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启示（★）

第一篇：SARS的启示

SARS的启示

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冲击，使人类在许多方面措手不及，暴露出在意识、观念、机制等多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对人类和自然发展历史，特别是与病魔斗争历史的反思，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传统的习惯陋习，自觉地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通过SARS疫情的控制，使人在不少方面获得了启示。

SARS的突现，确实对这个本不平静的世界陡添了诸多不安，令中国人震惊

什么是SARS？这是2002年11月以前地球上还没有人能说清的一种新型病毒性传染病，中国人把它称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世界卫生组织将它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英语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简称SARS。

这种突如其来的病毒，为这个本来就不平静的世界平添了几多震惊和麻烦。2002年11月16日，在中国的广东，它首先泛滥，导致5人死亡，300多人被传染。一个月后，于2003年1月21日，北京接到了广东方面的报告，说发 现了一种与以往的肺炎不相同的疾病，传染性强、潜伏期短。2月2日，卫生部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再次派出有副部长黄洁夫带队的第三批专家组到达广州，了解它的疫情和病因。几乎是同时，农业部也派出了专家组。2月26日，在越南河内，一名48岁的美国商人，在从上海和香港回河内后病倒，3月13日该名美国商人不治身亡，媒体说与它有缘。2月28日，当越南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这名美籍华人可能是非典病人并病危时，世卫组织在越南的寄生虫病专家卡洛·乌尔巴尼第一个来到医院，亲自调查这种奇怪的病毒。3月5日，他向越南政府通报了疾病的严重性；3月9日他会见越南卫生部长，提出这种病必须隔离，是他，首先提出了SARS病毒的名称，是他，率先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然而，由于他过度深入地接触这种病人，3月11日当他抵达泰国时被隔离，18天后病逝，终年46岁。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如果不是乌尔巴尼及早地认识到SARS疫情的爆发非同异常，将有更多人成为受害者。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他在保护他人遭病魔侵害时，却牺牲了自己。”

春季，本来是美好的季节，然由于SARS这个怪病的不期而至，对地球人来说，21世纪的这第三个春季，可以说是灾季。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对母子从香

港回多伦多后，患重疾不治身亡，据说也是它作的孽。3月12日，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为它向全球发出警告。3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全球9国11个实验室联合网络，协作攻关，查找它的来源。3月26日，加拿大又有13人因它感染，其中3人死亡。同时日本也有4人感染。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加入世卫组织的全球合作网络，使该网络成员增至9国13个研究室。4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对它的防治工作，明确指出，把控制它的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4月8日，卫生部正式下文，把它正式列入《传染病防治法》的法定管理传染病中。4月11日，新华社公开报道，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祝庆余、秦鄂德研究员等已经在它的病原体研究中发现了冠状病毒，并于4月9日通过部分基因序列分析进一步得到证实。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正式宣布，它的病毒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SARS呀SARS，你在这个世界绕了个多大的弯子，为这个世界陡添了多大的麻烦。你逼得我们的总书记不得不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对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

至此，这SARS确实把神州大地搅和的不得安宁，弄得人神魂不定。4月12日，正在广东考察工作的国家主席在深圳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表示中央政府十分关心香港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全力支持和帮助夺取同疫情斗争的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来到北京右安门医院，看望参加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医学专家和医护人员。4月14日，国务院再次主持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尽快建设和完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反应机制。4月20日，新华社公布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4月23日，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4月23日，中央财政设立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基金总额20亿元，从预算总预备费中安排。主要用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中西部困难地区县级医院的应急改造和购置治疗非典型肺炎的医疗设备；支持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技攻关等。4月26日，北京昌平小汤山非典医院建成投入使用。4月30日，财政部、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非典型肺炎患者救治工作。对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的非典患者实行医疗救治，所发生的费用由救治地政府负担。其他非典患者救治费用按有关规定给予解决。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困难地区政府负担救治费用，按规定给予补助„„等等，等等，可谓是，步步切实可行，着着出奇有效。从大江南北，到京都要塞，人民被充分发动起来了，设岗布防，体检隔离，奋力强救，至6月1７日，全国仅发现SARS病例5326，其中4725例治癒出院。尽管目前还可能会出现反复，但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布，中国的SARS防治是成功有效的。正象有人说得那样：“还是社会主义好！象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硬是把已经漫延开来的疫情给治住了。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然而，痛定思痛，我们不能不对这次SARS疫情发生、传播到控制的整个情况，作一次深刻地反思。在反思中我们该得到点什么？

启示之一

人与自然病魔的斗争是长期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和麻痹，放松警惕

人类自群居，有组织地生活和生产而发生文明以来，就开始了与自然病魔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愈来愈剧烈、愈尖锐。

自史前时代以来，地球先后出现了4000多种病毒，其中有100多种对人类带来危害。埃及第18王朝（公元前1580 ~ 公元前1350年）传下的石碑中就在描绘小儿麻痹（polio）患者所特有的瘦小的脚。小儿麻痹是小儿麻痹病毒所引起四肢麻痹的疾病。而在公元前1157年死亡的拉姆塞斯5世（Ramessu V）木乃伊的皮肤上，也可发现许多天花（smallpox）的“痘疱”。天花是由天花病毒所引起，患者死亡率为1/3，幸存者容颜尽损。公元165年，罗马帝国流行天花，大约1/4的人口死去。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中原地区也出现了瘟疫，“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估计死亡率达40%以上。

史载，这种病后来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掠夺了难以数计的生命。有史以来，人口的减少，一是因瘟疫，二是因战争。16世纪初，西班牙远征军队长科尔特斯率领数百人的军队，征服了2500万人口的阿兹台克帝国，（即：今天的墨西哥），他们的秘密武器就是天花——阿兹台克人俘虏的一名西班牙士兵染有天花，不到10年，阿兹台克的人口就减少到650万。天花蔓延后，印第安人锐减，16世纪末，美洲土著人只剩100万。

再一种病是鼠疫，叫黑死病，也曾给这个世界带来过巨大的灾难和不幸。公元542年鼠疫爆发于地中海地区，并持续了五六十年，史籍上所称的这次“查士丁尼瘟疫”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14~17世纪，鼠疫肆虐欧洲长达300多年。这是一个黑暗而疯狂的年代，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曾写道：“灾难时期留下来的日记和编年史仍在挑战着人们的想像力。婴儿们吮吸着他们死去的母亲的乳房，孤独的幸存者穿着长袍戴着珠宝在空荡荡的城市游荡，有的人在街上赤裸着身体狂欢，幽灵船载满了尸体在海上漂浮„„”历史不会忘记，中世纪，西征的蒙古军队包围黑海港口城市克法，把患鼠疫身亡的死者尸体用投石机射入城内，城内很快鼠疫大流行，热那亚居民逃离“恐怖之城”，鼠疫也跟随他们传播到西西里，后来又传播到欧洲大陆。短短5年内，第一波鼠疫导致近一半欧洲人死亡。

有史以来，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病疫几乎就没有断过，一种种莫名其妙的病毒，在不知不觉中摧残着本就脆弱的人类，曾为人带来了多少的灾难痛苦。到了20世纪以后，许多科学家不断努力研究，开发出各种疫苗，病毒感染致死的几率就大为减少。历史上曾经横行一时，被认为是绝症的天花、肺结核、鼠疫等已经被人类消灭或基本上得到了控制。1962年，MacFarlane Burnett 在《传染疾病自然史》中豪迈地声称：“人们可以将20世纪中叶视为社会演化历史中最重要的时刻：传染病过去曾经是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如今其影响已经被彻底

消除。”1969年，美国外科大夫William Stewart 在国会发言时指出：“应该合上关于传染病的书本。对抗瘟疫的战争已经结束。”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宣言称：由天花病毒引起的天花已经绝迹了。但是在此时，长期隐藏于密林中的病毒却陆续出现了，如震惊全世界的艾滋病毒（HIV，人类免疫缺损病毒），以及埃博拉病毒等。这些病毒总称为“新兴病毒”（emerging virus），30年内有20种以上，仍然在危害人类的健康。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直到20世纪末，传染病仍然是仅次于心血管病的第二杀手，每年的死亡人口中，大约有1/4是死于传染病。欧洲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口，仅占总死亡人数的5%，但是在非洲，60%以上的死亡人口是由于染上了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把艾滋病、腹泻、肺结核、疟疾和呼吸道疾病（如肺炎）列为5种主要的传染病，死于这5种疾病的人口占死于传染病的总人数的9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死于这5种疾病的人口比例是发达国家的13倍。即使在发达国家，在最近20年内，越来越多的医学科学家注意到，死于传染病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旧的传染病死灰复燃、新的传染病蠢蠢欲动。1992年美国的医学协会（Institute of Medicine,IOM)发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新兴的传染病：微生物对美国健康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也把1997年世界健康日的主题定为“新兴传染病：全球警报、全球反应”。

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虐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曾经宣布肺结核成了全球危机，因为肺结核的发病率不断上升，而且因为病毒对原有的药品产生抵抗能力，导致病人死亡比例持续增加。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传染性病毒和细菌感染的癌症病人人数不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估计15%的新增癌症病人受到传染病菌感染。

另外一些“新”的传染病粉墨登场，最著名的当属艾滋病。2001年全世界共有大约3360多万艾滋病人，每年都会有560万人感染艾滋病。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1/5到1/4的成年人为艾滋病人；1976年出现的埃博拉病毒不断肆虐刚果、加蓬、乌干达等非洲国家，这种致命病毒的感染者死亡率达到50%~90%。特别是近期一种未探明的新病毒SARS，在短短的时间内传染到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近万人感染，近千人死亡。尤其是美国，SARS还未弄清，又冒出了80多例传染性和死亡率极高的猴痘。岂不令人顿足狂呼：病魔啊病魔，你这是怎么了！

启示之二

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其实，任何病毒的传播和发展，无不与人的行为有关。

1976年6月，苏丹努札拉镇的一名男性仓库管理员因突然发烧，头痛而入院，又因鼻、口腔与消化道大量出血而死亡。这一事件发生后，又逐渐发现死者周围的人发病，最后情况极为严重，“共有284人发病，其中151人丧命。”这是当时完全不了解的病毒所引发，该病毒以患者最早出现地附近的河川命名，称为“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所引起的病名称为“埃博拉出血热”（Eb

ola hemorrhagic fever）。从1976年到2000年止，以非洲大陆撒哈拉沙漠以南为中心，共有10起突发事件。每次都给人类带来了巨痛和灾难。据研究，病毒原本栖于生物体内，传染是通过患者的血液，体液扩散。为了寻找与病毒共存的生物——自然寄主。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美国陆军微生物病研究所与法国巴斯研究所等的协助下，开始进行彻底调查。其中美国陆军微生物研究所的彼得·耶林库博士认为，“蝙蝠可能是自然寄主”。因为与埃博拉病毒同属费拉病毒科（Filoviridae）的马堡病毒（Marburg virus）引起的出血热，与洞穴中的蝙蝠密切相关。

