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问题研究综述[★]

第一篇：农民收入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收入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农民利益和农村发展, 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从农民利益的角度而言, 提高收入是他们最大的希望;从农村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公共事业落后, 无一不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息息相关;从国民经济的大局看, 如果农民收入上不去, 农村购买力也就没法提高, 扩大内需、发展经济就受到制约。广大农民不能富裕起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不可能最终实现。农民收入问题是当前“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 认清我国农民收入现状,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寻求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仍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农民收入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研究

农民收入放缓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为农民年收入增长比率偏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和开支的比重严重失衡等几个方面。从1997到2003年, 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七年没有超过5%。最高的年份增长4.8% , 最低的年份增长2.1% , 年均增长只有4%。1986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偶尔有所缓和, 但总体趋势依然是扩大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能妥善的解决将给我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1.农民收入减缓, 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没有农民增收作支撑, 扩大内需战略便如同沙中建塔、纸上谈兵, 中国经济迟早会有逆水行舟、不进反退的风险。我们同样也难以想象, 未来中国能够在城乡二元化、工商业发达农业赢弱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强国之梦。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2.农民收入事关农村乃至全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都离不开社会的稳定。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 农村的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 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民生活, 才能保证农村的稳定。实际上,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减缓, 部分农民生活困难, 心里不平衡, 农村不安定因素增加。突出表现有: 农民上访增多, 拖欠统筹提留款增多, 宗族家族矛盾增多, 刑事犯罪增多等等。农村不稳定, 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社会秩序, 对全国大局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3.农民低收入导致农村教育发展缓慢, 人力资源开发困难。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 很多农民没有能力承受子女接受高中教育, 农民子女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很低。由于接受教育的程度有限致使农村劳动力可能失去工作机会, 成为不断发展的知识经济中的新穷人, 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未来。

4.农民收入能否增加事关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巩固, 事关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实现。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三个代表”中, 最重要的或者说它的出发点和归宿, 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体现。全国近13亿人口中9亿在农村, 只有广大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城乡差距才能缩小, 贫富悬殊才能消除, 农村大局才能稳定, 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才能落实。

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原因分析

1.制度性原因

不合理制度是影响农民收入的根本原因, 其影响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政策和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是当前和今后解决农民收入的主要着眼点。制度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现行财政体制使农民承担了许多不应承担的负担, 导致农民收入的流失。二是速度型经济目标考核体制, 刺激了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欲望, 导致短期化行为。三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由于长期的“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缓慢, 截止1999 年我国城镇化率只有30.9% ,仅相当于工业化初期国家的水平, 严重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使农村各种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 农民收入渠道难以拓展。在城里打工的农民, 工作再努力, 表现再好也还是民工, 只要政治、经济上有风吹草动, 首先裁减的是外地民工。

2.市场与产业结构性原因

当前农业结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农产品质量普遍不高, 名优产品比例低;二是一般性品种多, 专用品种少;三是产品标准化和品牌管理滞后。当前由于农产品质量标准不统一, 不规范, 容易给假冒劣质产品钻空子, 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销路和发展;四是区域特专产品比较优势不明显。

薛亚梅认为我国农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在数量上做文章。多了撤, 少了再凑。粮食多了, 改种蔬菜;粮食少了, 再种粮食, 以致出现农产品的阶段性过剩。许多地方以资源定方向, 有什么资源就干什么, 许多资源相同的地方出现了结构雷同。产品在平面结构上的雷同, 这种低档次上的过度竞争必然导致产品结构性过剩, 农民收入故而只能徘徊不前。

3.观念性原因

农民思想观念在整体上看来相对保守, 农民的市场观念, 商品观念, 知识经济观念, 规模效益观念和协作观念都有待改变。

中国传统农民存在着落后保守的文化心理、观念、意识等特性, 具体表现在: ①宿命论的人生信念和消极的精神状态;②小富即安, 不思进取及有限的志向和人生目标;③节奏缓慢, 保守散漫的精神生活;④重义轻利, 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念;⑤死板僵化,缺乏创新的思维能力;⑥平均主义理想。

