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

第一篇：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

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吴晓芳> 时间:2009-11-25 00:00来源: 作者:吴晓芳 点击:

66次

婚姻家庭案件有关问题的探讨

吴晓芳

为了给《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起草工作收集一些第一手资料，最近和同事一起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青岛市四方区人民法院查阅了300多件婚姻家庭案件卷宗，感觉收获颇丰。那些奋斗在民事审判一线的法官们，年审结几百件案件，加班加点如家常便饭。看着如此巨大的工作量，想象他们如何超负荷的运转，不禁从心底涌起对我的法官同行们由衷的敬意。翻阅着他们审理的一件件婚姻家庭案件，案卷整洁、程序规范，判决书中没有发现什么低级错误，可见他们在校对法律文书时是何等仔细和认真。

我们主要翻阅的是2007年度审理的案件，从中也梳理出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问题。

第一，从离婚案件的审理情况来看，对于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案件，如果一方当事人坚决不同意离婚，法院一般都判决驳回原告关于离婚的诉讼请求，这似乎是一种心照不宣不成文的规定。仔细琢磨后，我认为这种做法还是很有道理的。毕竟婚姻不是儿戏，夫妻感情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在一方不愿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判决驳回原告关于离婚的诉讼请求，给双方当事人一个冷静期，也许还能挽回一个濒临破裂的婚姻呢。1986年大学毕业前夕，我在湖南长沙北区人民法院实习，也翻阅了100多宗离婚案卷，对比这两次看卷的情况，感受最深的是，那时夫妻离婚没有多少共同财产可以分割，要死要活不愿离婚的当事人可以说相当多，有的在法庭当场喝敌敌畏，搞得法官非常紧张。现在时代不同了，一根筋死活不愿离婚的当事人已经十分罕见了。一件离婚案件的卷宗里有这样的开庭笔录，女方坚决要求离婚，男方在法庭上说：“离婚可以，但我送你的钻戒得还给我!”女方倒也来得爽快，当庭将钻戒还给男方，双方很快就达成了离婚协议。

第二，关于附离婚条件财产分割协议书的效力认定问题。

有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非常值得研究。双方当事人曾经签过以下内容的协议：“男方给女方经济补偿50万元，放弃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权，前提条件是双方马上去办理离婚登记手续。”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双方当事人并没有去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事过两年后，男方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女方拿出上述协议，要求男方兑现其承诺，法院最终判决没有支持女方的这一请求。笔者认为，法院这样处理是适当的，因为该协议可以被视为附离婚条件的协议，只有当条件(即马上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成就时，该协议才生效。一般说来，协议在当事人意思表示成立时就应该发生效力，但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基于某些特殊的要求，并

不希望让协议一经成立就产生效力。当事人通过订立附条件的协议，在行为开始时并不使协议立即生效，而等到一定的条件成就后，才使其生效，这样就能够尽量减少当事人可能形成的风险和损失，使协议更好地达到当事人所预期的效果。我国《民法通则》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而女方在时过境迁两年后，才要求按照协议履行，显然协议所附离婚条件没有成就，女方要求男方支付50万元并放弃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第三，关于返还抚育费及赔偿精神损失的问题。

在张某诉王某、刘某某抚育费纠纷案中，原告张某诉称，1990年与王某登记结婚，1995年生下一子，1997年与王某离婚，为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张某将自己原有的三套房给了王某。2004年2月25日，张某委托北京紫禁城司法鉴定中心做亲子鉴定，所得出的鉴定结论竟是：张某与现在所抚养的儿子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张某多次质问王某后得知，抚养的儿子系王某与刘某某私通所生。王某和刘某某无视法律和道德伦理，相互私通并隐瞒生子这一事实真相，致使张某在王某怀孕及抚养过程中，付出巨大的财力和精力，精神受到巨大创伤。故请求王某和刘某某返还抚育费97096元，赔偿精神损失10万元、鉴定费3612元，归还因欺骗取得的三套住房。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与王某原系夫妻关系(于1990年12月登记结婚)，1995年2月10日，张某与刘某某生育一子张某某。1997年4月16日，王某以与张某脾气、性格不和、常为生活琐事产生矛盾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为由要求离婚，双方经法院调解离婚，并达成协议：张某某由张某抚养，王某分四次给付抚养费4万元整。王某已履行给付抚养费4万元的约定。2004年3月2日，北京紫禁城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张某不是张某某的生物学父亲。同年3月9日，张某与王某达成协议：自2004年3月9日起，张某某由王某自行抚养。张某某与张某共同生活期间，张某曾支付张某某人托赞助费800元、托儿费34076元、学费480元，以上共计35356元。张某另支付亲子鉴定费3612元。张某其他所诉，未提供相应证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张某与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某与刘某某生育一子张某某，王某与刘某某的行为既侵害了张某财产利益，亦使张某精神受到损害。现张某要求王某、刘某某赔偿因抚养张某某支出的托儿费、教育费、生活费等财产损失，要求王某、刘某某赔偿精神损失费的请求，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从生活常识上讲，张某除为张某某支出托儿费、教育费外，必定支出张某某生活其他所需费用。故虽然张某诉讼中未提供此方面相应证据，但本院在判决王某、刘某某赔偿张某财产损失数额时应该考虑此项支出。因赔偿是指对于受害人的损害予以填补，故本院亦考虑张某某的年龄及近年来北京市最低生活标准等判定王某、刘某某赔偿张某财产损失数额。张某已收取王某给付张某某的抚养费4万元，应折抵王某赔偿张某财产损失数额。据此判决：

1、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王某、刘某某赔偿张某精神损失1万元。

2、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王某、刘某某赔偿张某鉴定费3612元。

3、驳回张某其他诉讼请求。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而男方受欺骗抚养了非亲生子女，代替孩子的亲生父亲履行了法定的抚养义务，男方得知事实真

相后，当然有权利追索以前所支付的抚养费。从男方的角度来看，妻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对其精神上造成了巨大伤害，故其同时有权要求侵权者赔偿精神损失。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赔偿精神损失与《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是两码事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并不一定构成“与他人婚外同居”的赔偿要件，即通奸生育子女与“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不能等同。上述案例判决赔偿精神损失的依据是《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规定。

第四，适用《婚姻法》第46条与过去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关系问题。1993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指出：“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分清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共同财产，坚持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照顾无过错方，尊重当事人意愿，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合情合理地予以解决。”在2001年4月28日修订后的《婚姻法》出台之前，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时，一般都遵循“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但修订后的《婚姻法》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过错”的认定进行了具体规定，即何为“过错”是法定的，也就是《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只要不具备以上四种过错情形，就可以认定为无过错方。《婚姻法》第39条明确规定了离婚时人民法院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问题的原则，即“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有种观点认为，《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由于举证困难，实际上形同虚设。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夫妻一方与他人的婚外性关系，尚不足以达到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的严重程度。如果可以举证证明一方的通奸行为，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另一方予以照顾，起码是比较公平的。但笔者认为，过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照顾无过错方”原则中“无过错方”的含义是不明确的，法官可以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修订后的《婚姻法》实施后，“过错”是法定的，没有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而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原则也是明确的，即“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行《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显然，这里的无过错方是指对造成婚姻无效或被撤销没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既然《婚姻法》对夫妻离婚时分割共同财产的原则及无效或被撤销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财产的分割原则均做了明文规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精神不应与《婚姻法》的规定相抵触，故在适用新的《婚姻法》后，处理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问题，不能再沿用以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照顾无过错”的原则。

第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一方名义所借债务的认定问题。

这是一宗典型的以夫妻一方名义所借债务而产生的纠纷，刘某某诉称，滕某某与李某某系夫妻关系。滕某某于2003年9月21日向其借款7.5万元，用于所

购买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联家园一套房屋的购房及装修。现二人因感情不和正在法院进行离婚诉讼。为了及时有效收回债权，现要求二人立即偿还借款7.5万元。滕某某辩称，刘某某所说借钱的事情属实，但现在还不上。李某某辩称，其不知道滕某某曾向刘某某借过钱，我们有拆迁款和积蓄，买房子不可能向别人借那么多钱，因此不同意偿还。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滕某某与李某某系夫妻关系，刘某某与滕某某系母子关系。滕某某与李某某于2001年以滕某某的名义购买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联家园的房屋，该房总价款是31万元，滕某某与李某某于2001年11月首付了211,851元，其中126,900元是拆迁补偿款。二人向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按揭贷款10万元。滕某某在1996年之前在山东省工作三年系双工资、双奖金，1996年开出租车，后从事个体出租运营。李某某在国旅实业发展总公司任会计工作。李某某于2004年9月因感情不和在法院起诉要求与滕某某离婚。在诉讼期间，滕某某给其母出具了借据：今向刘某某借款7.5万元，用于通州新华联家园购房及装修，借款人：滕某某，日期为2003年9月21日。另查，自1996年开始滕某某与李某某在经济上就没有往来。庭审中，李某某称，其有稳定的工作，滕某某从事个体出租运营，收入较高，没有必要借钱购房及装修，且购房时间与借款时间相差近两年，滕某某与刘某某系母子，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故不认可借款事实的存在。