实际上，历史上发生过的严重疫情，象天花、鼠疫、疟疾肝炎等，哪一次都与动物有关。人类自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之后，文明才有可能像种子一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但是，也正是从这时候起，人类开始遇到许多在原始的捕猎时期不曾面对的疾病：在很多地区，农业依赖于灌溉，而水渠中缓慢的流水给寄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滋生环境；驯养家畜使得动物的疾病传染给人。比如，天花和肺结核来自于牛，麻风病来自于水牛，普通的感冒最早则是从马那里传来的。人们到现在还和狗有65种共同的疾病，和牛有50多种共同的疾病，和羊有46种，和猪有42种。当群居生活的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和密度之后，一些新的传染病就会出现。历史上适宜于被人类豢养的家畜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美洲的原住民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由于缺乏畜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原体，对这些疾病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欧洲人给美洲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瘟疫；1518~1526年天花流行，1530~1531年爆发麻疹，1546年发生斑疹伤寒，1558~1559年流感。据估计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如果说瘟疫毁灭了玛雅文明，那么动物是罪魁祸首。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公正。若人不去超出常规的接触和捕杀动物，动物能把寄生在身的病毒带给人类吗？各种新兴病毒出现，“并非病毒跑出来，而是人类扰乱了病毒巢穴的结果”，这种说法，几乎是大部分研究人员的见解。新兴病毒原本可能以栖息在热带地区森林的猴子、鼠类、蝙蝠等为自然寄主，因为森林深处的密闭不可能把病毒传染给人。但是由于人类的贪婪和持久的干旱，人类过度地开恳耕地和大规模的砍伐，就使原本封闭在森林深处的病毒跑了出来。特别是象广东人那样的滥杀乱食野生动物，就不可能不把原本寄生在动物身上的病毒传染给人类。2002年11月16日广东发现第1个SARS病人，并且是炊事人员，紧接着又传染到几百个人，就是典型的实例。

反思SARS，非是动物，责任在人。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催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见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恩格斯一百多年前说的。一百多年来，人类都做了些什么？试想想看，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开采，人类受到自然界的惩罚还少吗？就我国来说，若没有对新疆、甘肃、内蒙一带植被的破坏，能有近年来愈来愈烈的沙尘暴吗？能有1998年那样的长江洪水泛滥和长江抗洪救险吗？事实证明，退耕还林政策出台和加快发展中西部战略问世，确属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对自然的无奈，无疑是高瞻远瞩，十分正确的。

然而，人类面临的灾难太沉重了。就中国目前的环境状况来看，形势毅然十分严峻。仅以水土流失为例，就已成为全国性最严重的公害。据遥感普查，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水土侵蚀183万平方公里，风力侵蚀18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2%。另外，还有125万平方公里的冻融侵蚀面积和大量分散的重力侵蚀（如泥石流，滑坡等）面积。目前，平均每年水土流失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在我国北方，西起塔里木盆地，东至松嫩平原西部，一条东西长约4500公里，南北宽约600公里的黄色带正在扩展。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导致耕地减少，土地质量下降，威胁着国家的粮食安全；使自然灾害加剧，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据统计，全国有60余座市镇常年受到滑坡、崩塌的侵扰，50余座市镇受到泥石流的侵扰。仅1998年，全国就发生各种不同规模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区灾害约18万处，其中规模较大的477处，死亡1573人，受伤1万多人，毁坏房屋50多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70多亿元。2000年我国西北、西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由于暴风雨集中，引发大量滑坡、泥石流等水土流失灾害，死亡人数达1080人。

造成大面积水土流失的原因固然表现在自然因素，但实质上是人为因素所致。植被破坏、过度放牧、陡坡开垦，盲目建设，无不对自然状况造成毁灭性破坏。然而，人们在从事对自然界的掠取和破坏时，当时是想不到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而今天，当我们面对SARS等病毒威胁人类生命安全而发生忧虑之时，怎能不对自身的行为作深刻反醒呢！

首先，人类必须重新考虑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位置，自觉地顺从自然。自然界不仅创造了人类，更创造了万物生灵。所以，自然界不只属于人类，更属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灵。人类没有资格充当自然界的主宰，没有资格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更不能充当人类自身及其他物种的掘墓人，从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用无形的大剪，把自然界的生物链剪得粉碎。人类啥时候都应当明白，保护了自然，也就保护了人类。

其次，人类必须正视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觉地适应自然。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人类并不是孤立地与自然界发生关系，而是以社会为中介与自然界发生着联系，对自然界进行着改造。因此，这就需要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尊重自然规律，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对自然界进行变革。对自然界的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顾后果的肆意开发，只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而只有在充分认识并掌握自然规律后，主客体间达到了一种统一，人类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其三，人类必须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警惕自然界的“反人化”，自觉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是自然之子，人永远不能割断与自然界的联系，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一方面，人类要按照一定的目的改造着自然界，使自然不断地适应人类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人类也必须改造自身以适应自然界的发展，这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人与自然除了存在物质（功利）关系，还存在精神关系，包括审美、文化等价值关系以及伦理关系。所以，人类不能单纯地谋求功利主义，还应对自然界有一定的道德责任，自觉地形成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共同发展的新型的和谐关系。人类不能把自己的利益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从而把自然界作为一种异已力量对待。人与自然，休戚与共，息息相关。

人类之所以优越于动物，不仅在于人类可以有目的的变革自然为自己服务，而且在于人类能够理性地控制自己的活动，人性地对待自然，从而维护自然界乃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追求人类文明的同时，也追求生态文明。

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是人类应该永久发展的智慧和责任。启示之三

人应当洗心革面，与传统旧习彻底诀别

SARS病毒的传染，确实在人们心中引起了巨大震憾。人一旦面临死亡的考验，便会产生无穷的思索和坚强的凝聚力。尤其是中华民族，这一传统更为显现。当SARS袭来时，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便迅速形成了围剿SARS的战斗堡垒，市民、工人、农民都参加了，都变成了防御前线的坚强战士。就全国讲，着着实实是打了一场不见硝烟的人民战争。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尽管SARS疫情还没有远离我们而去，也谈不上最后下结论，但我们确实是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居住又相对集中，这次疫情能否迅速地被控制住，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人民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我们胜利了！令SARS退缩，令世人震惊。控制速度之迅速，参与防范者之众，措施办法之得力，古今中外，无与论比。试想想看，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疫情，哪一次防治的能象这一次这么好，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哪一个能象中国——面对SARS，能做到全民皆兵。实践一再证明：人民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确实好！由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的坚强的

凝聚力坚不可摧。然而，面对SARS疫情发生、传染到控制的整个过程，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回顾。

反思之一，中国当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意识。古往今来，人们把活动的价值集中在对自然界的强夺暴取。而SARS却告诉人们，人类不仅要顺应自然，还要对自然进行保护。不少人开始意识到了，野生动物是不能随意捕杀的，更不能随意食用，并不是野生的东西谁占有就是谁的。联系到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们开始对环境法的价值产生更加明晰的理解。就法的观念而言，环境法所调整的对象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环境法的价值是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为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和发展。人们开始注意考虑以“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能够理解“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观点，甚至倡导解放动物，知道了用法来保护自然，对付病毒。如：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中国环保基金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国内32家环保非政府组织就发出了倡议，号召相关单位和个人负起责任，大力弘扬生态文明，用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抵御疾病对人类的侵害。不能说不是SARS对人的启迪。

反思之二，中国人当自觉地革除陋习。“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是几千年来流传于民间的传统陋习。而这次SARS 病毒的传播，令人不得不对传统的卫生理念和生活习惯进行变革。看起来，SARS病毒的传染是一件坏事，同时又是一件好事，它象一剂清醒剂，唤起人们对传统的习惯作法去重新认识，自觉去革除陋习，对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卫生习俗来讲，确实是一次巨大冲击，是一次思想深处的革命。其效用、其威力是无法比拟的。在不少地方，人们开始对不良习俗进行改变，重新认识自己的环境责任，尊重自然、珍爱生命、遵纪守法、移风易俗，坚决摒弃象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群餐群食的传统陋习，代之以餐前洗手、实行分餐，对随地吐痰和乱抛乱弃行为重罚等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等的树新风活动。人们开始注意做到不污染环境、不破坏生态、不危害野生动物，形成良好的环境道德和卫生习惯。然而，人类几千年形成的传统习俗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变的，“丑陋的中国人”有其丑陋的顽固性，因此，必须打持久战。就人的素质而言，有一些现象就颇值得深思，非下重药是不能根除的。比如，在SARS被列入依法防控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出台后，有人明知自己患了传染病还从医院里逃跑；有人昧着良心借机进行商业欺诈或哄抬物价活动；有人假借SARS病进行敲诈抢劫、制造谣言等犯罪活动；有人临阵脱逃或玩忽职守；有人表现出极度恐慌和脆弱；有人仍在贩卖、滥吃野生动物，甚至有的地方出现荒谬的“防非”把戏和迷信活动等。这一切，都当引起人们的思考和重视，人人当从自个做起，与文明握手，去诀别陋习。

反思之三，中国当全面地完善机制。从整体上看，这次防治SARS，特别是从四月中旬以来，无论是信息、机制、措施，还是具体的布署落实，应当说是非常正确有效和得力的，但是，在回忆防治SARS的全过程中，在不少方面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反思。人所皆知，2002年11月16日，广东就发现了SAR

S病例，紧接着广东有几百人传染，在弄不清病原、病因和有效治疗药物的情况下，都未能提到疫情的高度来认识，未作出及时的防范和预告，导致北京、山西、内蒙、河北、天津等全国二十多个省的大规模传染，不能说不是一种深深的遗憾和教训。尽管后来引起了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视，但其中的教训不能不汲取。当SARS病毒迅速地向全国乃至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漫延时，无论是从信息的披露，还是预警，建立快速的反应机制等方面，都显得滞后和无力。不过这些问题后来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当一种疫情袭来时，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建立起灵敏高效的防范机制。一是预警机制。二是快速反应机制。三是信息披露机制。SARS事件已经不是单一的公共卫生危机，而是较为广泛的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诸多方面，还直接涉及我国国际形象和中国政府的信誉。在处理危机方面，对内应充分利用政治优势，对外需要讲究方式策略。这次大范围发生在中国的SARS事件，对中国新一届政府来说，无疑是一次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和重大挑战，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的一次检验与“考试”。

