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收入问题调查研究五篇

第一篇：中国农民收入问题调查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农民收入问题调查报告

目录

一、农民收入问题的现状„„„„„„„„„„（3）

二、农民收入问题的表现„„„„„„„„„„（4）

三、农民收入问题产生的原因„„„„„„„„（5）

四、农民收入问题产生的影响„„„„„„„„（6）

五、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必要性„„„„„„„（7）

六、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具体措施„„„„„„（9）

农民收入问题调查研究

——以桂林市白宗禧故居周边村庄为例

【内容摘要】农民收入问题影响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影响到农业生产能力，也影响到国民经济中的市场需求。农民收入问题涉及到的因素较多，原因也相当 复杂。本文就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表现、原因、影响和解决措施等各个方面提出若干思考。

【关键词】农民收入 收入水平增长速度 收入差距 农业结构、政策

2011年5月18日，风和日丽，我们一行六人坐上了前往白宗禧故居的汽车，哪里，便是我们此次调查的目的地。正值中午，整个村庄处在一片寂静中，路上少有行人。显然，我们的调查之路有点艰辛。在经历了三次拒绝之后，我们改变调查方略，终于迎来了我们真正的调查。（1）在受调查的20户家庭中，有70%的家庭年收入在8000元，有25%的家庭年收入在8000至10000元之间，有5%的家庭年收入在10000至15000元之间，而家庭年收入在15000元以上的家庭在这个村庄中式不存在的。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家庭的家庭支出主要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支、子女教育。（2）在“近几年您家庭收入呈现何种趋势”这一项中，100%的受访家庭都选择了“持续上升”这一项，但100%的受访家庭都认为近几年来的物价上涨，制约了其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在近几年中没有多大的改变，生活依然处于温饱地带。(3)在“您是否满意您目前的家庭收入”这一项中，100%的家庭选择“满意”，但认为家庭收入的增长比较缓慢。（4）在调查中，我们注意到，在村庄的外面，在村庄公路的旁边，许多家庭都盖起了小洋楼，家庭经济条件较为殷实。但村庄里面的家庭却鲜有楼房，有的只是土房子、石头房子，甚至还有家庭住在非常破旧的民国以来的老房子里。不难看出，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收入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5）在“您家是通过何种方式增加收入”，有100%的家庭选择了“出外打工”这一项。（6）在“影响您家收入水平”，有77.83%的家庭选择了“农业生产技术方式落后，科技含量不高”这一项。（7）在“您是否满意政府目前的农业政策”中，有63.24%的家庭选择“不满意”等等。我们的调查是有限的，但从我们的调查及与村民的交流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农民收入问题越来越严重，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迫在眉睫。

一、农民收入问题的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快的提高，几乎每年都可以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现在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必须得面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不平衡，广大的农村偏远山区的经济状况仍相对落后的事实。目前，有超过7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容忽视的奉献，然而由于历史、社会原因，他们的收入相对滞后，严重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背离，国家的财富，他们甚至不能分享。这让多少人为之痛苦，为之悲伤。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变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8～1985年，为收入快速增长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397．6元，平均每年增长16．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仍高达15．2％；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138元增加到347元，7年增长1．51倍。

第二阶段为1986～1991年，为收入增长缓慢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423．8元增加到708．6元，平均每年增长10．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率为2．7％；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376元增加到621元，5年增长65％。

第三阶段是1992～1996年，为收入增长较快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784．0元增加到1926．1元，平均每年增长25．1％，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5．6％；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718元增加到1768元，4年增长1．46倍。

第四阶段是1997年以来，为收入增长缓慢、增幅下降时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97年的2090．1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4元，四年绝对增加值仅为163．3元，每年实际增长幅度分别为4．6％、4．3％、3．8％和2．1％，收入增幅连续四年呈下降态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由1997年的1876元增加到1999年的1927元，两年间实际每年增幅分别仅为1．01％和1．69％。

从以上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大体上呈现出持续提高的态势。然而，农民收入仍存在两个挑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存在着明显波动,某些阶段甚至会出现低速状态下的持续徘徊,例如:1998-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真实增速年均为3.96%,远低于1990-2008年年均增速6.50%的水平。二是城乡收入差距尚未出现持续缩减的态势,农民收入增长往往伴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更快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在波动中相对拉大的趋势,1978-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57倍降至1.86倍,此后在波动中又逐渐增至2008年的3.31倍。2008年我国农民占人口的比重为54.3%,而农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5.1%,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3526元和3756元,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7.9%和43.7%。与城镇居民相比,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在消费总量和层次上均处于滞后状态。

二、农民收入问题的表现

对于我国农民收入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分析。概括地说，可以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一）收入绝对水平较低。2003年，全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622元，折合为320美元，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更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其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值还要低得多。按照人均635元的贫困线标准，2003年年底全国尚有2900万绝对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人均825元（100美元）的标准，则全国有9000万左右的人口低于此标准，而这个数量大于欧洲任一国家的人口总数。2003年公布的绝对贫困人口数字，同2002年相比，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虽然不属于统计中的贫困人口，但是收入水平很低，仅仅略高于贫困线，只要气候等生产条件稍有不利变化，就会陷入到贫困人口的行列中去。这部分贫困人口和准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将受到自然和经济基础条件的约束，难度非常大。近年来，减贫速度不断减慢。

（二）增长速度缓慢。

我国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过去的情况比速度大大降低。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1997年以来平均只有4％。二是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比差距很大。200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人均GDP为4460元，大约相当于540美元，按农业人口折合为人均300美元左右。到 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要达到3000美元。农村人均要实现这个目标，每年的增长率要达到12.2％。即使考虑到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将农村人均GDP的目标确定为社会平均水平的一半即1500美元，每年的增长率也要达到8．4％。同这个要求相比，实际发展速度要低得多。

（三）城乡差距加大。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由逐渐扩 大到逐渐缩小，再由逐渐缩小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以农村居民收入为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1；1994年达到顶峰，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达到新的谷底，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7∶1，小于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扩大到3.23∶1。2007年上半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4.77∶1，高于2006年全年的4.18∶1,差距涨幅也高于2006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现金收入不足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总收入的19％，城乡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收入比约为5.4∶1。

从1990年到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 379元增至7 120元，年平均递增12.4%；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 796元增至4 920元，年平均递增4.1%。虽然城镇居民收入平均递增速度略高于农村，但绝对增长量城镇则大大高于农村。就各阶段来看，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有高有低，1990年到1993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分别为44.5%和14.8%，相差29.7个百分点。1995年开始，农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增速高达59%，高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50.7个百分点。1994—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15.8%，超过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4.6个百分点。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减缓为38.7%，比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低2.3个百分点，到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呈加速扩大趋势，直至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都在扩大。

从数据上看，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的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是由于基数不同，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仍然相差甚大，并没有改变近年来形成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四）地区差距加大。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0666元、8036元和8096元，比上年分别增长10.8%、10.5%和8.4%；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47：1：1.01(中部为1)。从农村居民看，2001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之比为1：1.49(以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为1)；2003年为1：1.51；2005年为1：1.52；2007年为1：1.54；2009年为1：1.55。

从数据上不难看出，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逐年扩大。不同地区之间农民的人均收入差距较大，并且这种差距没有缩小的趋势。总的说来，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趋势。上海、北京和浙江的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是西部云南、贵州、甘肃和陕西等省的3～4倍。

