婚姻。鲁迅生长在清朝末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主宰着男女的终身命运。二十六岁的鲁迅,在那个时代早已经算是一个大龄青年了,因此,母亲对他采取包办婚姻的初衷,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是,经历了多年新思想影响的鲁迅,面对母亲为他迎娶的这个叫朱安地地道的传统女性,他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吗?先结婚后恋爱的做法,在鲁迅这里行得通吗? 这位朱安夫人,远远不是鲁迅理想中的对象,可是,鲁迅他接受了。为什么接受?鲁迅他说,是为了母亲,他回到日本去,他的同学,他的朋友就问他,你母亲给你来电报,家有什么事吗?鲁迅回答了五个字:母亲娶媳妇。我们看这句话包含着多么复杂的痛苦,不是他娶媳妇,是母亲娶媳妇,婚姻是一个家族的事情,不是他的事情,跟他自己没有关系,他后来又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只好接受她,只能养着。他如果不接受她,这个女的跟他不结婚,不结婚在那个观念下,这就算休妻,你把她休过去,她就没人要了,她一辈子怎么办?所以说,他要为别人考虑。
我们看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有一种矛盾,就是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的矛盾,五四时期,我们有很多口号,其中两个很响亮的口号,一个叫个性解放,一个叫人道主义。可是很多人没有想到,个人解放和人道主义,有时候是会冲突的,会矛盾的,你自己个性解放了,别人还没有解放,那怎么办?那么你的解放就会损害别人的利益,这个时候是个人利益为高,还是人道主义为高,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处理方法。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也可以反思,就是鲁迅到底当时应该不应该接受,就不能反抗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也有人逃掉了,有逃掉的。逃掉的人就不管这些,全抛弃了,我就个性解放了,但是鲁迅这种人,考虑问题方方面面,做统一打算的。所以,这个事情成为鲁迅一生的阴影,他被一些人,簇拥着成亲了,第二天早晨,他的母亲河周围德人,就发现鲁迅,眼睛是浮肿的,脸色是青的,枕巾都是湿的,他哭了一夜,他的洞房花烛夜就是这样过的,然后他就搬到书房里去睡,第四天,他就回日本了。娶来的朱安夫人,一辈子就陪着鲁迅的母亲,等于是成了他母亲的一个助手,真是“母亲娶媳妇”了,所以鲁迅跟这个朱安夫人,虽然说婚姻上是保持着,但是是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的,这样一对夫妻。
我们可以看,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很多当时的这些名流们,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家里包办婚姻,多数都接受了,没有办法。除非他以后又遇到别的机会,所以我们看,鲁迅他是最激烈地反对包办婚姻,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自由恋爱,当然不一定就是幸福的,自由恋爱不见得就保证幸福,但是起码他是自己选择的,是你自己选择的,这个过程,虽然说总体上胜利了,可是还是很漫长,不时有倒退。其实我看一直到现在,很多中国的家庭,中国的青年,他的婚姻大事,还是靠包办,不仅是在农村,在城市也有很多人,甚至一些博士,博士后,他的婚姻都是靠父母包办的,靠长辈介绍的,这倒退了不止一百年,想起来,还是稍微有点羞耻的。还有一些父母,是打着关心爱护子女的旗号,来干涉子女的婚姻,这种情况今天仍然很多,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好反抗呢?因为它并不是以专职的面目出现的,而是以爱的面目出现的,所以它很难反掉,他们总说我们是过来人你容易吃亏上当,还是父母介绍的好。软刀子杀人,是看不见的。鲁迅就得咽下自己得到的这枚苦果,当然后来鲁迅,他人生有了转折,他在40多岁的时候,他找到了精神上的知音,许广平这样一个他理想中的新女性,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但是尽管这样,他的这一次婚姻,仍然给他们几个人,都造成了一辈子的心灵上的苦痛。我们可以说这是鲁迅的苦痛,对于朱安夫人来讲,也是不公平的,也是更大的苦痛,你想她一个没有文化的旧式妇女,命运把她嫁给这么一个人,可是这个人不喜欢她,对她毫不感兴趣,把她常年地抛在家里,陪伴着老太太。朱安夫人她也表示过,说我跟不上,但是我愿意与时俱进,她也愿意找点儿书看看,去认字,接受新思想,有一次他看鲁迅和他的朋友,学生们一块儿做体操,她觉得这个很时髦,她也在后面,跟人家做体操,但是她又做不好,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妇女,她艰难地努力,但是她就说,我就像一个蜗牛一样,沿着这个树,慢慢地往上爬,但是终于没有爬上去。所以我们从妇女的角度来讲,旧式妇女的悲剧,也在朱安夫人身上,体现得很鲜明,有千千万万像她一样的妇女,在时代的转折当中,就被牺牲掉了。像鲁迅,他还在别的方面取得成就,我们知道鲁迅是个伟人,那有多少像朱安夫人这样的人,就在历史上轻轻地摸过去了,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一辈子精神上的成就也没有,生活上的幸福也没有,所以生活,真是很残酷无情的,所以这次包办婚姻,也是鲁迅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场痛苦。鲁迅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二弟周作人,比他小四岁,三弟周建人,比他小七岁。从1919年起,收入丰厚的鲁迅将母亲、二弟全家与三弟全家,都接到了他在北京八道湾购买的一所大宅院,一大家子人开始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四年之后的1923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却意外地断了交,绝了情搬出了八道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与之相媲美的是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你看人家孩子怎么养的?真是了不起。周氏三兄弟是很了不起的,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的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去上学,鲁迅到日本去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这个留学的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个人并肩战斗,一块儿写文章,一块儿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人物,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他的兄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因为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所以他的名气还更大,很多人知道周作人,后来才知道有个叫鲁迅的,听说是周作人的哥哥,学问也不错的,是这样认为的。
比如当时有一个,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白羽年轻的时候就仰慕周作人,就给周作任先生写信,要求拜见他。有一天他就到府上去拜见周作人,周作人不在家,结果鲁迅出来接见他,鲁迅说,周作人先生不在家,我是他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凑合吧,也可以。就跟周作人的哥哥谈谈,然后鲁迅就问他,你喜欢读谁的小说啊,他说,我喜欢读两个人的小说,一个是冰心,还有一个是鲁迅。周树人说,鲁迅就是在下。他说,原来你就是鲁迅,这才对他很尊重。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周作人的名气更大,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么接近的兄弟,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太好了,感情太好,上天忌妒,也许这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发展为终身不再来往。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失和?这已经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历史伤的一大悬案和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想象不出,本来最为亲近的兄弟俩,最终会绝交,终身不再往来。更为不解的是,两人绝交之后,绝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难以自拔,切肤之痛难以忘怀,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完全搞清楚,尽管很多人,搜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但是由于它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家务纠纷,因为大家庭,我们知道他们用今天的话说,经济和三是一笔糊涂账,鲁迅收入很高,把这个钱都交到家里,但是鲁迅自己的婚姻是痛苦的,他的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位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夫人,这个夫人在中国,生活用今天的话讲,叫做高消费,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家里的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就是说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国的。家里大人孩子生病了,要请日本大夫,东西要买日本的,做好了满满一桌子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掉,然后再重做一桌子,家里的被子褥子说是不新了,重做一套新的,出门要坐汽车,我想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原以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其实是这个家里的家长,他只要这个家庭和睦,心里就感到高兴,但是这个经济负担也是倍感沉重的,鲁迅曾经说过:“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坐汽车虽出去的,所以黄包车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汽车的速度”。他总是觉得,我自己拼命地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所以,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家务上、经济生活上的纠纷。
这个时候,其实他跟周作人,1923年到1924年思想上的分歧还不是很大,结果有一天,别人就发现,兄弟俩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我们想,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大家,这也是平常的事,但是说鲁迅兄弟两个打起来了,这是让人感到很惊讶的,很吃惊的,当时他们的朋友都不是能够很好地理解,结果,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本来是一家和睦地来往,周作人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说,但是他的亲弟弟,写了一封信,称他为“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我们不看,也知道他的态度了,也就是一刀两断了。其追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话说得很客气,我们知道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这个客气后面有着十二万分的刻毒。其实普通老百姓,你看他吵架吵得很激烈,第二天就好了,第二天就算了,到我们家吃饺子去吧,这是老百姓,知识分子看着客客气气,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把出了这个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曾经是手足情深兄弟俩人,最终成了陌生人这确实令人瞠目结舌,众说纷纭。而经历了这种刻骨铭心痛苦的鲁迅与周作人,又将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呢?这种断交决裂对他们兄弟二人的人生道路,到底会产生怎样特殊的影响呢?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家务事,我们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不去管谁对谁错吧。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可以装作若无其事,没事,没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那个伤痛,可能是越巨大,他们这样的兄弟分离,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二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周氏兄弟,那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的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就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生的道路。另外一个,慢慢地就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之塔里面的工作。周作人他想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只关心自己,只求自己生活安定,住在象牙唐里面,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要来关心你,最后就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就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的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就这个方面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个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是无所谓的,但是大节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上有亏,别的方面我们都可以喜欢他,但是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因为从法律上,他就犯了罪了,所以抗战胜利之后,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就关起来了,后来还是我们**宽大,把他放出来了。
周作人与鲁迅绝交之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温课教学工作,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总数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争胜利后的1946年,周作人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947年病逝,终年82岁。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于周作人1923年之后,也基本断交,建国后,周建人历任全国**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84年病逝,终年96岁。
我们想假如周氏兄弟不失和的话,我想以后周作人的思想,不论怎么发展,恐怕这个错误是不会犯的,不会走到这一步的。而这个事情反过来,也使鲁迅更加孤独,鲁迅更加缺乏知音,像他这样高层次的人,能够理解他的人很少,而他们兄弟二人一块长大的,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忆鲁迅的工作,还是对鲁迅的研究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其实他还是很鲁迅的内心的。而周氏兄弟不同的发展,也恰好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好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战斗,一种选择做隐士,做隐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们家庭的悲剧,同时又含有象征意义,它代表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失和,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内部矛盾,都从这里面能够找到一个缩影。所以,这是鲁迅的又一大痛苦,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四)重出江湖
虽然鲁迅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才开始写《狂人日记》代表的小说,后来结集成《呐喊》这本书,但其实鲁迅的呐喊,并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早一点说,鲁迅当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了他的呐喊,鲁迅当年在日本一开始选择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我们经常说鲁迅是学医出身的,虽然是学医的,并不是为了将来高收入,我们现在学医的有一把手术刀在手全家吃穿不愁,鲁迅不是为了这个,而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发现日本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医学,再加上他小时候家里父亲生病,他自己受到很大的心灵创伤,他就想我如果学好了,一回到国家去,平时就能救助那些被耽误的病人,像我自己的亲人那样被耽误的病人,那么,战争的时候就去当军医,我们古人也说过“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你不能当一个好的宰相,那么就当一个好的医生吧,同样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栋梁之材。
可是,后来我们知道鲁迅弃医从文了,很多人知道鲁迅弃医从文的这个转折,都要提到那场著名的幻灯事件,在上学期间日本老师放时事的幻灯,这个幻灯就是当时正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然后日军抓到一个中国人,说他是俄军的间谍,然后要砍他的头,围观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看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国人砍头,表情都是麻木的,像看杀猪杀羊一样麻木的表情,然后看幻灯的日本学生,高喊万岁,而鲁迅他受了极大的刺激,由这个事情鲁迅想,我将来学好了医就是给这些人治病吗,看上去他们的身体也不差呀,看上去都很健壮,那些中国人无论是看热闹的还是被杀的,他们的身体并不比要杀他们的军人的身体要差,我给他们治病有什么用呢?所以鲁迅就说了这样一段话“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果健壮,也只能做毫无疑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我们以前由于中国落后,连续战败,所以后来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词叫“东亚病夫”,由于有了这样一个词,我们长期说中国人身体不好,说我体格不如西方人,一直到现在我们也经常说,中国人身体不行,你看NBA篮球打的,你看咱们的身体长的比人家瘦小,老认为我们不行。当前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有一次德国军队遇到义和团的伏击,德国的军事部门觉得很奇怪,说中国人身体不是很差吗,怎么能够打败我们,袭击我们呢,他们就在北京的城门设立关卡,让他们检查每一个从城门进出的中国男性的身体,检查的结果非常吃惊,就是从这个城门进出的中国男性,身体的平均状况都达到了德国参军的水平。还有很多很多材料证明,中国人的身体并不差,我们为什么打败仗,一不是我们身体差,第二不是这个国家没钱,你看我们国家战争赔款赔了多少,西方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我们的殖民地给他们赔款,才完成了他们的现代化,通过把我们的钱抢去,给他们家里搞了装修,这是事实的本来面目,他为什么打我们,不就因为我们比他们家过的好吗,不就因为我们家富吗,不就因为我们家成天吃喝玩乐吗,所以我们失败的原因不是说没有钱,不是因为我们身体不好,而是我们贪图享乐,吃喝玩乐,是我们的精神出了问题。
所以鲁迅先生在那个时候看到了这一点,第一重要的不是治病,治病也很重要,但是鲁迅认为更重要的是精神,所以他要呐喊,所以他弃医从文,他在日本期间就放弃了医学,鲁迅就是这样他走上呐喊的道路,在日本期间,他写了很多很深刻的重要的文章,可是这个文章在当时没有多大的反响,我们今天很重视这些文章是因为鲁迅后来成了大作家,我们回过头去看他年轻时候写过什么东西,原来才发现那么年轻就写了这么重要的文章,鲁迅和他的兄弟周作人一起翻译了很多外国小说,非常重要的外国小说,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名字叫《域外小说集》,在我们的地域之外,领域之外,这个小说集今天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当时这个小说集出版之后,在中国和日本加起来,一共只卖出去四十多本,在日本卖了二十一本,其中有一本是他们的朋友去买的,非常可怜,我们看鲁迅呐喊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了,在日本的时候开始呐喊,但是没有回音,于是,他就带着一身寂寞回国了。
鲁迅在科学救国的梦想破灭后,他弃医从文,试图以振兴文艺来改造国人的精神,然而,他最初的喊声,并没有得到响应,这也使得鲁迅陷入了寂寞与苦闷当中,鲁迅在日本经历了挫折后,于1909年回到了中国,那么满怀济世救国梦想的鲁迅,回国后去了哪里,他的呐喊之路还将遭遇怎样的坎坷呢?
鲁迅回国之后,先后在浙江的杭州,绍兴任教,绍兴是他的家乡了,在那里他也尝试过进行改革,像鲁迅这样的人,不会说因为受了挫折就一蹶不振,有机会他还总想尝试改革的,能有多大热就发多大光,比如他在学校里面,他在中国据说是第一个讲生理卫生课,讲人体的生殖系统,这在中国是破天荒的事情,这事怎么能讲呢,这事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那很多人还不骂你是流氓吗,但是就是这个事情在中国是了不起的。在浙江期间,他也参加了很多教育风潮,比如说领导学生一起驱逐腐败的教育会长,后来,很快就发生了辛亥革命,鲁迅就目睹了辛亥革命从轰轰烈烈起来到失败的完整过程,为什么我们说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呢?因为他只是改朝换面,好像把皇帝**了,变成共和国了,这个事情是很重大的,但是中国社会的实际结构并没有改变,就拿鲁迅所在的绍兴来说,一群革命党轰轰烈烈的进来了,但是迅速就腐败瓦解,革命变成一场做戏,我们看鲁迅后来他看事情为什么那么深远,对什么事情都首先抱着怀疑的态度,因为他看过太多的表演,看多太多的作秀,所以他不轻易相信一个事情。
1912年,鲁迅来到了北京,在教育部任职,直到1919年11月,鲁迅都居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这一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1916年护国战争节节胜利,各省纷纷独立,1917年张勋拥立溥仪复辟失败,段祺瑞趁机执政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开始发动护法战争,1918年护法战争失败,刚刚**封建君主制的中国,就这样又一次陷入了连年的**中,那么,这一时期的鲁迅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的思想又是怎样的一种动态?