结论，当然是满意的。在中央政府及各级政府坚强正确的领导下，我国不仅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的发展，而且通过疫情防治，充分显示了民族坚强的协作精神和全民牢固的凝聚力，干部、群众的关系空前的好了，许多平时看来集恶成疾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通过疫情防治摸索出来的经验甚至比疫情的有效控制，更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使用价值。为此，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

第一、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必须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制，共产党始终是坚强的领导核心；

第二，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人民，特别是人民中的农民、工人和市民，始终是战斗在一线的主力军，民族的团结协作精神和凝聚力是不可抗拒的；

第三，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都必须建立果断的预警信息披露和快速反应机制，任何时候都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第四，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都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科学地指挥，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协作方式解决遇到的难题；

第五，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都不能忘记朋友，当重视公众舆论和国际间的合作支持；

第六，在任何艰难险阻和恶劣的环境面前，都不能忘记党的宗旨，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的位置。（2003年6月16日）

第二篇：城市总体规划sars论坛

“SARS，城市”远程非学术论坛

城市规划凸显功能需要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韩秀琦

“非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抗非”之时，从疾病预防的角度反思一下我国近年来的城市规划十分必要。

一是大城市尤其特大城市应摒弃“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形成组团式城市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的规模迅速膨胀，其中许多沿用从旧城中心向郊区辐射扩展的“摊大饼”发展方式，由此导致城市基础设施负荷越来越重，城市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而采用组团式城市发展模式，通过建设新区把一座大城市演变成几个分隔开的市区，可以有效减轻市区面积过大带来的种种弊病。这种城市形态增加了市民到郊外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市区间的绿地不仅可以调节城市小气候，也可作为防灾避灾的缓冲地带。

二是城市规划要考虑居民近距离就业问题。随着住宅建设持续升温，不少城市已经或正在规划建设大规模的居住区，然而这些新建居住区功能过于单一，不能为居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于是伴随着一个个大型居住区的建成，必然引发上下班高峰时的交通流量猛增。对城市而言，加重了道路负荷，加剧了交通拥堵和由此带来的噪声、尾气污染。对居民而言，延长了每日用于往返交通的时间，增加了家庭在交通方面的开支。而在当前“非典”流行情况下，则增加了人群交

叉感染的几率，加大了预防和控制疾病的难度。必须把居民能够就近工作当成今后城市规划的一条原则。

三是要提高城市绿地的实际功能。城市绿地干日是居民晨练、散步、休憩的好去处，特殊情况下又是防灾避灾的理想场所。我国现有的城市绿地，一方面草多树少，绿量不足；另一方面往往准看不准进，居民不能充分享用。今后应大力提倡乔、灌、草结合的立体绿化模式，以增加绿量；同时应学习国外做法尽可能将公共绿地开放，给居民提供更多亲近绿色、贴近自然的机会。

四是无论居住区规划还是住宅设计，都应特别注重日照和通风。日光中的紫外线有很强的杀菌和消毒作用，因此规划设计应尽可能使每套住宅有多一些居室获得日照，而且应为居民提供晾晒衣被的空间或设施。所有居住小区都应进行良好的通风组织，卧室、起居厅、厨房等主要空间在窗户开启后应能形成室内穿堂风，并避免出现通风死角，以此保证室内的空气质量。同时还应指出，近年来我们过分依赖工业文明技术成果解决住宅舒适度问题，轻视或者忽略了通过建筑设计、材料选用、构造作法等实现建筑物冬暖夏凉和换气通风，从而既满足居住舒适要求，又达到节能环保效果的技术开发和应用，这种倾向值得反思并亟待纠正。

城乡规划与传染病防治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李迅

我国对于传染性疾病控制，仅仅局限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领域涉及甚少，也只在设

置传染病医院、焚烧处理城市医疗废物和水质保护等极少的几个方面提出了有限的要求。在我国已颁布实行的有关人居环境规划、建设、管理的规范与标准中，有关传染病控制和公共卫生安全设施建设内容几乎是空白。现在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

(1)城市及社区的预防问题。

一是分析解剖淘大花园案例，尽早提出预防指导性措施；二是社区预防控制预案指导原则；三是城市预一别IB厦浮在空气中。如果建筑设计不好，没有注意自然通风，达不到健康住宅的要求，使这些携带有毒物质的细小颗粒不能及时排出室外，从而被吸人(或食人)就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从非典型肺炎的流行情况来看，主要发生在人群相对集中的地方，特别是密切接触的人群更为危险。另外建筑设计不良，自然通风不好，长期使用空调而不注意维护，使室内空气质量很差，一旦有人把冠状病毒带人，非典型肺炎就会传播开来。现在有的建筑片面追求漂亮、气派，而忽略了基本的卫生学要求。所以在建筑设计上，一定要体现以人为本，把卫生学要求放在重要位置上。从事建筑设计的工程人员一定要与卫生工程人员结合起来，设计建造出能满足卫生学要求的健康住宅。

预防非典型肺炎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要经常开窗换气，保持室内空气新鲜，这也正是健康住宅的重点要求。要保证室内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不超过0．1％(标准要求)，每人每小时要求的新风量约为30立方米。如果没有良好的室内自然通风，就很难达到这个标准。目前

市场销售的窗式、壁挂式、柜式空调等，绝大多数为封闭式，仅可调节气温和部分除湿，大多无新鲜空气补给。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空气净化器也只能使空气得到部分净化，并没有从室外引入新鲜空气。所以过分依靠空调和空气净化器来净化室内空气是不可取的。

“非典”时期话广场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戴月

广场是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前阵子，随着人们对“城市美化运动”的热衷，广场一度成为城市规划界的热点问题，搞什么样的广场?搞多大的广场?广场是种草好还是种树好?在一片争论声中，许多城市建起了广场，市民欢迎，政府满意，皆大欢喜。尽管城市广场的规划建设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城市广场的建设确实起到了改善城市环境，增加市民休闲场所的积极作用。

当非典病毒悄然袭来的时候，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成了可怕的地方，人们开始寻找户外空间，可以不带口罩就能自由地呼吸。城市中的广场成了非常可爱的地方。当人们真正闲下来又无处可去时，会发现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可供休闲的公共空间非常少，距居民区的距离也比较远，在城市中的分布也很不均匀。在这个非常时期，反思城市广场的规划与建设，有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1、在城市的总体布局中，广场不是城市中的一处孤岛，它应与城市中的其它公共空间形成网络，共同构成城市公区空间系统。现在有些城市在规划中只注重城市中心区大型城市广场的建设，忽视一些贴近市民生活的小型公共空间的营造。不符合市民日常的休闲活动规律，也不利于非常时期市民的疏散需求。从城市布局的长远角度考虑，城市中除了要有数量少，尺度大的城市广场之外，在人们的出行距离300—500米可达或步行5～10分钟可达的范围内，也需要增加许多小尺度的广场或绿地，特别是在旧城人口密度比较集中的地区，结合人行道绿化和步行系统的建设，增加近人的小型公共空间的数量，如小尺度的广场、街头绿地等，使城市的呼吸系统更加健全，增强城市抵御灾害袭击的免疫力。