三、农民收入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农业技术水平低。农民从事的劳动绝大多数都是体力劳动，它不像脑力工作者需要满足较高的文化要求、智力要求和专业技能要求。同样是劳动产品，脑力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凝结了更多的人类劳动、努力和付出，因而带来的经济效益更高。而农产品则不同，当前农村中的农业生产，都是在前人的经验指导下进行的，靠天吃饭，家庭种植规模小，劳动效率低，投资回报率低，单纯依靠人力，因而经济效益低，自然农民的收入水平低。

（二）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长期以来，农村中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各自进行生产种植活动，这使得生产资料分散于各个家庭，无法发挥其最大作用，削弱了农村生产力。常年不变的生产模式和生产规模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得资源利用率低，阻碍经济发展，从而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停止增长或负 增长。也许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可以改变农村收入现状，但应主义防止家庭联产承包成为下一个“人民公社”。国家实施的惠农政策看起来很好很完美，但真正实施起来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不是每个地区都能够贯彻落实这些政策，即使惠农政策起了作用，那也只是暂时性的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使之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如此隔靴挠痒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此可见，想要提高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需要从长计议。

（三）农业政策的影响。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其具体标表现可以从农民收入问题中看出。同样是农村经济，东部地区的发展相对于中西部而言是比较好的。工业及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为当地农产品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使之得以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加上国家经济政策的倾斜，东部地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是比较高的。相较之下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由于地形复杂，缺乏人力、物力、资金、技术、政策等方面的原因，而无法获得规模化、产业化、多样化的发展，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而且，即使能够引进资金或得到国家资金支持，也会因为贪污腐败使真正用于发展农村经济的资金寥寥无几，因而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问题迟迟不能解决。

四、农民收入问题产生的影响

（一）温饱问题依然存在。民以食为天，生存问题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中国人口基数大、底子薄，吃饭穿衣便成了中国农民面临的最大问题了。按2010年国家统计局公报中年均纯收1274元这一标准划分的话，中国现在的贫困人口有2688万，如果按照国际标准的贫困线计算，中国贫困人口达到1.5亿，而这些贫困人口中的99%是农民。中国贫困线以下农民的生存现状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住的是毛主席时代留下来的房子，吃的是已经腐败变质的窝窝头，身上的衣服无时无刻不散发着异味。生活，是生下来活下去，躺在阴冷破旧的被窝里的农民真的不知道这一睡还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二）医疗状况严重。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且不说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是无医可就的，就算是贫困线以上的农民亦是不忍就医，“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这些顺口溜也表达出了群众无钱看病、因病返贫的无奈与辛酸。而据广州市统计局“万户居民调查网络”最近进行的题为“市民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抽样调查显示：有95.8%的被访者不同程度地担心今后无钱看病。在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市，尚有如此高比例的群众担心自己无钱看病，那么广大内地欠发达地区群众的医疗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三）教育水平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由于收入水平低，农民吃不饱穿不暖的形势依旧严峻，在这种生存状态下，更谈不上送孩子上学了。农村教育问题是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只有农村孩子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农村才有出路。

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完成的一项调查报告说，中国农村辍学率出现反弹，农民供孩子上学相当“吃力”，农村学校因资源短缺也难以为继。报告因此得出结论: 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不容乐观。这项专门就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状况进行的调查，调查范围涉及黑龙江、辽宁、内蒙古、新疆、广西等16个省区。调查指出，教育“普九”的成果是低标准的，并且相当脆弱。还有15％的人口覆盖地区——主要在西部贫困地区——“普九”目标远未实现；即便在“普九”已经验收的地区，辍学率也出现了明显反弹。近年来，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辍学率上升，有的地方农村辍学率高达10％以上。（摘自《中国远程 教育》）因此，收入低产生的影响直接波及到教育问题，而教育问题业已成为农村发展的瓶颈问题。

五、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必要性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一直就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农民的生活状况关系着中国的社会稳定。在现代社会建设中，农业是工业、服务业基础和支柱。就我国目前国情来看，农业兴，则百业兴；农民富，则国家富；农村稳定，则天下稳定。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妥善的解决农民问题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农民收入过低、农民就业问题严重、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问题还很突出。农业、农村仍然处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这就决定了解决农民问题迫在眉睫。

一直以来农业都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要使这个基础更加牢固，核心在于有效的解决农民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探讨解决农民问题的必要性：

（一）解决农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目前，虽然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相比之下城市居民收入增幅较大，农民收入的增加则相对缓慢。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扩大，这不仅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消除贫富悬殊的矛盾；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发展农村经济，积极解决农民问题，特别是千方百计的增加农民的收入，才能有效的缩小城乡差异，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解决农民问题，是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党的十六大确定了本世纪的前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是经过二十年的奋斗，建设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重点、难点在于妥善的解决农民问题。如果农民问题不解决，农村不稳定，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就失去了前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难以实现。

（三）解决农民问题，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是我国人口的构成主体，也是社会的构成主体。农民的力量历来不容忽视，他们甚至是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可以使农民更好的享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物质生活更殷实，精神享受也更丰富。在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更好的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建设热情和潜能。使他们更热情的投身于现代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其次，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则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四）解决农民问题，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快速发展。因为在现阶段要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扩大内需，而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农村购买潜力大。如果能够有效的解决农民的问题，特别是解决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大力的提高农民的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农民的消费能力提高了，就有了消费欲望，这将会大大的拉动内需，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如果农民的收入总是处于低收入水平，甚至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那他们还能拿什么谈消费，谈享受。这必然制约内需的扩大，以及威胁着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五）解决农民问题，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问题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农民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如何解决农民增收缓慢，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农民问题的主要矛盾的解决，使农民的收入增加，资金充足，有利于农民从事非农事业的投资经营，进而使农村经济呈多元化发展。以及农村经济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合优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

六、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具体措施

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问题。勾勒出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民主、民生等方面的发展路径与图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但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道路中，仍存在着众多的盲点。农民、农村、农业的现实状况仍制约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面对我国农村落后、社会基础设施薄弱的事实，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共享社会进步成果已经迫不及待。

（一）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要遵循“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二项改革”的原则，即取消统筹费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涉及农民的政府性集资；逐步取消统一规定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落实农业特产税免征政策；逐步改革取消农业税，从减税入手，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二）充分发挥农机站或科技服务中心的作用，为提高农民收入开辟新途径。要创新农机站或农技服务中心的管理和服务体制，强化服务意识。农技(机)服务部门要帮助农民充分了解市场经济的有关法规和提高鉴别农药、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真伪的能力；同时，指导农民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帮助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要尽快推进欠发达地区农技(机)部门技术人员管理机制，实行农民利益和农技部门及工作人员利益捆绑的办法，农技（机）服务部门与客户签订合同，利益均沾，共同风险。

（三）帮助农民转变思想观念，提高农民素质，强化农民的市场竞争意识、竞争风险意识和创新意识，大力推进科技兴农战略。在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和医疗事业的投入力度，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加强科技教育和思想教育，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增强农民的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法律意识，全面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使农民真正成为一个有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的以科技兴农的现代农业劳动者。