一审法院认为，滕某某与李某某系夫妻关系，滕某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购买及装修房屋向刘某某借款，李某某并没有举证证明刘某某与滕某某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且刘某某知道该约定，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所借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滕某某与李某某共同负责偿还。刘某某要求滕某某与李某某偿还该借款，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李某某不同意偿还该笔债务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故判决：滕某某与李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共同向刘某某偿还借款7.5万元。判决后，李某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滕某某与李某某在离婚诉讼期间，滕某某为其母刘某某补写借据。其购房时间与借款时间相差近两年且借据上只有滕某某本人的签字。滕某某与李某某在庭审中均表示，自1996年起双方经济互不往来。滕某某以其自己所写借据证明夫妻借款事实存在，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加之李某某称事前不知借款一事，事后亦并未认可借款事实的存在。故该借款原审法院认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由滕某某与李某某共同偿还欠妥，此笔债务应认定为滕某某的个人债务，应由其自行偿还。据此判决：

1、撤销一审判决；

2、滕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刘某某偿还借款7.5万元。

分析上述案例，二审法院没有机械地套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而是将所借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作为审理的焦点。《婚姻法》第41条明文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从立法本意可以看出，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才需要夫妻共同偿还。“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是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因此，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前提条件应当是符合夫

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即只有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夫妻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且债权人知道该约定两种例外情形时，才能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不是任何性质的债务都可以作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否则，夫妻一方的恶意举债、非法债务或者与第三人串通虚构的债务，都可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显然与立法的本意相悖。《法国民法典》在此问题上就规定得比较详尽：“夫妻各方均有权单独订立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与教育子女为目的的合同。夫妻一方依此缔结的债务对另一方具有连带约束力。但是，依据家庭生活状况，所进行的活动是否有益以及缔结合同的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对明显过分的开支，不发生此种连带责任。以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责任；但这种购买与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之必要，不在此限。”也就是说，夫妻一方的举债行为，必须是为“维持家庭日常生活与教育子女”，对方才负有连带清偿责任。

笔者认为，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其主张举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举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即证明其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第六，离婚时如何处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投保问题。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保险法律关系比较复杂，一是投保人、受益人复杂，或为夫妻一方、或为子女；二是保险种类复杂，有的属于分红险有的带有储蓄性质，若干年限后可领取一定款额。对于保险，一种观点认为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由是保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特别是在保单数额较大且受益方为夫妻一方时，可能显失公平；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理由是既然受益人特定，就已经确权。离婚时是对现存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购买保险是一种支出，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财产的一种处分，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才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故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笔者倾向于另一种观点，也就是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保险的行为，是一种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离婚时只能对现有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至于保险合同中的财产利益应当由该合同的受益人享有，这也符合当初购买保险时夫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第七，离婚案件中按揭房屋的处理问题。

在目前的离婚案件中，按揭房屋的分割问题成为一个热点。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难免出现各地法院执法不统一的现象，实有必要对此问题予以认真研究与探讨。

某男婚前以按揭方式购买商品房一套，房屋总价62万元，其首付12万元，从银行贷款50万元，每月还款额度为3600元左右，期限20年。该套房屋婚前已经交付，但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离婚时该套房屋价值100万元，婚前某男已支付按揭贷款本息25万元，夫妻共同偿还贷款本息6万元，尚有贷款本息30余万元未还。如何处理该按揭商品房，审判实践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处理办法：

1、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财产购买房屋，并按揭贷款，房屋已在婚前交付的，该房屋应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婚后配偶一方参与清偿贷款，并不改变该房屋为个人财产的性质。离婚时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一方的个人债务，对用夫妻共同财产归还的部分贷款，应返还一半给配偶一方。

2、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名义办理按揭贷款，且用个人财产支付了首付房款，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如果婚后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对于一方婚前支付的房款，由另一方返还一半；尚欠的贷款，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双方返还。

3、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房款，并以个人名义在银行按揭贷款，支付的购房款数额超过房屋总价的一半时，无论房产何时交付及房屋产权证书何时取得，离婚时该房屋均应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一方的个人债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部分，应考虑房屋增值收益由一方对配偶一方进行合理补偿。

笔者个人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因为离婚时处理按揭房屋的归属问题，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只能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解决纠纷。如果仅仅刻板地按照房屋产权证书取得的时间作为划分按揭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则可能出现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况。众所周知，房屋产权证书的取得与房屋实际交付的时间往往不同步，许多房屋由于购房人以外的原因，迟迟不能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离婚诉讼中按揭房屋的分割只在夫妻之间进行，并不存在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冲突。如果机械地按取得房屋产权证书的时间作为财产性质的划分标准，一方婚前支付了绝大部分购房款，只是因为购房人以外的种种因素导致房屋产权证书于婚后取得，因此将按揭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显然对婚前支付购房款的一方是很不公平的。同样道理，一方婚前支付了绝大部分购房款，由于房地产商的拖延导致房屋在婚后才得以实际交付，如果按照房屋交付的时间作为划分财产性质的标准，恐怕也很难达到公平的效果。另外，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参与还贷的行为按借款处理，既不符合配偶一方的本意，又变相剥夺了其拥有自己房产或者投资于其他方面而获益的权利。故对按揭房屋在婚后的增值，应考虑配偶一方还贷所做的贡献，对其作出公平合理的补偿。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高级法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责任编辑：中外民商裁判网)关于婚姻家庭案件在审判中的疑难问题

——根据最高院吴晓芳法官讲座整理

2009年 11月28日，北京律协请最高院民庭吴晓芳法官为北京律师进行了一场《关于婚姻家庭案件在审判中的疑难问题》的讲座。本人前往聆听，获益匪浅。特整理出来，供各位参考。

吴法官说：目前，婚姻家庭案件审理中出现了一些相对复杂并且无相应的具体法律规范的问题，而且，对某一具体问题，各地或者一地各个法院判决很可能不同。为了避免同案不同判，尽量以司法解释加以规范。目前，最高院主持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正在研讨中，但一些问题仍尚无定论。此次的讲座，主要针对此未出台的司法解释中涉及的问题。

一、婚姻登记中有瑕疵，是否可主张婚姻无效或者撤销

此婚姻登记中的瑕疵，是指一方登记不到场、一方以虚假身份登记、非管辖的登记机关登记等现象，非是指《婚姻法》第10条的无效情形。

吴法官认为：在民事案件审理中，以《婚姻法》第10条法定情形之外的理由，申请婚姻无效或者撤销的，应当予以驳回。但是，不排除当事人通过行政诉讼等方式，要求撤销或无效。对于某些情形，行政庭应当救济。相关的行政法规就是民政部关于婚姻登记的规范。

（一）现象：骗婚

吴认为，应当提起行政诉讼予以救济。

（二）现象：持他人身份证登记，自己本人照片，并且真实生活。现在诉至法院，主张婚姻无效。

观点一：以离婚处理。符合婚姻实质要件，不宜以登记瑕疵否认婚姻的效力。

观点二：以同居关系处理。就是说，1994年2月1日以前，视为事实婚姻。1994年2月1日以后，为同居关系。

目前，怎么规范，无定论。吴法官本人主张观点一。

（三）现象：一方不到场登记。

吴法官认为：登记主要目的是审查双方是否有自愿缔结婚姻的自愿。如果符合婚姻实质要件，有共同生活的表示，并且共同生活，应当认定婚姻的有效性。

（四）现象：离婚登记后，一方以无民事行为能力要求撤销。

吴法官认为：离婚登记是不可逆转的，不可撤。如果对方同意的话，可以再行登记结婚。但是，对于财产分割、孩子抚养等问题，可以诉讼。

二、夫妻之间赠与合同的效力

出现争议的典型现象，是一方把婚前财产赠与对方，但未办理过户。现在离婚，一方要求对方履行过户手续。一方要求撤销赠与。

对此问题，实践中，两种观点都存在，法院两种判决。

观点一：夫妻之间赠与等关于财产的约定，对于夫妻双方具有拘束力，不必要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办理过户。只要分割财产不涉及第三人，赠与一方应当履行办理过户的义务。