第三篇：SARS：从危机到契机

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坚韧，而且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危机让我们走向成熟自2002年11月中国广东发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SARS）以来，SARS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强的传染力蔓延开来，SARS：从危机到契机。由于SARS是一种未知疾病，加之其传染快与危害大等特点，几乎每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感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习惯以及工作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并且给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心理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SARS的出现让我们国家、政府和人民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抗击SARS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目前，疫情的发展已在控制之中，我们深信SARS病毒在中国大地上的肆虐终将成为过去。为了及时地了解与掌握不同时期SARS肆虐对民众的心理与行为等所造成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确认识与评价现代传媒在这次突发灾难性事件中的作用与所扮演的角色，在SARS肆虐的不同时期政府在处理突发灾难性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措施的公众反响，以便政府及时地总结经验与教训，做好下一步的SARS防治工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继2003年5月1日－5日对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首次SARS舆情调查的基础上，又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对上述五大城市进行了第二次有关调查。SARS病毒首先是医学问题，但SARS流行所引爆的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传播学家等的深度访谈，我们试图从多角度全面切入SARS事件，分析导致SARS流行的社会原因，总结抗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分析阐述SARS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公众生活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本次调查重点是有关SARS的流言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的程度及其路径，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在这次危机中的反应、应对举措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全面考察SARS流行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可能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与处于危机中的现代公民意识状况，公众对政府控制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度、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的评价等。SARS危机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引发的思考是深刻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坚韧，而且还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我们相信，调查危机，研究危机，吸取教训，将会使我们更加成熟。我们的调查调查对象本次电话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城区的市民，共调查了1034户，样本分布为：北京205户、上海203户、广州208户、重庆211户、南京207户。样本分析在本次电话访问的1034个家庭中，被访问者的性别分布比较理想，男性与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48．4％和51．6％；被访问者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10岁，平均年龄为39．99岁，样本中20岁以上人口的年龄与实际人口的年龄分布比较接近；调查对象来自于国有与集体企业（32．1％）、民营、私营企业（17．8％）、事业单位（15．6％）、在校学生（14．2％）、下岗或失业（5．5％）、党政机关（4．4％）、外资、三资企业（3．9％）。在五大城市被访市民中，南京在国有与集体企业工作的比例最高（38．2％），广州最低（21．6％）；相反，广州在民营与私营企业工作的比例最高（27．9％），南京最低（12．1％）；广州下岗或失业的比例最高（9．1％），北京则最低（2．9％）。经统计学检验，全国五大城市被访市民在职业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被调查市民的文化程度高中（中专、中技）学历占33．8％，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37．8％。分地区考察，北京、上海与南京三地市民的学历层次比较接近，并且明显高出重庆和广州，而其中广州市民的学历层次最低，北京本科以上高学历人口比例最高，广州市则最低。从居民收入情况看，五大城市居民收入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北京、上海与广州三市居民的收入比较接近，并明显比南京与重庆市民的收入高。本次调查所得到的上述结果不仅与这五大城市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而且与第一次电话调查的结果也是基本一致的。以上样本分析表明本次电话问卷调查抽样科学、数据准确，从而为报告的分析和研究结论提供了详实、客观、可靠的实证资料。调查时间、地点与人员本次调查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主持；周晓虹教授、陈友华博士、朱虹博士与闵学勤博士负责电话调查问卷的设计工作，陈友华博士承担了文献检索、电话问卷调查的组织实施、数据处理与调查报告撰写等工作；专家访谈由朱虹博士、闵学勤博士与杜骏飞副教授三人负责进行。此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40名硕士研究生承担了电话问卷调查工作，专家访谈与电话问卷调查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在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内）进行。对调查结果的评价本次调查由计算机随机生成的电话号码组成样本，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与南京五大城市共成功访问了1034个家庭，其中每个城市均略多于200个家庭。在整个电话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被访问家庭对这次电话问卷调查非常理解，并积极给予支持与配合，从而使我们顺利与圆满地完成了这次电话问卷调查任务。从统计学上讲，本次电话调查样本对上述五大城市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上述五城市的实际情况，调查结果真实可信。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关于公众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非典疫情的扩散和传播，在给人类的健康直至生命安全带来威胁的同时，也把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积弊暴露了出来，同时也给生活在非典时期的人们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人类自身行为的机会。许多人在逐渐适应非典威胁下的生活后，这才发现：人类自身行为原来竟有如此多的缺陷，而健康生活方式原来是如此的重要与美好，要捍卫身体健康，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于是生活在非典时期的人们便有了对环境卫生的重视、饮食文化与饮食习惯的反思与对人类行为方式的重新审视。危机改变了公众的生活市民对非典紧张感明显下降公众的关注度（1）关注度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对非典有关情况表示“非常关心”和“比较关心”的比例分别为40．8％与47．2％，两者合计高达88．0％，说明民众对非典相关事情仍高度关注。与第一次电话调查结果相比，表示“非常关心”与“比较关心”所占的比例分别有了明显的下降与上升。由此看来，非典有关情况从公众视野的敏感关注区消失，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这时间的长短则取决于对我们非典疫情的控制以及医学研究进展情况等。（2）关注点从SARS的关注热点来看，市民对最新疫情数字（70％）、医学研究进展（30％）、非典知识和预防措施（24％）最为关注，而对非典事件中医护人员等的情感故事等的关注程度较低。（3）具体表现我们可以从SARS流行期间市民在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上网等所花时间的增减（与往常相比）上了解市民对SARS的关注程度。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与往常相比，在非典期间近70％的市民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上网等所花时间比以往有所增加，而所花时间减少的仅占3．0％。市民平均每天花费在关注非典方面的信息的时间为76分钟。当被问及从现在起是否还需要对非典进行大量的报道时，有高达69．0％的被访问者认为还需要，大大高于认为不需要再进行大量报道人数所占的比例（24．9％）。公众的紧张度（1）紧张度本次电话调查结果显示：有18％的被访问者对非典还感到紧张。在对非典仍然感到紧张的18％的被访问者中，感到“非常紧张”、“比较紧张”与“有点紧张”的比例分别为5．9％、32．3％与61．8％。与第一次电话问卷调查的结果相比，对非典感到紧张的市民比例已大大下降。（2）紧张原因本次调查中，对非典还感到紧张的18％的被访问者中，当被问及紧张的原因时，怕被感染（65％）、非典的高传染性与病死率（41％）、怕感染后连累他人（13％）与受周围人情绪的影响（12％）占据了紧张原因的前四位。公众的措施防范（1）口罩佩戴率在人类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绝大多数人会采取种种措施来保护自己与家人免受伤害。在非典流行期间，有56．3％的人曾带过口罩，另有43．7％的人则没有戴过。（2）措施防范在问及在非典流行期间“您及家人是否采取过预防非典的措施”时，有超过90％的人回答采取过预防措施。在采取预防措施的家庭中，保持个人与家庭环境卫生（90％）、注意室内通风（69％）、少去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40％）、外出戴口罩（35％）与增强身体抵抗力（29％）都占有相当的比例。（3）防范非典物品消费在本次电话问卷调查中，当问及被访问者家庭有无预防非典的物品时，有82％的家庭回答有，17．5％的家庭回答没有，另有0．6％的人回答不清楚。在明确回答有预防非典物品的家庭中的平均花费大约是103元。从上述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SARS危机面前，大部分市民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这表明公众的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有所增强。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还有少部分市民的自我防范意识比较薄弱。例如我们注意到，在非典流行期间，有超过40％的人没有戴过口罩，更有近10％的家庭未采取过任何预防非典的措施。对此，必须引起政府的重视，加强对这方面的宣传力度，以进一步增强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公众生活、消费习惯有所改变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63．4％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典的流行与中国人在饮食、卫生等方面的不良习惯有关，大大高于持否定态度（15．9％）的人所占的比例。在经历非典事件以后，人们对中国人随地吐痰、吃野生动物等不良习惯的改变抱有较大的信心。在被访问者中，有超过四分之三（75．5％）的人坚信在经历非典事件后，中国人随地吐痰、吃野生动物等不良习惯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大大高于持否定态度的人口比例（13．5％）。SARS在对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造成冲击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模式。调查表明：有超过半数（51．1％）的被访问者回答在非典期间的生活行为习惯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在回答在非典期间的生活行为方式有较明显变化的51．1％的被访问者中，有高达80％的人回答卫生习惯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此外分别有45％、33％、18％与10％的人回答其出行习惯、饮食习惯、生活起居习惯与消费习惯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在非典流行期间市民的娱乐休闲方式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有三分之二（67％）的被访问者回答在非典期间的主要娱乐休闲方式之一是看电视听音乐等，人们选择的其他主要休闲娱乐方式分别是：读书看报（45％）、体育锻炼（26％）、户外活动（20％）与上网（16％）。非典疫情使良好的休闲娱乐方式悄然兴起。没事也不聚堆聊天、打牌了，常常夜不归宿的男人被非典赶回家，读书、上网、看电视的人多了。这些良好的休闲娱乐方式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无疑是有益的。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关于社会4月20日，历史不会忘记。正是在这一天，党中央、国务院以惊人的勇气与对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地总结“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开等在内的一系列果断措施，使流言趋于消失，民众恐慌趋于缓解，非典疫情开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非典“镜子”中，我们看到了不足谣言止于公开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超过40％被调查居民并不是从媒体，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最先知道非典有关信息的，其中在公开疫情前，非典疫情已蔓延开来的广州有近60％的被访问者是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有关信息的。从流言的传播路径来看，主要以“听别人说”（56．7％）、“与人交谈”（如通过电话等）（19．4％）与“网络”（14．2％）传播为主。面对这一突发灾难性事件，有如此众多的市民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这一事关百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非典信息，以至于在4月20日中央政府正式公开非典疫情报道前，流言满天飞，给民众造成了恐慌，北京、广州等地出现的抢购风潮等就是最明显的佐证。4月20日，历史不会忘记。正是在这一天，党中央、国务院以惊人的勇气与对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地总结“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开等在内的一系列果断措施，使流言趋于消失，民众恐慌趋于缓解，非典疫情开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全球化与信息化使得个别地方想隐瞒疫情信息成为不可能，封锁消息反而为流言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要想让流言传播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与避免过度恐慌出现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告诉事实的真相，并教会人们如何应对。社会救助亟待完善危机使人们寻求物质与精神的慰藉，在有效社会救助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危机使人们一方面在重视以血缘与婚姻为纽带的传统关系，一方面仍从组织或单位那里寻求心灵安慰与精神支持。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非典时期，当人们遇到问题或困难时，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向政府（28％）、家人（28％）与单位（17％）求助。当被问及在非典期间得到的社会帮助的主要来源时，有28．9％的人选择主要的帮助来源于单位，18．4％的人选择社区（街道、居委会），12．3％的人选择社区与单位两者。值得注意的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35．3％）回答在非典期间没有得到过来自于社会的任何帮助。许多人认为政府的大包大揽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在我们看来原因并非如此简单。不可否认，上述观点有其合理成分，但造成中国百姓对政府高度依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政府的大包大揽是导致民众对政府过度依赖的原因之一，另外的一个原因应该是，除了政府（单位）与家庭以外，中国民众在社会上缺少其他可依赖的路径，也就是社会救助网络尚不健全。中国的内地与香港特区同样都经历了SARS的磨难，但我们发现在应对SARS危机方面却有太多的不同。在香港，我们看到特区政府在积极应对的同时，更多的则是看到许多民间团体与普通市民，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与特区政府并肩作战，他们走街串巷，为百姓排忧解难，缓和人们心中的恐慌，化解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观内地，在政府领导人民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仍采用了传统的行政动员，效果良好，并得到了民众的有力支持，调查报告《SARS：从危机到契机》。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当被问及您对有些地方对疫区来人实行有奖举报制度的看法时，竟有高达69．1％的人持赞成态度，大大高于持反对态度的比例（16．3％）。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原有的以单位为主的组织体系，已经难以做到全面控制社会资源，而新的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社会公众对行政动员的过度依赖。因为除了行政动员以外，我们发现政府有关部门缺少更多的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这导致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存在许多困难。现代政府的社会职能处在弱化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所有的社会事务，因此，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调查表明，当国家和社会遇到困难与危机时，有许多人愿意站出来为政府分忧解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现在的问题是还缺少有效的组织。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民众（85．3％）愿意或比较愿意为防治非典做一些义务工作，大大高于不太愿意或不愿意的人口比例（6．4％）。因此，在这次危机过后，构建中国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与社会救助网络是我们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关于政府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SARS正在考验政府：它像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要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钻的追问，要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给我们的警示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社会。全球范围内，极目所及，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战争危机、石油危机、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随时降临政府经受了考验政府的公信力在提高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SARS正在考验政府：它像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要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钻的追问，要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给我们的警示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社会。全球范围内，极目所及，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战争危机、石油危机、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随时降临。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被访问者对当地政府与中央政府所采取的非典防治措施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大大超过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人口比例。通过SARS事件，大多数（71．9％）的被访问者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很强或较强，只有少数的被访问者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较弱或很弱。SARS事件也使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增强。有超过四分之三（76．4％）的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心提高了，相比较而言，仅有1．