（四）加快农业内部结构战略性调整，积极推进产业化经营。农业结构的调整要面向加入WTO后的国际市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应用国际前沿领域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因地制宜，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着力发展草畜、制种、蔬菜、林果、轻工业原料等优势产业。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大幅度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同时，加快推进农业化经营步伐，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化经营程度。通过结构调整，调大、调新、调优特色产业，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五）用城乡统筹的思路促进农民增收。城乡统筹是考虑和解决所有“三农”问题的大思路。城乡统筹实质上是统筹城乡生产要素。首先是统筹城乡劳动力就 业，大力发展劳务经济。农村人多地少，要想致富，必须鼓励农民“走出去”。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覆盖面广的劳务输出网络，广泛开展以职业技能为重点的转业技能培训，搞好农民工外出的信息服务，多渠道组织劳务输出。同时要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整治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其次是统筹城乡信贷。目前农村全部贷款所占比例很低，与农村对GDP的贡献率不相称，信贷资金不足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七）加强政府建设,认真规范政府涉农行为,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要不折不扣地全面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三农”政策，做到在逐级贯彻落实过程中政策精神实质不折损、不走样，特别是国家安排的支农专项资金，要切实做到用途不变、金额不少，把政策带给农民的实惠真正落到农民手中。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做到新增财政资金向“三农”倾斜，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财政支农预算安排和实际完成数的增长幅度分别高于一般预算支出安排和实际完成数的增长幅度，并且要把绝大部分的投入主要用于培训农民，用于能够增加农民收入的项目，用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用于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用于扶持经济薄弱的村民小组和贫困户。

此外，还应大力发展种养业，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农产晶、发展订单农业，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规模效益，抓好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建设，带动农民增收。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解决好农民收入问题将有效的解决“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

1、《关于增加农民收入问题的战略思考》

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3、《农民收入问题研究综述》

4、《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

5、《深化体制改革，增加农民收入的理论研究》

第二篇：中国国有企业问题调查研究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2007级信息工程系计算机技术与科学专业暑期社会调查论文

中国国有企业问题调查研究

班级: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0782061班

姓名:熊威龙

指导老师:李经亮

1.摘要：国有施工企业的成本管理一直是个难点问题。本文结合国有施工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 对其成本管理的现状及其成因进行分析，提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强化国有施工企业成本管理和相应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国有施工企业 成本管理 现状 对策

一、国有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的现状

1．导致国有施工企业成本管理意识淡薄的原因

（1）建筑市场不规范。

突出表现在: 工程招投标中的行政干预、地方保护、部门分割和行业垄断行为比较严重, 虚假招标、暗箱操作、幕后交易等违法违纪现象屡见不鲜；工程立项审批不严, 业主行为缺乏制约, 导致压级压价、索要回扣、垫资施工和拖欠工程款等；行业主管部门在审批企业资质时把关不严，导致市场竞争主体良莠不齐;缺乏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 施工队伍发展失控,的供需关系失衡, 导致恶性竞争的产生。

（2）建筑产品价格改革滞后。

长期以来, 我国建筑业执行的是低价微利的价格政策和国家定价的计划价格制度, 即定额取费制度, 建筑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这种制度用固定的定额和取费比例去套瞬息万变的市场, 既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的供求情况, 也难以真实显示企业的实际消耗和效率水平, 使价值规律难以发挥作用, 造成建筑产品价格严重扭曲, 无法激励企业降低消耗, 提高效率, 挫伤了企业进行成本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宏观成本管理体制不完善, 监督弱化。

一是成本管理法规、制度不健全, 宏观成本控制、监督职能弱化, 使企业的成本行为失去了约束。二是在财务会计制度中, 把成本报表作为内部报表, 不要求企业向政府有关部门报送, 使国家对企业成本管理行为的调控失去了信息来源。三是在国家制定的企业经济效益考核和财务评价指标体系中, 反映成本构成和成本水平的指标数量明显偏少;在国家有关部门对企业检查、评比、排名等活动中,侧重于利税指标, 缺乏相关的成本指标。这样, 从客观上助长了国有施工企业不重视成本指标、忽视成本管理的倾向。

（4）在过去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成本所形成的外部压力消失后,观念转变慢,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成本管理压力主要来自企业内部, 成本管理是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重要表现, 成本竞争力的强弱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决定因素等缺乏足够的认识;受“成本无法再降低”思维定式的束缚,习惯于按传统观念想问题、办事情, 忽视了企业的成本管理具有追求极限的基本特征;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后, 只包实现利润和上交财政任务, 而不问成本, 企业为了完成承包任务, 千方百计地抓利润, 不遗余力地承揽施工任务、扩大生产规模, 认为成本管理是难度大、奏效慢的苦差事, 因而对成本管理重视不够。

12．成本管理内容片面

（1）仅仅注意施工过程的成本管理, 而忽视经营全过程的成本管理。

许多企业对成本管理内容的认识仍然局限于传统观念, 认为成本管理就是管理施工过程中的工程制造成本,忽视投标报价、供应过程和经营管理成本的管理。

（2）只注意成本水平本身的高低, 忽视成本效益水平的高低。

许多企业由于受“成本管理就是降低成本”的传统成本管理观的影响, 仍然把成本的升降作为评价成本管理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 片面强调成本管理就是降低消耗和节约开支, 忽视整体成本效益水平的高低，影响了企业的信誉, 为获取长期效益设臵了障碍, 又直接增加了企业的损失, 有悖于降低成本的初衷。

（3）只注重节约, 忽视工程索赔的管理。

“开源”与“节流”相结合是现代成本管理应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但国有施工企业在成本管理中普遍存在着重“节约”、轻“开源”的倾向, 特别是对作为“开源”重要内容之一的工程索赔管理重视不够。

3．成本管理作用弱化

（1）成本失控。

主要表现在近年来国有施工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 效益不佳。其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成本管理责任制不健全, 成本管理基础工作薄弱, 成本管理人员素质较低,使成本管理工作长期停留在事后评价阶段, 缺乏科学的事前预测和过程控制, 一旦反映到会计账目上, 已是既成事实。

（2）成本信息失真。

主要表现在企业会计核算所提供的成本数据不真实、不准确, 主观臆断造成本的情况比较严重。成本信息失真, 除了宏观成本管理体制不健全、监督不力等外部原因外, 主要还是企业内部原因所致。例如, 有些企业经营者为了完成承包经营目标, 突出任期内的工作业绩, 或为了偷逃税收, 谋求不正当利益, 要求财会人员根据领导意图任意编造虚假成本, 把成本指标作为利润的“调节器”, 使成本失去了客观真实性。另外, 企业财会人员的法制观念淡薄、业务素质低, 也是导致成本信息失真的一个重要原因。

（3）成本补偿不足。

足额的成本补偿是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前提, 也是扩大再生产的先决条件。在国有施工企业的成本补偿中“不足”与“过头”并存, 但补偿不足是主要倾向。这里有现行财务制度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不尽合理、完善的原因, 但主要原因是企业为了突出近期效益, 短期行为严重, 故意不提或少提折旧, 该摊的费用不摊, 该提的费用不提, 或在核算利润时只转收入, 不转或少转成本等, 从而造成成本补偿不足。

4．成本管理方法和手段落后

（1）从成本管理方法来看, 事前、事中和事后成本管理相互脱节。

许多企业的成本管理只有事后的成本核算和简单的成本分析, 缺乏科学的事前成本预测和决策, 缺乏严格的事中成本控制和事后成本考核。另外, 由于成本管理人员素质较低, 一些现代管理方法, 如ABC 分析法、价值工程、经济数学模型等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的推广、运用很不普遍, 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成本管理的效果。

（2）从成本管理手段来看, 仍以手工操作为主, 缺少现代化管理手段.主要表现在企业成本管理中的电算化程度偏低, 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等的运用尚处于初级阶段, 计算机在成本管理中的巨大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和有效利用。其主要原因一是企业在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和成本管理人员操作能力的培训等方面投入不够, 二是适用于工程成本管理的软件开发相对滞后, 已开发的一些工程管理软件不够成熟, 实用性较差。