观点二：赠与通常都是亲密关系人之间的行为，夫妻之间的赠与，与其他人之间的赠与并无必要特殊区分，《合同法》赠与合同对赠与已经有十分详细的规范，夫妻之赠与应当适用。

目前，怎么规范，无定论。吴法官本人主张观点二。

三、亲子鉴定问题

目前，亲子鉴定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否定准确率百分之百，肯定准确率百分之九十多。亲子鉴定结论是法院判决的科学依据之列。

问题在于：一方提出鉴定，另一方坚决不配合。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事实，是否适用推定原则。

案例一：女方代子提出对男方（婚外男方）抚养费请求，关于孩子与男方亲子关系，女方举证若干，包括男方在女方产期住院签字、陪护证明等。但是，男方对该孩子其子，矢口否认，并且，拒绝配合做亲子鉴定。

吴法官认为：此案根源在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和他人隐私权发生冲突时，法律要保护哪一个。应当是孩子抚养权。所以，如果原告提供的证据已经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被告否认但拒绝配合做亲子鉴定，则对亲子事实认定上适用推定原则，视为存在亲子关系。对此，目前，已经达成了共识。

关键在于，原告举证到何种程度，属于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

案例二：女孩子21岁，请求确认与父母之外的第三人亲子关系。其母亲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供了与第三人亲密的裸照。同时，女孩子父亲起诉，请求确认此女非其所生，追回抚养费。第三人否认此女为其所生，并且拒绝做亲子鉴定。法院经审查，发现母亲提供的裸照日期为2006年。法院以此照片不能证明为21岁女孩子为第三人之女。形不成合理的证据链条。因此，驳回女孩子诉讼。

对于女孩子之父亲提起的诉讼，吴法官没有提及结论。我认为，如果双方都同意亲子鉴定，可以亲子鉴定。否则，此父女是否存在亲子关系，也存在是否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的考虑。

案例三：男子离婚之诉，同时要求确认孩子不是自己的。其证据是男子、其妻、孩子三人的血型，不符合与父母与子女血型的遗传定律，也就是，该男子与

妻子不可能生出这种血型的孩子。同时，男子之妻拒绝为孩子做亲子鉴定。孩子是否为此男子所生？法院认为，血型遗传定律具有科学性，在孩子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情况下，就构成了合理的证据。因此，推定，男子与孩子不存在亲子关系。

四、忠诚协议的效力

目前，婚姻的忠诚越来越难得，忠诚协议也越来越多。夫妻双方签订的忠诚协议是否有效？各地法院掌握不一。北京支持有效的比较多。上海法院不予受理。

目前，这个问题争论很大。主要观点有三：

（一）协议有效。夫妻双方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自愿签署处置财产的协议。同时，忠诚协议与婚姻法忠诚义务、损害赔偿之原则相一致。同时，认为，如果赔偿超过了一方的履行能力，可以请求法院调整。

（二）协议无效。婚姻不应以金钱衡量。如果支持此类协议效力，社会负面效应很大，会鼓励捉奸。同时，婚姻法关于损害赔偿有严格的限定，不宜扩大化。

（三）不谈效力。此类约定，属于自愿履行的范畴，法院不予受理。不给于强制力的保护。类似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

吴法官本人主张观点一。

五、诉前签订的离婚协议是否有效

夫妻双方在一方向法院起诉前，曾签署过离婚协议。但是，未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现，一方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分割财产。此诉前离婚协议，是否存在拘束力。

两种观点：有效。视同对混内财产的处置。无效。此协议以离婚为前提，当时未离婚，不生效。

目前法官共识：此类协议无效。诉前离婚协议为附离婚条件的协议，未离婚，不生效力。当诉至法院，应当按照婚姻法的规定，来分割财产。

六、夫妻债务问题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条，债权人起诉要求偿还债务，除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或者举证一方明示为个人债务外，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此解释的初衷是保护债权人利益，尤其避免夫妻共同作假，财产归一方债务归一方不利于债权人。

但是，目前，夫妻之一方和第三人恶意串通，第三人起诉，以一方举债的证据，要求夫妻偿还。造假之风盛行。

吴法官认为，应当区分三个法律关系：

第一，债权人起诉。这类纠纷，应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条。

第二，离婚诉讼。此类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就不能依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条了，而应当依据1993年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关于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所负债务为共同债务的原则。也就是说，即使双方共同偿还了第三人，对于夫妻之间而言，仍然不属于共同债务，离婚之诉中，非举债一方可以向对方追索。

第三，夫妻追索之纠纷。即，非离婚案件中，对于非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偿还的，非举债一方可以向对方追索。此追索不以离婚为前提。

对于目前的婚姻法律规范，吴法官说，目前，凡是与婚姻法不冲突的各种法律法规，均有效。与新的解释不同的，应适用新的解释。

同时，吴法官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即使对于第三人主张的债权，法官也不应当机械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24条，来盲目确认共同债务。为此，举例如下。

案例：男方之母诉至法院，凭男方一人打给其的借条50万元，要求男方和其妻共同偿还。法院经查，此借条出具时，男方与其妻已经分居。法院判决，处于分居的夫妻，其财产分别掌握和处置是常理，且债权人和男子是母子，存在利害关系，此男方单方出具给其母的借条，不能认定为共同债务。

七、关于一方提起离婚之诉，另一方不同意离婚，法院如何判决

吴法官说，目前，法院一般都是第一次起诉不判离婚，第二次再行起诉，判决离婚。没有严格按照最高院1989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若干具体意见》。第一次不支持离婚，意在给予双方一个冷静期。第一次起诉第一审不支持离婚，没必要上诉，6个月后起诉就行了。

八、关于按揭买房，产权归属谁

出现争议的情形是，一方婚前签订购房合同，付首付，办贷款，婚后夫妻共同还贷。到离婚时，房贷尚未偿还完毕。

对此，各地各法院判定不一。

上海法院一般是，认定房子为一方财产，共同偿还的贷款款项为共同共有。

江苏法院一般是，以房产证取得的时间属于婚前还是婚姻存续期间，来认定是单方还是双方财产。

吴法官认为，应当认为是一方财产，但是，共同偿还部分应当属于双方共同所有，并且，取得房产一方应当考虑升值部分给予对方补偿。

九、女方怀孕期间，男方主张婚姻无效，或者同居分割财产，法院是否受理

吴法官认为，关于同居，不受《婚姻法》34条的限制，女方怀孕期间，男方起诉分割同居财产，法院予以受理。受婚姻法保护的是合法婚姻，未领取结婚证的同居关系，要承担不利后果。此点是共识。

对于起诉无效的，是否受理，目前有争议，不确定。

十、有配偶之人，与第三者签订财产补偿协议，是否有效

对于一方存在婚姻关系，与第三者签署了财产补偿协议。目前普遍认为，此协议侵犯了配偶的财产权，应当无效。但是，对于有配偶一方夫妻分别财产制的，是否有效，存在争议，吴法官认为有效。

延伸：均无婚姻关系的男女，一方签署协议，承诺补偿另一方青春损失费、流产补偿协议等。吴法官认为这样的协议不侵犯任何人利益，属于双方自愿范畴，应当予以支持。也有人认为，已经支付的支持，未支付的不予支持。

十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近亲属能否代理提起离婚之诉

即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作为原告离婚，争议大。

多数人认为：不可以。离婚为个人之意思表示，他人包括近亲属均无权代理。

但是，当前，的确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一刀切，不公平。例如，一方因事故成植物人，获得了巨额赔偿款，但是，配偶不予照顾，并且携款项玩乐。类似这种情况，就需要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救济权，以保护其利益。

所以，吴法官认为，一般情况下，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近亲属提起离婚之诉不支持的。但是，如果存在虐待、遗弃、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利益的情况，近亲属可代理提起离婚之诉。以例外来提供保护。

十二、生育权纠纷

婚姻期间，女方怀孕，未经男方同意流产，男方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以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要求女方赔偿。

对此，目前，大多数认为：公民有生育权，同时，根据妇女权益保护法，妇女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所以，妇女流产，未侵犯男方的生育权。两人就此不能达成一致，男方有权作为离婚理由，提起离婚之诉。赔偿无依据。另外，如果双方有生孩子的约定，女方擅自做人流，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约定赔偿的，男方可主张赔偿损失。

十三、离婚损害赔偿

《婚姻法》46条，关于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无过错方可以请求对方赔偿。实践中，主张少，支持更少。原因在于认定从严，并且举证困难。

有配偶与他人同居，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共同居住。婚外情、一夜情、嫖娼虽然伤害一方感情很重，甚至离婚，但是，均构不成“有配偶与他人同居”。