7％的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心下降。毫无疑问，某些政府官员、某些部门对于SARS的全国性流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所采取的一些果断措施已经对疫情的防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本次调查结果，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经受住了SARS事件的考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拥护，政府的公信力也因此而大大提高。政府应设立社会危机基金对非典病人的及时医治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另外，这也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对非典病人的治疗费用超出了一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这时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保险的作用凸现出来，而SARS恰恰碰到了中国社会的软肋——覆盖率低与很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典危机挑战中国社会保障。因此，中国政府在非典防治过程中遇到两难问题：由个人和家庭承担非典医治费用，绝大部分人因经济上承担不起而不得不放弃治疗，这不但不利于非典疫情的控制，而且也可能会导致人道主义灾难；而由政府出钱，将大大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从而影响到对其他方面的投入，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与民众整体福利的增加。因此，这里自然引申出一个问题：非典究竟该由谁来埋单？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0．6％的被访问者表示应由政府承担，而赞成分摊的不足三分之一（32．3％），赞成由个人承担的仅占4．4％。由此可见，中国百姓对政府的依赖是很强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与社会危机机制不完善，其中包括危机应急基金储备不足。因而加快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设立社会危机基金应该是我国今后应对类似SARS事件的两大重要措施。中国经济回升有望恐怕没有人会怀疑SARS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至于SARS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SARS对中国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可能主要取决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对SARS疫情的控制程度以及SARS流行的持续时间，如果不能对SARS疫情进行有效的控制，SARS流行的时间较长，甚至SARS进一步流传到广大农村地区，那么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中国有可能由此走向衰退，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可能。二是医学上的研究进展，人类如果能尽快地找到防治SARS的有效方法，那么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比较有限的，中国经济在经过短暂的恢复后，会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三是公众对遭受SARS打击后的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战胜SARS的决心。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7．1％的被访问者认为已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认为还有一个月和三个月才能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比例分别为17．3％与28．1％，三者合计占被访问者人数的一半以上（52．5％）。与第一次调查结果相比，三周后的第二次调查结果表明，公众估计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所需时间有所缩短。当被问及非典以后对中国经济回升是否有信心时，超过90％的被访问者表示对SARS过后的中国经济回升抱有信心。公众的信心是努力消除SARS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尽快走出SARS阴影，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专家访谈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靠某种危机的出现。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不能仅仅依靠一场灾难留给人们的痛苦的记忆去养成，而应该依靠一种强制的长期的法律制约力来完成，光靠自觉是靠不住的非典给我们带来许多课题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洪银兴：非典时期的巨大支出，一大部分应该属于遭受的经济影响。这次这种传染病的灾害，它实际上造成的经济影响，不仅仅是有形的，同时也会是一种无形的。有形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旅游、餐饮、交通，我们为了治疗疾病而支付的各种医疗费用等等，都是一种有形的损失。这是一个方面。直接的经济损失还是比较大的。这种自然灾害一旦在一个国家流行，范围又比较大，就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进而影响到进出口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情况是很好的，我们的对外贸易、出口水平、利用外资等等，一向是非常好的。政治上稳定，经济上又处于成长期，对我们来讲，已经出现了非常好的前景。但是由于这个非典的出现，它可能会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将影响扩大到外资、对外出口。我同意这么一个说法：“这种影响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与其他问题造成的影响不一样，只要非典得到控制，这种形象上的影响就不会那么严重。世界卫生组织一旦宣布这种疾病已经得到控制，那么可能影响我们的出口问题马上就会解决，外资马上也会回来。虽然近期的影响是严重的，但从长远来看，它仅仅是发展中间的一段。况且这种疾病就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新的，至今还没有研究出彻底解决的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非典时期的巨大支出，政府已承担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分配的作用。政府本身没有钱，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分配用钱的过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有一个红十字会的负责人向全国号召捐血，一下子从全国各地捐来很多血。但最后能派上用场的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过期无效了。美国人这就不干了，逼着那个负责人下了台，认为他的行为造成了浪费。那个负责人迫于压力引咎辞职。这个例子说明，政府在分配那笔财政支出时，应该有一个法律进行制约，比如什么时候能启动这笔钱，如何评估该用多少钱，如何保证合理有效地使用。对一件事纯粹从动机出发进行评判是不完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预防非典的方法很多，隔离疫区（从设立专门非典医院，到封锁一幢楼、一个区，到整个城市）；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又分在马路上，在商场里，在交通枢纽里等等）；停止会议（又分大型或者中小型，在一切地区或者仅限于疫区，疫区又可分一般或者严重的）；停工停产，或者只要求进厂检查体温等等。有几十种措施可以采用。显然，每种措施的成本有巨大差别，它们对减少非典传播的效果也极不相同。从经济学来看，我们应该采取成本低而效果大的，不应该花了巨大成本而作用非常有限的那些措施。所以我们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来防止非典传播”，而必须计及成本效果，并由此来选择哪些措施应该优先考虑。某种措施的成本可以请经济学家来估计，效果则要由防疫专家来估计。现在越来越明确，非典的传染主要是和病人的近距离接触。因此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所起的作用远远没有隔离病人的作用大。医治一个非典病人的费用高达十多万元，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现在各地规定不一样，比如有的地方只有下岗工人、城市困难户和农民可以享受非典公费医疗，结果就出现非典病人逃避就诊的情况。而病人逃跑，就把病菌一路散布，造成严重的病情扩散。一个人为了减少自己的负担而造成几十例甚至更多的非典医治成本。恶性传染病的治疗不只是病人个人的事。他不治疗就会造成更多的传染，而每个被传染的人又会造成更大范围的传染。所以对这一类传染病的治疗应该看成是社会的事。再说，这类传染病的感染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责任，应该说主要是社会防治不力造成的。所以从责任来看，医疗费用由社会负担也是应该的。由社会承担个人非典的治疗费用，会不会造成个人有空子可钻，占了公家的便宜呢？对于非典而言，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所以规定治疗非典的医疗费由政府承担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为了避免少数富人也享受公费治疗，至少应该允许一般家庭申请公家补助非典的治疗费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经过这场非典灾难，很多好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应该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的一笔。人们住医院会想到住单人房，公用空调和地暖不再受欢迎。人们的私人空间开始扩大，排队的时候会注意相互之间的距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邓伟志：有道是“敌存灭祸，敌去招过”。灾害社会学告诉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灾害。在每一个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心不齐的会变齐，人品不高的会变高。在这次非典防治中的很多文明的行为，就很值得我们反复回味。像今天这样深受欢迎的公布疫情的做法，今后如何推广开来，扩大人民的知情范围？非典迫使我们精简了不少会议。非典过后，能不能总结非典时期的工作经验，把会议减少到尽可能少的程度？最近公款吃喝就少了。长期以来，几百个文件没能堵住官员的一张嘴，现在一个口罩就堵住了。我们从现在起，是否能开始把从筷子、叉子底下省出的钱，用来弥补非典带来的损失？非典还在改变人们的行为习惯：社会交往少了。家庭团聚多了，非典过去以后又会怎么样？关键是一个呼吁和推广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非典过去以后，那些好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完全持续下去，因为有些问题是老毛病了，危机一过还会复发。好的习惯应该从小就教育起，可现在，那些教育别人的人也会有随地吐痰等坏毛病，可以说这已经是中国人的顽症。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靠某种危机的出现。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不能仅仅依靠一场灾难留给人们的痛苦的记忆去养成，而应该依靠一种强制的长期的法律制约力来完成。光靠自觉是靠不住的。危机处理机制需要完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蔡禾：首先，SARS是一个医学问题，但是这个过程可以引发出许多反思。也许，我们可以把问题处理得更好一点，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处理上就会造成种种不理想。从完善处理危机的制度来看，我们要注意的是如何使我们处理危机的措施法制化，所以说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如何对突发事件分等级，当出现某一级别的事件时，可以采取那些措施。现在，我们对这些都不很明确。这就要求我们以后在处理相类似问题时能够更加有法可依，也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职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建立应急机制不能有侥幸心理。确实，灾难不是每时发生的，比如大厦里的火灾报警系统，谁都知道不可能每天都有火灾，但火灾却是随时都可能发生，如果你报警装置完善，那火灾造成的损害就能减弱到最低程度。这是一个比喻，我们的社会应付危机的制度也是如此，预先把人员分工明确，资金到位，一旦出现危情就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害了。有时候这样的社会救助体系平时看不出有什么用，但一到危机时刻就能派上大用场。美国这次也发现了非典，流动性如此大的国家却没有形成蔓延，我想这和他们在“9·11”后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防化防恐怖的防护救助体系可能有关。中评网主编、法学家萧瀚：危机处理与对策是现代世界各国政府最为关注和耗费人力、物力、精力最多的一个领域，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的那句名言：“今后的战略可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危机管理。”说明危机管理对于现代社会的安全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危机源于医学用语，指人濒临死亡，生死难料的状态，有生的可能，又有死的威胁，后被演绎为描述人们不愿面对、不可预期、难以控制的局面。汉语的“危机”可以理解为两层含义，危意味着“危险”，机意味着“机遇”。两者处于最严重的对立之中，因此危机的发展变化常常极富戏剧性效果。在对危机的研究中，最大类的通常被分为天灾和人祸两类，但危机学家们也根据危机发生的领域将危机分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民族宗教危机、生态危机等，当几种危机互相激荡，同时并发时，就会出现严重的综合危机。在危机管理的各类模式中，最关键的要素就是政府对待危机的态度以及民众对待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有双方对危机的共识程度也常常决定了危机被消减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因此这就需要政府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危机信息，在保证公众知情权基础上，谋求政府与民间的通力合作。在英美等国家，虽然有时容易出现信息保密与公共信息公开之间的矛盾，但总体而言，政府迅速地处理并且及时向大众公布可靠信息对危机的处理有着决定性影响，因为危机的存在和应对绝不可能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例如，英国政府在处理疯牛病危机时就表现出对国民健康和世界食品安全的高度责任心，值得学习。卫生部已将非典列入甲类传染病，而甲类传染病原本限于鼠疫和霍乱，由此可见此次政府对非典肺炎的重视程度，但是由于我国在应对社会危机方面的缺乏经验和制度固有的结构性缺陷，有关方面在应对此次非典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有关方面由于未曾建立一个常设的、强有力的危机对策中枢指挥系统，公共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都出现了不应有的混乱状态，导致危机处理过程中除了观念上的失误以外，技术性失误也不少，一度未能及时有效的控制疫情。中央有关方面已经重新提醒各级政府和社会大众关注并有效落实以《传染病防治法》为核心的传染病防治管理制度，同时这一提议也多少开启了不仅限于政局安全的公共安全管理体制的框架性构想，希望中国未来危机管理基本制度能很快建立。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邓伟志：媒体从严防死守到公开透明，反映了信息透明化的一个前兆。对于SARS就应该公开，有什么不可以公开？中山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李伟民：社会救助制度需要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而且是有组织地动员起来，就得依靠政府，不能依靠个人，或是通过非正式群体组成的网络，就像现在的单位，包括一个系统，有很多单位，他们联合起来采取了很多措施，什么健康的检查，隔离的观察，到医院的隔离治疗，还有互相之间情况的通报，上报，汇报制度，这本来就应该由政府出面通过公共的关系建立起来，通过居委会、社区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些配套的设施。由于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现在只能通过计划经济年代下的体制与运作方式，通过各个单位、各个系统，一层一层地去做，去组织和动员。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对策与建议非典危机暴露出旧模式中的弊端，强化着改革的迫切性。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人在危机处理中的权威性越高，在改革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将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我们有理由好好抓住这次非典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机遇与灾害同行SARS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SARS并不只是从负面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近四分之三的被访问者（74．1％）看到了SARS危机背后所隐藏着的机遇。在回答非典虽然是灾难性事件，但还存在积极一面的被访问者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68％）认为，非典流行促使人们对人类自身的某些生活行为方式进行深刻的反省，从而有助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事实上，非典危机有力地促进了卫生保健知识在全民中的普及，环境保护等意识因此而大大增强，在非典流行期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可喜的变化。有超过一半（56％）的被访问者认为，SARS流行将迫使人们对以往所推行的公共政策进行必要的检讨并研究对付这种疾病的方法与措施，从而有助于推动公共政策、其中包括公共卫生政策的完善和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分别有24％、22％、15％与9．8％的被访问者还认为，非典事件有利于公民意识的提高、政府形象的改善，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并促成新闻媒体改革步伐的加快。非典危机暴露出旧模式中的弊端，强化着改革的迫切性。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人在危机处理中的权威性越高，在改革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将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我们有理由好好抓住这次非典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通向良好政府治理结构的道路是漫长的，在这条道路上需要耐心和智慧。在SARS危机之后，痛定思痛，我们认为，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政府需要一套高效的危机应对机制在处理此类事件的时候，首先需要出动的是一支精干、高效、灵活的危机处理队伍。但是目前调动的仍然是整个行政体系，吸取SARS危机的教训，应该建立专门的危机应对机制。政府需要一套成熟的公共关系体制为了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政府在公众中的亲和力，有必要使得政府的公共关系体制走向前台。政府需要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制从公共卫生体制的历史演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共卫生的发展自始至终离不开政府的介入，一方面是因为公众提高了对公共健康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共健康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要求政府提高控制社会问题的能力。对疫情的控制首先要求对人口状况有详尽的了解，这也是提高效率所必不可少的信息。防治传染病中的很多做法，如对全国人口注射疫苗，发动公共卫生运动，在紧急情况下对民间资源的征用、隔离和对人口流动的控制、甚至对个人生活的干预（戒烟、戒酒）等，都在无形中显示了国家对社会问题的控制能力。提高公共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持，首先必须在公共产品的框架秩序中，对公共卫生的各项内容仔细进行拟定，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资、政府承办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资、民间承办的；哪些是需要民间出资，政府给予优惠政策扶持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加强管制的，哪些是需要政府放松干预的。政府需要引入外部的监督力量SARS事件还反映出来，单纯依靠行政体系对官员行为的约束力量已经不够，有必要引入外部的监督力量。公民和企业的参与和发言权对增加政府透明度、提高政府决策效率至关重要，仅仅寄希望于政府的内部体制改革，建立政府内部的责任制度，无法有效地保证政府的决策质量。首先，应该向有关的人提供有用的信息，及时、畅通地向政策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和主要的风险承担者提供政府有关决策、预算、统计资料、财务披露等信息。其次，应该将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制度化，尽可能地吸收利益不同的各方力量进入决策过程，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对政府的支持。政府需要调整施政目标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是增长优先，相对忽视了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SARS事件的冲击，使得忽略这些问题的成本得以显性化，SARS有可能促使中国从“增长优先”的目标，转变为更广泛的发展目标。相应地，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也将逐渐从单纯的经济增长率、吸引外资数量转变到关心民生问题。