他当时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后来住在旁边的一个叫补树书屋的地方,那个院子里有槐树,据说上面吊死过女人,很多人不愿意住,鲁迅他就愿意住在鬼气森森的地方,他是不怕鬼的,什么地方越恐怖,他就住在那里,住在那里他日常生活怎么过呢,他一个单身的男人,他把自己的家属都留在绍兴,一个单身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怎么过呢,他周围的同事都是每天去吃喝嫖赌,北京是个消费城市,人有很多打发自己时间的办法,鲁迅消磨时间的办法是搜集古董,抄写碑帖,另外,读一读佛经,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一个先觉者来说,这毕竟不是上策,毕竟心里面怀着一份寂寞,一份说不出的苦苦的滋味,没有人可以交流,也不知道这个时代会怎么变化,所以鲁迅写他那段时间,夏天的晚上就坐在院子里一个人呆呆地望着天上的星星,夜深了,槐树的毛毛虫什么之类的就掉到他的脖子里面,冰凉的,我们想想他这样描写后面的那份感受。鲁迅就是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白天和夜晚,用这样的方式鲁迅消磨着自己的生命,消磨来消磨去到1918年,这位周树人先生已经三十七岁了,他还不是鲁迅,这个时候还不是鲁迅,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树人,鲁迅是他写作品的一个笔名,他平时叫周树人。
那么这个周树人先生从小经历了人世的酸甜苦辣,又学习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参加过革命,历经过改朝换代,熟读历史,饱看人生,世态炎凉,经史子集全都装在心里,真可以说是胸中千秋史,掌上百万兵,就像武侠小说里面写的,练成了绝世武功的大侠一样,可是你练成了干吗呢?中国的武侠小说给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好多人在占上修道,功夫特别高,功夫那么高有什么用呀,你一出手就能**好几十人,可是下山一看,山下全是机关枪了,这个时代它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像鲁迅这样的人,到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感觉,浑身的本事没有用武之地,所以我们想,如果中国没有发生新文化运动,如果上天不给他一次机会,这位周树人先生可能就这么过一辈子,抄抄古碑,读读佛经,买点古董玩一玩,但是,这个上天的奥妙就在于这里,树欲静而风不止,你想闲着上天要让你出来做事,上天要想让你出来做事,你躲是躲不过去了,你往哪儿躲呀,那姜子牙都躲到八十多岁了,还是被周文王给请出来给他打工,姜子牙都没躲过去,被周文王一把薅出来了,周树人他也企图算了,就过一辈子小资生活吧,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不想干的时候,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场文学革命在中国开始了。
目睹了一次又一次革命的失败,鲁迅越发对中国的前景感到迷盲,甚至绝望,这一时期的鲁迅始终靠抄录佛学典籍,研究古碑拓片来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借此来**自己的灵魂,让自己尽量远离喧嚣动荡的城市,然而正在兴起的一场新文化运动,又将会给过着隐士生活的鲁迅,在来怎样的影响呢?
1915年的时候,有一个革命志士叫陈独秀,他创办了一份刊物叫《青年杂志》,我们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现代由于有了印刷技术,所以杂志成了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东西,古代社会为什么说它是传统的,而不是现代的,它民主为什么没有办法推行呢,因为它没有印刷技术,没有杂志,如果老百姓每天看到一本杂志,这思想就关不住了,所以现在很多家长不让孩子看杂志,我说看多了不好,但是适当的还是要让孩子看杂志,看杂志思想才能活跃。
这个青年杂志很快就改成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新青年》,这是中国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一份刊物,这份刊物对于改变中国所发挥得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随后到1917年又开展了文学革命,因为文学是装载着道德的,要改道德改思想,要改这个文学工具。可是这个文学革命它在理论上搞的轰轰烈烈,比如说要**陈腔滥调,陈词滥语,比如要写人的文学,要写平民的文学,不写帝王将相,写讲述老百姓自己的古书,有很多好的说法,但是这个故事讲的不好听,你说了讲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讲了半天没有过去讲得好。所以它在创作实践上缺乏扎实的作品来支撑,好像这个大楼只有漂亮的图纸,没有具体的建筑,你说我这个大楼改好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半天也没看见盖起来。
我们今天学习历史,一学新文化运动,我们就想很轰轰烈烈,想很了不起,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一开始没人理你,一堆年轻人,搞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主要人物都很年轻,都比鲁迅小的多,好多二十多岁,这些年轻人在那里轰轰烈烈的好像在胡闹一样,所以那些饱学之士,社会的中坚力量不理他们,让他们小孩子瞎胡闹吧,过几天就自消自灭了。所以闹了一阵之后,大有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光景,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是热情有余,经验不足,慢慢地有点撑不住劲了,但是新文化运动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所需,是历史赋予它重任的这样一场运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很需要有一位深刻的,睿智的,成熟的革命高手来帮助它,指导它,成为它的中坚力量。这些先觉者,这些奋斗者他们也在寻找着这样的人,后来他们发现有一个高手还没出山,还隐藏着呢,这个人叫周树人,于是他们就像当年刘玄德三顾茅庐去请诸葛亮一样,决心动员这位大哥出山。鲁迅在他一篇文章《自嘲》中写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这也正是五四之前,鲁迅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那么究竟是谁,扰乱了鲁迅悠闲的生活,这位高人又动用了怎样的攻心策略,让鲁迅从消沉中惊醒过来。
《新青年》里有一个编辑叫钱玄同,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名字,大名鼎鼎的学者,钱玄同当年他就去找周树人先生,他一看周大哥在家里没事,就抄些古碑,这个字写得很漂亮,写得很好,很古雅,有炉火纯青的感觉,然后他就问,他说周大哥你看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你抄的挺好,你写的都特别棒,你抄这些有什么用呢?就开始很微妙的对话,周树人回答没什么用,因为你要回答有什么用,他就会反驳你,给你否定了说这个没用,所以不如直接就回答没什么用,你干吗让我有用呢,就是没用,因为周树人他心里也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问我,他大概是想挑唆我干什么事吧,是不是要向我直销什么东西,是不是拉我来入保险的,周树人活了这么大,对这些事情都门儿清,他说你别指望我有什么用,没用,你问我有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人就是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我就是做点无聊的事,我就是无聊,所以知识分子做的事情有时候看上去很高雅,其实往往也都是一种伪装,都是为了打发无聊的人生。你说一个知识分子在家里玩玩古董,他真的就比其他的老百姓在家里打打麻将,喝喝酒就高雅吗,不见得啊,都是消磨人生的方式,知识分子就会笑话别人,而看不起女同志逛商场,女同志逛商场我觉得逛得生命力很蓬勃的,有什么不好啊,比你成天在家里摸这几本书还更好一点,还要更有人情味一点,谁说写文章一定比打沙发要高雅,事情与事情本身是不能相比的,要看你有什么意义,你缝一个针线包好像是很俗的事情,但是你缝的针线包是献给志愿军的,那就不俗了,上面写上献给最可爱的人,马上意义就上去了。
所以,不能看一个行动本身是雅是俗,任何一个事情本身都可能是雅的,也可能是俗的,可能是无聊的,骗人的,害人的,都有,所以鲁迅自己清楚的知道这一点,鲁迅的高明之处就是从来不装孙子,不把自己说的很雅,很了不起,他说我就没什么用,我很无聊,鲁迅经常解剖自己,说自己无聊。所以,既然鲁迅表示了自己的无聊,虽然是无聊毕竟是露出了一个气门,就像两个高手过招儿一样的,你毕竟有了自己的套路,钱玄同就从他的套路入手,你说你无聊嘛,意思就是说你闲的难受,正好你闲的难受,钱玄同就请他出来玩玩,反正你在家里呆着也是呆着,没什么事嘛,正好我们这儿有一个事,您看看这事怎么办,你看我们这儿刚刚挂牌上市,广告挺火,可是产品一直打不出去,你看这怎么办,你看你大哥在家里,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吗,你何不出来帮助弟兄们一把呢,钱玄同是用这样一套语言来打动他,说你出来,你看你这么有经验,你出来帮助我们小哥几个,咱一块把这生意做大做强呗,钱玄同他用感情,用比喻,用道理来说动,来打动周树人。
可是周树人不是那么轻易被说动的,你别给我来这套,他说不行不行,我都快四十了,我早都洗手不干了,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早都不干了,我就不跟你们小孩子一块瞎混了,你磨破了嘴皮,我也不一定被你打动,我们知道旧社会这个人的寿命短,四十多岁可能就是老头子了,你想过去有的十四五岁就结婚了,十六七岁就当爸爸了,三十出头就是祖父了,四十多岁真是老头了,过去四十多岁的人就叫老汉,所以他觉得自己是个老头,而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激进分子,他思想就是激进的,他曾经说中国就是老了,就是因为中国一帮老人害的,所以他发表过一个非常偏激的意见,他说人一过了四十岁就该枪毙,中国怎么才能进步呢,把四十岁以上全都拉出去毙了,中国就好了,因为他说四十岁就没有新思想了,也装不进新思想,四十岁就落后了。
可是后来,钱玄同自己到了四十岁他也就不提这事了,这时候因为他年轻,后来自个儿四十就不提这事了,就腆着脸自己活下去,可是鲁迅还记得这事呢,钱玄同四十多岁的时候,鲁迅就写一首诗调侃他,说“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你看你这人多没羞没臊呀,自己过四十不提这事了,悠然的过去了。
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名闯将,1917年初年仅二十岁的钱玄同,便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他在为《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积极地为杂志寻找合适而优秀的撰稿人,他想到了在日本留学时的同窗好友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钱玄同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他的兄弟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年轻气盛,生性执着的钱玄同,便不厌其烦的经常拜访鲁迅,那么,最终钱玄同是如何说服鲁迅的呢?
可是这个时候就是钱玄同来打动周树人的时候,周树人确实觉得自己岁数不小了,从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离家出走,到外面去奋斗,寻找人生的道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这么多年过去了,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变革,消沉,再变革,再消沉,他觉得好像没什么希望了,一切都是重复的,一切都是循环的,难道中国真的能进步吗?我们不要以为鲁迅生来就是那么深刻,一下子就达到了那样的高度,他更多的时候是怀疑,不自信,既不相信别人,对自己也不自信,他想算了,我都快四十了,过几年办一个病退,我就安度晚年了,还混什么,我们知道,鲁迅后来五十五岁就去世了,此时此刻距离他去世只有十八年,而此时的他还没出山呢,还在那儿把宝剑挂在墙上,闲呆着呢,为什么没出山?不是说自己功夫不够,而恰恰是功夫太高,一个绝顶的无论高手,觉得自己没有对手,既没有好的对手,也没有好的观众,我出去干吗去,谁也欣赏不了我,我也碰不到对手,所以不愿意出山,后来他是迫不得已出山了,一出山就笑傲江湖十八年,这十八年是非常风光的十八年,结果是怎么样呢?还是没有对手,那十八年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十八年,连个对等的知音都找不到,最后还是寂寞的离开了人世,所以鲁迅是寂寞而来,寂寞而去,他的一生是独孤求败的一生,想打一次败仗而不可得,没有对手。
所以,这个时候他犹豫着不想出来,因为对革命,对历史颇有些失望,甚至绝望,可是来劝他这个人是个小伙子,钱玄同同志满腔热情,信心百倍一定劝说他投身革命,心里想着只要你出来,咱们这大业就肯定了,江山一统,于是这里就引出了现代历史上那个著名的比喻,铁屋子的比喻,比喻是一种文学手法,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比喻就是关于铁屋子,周树人不想出来,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知道你们让我出去干什么,不就是唤醒民众吗,不就是闹革命吗,我懂,但是鲁迅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里面的人都昏睡了,一会儿就憋死了,但是是睡死过去的,没有痛苦,“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鲁迅用一个铁屋子的比喻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命题,我们干吗要唤醒民众,我们唤醒民众的目的是打破这个铁屋子,但鲁迅说,历史证明这铁屋子是打不破的,打了多少回了,不行啊,如果打不破你还不如昏睡着死过去,这样不痛苦呀,你让他醒了,醒了之后还是打不破,在痛苦、挣扎,踌躇中死去,你这不缺德吗,给人家增加了一种痛苦吗。鲁迅由于自己的深刻人生经验和他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他读了一部中国的历史,所以这是他真实的心态,他不想出来。可是,钱玄同没有他想的那么多,我们知道有时候一个高手去劝说一个高手是劝不动的,你不如派一个幼稚的孩子去劝他,因为他想的不那么多,钱玄同没有仔细去想鲁迅的这个逻辑,他只是话赶话的这么反驳他,他就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我们看,这个话说的很坚决,但其实是一种热情之言,既然几个人起来了,就有一种希望,鲁迅已经说过了没有希望了,可是这句话,却使鲁迅陷入了更高一个层次的自我思考,因为像鲁迅这样的人,他是反复的怀疑一个事情的,包括对这个怀疑本身,他也要怀疑的,他说我这个怀疑对不对,真的是我的怀疑正确,人家的简单决绝不正确吗,鲁迅由于这句话他就想“是的,我虽然说到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人家钱玄同没说一定会打破这个铁屋的,说有希望,说你只要叫醒几个哥们,没准是有希望的,而希望是没法证明的,鲁迅想这希望是怎么样呢?因为希望是与将来,决不能以我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鲁迅说,我说的是必无,我证明必无,但他说的是必有,他说的是可有,可能会有希望,我不是说把这几个人唤醒了就一定打破这个铁屋子,但我能够看到这个希望,看到希望本身也是一种变化,所以鲁迅终于没有经得起钱玄同所代表的一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的软磨硬泡,打动了他的心,鲁迅说那算了,那我就帮你们两手吧,帮你走两手看看,不见得能行啊,鲁迅是这个意思,就这样,鲁迅就磨磨蹭蹭写了一篇小说叫做《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小说发表时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名字,从此周树人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将,那么,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倾听鲁迅当年的呐喊呢? 《狂人日记》,这一篇小说不得了,那真是石破天惊,就好像在中国上空打了一个霹雷一样的,整个这个天幕就撕开了,从此现代文学的一个新时代就到来了,而鲁迅本人也是一发而不可收,这个人就怕上了贼船,其实鲁迅这样的高手,想写一篇小说,尽一个朋友之谊,就想洗手不干,那是不可能的了,既然来了就别走了,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一发而不可收,鲁迅就写了十几篇像小说模样的文章,后来看人家都把这个东西收集起来出一本集子,他说我也收集起来出一本集子,还能挣第二次稿费呢,所以鲁迅就把这些合起来出了一本书,就叫《呐喊》,这个呐喊不仅是鲁迅一个人的呐喊,也是他那些同路人的声音,同路人的姿态,是整个时代要选择的一个姿态,是这个时代需要呐喊,有许多人同声喊起来了,虽然喊的高低,长短不齐,喊的效果不太大,他们发现有一个人喊的最好,就把他拉进去了,他就成了这个呐喊的主旋律,但是就鲁迅本人来说,鲁迅自己的呐喊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冲锋,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呐喊就不是冲锋,呐喊是助阵,呐喊助威嘛,呐喊是帮忙,鲁迅说的很清楚,他说自己不是主将,一帮哥们在冲锋,他们觉得冲锋挺无聊,要求几个人给他们呐喊,我就站在旁边给他们喊两嗓子,所以我们要知道,呐喊就是我不上的意思,就是你们上我不上,我给你们喊,我们看那个革命战争**,**的指挥员经常喊同志们跟我冲,**的指挥员喊的是弟兄们给我上,这两种鲁迅都不是,他不是指挥别人上的人,也不是带领别人上的人,他是站在旁边的人,他满腔热情的真的帮助你呐喊助威,但他自己不去堵枪眼,他也不号召别人去堵枪眼,就说你们愿意冲锋我就帮助你们,你们不愿意冲锋你们回去了,那我也跟着回去。所以说,鲁迅他把自己的位置看得很清楚,自己不是一个革命领袖,自己只是一个文化战士,自己是一个思想者,一个思考者,他清楚的划定了自己的位置,他才能够坚定不移的战斗下去,他说我就是一个文化战士的身份,别的没有,这不是胆怯,而是清醒,是高度的睿智。
因为他以前曾经企图做这个做那个,都失败了,不成功,他在日本也好,他回到国内的经历也好,所以鲁迅自己评价说,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决不是往台子上一站,一把传单撒出去,然后领着大家游行,这不是鲁迅,鲁迅干不了这事,所以鲁迅是一个真正的呐喊者,这个呐喊是为他人,也是为自己,为了自己那份不能忘却的寂寞和悲哀,同时,是为了安慰,鲁迅用的词是慰藉,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所以像呐喊这样的伟大文学作品,他不但是表达自己的真性情,真思想,发泄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同时也为他人,为时代,为这个国家带来光荣和力量。
(五)谁在吃人
首先我们看在《呐喊》集中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历史上有一些事件好像是上天安排的一样,当时你并不觉得,事后去看,总觉得它有很微妙的象征意义。作为五四新文学的第一篇发聋振聩的小说,它的名字叫《狂人日记》,这个很有意思,新文学的开山之作,第一是狂人,狂人的话,第二是日记,这两个词都有特殊的意义,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新文学小说就是日记,当然这不是真的日记,真的日记发表出来那不叫小说,你把你的日记发表了那不叫小说,那就叫日记,用日记的形式构成的一个艺术作品,那才叫小说。而《狂人日记》在形式上的特点,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出手就不同凡响,在形式上就很奇特,是个日记。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意义,这样一个振聋发聩的小说,居然他的主人公是一个狂人,狂人就是疯子,说的很文雅是狂人,什么叫狂人,不就是一个疯子吗,疯子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疯子是不算数的,呐喊是一个了不起举动,了不起的声音,但是早期的呐喊往往是那些被认为是疯子的人所发出的,所以鲁迅先生不出手则已,不出手文章惊海内呀,不同凡响,用一个疯子的口吻发出了人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狂人日记》的一个核心词,就叫做吃人。《狂人日记》描写的是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造成了对社会的恐怖心理,他认定现实是个吃人的世界,而他自己正处在即将被吃掉的危险之中,半夜起来查看历史,却看见满纸都写着吃人,在《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中,究竟是谁在吃人,孔庆东先生,又是如何理解鲁迅先生所写的吃人呢?
