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

第一篇：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

“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

[摘要]“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人们各种争议不断。有学者认为可以延迟人口老龄化，也有观点认为该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在此背景下，通过对×市部分社区运用无结构访谈的方法，了解所调查社区夫妻的生育意愿现状。主要从家庭结构现状、学历、其他的限制因素三个方面来描述，进而通过文献分析法分析产生原因。从生育态度、生育成本、生育压力、生育能力四个维度来阐明原因分析。最后部分简明概括该研究的启示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全面二孩”； 生育意愿；现状； 影响因素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7123

1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11问题提出 人口问题一直都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新中国在成立的20年之初，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受苏联的影响，放任增长，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人口与经济、环境的矛盾。[1]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的总数量仍旧很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也日益明显，我国目前正逐步接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人口形势日益严峻，问题益增。所以，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提上了国家议程。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道“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2]但各地区申请二孩的家庭数据表明，符合条件申请的家庭人数远远低于预期。所以为了进一步推迟人口老龄化、优化劳动力结构，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人们对“全面二孩”的争议不断。[3]

12生育意愿的界定生育意愿是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可以?娜?个方面来阐述：一是生育目的，即人们为什么生育；二是人们对生育数量的看法，即生育几个子女为理想子女数；三是有关子女性别的看法，即人们怎么看待自己已有或即将生育什么性别子女的看法。[1]生育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发生着变化，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

2生育意愿现状分析

21独生子女家庭相比二孩家庭较多

通过走访社区，笔者发现家中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当问及是否有要二孩的计划，夫妻双方明确表示想要二孩的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他们对当前的家庭结构状态相对来说比较满意，并不打算打破现有的家庭结构。

22学历高的家庭生育意愿较低当夫妻双方或一方学历较高，他们更重视孩子的成长质量，愿意尽力地给予一个孩子最好的生活状态。有部分学历高的家长表示，自己不能对是否要二孩做出决定，需要回家与自己的孩子商量再做决定，如果孩子不愿意，他们也不会强迫。

23有生育意愿的家庭囿于时间、工作等限制有部分家庭有要二孩的打算，但是迫于无人看孩子、工作压力大、经济紧张等现实原因只能将计划暂且搁置或者延迟，而且这样的家庭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占多数。

3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31生育态度

认知行为理论认为认知、情绪决定人们的行为，而认知包括态度、观念、看法等。生育态度对一个人采取生育行为的动机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认为生育态度主要包括育龄父母对子女的价值判断和性别偏好。价值判断主要是指父母是把子女看成家族传承的需要还是阻碍家庭更好发展的负担。[4]显而易见，拥有前者观点的父母生育二孩的欲望会明显高于后者。有性别偏好的父母可能会有“儿女双全”“男孩优于女孩”“女孩好养”等一些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促进了人们的生育意愿。事实证明，任何一种生育态度都不是单一地发挥作用，往往交织产生影响。如果一个家庭已经有一个女孩，但是育龄父母却有儿女双全的梦想，认为男孩可以更好地传宗接代，他们往往会倾向于选择生育二孩。

32生育成本

“成本”是商品经济方面的概念，即人们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的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称为成本。[5]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发生重要的变化。所谓的生育成本可以理解为生育孩子、培养孩子长大成人所需付出的可以量化或无法量化的付出。金钱成本指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消费和支出，小到孩子的吃奶、穿衣，大到结婚、买房等，这些都是需要金钱来堆砌的。生育、养育一个孩子的金钱成本对很多家庭来说是很重的负担。在生育二孩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提前准备，再经过十月怀胎到孩子出生、坐月子、休养这一系列的过程我们可以称为时间成本，而很多育龄期的父母都是处于青年期或中年期，他们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尤其是女性由于怀孕，不得不中断自己的工作。而男性可能会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照顾另一方上，也会影响其工作。工作成本多是由于时间成本所致，由于漫长的备孕、怀孕、养育的过程，女性需要休产假照顾家庭和孩子，不得不中止自己的工作，甚至面临着失业和短暂地与社会失去接触的危机。生育成本、时间成本、工作成本这三个因素对生育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它们中任何一个在发挥作用并不是说明另外两个不起作用，而是在特定条件下哪个因素所占的比重更大。在权衡利弊之下，人们再决定是否要二孩。