第四篇：SARS：从危机到契机

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坚韧，而且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危机让我们走向成熟自2002年11月中国广东发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SARS）以来，SARS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强的传染力蔓延开来。由于SARS是一种未知疾病，加之其传染快与危害大等特点，几乎每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感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习惯以及工作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并且给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心理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SARS的出现让我们国家、政府和人民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抗击SARS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目前，疫情的发展已在控制之中，我们深信SARS病毒在中国大地上的肆虐终将成为过去。为了及时地了解与掌握不同时期SARS肆虐对民众的心理与行为等所造成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确认识与评价现代传媒在这次突发灾难性事件中的作用与所扮演的角色，在SARS肆虐的不同时期政府在处理突发灾难性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措施的公众反响，以便政府及时地总结经验与教训，做好下一步的SARS防治工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继2003年5月1日－5日对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首次SARS舆情调查的基础上，又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对上述五大城市进行了第二次有关调查。SARS病毒首先是医学问题，但SARS流行所引爆的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传播学家等的深度访谈，我们试图从多角度全面切入SARS事件，分析导致SARS流行的社会原因，总结抗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分析阐述SARS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公众生活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本次调查重点是有关SARS的流言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的程度及其路径，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在这次危机中的反应、应对举措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全面考察SARS流行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可能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与处于危机中的现代公民意识状况，公众对政府控制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度、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的评价等。SARS危机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引发的思考是深刻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坚韧，而且还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我们相信，调查危机，研究危机，吸取教训，将会使我们更加成熟。我们的调查调查对象本次电话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城区的市民，共调查了1034户，样本分布为：北京205户、上海203户、广州208户、重庆211户、南京207户。样本分析在本次电话访问的1034个家庭中，被访问者的性别分布比较理想，男性与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48．4％和51．6％；被访问者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10岁，平均年龄为39．99岁，样本中20岁以上人口的年龄与实际人口的年龄分布比较接近；调查对象来自于国有与集体企业（32．1％）、民营、私营企业（17．8％）、事业单位（15．6％）、在校学生（14．2％）、下岗或失业（5．5％）、党政机关（4．4％）、外资、三资企业（3．9％）。在五大城市被访市民中，南京在国有与集体企业工作的比例最高（38．2％），广州最低（21．6％）；相反，广州在民营与私营企业工作的比例最高（27．9％），南京最低（12．1％）；广州下岗或失业的比例最高（9．1％），北京则最低（2．9％）。经统计学检验，全国五大城市被访市民在职业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被调查市民的文化程度高中（中专、中技）学历占33．8％，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37．8％。分地区考察，北京、上海与南京三地市民的学历层次比较接近，并且明显高出重庆和广州，而其中广州市民的学历层次最低，北京本科以上高学历人口比例最高，广州市则最低。从居民收入情况看，五大城市居民收入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北京、上海与广州三市居民的收入比较接近，并明显比南京与重庆市民的收入高。本次调查所得到的上述结果不仅与这五大城市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而且与第一次电话调查的结果也是基本一致的。以上样本分析表明本次电话问卷调查抽样科学、数据准确，从而为报告的分析和研究结论提供了详实、客观、可靠的实证资料。调查时间、地点与人员本次调查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主持；周晓虹教授、陈友华博士、朱虹博士与闵学勤博士负责电话调查问卷的设计工作，陈友华博士承担了文献检索、电话问卷调查的组织实施、数据处理与调查报告撰写等工作；专家访谈由朱虹博士、闵学勤博士与杜骏飞副教授三人负责进行。此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40名硕士研究生承担了电话问卷调查工作，专家访谈与电话问卷调查于2003年5月2

3策过程，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对政府的支持。政府需要调整施政目标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是增长优先，相对忽视了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SARS事件的冲击，使得忽略这些问题的成本得以显性化，SARS有可能促使中国从“增长优先”的目标，转变为更广泛的发展目标。相应地，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也将逐渐从单纯的经济增长率、吸引外资数量转变到关心民生问题。

第五篇：SARS：从危机到契机

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坚韧，而且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危机让我们走向成熟自2002年11月中国广东发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SARS）以来，SARS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强的传染力蔓延开来。由于SARS是一种未知疾病，加之其传染快与危害大等特点，几乎每个人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感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原有的生活秩序、生活习惯以及工作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并且给我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心理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SARS的出现让我们国家、政府和人民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抗击SARS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目前，疫情的发展已在控制之中，我们深信SARS病毒在中国大地上的肆虐终将成为过去。为了及时地了解与掌握不同时期SARS肆虐对民众的心理与行为等所造成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正确认识与评价现代传媒在这次突发灾难性事件中的作用与所扮演的角色，在SARS肆虐的不同时期政府在处理突发灾难性事件中所采取的态度、措施的公众反响，以便政府及时地总结经验与教训，做好下一步的SARS防治工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继2003年5月1日－5日对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首次SARS舆情调查的基础上，又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对上述五大城市进行了第二次有关调查。SARS病毒首先是医学问题，但SARS流行所引爆的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传播学家等的深度访谈，我们试图从多角度全面切入SARS事件，分析导致SARS流行的社会原因，总结抗击非典的经验和教训，分析阐述SARS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公众生活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本次调查重点是有关SARS的流言在中国普通民众中传播的程度及其路径，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在这次危机中的反应、应对举措及其相互之间的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全面考察SARS流行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各方面可能产生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与处于危机中的现代公～识状况，公众对政府控制疫情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度、采取的措施及其效果等的评价等。SARS危机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引发的思考是深刻的。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有直面灾难的勇气和坚韧，而且还应该具有科学关怀和理性思维；一个伟大的政府不但是一个直面危机、勇于负责的政府，同样也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敢于自我反思，不断超越、锐意改革、永远进步的政府。我们相信，调查危机，研究危机，吸取教训，将会使我们更加成熟。我们的调查调查对象本次电话问卷调查的对象为居住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南京五大城市城区的市民，共调查了1034户，样本分布为：北京205户、上海203户、广州208户、重庆211户、南京207户。样本分析在本次电话访问的1034个家庭中，被访问者的性别分布比较理想，男性与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48．4％和51．6％；被访问者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10岁，平均年龄为39．99岁，样本中20岁以上人口的年龄与实际人口的年龄分布比较接近；调查对象来自于国有与集体企业（32．1％）、民营、私营企业（17．8％）、事业单位（15．6％）、在校学生（14．2％）、下岗或失业（5．5％）、党政机关（4．4％）、外资、三资企业（3．9％）。在五大城市被访市民中，南京在国有与集体企业工作的比例最高（38．2％），广州最低（21．6％）；相反，广州在民营与私营企业工作的比例最高（27．9％），南京最低（12．1％）；广州下岗或失业的比例最高（9．1％），北京则最低（2．9％）。经统计学检验，全国五大城市被访市民在职业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被调查市民的文化程度高中（中专、中技）学历占33．8％，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37．8％。分地区考察，北京、上海与南京三地市民的学历层次比较接近，并且明显高出重庆和广州，而其中广州市民的学历层次最低，北京本科以上高学历人口比例最高，广州市则最低。从居民收入情况看，五大城市居民收入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北京、上海与广州三市居民的收入比较接近，并明显比南京与重庆市民的收入高。本次调查所得到的上述结果不仅与这五大城市的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而且与第一次电话调查的结果也是基本一致的。以上样本分析表明本次电话问卷调查抽样科学、数据准确，从而为报告的分析和研究结论提供了详实、客观、可靠的实证资料。调查时间、地点与人员本次调查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主持；周晓虹教授、陈友华博士、朱虹博士与闵学勤博士负责电话调查问卷的设计工作，陈友华博士承担了文献检索、电话问卷调查的组织实施、数据处理与调查报告撰写等工作；专家访谈由朱虹博士、闵学勤博士与杜骏飞副教授三人负责进行。此外，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40名硕士研究生承担了电话问卷调查工作，专家访谈与电话问卷调查于2003年5月23日－25日在南京市舆情调查分析中心（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内）进行。对调查结果的评价本次调查由计算机随机生成的电话号码组成样本，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与南京五大城市共成功访问了1034个家庭，其中每个城市均略多于200个家庭。在整个电话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被访问家庭对这次电话问卷调查非常理解，并积极给予支持与配合，从而使我们顺利与～地完成了这次电话问卷调查任务。从统计学上讲，本次电话调查样本对上述五大城市具有很好的代表性，调查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上述五城市的实际情况，调查结果真实可信。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关于公众在这半年的时间里，非典疫情的扩散和传播，在给人类的健康直至生命安全带来威胁的同时，也把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积弊暴露了出来，同时也给生活在非典时期的人们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人类自身行为的机会。许多人在逐渐适应非典威胁下的生活后，这才发现：人类自身行为原来竟有如此多的缺陷，而健康生活方式原来是如此的重要与美好，要捍卫身体健康，我们的生活方式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于是生活在非典时期的人们便有了对环境卫