这个狂人,是个疯子,在家里没事,被关在家里不许自由的出入,他在家里没事就读书,读什么书呢?读历史,鲁迅先生教给我们一个办法,当我们对现实情况判断不清楚的时候,怎么办?去读历史,过去的事情跟现在丝丝入扣地联系着,世界上没有多少真正新鲜的事情,大部分事情都不止一次的发生过了,就在于你会不会读,你只要去读历史,你对现在就看的清清楚楚,当然你如果像为了考试的复习学生一样去背历史,你恐怕发现不了什么东西,你必须用现在的眼光,人的眼睛去读历史。这个狂人他读历史就读出心得来了,他说“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
这狂人是个学者,在家里没事做学问,研究,总需研究才会明白,就像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人家在家里好好研究,并不是擅自的说一些疯话,“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些着“仁义道德”几个字。”这是对的,人家确实是这么写的,所有的《二十四史》中都写着“仁义道德”。“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这个狂人他有失眠症,晚上不好好睡觉老琢磨,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这句话非常重要,不能光看字,要从字缝里看出字来,这才是真本事,从字缝里看出字来,看出什么了呢?这句话我们今天都知道了,但是在当时是像电闪雷劈一样的一句话,“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的语言真是有力量,就好像武功高手一剑捅下去,整个真相大白,一下觉醒了,我们从来都想中国历史多么好,仁义道德,仁义道德也是有的,不能否认有仁义道德,但是在字缝里仁义道德夹杂在那个缝隙中有“吃人”。
这个“吃人”它是有多重意义的,第一人类历史上,中国文明史上,确实有真的“吃人”,因为我们在原始社会的时候,一开始是吃人的,我们经常有的人说,现代社会不好,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原始社会多好,有的人想回到原始社会去,他没有想到原始社会其实是吃人的,两个部落打架,胜利的一方把被俘虏的一方拿来吃的,都烤了算了了,都吃了,而且连点佐料也不沾的,就那样生吃,所以原始社会并那么美好,并不那么理想。后来发现,把人活活吃掉太可惜了,并不是说人道主义,良心主义,人道梦想了他才不吃了,不是,发现这人不吃更好,留着让他给我干活多好,吃了就一次性消费,这没啥意思,最好留着,这男的给我种地,女的给我那什么,这多好,所以这并不是良心发现,还是经济学原理,是经济学进步了,觉得这样生产效率更高,这样我留着他,不吃他,我就不用干活了。所以,后来才不吃人,然后发现人也并不一定比其他动物好吃,人类历史上真实的有吃人史的。
后来,我们文明了,文明的第一个标志是不吃人了,所以后来就叫做奴隶社会,我们今天说奴隶社会不好,但是我们知道奴隶社会是一大进步,因为不吃人了,让人给我干活了嘛,当然人一开始不被吃了挺高兴,后来给人家干活也不高兴了,还要造反,所以人类文明史才不断地进步,可是即使到了奴隶社会以后,吃人的事还是经常发生,比如说饥荒的时候,战乱的时候,一个城市被包围的时候,我们在历史上就会经常发现,“人相食”这个词,历史上是常有的,还有一个词是易子而食,这是非常残酷的,没办法把孩子吃掉,可是自己孩子舍不得吃,亲生骨肉谁舍得吃呀,交换,我的孩子给你吃,你的孩子给我吃,想到这些事情都是非常残酷的,吃人的事情是史不绝书,现在在一些发生饥荒,发生战乱的地方,还是有吃人的,因为人虽然文明了,但是血液里还流淌着吃人的基因,我们看《水浒传》里面有人肉包子,古代有人肉包子店,所以吃人首先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真实的存在,鲁迅作为医生出身,他也了解吃人的事实。
但是更重要的是鲁迅把这个吃人引申了,引申为精神上的相斥,精神上的迫害,你把人作为奴隶,不从肉体上吃掉他,难道就不是吃人吗,这还是吃人,他虽然像猪狗一样的活着,但是他丧失了人的自由精神,所以说奴隶社会,也是吃人的社会,封建社会不吃人吗,也是吃人的社会,人只要不自由就是一个吃人的状态,你或者吃别人,或者被别人吃,鲁迅这是一大发明,发现了吃人,更重要的是发现,原来自己也不干净,自己被别人吃,自己也吃过人,这个发现使这个狂人非常内疚,原来我也是不干净的人,于是作为人有了罪恶感,人必须有罪恶感才能自新,没有罪恶感你怎么自新呀,不能自新,一个民族从来不承认自己吃过人,不承认自己侵略过其它的民族,侵略过其它的国家,这样的民族他就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他不可能自新的,他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这个“吃人”从鲁迅开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而中国人作为人的觉醒,在文学上就开始了它的第一页。鲁迅写《狂人日记》就是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端和毒害,作品虽然是一篇狂人的日记,但却始终围绕着中国几千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吃人现象展开,其用意就是告诉大家,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其实全部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这是鲁迅对封建道德下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那么,鲁迅为什么要借一个疯子的口,来表情达意,作为第一部白话体小说《狂人日记》的结构又有哪些新意呢?
《狂人日记》在结构上有一个奇妙的现象,它是新文学中的第一篇文化小说,用现在的白话写的,可是它正文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序言,小序,这个小序却是用文言写的,非常好玩儿,正文是狂人的口气写的狂人的日记,而前面的序言是用作者的口吻写的,写的什么呢?写的说,我有一个朋友,兄弟两个,都是过去的中学同学,分割多年了,日前听说有一个病了,我就去看他,我看他的时候,知道病的是他的弟弟,哥哥在家,哥哥说好不容易这么远你来看他,他的病早都好了,现在已经赴某地候补矣,已经到某个地方准备去当官了,这个人去当官去了,病已经好了,现在是把他生病时候写的日记拿出来给我看一看,引出正文的《狂人日记》,这个小序很有意思。
这个小序里面,这个狂人已经病好了,不狂了,不狂了怎么样呢?他又回到这个社会秩序中去,他又是这个社会中的一个好人,他去当官了,他又去吃人了,他忘了他生病的状态了,他只有在生病的状态中他才看清了这个历史,他才要反抗,而别人继续地压迫他,给他治病,他眼中看所有的人都是要吃他的人,最后他的病好了。这个小序写出了我们现代人活在现代生活中的一种状况,当你不正常的时候,社会上的人,或者是怀着好心,或者是怀着恶意,总要给你治病,总要把你治的跟大家一样,他们才安心,否则,大家都不安心哪。
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雷锋班的一个战士,不但在部队里学雷锋,退伍之后,到单位上,到地方上继续学雷锋做好事,他周围的人,包括他的家人,都认为他有精神病,就强迫的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这个战士非常的痛苦,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他不正常,因为他跟周围的人都不一样,你怎么还学雷锋,还到处做好事呢,还怎么把自己的钱给别人呀,就不许他出院,最后怎么才出院呢,一次一次考察发现他正常了,再也不做好事了,认为他的病好了,所以他回到了正常的社会中,被我们的社会接纳了,否则你就是有病的人。《狂人日记》这个结构上的对比,是更加深刻的,它说明狂人并不是胜利者,狂人并没有胜利,狂人最后是失败了,不但自己的主张,自己的呐喊是失败的,连自己都失败了,自己又变成旧的人,只有发狂的时候才能说出真理,这一点是更加沉痛的。所以,这个《狂人日记》它的结构非常奥妙,是读不完的。
鲁迅的《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掩盖下的吃人本质,被誉为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在小说集《呐喊》中,排在《狂人日记》之后的,就是小说《孔乙己》,那么鲁迅写《孔乙己》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孔乙己》这篇小说,是鲁迅自己最满意的小说,你要让他说,你自己最喜欢自己那篇作品,他不说《狂人日记》,也不说《阿Q正传》,他最喜欢《孔乙己》,为什么最喜欢《孔乙己》呢,因为这篇小说写的非常冷静,客观,《狂人日记》是不冷静,我们可以读出《狂人日记》那一腔奔腾的热血,要呐喊的声音,吃人,剑拔弩张,而《孔乙己》写的非常冷静,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他写的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被吃的悲剧。《孔乙己》讲述了一个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的悲惨遭遇,主人公孔乙己是个心底善良的人,但他在科举制度毒害下,除了满口之乎者也之外,一无所能,穷困潦倒,却自命不凡的孔乙己成了人们的笑料,为生活所迫,他偶尔做写小偷小窃的事,终于他被打断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默默的死去,在小说《孔乙己》中,鲁迅是以什么样的视觉,来描写这个落魄的知识分子,在这个故事中,谁又是吃人的真凶呢?
《孔乙己》是一个可笑的人,我们读《孔乙己》会笑,但是我们笑了之后,不会恨他,恼他,讨厌他,我们会同情他,孔乙己的悲剧是怎么来的?孔乙己是一个被吃者,是被一套制度,被一套游戏规则给吃掉了,具体的说,是被走到末端的,走到末路的科举制度给吃掉了,科举制度本来是一套非常好的选拔人才的这样一套制度,但它的初期是极有生命里的,因为在科举制度之前是门阀制度,是用出身来决定人的升迁,你爸爸是大官,你就可以当大官,用这种出身世袭制,不考试,所以科举是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这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一大进步,也正是因为有了科举制,中国的封建社会才进入了它的强盛期,通过科举来考察嘛,不管你出身是什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早上你还种地呢,晚上你中了,你就去当官,所以给无数的有才华的青年提供了人生的希望,大家都奋发有为。
但是,任何一套体制它都有消耗殆尽的时候,后来这套体制就僵化了,很多人就日夜背那些八股文,其实没有真正的本事,没有真正的思想,最后就变成孔乙己这种不了解社会,不了解时代,就是钻研那个“回”字有四种写法,变成这样的知识分子,所以这样的知识分子于事无补,他觉得自己很有学问,可能也算一个学问,但这个学问跟别人没有关系,跟时代没有关系,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知识分子,有很多学者,在津津自得,炫耀自己的“回”字有四种写法学问,那是学问,但是这个无需骄傲,人人都有自己的几手绝活儿,你知道“回”字有四种写法,他知道某个字有八种写法,这个知识如果不能跟社会前进挂起钩来,那你就是一个立地的书橱,没有用。而孔乙己的悲剧很妙的是,小说本身并没有对他加以评论,没有抒情,从来没有说孔乙己呀,多可怜呀,没有这样,孔乙己封建社会的牺牲者呀,没有,非常冷静,客观的写,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冷静,是因为小说采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觉,孔乙己的故事是由谁来讲的呢?主人公“我”,主人公“我”是酒店的一个小伙计,通过一个小伙计的眼睛来看孔乙己,看孔乙己在众人的大笑声中这种尴尬,他是唯一的穿着长衫却站着喝酒的人,把他的身份写的非常准确,穿着长衫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不能坐到里面去喝酒,因为他没有钱,非常穷,不知道哪弄来几个钱,还很有气派地排出九文大钱,他是唯一的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人,通过这一个小孩子的视觉,就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冷漠,孔乙己活着,大家是嘲笑他,他给大家带来的是欢笑,这个欢笑不是幽默的欢笑,是用他自己的尊严换来的,孔乙己自己活在屈辱中,小说写的很好,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孔乙己不来的时候,大家便也这么过,没有人关心他的命运,他的痛苦,他的生死,没有人关心,只有一个人关心他,是酒店的老板关心他,为什么关心他,因为他还欠着酒钱没还呢,想着是自己的那个钱,所以一到八月十五就在黑板上写着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好久没来了,大家判断孔乙己是死了。最后写孔乙己大约的确死了,不知道他确实死没有。孔乙己的悲惨境遇造就了他的迂腐、可怜、可悲,所以说孔乙己的生与死是科举制度决定的,这个制度的腐朽本性已经深入孔乙己的灵魂深处,那么孔乙己是怎样在潜移默化中成了旧时代的殉葬品呢?
《狂人日记》是一个抽象的,总体上的吃人的总论,孔乙己下面是具体的讲怎么样吃人,首先写了一个知识分子被吞噬的悲剧,在时代的转换时期,在时代的衰败时期,有一批知识分子首先就被牺牲掉了,像孔乙己这样的人他不能及时的转化为现代的知识分子,鲁迅自己也是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他也是晚清的人,参加过科举考试,但是最后他走向了新文化,他去学习了新知识,在他学习新知识的时候被认为是走投无路,被认为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他在日本把辫子剪掉了,回到中国之后,没有办法,到街上买了一条假辫子装上,所以他走在路上,别人都指指点点,说看辫子假的假的,然后说这是假洋鬼子,就是每一个时代转换时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有的时候是进退两难,而像孔乙己这样的人,就完全被旧的时代给吞噬了。
小说孔乙己用轻松诙谐的语调,讲述了一个沉重而辛酸的故事,但同样是以幽默方式创作的《阿Q正传》一样耐人寻味,主人公阿Q是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贫苦的农民,他一无所有,靠打短工度日,尽管他“真能做”,但是社会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使他时时处于生存的危机,受尽欺凌的阿Q,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我安慰,自欺欺人,辛亥革命的消息刺激了他改变生存地位的欲望,他向往革命,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并且勾结官府把他充作革命党,拉长了法场枪毙,而阿Q对自己的悲剧至死不渝,时至今日,阿Q的口头禅仍然会被我们周围的人拿来调侃一下,值得玩味的是当时鲁迅笔下的阿Q有原形吗,这个阿Q到底写的是谁呢?