33生育压力 生育压力主要是针对女性而言，即在进行生育行为的决策过程中，有哪些人或者社会系统可以对其产生影响。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分析：一是丈夫，在家庭系统中，如果丈夫的权威较高，那么他的说服力会更强一些。二是公婆等其他家庭成员，生育是一个家庭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女性一人的事情，所以，其他家庭成员的观点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女性的生育意愿产生影响。三是同事、朋友，这些人的经历或生活会对女性产生很大的影响。四是政策，政策作为宏观体系，在根本上影响着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决定。“计划生育”时期、“单独二孩”时期、“全面二孩”时期，每个时期的不同政策下，女性主观的生育意愿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34生育能力生育能力是对其实现生育行为所具有的资源、条件、机会等的评估，同时这也受当事人对资源、条件、机会等的重要性主观评价的影响。一般来说，当个体认为自己拥有较多的资源、优越的条件、较好的机会时，做出生育行为计划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因为这样他们会有充足的安全感和资本来养育孩子。

4启示与建议 笔者认为“全面二孩”政策不会造成人口堆积现象。提出此看法是基于走访社区和查阅大量资料而得出的结论。面对“全面二孩”的政策，人们并不会随随便便地作出决定，他们往往会进行比较理性和现实的思考，会考虑到自己的经济条件、时间、工作，考虑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自二孩政策诞生以来，政府一直在关注人们会做出何种选择，担心会造成人口的过快增长。但是研究发现，人们会不断地权衡自己的各种因素，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负责任的选择。除非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具备生育孩子的能力并制定好明确的规划，否则生育意愿很难落实到生育行为。所以，这个启示是有一定依据的。

“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虽然不会造成人口的堆积现象，但是相比计划生育阶段来说，人口会有所增长，会造成资源的竞争或者之前的资源与现在的人口资源并不能很好地匹配。比如：教育资源中师资力量的落后，部分老师多媒体、网络等技术掌握得并不好；此外，医疗卫生等资源也是不可忽视的资源。因此，为了更好地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我们要加大经济投入的同时也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来保障人口的增长。

参考文献：

[1]佟新人口社会学[M].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韩雷，田龙鹏“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J].湘潭大学学报，2016（1）.[3]张晓青，黄彩虹，张强，等“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家庭生育意愿比较及启示[J].社会科学文摘，2016（1）.[4]茅倬彦，罗昊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J].人口研究，2013（1）.[5]张五常经济解释卷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第二篇：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

一、二孩生育意愿的基本情况

我区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初婚家庭中，扣除病患、结扎等特殊情况，有生育能力的育龄家庭共计48093个。在这些家庭中，育龄妇女为30岁以下的家庭有5993个，占符合条件的育龄家庭的13%;30-35岁的家庭有10703个，占符合条件的育龄家庭的22%;36-40岁的家庭有11025个，占符合条件的育龄家庭的23%;40岁以上的家庭有20372个，占符合条件的育龄家庭的42%。我们将有生育条件的家庭按育龄妇女年龄进行比例抽样，共抽取500个家庭进行问卷调查。

在被调查的家庭中，有生育意愿的占调查总数的16%,没有生育意愿的占调査总数的63%,不确定的占调査总数的21%(如图）。

生育意愿随育龄妇女年龄影响很大，年龄越大生育意愿越小。不同年龄段的家庭中，30岁以下的家庭，有生育意愿的占该年龄段家庭的35%,没有生育意愿的占38%,不确定的占27%;30-35岁的家庭中，有生育意愿的占24%，没有生育意愿的占44%,不确定的占32%;36-40岁的家庭中，有生育意愿的占15%,没有生育意愿的占66%,不确定的占18%;40岁以上家庭中，有生育意愿的占3%，没有生育意愿的占88%,不确定的占9%。（如图）