生的重视、饮食文化与饮食习惯的反思与对人类行为方式的重新审视。危机改变了公众的生活市民对非典紧张感明显下降公众的关注度（1）关注度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对非典有关情况表示“非常关心”和“比较关心”的比例分别为40．8％与47．2％，两者合计高达88．0％，说明民众对非典相关事情仍高度关注。与第一次电话调查结果相比，表示“非常关心”与“比较关心”所占的比例分别有了明显的下降与上升。由此看来，非典有关情况从公众视野的敏感关注区消失，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这时间的长短则取决于对我们非典疫情的控制以及医学研究进展情况等。（2）关注点从SARS的关注热点来看，市民对最新疫情数字（70％）、医学研究进展（30％）、非典知识和预防措施（24％）最为关注，而对非典事件中医护人员等的情感故事等的关注程度较低。（3）具体表现我们可以从SARS流行期间市民在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上网等所花时间的增减（与往常相比）上了解市民对SARS的关注程度。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与往常相比，在非典期间近70％的市民听广播、看电视、读报纸、上网等所花时间比以往有所增加，而所花时间减少的仅占3．0％。市民平均每天花费在关注非典方面的信息的时间为76分钟。当被问及从现在起是否还需要对非典进行大量的报道时，有高达69．0％的被访问者认为还需要，大大高于认为不需要再进行大量报道人数所占的比例（24．9％）。公众的紧张度（1）紧张度本次电话调查结果显示：有18％的被访问者对非典还感到紧张。在对非典仍然感到紧张的18％的被访问者中，感到“非常紧张”、“比较紧张”与“有点紧张”的比例分别为5．9％、32．3％与61．8％。与第一次电话问卷调查的结果相比，对非典感到紧张的市民比例已大大下降。（2）紧张原因本次调查中，对非典还感到紧张的18％的被访问者中，当被问及紧张的原因时，怕被感染（65％）、非典的高传染性与病死率（41％）、怕感染后连累他人（13％）与受周围人情绪的影响（12％）占据了紧张原因的前四位。公众的措施防范（1）口罩佩戴率在人类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绝大多数人会采取种种措施来保护自己与家人免受伤害。在非典流行期间，有56．3％的人曾带过口罩，另有43．7％的人则没有戴过。（2）措施防范在问及在非典流行期间“您及家人是否采取过预防非典的措施”时，有超过90％的人回答采取过预防措施。在采取预防措施的家庭中，保持个人与家庭环境卫生（90％）、注意室内通风（69％）、少去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40％）、外出戴口罩（35％）与增强身体抵抗力（29％）都占有相当的比例。（3）防范非典物品消费在本次电话问卷调查中，当问及被访问者家庭有无预防非典的物品时，有82％的家庭回答有，17．5％的家庭回答没有，另有0．6％的人回答不清楚。在明确回答有预防非典物品的家庭中的平均花费大约是103元。从上述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SARS危机面前，大部分市民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这表明公众的防范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有所增强。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还有少部分市民的自我防范意识比较薄弱。例如我们注意到，在非典流行期间，有超过40％的人没有戴过口罩，更有近10％的家庭未采取过任何预防非典的措施。对此，必须引起政府的重视，加强对这方面的宣传力度，以进一步增强民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公众生活、消费习惯有所改变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63．4％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典的流行与中国人在饮食、卫生等方面的不良习惯有关，大大高于持否定态度（15．9％）的人所占的比例。在经历非典事件以后，人们对中国人随地吐痰、吃野生动物等不良习惯的改变抱有较大的信心。在被访问者中，有超过四分之三（75．5％）的人坚信在经历非典事件后，中国人随地吐痰、吃野生动物等不良习惯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大大高于持否定态度的人口比例（13．5％）。SARS在对普通民众的正常生活造成冲击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模式。调查表明：有超过半数（51．1％）的被访问者回答在非典期间的生活行为习惯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在回答在非典期间的生活行为方式有较明显变化的51．1％的被访问者中，有高达80％的人回答卫生习惯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此外分别有45％、33％、18％与10％的人回答其出行习惯、饮食习惯、生活起居习惯与消费习惯也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在非典流行期间市民的娱乐休闲方式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有三分之二（67％）的被访问者回答在非典期间的主要娱乐休闲方式之一是看电视听音乐等，人们选择的其他主要休闲娱乐方式分别是：读书看报（45％）、体育锻炼（26％）、户外活动（20％）与上网（16％）。非典疫情使良好的休闲娱乐方式悄然兴起。没事也不聚堆聊天、打牌了，常常夜不归宿的男人被非典赶回家，读书、上网、看电视的人多了。这些良好的休闲娱乐方式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无疑是有益的。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关于社会4月20日，历史不会忘记。正是在这一天，党中央、xx以惊人的勇气与对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地总结“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开等在内的一系列果断措施，使流言趋于消失，民众恐慌趋于缓解，非典疫情开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非典“镜子”中，我们看到了不足谣言止于公开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超过40％被调查居民并不是从媒体，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最先知道非典有关信息的，其中在公开疫情前，非典疫情已蔓延开来的广州有近60％的被访问者是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有关信息的。从流言的传播路径来看，主要以“听别人说”（56．7％）、“与人交谈”（如通过电话等）（19．4％）与“网络”（14．2％）传播为主。面对这一突发灾难性事件，有如此众多的市民从非正规渠道最先得知这一事关百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非典信息，以至于在4月20日中央政府正式公开非典疫情报道前，流言满天飞，给民众造成了恐慌，北京、广州等地出现的抢购风潮等就是最明显的佐证。4月20日，历史不会忘记。正是在这一天，党中央、xx以惊人的勇气与对人