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读过原文的人也知道阿Q是怎么回事,因为阿Q,从鲁迅写出这个名字之后,已经成了我们的日常用语,已经成了汉语中一个常用词,成为形容词,我们说某某很阿Q,别阿Q了,成了一个日常用语,所以它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小说,是鲁迅的代表作,但是这篇代表作的产生过程,却是很通俗的,当时有一个报纸,上面有一个开心话专栏,请鲁迅写一点滑稽的作品,滑稽幽默的,而且是连载的,所以这个小说的连载方式,问世方式很像通俗小说,跟张恨水、金庸差不多的,本来目的是逗人们开心,所以你看这个小说开始写的很好玩儿,调侃,调侃很多文化现象,可是读者会发现写着写着越来越不开心,越写越沉重,于是这个小说连载了不多久,这个社会上就被惊动了,大家就猜这阿Q是谁呀,很多人都疑心阿Q写的是我,很多人都疑心阿Q写的是自己,然后就去想,到底谁跟我有仇呀,就去找跟他有仇的人,因为当时鲁迅用的笔人是巴人,大家想巴人估计是个四川人,于是很多人就在四川人里面找仇敌。
就因为这个阿Q太典型了,很多人都疑心写的是自己,鲁迅后来说“我很悲愤,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那么下作,用小说来攻击自己的私敌。”他说我不会这么做的,那么这么多人怀疑写的是自己,恰恰说明他写出了一个普遍性,我们在很长时间内,都认为阿Q是中国国民性的典型,现在看来他不仅是中国人的典型,也是整个人类病态精神的一个典型。我以前给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说阿Q写出了我们中国国民性的典型,但是很多留学生说不,说孔老师,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人,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后来我发现日本的,韩国的,欧洲的,很多人都说他们国家也有阿Q,这个时候我慢慢的也认同了另外一种学术观点,说阿Q不仅是中国的,他是世界的,因为这个精神胜利法是很人性的一个东西,人的精神不太强大的时候,我们遇到挫折,自己无可奈何的时候怎么办呢?总不能自杀吧,总要找一些东西来宽慰自己,现在我们有很多心理医生,心理医生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给那些精神胜利法不太强大的人工作的,告诉你没事,不就是考试考了第五十名吗,没事,我当年考第七十,给你宽慰一下,总不能让你自杀吧。
但是鲁迅写的这个阿Q的精神胜利,它同时对应着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的一部屈辱史,为什么我们说它主要还是写中国人的呢,是因为它对应着中国近代以来的一部屈辱史,近代以来连续的战败,这个国家内忧外患,但是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知道反省,总是像阿Q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一样,自己被人家欺负了,总是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但是不以为耻,比如说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人家认为你是投降了,签订这个投降协议的,不,我们没有失败,我们皇上说了,这叫赐和,赐给你和平,我们不打了,我们中国有的是地儿,你不就是割一个香港吗,给你,玩去吧,这就是阿Q,这就是阿Q心理,鲁迅就是用这个阿Q的典型,写出了一部不知耻的屈辱史,如果你总是这么不知耻,全国就会被人家一块一块的割完了,你不知反抗,阿Q就是这样,不知反抗。
“你说你是我本家,你这混蛋,你姓赵吗,你配姓赵,你敢姓赵,父亲息怒,今天是大喜之日,不必跟这种人生气。”
“还不快滚,滚,快滚。”“这个世界太不象话了,儿子打老子,给儿子打了。”
还有更不应该的一点,是他受了屈辱之后,向更弱的人发泄,阿Q被人打了,他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他去欺负那个小尼姑,小尼姑是最低下的人,他去起复人家小尼姑怎么欺负,就是摸人家的头皮。
“呸,妈妈的,怪不得我今天晦气,原来是碰上了你。”
“快来看,快来看,小尼姑下山来了,阿贵上,上,好。”
“干什么动手动脚的。”
“快回去有人等你呢。”
“别人能动,我动不得。”
“阿贵哥,好”
他自己受了屈辱,然后再去侮辱别人,所以阿Q一面是自悲自怜,另一面又自高自大,他在自高自大和自悲自怜两个一高一低的峰巅和峰谷间来回地跌荡,所以他的心理是不正常的。
阿Q非常穷,穷的只剩下一条裤子,甚至连姓名都没有,但是他的可悲却主要不在被物质生活条件的被剥夺,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什么人都能欺负他,可他并不在乎,好像还很得意,这里的关键是他有一套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分明挨了别人的打,他却想这是儿子打老子,分明是别人借乱抢走了他赌赢的钱,他却愤怒地抡起巴掌打自己的一个耳光,仿佛是在打别人一样,就是受了再厉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类似这样的方法转败为胜,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都是精神胜利法,在鲁迅心目中,阿Q正是麻木愚昧的中国人的代表,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被压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药的一种精神病态,这种人同样会走极端,要么被屈,要么去吃人,阿Q身上也潜藏着可怕的**味儿,对于阿Q这种具有两面性的人,孔庆东先生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可是《阿Q正传》还写出另外一面,即使阿Q这样的人,他也有革命的要求,正因为他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旦有革命运动起来,阿Q是可以革命的,他不是革命的发动者,但是他可以是革命的参与者,革命如果能够把阿Q这样的人也团结过来,那么革命会增加力量。但是,阿Q的革命是有问题的,阿Q心里有革命愿望,因为革命会给他带来好处。我写过一篇文章就叫阿Q的革命,就论述阿Q革命有什么问题,一方面的论述说像阿Q这样的人需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改变阿Q的命运,包括他的精神状态,他的麻木,他的自悲,可是小说有两节专门写阿Q革命的问题,阿Q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我们通过阿Q的梦就知道阿Q革命的目的就是抢夺财务,那段写的非常好笑,他革命就想来了一对白盔白甲的革命党,他想的革命还是古代的那个白盔白甲,拿着三尖两刃刀然后走到他的门口说阿Q同去,于是同去,他就跟一伙儿土匪一样去。
“阿Q,造反了,走,跟我们一块造反去,给你。阿Q快走啊,走,造反去。” 去了之后干什么呢?就把他平时见到了村里那些富裕人家的东西都搬到他的住所来,搬到土谷祠来,谁家的床,谁家的桌子,谁家的什么都搬来,这是阿Q革命的第一个目的。
“别吵,别吵,得讲点规矩,我们都是革命党了嘛,来呀,把这些东西统统给我搬到土谷祠去。”
“是。”
“哎呀,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
第二个目的就是女人,因为阿Q除了精神上极度贫穷之外,在情感上也极度贫困,所以他想的第二个就是女人,把他平常见到的女人挨个想了一遍,谁有什么什么缺点,假洋鬼子的老婆怎么怎么样,谁家的女儿怎么怎么样,最后都否定了一番,他心还挺高,还都看不上去,他唯一看到的一个叫吴妈,这个吴妈也是受封建观念毒害很深的,这个阿Q刚向他求爱,这个吴妈就要跳井了。
“吴妈,我和你睡觉。”
“什么”
“我和你睡觉。”
“你该死的阿Q,短命的阿Q。”
所以,我说阿Q这方面是很惨的,我们看阿Q革命的目的,就是抢夺财务,抢夺女人,第二个问题阿Q革命的对象是谁?阿Q革命的对象是他的阶级兄弟,他并不能认识是谁造成了他命运的不好,他一想革命之后要报仇呀,报什么仇呢?就是平时打他的人,平时打他的人是和他同样生活水平的阶级兄弟,什么小D,什么王胡,要杀人家,还要指使人家去干活,让人家搬桌子,说搬的不快打嘴巴,就把他心里的潜意识都写出来了,所以阿Q革命思想是非常危险,首先,阿Q的革命愿望我们要肯定,但是他要真革命了,是非常值得担忧的,因为他革命就是一种强盗式的革命,不讲道理的革命,而鲁迅的这个预言是非常准确的,非常深刻的,不但鲁迅总结了以前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后革命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也都被阿Q正传所预言了,为什么以后我们**,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中一再要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强调革命的目的,就是**的军队和旧式军队的最大区别在哪儿,就在于思想教育,总是反复的向战士们讲,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住在老百姓家里,要帮人家挑水、扫院子,为什么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些思想不是说毛泽东一个人关在屋里想出来了,它是有一个发展史,所以这支军队才成为战无不胜的军队,首先它是强大的思想武器,也正是因为这样,阿Q式的革命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阿Q它的思想意义是无穷的,从革命的角度,从精神胜利的角度来看,从文化性格的角度来看,都可以给我们无穷的启发。
通过孔庆东先生对《呐喊》中三部作品的分析,让我们了解到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真真切切看清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看清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以及民众的冷漠与麻木。那么,对于《呐喊》这部小说集,孔庆东先生又是怎样总结和评价的呢? 我们看这个《呐喊》里,一开始有十五篇作品,有十篇以上都成了著名的作品,都成了名篇,如果说主打歌的话是这么多,为什么传送不绝的,它的含金量是何其高啊,所以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第一大家,他一出手水平就这么高,有很多篇作品是世界水平,所以北京大学的严家炎先生有一个论断,他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并且在鲁迅手中成熟。所以鲁迅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出手就写了这么高水平的小说,这是从小说意义上来看,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从思想上意义上来说呢,因为有了鲁迅这本沉重的《呐喊》,中国的文化出现了真正的曙光。
(六)身陷重围
鲁迅从小就受人冤枉,受流言蜚语的议论,他成了文化界的名人之后,也有很多人记恨他,一个有思想锋芒的人一定是有人爱他,有人恨他,一个人如果大家都说他好,这个人一定要警惕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一个正经的人不可能所有人都说他好的,因为社会上的人的利益是不同的,怎么可能一个人警察也说你好,小偷也说你好呢?比如有的人辩论不过鲁迅,就想别的办法,说鲁迅是拿卢布的,什么叫拿卢布的呢?卢布是苏联的货币,俄罗斯的货币,拿卢布的就是说他是**的人,他是苏联**派来的文化特务,所以这个话是很阴险的,因为你这话接近于**,你为**说话了,所以说很多人不采用正常的辩论途径,辩论方式,而是企图在肉体上给别人带来威胁,这就是文化界的小人,道德败坏的人,这也是一些小人常用的伎俩,就是用文章之外的办法来打击对手,说鲁迅是拿卢布的,这个流言可以说是持续了鲁迅的终生。
鲁迅虽然是**的同路人,但是因为他看到**是被压迫者,**是在野党,而且不是合法的在野党,是站在压迫人民一面说话的人,是被镇压的人,所以他是站在弱势群体一面,他才和**成为同路人,但他自己不是**。
还有,比如鲁迅写一些文艺作品,比如写《阿Q正传》,说这个阿Q是影射谁影射谁,某篇作品里的谁,是影射谁,然后对号入座之后跟鲁迅发生矛盾,进行挑拨离间,最重要的对鲁迅的压迫,是来自于书报检查制度,由于鲁迅的作品锋芒太厉害,到鲁迅的后期,他的书普遍的遭到了查禁,我上一次讲鲁迅的智慧,讲鲁迅不断地变换笔名,为什么不断地变换笔名,因为不换笔名就没法发表,变换笔名都很难发表,因为敌人有一套严密的网络制度,很多人没事就看,就怀疑哪篇文章是不是鲁迅写的,一开始发现了他的文章还要删节,篡改,后来干脆也不费这事了,只要是鲁迅的文章就不发表就完了,只认名字不看文章了。举一个例子,鲁迅有一个著名的杂文集叫《二心集》,坏有二心,名字就带有挑衅性的,我就是不跟你一条心,就叫《二心集》。1934年《二心集》要出版,《二心集》本来一共有三十七篇文章加一篇译文,一共是三十八篇文章,三十八篇文章被删掉了二十二篇,我们看,有这么删文章的没有,三十八篇文章被删的就剩下十六篇了,十六篇连一半都不到,后来改了一个名,改名叫《拾零集》,就是拾一些零七八碎的,拾一些零碎,《拾零集》出版了,所以鲁迅说当时的**政府是武力征伐和文力征伐并举,对**领导的中央苏维埃红区,对苏区是武力征伐,五次围剿,在文化界是进行了文力征伐,鲁迅还说,自己的文章被删的程度,“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几乎不能发表,甚至还带累刊物。”你发表他的文章,那个刊物,报刊也跟着倒霉,“所以在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
鲁迅是生在清朝的,但是他看**领导下的,从北洋政府到**领导下的中国,还不如清朝,在他看来历史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所以他经常说中华民国某年某月发生了某件坏事,他故意说“中华民国”这几个字,实际上是说这哪里是中华民国,这哪里是民国呀,这还不如皇帝统治之下呢,对于鲁迅的通缉令,一直到他死都没有取消,所以鲁迅好几次要搬家,一到风声紧张了他就要搬家,像逃难一样的,风声过去了再好好住下来,幸亏那个时候的警察制度不那么严密,那时候警察也不太聪明,也没有高科技手段,也不太那么认真负责的抓他,如果高科技比较发达的时候,鲁迅真的没有写的地方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鲁迅的那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过的是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最后说“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无写处”在中国没有写字的地方,哪有你写字的地方,你只能写一些风花雪月,正经的文章不给你写,写了不给你发表,所以那个刊物上就呼吁大家不要关心政治,都来写一些风花雪月,写一些风月谈,所以鲁迅就把他一个杂文集命名为《准风月谈》,说你不是让我谈风月吗,说你其实不懂得,我们这些善于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但是我们谈的这写是不是风月我不知道,所以叫准风月,鲁迅说其实谈风月也可以谈出政治来的,也可以谈出风云来的,他说,比如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不也是风月嘛,但是是这么恐怖。
所以,鲁迅对待来自敌人方面的诬蔑和压迫,他虽然表示不在乎,但是实际上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使他在深夜无人的时候感到深深的创痛。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动荡年代,各种革命团体风起云涌,左联应运而生,左联的全称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于1930年3月,其宗旨是联合一切进步力量,反对**的文化围剿和推动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鲁迅、矛盾、田汉等人都是左联的发起者和重要领导者,左联的成立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工作中也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参与者也由于认识水平与思想觉悟的不同,而产生过摩擦与矛盾,不过这毕竟是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为此,对待敌人可以针锋相对,立场鲜明的鲁迅,又会怎样对待他的这些战友呢? 我们知道,这个革命队伍,一开始并不是说中国**这一支,很多人都是从革命队伍发展来的,**原来也叫革命党,**的部队叫国民革命军,他也是号称革命的,蒋介石称他的部下也都同志同志的,但是这个革命它会发生分歧的,最后有了革命就变成**了,在真正的革命者内部思想境界也会有高下,人也是有矛盾。比如说,有一个文学组织叫创造社,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革命文学团体之一,他们是主张革命文学的,在创造者主张革命文学的时候,他们首先批判地是鲁迅,他们认为鲁迅已经过时了,不但过时而且反动,创造社说鲁迅是双重的**,怎么叫双重**呢?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鲁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社会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你看这个论证很严密,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但是你是封建余孽呀,所以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鲁迅是二重**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我们看这个文章充满了革命青年的义正词严的正气,但是这是给鲁迅扣大帽子,鲁迅这个时候他没有读过马列著作,但是由于创造社的批判,逼迫鲁迅去搞了一批马列的书来一读,结果发现对方搞的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发现我才是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人。
还有,一些革命青年对鲁迅的忘恩负义,在他们人生开始的时候,鲁迅都帮助过他们,但是后来他们到革命阵营内部之后,又反过来攻击鲁迅,所以革命的艰难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革命阵营内部不团结,内部的磨合问题。后来,鲁迅加入了左联,三十年代加入左联之后,他深刻的感到在革命阵营内部仍然有等级,因为本来大家是为了奴隶求解放,大家是要求自由,结果这个奴隶们结成一个反抗的组织之后,这个组织内部又产生等级了,所以鲁迅发明了一个词叫奴隶总管,他说奴隶里面有总管,管着我们呢。鲁迅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的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看鲁迅说这话是很沉痛的,他说“有些手持皮鞭乱打苦功的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
我们看,鲁迅对待这些人,他的语气,他不像对待正面的敌人一样,对待正面的敌人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反击他就是了,这些人毕竟是同一阵营的,是革命者,但是是他不喜欢的革命者,是在革命中被别的革命者颐指气使,自己好像是个领头的,高高在上的人物,所以对于来自这个方面的痛苦,鲁迅感到难以发泄,对敌人刀来刀去,枪来枪对嘛,而这个痛苦是难以发泄的,来自自己所亲爱的人,同一立场的人,这个痛苦多难。特别是有一些以假乱真的革命者,你觉得他是假的,你又没有证据,鲁迅说孙中山领导的**讲三民主义的时候,很多军阀都是反对三民主义的,都要镇压**,但是当北伐军的势力一大的时候,很多军阀摇旗一变,就号称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他说他已经相信三民主义了,他不但相信三民主义,他还要做总理纪念周,他要纪念孙中山,要讲三民主义,然后请你去开会,你这时候你去不去呢?你要不去,那你就是三民主义的叛徒,所以假的变成真的了,真的只好假,当革命势力一大的时候,假的革命者往往会窃据到革命的高位去,变成真的革命者,而像鲁迅这样真正的革命者,反而遭到了压迫。
所以,鲁迅一生很重视真和假的问题,他呼吁真的知识阶级,不是说你大学毕业就是知识分子,什么叫真的知识阶级,这是鲁迅一个很严肃的命题。