4.资源性原因

这里的资源指广义的资源, 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经济和社会资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自身的资源状况, 广大的中国农民尤其是如此。

在同样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 生产收入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生产者所占有的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多少, 作为农民来说能给其带来收入的资源和要素无非是土地和劳动力。而作为资源的主要耕地及其它土地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显然是农民收人增长的首要约束因素。其次, 中国农民受教育资源条件的制约。一方面, 农民接受的教育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他们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 农村人口素质普遍较低, 其从业渠道因其自身素质低而受到限制难以转入其他行业。从我国农户拥有的资源来看, 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土地、生产性固定资产、人力资本、储蓄和手持现金。这四大类资源是农户获得收入的主要渠道。在市场经济中, 资源的多寡决定收入的高低, 而农民拥有的资源数量稀缺农民收入低可想而知了。

5.农民自身组织结构原因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群体居然是世界上力量最弱的群体, 这就是中国农民陷入整体性的万劫不复的苦难之源。盛洪认为, 从经济学角度看, 正如布坎南所说, 一致同意是帕累托最优的政治对应物, 不言而喻前提是平等的投票权也就是说在权利上的不平等, 在经济上就是无效率。一个社会中最大多数的人群被压缩了权利, 经济政策就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 仅从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史及其经济后果来看, 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平衡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

三、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对策

1.尊重农民首创精神论。

目前和今后, 要培育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必须更好地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要允许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

如果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做一番历史考察, 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是推动农村经济创新和发展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动力。众所周知,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共出现过三个方面的大的创新: 一是抛弃人民公社体制, 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创新;二是在保证粮食生产__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结构创新;三是推广以育种为核心的农用先进科技,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技术创新。这些都是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结果。

2.加强政府建设, 认真规范政府涉农行为,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的角色必须发生改变, 尤其是在市场引导和财政支出方面要下大力气。目前主要的研究观点认为: 国家必须认真规范基层政府的涉农行为, 杜绝“好心办坏事”,“帮农却坑农”的事情发生。为此, 基层政府的职能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进一步调整: 建立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体系、建立农产品质量管理系统、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教育科技推广体制。同时政府要制定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产业政策以减少农业生产者的成本支出。减轻农民负担从近期来看, 为解决农民收入低下的问题, 政府部门应采取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促进农业发展。

3.推进农村产权制度论。

农村产权问题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实质所在, 主要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政府永久地废除影响农村市场的行政命令。二是废除目前“民土变国土”的城市用地制度。三是废除靠行政权力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试行“公司办城镇”的体制。四是把目前仍然模糊不清的“集体产权”特别是关于土地的各种权利清楚地界定到农户头上。五是县级和县级以下政府要增加对农村资产的划分、登记、建契的服务。

4.农民人口就业论。

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 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从而使耕地承担的对农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

能;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 要增加农民收入, 就必须保障广大农民的充分就业。

吴敬琏认为, 在我国每个农村居民只占有1亩多耕地的条件下, 即使不顾客观经济规律而把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一倍甚至几倍, 农民的收入水平也难有大的提高, 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设施也难有大的改善。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 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环节。党和政府在作出决策时, 要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就业作为最重要的指导方针, 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必要的条件。

5.城乡统筹发展论。

过去可能更多地注重于农村内部考虑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而十六大召开之后,提出了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我们不可能封闭在农村的内部来解决农民收入问题。要和城市结合起来, 包括加快推进中国的城镇化, 使更多的农业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去, 从事非农产业, 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逐渐使得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到一个新的前途。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如果能够把城乡统筹的问题解决了, 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就会比较顺利实现城乡共同富裕, 区域统筹等相关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第二篇：农民收入问题增加研究