（3）成本管理机构不健全。

从宏观来看, 国家缺少一个专门机构, 负责统一协调运用计划、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审计等宏观调控手段, 对企业成本进行宏观指导、控制和管理。从微观来看, 尽管多数大、中型国有施工企业建立了成本管理组织, 但其职能、工作目的、程序、手段、要求等并不明确, 而且其主要任务是负责成本核算, 对如何确定企业的成本经营目标, 如何完善内部成本管理制度及成本管理的组织形式和方法等, 往往无暇顾及。

二、强化国有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的对策

1．强化全员成本管理意识, 提高全员成本管理素质

国有施工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提高思想认识。上至企业法人, 下至项目经理、作业队长和班组长, 都应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打破传统思维定式的束缚, 充分认识到成本降低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 牢固树立起“抓效益必须抓成本”的观念, 把抓成本管理作为长期战略任务。加强对全体员工成本与市场竞争力、成本与效益、成本与员工利益等方面的宣传教育, 并通过建立适当的利益机制和约束机制, 增强全体员工的成本节约观念、成本效益观念和成本竞争观念, 激发全体员工参与成本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得人人关心和支持成本管理工作, 人人参与成本管理工作。还要加强对全体员工成本管理基本知识和方法的培训, 提高全员成本管理素质。只有成本管理意识深入人心, 成本管理素质全面提高, 才能把全体员工参与成本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转化为创造性, 激发出有效的成本管理行为, 并使之成为持久、自觉的行动。

2．完善成本管理组织和基础工作, 建立健全成本管理责任制

首先，建立健全专职成本管理机构。即在企业财会部门内部设臵成本管理科, 负责统一协调供、产、销和人、财、物各方面有关成本的经济活动, 制定企业内部成本管理制度, 组织成本的预测、决策、计划、核算、分析和考核, 对企业的成本实施专业化的综合管理。其次，要完善成本管理的基础工作。重点是建立健全工时和材料消耗、设备利用、费用开支、工程量统计、工程洽商变更、工程质量、未完施工盘点等原始记录的填制、审核、传递和保管制度, 制定先进合理的内部施工定额, 并随着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定期进行修订, 建立健全财产物资的收发、转移、报废和清查盘点制度, 完善计量检测设施, 严格计量检验制度, 使成本管理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最后，建立健全成本管理责任制。横向落实各职能部门的成本管理责任, 充分发挥其监督、指导、服务、控制和协调作用, 保证企业对施工项目的宏观控制；纵向落实成本管理责任层次, 坚持“企业是利润中心, 项目是成本中心”的原则, 建立以企业法人为核心、项目管理为重心、作业层管理为基础的成本管理体系。

3．丰富和完善成本管理的内容

（1）重视成本预测, 做好投标报价工作。

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投标班子, 其人员组成除了企业法人、三总师和预算人员外, 还应吸收成本管理人员参加。在投标决策前就注入成本思考, 根据招标工程的特点和工程所在地的市场供求情况以及本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职工素质等条件, 在深入研究招标文件、设计图纸和踏勘施工现场的基础上, 对招标工程的实际成本进行定性和定量预测, 并注意采用一些行之有效的现代成本预测方法, 提高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同时, 应深入调查研究, 充分估计中标后可能面临的风险和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 对业主的资信状况以及竞争对手的实力进行分析评估。

（2）加强工程索赔的管理。

工程索赔形成于施工的全过程、全方位, 是承包商挽回成本损失的重要手段, 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首先, 国有施工企业应成立专门的索赔机构,配备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施工经验、熟悉法律、掌握谈判技巧、应变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专业人员;其次, 树立法制观念, 增强索赔意识, 在招投标、签订合同和施工全过程中尽早预测, 随时发现可能索赔和应索赔的因素。

（3）重视工程质量, 强化质量成本管理。

从整体和长远来看, 提高工程质量与降低工程成本是统一的。因此, 国有施工企业首先应端正经营思想, 贯彻“质量兴业”的方针, 健全质量保证体系, 强化全员质量意识, 积极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方法, 规范质量管理工作；其次, 加大科技进步与提高工程质量的结合力度, 努力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积极推广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提高施工生产的技术含量；再次, 强化质量成本管理, 正确、及时地做好质量成本决策、核算、分析和考核工作, 重点加强质量成本控制, 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 适当增加预防费用和检验费用,以减少或避免因工程质量不合格而造成的内部返工损失和外部索赔损失。

（4）完善供应过程的成本管理。

一是加强材料采购成本管理, 将主要材料和大宗材料的采购权收归企业法人层次，实行集中采购，建立供应商档案和准入制度以及材料价格档案和价格评估体系，大力推广招投标采购方法，建立健全材料采购内控制度，杜绝盲目采购、重复采购和采购过程中的营私舞弊现象，降低材料采购成本；二是加强资金管理, 合理确定实现资金成本的筹资方式和筹资结构,加大资金的回笼力度和筹措运作力度，盘活存量资产，加快资金周转。同时，强化监督约束机制，杜绝乱借、乱用资金的现象，保证施工生产所需资金不受影响。

4．以项目管理为重点, 推行目标成本管理

项目是施工企业专业管理和基础管理的立足点, 是物质流和信息流的交汇点, 是创造效益的源头。因此, 国有施工企业应把成本管理的重点放在项目上。

（1）完善项目经理责任制。

项目经理是企业法人在项目上的代理人, 是项目成本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完善项目经理责任制的核心是推行项目经济与管理责任考核办法, 取代企业与项目签订的“工程项目承包合同”, 变企业与项目之间的经营承包关系为经济责任的监督与执行关系, 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和“企业是利润中心, 项目是成本中心”的地位, 消除项目承包制下“以包代管”、“以包抗管”的现象, 防止项目成本失控和企业效益流失。

（2）做好目标成本的制定和分解落实工作。

制定先进、可行的目标成本是推行目标成本管理的关键。项目中标后，企业应及时组建项目经理部, 由企业法人会同“三总师”组织技术、投标、财会等部门的人员和项目经理, 根据中标项目的合同价格、项目技术含量的高低和难易程度以及外部条件,在充分考虑拟采取的技术和管理措施的基础上, 正确预测目标利润, 合理确定上缴费指标, 采用倒推法制定项目的目标成本。

（3）加强目标成本控制。

一方面, 项目经理部应根据工程特点和工程建设的不同阶段, 制定先进可行、经济合理的施工方案, 完善项目成本核算制度, 按企业界定的成本核算范围、内容和程序, 建立目标成本控制信息反馈制度和监督机制, 把住人工、材料、机械、费用、进度五大控制关口, 及时将实际成本脱离目标成本的信息反馈到各责任单位,以便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成本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 企业应加强对项目执行全过程的成本监控, 推行项目财会人员委派制，经常组织财务检查, 加大审计监督工作力度, 防止项目成本失控和成本信息失真。

（4）实行严格的成本考核制度。

成本考核严格与否, 直接关系到目标成本管理的成效。因此，必须建立严格的企业，项目经理部→作业队→(或项目内部各职能部门)→施工班组→个人的目标成本考核制度→定期进行考核, 做到奖罚分明。