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一直在思考着革命与群众的关系问题,191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药》,就是在这种思考中单身的作品,《药》讲述的是纯朴善良而又愚昧无知的农民华老栓,一心想用人血馒头给患肺病的儿子治病,并在革命者夏瑜被杀的时候,得到了人血馒头,这篇小说真实的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与群众的麻木与冷漠,也就是革命者为群众造福,群众却毫不领情,鲁迅为什么会创作这篇小说?这与他弃医从文的情理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药》这篇小说就沉痛地反省了这个问题,辛亥革命的这些先觉者们,他们要救群众,包括花老栓这样的群众,华老栓这样的群众怎么对待这些革命烈士,怎么对待这些革命勇士呢?他不但不了解,不理解他们的革命行为,反而和统治者一样,认为他们就是犯上作乱的人,认为他们就是盗贼,革命者被抓起来他们不关心,革命者被枪毙,被砍头,他们要去看热闹,不但看热闹,还要拿馒头蘸你的鲜血,回家给他的儿子治肺结核,要蘸你的人血馒头,所以说这一点真是让人看了万分心痛,而这是中国群众的一个普遍的特点,所以鲁迅把它总结为“要救群众的人,反被群众所害”。如果你是反抗统治者,你被统治者杀了,这很光荣呀,这是死得其所呀,但是你被你要救的那个人害掉了,这真是双重的痛苦,而群众的麻木这一点,鲁迅从青少年时代就感受到,特别是他在东京,在日本留学,在仙台学医的时候,有一次著名的幻灯事件,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幻灯事件促使他弃医从文,就是课间休息放幻灯,演的是日俄战争的新闻片,这个日俄战争是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两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打架,然后抓到一个中国人,说是俄军的侦探,然后日本人要枪毙他,日军要枪毙他,围着看的这些人都是中国同胞,这些中国同胞面无表情,想看杀鸡杀狗一样的看自己的同胞被枪毙,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国军队枪毙,所以鲁迅说这个事情刺激他再也不能学下去了,所以他就决定不能学医了,他要弃医从文,放下肉体的手术刀,拿起灵魂的手术刀,要医治中国人的灵魂,所以鲁迅他一生坚定一个改造民族灵魂的这样一个信念,是和他深刻地感觉到来自群众的麻木这个是有关系的。
在鲁迅之外,我们发现很多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都有过学医的经历,郭沫若也是一个,孙中山早年也是大夫,很多医生从接触人的肉体,最后发现光给人治病是没用的,你治好了病还是一个麻木的看客,你治好的病他还是一个看别人杀头,你治他的病有什么用呢?很多医生走过类似的道路。而先觉者这种不被群众理解的苦痛,正是革命很艰难的一个原因,如果说革命就是把大家号召起来去打败敌人,这是很容易的,关键就是不容易动员群众,比如说当年我们**号召农民起来反对地主,农民都说地主没有剥削我们,农民不认为地主剥削他了,说地就是人家的,我种的地就是老张家的,种人家地就得给人家交租子嘛,怎么剥削我了,没剥削我,你问工人资本家剥削你了吗,他没有剥削我,资本家养活我啊,他要不让我到他工厂里工作,我怎么挣钱呀?工人、农民他是不觉悟的,没有经过学习的人,他是不会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处境的。而且他相反会认为你是捣乱分子,我活得好好的,我每个月毕竟挣五毛钱,你非得来捣乱,革命者往往就被统治者和群众的联合势力给绞杀掉了。在日常生活中,大家更是冷漠,看客现象是鲁迅最心痛的一个现象,在很多作品里,小说里,杂文中,他就描写过。而鲁迅这种人他思想永远是超前的,不但一般的群众不能理解他,就是多数知识分子也很难赶上他,跟不上他思想的节奏,我们不能说真理就是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说真理首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这个问题上,多数人是落后的。我们可以举一些科学上的例子,比如说日心说,地心说,当人们都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围着地球转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真理,因为我们每天看到的就是这种现象,早上起来看太阳慢慢升起来,晚上落下去,不是实践检验真理吗,太阳围着地球转嘛,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他说不对,你们都错了,应该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所以人家宗教裁判所说这是疯子,应该把他烧死,然后群众都热烈鼓掌,说对,就是应该把他烧死。你是少数人的异端学说嘛,最后被烧死了,后来还有第二个人说,还是地球围着太阳转,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终于证明了我们都错了,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于是改变了,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到地球围着太阳转,于是改成日心说了,真理被大多数人掌握了。但是,当真理被大多数人掌握的时候,它还算真理吗,它有多大的价值,你今天到街上拉出一个人来说,我告诉你地球围着太阳转,这有价值吗,不是废话吗,这时候真理已经贬值了,贬的接近于零了。
问题不在于你现在是不是认为地球围着太阳转,问题在于,假如今天又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其实我们还是错了,其实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假如有一个人发表这样的言论,我们是不是要嘲笑他,蔑视他,把他抓起来,把他烧死,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对待思想的态度。所以,正是考虑到这些问题,鲁迅他一生都在坚定的要改造国民性,这是来自群众的麻木给他带来的思想上的痛苦。
鲁迅是一个善于自我解剖的人,他不会被这重重的包围所击跨,相反越有挫折他越能奋起,那么,面对群众的麻木与冷漠,他会怒斥谩骂吗?面对他身边的亲人,他会做革命的启蒙吗?而面对革命阵营内部的摩擦与压迫,鲁迅又会怎么做呢? 那么鲁迅有来自这么多方面的痛苦,他怎么对待呢?一个人有了痛苦,他就要想办法去减轻它,抵挡它,还有转换它,对这些痛苦怎么办呢?对于群众的麻木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不是简单的剖析群众,我们现在说看着群众真愚昧,算了,不理他了吧,我最讨厌这些人了,鲁迅不是,他很同情他们,“哀其不幸”是第一位的,然后又“怒其不争”,又很生气,这些人不争气,怎么不知道要强呢,怎么不知道团结,不知道清醒呢,他理解同情占了很多的方面。
比如说,他小说《祝福》里面写祥林嫂,祥林嫂遇到说我,遇到一个知识分子“我”,祥林嫂就问有没有地狱,世界上有没有地狱这个事情,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很踌躇,说也许有的吧,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知识分子受的科学教育,按照自己教育经验说没有地狱,这都是封建迷信,哪有什么地狱啊,如果遇到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就会这样告诉他,老太太你不要迷信了,世界上没有地狱的,好像自己在传播科学的火种一样的,但是像鲁迅就会想到,祥林嫂这样一个贫苦,痛苦的劳动妇女,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有地狱,这是她的精神支柱,有了地狱她才能够死后见到亲人,你告诉她这是封建迷信,死后连地狱都没有,她生命中最后一点小油灯你都给她掐灭了,表面上看上去你科学了,你进步了,这是惨无人道,所以鲁迅他含含糊糊的,他对待这种情况他说大约有的吧,好像很世故,大约有的吧,也不说有,也不说没有,大约有,但是他给这样一个痛苦的劳动妇女以人生的希望,在鲁迅看来人道是第一的。
你比如鲁迅他自己的母亲,他的那个朱安夫人,都是不觉悟的妇女,当然鲁迅不是说每天给她们讲课,让她们觉醒,都革命去吧,不是那样的,就像普通人一样过日子就可以了,鲁迅自己是一个大文学家,但是他的母亲不爱读他的作品,他的母亲是靠自学能够读小说的人,但是不读鲁迅的小说,专门读张恨水的小说,最喜欢读张恨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人家爱读这个,鲁迅怎么办呢?就给他的母亲去买张恨水的小说,所以鲁迅他一方面批判这些通俗小说,他不喜欢,但是他还要给母亲买,日记里好几次都记载着给母亲买张恨水的作品。所以,在鲁迅看来,不能因为父母落后就不孝,孝不孝,不能以父母的思想为标准,他思想落后也是你的父母,要好好地养活他们,让他开心,这才是孝子,所以他并不急着启蒙,所以你看鲁迅的小说里,他写的那些什么闰土呀,花老栓呀,这么愚昧的人,但是你看他的笔调是充满的同情,你看他写闰土充满了感情,一点不歧视他,不嘲笑这个闰土封建迷信什么的,不嘲笑他落后,这是他对群众,群众的麻木他承担着,他不会向群众报复。
对身边的一些同志,亲人,文化上的战友,他是谦让,忍让,包括对爱人,后来他和许广平结合,虽然说都是现代的人,但是也不能说生活中毫无摩擦,毫无问题,据许广平回忆,有时候两个人生气了,鲁迅就一个人独自跑到阳台上,默默的躺下,躺在阳台的水泥地上,然后说这个小孩不懂事,他家这儿子海婴一看,这很好玩儿呀,所以也跑过去跟他父亲一块躺在阳台的水泥地上,一个人生闷气。这个情况很像鲁迅写的《狼》,鲁迅是非常喜欢《狼》这个型心的,这个《狼》受了伤之后,就独自跑到密林里面,自己把自己的伤口舔好,狼是自己承受着自己的孤独的,他与比如说创造社等人发生争论,后来在一个更大的旗帜下,他们和解,他们联合,他对左联领导的这些官僚主义作风他是非常反感的,他称奴隶总管,但毕竟还是自己一伙儿的,他不会说因为讨厌他们,就到**哪里去告发他们,绝不会这样做,后来对于左联的解散他还是很惋惜的,也没有跟他商量就解散了。
对待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鲁迅是谦让、容忍,对待群众的麻木与冷漠,他是理解,同情,而对待敌人,鲁迅又会怎样应对呢?鲁迅著名的“痛打落水狗”的提法,其背后到底隐含着鲁迅怎样的思考,鲁迅与在敌人大大小小的文化战斗中,鲁迅遭遇到的敌手又会是谁呢?而在这种枪林弹雨的洗礼中,鲁迅为什么会出人意料地采取一种横站的姿态呢? 而对于敌人他是另外的态度,对敌人我们可以说鲁迅是严打的,但同时又是轻蔑的,这个“严打”不是说用专政手段严打,因为他是弱者,因为对方对他采取严打的措施,他只好针锋相对,但是在战略上他又是藐视的,就像恩格斯赞颂马克思一样,像抚去身上那个竹丝一样的,轻轻一抹就抹掉了,他在战术上是重视的,对那些支持反动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人,像段祺瑞政府开枪射击请愿的爱国学生,很多文人还写文章来支持,说这些学生该死,因为给政府捣乱嘛,鲁迅对这些人是毫不留情的,这些人毫无心肝,对那些叛变革命,然后又来诬蔑他的人,对这些人他是愤怒的,很轻蔑的揭露,鲁迅有一句话叫“痛打落水狗”,这句话让人认为鲁迅是很不宽容的,狗都落水了,为什么还要痛打,鲁迅有专门的文章,为什么要痛打,说因为它爬上岸来还会继续咬人,当然这都是比喻了。他举辛亥革命的时候,绍兴的革命领袖叫王金发他捉住了一个坏蛋,这个坏蛋就是杀害秋瑾烈士的坏蛋,抓住之后本来应该枪毙嘛,镇压**嘛,但是因为说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了应该宽容嘛,革命胜利就要宽容,所以把这个坏蛋就放掉了,但是正因为放掉了千千万万这样的坏蛋,所以革命很快就失败了,所以那个人就帮助袁世凯又最后杀了王金发,所以革命又重新失败。鲁迅一生经历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事件,所以他知道对什么人应该宽容,对什么人不能宽容。
所以,鲁迅有他旗帜鲜明的地方,他认为是思想上的敌人,文化上的敌人,政治上的敌人,他对这些人是旗帜鲜明的,所以这些敌手对于鲁迅是又恨他,又怕他,恨他不用说了,立场完全不一样,怕他是因为斗不过他,因为鲁迅的文章太厉害了,他的思想的力量,逻辑的力量,三言两语就把真理讲的清楚又通俗,所以鲁迅在跟敌人的辩论中,我们看一些鲁迅的文章就可以发现,他就像我们讲的武林高手一样,真是举重若轻,又可以举轻若重,我们看了一下鲁迅一生中,他所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文化战斗,最后就可以总结,鲁迅一生没有遇到真正的敌手,他是现代中国文化界真正的“独孤求败”,如果说现实生活中有“独孤求败”的话,那就是鲁迅,一生没有对手,这个也是他的寂寞和痛苦之一,鲁迅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跟自己学问差不多,真正能够对他形成威胁,两个人可以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没有,三招两式就打败一伙儿,三招两式就打败一伙儿,全不是对手,全打的稀里哗啦,然后不断地前赴后继拥上来,三下两下打败,所以打多了就感到很寂寞,鲁迅到了后期,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就像我讲的独孤求败的境界一样,飞花摘叶皆可伤人,三言两语就打败一批,所以这可能也是他的痛苦。鲁迅随便给那些人起个什么名字,都成了专用名词了,什么洋场恶少呀,什么革命小贩呀,三言两语,大家一说这个人就是这样了,还有资本家的乏走狗呀,都成了特有名词。
所以,也有人为鲁迅惋惜,说鲁迅一辈子都把时间耗费在打这些小猫小狗身上了,一辈子没有遇到过真正的**,说一辈子像武松那样打个**,那个也是很有价值的,说鲁迅一辈子都把精力打在这些小狗小猫身上,但是鲁迅他认为这就是他要做的工作。由于他前后受敌,前面有敌人,后面有奴隶总管的皮鞭,旁边还都是群众麻木的,所以鲁迅他发明一个词叫横站,横着站,他说我要采取横站的姿态,要防备来自四面八方的枪林弹雨,就在这个四面八方的枪林弹雨中,他是东挡西杀,他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被误解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通过教育,我们都觉得鲁迅是一个很高大的形象,好像一开始就这样,不是,这是由于我们后来几十年代教育形成的,在鲁迅活着的时候,不是这样一个单纯的画面,而是一方面他很智慧很休闲,同时又在这儿忙着战斗,又很忙活,这样的一个人,生活密度极高,所以说虽然活得不太长,但是真是他的一年等于我们十年八年那样的价值。
鲁迅是一个充满战斗色彩的人,因此在许多人的感觉和印象中,鲁迅是一个不宽容的人,而鲁迅去世前,在杂文《死》中,也说过“我一个都不宽恕”的话,这更给人一种鲁迅不能容人的感觉,那么,真实的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面对敌人的诬蔑和迫害,面对革命阵营内部的摩擦与压迫,面对群众的麻木与冷漠,鲁迅又该如何转化他内心的痛苦与思考呢?而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写作是对生活的反抗,这个意义不仅仅限于作家,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这样的,当你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愁烦,解不开的时候,你拿一张纸写一写你的心情,我相信会有很神奇的疗效,你平常越不写字的人,这个疗效就会越大,我们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少的写字了,我们写信也很少了,我们很多人都是电话拿起来就打电话,我开玩笑说以后的人谈恋爱都不会写情书了,写情书太慢,打电话多快呀,喂今天五天见面,去不去,不去,讨厌,算了,这多方便呀,写情书还得等待,还得揣摩对方的心思,写错了还不能改,但是以后这个写字可能就变成越来越宝贵的东西了,为什么呢,你如果写一写会发现,写作是对生活的反抗,正是因为生活中有不满,我们才要写作,用成语说“不平则鸣”,世上有不平事,心里有不平之气,写作能够转化,能够化解,而鲁迅笔下很多人物的痛苦,其实是他自己痛苦的写照。
比如他有一篇小说叫《孤独者》,主人公就是他自己某种的写照,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里面嚎叫,声音里夹杂着残伤,这就是鲁迅自己的写照。通过这些写作,可以说鲁迅他一方面服务了社会,推进了现代文化建设,同时也解脱了自己的灵魂,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大智慧,统摄了他的精神生活,我们大家可以说都有这样那样的痛苦,虽然表面上装的都挺好,我们为什么装的好,为什么要穿好的衣服,为什么要化妆,给领导看,给同事看,就是因为心里苦,我们大家在一起的互相笑,看不出来,但是你到公共汽车站去看一看,你在马路天桥上往下看一看,你看看大多数人的表情,你就知道人生是苦的。但是我们这些苦是小苦,我们比不上鲁迅这么深,这么广,那我们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鲁迅有那么多的痛苦,但他都很乐观,活得很好,唯一的缺陷是活得不够长,活得那么潇洒,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活得更好一点,不活得更潇洒一点呢,我们可以用写作也好,不写作我们用其它的有意义的工作,每个人在自己有意义工作的领域里,战胜世界的不圆满,不如意,一方面化解自己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帮助别人来消解痛苦,我觉得那样的人生就是快乐的人生,这是我讲鲁迅的痛苦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 分享:
第二篇:孔庆东《想念父亲》
仿佛意识到是在梦里,父亲发来了电子邮件,让我给他保存一份什么档案。
我想可能是做梦,搞错了吧?就去查是不是父亲来信了。哦,果然猜对了,父亲寄来了一些发黄发紫的他的个人档案,要我好好保存。
我想父亲真够相信我的,这般重要的东西,怎么就放心让邮局给递送呢?他大概是太想我了吧。于是便到厨房,对正在做饭的母亲说,您回哈尔滨看看我爸去吧,他一个人,又那么大岁数了,生活很不方便哪。
母亲说,我才不回去呢,那老东西,脾气那么倔,什么都跟我拧着来。他不就乐意一个人么?我不回去,我在你这儿多好啊。
我说,回去看看吧,他都八十多岁了吧。
母亲说,可不是嘛,他死的那年七十,今年可不八十多了嘛。
啊!父亲死了吗?我冷不丁浑身一惊。只见满头白发的父亲,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们。是的,父亲早已死去十多年了。那么我现在,这还是在做梦呀。父亲死的时候,哪里有什么电子邮件,连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电子信箱呢。
这回梦醒了,但是睁不开眼睛,因为眼睛里早已充盈了泪水。
我半梦半醒地掀开被子,呆呆地坐起来,听见外面唰唰的雨声。撩起窗帷,已经是暮色沉沉。东京秋天的暮雨,下得正急。
这几天工作非常累,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今天下课回来,便想小睡一会儿,晚上好继续工作。明天报名了一个旅游团去看红叶,放松放松疲惫的身心。
然而这个梦,再次提醒我,该写那篇文章了吧?该写下那四个无数次涌上心头的字了吧:想念父亲。
是的,这个题目,我多少次在心里念叨着,在路上,在车里,在烈日下,在风雨中。但是总不知道如何下笔,有时都快要写了,随即便陷入了那个“想念”里去,写文章变成了回忆往事的检票口。日语把“检票口”叫做“改札口”,那意思很有趣,颇像我们写文章,持着一个“札”进去之后,“札”的性质就“改”了。今天这一回,我估计八成还是开了个头,终于什么也写不成的。
第三篇:大学语文第4讲:鲁迅《伤逝》
大学语文第4讲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小说
鲁迅:《伤逝》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很值得一游的历史文化名城]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1918年5月以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其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朝花夕拾》,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二心集》、《且介亭杂文》等。鲁迅以其思想的深刻和艺术的超拔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伤逝》原文:(因篇幅太长而略去)
这篇小说是以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涓生(可看作“狷生[孤傲的人]”的谐音词)的手记的形式来写的。从形式上看,是一篇关于个人爱情生活的自叙传和忏悔录。
小说是以涓生的忏悔开头的: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接着,涓生回顾了自己与女主人公子君从相识、相恋到同居、分手再到……、最后自己痛苦地忏悔的整个爱情生活过程。
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涓生与子君是在会馆(某个地区的人在家乡之外的某个地方建起来的供家乡人活动和居住的建筑物)里互相认识的,他们是同乡。由于采用手记的形式,作者对于涓生和子君的人生经历、社会背景
及外貌等没有详细的交代或描述。但从作品中的一些较为零散的有关描述上看,涓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在政府部门担任着文员之类的职务,会写小品文、能翻译外文作品(涓生的职业和能力特征中其实有着鲁迅本人的影子);而子君大概是个只受过初等教育的女子,没有工作,寄居在北京的亲戚(叔叔)家里。
故事开始时,涓生就住在会馆里。涓生与子君因同乡关系在会馆里相识后,很快就陷入了爱情。作者这样描绘爱情开始不久后的涓生对子君的思恋:
在一年之前,这寂静和空虚……常常含着期待;期待子君的到来。在久待的焦躁中,一听到皮鞋的高底尖触着砖路的清响,是怎样地使我骤然生动起来呵!