农民收入增加问题研究

【摘要】中国农民收入增加慢，分析为什么农民收入提高不起来，又如何来提高农民的收入。

【关键词】农民 收入增加 农业 科技发展 原因 措施

一、中国农民收入增加慢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水平渐渐提高，从温饱到小康生活，这见证了国家正一步步强大起来。人民的幸福生活正靠近我们。自“三农”问题的提出，国家把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容不得半点闪失，从兴农、惠农、益农政策的落实，与以前的生活相比水平是提高了，从农村来讲，农民的收入真正提高了吗？【1】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上年增加1058元，增长17.9%。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1.4%，增速同比提高0.5个百分点。

随着农村改革深化，农用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法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的规范转让，都为农村居民创造出财产性收入的增量。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虽然增速可观，但由于基数较低，2010年总量不过区区453元，增量也仅56元而已，增量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9%的增长中只占0.5个百分点。农业部有关专家表示，近年来虽然农民收入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态势，但农民增收的基础仍比较薄弱，增收的渠道仍比较缺乏，农民的收入增加缓慢。

二、农民的收入为何提高不起来

1、大量的劳动力外流，大量的土地荒废。

现在农村有大量的青年出去务工，农村里就出现了地没人种，庄稼无人打理，老年人在家又无法大规模生产，当然人均收入也就少了。我国人均农地规模仅0.5公顷左右，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资料统计，日本农民人均土地规模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4倍。中国的农民经济无法冲破小农经济的束缚，这也就与世界经济无缘挂钩，农民收入不能高速提高。

2.自然灾害导致农产量的下降

现在地球上的环境越来越差，而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像北方的干旱，南方洪水、雪灾、冻雨等。对于自然灾害，农民也是无能为力。一旦灾害发生，农产品产量减少甚至颗粒无收，这样就谈不上收入。

3.农产品买贵卖难

由于农村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又没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只能将自己的一点产品卖给小商小贩。小商小贩趁机压价，这使得农产品卖的价格降低。而市场是要素价格快速上升，市场频繁波动，对于农民来说这是高成本、高风险。农民的收入是增加了，但随着物价上涨，农民的购买力却没增加。

4.科技投入力度不够

现在的农业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约束。怎样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最大的效益，但现在的农民不具备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也没有科技带头人，农业经济人和企业家。还有对农业工程的科技投入少，未能实现科技兴农。

三、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

1、落实科技兴农全面加强农民培训

要广泛开展农民科技素质提升培训，深入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系统开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积极开展农民学历教育。

2.加强农田水利建设

【1】2011年来，中央出台一号文件，召开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对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作出全面部署。而现在继续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基本覆盖农业大县。

3.推进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农业规模经营就是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国家在政策上要给予贷款和税收的优惠，尤其是对当代大学生回乡创业的支持。另外，也要对农业进行多方面的补贴，使农民义无反顾的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增加农民的收入。

4.强化农业推广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组织化程度

坚持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的公益性发挥，对基层推广人员的待遇提高。提高农产品销售组织化水平，使产销衔接稳定，大力发展订单农业。从而真正地让推广人员带领农民发家致富，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想使农民的收入提高这不仅仅是国家和政府的事情，还得需要农民自己的智慧，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武装自己，提高自己的技能，在农村开辟自己的天地，通过国家的政策来依靠农村、利用农业、发展农业。我相信有了这些素质高的农民努力奋斗，农民的收入会大幅度提高起来。

参考文献

【1】时事资料手册【D】，北京石景山区，半月谈杂志社，2012年1月2日

第三篇：新时期农民收入问题研究综述

新时期农民收入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农民收入是农民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在新时期，如何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切实解决好农民增收问题，是中国农村工作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大课题。文章对近年来学界对农民收入问题研究作一系统综述，并指出当前农民收入增长遇到的新问题和不断显现的新困局，原因在于缺乏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多元化农民持续增收机制。

[关键词]农民收入；研究综述；可持续增收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3-0099-03

一、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总体认识

毋庸置疑，自1978年以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契机，它不仅突破了传统农业体制的束缚，而且实现了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更是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但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开始变得缓慢，甚至还出现了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2003年高达3.23：1，之后虽有所缩小，其幅度很小且有反复。当前农民切实可行的增收之策大门正处于关闭之中，增收的空间日益变窄，形势不容乐观，2006年达3.28：1，2007年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高达3.32：1。最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虽在缩小，但仍保持在3倍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城乡收入差距为3.13：1，农民收入问题仍非常突出。