民健康和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地总结“4·20”前非典防治方面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包括非典疫情公开等在内的一系列果断措施，使流言趋于消失，民众恐慌趋于缓解，非典疫情开始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全球化与信息化使得个别地方想隐瞒疫情信息成为不可能，封锁消息反而为流言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要想让流言传播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与避免过度恐慌出现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告诉事实的～，并教会人们如何应对。社会救助亟待完善危机使人们寻求物质与精神的慰藉，在有效社会救助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危机使人们一方面在重视以血缘与婚姻为纽带的传统关系，一方面仍从组织或单位那里寻求心灵安慰与精神支持。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非典时期，当人们遇到问题或困难时，更多的人首先想到的依然是向政府（28％）、家人（28％）与单位（17％）求助。当被问及在非典期间得到的社会帮助的主要来源时，有28．9％的人选择主要的帮助来源于单位，18．4％的人选择社区（街道、居委会），12．3％的人选择社区与单位两者。值得注意的是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35．3％）回答在非典期间没有得到过来自于社会的任何帮助。许多人认为政府的大包大揽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依赖。在我们看来原因并非如此简单。不可否认，上述观点有其合理成分，但造成中国百姓对政府高度依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政府的大包大揽是导致民众对政府过度依赖的原因之一，另外的一个原因应该是，除了政府（单位）与家庭以外，中国民众在社会上缺少其他可依赖的路径，也就是社会救助网络尚不健全。中国的内地与香港特区同样都经历了SARS的磨难，但我们发现在应对SARS危机方面却有太多的不同。在香港，我们看到特区政府在积极应对的同时，更多的则是看到许多民间团体与普通市民，在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与特区政府并肩作战，他们走街串巷，为百姓排忧解难，缓和人们心中的恐慌，化解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观内地，在政府领导人民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仍采用了传统的行政动员，效果良好，并得到了民众的有力支持。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当被问及您对有些地方对疫区来人实行有奖举报制度的看法时，竟有高达69．1％的人持赞成态度，大大高于持反对态度的比例（16．3％）。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原有的以单位为主的组织体系，已经难以做到全面控制社会资源，而新的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政府与社会公众对行政动员的过度依赖。因为除了行政动员以外，我们发现政府有关部门缺少更多的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这导致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存在许多困难。现代政府的社会职能处在弱化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管理所有的社会事务，因此，必须借助于社会的力量。调查表明，当国家和社会遇到困难与危机时，有许多人愿意站出来为政府分忧解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现在的问题是还缺少有效的组织。本次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民众（85．3％）愿意或比较愿意为防治非典做一些义务工作，大大高于不太愿意或不愿意的人口比例（6．4％）。因此，在这次危机过后，构建中国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与社会救助网络是我们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关于政府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SARS正在考验政府：它像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要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钻的追问，要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给我们的警示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社会。全球范围内，极目所及，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战争危机、石油危机、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随时降临政府经受了考验政府的公信力在提高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SARS正在考验政府：它像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要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效率；它像一道刁钻的追问，要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SARS给我们的警示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社会。全球范围内，极目所及，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战争危机、石油危机、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随时降临。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被访问者对当地政府与中央政府所采取的非典防治措施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大大超过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人口比例。通过SARS事件，大多数（71．9％）的被访问者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很强或较强，只有少数的被访问者认为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较弱或很弱。SARS事件也使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增强。有超过四分之三（76．4％）的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心提高了，相比较而言，仅有1．7％的被调查者对政府的信心下降。毫无疑问，某些政府官员、某些部门对于SARS的全国性流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所采取的一些果断措施已经对疫情的防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本次调查结果，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经受住了SARS事件的考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拥护，政府的公信力也因此而大大提高。政府应设立社会危机基金对非典病人的及时医治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是现代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另外，这也是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对非典病人的治疗费用超出了一般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这时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保险的作用凸现出来，而SARS恰恰碰到了中国社会的软肋——覆盖率低与很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典危机挑战中国社会保障。因此，中国政府在非典防治过程中遇到两难问题：由个人和家庭承担非典医治费用，绝大部分人因经济上承担不起而不得不放弃治疗，这不但不利于非典疫情的控制，而且也可能会导致人道主义灾难；而由政府出钱，将大大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从而影响到对其他方面的投入，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与民众整体福利的增加。因此，这里自然引申出一个问题：非典究竟该由谁来埋单？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40．6％的被访问者表示应由政府承担，而赞成分摊的不足三分之一（32．3％），赞成由个人承担的仅占4．4％。由此可见，中国百姓对政府的依赖是很强的，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保障与社会危机机制不完善，其中包括危机应急基金储备不足。因而加快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设立社会危机基金应该是我国今后应对类似SARS事件的两大重要措施。中国经济回升有望恐怕没有人会怀疑SARS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至于SARS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SARS对中国经济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多久，可能主要取决于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对SARS疫情的控制程度以及SARS流行的持续时间，如果不能对SARS疫情进行有效的控制，SARS流行的时间较长，甚至SARS进一步流传到广大农村地区，那么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中国有可能由此走向衰退，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可能。二是医学上的研究进展，人类如果能尽快地找到防治SARS的有效方法，那么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是比较有限的，中国经济在经过短暂的恢复后，会保持强劲增长的态势；三是公众对遭受SARS打击后的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对战胜SARS的决心。本次调查结果表明：有7．1％的被访问者认为已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认为还有一个月和三个月才能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比例分别为17．3％与28．1％，三者合计占被访问者人数的一半以上（52．5％）。与第一次调查结果相比，三周后的第二次调查结果表明，公众估计恢复正常生活秩序所需时间有所缩短。当被问及非典以后对中国经济回升是否有信心时，超过90％的被访问者表示对SARS过后的中国经济回升抱有信心。公众的信心是努力消除SARS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坚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尽快走出SARS阴影，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全国五大城市非典舆情第二次权威调查·专家访谈生活方式的改变，不是靠某种危机的出现。一种好的生活方式不能仅仅依靠一场灾难留给人们的痛苦的记忆去养成，而应该依靠一种强制的长期的法律制约力来完成，光靠自觉是靠不住的非典给我们带来许多课题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洪银兴：非典时期的巨大支出，一大部分应该属于遭受的经济影响。这次这种传染病的灾害，它实际上造成的经济影响，不仅仅是有形的，同时也会是一种无形的。有形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旅游、餐饮、交通，我们为了治疗疾病而支付的各种医疗费用等等，都是一种有形的损失。这是一个方面。直接的经济损失还是比较大的。这种自然灾害一旦在一个国家流行，范围又比较大，就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进而影响到进出口的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情况是很好的，我们的对外贸易、出口水平、利用外资等等，一向是非常好的。政治上稳定，经济上又处于成长期，对我们来讲，已经出现了非常好的前景。但是由于这个非典的出现，它可能会使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将影响扩大到外资、对外出口。我同意这么一个说法：“这种影响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与其他问题造成的影响不一样，只要非典得到控制，这种形象上的影响就不会那么严重。世界卫生组织一旦宣布这种疾病已经得到控制，那么可能影响我们的出口问题马上就会解决，外资马上也会回来。虽然近期的影响是严重的，但从长远来看，它仅仅是发展中间的一段。况且这种疾病就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新的，至今还没有研究出彻底解决的办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非典时期的巨大支出，政府已承担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分配的作用。政府本身没有钱，把钱花在什么地方，是一个分配用钱的过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美国在“9·11”事件之后，有一个红十字会的负责人向全国号召捐血，一下子从全国各地捐来很多血。但最后能派上用场的只是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过期无效了。美国人这就不干了，逼着那个负责人下了台，认为他的行为造成了浪费。那个负责人迫于压力引咎辞职。这个例子说明，政府在分配那笔财政支出时，应该有一个法律进行制约，比如什么时候能启动这笔钱，如何评估该用多少钱，如何保证合理有效地使用。对一件事纯粹从动机出发进行评判是不完善的。经济学家茅于轼：预防非典的方法很多，隔离疫区（从设立专门非典医院，到封锁一幢楼、一个区，到整个城市）；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又分在马路上，在商场里，在交通枢纽里等等）；停止会议（又分大型或者中小型，在一切地区或者仅限于疫区，疫区又可分一般或者严重的）；停工停产，或者只要求进厂检查体温等等。有几十种措施可以采用。显然，每种措施的成本有巨大差别，它们对减少非典传播的效果也极不相同。从经济学来看，我们应该采取成本低而效果大的，不应该花了巨大成本而作用非常有限的那些措施。所以我们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来防止非典传播”，而必须计及成本效果，并由此来选择哪些措施应该优先考虑。某种措施的成本可以请经济学家来估计，效果则要由防疫专家来估计。现在越来越明确，非典的传染主要是和病人的近距离接触。因此在公共场所戴口罩所起的作用远远没有隔离病人的作用大。医治一个非典病人的费用高达十多万元，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现在各地规定不一样，比如有的地方只有下岗工人、城市困难户和农民可以享受非典公费医疗，结果就出现非典病人逃避就诊的情况。而病人逃跑，就把病菌一路散布，造成严重的病情扩散。一个人为了减少自己的负担而造成几十例甚至更多的非典医治成本。恶性传染病的治疗不只是病人个人的事。他不治疗就会造成更多的传染，而每个被传染的人又会造成更大范围的传染。所以对这一类传染病的治疗应该看成是社会的事。再说，这类传染病的感染也不完全是个人的责任，应该说主要是社会防治不力造成的。所以从责任来看，医疗费用由社会负担也是应该的。由社会承担个人非典的治疗费用，会不会造成个人有空子可钻，占了公家的便宜呢？对于非典而言，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所以规定治疗非典的医疗费由政府承担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为了避免少数富人也享受公费治疗，至少应该允许一般家庭申请公家补助非典的治

到的阻力将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我们有理由好好抓住这次非典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机遇与灾害同行SARS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SARS并不只是从负面对人类社会产生影响。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有近四分之三的被访问者（74．1％）看到了SARS危机背后所隐藏着的机遇。在回答非典虽然是灾难性事件，但还存在积极一面的被访问者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68％）认为，非典流行促使人们对人类自身的某些生活行为方式进行深刻的反省，从而有助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事实上，非典危机有力地促进了卫生保健知识在全民中的普及，环境保护等意识因此而大大增强，在非典流行期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可喜的变化。有超过一半（56％）的被访问者认为，SARS流行将迫使人们对以往所推行的公共政策进行必要的检讨并研究对付这种疾病的方法与措施，从而有助于推动公共政策、其中包括公共卫生政策的完善和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分别有24％、22％、15％与9．8％的被访问者还认为，非典事件有利于公～识的提高、政府形象的改善，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并促成新闻媒体改革步伐的加快。非典危机暴露出旧模式中的弊端，强化着改革的迫切性。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人在危机处理中的权威性越高，在改革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阻力将越小，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我们有理由好好抓住这次非典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新的契机，进一步加快我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通向良好政府治理结构的道路是漫长的，在这条道路上需要耐心和智慧。在SARS危机之后，痛定思痛，我们认为，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政府需要一套高效的危机应对机制在处理此类事件的时候，首先需要出动的是一支精干、高效、灵活的危机处理队伍。但是目前调动的仍然是整个行政体系，吸取SARS危机的教训，应该建立专门的危机应对机制。政府需要一套成熟的公共关系体制为了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政府在公众中的亲和力，有必要使得政府的公共关系体制走向前台。政府需要一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制从公共卫生体制的历史演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公共卫生的发展自始至终离不开政府的介入，一方面是因为公众提高了对公共健康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公共健康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要求政府提高控制社会问题的能力。对疫情的控制首先要求对人口状况有详尽的了解，这也是提高效率所必不可少的信息。防治传染病中的很多做法，如对全国人口注射疫苗，发动公共卫生运动，在紧急情况下对民间资源的征用、隔离和对人口流动的控制、甚至对个人生活的干预（戒烟、戒酒）等，都在无形中显示了国家对社会问题的控制能力。提高公共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支持，首先必须在公共产品的框架秩序中，对公共卫生的各项内容仔细进行拟定，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资、政府承办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出资、民间承办的；哪些是需要民间出资，政府给予优惠政策扶持的；哪些是需要政府加强管制的，哪些是需要政府放松干预的。政府需要引入外部的监督力量SARS事件还反映出来，单纯依靠行政体系对官员行为的约束力量已经不够，有必要引入外部的监督力量。公民和企业的参与和发言权对增加政府透明度、提高政府决策效率至关重要，仅仅寄希望于政府的内部体制改革，建立政府内部的责任制度，无法有效地保证政府的决策质量。首先，应该向有关的人提供有用的信息，及时、畅通地向政策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和主要的风险承担者提供政府有关决策、预算、统计资料、财务披露等信息。其次，应该将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制度化，尽可能地吸收利益不同的各方力量进入决策过程，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对政府的支持。政府需要调整施政目标中国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是增长优先，相对忽视了公共健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问题。SARS事件的冲击，使得忽略这些问题的成本得以显性化，SARS有可能促使中国从“增长优先”的目标，转变为更广泛的发展目标。相应地，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也将逐渐从单纯的经济增长率、吸引外资数量转变到关心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