子君不在我这破屋里时,我什么也看不见。在百无聊赖中,随手抓过一本书来,科学也好,文学也好,横竖什么都一样;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觉得已经翻了十多页
了,但是毫不记得书上所说的事。只是耳朵却分外地灵,仿佛听到大门外一切往来的履声,从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渐临近„„
可见,当时涓生的确是很爱子君的。两人初期的爱情生活很美好,也很有那个时代的特色:
她„„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说话的主角总是涓生,而子君通常都只是个听者。在这里,我们已大致可以看出子君的性格有点内向,而且,两人在文化水平和视野、见识方面也是有着较大的差距的。
交往了半年后,在涓生的影响下,子君
已有了明确的婚姻或男女关系自主的思想。她对涓生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可见:当时的子君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五四时期从西方传来的“男女平等”、“婚姻或男女关系自主”、“个性解放(每一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本性和意愿行事,而不是盲目跟从或被迫屈从于他人或公众)”等新思想。
听到子君说出上述话语时,涓生感到“震动”与“狂喜”,对子君和像子君一样的中国妇女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充满了信心。此后,涓生更爱子君了。终于有一天,在激动和慌乱中,涓生“身不由己”地“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即西方男人以单腿下跪的姿势向女性求爱的方式[参见图片]——像子君表白了自己的爱情:“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当时,子君的反应是:
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然
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此处出现的表情描写是典型的鲁迅式白描——简洁、传神的描写。】
这对青年男女终于互相接受了对方的爱情。甜蜜的热恋持续了一段时间,子君表现得相当痴情:
对于“我”向她求爱的情景,她“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我的举动,就如有一张我所看不见的影片挂在眼下,叙述得如生,很细微,自然连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浅薄的电影的一闪。夜阑人静,是相对温习的时候了,我常是被质问,被考验,并且被命复述当时的言语,然而常须由她补足,由她纠正,像一个丁等的学生。
这温习后来也渐渐稀疏起来。但我只要看见她两眼注视空中,出神似的凝想着,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窝也深下去,【此处出现的表情描写同样是典型的鲁迅式的白描】便知道她又在自修旧课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电影的一闪。但我又知道,她
一定要看见,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并不觉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为可笑。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她爱我,是这样地热烈,这样地纯真。”
子君对涓生爱得热烈、纯真,她陶醉于也满足于这样的爱情。
为了便于朝夕相守,他们在一个叫吉兆胡同的地方、在一个小官员居住的四合院里租到了两间房子;在那里,他们过起了同居生活。这种男女之间在不正式办理结婚手续的情况下就一起生活的同居生活[很可能是未来婚姻与家庭的主流形式,目前,在某些发达国家尤其是北欧诸国,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或已经是现实],在当时的许多人眼里是离经叛道的,是会遭到非议的。但子君和涓生都表现得很勇敢:
和她的叔子,她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
尽管承受着相当沉重的社会压力,但由于有“爱情神圣”、“爱情至上”[从生物学角度看,生物有比爱情更基本的使命,因而,以“爱情美好”、“爱情高尚”的观念来取而代之应该更加符合实际并可信]这样的信念作为精神支柱,他们顶住了各种压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同居,涓生觉得对子君有了更深入也更全面的了解:
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
朝夕相处的同居生活,让涓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发现了子君身上的一些与自己不合拍的东西:子君喜欢在家里养小动物——小油鸡、哈巴狗[其动机更值得注意,见后],而涓生并不喜欢。他开始感觉到自己和子君之间的一些隔膜,所以跟她谈自己对爱情的看法:
“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只要具备一定的生活经验或者心理学基础,我们就可以认识到:涓生对于爱情的这一看法是相当深刻的,是对人的感受活动的规律、尤其是感受(乃至任何心理活动或精神生活)的适应性规律(通俗一点说,也即喜新厌旧或审美疲劳规律)的深刻揭示。
但是,单纯的、甚至比较无知的子君并不懂得涓生的这句话中所蕴涵的道理。虽然涓生跟她这样说的时候,她也似乎有所领会地点点头,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她实际上并不懂得其中的道理。
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指住在会馆里时互相争论而又和解]……的乐趣。
除了怀旧,两人不再有新的话题。而且,子君在家里只管忙自己的家务,而
“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
她每天在家里忙着“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这样地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
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子君几乎将心思全都放在了生活琐事上(甚至还会因为自己养的小油鸡与官太太养的小油鸡争食而与官太太暗斗),却忘了或不知道怎么才能让自己与涓生一起过上丰富而有趣味的生活。
这种每日面对生活琐事而两人之间却无话可说、即使说也只是旧话重提的状况,使得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的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涓生感到相当郁闷。在此,我们看到:由于两人之间在文化水平、生活视野和精神追求等方面的差距,涓生与子君之间的爱情已经出现了裂痕。
正当爱情出现裂痕的时候,新的生活打击又落在了涓生和子君的头上:由于邻居
“雪花膏”在涓生的上司面前造谣、挑拨,涓生失去了在局里的工作。涓生的失业,让自己没有工作、在物质生活上完全依赖涓生的子君感到恐慌,她变得怯弱起来:
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可见子君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骨子里或潜意识中对男性的依附心理。而依附关系正是(男女)地位不平等的根源。在处理男女关系方面,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年前的人类的祖先和通常被视为落后的某些少数民族或原始部落中的人们足以作为所谓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们的榜样。] 面对失业的打击,涓生倒还不怎么惊慌,因为他自视有文化、有才能,不愁找不到可以解决谋生问题的事做。涓生决定通过给杂志写稿和提供译文来谋求生活所需的金钱。而且,在他看来,通过做自由撰稿人来谋生比在局里上班更好。失业的打击倒使得涓生更加振作起来。
但受到打击的子君却无法再振作起来,反而越来越活得没有生气、没有情趣:
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帖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然而又加以阿随,加以油鸡们。加以油鸡们又大起来了,更容易成为两家争吵的引线。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还要喂阿随,饲油鸡;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构思就常常为了这催促吃饭而打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搭配的不和谐之处]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
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规定的吃饭的束缚,就费去五星期。
„„
吃饭却依然给我苦恼。菜冷,是无妨的,然而竟不够;有时连饭也不够,虽然我因为终日坐在家里用脑,饭量已经比先前要减少得多。这是先去喂了阿随了,有时还并那近
来连自己也轻易不吃的羊肉。她说,阿随实在瘦得太可怜,房东太太还因此嗤笑我们了,她受不住这样的奚落。
在此,我们看到:受到涓生失业之事的打击后,子君变得一蹶不振。她的精神生活空间日益窄小,她的心思越来越固着在日常琐事上。她越来越不理解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涓生的精神世界,不能理解从事精神劳动的涓生的工作特点,甚至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给他起码的照顾。这种状态让涓生很失望。他开始觉得:子君已经不再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乐趣,反而已经成了自己的生活的一个累赘:
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路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了她,……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竞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
冬天来了,天气冷了,涓生和子君之间因为心灵的隔阂而产生的冷漠也加重了。
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
涓生只好躲到有炉子可以取暖的通俗图书馆里去。在图书馆里,涓生反思大半年来与子君的交往和同居生活:
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可以理解为:获得生活资料的谋生与自我实现的事业]。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这时的涓生认识到[这里是本人的带有一定自我发挥的解释]:爱情是需要有其他东西作基础的。如果没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共同的生活目标、符合对方要求并为对方所欣赏的个人素质以及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的丰富多样性,一对男女之间的爱情就会因缺乏存在的基础而无法长久维持下去。这时的涓生心里已经明白:尽管青春、单纯的子君是有着符合自己的要求并为自己所欣赏的一面的,但在其他不少方面,子君与自己实际上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的,而且,这种差距还在因子君的故步自封和不思进取而不断地拉大:
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于这空虚却并未自觉。她早已什么书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着是求生[评价过低],向着这求生的道路,是必须携手同行,或奋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拽]着一个人的衣角,那便是虽战士也难于战斗,只得一同灭亡。
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实际上难以克服的差距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是长不了的。因为心里明白彼此之间的爱情已经走到了尽头,不善于伪装的涓生也就明显地对子君冷淡起来。子君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又不想
也不能放弃涓生(子君实际上已将自己看成涓生的妻子;而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一生只跟从一个男性才是所谓正经的,否则就会被人看成不正经的。子君虽然也能接受一些新观念,但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按传统观念生活的女性,是个半拉子“个性解放”的人),所以,她竭力想要将涓生拉回以前两人热恋的状态中去,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她本人的素质和志向都朝着向涓生靠拢的方向发生显著的变化)。
看到涓生对自己冷淡,子君没有去反思(也不可能去反思)自己这方面的原因,反而以一个无知的女人时常会有的思维方式去怀疑涓生是否有了外遇:
“是的。”她又沉默了一会,说,“但是,„„涓生,我觉得你近来很两样了。可是的?你,——你老实告诉我。”
这使涓生彻底明白了子君最终是无法真正理解自己的。在眼见得一时乃至永远都不可能真正与子君心灵相通的情况下,涓生
抱着与其同归于尽不如各自自救的想法向子君提出了分手的要求:
我的意见和主张„„: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
„„
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涓生是一个比较全面地接受了新思想的人,一个比较完全的“个性解放”的人,而且,也有能力为自己开辟新的生活道路。但子君可不是。对骨子里传统的子君来说,自己的男人和他对自己的爱情就是自己的生活的全部;失去了自己的男人,她的整个生活就失去了基础,她的生存就会变得没有意义。所以,当她听到涓生想要跟自己分手的话后:
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此处的表情描写同样是典型的鲁迅式白描。]
这时的涓生还并不怎么成熟、乃至有点自私,他还估计不到他与子君的分手到底会给子君带来多大打击。他一厢情愿地设想:
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
在决定要与子君分手后,涓生过着白天泡在共同图书馆里看书、写作、翻译、晚上很晚才回到住所睡觉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当他在昏黑的夜色中回到家时:
屋子里……没有灯火;摸火柴点起来时,是异样的寂寞和空虚!