如何构成“持续稳定共同居住”，判定困难。广东有过6个月构成持续稳定的规定。

关于有配偶者与第三人无同居但有子，其配偶能否要求赔偿？

吴法官认为，不能依据《婚姻法》46条来要求，构不成同居。但是，对于精神之痛苦，可依民法通则及相关规定，提起精神损害之赔偿。

关于，在离婚诉讼中，赔偿诉讼是否可以反诉提出？

吴法官认为，不可以反诉。离婚为主诉，分割财产、子女抚养、损害赔偿为附带之诉，现在是否离婚未定，所以，不可反诉。可以另行诉讼，并可能合并审理。

十四，未离婚，一方可否依据《物权法》99条，提起分割财产诉讼

《物权法》99条，关于“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要求分割时可以分割”。一方可否依重大理由请求分割财产，何为重大理由？

司法实践中，有依此起诉但被驳回。

国外，当出现一方恶意转移财产，或者一方破产危及另一方生活时，可以主张特别财产。

实践中，确有一方转移财产，甚至已经离婚之诉但未未获支持，转移财产。还有，一方在外打工，一方出现生活窘境。

四川法院有突破，以夫妻共同财产支配权支持诉求。也有人认为，可以依据夫妻抚养义务主张权利。

吴法官曾就此征求过人大法工委相关立法人的意见，什么构成重大理由，无明确答案。

就此征求法院法官意见，担心诉讼太多，均倾向于不支持。学者认为，应当支持。否则，对保护另一方利益不利。当前尚未讨论清楚。

吴法官认为，总的原则是不分。个别情况，构成重大理由，法院要把握尺度。

十五、夫妻之间的借款，离婚主张债权，是否有效

比如，夫妻虽然无分别财产的约定，但各自拿各自的钱，一方炒股，出具借条给一方。离婚时，另一方主张债权。

争议很大。一种认为：共同财产，不存在借款的问题。另一种认为：借条是对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的约定，符合意思表示，应有效。

吴法官个人倾向于属于一种特殊的约定，应认可。

十六、继父母与继子女何为形成抚养关系

继父母对继子女存在以下两者之一，则可能形成抚养关系。一是，继父母不支付抚养费，但是与继子女共同生活，并且抚养教育继子女。二是，继父母与继子女没有共同生活，但是支付抚养费。

争议在于：时间点，几年构成抚养关系。因为抚养关系会产生继子女对继父母赡养的问题。

目前，司法解释草案是抚养5年以上。

俄罗斯是6年以上。埃塞俄比亚是10年以上。

十七、父母出资购房，离婚房产属一方还是双方

对于结婚后，一方之父母出资购房，离婚，房产归属一方还是双方，目前争议较大。

按照《婚姻法》，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非赠与人特别说明赠与一方外，则一般视赠与双方，属于共同财产。

到了法院，难判断。有以产权证登记认定的。

目前趋势是，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买房，如产权证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视同对自己一方子女的赠与。产权证登记在双方名下，为双方财产。产权登记在另一方名下，为双方财产。吴法官认为这样相对合理，且容易操作。

第二篇：婚姻家庭问题

第七章 婚姻家庭问题

第一节 婚姻家庭概述

一、婚姻、家庭概念

在现代，婚姻一般指男女得到社会及法律承认的结合，夫妻关系的建立和存在。从本质上看，婚姻是指为社会所承认的性关系。

现代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又是家庭产生的前提。家庭是“以婚姻关系为基础，并由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组成的共同生活的社会组织。”①我们可从关系、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来理解婚姻和家庭概念。

首先是关系层面。婚姻和家庭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组织形式。婚姻关系在一夫一妻制条件下指的就是夫妻关系；家庭则既包括夫妻关系，也包括亲子关系，从广义上理解，还包括了各种血亲和姻亲关系。

其次是制度层面。婚姻和家庭是一套以性禁忌为主的规范系统，它虽然从形式上保证了男女两性的结合，实质上却是对婚姻之外两性关系实行的约束。婚姻和家庭制度防止婚外性关系的产生，并对婚内双方和每个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再次是文化层面。婚姻和家庭表达了特定的文化内容，包括性观念、生育观念、婚姻观、家庭观、特定民族或地区的特定婚俗，以及特定的家庭生活方式等。

二、婚姻家庭问题产生背景、概况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婚姻家庭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势头。婚姻家庭领域突现出一系列问题。

一是离婚率上升。自从1950年开始贯彻第一部《婚姻法》出现全国离婚115万多件的高峰以后，中国的离婚数一直稳定在每年40万对左右。1983年以后，这一稳定开始有了突破，以每年递增4万对以上的速度迅速发展。

二是违法婚姻增多。由于法律不够完善，重婚纳妾、姘居、婚外恋等丑恶现象在近几年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呈蔓延趋势。

三是大龄未婚和独身浪潮。这里的大龄未婚人口，是指那些过了社会上通行的结婚年龄即“结婚适龄期”而尚未婚配的28～49岁的男女，不包括离婚、丧偶。

大龄未婚人口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无论从未婚人口总数来看，还是从各个年龄段来看，未婚男性人数都远远多于未婚女性人数；

第二，年龄愈大，大龄未婚男女人数相差愈多。另外，男女在文化水平上有很大的差异，未婚男性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且主要集中在农村或穷乡僻壤，而未婚女性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所以这两个群体的婚姻难问题很突出。

四是家庭暴力。目前，家庭暴力问题正呈显著的上升趋势。由于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的原因，以及妇女的特点，家庭暴力主要表现为夫对妻的暴力。施暴手段也是多种多样，日趋残忍。家庭暴力不仅严重伤害了妇女的身心健康，也影响到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极易导致家庭破裂。更严重的是它还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据有关部门调查，中国女性犯罪率一直是偏低的，如今女性犯罪率有所增加，与她们在家庭中遭受暴力和虐待有着直接关系。一些妇女“以暴制暴”的报复行为大多是在被逼无奈和无助的情况下采取的。

三、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特点

中国的婚姻和家庭问题虽然有与世界各国趋同的发展势头，但是在特定国情下也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第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婚姻和家庭问题中涉及的很多统计数据，在世界范围相对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从绝对数量看却达到了世界之最。

第二，“大概率现象”和“大概率价值观”。这是社会学学者李银河在《论中国人的“大概率价值观”》提到的两个概念。

第三，婚姻和家庭问题表现出很大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

四、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相关理论流派

对于日趋复杂的婚姻家庭问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跨越了学科的界限，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观察婚姻和家庭问题的视角。

社会学学派。这一派的主流观点是社会变迁理论，认为社会在向工业化和城市化跃迁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家庭作为其中一个个小的细胞也必然会经历某些变化。

人口学学派。这一派学者认为，人口期望寿命的不断延长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婚姻问题。这是因为随着寿命延长，人们在婚姻里停留的时间也相应拉长了。这样，婚姻发生变动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经济学学派。这一派最有影响的理论是1992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S．贝克尔的婚姻收益递减论和伊斯德林的收入决定论。前者认为，结婚时间早晚取决于结婚的预期收益，当人们估计到结婚将会比独身为自己带来更多的个人福利时，他们就会倾向于早结婚。由于现代婚姻关系远不如传统婚姻模式能够为婚配的双方提供个人福利，随着结婚的个人所得日趋减少，人们对结婚的愿望也就逐渐减弱了。后者指出，现代婚姻并没有失去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初婚年龄的大小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收入的相对水平。当年轻人收入水平提高时，他们没有经济压力，就会倾向早婚；相反，当经济收入比较有限时，他们就会因为手头拮据不得不推迟结婚。

心理学学派。这个学派侧重于研究婚姻当事人的心理因素作用，认为婚前对婚姻的过高期望、婚后配偶双方相互吸引的资源枯竭和婚外生活的心理诱惑等都可能影响婚姻生活的质量和稳定性。

生理学学派。该理论分析强调，人的初次性行为年龄的前移与人的性成熟提早有关。

显然，上述社会学和人口学派别属于宏观层次上的分析，它们强调社会环境的性质和变迁与个人婚姻行为的相互关系；其余的学派则主要侧重微观层次的探讨，即从婚姻主体或当事人本身去探讨当代婚姻家庭问题的成因。

第二节 离婚问题

一、离婚问题

离婚意味着婚姻解体，家庭解组。“离婚自由”的口号由资产阶级在18世纪率先提出，它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反抗。1792年法国在人权宣言中确认了离婚自由的个人权利。从那以后，离婚的人数缓慢增加。但到最近几十年，离婚率呈现陡涨的趋势，离婚问题已经成为最突出的婚姻家庭问题，它不仅具有世界性，而且还带来了一系列后续问题，如单亲家庭、再婚家庭、独身者增多等。