二、影响生育意愿因素

1、从受教育程度看，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要高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在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中，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为9%,高中教育的30%，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有61%;没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中，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占20%，高中教育的占42%，大学教育及以上的占38%;在不确定生育意愿的家庭中，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占12%，高中教育占35%，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占53%。

2、从职业分类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生育意愿要高于其他职业。而企业职工的生育意愿最低。在职业分类中，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二孩生育意愿最髙，为23%，其次是个体工作者、无业人员和企业职工，所占比例分别是19%、15%和14%。没有生育意愿的职业分类中，企业职工排名最高，为67%，其次是无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和个体工作者，所占比例为64%、59%和56%。

3、从家庭收人看，生育意愿受家庭收入影响明显，在相同收人层次中，收人高的家庭选择“想生”的比例高于“不想生”，而收人最低的家庭犹豫度最高。在接受调查的家庭中，收人低于5万的家庭占38%，收人5-10万的家庭占46%,收人10-20万的家庭占20%，20万以上的仅占1%。由于家庭收人问题较为敏感，所以这个数据应低于实际水平，但能够较真实地反映不同收人水平的生育意愿。

在调查的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中，收人小于5万的家庭占26%，5-10万的家庭占44%，10-20万的家庭占29%，20万以上的家庭占1%;在没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中，收人小于5万的家庭占35%，5-10万的家庭占47%，10-20万的家庭占1*7%，20万以上的家庭占1%;在选择不确定的家庭中，收人小于5万的家庭占37%，5-10万的家庭占42%,10-20万的家庭占21%，20万以上的家庭没有选择。

4、“为大宝”是选择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选择“有生育意愿”和“无所谓”的调查者中，有86%的调查者选择“给大宝一个伴，利于大宝性格培养”作为选择生育的原因之一。33%的调查者是因为自己喜欢孩子选择生育，31%的调查者是因为多孩多保障选择生育，18%的调查者是因父母意愿选择生育。

三、存在的问题

1、扎堆生育考验社会公共资源的承受能力。2015年系农历羊年，有属相偏好的的人群会选择提前或者推迟生育，政策放开后，有政策预期的，特别是年龄偏大的群众会选择在2016年生育，预计2016年出生将会有爆发性增长。在生育高峰年，医疗机构的孕产资源、孕婴行业的服务资源以及后期的教育资源等种种资源分配紧张的问题都将考验正常的社会秩序。

2、二孩生育的配套服务和保障机制不完善。在本次调查中，74%的调查者因无人照看孩子而选择不再生育，80%的调查者希望社会提供更多更优惠的0-3周岁的托儿服务；76%的调查者希望增加看护假。在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诸多因素中除了年龄、经济因素外，社会配套服务和保障机制的不完善更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3、“想生”但不能生和不敢生的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育龄妇女年龄在40岁以上家庭有20372个，占符合条件家庭的42%，这个数据是排除已知的绝经或手术失去生育能力的家庭，但疾病或其他因素影响生育效果的情况未知。选择因育龄妇女年龄过大而没有生育意愿的占调查总数的45%。年龄偏大的家庭会担忧生育能力和生育效果，也是现实存在“想生”却不能生和不敢生的问题。

四、做好二孩政策实施保障工作的建议

1、随时做好政策咨询和办理工作。卫计部门随时提供政策咨询，一旦政策可以实施，要广泛宣传并做好各项手续办理工作。本次调查有意愿生育的家庭中，希望马上怀孕的占近65%,在政策实施后将会有一个手续办理髙潮期，要提前做好预测和准备工作，保证快捷方便。

2、提供全面的孕产期服务。卫计部门应根据出生预报，提前做好规划，提高产科门诊和病房的接待能力，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流作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设立专业的服务机构，方便有需求的育龄群众随时咨询访问，服务机构孕期随访工作也要做全做细。特别是希望马上怀孕的人群中涉及到相当一部分的高龄产妇，对高龄产妇要建立一套专门孕前、孕中的检査方案，对每一位高龄产妇要独立建档，提高随访密度，加强保障服务力度。