正在错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来叫我出去。
“今天子君的父亲来到这里,将她接回去了。”她很简单地说。„„
“没说什么。单是托我见你回来时告诉你,说她去了。”
当子君真正离开的时候,涓生感到异样的寂寞和空虚。
我遍看各处,寻觅子君;只见几件破旧而黯淡的家具,……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处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这是我们两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现在她就郑重地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借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
在此,我们看到:尽管子君文化素质不高,但毕竟是通情达理而又及其善良的人。当她知道涓生已经不爱自己、自己也不能再给涓生带来幸福的时候,她终于还是选择了
离开涓生,而且,在离开的时候,涓生的钱和其他生活资料她都分文未取!我们明白,涓生也明白:即使在离开涓生的时候,子君还是在爱着涓生,还是在尽量替涓生着想。由此,从某些方面看,子君是个有着崇高的传统美德的人!(与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婚姻或两性关系当作一种商业活动、将配偶或伴侣当作索取对象的人相比,子君对涓生的爱情尤其显得纯洁与高尚!)子君真的走了后,涓生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的心……觉得沉重。我为什么偏不忍耐几天,要这样急急地告诉她真话呢?现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虚空。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
想起子君的父亲对待子女的苛刻和威
严(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子君才会离家跑到北京的叔叔这里来)以及抱着传统观念的人们会投给子君的冷眼,涓生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始后悔和自责并为子君担心:
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但这恐怕是我错误了。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
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她爱我之后,就要负了这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
„„
我是一个卑怯者,……
在此,我们看到:涓生虽然不够成熟、也有点自私(为子君着想得不多),但一旦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所给子君带来或可能带来的后果的严重性后,他还是会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乃至自我谴责的。
想到子君可能面临的悲惨结局,他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写信或托人等)寻找子君,希望还能找到子君。当他向一个“久不问候”在京城“交游广阔”的世交打听子君的消息时,得到的消息却是:
……你的朋友罢,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我惊得没有话。
“真的?”我终于不自觉地问。
“哈哈。[多么冷漠的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
子君离京回家后不久就死了。她具体是怎么死的,我们无从知道(小说中没有交代);但她的死因,我们是能推测出来的:以爱情为唯一的精神支柱的子君,在失去了爱情之后,便不再有支撑她继续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而曾经反抗传统、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的子君又不会被周围抱着传统
观念的人们(包括自己的亲人)所容忍,所以,她只好选择离开这个无爱的世界了!正如涓生这时所知道的:
她虽是想在严威和冷眼中负着虚空的重担来走所谓人生的路,也已经不能。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与的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
子君死后,涓生一天天地消沉下去:
我比先前已经不大出门,只坐卧在广大的空虚里,一任这死的寂静侵蚀着我的灵魂。他不能在吉兆胡同这个让他伤心欲绝的地方再呆下去,所以,又回到了他与子君相识的会馆。
在初春的夜晚,涓生反复地回想自己与子君从相识、相恋到分手、永别的过程,他为自己因为幼稚的诚实而犯下的送掉一条年轻的生命的罪行而深深地忏悔: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
在深深地忏悔中,涓生没有忘了自己还活着,还应该去求新的生路:
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默默地前行……
小说就这样在涓生的告别过去、走向新的生活的心灵独白中结束了。
总结对于鲁迅的这篇小说的上述解读,关于涓生和子君的性格以及他们的爱情悲剧的原因,我们可以概括如下:
涓生是一个全面接受了“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等新思想的(较为)高级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能写作、会翻译,具有相当的生活能力。对于爱情和生活,他有相当深刻的认识(这表现在:他能说得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之类的话)。他为人真诚而又不乏勇敢(这表现在:他敢于追求爱情;但一旦发现自己的爱情具有相当的盲目性而且无法维持下去时,他又会真诚地与曾经爱过而现在已经不爱的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并付诸行动;即使在爱情与日常生活上都遭到严酷打击的情况下,他还是具有追求新生活的勇气。)。他善于自我反省,勇于自我批判,具有知错就改的(科学)精神。他还不太成熟(这表现在:选择爱的对象还具有相当的盲目性;对黑暗势力的强大和危害性也认识不足),做事有点冲动,甚至有点儿自私(这表现在:当发现爱情无法维持时,他考虑的主要是自我解脱)。但总的说来,涓生是个真诚、勇敢、善良的人,他的缺点主要是由成长过程中必然具有的不成熟性所引起的,而不是由道德败坏所引起的。
子君是一个部分接受了“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等新思想但在骨子里又是传统观念相当根深蒂固的文化水平较低的青年女子。她具有爱情至上的观念,敢于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能说得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的话,并敢于大胆地反抗旧习俗而与自己所爱的人同居),而且对爱情十分投入(可见其性格的单纯和真诚)。但由于文化水平较低、视野狭窄以及传统观念等的影响,她又是一个胸无大志、缺乏进取心、依附于男人的传统型女子(在与涓生同居后,她就将涓生视为终生所依靠的男人;甘心于也满足于做一个终日为生活琐事操劳的家庭妇女,却忘记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当涓生失业时,对自己的能力有相当自信的涓生本人并不怎么担心生计问题,真正受惨重打击的倒是以涓生为依附对象的子君)。由于在文化素质、思想观念、生活视野和生活理想等方面与涓生的差距相当大,她对涓生的爱情实际上是相当盲目的,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以爱情为唯一精神支柱而又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君,在失去了爱情后也就无法在这个无爱的(甚至连亲情都没有的)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了。她的爱情悲剧和个人生活悲剧,除了外因(涓生的不再爱她以及家庭和社会的歧视等)外,也是与她本人视野狭窄、观念陈旧、能力较低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依附型的脆弱性格有关的。
至于造成涓生与子君之间的爱情悲剧的原因,(在本人看来,)主要是双方在文化素质、思想观念以及生活视野和生活理想等方面的差距;同时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如:当时的妇女缺乏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而(在当时的社会中占大多数的)受传统观念支配的人们又会对因受新思想影响而自由恋爱且同居的涓生和子君产生歧视;此外,也与子君本人深受封建观念的束缚以及她本人的脆弱性格有关。
《伤逝》在写作手法上的主要特色:
一、采用手记的形式,综合运用叙事、议论、抒情等表现手法。《伤逝》作为鲁迅的唯一的一部以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写得异常凄切哀婉,情意悠长。作品在叙述方式上采用了“涓生手记”的形式,以涓生的回忆来叙述涓生与子君之间这场令人悲哀心碎的恋情。在叙事的过程中不断穿插着涓生的议论和抒情,由此造成了双重效果:一是以主人公自述的方式真切地记叙了涓生与子君两人的情感历程及悲剧结局;二是主人公的议论与抒情大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思想与感情力度。
二、善于运用简洁、传神的白描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具体例子见前面所引用的相关片断。
第四篇:孔庆东 解读《阿Q正传》
孔庆东 解读《阿Q正传》
《狂人日记》可能是最能代表鲁迅《呐喊》风格的。现代文学一开篇就是这样一篇字里行间都流淌着血泪的作品。我们有时候看一个作家的作品觉得很好,会不自觉地希望他沿着这个顺序、沿着这个样子写下去,但不能轻易地理解一个作家还有其他的侧面。看看《阿Q正传》,如果你不知道这是鲁迅写的,骤然遇到这样一部作品,也许有的人会怀疑:这是鲁迅写的吗?其实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表面上看上去不严肃的东西可能是最庄严的,因为人们很容易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如果你看《阿Q正传》前面的部分,你怎么看都觉得它太不正经了、太不严肃了。现在的语文课就是先告诉我们作家、时代背景,已经把这个调子给定下来了:哦,鲁迅写的一部重要作品,而且还是他的代表作,一定有很深刻的思想意义,所以你就不去注意自己的第一反映了。我小的时候能看到的书不多,到处去找书看,借来看。这些书经常是不完整的,有的时候没头没尾,有的时候第一篇、好几篇都被撕去了,不知道作家是谁,没有任何介绍,经常只从一个情节开始入手看。如今回想起来这是一种偏得,因为我能够零距离的接触这本书,不知道他的时代背景,作家是谁,没有任何别人的旁白解说。多少年之后,我上了北大,学了文学史,讲到某一个作家写了某一篇作品,我怎么听老师讲,越讲我越熟悉呢,恍然大悟:啊,原来是孙犁写的那什么什么啊,原来是茅盾写的那什么什么啊,才知道原来我小时候都看过。这时候我才觉得,人,赤裸裸的接近那个文学作品是多么好。我觉得良好的阅读文学的状态就应该类似,就凭你生命的本能去接近这个作品。如果在这种状态下你读《阿Q正传》你能直觉地感到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那说明你的文学程度是非常高的。什么叫一个人有文学鉴赏能力?说他在文学方面造诣很高,不是看他是不是拿到中文系的硕士博士文凭、看他写过什么论文。这东西就像古董鉴赏家一样,我们说哪个古董鉴赏家水平高不是看他写了什么论文,而是你给他一件东西,他短时间内略一看,一敲就知道这东西是哪朝哪代的、值多少钱,这才叫功夫。可以说就叫做“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人必须得练出这种功夫来。
作品背景
《阿Q正传》的产生背景是很有意思的。1918年鲁迅写了《狂人日记》之后说“一发不可收拾”,写了一系列的小说,同时又写杂文。伟人嘛,从来就不规定自己应该干什么必须干什么,而是逮着什么干什么,这是伟人的一种表现状态。但它的反证不能成立,不能说逮着什么干什么的就是伟人。鲁迅就被到处请去写文章、写杂文,到处请去上课、做讲座,反正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跟他生活在一个时代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伟人,你觉得他特别俗,长得又瘦又小,一个小老头,每天穿一黑胶鞋,冬天不穿棉裤,这一个人怎么是伟人哪?特别是今天他的作品印成一本一本很精美的书时,我们觉得好像很庄严,其实当时都发表在破破烂烂的报刊上。当时的印刷技术很差,有时候新的期刊一拿过来就散页了,那报纸就是粗粗糙糙的。《阿Q正传》本来就发表在报纸上,而且也是连载小说。我们想到连载小说就会想到通俗小说、会想到市场文学、不严肃文学。我们回到文学的原生态中去。你不要在餐桌上看“这是玉米这是大米饭”,你回到田野里,到田野里你能不能分出各种植物来?这才是本事。大学者都不是在餐桌上来分辨东西的,你看看袁隆平,这么大的名气,天天在地里面走,穿个靴子。他要保持对研究对象的零距离接触。
就在1921年年底的时候,——1921年应该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北京有一个著名的报纸的副刊,叫《晨报副刊》,《晨报副刊》上有一个专栏叫《开心话》。这和今天的报纸很相似了,我们今天的报纸有那么多的副刊专栏,你想,一看到“开心话”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俗的专栏嘛,写一些有意思的事,让读者一笑。我前几年曾经误解,觉得这编辑怎么这么低俗呢?后来这种情况多了,我就不反感了,原来人民群众需要这个,他们都想要开心话。后来我又想到鲁迅不就写过这些东西吗?原来在《开心话》这个栏目里依然可以写不开心的东西,那何必计较这个名目呢?就在1921年底北京这个《开心话》专栏每天都写这些开心的小玩笑的时候,有一天出现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就叫《阿Q正传》,而且这个作者署名叫“巴人”。鲁迅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署名鲁迅的,鲁迅的笔名有一百多个,考订鲁迅的笔名也是鲁迅研究中的一门具体的学问,到底哪个是鲁迅写的哪个不是鲁迅写的,这都很有意思。《阿Q正传》的署名叫“巴人”,很多普通的读者就不知道这是周豫才先生写的,甚至他的一些朋友也不知道这是他写的。就看这个名字一般人就说“啊,这是一个四川人写的吧”。所以在《阿Q正传》发表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川渝的人士感到惴惴不安,以为是某个人在揭发自己的隐私,都在那想:这是谁干的呢?我干的这点事他怎么都知道了呢?很有意思。你看鲁迅一开始写《阿 1
Q正传》就非常合乎《开心话》的题旨,很合乎这个栏目的要求,开始就在文章的名目、立传的通例、传主的名字等问题上反复地纠缠考证。
调侃标题
第一章开始鲁迅这么讲: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这第一句话他就是幽默的,“正传”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东西,《阿Q正传》本身是有一种互相矛盾的效果。“阿Q”——它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土名字,而且这个“土”本身还是有矛盾的,“阿”是中国的土名字的叫法,Q又是一个外文的字母,而“正传”本身是一个非常庄严的词汇。正传是要给高级人物写的,一般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个级别的才能写正传。如果给一个海淀区的地痞无赖写正传,那么搞笑的效果就出来了。所以小说从一开始就显得很不正经,可是敷敷衍衍写了一大篇,一面要做,一面又要往回想,终于回归到传阿Q身上,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个表面上的调侃,其实中间有一个东西:你怎么辨别出这个不正经的东西它是了不起的呢?就是你应该感到它中间有一个坚韧不拔的东西。他在表面的不正经当中,实际上一有机会他就要散布他正经的东西。这就是小卒与百万军中的大将的区别,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个思想里的鬼是什么?鲁迅多年所积淀的、他要写出一种民族的灵魂来的东西。反思民族性、反省民族性、刻画民族性,是鲁迅“五四”时期坚持要做的一件事,要画出国民的灵魂。其实他认为的这个国民的灵魂已经用杂文直接写出来了,但是光写出来还不够,他还要画出来。因为写的东西太深刻,影响理解影响传播,如果画出来可能就行走得更远。孔子不讲“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吗?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人的缺点是什么,国民性的劣根性在哪里,但是很多普通的人都知道阿Q,都觉得这家伙可笑,好像我不能成为这样的人。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下面他就在文章的名目上反复地纠缠,说“文章的名目”啊,“名不正言不顺”,然后又举了外国的例子。又为什么不写成“内传”不写成“本传”“大传”“小传”,反正最后就是说为什么要写成“正传”,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讲得特别扎实,就好像必须得写这个“正传”了。这里当然有和当时风靡一时的“考证学”调侃的意思。鲁迅自己本人是一个考证大师,但是什么东西一旦蔚然成风,它就俗了。这两年流行一本书叫《恶俗》。什么是雅什么是俗,这不是固定的,这是变动的。一个事刚一时髦的时候是雅,很多人一蜂拥上来的时候它立刻就变俗了。第一个穿喇叭裤的人、第一个带蛤蟆镜的人、第一个染黄头发的人,可能都是雅的但是当半数以上的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它就变成俗了。你再为这种行为去辩解,说它如何高尚的时候,这就恶俗了。考证也是这样,有很多人不认真,就有很多认真的人来考证,说《水浒传》是谁写的、《红楼梦》是谁写的,这是很严肃的。因为大家都来考证来了,考证来考证去,足球也是中国人发明的,什么什么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时候这个东西就恶俗了,所以鲁迅他就调侃,你看他连给阿Q为什么要作“正传”都写得这么堂堂正正。
姓氏模糊
鲁迅一边写着这个调侃的话,一边就开始了对传主的介绍和描述。在第二讲立传的通例的时候就开始讲阿Q的姓氏。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然后讲赵太爷跟他的关系: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他比秀才长三辈意思就是说赵太爷是孙子。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有些肃然起敬了。哪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朱色的朱,意思是说满脸绯红,满脸杀气。喝道:“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阿Q不开口。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抢进”写得很形象,一个富豪人家对村里阿Q这样的一个人居然用“抢进”这样的动作。“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
我们看看赵太爷的逻辑,阿Q如果不姓赵,你应该拿出一个证据来,比如说“你爸爸不是姓刘吗?你应该姓刘啊,你怎么到我们姓赵的家来了?”或者找出什么证据来证明他不姓赵。但是我们看见赵太爷说的是“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关键在于“你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该姓什么不是由你的血统决定的,而是由你的身份决定的。你这样不对,你这个样子就不配姓赵。“赵”不得了啊,百家姓的第一个,老赵家当过皇上啊,能随便姓吗?这姓赵是不能随便姓的。所以阿Q以前的历史我们不知道,反正他现在这个样子看来是不配姓赵了。起码在赵太爷生活的这个地方、这个村庄里,他已经不配姓赵了。所以他好像在调侃,其实非常严肃的故事、非常严肃的主题已经展开了。我们今天虽然不会说一个人配不配姓什么,但配不配这个问题在其他领域依然存在。“你也配是北大学生吗?”这样的话也有,就是说他是不是北大学生主要是看他配不配,不是用别的东西来作证据。我还记得前年吧,好像前年我开鲁迅课,好像在座的有一些朋友也在听,好像课前有两个同学因为占座位吵起来了。最后因为已经上课了,其中一个就愤然离去了,离去的时候说了一句“你也配听鲁迅”。当时大家听了都笑了。所以这个
姓赵,关键有个配不配的问题。其实在这里已经透露出,赵太爷跟阿Q,他俩的思维是有一致性的,尽管地位不同。阿Q说自己姓赵也没拿出什么证据来。他为什么一定要姓赵,也还是为了“配”自己的某种身份,觉得姓赵了好像就好了似的。然后阿Q因为这件事情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谢”字都用得非常好。怎么还谢他呢,其实是被迫的、被勒索的。比如说今天你出门,遇到某种交通事故,你开车或者骑自行车,被警察训了一番,为了免于更大的惩罚,你可能要“谢”了警察一百块钱,就是这个“谢”字。这就是先用一大篇文字写阿Q的姓,他没有姓。然后再考证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原来大概是阿Quei(方言音),但是鲁迅不知道该写成哪个Quei,是富贵的贵还是桂花的桂,鲁迅搞不清楚,所以把它的韵母都省去了,就单留下一个声母,后边的人就把他的名字叫做阿Q,这篇作品就叫做《阿Q正传》。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人跳出来写一些文章说我们都读错了,因该读阿Quei,说哪有叫阿Q的,生活中绝对没有一个人叫阿Q,说是浙江一带有很多人叫阿Quei,按照鲁迅原来的写法他也应该叫阿Quei。这些考辨文章也都有道理,其实你叫他阿Q还是阿Quei都无所谓,都不影响这篇作品的思想。所以大多说人叫他阿Q的时候我们也就叫他阿Q,万一哪一天大多说人都改了都叫他阿Quei我们再叫他阿Quei也可以。我上大学,我们宿舍里就争论过,有的人说:“啊?原来你们一直都读阿Q啊,我们那里一直都读阿球”。有的说:“不对,我们那里都叫阿零。”还有一个省的同学说:“我们那里最有意思,我们那里都叫阿皮蛋。”总之是说他是一个值得调侃的一个不正经的人物。鲁迅用了上千字,竭尽其考证之能事