不可否认，当前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在中国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农民收入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绝对水平较低；二是增长速度缓慢；三是城乡差距加大。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将会严重危及到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毋庸置疑，农民是中国人口最多且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一个群体，如果农民发展水平过低（收入少、负担重等），与其他阶层差距过大的话，农民的不满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来。农民收入问题无论于农民自身还是于国家发展都有根本性的影响。就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而言，在中国，没有农民的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稳定发展；农民发展状况的好坏，必定会对中国政权基础稳固与否产生直接影响。国外文献研究早就显示：农民收入低且不稳的这种状况，不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难题，而且是发达国家的难题，更是现代国家发展中存在的一大难题。这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当前紧迫而繁重的任务，而且是今后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仅是农村工作的基本目标，而且是整个经济工作的重大课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当前，不管政界抑或学术界都一致承认“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中央连续下发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更是凸显了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相关研究文献而言，具体集中在：一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因素分析。二是农民收入增加的途径思考等方面，既有宏观层面的理论性政策研究，也有微观层面的实证性分析。

二、关于制约农民收入的因素研究

就农民收入增加缓慢这一社会经济现象，理论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认为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以陈锡文、张秀生等为代表的制度性因素观。陈锡文分析指出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不仅有农产品市场不健全和非农就业难度加大等表层制约因素，而且还有制度等更深层次制约因素，制度因素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张秀生等则从制度视角，围绕土地制度、税费制度、金融体制、公共品供给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指出当前农民增收缓慢的成因，认为中国农村的制度缺陷是阻碍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一是在宏观上缺乏制度的外在推动力；

二是在微观上缺乏内在的创新力。（2）以吴敬琏、温铁军为代表的资源性因素观。很多学者借用罗格纳·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民收入水平低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农民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的“资本积累的循环集”原因。吴敬琏认为当前农民增收难的根源是农民总体太多，农村资源普遍匮乏，并指出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低下是农民收入增加的“瓶颈”所在。温铁军分析认为，中国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现实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共同导致了农民贫困。（3）以朱明侠、胡晔为代表的结构性因素观。在朱明侠等看来，农业结构不合理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首要因素，当前农业结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产品名优产品比例低、产品标准化和品牌管理滞后、区域特专产品比较优势不明显等方面。胡晔也认为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产品由于结构性过剩，势必造成低档次上的过度竞争，农民收入也只能是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4）以柯炳生为代表的综合性因素观。柯炳生分析认为造成中国农民收入低的原因很多，但将农民收入问题简单化地归结为就是体制问题或政策问题是不全面的，我国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城乡分割政策，这是造成城乡收入差别的最重要原因，但体制问题并不是全部原因，制约中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是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国民经济结构、农业内部结构、体制与政策原因、农民本身素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三、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研究

梳理已有的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论。这无疑是被众多学者较为认同的观点，具有较大的代表性。最典型的就是以吴敬琏为代表，认为通过工业化与城市化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而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减少农民，把农民转移出来，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业化，或称“农民的非农工业化”，使农民能够“就业最大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才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民收入增长的方向。这种观点在近年来更是得到进一步的论证，比如蔡昉研究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农业和农村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有重要的影响。而进入1990年代之后，农民收入增长的源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阶段上，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如工业化和城市化、财税政策、信贷政策、贸易政策等）对农民收入增长尤为重要。就目前而言，农民增收问题已经从本质上演变为农民非农就业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就要统筹劳动力市场，真正实现农民平等的主体地位。刘明国等指出，中国农民想凭借人均大约2亩的耕地来解决农民持续增收问题，这应该是不切实际的。而要彻底地解决中国农民收入低的问题，根本道路就是积极推进农民非农就业和大力发展农村工业。（2）市场化论。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就要立足于市场，农民应该成为一个平等的经济主体，主动去适应市场，通过加大农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以提高农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是农民增收的前提条件。蔡昉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民增收问题是与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国家要积极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的市场环境，大力支持农民进入市场，熟悉市场，最终提升其竞争力和增收能力。张永林等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多样性和产业化所产生的资源循环和创新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加收入的源泉。（3）制度创新论。周其仁是产权制度改革论的典型代表，认为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从产权界定问题寻求突破，如政府要永久地废除一切农产品市场的行政命令；废除“民土变国土”的城市用地制度；在村庄一级要做到“政经分开”以明确“集体产权”。张秀生等认为，要实现农民收入快速持续地增长，必须进行制度创新，积极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的制度框架。温涛等专题研究了农村金融体制的创新，提出通过金融发展抑或是农村金融发展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从而实现农民收入的增长。（4）加大资源投入力度论。林毅夫指出国家应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通过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大力开展新农村建设；王春超认为提高农村人力资源质量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