1949年10月至今，中国出现了三次离婚高峰：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新《婚姻法》颁布后、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和80年代初至今。

总的来说，中国目前的离婚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离婚水平。

二、离婚原因分析

从家庭的微观角度讲，离婚的原因各家各异，即所谓“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概括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种：性格志趣不同、家务矛盾、草率结婚、生活作风问题、性生活不协调、家庭暴力、一方病残、一方犯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如两地分居、不良生活习惯(赌博、酗酒)等。

从社会宏观角度分析离婚原因，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形成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当代婚姻脆弱的主要原因来自社会的变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动了整个社会流动，而这种社会流动所形成的大面积的社会交往，势必冲击婚姻家庭。过去离家不易，与他人“老死不相往来”；现代科技的发展，便利的交通、通讯等，使得家庭的活动天地大大扩展了，人们的交往频率、交往范围都增大了。在这种情形下，婚姻就不那么牢固了。第二，婚姻的脆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转型期社会关系的脆弱。旧的观念、旧的道德规范被打破了，但新的观念、新的道德规范尚未确立，在这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离婚率必然偏高。

第三，婚姻脆弱、离婚率高是工业化国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跨文化现象。婚姻的脆弱与婚姻基础有关。有些人认为婚姻只要有爱情就足够了，忽视了婚姻的世俗性。其实婚姻上的完美主义只能使人步入误区。

第四，家庭关系已经由传统的以亲子关系为轴心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转化。随着妇女收入的日益增加及其在经济上的进一步自立，夫妻之间的关系将更多地建立在平等基础上。这种平等既体现在家庭日常事务与重大事情的决定权方面，也体现在家庭的角色分工不再因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模式方面。

第五，离婚人数的日益增多或离婚率的不断上升，乃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这种增多与上升还在加速，从而不仅使离婚成为社会中司空见惯的平常事件，而且改变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婚姻模式，由追求“白头偕老”的婚姻转变为“系列婚”。

从总体上说，离婚率的高低是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适德、民族传统、社会习俗等诸多因素共同制约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快速的转变，很多影响婚姻家庭稳定的因素发生了变化。

①观念变化。首先，过去的婚姻是社会意义大于个人意义．婚姻稳定是社会稳定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标志之一，个人感情从属于社会的需要；而现代，个体在婚姻中的自主权增大，婚姻越来越被认为是个人的私事，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普遍是“合则聚，不合则离，好合好散”。其次，人们的离婚观念也在发生巨大变化。早年人们以离婚为耻，认为离婚是不光彩的事，在人们对离婚的宽容度大大提高了，社会舆论和当事人单位对夫妻冲突和离婚越来越持不干涉态度，法院也实施“无过错”的离婚判决，以感情破裂与否作为判决离婚的根据。

②人口因素。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了人口流动性增加，这一方面使得夫妻两地分居现象增多，双方不能相互照顾，双方的自我发展水平差异拉大，而出门在外者社会交往面大大增加，面对的诱惑因素很多，这些都增加了越轨机会；另一方面，核心家庭增多，它们脱离广大亲属团体的支持，许多核心家庭因夫妻冲突得不到及时调和而最后崩溃。

③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社会服务机构的完善使得很多家庭功能外移，婚姻家庭关系维系的纽带变得越来越单薄，从而导致家庭的约束力、稳定性降低。

④理想婚姻与现实的差距。社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物质与生存的基本要求满足以后，人们将眼界放在较高的精神追求上，开始向婚姻寻求更多心理上、精神上的满足，因而对婚姻的期望值也大大提高，这与平凡的家庭生活形成落差。

⑤妇女地位的提高。妇女外出工作，其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的独立性加强了，导致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角色发生变化，妇女对配偶的期望值提高。

⑥社会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使当代青年更注重自我个性的张扬，他们倾向于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念，按自己的标准行事，而不愿在婚姻磨擦中忍让或迁就对方。现在的夫妻对冲突的容忍力，以及对冲突的调和能力已经大大降低了。

⑦社会为离婚设置的法律障碍减弱。

三、离婚问题的对策

离婚的功能是双重的，既可以给夫妻双方和给子女带来积极影响，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积极影响。对孩子而言，如果生活在父母婚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经常发生矛盾冲突的家庭，会感受到父母之间的敌视，也很可能成为父母的出气筒。这些会使孩子过早地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感到失望，从而对其生理和心理健康及性格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如果父母离婚，孩子就能摆脱冷漠、敌视和怨恨的家庭氛围。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无疑是一件好事。对夫妇本人而言，离婚消除了紧张的根源，使他们得以平静轻松的生活。

消极影响。离婚者自身要面对生活水准的降低，责任压力的加大，感情的创伤和孤独，不良舆论的困扰等。单亲父母由于生活的压力，可能对孩子的生活起居照料不周。但更为严重的是，离异家庭子女的心理发育受到影响。通常父母离异已经给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灵创伤，他们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敏感，更缺乏安全感，如果没有加倍的家庭温暖来补偿，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很不幸，于是自暴自弃。在多次社会调查中发现，离异家庭的孩子学习成绩可能受到影响，他们在同龄人中的犯罪率较高。

防止离婚就要尽量保持婚姻的稳定。一方面，婚前的恋爱阶段应尽量做到深入了解对方，如对方的兴趣爱好、人品学识、健康状况、家庭背景、生活习惯等等。同时对待结婚要慎重，不能草率决定，应尽量考虑周全。另一方面，婚后则应该尽可能以宽容的心态来对待对方。俗语说：婚前要睁大眼睛，婚后要半闭眼睛。这是从个人角度而言。

从社会宏观角度讲，道德和法律是相辅相成的两大武器。社会应倡导新的婚姻家庭伦理，既不同于传统落后的“三纲五常”等，也不同于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性自由等，应该是肯定人性的，也是庄重严肃的。

第三节 家庭暴力问题

家庭暴力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婚姻家庭和妇女问题之一。20世纪全世界有25～50％的妇女都曾受到过与其关系密切者的身体虐待。作为一种野蛮、落后的社会痼疾，它是困扰全球实现男女平等和各个家庭实现和睦稳定的重大障碍。

一、家庭暴力概述

联合国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将对妇女施暴定义为：对妇女的生理、心理和性方面造成伤害的任何行为。1993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中，指出对妇女的暴力系“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体、心理及性方面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暴力、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大会通过的《北京行动宣言》，重申免遭暴力侵害是妇女的一项基本人权。

总而言之，对妇女施暴，就是指男性滥用自己的智力、体力和性对妇女造成伤害的任何行为。对妇女施暴根据暴力行为侵害的对象可分为：生理暴力、心理暴力和性暴力三种。生理暴力：包括杀害、拳打脚踢、使用凶器等对妇女身体上各个部位的伤害甚至威胁生命的行为。心理暴力：以威胁、恐吓、辱骂等方式造成妇女的心理恐惧。性暴力：伤害妇女性器官，强迫与妇女发生性行为、性接触等。近年来，人们又采取以暴力发生的场所来划分暴力的方法，如家庭中的暴力、社区中的暴力及国家的暴力。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也按此来分类。

二、中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和特点

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家庭暴力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行为的隐蔽性；二是时间的连续性；三是后果的严重性；四是手段的多样性。

家庭暴力通常发生在家庭这个私生活空间，隐蔽性很强，真正主动反映到司法机关的较少。一方面从观念上讲，中国固有的传统社会心态，使得社会将家庭视作私人天地，家庭暴力归位于个人私生活，一般不告不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此，很少有人将妇女在家庭中遭受丈夫的虐待、殴打与侵犯妇女人身权利与犯罪联系在一起。虐妻、殴妻会被看做“家务事”，认为不便“介入”和“干涉”；也有人认为，家庭暴力不是违法犯罪行为，这种行为应当控制，但不应受到行政甚至刑事制裁。因此，当发生家庭暴力时，执法机关甚至当事人均没有意识到需要诉诸法律。而在家庭内部，家庭暴力的发生往往与个人隐私紧密相连，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家庭暴力发生后，家庭成员为维护自己及家庭的名声而极力掩盖，无形中给家庭暴力蒙上一层遮羞布，使家庭暴力有很大的隐蔽性，造成家庭暴力事件暴露难、追究难。这些对家庭暴力宽容的文化氛围的存在，无疑间接地纵容了施暴者，默认了家庭暴力问题的存在。