阿Q籍贯
到了第四点,又说到阿Q的籍贯。姓赵按理说他应该是陇西天水人,赵匡胤的后代,但他又不见得姓赵,籍贯不能决定。他住在哪呢?未庄。这是一个虚构的名字,未庄,就相当于咱们的未名湖。实际上是说它没有名字。未名湖大概原来也没有名字。我听到一个说法,说当年斯诺先生去世之后,按照他的遗嘱,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交涉,说他要埋在北京大学的燕园。然后美国人就说:“听说你们北大里面那个湖好像还没有名字,就叫斯诺湖吧。”当时办理交涉的周恩来总理反应很快,说:“不,我们这个湖已经有名字了,就叫未名湖嘛。”所以这个湖从此就得名了,叫未名湖。其实未名湖也好,未庄也好,它都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不肯用一个名字把它确定了,不叫赵家庄李家庄。未庄,它就可能是中国的任何一个村庄,它在暗示它的普遍性。所以后来有一些学者努力去考证鲁迅写的到底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哪个地方的具体的事,从出发点上可能就错了。甚至去考证鲁迅到底跟谁有仇,哪个村子里有一个人得罪了鲁迅,鲁迅就把它编成了这么一个故事,这种研究文学的方法从根本上是荒谬的。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懂得文学跟生活的关系。哪能那么研究文学呢?那就直接读历史算了吧。所以鲁迅指出:考据是不可迷信的。文学作品关键不是去写一个真事,而是活画出灵魂,提炼出来的抽象出来的灵魂,这才是关键。
小说里写的阿Q的故事是从第二章开始展开的。这时,读着读着你就发现这个故事开始严肃起来了。当时编辑叫孙甫园,是一个有名的现代作家,也是鲁迅的一个朋友。从第二章开始他就把故事移到《新文艺》栏目里面去了,觉得放在《开心话》里好像委屈了它。
阿Q的“行状”
第二章延续第一章的风格,大词小用,比如说他的什么“行状” 啊。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人关心俗人的行状,俗人那有什么行状好写呢?其实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阿Q一切都是不固定的,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边。庙里面是可以随便住的,是村里的慈善机构,它靠这样的地方来生活,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阿Q虽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无业游民,处在社会的下层,可是他也有自尊的一面,他看不起别人,用空想来支撑自己。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他一会个说我们家先前很阔,再一会个就是说我儿子很阔。当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处在发展的低潮的时候,处在劣势状态的时候,这样想是难免的。当民族最困难的时候会这样想:我们曾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还将会有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样想绝对有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励我们战胜困难,但是关键是要激励你去奋斗。如果没有后半句,不能激励你去干活、去奋斗的话,那就变成阿Q。阿Q就老是想:我老子比你阔、我儿子比你阔,但他不想我现在干什么,甚至连儿子都没有。
还有阿Q他的城乡观很有意思。他进了几回城,却很鄙薄城里人。为什么呢?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没学问;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他站在未庄的立场上看不起
城里人。那他认同未庄吗?也不是。他反过来又看不起未庄人,认为未庄人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听过长凳叫条凳,觉得自己又见多识广了。阿Q一点都不土,他其实就是未庄的“海归派”。因为进过城、见过世面,所以回来一面看不起未庄,一面还看不起城里的,而且还能找出证据来——“他们搞错了”。
阿Q的避讳
阿Q自己有一个生理上的缺点,就是长了癞疮疤。他避讳这个“癞”字,后来跟“癞”有关的都避讳,“光”、“亮”,到后来连“灯”、“烛”全都避讳。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中国文化要避讳名目,非常重视名目。鲁迅、胡适、周作人都指出,中国人是名教的奴隶。中国人特别看重这个名目,把名字看得很神秘、很神圣。这是中西文化的一大不同,外国人经常是孙子的名字跟爷爷的名字是一样的,爷爷叫约翰,孙子还叫约翰。你问他:“你为什么叫约翰啊?”他说:“我爱我的爷爷,我纪念他。”有的时候,还给自己的小狗也起名叫约翰,他说:“我爱我的爷爷,我爱这条狗,我要把他们联系起来,就叫一个名字。”这在中国是大逆不道的,在中国怎么能这样呢?一定要分开,一定要避讳。不但皇帝的名字,皇家的东西要避讳,就是自己家里的东西,也清楚着呢。所以中国文化的避讳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发展到阿Q这样的极端又变成没道理了,他变成不顾事实的避讳。他越避讳,人家就越拿这个当回事。闲人们继续撩拨他,发展尖锐了,只好打起来。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被人打了之后他怎么想的?“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
阿Q的 精神胜利法
他越避讳,人家就越拿这个当回事。闲人们继续撩拨他,发展尖锐了,只好打起来。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被人打了之后他怎么想的?“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
人生失败是难免的,特别是在当今这个社会中。按照当今社会的游戏规则,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失败者。你不是在小学考第一吗?给你弄个重点中学你排第二十;你好不容易在中学排了第一名了,跟你弄到北大来,让你排第五十。但是阿Q这种想法,他不是去想自己真正的长处。比如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失败了,你想一想自己的长处,这是正常的心理补偿机制。而阿Q想的是“被儿子打了”,那个人真是他的儿子吗?并不是。于是这样他就抹煞了胜负,后来人们就知道他的这一种精神胜利法了,揪住他之后就抢先对他说:“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他又不肯照着人家的原话说打畜
牲,他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他比畜牲又降了一格。
所以阿Q是两极,一极是自尊、自大,一极是自轻、自贱,而不管是自大也好自贱也好,都是没来由的、没根据的。有时候细想阿Q其实挺辛酸的,人实在没办法,怎么办呢?就是想各种办法把那种遭罪的时间混过去。混过去之后,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地的走了,却不是悲惨地的走了。为什么得胜呢?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你看别人都做不到我这境界,你看我这境界多高啊。人家说我是畜牲,我还不止,我说我是虫豸。所以阿Q就是不可战胜的。他自己处在一种飘飘然的状态中,问题是这种状态并不能真的使人幸福。
然后阿Q去赌博,赌博是他的精神生活。写他赌胜这一回,就写出穷人是保不住自己那点福气的。看一看西方社会、看一看香港,每个月都有中大奖的人吧,有的穷人一下子发财了。但是有人调查发现这些大多数中了彩票的人,一年两年之后又恢复了原来的贫困。穷人是保不住自己的福气的,他没有能力,他不知道怎么用钱。那个钱不是自己挥霍掉了,就是不会理财弄掉了,或者被别人骗去了,或者买一些他自己认为有价值其实很没价值的东西,或者被别人忽悠着买点这个证券那个证券,几个月就完了,多数这些人最后还是回到原来的状态去了。
所以阿Q好不容易赢了一堆很白很亮的洋钱,转眼就没有了。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可这回没有人打你,不能说“儿子打老子”了。阿Q有办法,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便心满意足地得躺下了。
其实阿Q维持自己生存的办法是精神分裂。人生最痛苦的时候,会把自己分裂成两个,假装自己是打的那一个人,被打的是另一个。其实这已经是人苦得不能再苦的时候了,但是鲁迅似乎用调侃的办法写出来。他制造出一个超压抑的本我来,这个本我是极其痛苦的,极为压抑的东西。把它放大到一个民族被压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有一个办法,就是民族自我分裂,民族的一部分人去欺压另一部
分人。这部分人觉得自己活得很好,觉得是世界一等公民了。但是这个幸福的代价是以很多很多人的倍加痛苦做基础的,整体上并不幸福,整个民族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仍然是痛苦的。
阿Q生平第一件屈辱
第三章是前面的续集。由于赵太爷打了阿Q,他谢过地保钱之后,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高兴起来,而且从此之后,大家对他仿佛尊敬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跟赵太爷发生了关系。所以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
讲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一个人叫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当年宋朝的时候,徽宗和钦宗不是被金人抓走了虏去了吗,把他们关在黑龙江那边。然后他们给自己的大臣写信,说自己生活很痛苦,说“朕最近身上长了一种无名小物,状似琵琶”,不知道长的虱子是什么东西,说像小琵琶一样。阿Q坐下来跟王胡一块儿在那里捉虱子。但阿Q争强好胜的心太大了,一个看不起的王胡捉的虱子很多,自己反倒这样少,这不是大失体统吗?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的响。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就骂王胡 “这毛虫!”挑衅。“癞皮狗,你骂谁?”他们两个人骂对方都是抓住对方的生理特点,王胡有胡子阿Q就骂他毛虫;阿Q有癞被骂成癞皮狗。然后两个人打起来了,但是阿Q打不过王胡,被王胡打了一顿。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为现在竟然他看不起的人把他打败了,他觉得时代变了,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中国这个国家里,任何中央的一点政治变动会影响到最边远的地区。因为皇帝不重视秀才和举人了,而老赵家是有秀才和举人的,所以赵家的人不受重视了,连赵家人打过骂过的阿Q也不受重视了,王胡居然敢打他了。这也是未庄的政治**。
阿Q生平第二件屈辱
这个时候他又看见钱太爷的儿子,假洋鬼子。假洋鬼子这个名目是当时的通称,当时很多人都把海归派叫假洋鬼子。鲁迅自己也是个海归派,但是从日本回来的被从英美回来的人嘲笑,认为他们是假海归。被叫做假洋鬼子的人中,有一些人是有真才实学的,海归派里是有很多人有真才实学的。凡是有真才实学的地方就有假冒的骗子。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的假洋鬼子属于后者。说他回到家里来之后,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为什么腿直了呢?其实主要是因为他穿裤子了。以前中国人是穿长袍马褂,把两条腿挡住,所以你不知道他的腿是直是弯。后来穿了西装,直接两条腿就赤裸裸的走着,也就觉得他的腿直了。
阿Q虽然地位很低,他却有自己的文化观念,他看不起这样的假洋鬼子,其中一个理由是他的假辫子。你不要以为他没有上过学他就没有文化观念,他有文化观念。劳动者的文化观念,往往都直接来自于统治者。列宁虽然说,任何一个社会里有两种文化,一种是统治者的文化,一种是被统治者的文化。但这两者不是截然对立水火不相容的,也不是平等的、势均力敌的,而是统治者的文化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为它有话语权、有教育权、有传播权,它处在绝对优势地位。所以大多数被统治者自觉不自觉地,其实是按照统治者的思维在思维的,正像现在大多数国家是按照美国的思维在思维一样,包括你反对美国,其实都是按照美国的思维在反对它。因为它的文化占优势。所以阿Q的思想其实是富人的思想。
然后他就骂假洋鬼子:“秃儿,驴……”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这是中西文化碰撞之后,中国人赶时髦的一种新的装饰。觉得学习英国绅士学习欧美绅士,很多男人出门拿着个棍子拄着,不管年纪大还是年纪小,17八岁也拄着个棍子走。有一阵据说大学里也流行,很多大学生拄个棍来上课。早期叫文明棍。但老百姓一看,这不就是哭丧棒吗?阿Q骂了这个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就用这个哭丧棒打在他的头上,拍的一声。“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还想狡辩,说我不是说的你,我说别人。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所以阿Q一个是自大一个是自贱,还有一个宝贝叫“忘却”。人受了屈辱之后,如果能够忘却,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吧,总觉得心里平衡了嘛。但有的时候人偏偏苦于不能忘却。一个人受的苦难,一个民族受过的屈辱,并不是说过了很长时间就可以忘却的,那个东西刻的痕迹太深了,不想一个实实在在的办法把它平复掉,想依靠忘却,恐怕是做不到的。有时候你以为忘却了,其实是藏在另一个硬盘里边,有时候不小心它就跑到界面上来了,那时候引起的灾害可能会更大。
阿Q欺负小尼姑
但是阿Q就真的能忘却吗?他只是表面上以为忘却了。如果真的忘却了,你应该平
和地生活,不再去闹别的事情,但是但是阿Q挨了打之后,他碰见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阿Q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但是还有比他活得更弱的人,就是女人。鲁迅在杂文里说过,其实还有比女人更低的,就是孩子。人为什么可以安于自己的奴隶地位?就是永远能找到比自己低的人,你再去欺负他。所以奴隶永远世世代代怀着幻想,这奴隶社会就没有办法改变。只要你永远想着不是去对付强者而是想着去对付弱者,那你那个屈辱的身份就没法改变。阿Q不忘却他要复仇,却找到了一个比自己更弱的人。“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
“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惹不起他,要走。
旁边的人看热闹大笑了。阿Q看见自己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为了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对阿Q就不是可怜和同情了,而是觉得可恨,觉得阿Q欠揍,恨不得揍他一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本来是受压迫的,你本来是吃过别人屈辱的人,但是你没有能力去反抗去复仇,你却欺负一个更善良更软弱的人,这叫什么呢?这叫“在狼面前你是羊,在羊面前你是狼”。这样的人格叫变态人格是,典型的变态人格。你看准了人家善良你才欺负人家,你算准了你自己不会吃亏你才动手。这就是鲁迅《狂人日记》里写的那几句话:狮子的凶残、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其实是一种卑怯的人格。你有时候看他这样的举动你就不同情他,你说“阿Q活该,人家打你也活该,谁叫你这么卑怯,原来你是个这么坏的家伙”。就因为跟小尼姑这么一战,他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轻轻松得,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其实这是很悲惨的事情,鲁迅用轻松的笔调来写。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得见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鲁迅写东西永远是简单中透着复杂。这个小尼姑她是最低下的,她无可再欺负别人了,被阿Q欺负了,她只有骂阿他Q一声来作为报复。但是你看她骂阿Q骂的是什么呢?骂的是“断子绝孙的阿Q!”这尼姑她是信佛教的,但她骂人的话是用儒家伦理来骂人的。因为你如果是真正的佛教徒的话,断子绝孙不断子绝孙对人并不重要,只有儒家思想才讲传宗接代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这个尼姑的思想也是一团浆糊,这尼姑的思想也是是混乱的,并不是她自己真正信仰什么东西,她一着急她骂阿Q的时候就骂断子绝孙,说明这尼姑认为传宗接代仍然是很重要的事情。写一个阿Q其实带动所有的人,他们都是有缺陷的,都是有性格缺陷思想缺陷的,所有的人都是不觉悟的。
所以阿Q的优胜史是所有人的优胜史,整个未庄的人,整个中国的人,都活在虚幻的优胜中。而这正是鸦片战争之后整个中国的写照。从1840年鸦片战争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一直到晚清,二十世纪初年,很多中国人还活在这种虚幻的优胜中。明明是被人家打了,觉得自己是被儿子打了,无所谓;明明割地赔款,觉得人家就是贪小便宜,我们中国就是地大物博,给他点东西嘛,一个香港,一个破小渔村嘛,给他,还要哪?澳门,给他,都给他。就好像我们今天公布北京市人均收入多少,这能说明什么呢?这能说明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吗?就是现在,其实掩盖了内部的一个分裂的状态,我们就会长时间地的保持这种虚幻的优胜感,老觉得我们中国怎么怎么好了。应该承认我们可能是越来越好了,是在进步,但是这个感觉,我们自己还是越少越好。真正的好的时候还要居安思危呢,何况并没有那么好,无论是我们中国、还是我们自己,都少一点良好的感觉为妙。
第五篇:孔庆东和中学生谈语文学习
中学生朋友,总是有人不分羊年马年地命令我,跟你们谈谈怎样学语文。这对我说来,实在是个苦差事,仿佛是叫一个老叛徒给青年人讲讲革命道理。我的语文的确学得满好,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反正从小学到大学各种语文考试永远第一,到高中阶段就已经基本不用听语文课了,闭着眼睛也能得90分以上。可是我的语文本事主要不是从教科书上得来的,而是“功夫在书外”。所以我很怕你们跟我学歪了,我只好把我个人的体会半真半假地告诉你们几句,希望你们别当真,凡事还是听老师的没错。
要说怎样学语文,就必须明确你学语文干什么。如果你学语文是为了语文考试成绩好,那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们老师已经说得够好够多的了。我说也还是那一套。我基本上不反对老师们说的那些,我自己也是按照那些经验一直保持语文考试的高成绩的。但如果你学语文不是为了考试好,或者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好,那我可能会有几句另类的话跟你说。当然,这二者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现在有矛盾,这是我们当前的教学机制和教育体制的僵化所造成的。
首先,我唱个高调,学习不是为了考试。你要跟我抬杠,我也不理你。反正我告诉你,专门为了考试而学习的人,考试大都不好。少数考试好了,以后也没出息。因为在只为了考试的千百次训练中,他已经把人格训练坏了,他专门投其所好,没有独立思考。他的一生都可能只是个投机取巧的坏人,他对社会只有破坏,没有创造。而不为了考试,也不一定就能考好。就好像专门想当叛徒的人,人家不一定
稀罕要你;立志不当叛徒的人,人家也不一定非得抓你。所以,这是一个人格的选择,不是方法的选择。
第二,你要明白语文是什么。语文不是跟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政治并列的一个学科,你要那样看待它,那你就一定学不好。要知道,语文覆盖一切,穿透一切。语文所训练的是人对一切文明符号的理解力和创新力。语文学好了,干什么都摧枯拉朽,势如破竹。语文学不好,干什么都愚昧弱智。你看我们古人一天到晚不就是学“语文”吗?学完了就什么都能干,判案子,修水利,打鬼子,搞经济,堂堂五千年中华文明不都建立在“语文”上吗?一切其他学科,不都是用语文表达出来的吗?离开语文,就如同虎毛离开虎皮,一阵风吹散,啥价值也没有。所以,你必须以对待整个人生的态度来对待语文,才能学好语文。
第三,语文教学体系所教给你的“语文”,是一群中国的弱智人为了他们的饭碗而强加给你们和你们老师的。他们自己的语文水平很差,没有几个思想有水平说话有水平或者写文章有水平,没有几个敢无耻地站出来跟批评他们的好汉比一比。你们每所学校里的语文尖子、作文尖子都比他们强(注:此话表达了北大教授傲岸不羁的性格,我认为批评得过于激烈,现在的语文教学体系并非如此)。我这样说不是贬低他们,我也理解他们工作的辛苦,他们也不是故意毁你们,他们是没办法,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一颗“善良”的心拼命做野蛮的事。这样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你自己救自己。你就不要总跟他们
过不去了,要尊重他们的劳动,体谅他们的辛苦。好比武松拜了宋江做武术指导,怎么办呢?造反是不对的,只好自己另起炉灶吧。这回就该明白,语文乃是在“语文书”以外了。
第四,其实,学好语文很容易。随手教你几招,不怕你扩散,就怕你做不到。
一、每天写日记,要写那种不给任何人看的日记,每天就写100字,不多不少。写到一千回,下笔如有神。
二、大搞文字游戏,开玩笑,猜谜语,写对联,填诗词,给好朋友起外号。嬉笑怒骂,激扬文字,把语言玩得山穷水尽。到那时,看语文书上的课文如同老叟戏顽童,老牛吃嫩草,什么语文考试,作文竞赛,简直不堪一击。
三、进行背字词、背诗文比赛。电脑里存盘的资料多,可调用的东西就多。同理,你多背些古今中外死人活人的东西,不用思索,“语文”就顺口而出了。不要死记硬背,要边背边用,活背活用,急背急用,立竿见影。以肚子里东西多为荣,君子耻一物之不知,连说一百个成语不重样,假装深沉是蠢驴……明白了吗?
语文就是思想,语文就是生活,语文就是你这个人。学习语文,就是在塑造自己的灵魂。你要明白了这个道理,语文很快就学好了,也就是说,很快就进化到人了。不明白,我再写十万字,你还是个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