途径，在理论上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着眼点应是对现代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温涛、王煜宇对农业贷款和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增收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实证分析，认为只有农业投资的增加才能够推动农民收入的增长。也有学者研究指出要加大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5）综合推进论。柯炳生认为解决中国农民收入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农民自身的努力，而且更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帮助。就政府而言，需要从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提高农村人口的基础教育水平、改革农业补贴政策、完善土地管理政策、完善市场与农民组织政策、改革农村金融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政策、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等方面综合推进来切实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张红宇研究指出要实现农民不断增收，就必须从农业、非农业和农业外部环境等三方面来综合考虑，牢固树立起可持续的、统筹兼的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四、农民收入问题研究的总结性评述

上述的研究涉及到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无疑拓展了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领域，这对深化农民收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文献梳理后，我们发现鲜有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来审视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而在当前农民收入增长方式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发展的情况下，农民固有的局限性则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局限性包括农民自身素质、环境与资源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等多个方面，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克服这些局限性，对于促进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地增长，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目前而言，中国农村已经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并将快速地进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新困局也在不断显现，农民增收的道路也非一帆风顺。蔡昉指出，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的比重持续下降是一种历史必然现象，由此而造成农民收入低下的问题只能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实际上，中国农民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的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比重已经在日益增加，而且在今后农民收入的增长对这两项收入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农民收入问题是一个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变化大环境密切关联的大问题。所以，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的重点就要着眼于改革农村要素市场，并加以不断完善，进而摆脱较高收入水平的均衡陷阱（“温饱陷阱”）的制约，让农民在全面实现小康的基础上，能够持续健康快速地走上富裕的道路，这就要针对农民收入的性质和特征，着眼于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把当前收入增长与未来收入再增长统一起来，以多元化为导向实现农民持续增收，为农村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陈锡文，当前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势与任务[J]，新华文摘，2006，（7）

[2]柯炳生，关于我国农民收入问题的若干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5，（1）

[3]张秀生，等，构建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

[4]温铁军，“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J]，读书，1999，（12）

[5]朱明侠，等，增加农民收入的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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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蔡昉，农村发展与增加农民收入[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121

[8]刘明国，等，可持续地提高我国农民相对收入水平需要什么？[J]，农村经济，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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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温涛，等，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05，（9）

[12]林毅夫，“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03，（1）

[13]王春超，农村土地流转、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中国17省份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1，（1）

[14]沈坤荣，等，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07，（1）

[15]张红宇，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期思路和政府行为[J]，农业经济问题，2005，（2）

[责任编辑：胡彩芬]

第四篇：减轻农民负担和提高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减轻农民负担和提高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摘要：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中国各地的经济正在迅猛发展，然而在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明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问题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表现为：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收入低，农民负担重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已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成败的决定因素，所以城乡协调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和提高农民收入成为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农民 负担 收入 经济 发展

前言：党的16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在本世纪头20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我国建设小康社会意味着全民共享、城乡共进，齐奔富裕之路。然而，在城市奔小康呈现兴旺发达的大好局面的同时，与之相陪衬的却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缓慢，从而在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步履蹒跚的尴尬局面。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变得尤为突出。