5．加强宏观管理, 改善国有施工企业成本管理的外部环境

完善宏观成本调控体系, 强化成本监督。首先, 国家应建立宏观成本管理的专门机构, 负责制定和颁布成本管理的法规制度, 统一运用计划、市场、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经济调控手段, 对企业的成本管理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 其次, 完善宏观成本管理法规, 尽快制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成本法》, 从法律上规范企业成本管理的范畴和主要内容, 规范成本构成和形成机制, 用法律来规范和约束企业的成本管理行为及其结果;再次, 财政部应尽快出台行业会计核算办法, 完善企业会计制度,规范企业的成本核算, 明确国有企业应向政府有关部门报送成本报表, 并适当增加成本指标在企业经济效益考核和财务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比重；最后, 加快推行和不断完善财会人员委派制, 并加强财政、税收、审计等部门对企业成本管理的政府监督和注册会计师的社会监督, 加大对会计造假的打击力度, 遏制成本信息失真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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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继红，杨荣利．施工企业推行责任成本管理模式探索[J]．经济师．2000,(3),141-142．

[5] 李济贵．施工企业项目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财会月刊．2003,(9),22-23．

[6] 姚梅炎．工程成本管理 [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第三篇：中国孤儿收容问题调查研究

跨国“中国孤儿”凸显收养事业忧虑

美国妇女邦妮前后三年分别收养了两名中国女婴，后来发现竟是亲生姐妹。近日，长大了的姐妹想回中国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美国人收养的中国孩子有七万之多，大都在美国生活得不错。事实上，这些“幸运儿”的背后，是政府长期对于孤残儿童权益的漠视，以及对本国公民收养孤儿的“歧视”。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收养签证统计》显示，从1999年至2010年，共收养中国孤儿64000余名，在最高峰的2005年曾达到过7900名，在当时每3个孤儿中就有1个来自中国。除美国外，中国收养中心还向丹麦、芬兰、西班牙、法国等14个国家开放。在上述国家热情收养中国儿童并由此改变他们生活乃至命运的同时，对比国内收养的数据就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的困难和障碍。

2009年，民政部启动的全国范围内的孤儿现状调查，中国的孤儿数量达到71.2万。而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收养登记合计44260件，其中：中国公民收养登记39801件。对于一个有14亿人口、71.2万孤儿的国家而言，只有不到5万的孩童能够再次拥有家庭，其中接近10%还是通过“洋父母”的帮助。

收养中国健康的孤儿，中国收养者与外国人收养者相比收养资格更加严格，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申请收养者必须无子女。这种对于本国收养者更加苛刻的要求，建立在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之上。2006年的《环球时报》引述的《中国人在中国孤儿院不受欢迎》一篇报道称，想要在中国领养婴孩是一段非常沮丧的经历，“中国的收养机构无意为我们提供服务。”这篇报道还称，对那些想领养中国婴孩的外国人，会有各种机构向他们提供酒店、交通及翻译等服务，甚至还有观光。而中国人要难得多，“孤儿院通常不公开有关孩子的信息，这造成许多中国家庭找不到孩子来领养”。

“国内收养是主流，而国际收养只是补充。”这一原则早在1993年5月29日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上就以《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国也参与其中。但长期研究中国妇女问题、发展和人口政策的美国学者Kay Johnson还是注意到，通过福利机构收养的数字来看，国内收养和国际收养在2005年之前大致相当，前者略高。但在2005年，首次出现国际收养大于通过福利机构的国内收养数量，前者为1.4万左右，后者为1万。中国收养中心还于2006年作出规定，对外国收养申请文件采取“优先办理”的做法。

自从2005年湖南省衡阳市破获一起福利机构跨省违法、违规收买被拐卖儿童的案件之后，中国儿童的涉外收养就不仅仅是爱心这么单纯，舆论注意到福利机构热衷向外国输送婴儿背后，确实存在明显的利益冲动。按照惯例，涉外收养中儿童福利机构可以收取低于3000美元的捐赠费，而国内收养在该方面并无明文规定，捐赠属于收养人自愿行为。这无形中促使福利机构更愿意接收涉外收养。湖南省民政厅一官员说，允许福利院送出一个婴孩，得到2850美元，主要是考虑补充抚养经费缺口，调动基层救助工作积极性，发展福利事业。多向境外输送一个婴儿，就多一笔收入，这在客观上刺激着福利院想法设法搜寻婴儿。衡阳县福利院曾为此下达任务：一个职工一年内抱回3个孩子，即算完成当年的工作任务，工资可以得到全额发放，年终还有奖金。一些福利院职工甚至游说人贩子，不择手段寻找婴儿。

在早期，福利院热衷向境外输送婴儿除了利益诱惑外，还有现实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不忍心看着婴儿在最低生存保障线上挣扎，没吃没穿。有媒体调查福州市镇远县福利院的截止2009年收养的81名弃婴中，有60名通过涉外收养出国。如果没有这笔“收入”，福利院在编人员的工资、弃婴、孤儿养育条件的改善很难有其他拨款。此间工作人员指出，“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决定地方财政一级不如一级，所以地方财政对福利院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

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基层福利院也很普遍。广东电白县福利院，2009年有43名孤残儿童，职工却有42名，而县政府一年的财政拨款才12万元，这笔财政拨款连孤残儿童最基本的医疗、伙食费都不够。有的地方福利院，要求每位员工每年必须完成三个孤儿的收养指标，只有完成任务才能领取工资与奖金。洛阳市福利院的涉外收养率达到85%，工作人员解释称，财政供给远远不能维持福利院正常运转，所以只有想办法找钱救命。“国家规定涉外收养率不得超过4%，但是哪个福利院都高于这个数字”。

1993年发布的《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实施办法》规定“收养人可以与送养人协商支付被收养人的抚育费。到了1999年新颁布的办法称“国家鼓励外国收养人、外国收养组织向社会福利机构捐赠。”这就意味着，外国收养者所交款项的名目从抚养费改为捐助金。

对于涉外收养，外国收养者所交款项的名目从抚养费改为捐助金。然而，无论是协商支付的抚育费还是资源交纳的捐助，外国收养者从来都只有交钱的份，名义上是自愿，实际上就是强制收费。外国人自愿对福利院的捐助金额，到了2009年，这想捐助金额已经涨到了5000美元，之前这个数字是3000美元。福利院有强大的动力通过各种方式——合法的，不合法的——增加可供国际收养的孩子。外国收养者由于对孩子的迫切需求，以及在其本国更加高昂的费用，他们对这笔钱并不太在意。中国收养中心(Center of Adoption Affairs)注意到，大约从2003年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富裕城市，领养案例在“明显增多”。但面对这些能够更多、更好给予孤儿家庭的正常需求，中国的收养体系并没有出现积极的改善，资源依旧被福利院垄断。尽管现行的收养法规定，私人也可以作为收养者与送养者。然而，即使是公民私下达成收养协议，也要到当地福利院办理繁琐的各种手续，私自收养社会弃婴幼儿属违法行为，福利院则顺势从这个程序中收取一笔抚养费。律师杨支柱曾记录一对符合《收养法》规定条件的中年夫妇从医院抱了一个弃婴，要建立法定收养关系必须要有送养人，他们去福利院开证明被告知要先交5000元抚养费，尽管被收养的孤儿从来没有进过北京市福利院的大门。

尽管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对国内收养人提出捐赠要求和标准，但部分爱心人士不禁受限于“无子女”的硬性指标，更多是被儿童福利机构收缴的各种名目的费用挡在了门外。据媒体调查，各地儿童福利机构在收养过程中打着各种旗号收取捐赠费、登记费;公告费、户口迁移费、服务费等，收养人收养一个孩子最后付出几万元甚至更多。浙江金华市民政局的相关管理人员表示，收取“赞助费”是各地福利院的领养惯例，主要是参照国家收养中心对外国人领养中国孩子收取3.5万元人民币的做法。