作为受害者，由于与加害者的婚姻关系，相互间或仍有些感情，或曾有感情，因此，家庭暴力行为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爱恨交加、情仇交织。加害者往往是家庭生活中在生理、精神、经济上占有优势的人。受害者因处于弱势，加之多数对丈夫精神、经济的依附思想，在遭受侵害时，通常不敢声张，不敢反抗。还有，她们担心反映到司法机关后，会使家庭矛盾激化，更影响婚姻的稳定，因而，宁愿采取忍耐的态度。

三、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

男女生理上、体力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那只是为男性施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的、现实的。从家庭微观角度分析，引发家庭暴力的诱因很多，例如女方生了女孩，男方不满；怀疑妻子有外遇，试图用暴力达到不让妻子与其他男性正常交往的目的；赌博输了钱打妻子发泄或酗酒后发酒疯殴打妻子；双方或一方为下岗或无业人员，生活困难，男方承受不了生活压力为泄苦闷殴打妻子；等等。这些都可能引发家庭暴力。

我们把家庭暴力的基本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男权文化和夫权思想的影响。它使得男人对女人的暴力合理化，不仅男人认为打妻子很正常，而且受害的妻子也这样认为。男女在家庭和社会中客观存在着不平等地位。大多数家庭中男人有经济基础，有政治权力，丈夫统治妻子，所谓：“夫者，妻之天也”。女性由于在经济上的依赖性削弱了她们的权力，使她们不得不服从男人。她们不仅易受暴力伤害，而且也不能挑战和抵抗暴力。

②社会宽容的助长。家庭暴力长期以来被视为家庭私事，“邻居不劝，居委会不问，单位不管，不出人命执法机关不理”，从而成为“四不管”的真空地带。这种“不管”实际上是默许丈夫对妻子的暴力行为。不愿介入，惩治过轻实际上是对施暴者的姑息纵容。

③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偏低。北京婚姻家庭研究会举办的大型婚姻家庭质量调查显示，丈夫是否打过妻子这一点与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有关。年轻的、教育程度低的以及除干部、知识分子以外的人有更大的概率打过妻子。另有资料显示，施暴者呈现“四多”的特点，即丈夫虐妻多，30～40岁年龄段多，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多，工人多(无业人员也占有相当比例)。文化素质低的女性本身在各力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她们的自我意识又不易被唤醒，所以这也是一个难解的悖论。

四、预防和消除家庭暴力的对策 预防和消除家庭暴力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建立起真正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国家在这一工程中承担的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宣传教育者的角色。一方面，要重视并完善对妇女暴力的专门法律法规的立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重视和加强执法工作，执法人员必须破除传统观念，不能将家庭暴力简单当作“家庭矛盾”、“家庭隐私”和“不可避免的社会疾病”而不予追究。还有，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广泛宣传文明进步的婚姻家庭观，提倡夫妻互爱，相互尊重，男女平等，在全社会树立尊重妇女的良好风尚。另外，加强对妇女的素质教育，提高其法律意识，增强其反对家庭暴力的自觉性、斗争性，这是改善妇女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环节。

防止和消除家庭暴力更多的更细致的工作则可以交给社会。国外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应该在社会上建立专门的妇女援助机构，并形成由社区、妇联、新闻机构以及司法部门共同组成的援助网络，及时了解并掌握家庭暴力情况，为受害妇女提供法律和经济帮助，并可开通专门热线，设立“妇女避难所”、“心理咨询机构”、“精神治疗中心”等机构，减轻受害妇女的精神痛苦，使其在暂时逃离家庭后，能获得有效的帮助，身心能得到恢复。

第三篇：婚姻家庭案件调研报告

婚姻家庭案件调研报告范文

婚姻家庭案件调研报告范文

内容提要：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缩影，婚姻家庭案件的妥善处理有利于有利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社会的安定及伦理道德的维护。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得婚姻家庭关系日益的复杂，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本调研报告以宜都法院近三年的审判实际为落脚点，总结婚姻家庭案件的特点和案件审理中面临的问题，分析相关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我院审理的婚姻家庭案件的特点

（一）案件数量大

表一 **-**年各类婚姻家庭案件结案情况统计表

略

婚姻家庭案件作为传统的民事案件，案件数量大，占我院民事案件的30%以上，向来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点。婚姻家庭类案件以离婚纠纷、抚养纠纷和赡养纠纷为主，特别是离婚案件，占到婚姻家庭案件的85%以上，案件数量居各类民事案件之首，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离婚率上升的原因，主要是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推动了婚姻道德观念的变化，离婚的社会认同度变高，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变小，一旦婚姻家庭生活中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离婚便成为很多人的必然的选择。赡养、抚养二类案件数量也有所上升，赡养案件由**年的8件，上升至**年的14件；抚养案件主要包括变更抚养关系和抚养费纠纷，由**年的10件上升到**年的18件。其他案件主要包括确认婚姻无效纠纷、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确认/解除收养关系纠纷等，案件数量维持在1-5件。

（二）案件调撤率高

表二 **-**年婚姻家庭案件调解、撤诉情况统计表

略

由于婚姻家庭案件的特殊性，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有着亲缘或血缘关系，但双方间的矛盾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因此，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更加注意运用调解的方法来解决此类纠纷，以求达到最好的社会效果。婚姻家庭纠纷通常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调解工作也相对容易开展，特别是离婚案件中，随着当事人思想观念的开放，双方通常能够以正常的心态对待离婚，财产的处理和子女抚养争议不大的情况下，通常都能达成调解。

（三）案件起诉人多为女性

略

近三年以来，我院受理的婚姻家庭类案件中，女性提起诉讼的占60%以上，而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一方面反映了女性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女性仍在婚姻家庭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四）离婚案件中判决离婚率抵，调解离婚率高

表三 **-**年离婚案件处理结果统计表

略

从我院近三年的离婚案件统计数据来看，判决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数量相对较少，而调解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达到80%以上。为了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对于初次起诉离婚，没有达到法定的离婚条件，且有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的案件，法院一般都会判决维持婚姻关系，给双方当事人恢复感情的机会。但是，随着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观念的逐步开放，多数当事人面对离婚情绪相对平稳，容易接受调解并能够达成一致，和平分手。

二、婚姻家庭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证据不易取得，事实难以查清

由于婚姻家庭案件涉及男女间的婚姻及亲属间的血缘关系，矛盾常常积累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是一种持续的时间状态，双方当事人本是一家人，一家人在屋子里发生的事，不可能写什么字据，也不可能时时、事事让别人看到。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庭以外的人一般也不愿作证。当事人的家庭内部事务只有当事人本身最清楚，加上法律意识的欠缺，在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中当事人往往容易忽略证据的收集。如起诉离婚，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绝大多数只有结婚证一份，双方感情破裂与否，全凭当事人的陈述。在诉讼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使得法官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认定难以把握。另外，对于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过错行为，受害人取证也面临很多困难，许多当事人又不懂得如何收集证据、应该收集哪些证据，使得无过错方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很难得到支持。又如赡养纠纷案件中，被赡养人年龄普遍较高，文化水平低，作为弱势群体在举证能力受限的情况下，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仍然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使得赡养案件事实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当事人陈述，其他相关的书证和证人证言较少。

（二）缺席审理案件较多，案件执行困难

在我院**年判决结案的108件婚姻家庭案件中，缺席审理26件，缺席审判率为24.1%。的审判实践中，缺席审理主要有一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一方长期在外打工，不与家人联系，处于下落不明状态，采取公告送达而缺席开庭审理；二是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而缺席审理。缺席审理过程中，仅有一方当事人到庭，法庭往往无法调查核实案件的真实情况。以离婚为例，仅凭原告的陈述和证据审理，难以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财产、子女等问题均难以查明，无法处理，可能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缺席审理的案件往往不能实际执行，特别缺席审理判决的赡养和抚养费纠纷，无法解决案件当事人的实际困难。

（三）连带问题多，情、理、法矛盾突出

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情即为感情，是基于人的血缘关系、婚姻关系、抚养、赡养关系所产生的母子之情、夫妻之情、兄弟姐妹之情等这些人类特有的感情。自从有了婚姻家庭关系，情就一直在起着调整家庭成员间关系的作用。所谓理即依据民间的习惯和礼俗所认定的“是”与“非”，也就是伦理道德。法是经国家制定或认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其实行的规定人们之间权利义务的行为规范。正因为如此，婚姻家庭纠纷有别于其他民事纠纷，其中的权利和义务相对复杂，不能简单地以权威性的裁判来分清是非，或者即便分清是非，纠纷也不一定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甚至有时表面上的纠纷解决了，却带来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同时，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相对滞后，立法不完善，法律规定针对性较差，多是一些原则的规定，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考虑诸多的情理因素，以法律为依据，但从结果和过程两个方面来看注重合理性，要符合人情，加大了审判的难度。