一、农民负担和收入现状

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三农”问题的中心是“农民增收”。农民增收是农村稳定和发展的基石，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富民强市”所无法回避的挑战。随着三农问题提出，农村经济有了较好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均衡，发展速度慢，农民负担重，收入低等现状。

（一）农民负担的现状分析 1.农民合理负担呈下降趋势

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1990―1994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5％。同期负担年均增长15.4％，两者基本上是同步增长；1995－1998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1％（未扣除价格因素），同期负担的年均增长6.4％，负担增幅低于收入4.7个百分点，负担呈相对减轻趋势。1998年农民负担出现回落，连续多年的扩张势头得到初步抑制，比上年减少了1.2％。若按农民负担管理条例规定的口径计算，1998年农民人均税后负担为68.77元，比上年减少1.73元，减少了2.5％。

2.农民不合理负担越来越重

农民合理负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则越来越沉重。据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统计表明，1991年能够统计到的农民支出的行政性事业费高达17.7亿元，各种罚款23.1亿元，集资摊派41亿元，其他社会负担38.1亿元。上述各项合计，人均13.8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2.5％。但是地方调查结果表明，不合理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7％，大大超过农业部的统计结果。有关数据表明，不合理负担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5％的警戒线。

（二）农民收入的现状分析

我国农民的收入状况呈现以下几个发展态势：

1.农民的收入构成及收入来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我国农民靠传统的种养业为唯一收入来源的格局已被打破。农、牧、渔及非农产 业收入等都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2.农民收入增加，但增长幅度趋小。据国家统计局 2009年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02 年和2003年我国农民的实际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分别为5.9%和6.0%，到 2004年环比增长率高达12%，2005年和2006年环比增长率分别为11%和10%，表明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趋小，增长速度减慢。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随着我国市场化、信息化及城镇化的有力推进，城乡居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升，相对于城市居民的高收入、增长快而言，农民群体的收入量及增长幅度都受到限制，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下面的一些数据是对于这一状况的有力说明：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703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32%；1997年至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每年实际增长仅3.8%，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实际增长则达到8.6%，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44% ；2002年与2001年相比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4.8%, 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增长13.4%，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35.8%。

二、农民负担重，收入低的原因

近年来，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低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些地方出现负增长，致使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进一步增大。这不仅关系到农村的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对此，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更要找出原因。

（一）现行体制不完善，加重了农民负担 我国虽然对农村体制及法制进行了多次修改，但仍不完善，表现在多方面：

1.财政体制的不完善。1994 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规范了中央和地方 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充分调动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是，从发展农村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角度讲，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还不完善，直接或间接地加重了农民的税外负担。在现行财政体制下，乡镇财政成为我国财政体系中的最基层环节，乡镇开始有了自己的收支活动。但是，从财权来看，乡镇财政只享受着范围极其狭小的财力分配权，却在履行着占全国人口 62％的广大农村的社会各项事业发展以及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的职责。乡镇政府的事权大于财权，全国 90%的乡镇都存在着巨大的财政缺口，为弥补这个缺口，乡镇政府借助种种名义向农民伸手，将其中的一部分支出转嫁给农民。

2.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为适应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行，我国建立了乡镇一级政府，并在乡级政府下设立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些地方的政社分设并不彻底。不少地区在村一级还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即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均由一班人承担。政府对集体经济和家庭经济的过多干预，强化了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农产品收益不稳定，而乡镇企业效益滑坡，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下降，造成农民的税费负担能力下降。

（二）社会发展带给农民负担的新问题

1.教育产业化的兴起，成了农民发展致富的新负担。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农民都把成为文化人作为平生最大目标，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也在农民中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农民把考大学升大学看作是比结婚生子都光宗耀祖的事，所以也穷其力想让下一代成为大学生，这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考上大学就有了铁饭碗的思想有着很深的渊源。然而，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兴起，大学学费以及名目繁多的杂费成为考上大学的农民孩子及家长心头上的一座大山，高昂的学费成为阻挡大学梦的绊脚石，很多付不起学费的穷人孩子因而与大学无缘。即使凭全家所有力量勉强读完大学，但严峻的就业形势也在考验着这些大学生。投入与产出能成正比吗，上大学花的钱能在什么时候挣回来呢，这一切的一切，都无不正在折磨着穷苦农民以及农民的孩子，也终将加大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之间的差距。