当孩子的父母由于种种原因(孤儿、父母失职或者没有能力等)无法承担抚养子女的义务时，应该由国家出面抚养。国家亲权的理念主张国家在充任未成年人“父母”时，应当为了孩子的利益行事，即以孩子的福利为本位——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在联合国通过，并在此后的十年内成为全球共识。对于孤残儿童，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抚养责任和义务。但某种程度上，当今政府很大程度上仅仅把孤残儿童视为一种负担，资金短缺的福利院也只能把他们当做一个负担，除非有利可图。宝贝回家慈善基金法律顾问张志伟针对这种漠视和推脱指出了更为严重的风险，收养法对国内收养人条件要求的严苛，政府部门工作效率、服务态度的不尽人意，收养程序的繁琐，收养过程的费时耗力等等不便因素，导致国内收养举步维艰。这实际上以成为民间儿童非法买卖日益猖獗的重要诱因，正是因为付出了金钱、时间和精力的代价后，正常的路子还走不通，才迫使父母铤而走险，刺激了拐卖儿童市场的繁荣。

随着近来越来越多的涉外收养黑幕被曝光，人们有理由怀疑跨国收养并非像外表看上去那样的光明正大。美国人发现他们收养的孤儿中许多并非是孤儿，而是被“贩卖”的无辜小孩。在美国国务院列出的过去15年中领养来源最高的40个国家里，有将近一半的国家由于严重涉嫌腐败及绑架，被暂停领养或禁止向美国输送儿童过。2010年，一位美国收养者将收养的俄罗斯孤儿独自放到飞回俄罗斯的航班上，原因是觉得俄罗斯孤儿有暴力倾向，俄罗斯举国哗然，宣布暂时禁止美国人收养该国孤儿。

对于收养对象选择上，日本坚持对来自海外的领养申请保持拒绝的态度，保证本国公民优先抚养权。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里氏9.0级地震，1500多名孩子成了孤儿。美国等一些国家的公民，很早就向日本政府申请收养这些孤儿，然而日本的回应是，他们有义务也有能力养育这些孤儿，拒绝了美国人的好意。政府之外，日本的社会组织为这些孤儿筹集了62亿日元的善款。当然，以日本的例子与中国实际情况做对比确有不当，但国家在孤残儿童权益保障上审慎的态度、自立自强的担当却是值得思考、学习的。(文/韬玉)

第四篇：新农村建设视野下农民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相关问题调查研究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农民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相关问题调查研究

摘 要：在党中央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战略部署的大背景下，本文通过对河南、湖北等地以县及县以下地域范围内为主的农村居民在春节期间的消费特点和娱乐方式进行的调查访谈，集中反映了近年来农民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等相关方面的发展特征和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进而从宏观层面上对我国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行思考总结，以得出相应的科学结论。

关键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生活水平；消费特点；娱乐方式

一、引论：问题提出的背景和依据

200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于12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研究“十一五”期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部署了2006年农业和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十一五”时期，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推进农业农村工作，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一项不但惠及亿万农民、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是我们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担负和完成的一项重要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抓住了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根本，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这项重大战略部署的推进，不仅是亿万农民的福音，是田野大地的希望，也使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党和国家一直都十分重视农村工作，始终把解决好农村问题放在一个全局的高度来抓，近年来更是着眼于深化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把握时代的发展趋势，接连两年发出两个“一号文件”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并最终适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2004年1月，针对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增长缓慢的情况，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当下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即第七个“一号文件”公布。文件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紧随其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任务，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则被确定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方向。“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时期。

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从农村服务城市，到城市带动农村。工与农、城和乡，这两大关系正在实现着从未有过的历史性转变。我们正在寻找破解“三农”难题的“金钥匙”。党和国家对农村工作和三农问题的重视和推出的一系列利农政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美好未来，也看到了政府和全国人民在新世纪大力发展各项事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决心。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村的发展进步，而农村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通过不断提高农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活水平来实现。考察农民在经济生活和精神娱乐中的行为特点，有助于分别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把握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寻找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而春节期间的农村社会无疑是农民生活的最真实写照，因此，选择春节这个能够集中反映农民消费特点和娱乐方式的时段来研究农村的发展特点和农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趋势，就有了比较科学和现实的意义。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即中国农历年的岁首，它也是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象征着团结、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据记载，中国人民过春节已有４千多年的历史，它是由虞舜兴起的。公元前两千多年的一天，舜即天子位，带领着部下人员，祭拜天地。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岁首，算是正月初一。据说这就是农历新年的由来，后来叫春节。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节日能够像春节一样调动起每个人的过节意识。这是一个被高度艺术化了的特殊时间段，它带给了中华民族每一个人无法拒绝的喜庆和希望氛围，也带给了每个人寻求生活乐趣和享受生活的机会。而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当前农民依然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真正的过春节的传统习俗依然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农村社会中，因此，选择春节作为研究的时段，其间农民的消费特点最能反映出一年来农民的收入状况等经济条件的改变，农民的过节娱乐方式也最能反映出近年来农民生活水平和精神风貌的变化。

本次调查选取中部地区河南、湖北两个农业大省部分县及县以下为主的农村地区，进行问卷和访谈等形式的深入调查，同时结合全国其他各地区的有关情况，试图对我国近年来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水平变化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作以分析思考，以期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个人的对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事业的推进建言献策。

二、调查：农民过春节的消费特点和娱乐方式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春节应该是一个消费和享受的时间符号。这是辛勤劳作了一年的人们最直接的需要，春节便是用于给人们一个驻足歇息的机会，它让我们盘点过去一年的收获，也让我们开始盘算接下来一年的希望，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得以在一个辞旧迎新的时间段里，比平时更随意地进行一些消费，找一些乐子，享受一下生活。

春节期间，农民的消费特点和娱乐方式鲜明地体现了在传统习俗和经济条件的双重作用下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思想观念。

（一）春节期间农民的消费结构

自古以来就有俗语说：“民以食为天”。吃穿历来是老百姓生活中永恒的主题，而当今中国人过年的主要消费也依然是用在了“吃穿”上，收入水平相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自然也不例外，春节期间农民的消费结构表现为以吃穿消费为主，主要是一些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其次才是部分一定限度的发展型和奢侈型消费。以下简单列举通过调查得出的这方面农民的消费结构和主要内容：

1、食物消费 由于传统习俗和经济条件的因素，食物消费必然地成为了农民过春节的首要消费。但是这方面的消费主要还是集中于生活必需的低档品，如蔬菜水果等，但是春节的消费拉动作用也使烟酒鱼肉之类商品十分走俏。以下列举一些在农民过春节时消费范围和数量较大的商品：

（1）蔬菜和菌类、海产等基本品：①大白菜、小白菜②白萝卜、胡萝卜③葱、蒜苗④藕⑤芹菜⑥青椒⑦蘑菇、木耳⑧蛋类⑨海带、紫菜⑩其他蔬菜制品等（2）肉类：①猪肉②牛肉③羊肉④各种鱼⑤鸡（鸭、鹅）肉等（3）水果：①苹果②橘子③香蕉④葡萄⑤柚子等

（4）烟酒副食：①香烟②白酒、啤酒③糖果④瓜子⑤其他各种副食等（5）其他食品

通过对一些农村集市的走访和同一些农民的交谈，在以上所列举的各种商品中，猪肉、鱼、鸡肉、藕、酒、瓜果等商品的消费面最广，90%以上的农村家庭会消费这些商品中的全部或大部。