（四）婚姻家庭案件中财产和债务处理困难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财产呈现出内容新、数额大、资来源复杂的特点。因各种形式而产生的债务都可能在婚姻家庭案件中产生，共同债务的认定处理也成为复杂的问题。离婚纠纷、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等案件中涉及财产债务处理的问题认定和处理通常比较困难。婚姻家庭案件中争议最多的财产是房屋，农村在老房宅基地基础上所建的房屋，一方父母或成年子女与其共同生活，离婚案件或登记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案外人中主张诉争房屋为家庭共同共有，要求参与不动产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夫妻共同财产不能一次性分割，引发更深层次的矛盾。

离婚案件引起的债务纠纷中，哪些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找亲戚朋友所举债务没有借据的情况难以认定、一方在离婚时伪造债务以减少另一方在共同财产分割中的份额难以查清等问题也很常见。亲朋间的债务一般考虑“面子”一般不出具借条，当债务人的婚姻出现问题，这些债务人只能是补打借条。这种白条从证据认定角度来讲，债务人配偶一般否认债务的真实性，法院也不易认定，解决此种纠纷也变得很复杂。

除此之外，婚姻家庭纠纷还常常涉及彩礼的返还问题，彩礼在我国大部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实务中因彩礼引起的纠纷也不在小数。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未对彩礼定性，理论上和实践中也存在争议。《婚姻法》相关解释中仅规定了返还条件。即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其次关于返还的主体，因彩礼或者收受彩礼的主体有时不是婚姻的男女双方，可能是双方父母、亲友或媒妁的行为，那么一旦发生纠纷，谁来返还?最后关于诉讼时效如何把握，有的男女双方结婚多年子女也已出生，法律也未明确婚后多年彩礼可以不返还，故一旦离婚也会有一方提出返还的问题，这时到底如何返还，返还多少，实践中如何处理各有不同。

三、婚姻家庭案件审判中问题解决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对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引导

针对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诉讼能力差异大，社会影响大，收集证据困难的特殊性，在诉讼过程中加强对当事人的诉讼引导十分必要。一方面，要强化庭前引导，做好释明工作，提高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了解举证责任，知晓证据不足的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对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必要证据，经其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后，凡符合条件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并进行调查和收集证据。另外，在庭审过程中，适当的引导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确保庭审的效果。

（二）进一步强化婚姻家庭案件的调解工作

调解重情感，判决重规则，鉴于婚姻家庭纠纷人身性、道德性、情理性强的特点，调解对于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更具有优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将婚姻家庭纠纷纳入调解前置程序的框架，也是基于对婚姻家庭案件该种特殊性的考虑。庭前调解便于法官及时了解当事人的婚姻家庭情况，诉讼原因，是否有调解的希望，做到心中有数“对症下药”。婚姻家庭类案件的处理中，常常出现人情、道德与法律的交织，贯彻“能调则调，多调少判”的原则，往往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

（三）建立多元化调处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机制

婚姻家庭关系的人身性和社会性增加了这类案件的审理难度，同时也为这类纠纷的解决方式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在强化婚姻家庭案件诉讼调解的同时，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当事人和案件特点，广开调解渠道。如邀请当事人共同尊重、家庭成员中资历较深、威信较高的亲戚朋友参与调解；邀请当事人所在单位领导或妇联等基层组织、当事人所在乡镇社区办公人员或邻居协助调解；邀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乡镇基层组织、乡镇司法所积极参与调解。正对婚姻家庭案件建立专门的共建联调机制，通过各方力量，从根本上解决婚姻家庭中的冲突和矛盾。

（四）重视巡回审判，扩大案件社会效果

婚姻家庭案件审理涉及社会稳定和家庭伦理，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适宜公开审理的婚姻家庭纠纷，赡养纠纷开展巡回审判，除了能够方便群众，更能以案说法、以案释法、以案普法，扩大社会影响，真正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会效果，引导群众自觉履行义务，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促进社会和谐。）

第四篇：婚姻家庭案件若干疑难问题思考

《婚姻法解释三》实施后，给婚姻类案件某些问题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指引规范，但在离婚诉讼中涉及征地拆迁安置房屋的处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举债、首次离婚诉讼中家庭暴力的认定等问题上仍缺乏统一标准，笔者就以上问题试做分析。

问题一：离婚诉讼中涉及征地拆迁安置房屋的处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涉及拆迁纠纷的离婚案件层出不穷。如女方（包括妻子或儿媳、由女方抚养的小孩等）在安置中作为安置对象，在拆迁协议中明确获得一定的安置面积，但在安置房取得时因离婚导致其无法对于安置行使权利，故起诉要求获得与安置面积相关的权利。我国土地所有权区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该类房屋业主两证俱全，房屋拆迁明确的产权人为被拆迁人，采用市场价方式评估补偿，对实物安置时的安置房也采用市场价购买方式，对安置面积没有拘束性规定，安置面积与安置人口数无关，安置权利与补偿款受偿权利主体同一，其安置房权利因基于购买取得而属于购买人即被拆迁人。关于集体所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被拆迁房屋一般未办有产权证而只具备宅基地使用证，安置房价格及安置面积均由政府规定，被拆迁人无选择权，安置权利与补偿款获得主体并不具备同一性。

现实生活中，农村、城郊房屋一般未办有产权证，有点办了也没有添加女方名字，有的系男女婚前所建造，土地虽办有宅基地使用权证但基本未添加女方姓名。离婚时，因为征地被拆迁，女方主张对安置房屋的相关权利时，各地法院处理结果不一，但共同之处是基本都承认被安置的女方对其所安置房屋面积享有一定的权益，处理方有：

1、以当时的房屋安置价与当时市场价的差价乘以女方所享受的安置面积，由男方补偿给女方；

2、以当时的房屋安置价与诉讼时房屋或附近房屋的市场价的差价乘以女方所享受的安置面积，由男方补偿给女方；

3、直接确认女方对被安置房屋的居住权或所有权，此种情况一般安置房屋有2套以上，安置面积与被拆迁房屋面积完全无关。以上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种应用较多，后两种尤其是第三种应用甚少，很多法官认为女方原本对被拆迁房屋不享有所有权或不享有完全的所有权，不能因为其与男方共同生活了若干年后就能获得安置房屋的所有权。

“安置”一词的意思是指使人或事物有着落、安放。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女方对被拆迁房屋虽不一定享有完整产权，但只要是被列入安置人口，其对安置房屋必然拥有一定的权益。一方面，从法律效果角度分析。被拆迁房屋若为男女双方婚后建造，即使房屋未进行产权登记或未登记有女方的名字，根据《婚姻法》第17条之规定，该房屋属双方的婚后夫妻共同财产亦自不待言。被拆迁房屋若为男方婚前建造，此时又分为两种情况：

1、男方因即将结婚单独立户而申请取得了宅基地，因女方是作为隐性宅基地使用权人存在的，拆迁安置也应包括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安置；2男方未单独立户，男女双方结婚并未申领宅基地建造新房屋，被拆迁房屋为男方父母的财产，但女方的户口迁入了男方家庭，从安置的“使人有着落”本义理解，结合房屋物权因拆除而消灭的理论，女方也应对安置房屋所有权享有相应的权益。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角度分析。受“一户一宅”观念掣肘，妇女离婚后很难再单独申请到宅基地，回娘家也不可能通过再行分配获得。而且现实中农村夫妇生育小孩多，离婚时妇女常需独自抚养一个子女，子女也是被安置人口之一，应注意保障离婚妇女基本的居住权。参考资料：杭州律师 china.findlaw.cn/hangzhou

综上，笔者建议：确认女方及判归其抚养的小孩相应安置面积的产权或居住权（产证未办理的情形下）。以笔者所在地为例，政策规定安置建筑面积为人均不超过40平方米，女方及小孩所享有的安置面积不足一套房屋面积，若仅安置有一套房屋，宜将房屋判给男方，男方将差价补贴女方，计算方法为现在的市场价减去安置价后再乘以安置面积；若安置有2套以上房屋，女方离婚后无房居住，且就算男方补偿其差价亦无力购置新房，则可将其中一套房屋判给女方及小孩，由女方补贴男方相应差价。

问题二：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之债务认定。

《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婚姻法》第19条第三款内容为夫妻约定财产分别所有，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民间借贷案件中，其中部分案情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举债，后债权人凭借条将夫妻二人列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绝大多数法官在审理时仅审查借条的真实性及夫妻关系在举债期间是否存在，若二者均为肯定时则直接依照《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将该债务认定为共同债务，除非另一方能举证证明符合第24条的单数条款。部分法官审理时要求债权人举证证明举债人举债时存在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或债务用于举债人夫妻家庭生活，否则认定为举债人的个人债务。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乙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为裁判的主流，这种处理方式严格遵照司法解释条文，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事活动向对方即债权人的利益。需要考虑的是，社会生活及裁判实践中的个案情形不同，对于是否归属共同债务应该仔细甄别，确保裁判结果公平公正。