2.农民文化水平低，农村创新意识差，自我保护意识差。据调查，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农民自身水平及见识的局限，在地方政府的高压政策下过着逆来顺受的生活，甚至在一些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封建主义色彩。曾经在农村地区如火如荼的村办企业由于交通不便，分布零散，资源整合力度差和地方政府的严重剥削，基本都消失殆尽，这给渴望发家致富的农民以沉重打击。目前，广大落后地区的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存在。

3.工业快速发展，城市的迅猛扩张，农田占用，农民安置不力。在城市规模快速发展的今天，原先处于城郊的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用，一般这些地方的农民会获得相应得补偿如提供住房和补贴等，然而这些补偿只有很少一部分会直接由农民得到，除此之外，即使有 相应补贴的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它们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呢。

（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后劲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

1.农民收入的增加目前主要靠劳务收入和投资收益的增加，而实际上这种增收只是一部分农民增收，大部分农民增收效果并不明显，有些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2.农村非农产业如乡镇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滞后，导致非农产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降低。

3.农民收入低，政府财力不足，直接导致农业投入不足，这种不足的投入既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也包括物质及其他非物质的投入，由于缺乏足够的投入，造成许多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恶化，抗灾防病害能力逐渐下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4.收入差距拉大。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43，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以甘肃和湖北两省为例，2000年甘肃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酒泉地区为3315元，最低的陇南地区为956元，两者之比为3.47:1；2001年湖北20%的高收入农户集中了31%的纯收入，他们的年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643元，而20%的低收入户只占有10%的总收入，人均年纯收入只有1077元，高低收入比高达4.31:1。

三、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

（一）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 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标本兼治，要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和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1.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千方百计的增加农民收入，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

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切矛盾归根到底都必须依靠发展来解决。从总体而言，农民负担反映强烈、矛盾比较突出的是低收入农民。就地区而言，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中部农业省区农民负担相对较重。这些地区第二、三产业不发达，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加大农民负担来调节社区经济分配关系。经济发达地区基层政府的运作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之上，公共产品的成本通常主要有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来支付，农民的直接负担相对较轻。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农民的分配关系，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壮大集体经济，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对负担在经济上的承受能力。

2.改革税费制度，理顺财政体制，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基本前提 我国农业长期处于“低税赋，高负担”的状况，因此，必须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在认真清理整顿现行各种收费的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将税收、规费、使用费等综合考虑，依不同的资金性质、特点，使其各行其道，从而规范政府资金的分配，合理有效地使用和管理各种资金，理顺财政体制和相关分配关系。完善农业税收政策，加大征管力度，加强税收在组织财政收入、提供农业所需公共物品和调节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完善税外规费征收制度，加 大征管力度，加强监督管理力度，推广农村集体提留的预决算制度、负担卡监督制度和定向审计制度。对统筹提留实行“费改税”，可采用收取农业税附加的办法来筹集农村公益事业费和集体提留资金，规范乡村两级的政府行为。这项改革与农业税制改革配合起来，可切实减轻低收入农户的负担，从而达到经济有效。实行“费改税”后，使农村公益事业费和集体提留同税收一样具有强制性和范围性，有利于缓解干群关系，降低收费成本。

3.改革政府机构，规范政府行为，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 必须精简机构，裁减超编人员，压缩经费，从根本上控制“需求”。同时要规范政府行为，做到权力与部门利益彻底分离。要加强对乡镇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实行“源头控制”，规范收费行为，统一收费立项权管理。统一票据管理，使乡镇预算外资金的源头管理规范有序。要健全和统一乡镇财务制度，科学、合理、规范地管理和使用预算外资金。