2、衣着消费

“穿新衣，戴新帽”是我国人民群众过年的传统习俗，在经济条件尚不是很发达的广大农村地区，平时人们对衣服的需求是很疲软的，因此，服装类商品的主要供给和需求通常发生在春节期间。而由于这种传统过节习俗的“体面需求”和季节因素的双重作用，人们在这方面的消费主要还是集中于羽绒服、其他棉衣棉裤、西装等实用外套。据粗略调查，90%以上的家庭会在过年时为家庭成员添置新衣，60%以上的家庭会为每个家庭成员添置新衣。诸如这种由传统节日习俗和经济条件提高所引起的消费热，在农村春节市场和整个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然而，不得不提的是，在繁荣的农村春节服装市场背后也存在着质量、价格、服务等多方面的问题。

3、家居条件消费

“二十四，扫房子”是广泛流传于我国民间的俗语，说的就是过年前的腊月二十四日，要对自家房屋进行清扫，这不仅是一种正常的生活需求，同时也隐含着一种扫除晦气，辞旧迎新的美好期望。当前，凑着过春节的喜庆氛围和较为宽松的消费心理，对家居环境进行一些装饰也成为农民过年消费的新亮点。但是由于时间和财力等方面的限制，多是一些局部性小范围的改善，如对厨房环境的改善等。

4、交通运输消费

春节期间，是一年中人员和物资流动的极度繁忙时期。中国人过年最讲究的恐怕就是“一家团圆”了，因此每逢春节必然会有大量各类回乡人员的流动，而繁荣的春节市场也使这段时间的商品流通异常繁忙。因此，“春运”这个极富中国特色的词汇每年春节前后都会牵动亿万人的心。车票也因此被称为春节期间最为紧俏的商品，而交通运输业被称为春节期间最赚钱的行业。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交通运输和社会问题，总是会成为春节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各种媒体关注的焦点。体现在农村来说，主要是一些在外工作和上学的家庭成员回乡消费，其次是一些农民和其他农村工商业者抓住春节这个商机，从事商业活动的商品流通运输费用。归结起来不外乎客运和货运两大块：

（1）客运：主要由常说的“三流”组成，即民工流、探亲流、学生流。在外务工的打工人员、在外工作的亲人和春节放假的学生，其交通费用是来自农村的一项重要消费项目。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每年春节前后，都会有大量交通运输行业宰客、乱涨票价的各种新闻报道见诸各种媒体。其中尤以长途汽车最为突出。报载，春节期间，河南信阳市众多乘客纷纷向媒体投诉，称信阳市汽车客运票价涨幅高达100％，有的甚至达500％，就连婴儿上车也要买全价票。而据我所知，驻马店市的部分市内汽车更是乘天气恶劣，涨价900%（10元涨到100元）。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信阳等汽车站的这一票价猛涨的做法，是在河南省发改委明文规定河南春运期间公路票价不上涨之后，还在顶风上涨票价。对此，信阳市弘运汽车站一位站长解释说，现在信阳市公路票价比往常高是事实，但绝不是春运涨价，而只是票价的正常回归。因为以前在制定票价的时候，定的就是现在这么高，只是没有执行到位。幸亏他们的票价没有“执行到位”，如果再“执行到位”的话，恐怕就没有乘客的活路了。这种种事实也反映了繁荣的春节市场背后，一直都存在着很多法律、管理等方面的软肋。也对政府的作用和形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2）货运：春节期间旺盛的消费市场需求使货物运输也极其繁忙。在农村市场，短途货物运输显得尤其繁忙。

5、其他消费

不同于一些禁止或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大中城市，在农村，放鞭炮几乎是过年的一项传统必备项目，年前年后到处都不乏鞭炮的噼里啪啦声响，这也许就是人们过春节时最重要的营造热闹喜庆氛围的手段吧。因此，烟花、鞭炮几乎是农民春节期间消费的必需品。调查显示，几乎100%的农村家庭有这方面的消费，其中有近40%的家庭在这方面要消费50元以上，近六成的农村居民认为买烟花、鞭炮的支出是过年必须花也应该花的钱，35%的人认为这是传统习俗，没什么应该不应该的，而仅有10%左右的人认为不应该花，但是别人都这样，不得不花。除此之外，春联也是几乎100%的农村家庭过年必需品。而赶着过春节的机会对厨具和酒具等家具进行更新，买一些电器、工艺品，为孩子买一些玩具，都是过春节时农民的重要消费内容。另外不可忽视的是由于祭祀和一些迷信活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农村，这方面的消费也是农民春节消费的重要内容，通过实地走访一些农村集市，笔者发现各种卖火纸、冥币、檀香之类商品的摊铺十分常见。经过简单归类，这些有关传统习俗和其他生活需要的消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1）传统习俗必需品：①烟花、鞭炮②春联、年画③祭祀用品④封建迷信用品等

（2）厨具和酒具：①锅碗瓢盆②筷子③炉子④电饭煲⑤其他各种酒具等（3）耐用电器：①电冰箱②电视机③其他音像设备等（4）理发、洗澡、照相等服务行业（5）工艺品、玩具

（二）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

毋庸置疑，简单说来，较高的收入和较轻的负担以及对未来支出的轻松期望是促进农民消费的主要原因，相反较低的收入和较重的负担以及对未来支出的紧张期望是引起农民消费不旺的主要原因。归结起来，影响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收入过低

据调查，大约有70%的农民认为收入过低是导致其消费心理和行为不积极的主要原因，很显然，本年收入低是影响农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也是根本因素。究其原因，部分农产品价格下降导致一些农民通过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较低；市场经济不发达，就业和致富门路有限也使农民改变低收入境况的能力十分贫乏；农村劳动力自身文化和观念因素的限制也是限制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原因。对于农民增收困境的分析，详见下文。

2、虽然本收入不错，但是有债务负担

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农村家庭都存在负债现象，债务反映的是往期预支的收入，债务负担很明显减少了农民本的实际收入，因此，这也成为了影响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3、赡养老人和子女教育的负担过重

“上有老，下有小”是很多农村家庭沉重负担的重要原因，其中尤其以子女教育支出为最。最近有调查显示，教育花费已经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城市、小城镇、农村的贫困人群中均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家里有孩子要读书”，特别是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头号家庭开支。调查还发现，在2004年10月～2005年10月，在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但是令人振奋的是，2005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出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决定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中央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适当兼顾东部部分困难地区。这让人们看到了农村和全国义务教育真正实现免费的希望。

根本说来，要真正从源头上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给农民带来的沉重负担，就应该加快建立农村养老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实际收入。

4、来年有重要事情需要用钱

由于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农民对改善生活条件的预期消费也在逐渐增长，而一些诸如医疗费用的支出也是使农民不敢轻易花钱的重要因素：

（1）提高生活水平如住房、家居条件等的支出：这是随着农民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对提高生活水平的预期消费期望增长的正常现象。这种对未来的期望必然会使当前的消费力度受到影响。

（2）医疗费用支出：这方面的影响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家中有长期卧床病人的家庭。

5、消费观念倾向保守，准备把收入节省下来存钱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农民的收入增长变得更加容易了，但是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收入变化的不稳定性。这使得农民在消费行为中也更加关注收入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暂时收入对其消费的拉动作用十分有限。而农村社会的低市场发育和农民生活的诸多非正常因素使得很多农民依然会选择储蓄，以防不时之需和进行预期消费。