判断一笔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须考虑两个以上因素：

1、夫妻之间举债的合意；2债务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只要具备以上两因素其中之一，即能认定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2010年11月15日最高院发布了《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意见稿第18条规定：离婚时，夫妻一方主张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由双方共同承担偿还的，举债一方应证明所负债务基于夫妻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

在认定标准确定的基础上，须落实举证责任的分配。意见稿第18条规定由举债方承担举证责任，有一定道理。是否存在举债合意、是否用于家庭生活这两项事实，是一种积极事实。从距离证据的远近、举证的难易程度分析，主张积极事实的人负举证责任更为科学。易言之，举债方自己出具借条，应该对举债时是否与配偶商量、债务用在何处最为清楚。若举债方提供不了充分的证据，则债权人应继续进行举证，否则将面临败诉的后果。这是因为，民事活动本身有一定的风险性，当初借款时债权人就应尽一定的审慎注意义务，对借款人的经济状况及信誉、借款的用途须作一定的了解后再作决定。

将举债合意和借款用途认定之举债责任分给举债方与债权人，能够有效保障举债方配偶的合法权益，防止举债方和债权人通过恶意串通虚构债务让举债方配偶承担，也与我国法律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相吻合。

问题三：首次离婚诉讼中家庭暴力的认定。

《婚姻法》第32条第3款对感情破裂的情形进行了列举，将家庭暴力列为情形之一。诉讼实务中，大多数法官的做法是从严把握，不会因为有过几次争吵或一次打架一方受伤较重在第一次离婚诉讼中直接判决准予离婚。由于对家暴的行为界定缺乏相对一致的理解，认定尺度不一，也就带来了离婚案件审理的差异。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规定，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是否构成家暴，须对受害人造成一定的伤害后果，即在程度上有一定的要求，普通吵架（如彼此推搡、情急之下的一耳光）构不成家暴。

受害方要学会妥善保全证据。家庭暴力的场所主要在家庭内部发生，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受害方因法制意识不强而未及时保存证据，经常导致诉讼时因举证不能而败诉，不利于保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家暴时可及时收集保存以下证据：1当地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对家庭暴力行为劝阻、调解时所作的笔录；2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询问笔录；3受伤照片、医院病历及住院记录；4家人、邻居的证人证言；5加害人施暴后处于愧疚写的悔过书、保证书等。如有上述证据在家暴“次数”及“程度”上予以证明，因家暴引起的首次离婚诉讼才可能得到支持。

第五篇：浅谈农村婚姻家庭案件调解工作

婚姻是维系情感的基本纽带，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或者说婚姻家庭案件的增多势必会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这对我们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此，笔者调查了我乡最近三年来的多件农村离婚案，并有针对性地走访了部分当事人，对这些案件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以下一些粗浅的意见、建议。

一、农村婚姻家庭案件的特点

以离婚案件为例，通过对近三年判决和调解结案的农村离婚案件进行分析，不难发现离婚案件具有如下特点：

1、结婚时间比较短，离婚率却比较高。

2、年龄比较小，离婚率较高。

3、女性提起诉讼的比例高于男性。男方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性格不和及无感情基础、女方有婚外情、经济纠纷及对性生活不满；而女性提出的离婚理由主要是：丈夫虐待妻子、性格不合、丈夫有外遇、经济纠纷及男方有罪。

4、通过判决或调解，离婚的比例高。农村离婚案件长期以来一直居高不下，笔者以为，从婚前感情基础来分析：现在在外打工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打工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大，又没有父母的监督和帮助，恋爱比较自由。但也产生一个负面作用，双方了解不是很深时，就已经进行同居生活，早婚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从婚后的感情建立和结婚的时间长短来分析，就会发现，结婚的时间的长短与年龄成正比例，即年龄越小，其结婚的时间越短，夫妻之间的感情还不很牢固，加上年轻气盛，说离就离。但大部分都已生育了子女，孩子也比较小，认为孩子小越好办，对孩子的感情上不会有较大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的时间越长，一方面夫妻的感情比较深厚，不易破裂；另一方面，随着孩子长大，双方更多的要考虑孩子的感情及其影响，也就会比较理智；从离婚的原因来分析：年轻的夫妻离婚，大部分是因一方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离婚。本来婚前基础不牢，结婚的时间不长，夫妻如果一方外出打工或双方不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夫妻长期分居生活，感情就会慢慢变淡，很难经得起冲击。另外，外出人员一般年收入和在家乡的收入反差强烈，从而导致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波折，极易导致离婚。

二、对于调解在审理农村婚姻家庭案件中的功能作用

调研过程中发现群众对于调解在审理农村婚姻家庭案件中的作用都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们普遍认为：第一、调解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由于此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要么是夫妻，要么是父子，要么是兄弟姐妹，昔日的亲情一旦变成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和六亲不认，对谁都不好受，而调解则可以避免此种情形，有利于在解决此类纠纷时维护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第二、调解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此类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降低诉讼成本，达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第三、调解有利于各方当事人充分行使自由处分权，发挥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地位作用，实现当事人主义的私法功能；第四、此类纠纷达成的调解协议以合意为基础，更易为当事人实际履行，可避免以后执行中的困难，实现了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

三、当前农村婚姻家庭案件调解率不高之原因

从分析的情况看，我乡婚姻家庭案件以判决为主，调解率不高，应该说既有当事人自身思想认识不足的因素，也有案件本身的客观原因，还有法院体制和法治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对待婚姻家庭案件的观点正在发生变化。婚姻家庭案件特别是离婚案件涉及个人隐私，因要充分体现个人意思自治，只要当事人提出离婚诉讼，对方同意离婚，不管是否符合判决离婚的条件（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调解离婚的除外），一律判决离婚，故不再重视调解方式结案。

二是农村婚姻家庭案件纷繁锁碎，调解需要一定时间，同样是审理一件民事案件，对于婚姻家庭案件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要高于其他案件，而且从效益的角度来讲又比较低，因而大部分法官对于婚姻家庭案件并不是十分的重视，往往抱有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感觉，所以在处理上，主观随意性比(莲山 课件)较大，很少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在当前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情况下，一些法官为追求结案率，调解工作力度就有所削弱了。三是一些法官对司法政策理解不够全面，认为调解工作婆婆妈妈，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和法官尊严，不愿花过多的时间和过细的工作在此类案件调解上。四是当前公告送达的婚姻家庭案件日渐增多，案

件事实无法查清，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在实践中，一方因下落不明，其原因主要有在外打工，从未与家人联系，一般与家人联系，只要其家人不说，仍无法查找其下落；还有就是一方本来是外省人（多数是女方），如果夫妻关系发生矛盾，大多数是一走了之；另外就是一方（也多为女性）存在婚外情，干脆抛弃家庭与情人远走高飞。而另一方又常因计划生育被罚款，这时起诉到法院，只有通过公告送达。这类案件在证据方面不是很充分，但通常多会被判决离婚，不可能调解结案。五是当前部分婚姻案件夫妻双方或一方吸毒或因吸毒等原因走上犯罪道路而致离婚的日渐增多，此类婚姻再维持已无多大意义，一方起诉多数情况下都会被判决离婚，调解也是不可能的。

四、对今后农村婚姻家庭案件调解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1、要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婚姻家庭案件主要是涉及个人身份关系的案件，应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主处分的结果。其次，要全面落实婚姻家庭案件调解的自愿原则。要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等。再次，婚姻家庭案件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建议最高法尽快修改和通过有关婚姻家庭案件调解的司法解释，对此类案件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的程序和调解的方式等予以明确规定。首先，要规定调解的适用范围。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哪类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前置程序，哪类案件由当事人决定是否进行调解，哪类案件不能进行调解等。其次，要规范调解的程序。从送达受理或应诉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交换、询问调解意愿、调解次数、调解时限、调解不成的后续程序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再次，要规范调解的方式。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调解应当公开进行，即从调解开始到达成调解协议都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3、重新架构婚姻家庭案件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推行调审分离，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阶段，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这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部分轻微婚姻家庭纠纷，减少进入审判程序案件的数量，化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此类案件当事人在庭前准备阶段较为宽松的氛围下，通过对自己各种权益的衡量，更易于接受调解这一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推行调审分离，将法院内部的法官进行重新定位和分工，一部分法官专司此类案件调解，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为了调解不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为了调解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