4.加强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大执法力度，是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保证

必须提高认识，严格贯彻执行减轻农民负担的法规、法令和政策，严禁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严禁要农民额外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对于执行减负法规、法令和政策不得力，不能确保一方平安的负责人，要做必要的组织调整；对于随意加重农民负担，造成严重结果的负责人，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切实把减负的各项法规法令和政策落到实处。有人提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构应该从同级政府的农业部门中分离出来，建立自上而下的 垂直管理体制，实行条条管理，从而保证其切实履行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等执法职能。

5.加强宣传，提高农民的自我保护能力

由于农民的整体文化政治素质较低，对政策了解较少，对国家行政管理行为的监督还缺乏自觉性和足够的勇气。因此要加强国家政策法规的宣传和农民负担卡的发放工作，让农民知道哪些是合理的负担及合理负担项目、金额、比例。同时，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等宣传工具要大力宣传、报道那些坚持原则、敢于同违反负担政策行为作斗争，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单位和个人，以增强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监督勇气，自觉抵制不合理负担。

6.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可以减轻农民负担

对农民来讲，所谓廉洁，就是干部在涉农服务中，不吃、拿、卡、要，不图名不图利，该给农民的钱和物，不折不扣的给农民，该给农民办的事应尽快尽力的办好。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用于公款吃喝的花费达几千亿元，如用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必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市、乡、村都要按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加大力度精减机构，分离富余人员。

7.农民要自觉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合理配置农业资源 农民由于缺乏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在选种、耕作、施肥、使用农药等方面要么重复投资，要么投资不到位，造成投入产出比少，收益低，增加了农民负担。可以具体组织村级开办图书馆，让农民多读科技书籍，还可以组织送科技下乡活动，让科学种田的方法通过有效的途径传给农民。同时，对农民自身来说，应该自觉学习现代的农 业科学技术，杜绝和减少浪费，以达到自我减负的目的。

（二）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

增加农民收入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有效方法。农民收入增加，消费水平会随之提高，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手段。我们应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来增加农民的收入。

1.鼓励发展“三高”农业和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经营收入（1）优化农业结构，扩大特色农业的规模生产

加大农业投入，贯彻落实有关农业农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快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科技投入，加强农业技术培训，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和农业信息体系的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区域化、专业化、基地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高农业整体素质和综合效益。

努力提高畜牧业生产比重和产品品质。全面落实重大动物疫病的各项防护措施，促进畜牧业发展和保障畜产品安全。

（2）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招商引资，鼓励引导工商业投资农场品加工业，形成产业化生产加工基地，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档次和农业积极效益。

（3）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大力引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瞄准国内外先进又适宜农村资源条件发展的新品种、新技术，加快引进和笑话吸收。同时建立和完 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体系。加强农业投入品管理和质量安全与卫生监督管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2.鼓励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带动农民增收

（1）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宣传本地农产品优势，加强服务，提供优惠政策，吸引客商前来投资农产品加工业。

（2）加大对农产品生加工产业的投入，对加工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

（3）对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农产品原材料，要加强对农民的引导和推广，建立企业的原材料生产基地。

3.引导农民进行土地流转，激励农民自主创业

（1）积极引进外地农产品龙头企业、培育本地种养大户，引导农户进行土地流转。通过土地流转，充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有效促进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促使农业生产效益和农民收入有显著的提高。

（2）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就业机会。降低进城和就业门槛，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竞争有序、高效公平的开放劳动力市场体系，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总结：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发展在中国的经济体中显得尤为重要，而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能够有效的促进解决城乡差距。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是保证的国家正常运行的基础，更是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重中之重，而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发展，只有认真落实好三农政策才能够真正切实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会迈向更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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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段庆林;《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06期 [6] 贾莉;《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及解决对策》;农业与技术;2003年05期

第五篇：农民收入问题调查报告

农民收入问题调查报告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能增加农民的收入。

上述观点从资本运营和生产经营两方面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些主张在中国的农村未必行得通。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变换思路。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与其他发达国家规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

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