（三）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

1、农村集市市场的发展及其作用 农村集市是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的第一主要阵地。在我国，大部分乡镇农村地区都有或大或小的集市，占总人口80%以上的众多农业人口主要都是通过集市来进行交易和消费的。从生产资料的购进到农副产品的销售，使农村集市成为流通领域最大的市场。从集市的消费对象来看，众多的农业人口手里付出的花消，加上农村在外打工人员的收入主要还是带回或寄回农村，通过集市消费出去的，累计起来其销售额确实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农村集市的繁荣兴旺和健康发展,可以激活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为加快农村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服务。当前农村集市在促进商品流通、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也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农村集市在农民的各项经济社会生活中向来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所处地域比较偏远的农村，集市不仅是一个占据当地特定地域范围内中心地位的经济活动场所，还是一个进行文化交流的地方，农民的日常经济生活多在这里得到实现，也有相当多的村民把逛集市当作娱乐。对那些很少到城里来的农民，集市就是一个开展经济活动、获得各种信息、进行文化娱乐消费的重要场所。因此，繁荣农村集市市场，保障农村集市市场的健康发展，对发展农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说，也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2、工商业从业人员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在农村市场上进行工商业活动的人，农村集市的工商业从业人员按其身份特征大致可以划分为两部分：

（1）完全的工商业从业人员：主要指那些没有土地，家住在农村集市等地域经济中心的工商业从业人员。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这些经常性的工商业经营收入。其特点是商业意识、经济实力和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条件等都比较强。（2）不完全的工商业从业人员：主要指那些尚在耕种土地，但是在农闲时或者特定时期进行工商业活动，以取得农业收入以外的收入的农民。与前一类人员相比，其特点是商业意识、经济实力和从事工商业的条件等都比较差。

3、市场管理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由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于扶持发展农村经济为目的，对农村集市的管理一直采取宽松政策。但是也正因如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农村集市管理出现诸多混乱现象甚至严重破坏农村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管理漏洞和问题，突出的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集市市场的环境：由于经济条件、管理制度和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等方面的原因，“脏、乱、差”现象很普遍，道路等硬件公共设施年久失修的现象也很常见，尤其是赶上阴雨天气时更是严重；经营秩序和交通秩序的混乱是另一个突出问题，春节期间，农村集市人和各种车辆鱼龙混杂，堵车现象几乎天天都有。

（2）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在笔者亲自走访的几个集市中，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收取“管理费用”的现象。一些身份和形象令人怀疑的执法人员乱开发票乱收费，令人十分痛心，这种“管理费用”也和事实上的疏于管理形成鲜明对比。

（3）治安等问题：由于春节期间集市上人员尤其多，环境混乱，所以时有口角、斗殴、偷盗现象发生，但是却很少见到有效的管理。

（四）农民过春节的娱乐方式和内容

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针对“人们过年的幸福感”做了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是，城市人“过年幸福指数”远低于农村人。细一想，似也在情理之中。虽说城里人生活水准总体上好于农民，可要说年味儿，还真没法和农村比。进入腊月，农民就开始忙活了。到了过年前的几天，那就更热闹了，“二十三，糖瓜儿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糊窗户；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听着童谣，手底下喜气洋洋地忙活，幸福感能不油然而生？其实不仅仅是年俗，许许多多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今仍植根于农村。调查显示，农民过春节的娱乐方式和内容都十分多样化，其中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

1、家人内部娱乐

家人的团圆是农民过年最重要的主题。同时也由于农村居民并不像城市居民一样有很多公共娱乐设施可以使用，因此，当下农村家庭过春节时，依然以家人内部的娱乐为主。其中，像家人之间打牌取乐、共同下厨、一起包饺子、除夕夜同看春节晚会守岁、孩子们放鞭炮等等，都是农民过春节时重要的家庭内部娱乐方式。

2、亲戚朋友或邻里之间娱乐

直接说来，这是家人内部娱乐的延伸。亲戚朋友之间和邻里之间的来往尤其是孩子的走动都会比平时更加频繁。这使得农民过春节娱乐活动的范围得以扩大。

3、参加集体娱乐活动 在农村，春节期间的集体娱乐活动主要体现在一些集体性的民俗活动上。比如踩高跷、舞龙、舞狮、庙会等民间传统娱乐方式。这些内容不仅是增添过节氛围、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也对农村经济的繁荣有重要影响。其中以民俗庙会的影响最大，庙会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传统民俗活动之一。它最早起源泉于中国远古时期的宗庙社郊制度——祭祀。随着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新的内容不断充实。明清时期，庙会发展到顶峰，成为集宗教信仰、游乐玩赏、商业集市于一体的大众化文化节日。如今，庙会依然在农村过节期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4、其他娱乐活动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春节时全家外出旅游等时髦过节方式也开始在农村发展起来，但是选择这样的过节方式的家庭所占比例尚比较低。

三、分析：农民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特征浅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所谓“农民富，天下富；农民稳，天下稳”，农民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道路上的首要问题，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农村改革20多年来，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先后采取了增加农产品产量，提高农产品价格，改善农民收入结构等办法来推动农民增收，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5年的 397.60元增加到1990年的686.31元，1995年进一步增加到1577.74元，1996年又在国务院采取大幅度提高订购粮价格的情况下出现9%的增长，达到1926.07元。但是自1997年开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减缓。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为4.6%、4.3%、3.8%、2.1%，分别比上年减少4.4、0.3、0.5、1.7个百分点。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纯收入达到10642元。随着农民收入状况的不断变化，农民整体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改变，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村公共商品的供给和农村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生活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农村经济来源分析，农民收入分为工资性、家庭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四个方面的收入。工资性收入主要是劳务收入，家庭经营收入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如种粮、饲养畜禽等的收入，财产性收入主要是对外投资和财产租赁等取得的收入，转移性收入与国家的支农政策等有关。从全国的情况看，在各种收入来源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 倘若说收入状况说明的是农民改善生活水平的基础的话，那么消费才是真正实现生活水平的提高的途径。而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所以收入状况对农民的消费水平和整体生活水平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1997年之后中国农民收入持续缓慢增长是其消费增长显著低于GDP增长的直接原因。1998-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3.9%，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6%，前者显著慢于后者。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逐步拉大。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已由1985年的1.86：1上升到1990年的2.20：1，1995年的2.71：1，2000年的2.79：1和2003年的3.23：1。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所享有的各种福利，比如，公费医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农村居民并不享受这些福利。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福利因素考虑进去，有专家估计，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一）农民收入来源分析

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产品市场的变化以及农民工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间的流动，使得农民收入来源结构摆脱单一形式，出现了多元化构成格局。

1、收入构成

从目前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角度，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有以下5个部分：

（1）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这是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取得收入的最主要方式，也是最稳定的方式。根据数据统计，2000年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收入仍占家庭总收入的65.5%，由此可见，这部分以农业种养业为主的收入来源仍是目前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基本部分。

（2）家庭在乡从事非农经营收入：这是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农民收入多样化的一个新亮点，主要包括农民在家庭农业经营之外进行的诸如工业、商业等第二、第三产业收入。这是在乡农民的一个重要增收点，也是发展农村市场经济，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内容。

（3）外出务工收入：伴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工潮”的出现，改革开放浪潮下，外出务工成了农民获得农业收入以外收入的新选择。这是一种工资性收入，2000年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这项收入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4.7%、14.5%、15.4%、14.2%。这种收入以其广阔的增长空间成为了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切入点。而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也成了我国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

（4）集体经济收入：集体经济收入曾是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等集体经济刚刚兴起时农民的重要增收来源，但是由于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都遇到了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市场等问题，这种收入的增长逐渐开始乏力。（5）其他各种收入：包括来自于各种财产投资性的收入、政府财政或支农政策的转移性收入、租赁变卖财产收入、亲友赠送等各种收入。

第五篇：农民收入问题调查报告

农民收入问题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上述观点从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两方面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主张在中国的农村未必行得通。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变换思路。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

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