3、提供更多更优惠的托儿、育儿机构服务。祖辈帮忙带孩子一直是我区的家庭养育传统，现政策放开，很多家庭的祖辈年龄已大，无法胜任带孩子的工作。我区现在0-3周岁的托儿机构几乎空白，政府可推出或鼓励社会推出更多优质优惠的服务机构解决这一问题。

4、相关部门可信息共享，协调联动，做好保障工作。劳动人事部门要提前做好行业指导和就业培训，向社会输送更多保姆、月嫂、育婴员等专业服务人员，保障需求；物价部门要监控“婴儿潮”概念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防止漫天要价，保障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教育部门要根据出生情况，预测生源，做好弹性应对，对于生源陡增的年份，要做好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的配备，保障正常的教育秩序。

第三篇：“全面二孩”政策下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下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分析

摘 要 在社会聚焦“全面二孩”政策的背景下，笔者对南昌市居民生育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本文从生育意愿的三个维度出发，研究居民的生育意愿现状，得出南昌市居民生育意愿总体不高，但在不同个体特征下，居民生育意愿有所不同；同时对南昌市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重点分析，得出经济压力是居民不愿生二孩的最主要因素，怕子女孤单是居民生育二孩的最主要原因；并且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居民所担心问题进行分析，为政府之后推行新政提供建议，助力“全面二孩”政策在南昌市的推行。

关键词 生育意愿 “全面二孩”政策 居民

一、引言

（一）背景介绍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极大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及人口素质的提高。但是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劳动力长期供给呈现短缺趋势，出生性别比失衡，这些导致家庭养老和抵御风险能力有所降低。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人口形势，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在2013年全面实行“单独二孩”政策，但政策实施以来，反响未达到预期，效果不尽如人意。中央基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对我国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继“单独二孩”政策后，提出“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后，二孩政策的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南昌市的人口增?L得到了遏制，同时加之劳动力的输出，导致本市劳动力人口的缺失，无法满足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之需，深刻影响着南昌市的发展。2014年1月18日，江西省宣布正式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成为全国第二个全面实施“单独二孩”新政的省份。与此同时，南昌二胎政策也同步实施，只要符合单独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可以根据各自家庭、年龄及健康等情况依法申请再生育一胎，但南昌市居民对政策的反响程度不高，多数人仍不愿生育二孩。

（二）选题意义

受我国生育政策的影响，南昌市的人口红利减少，影响南昌市经济的发展，同时南昌市人口老龄化也日益严重，老年人生活旅居问题也日益凸显，出现“银发危机”。并且一些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如失独家庭问题。通过对南昌市居民的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探究影响南昌市居民生育意愿的因素，以及在全面放开二孩背景下，南昌市居民生育意愿的变化，为政府实施政策提供相关的建议，助力政策的实施。

二、南昌市居民生育意愿现状

（一）生育数量

调查发现大多数家庭的理想子女数都是两个，理想子女数为3个、4个的占少数。随着父母收入水平的提高，孩子数量的成本（或价格）相对于孩子质量的成本（或价格）将变得更昂贵，家庭的实际负担就会加重，这时便会减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而增加对孩子质量的需求，逐渐形成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

（二）生育性别

家庭收入对二孩性别的影响：养女孩成本较养男孩更低。虽然随着孩子教育与发展成本的提升，养孩成本较过去已大大提升，女性的地位也有一定的提升，家长的性别偏好也逐步得到改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男孩在成年娶妻生子所需要父母辈提供的大部分资本（包括房屋、车辆等彩礼）远远高于女方父母所提供的嫁妆，经济压力大。在大部分家庭中女孩所需的养育成本较低，提供给了家庭再生一个的经济能力，所以低收入家庭一般倾向于生女孩。同时大部分家庭都渴望生育二孩，性别偏好呈现女孩倾向，传统生育文化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明显改变，男孩女孩都一样的生育观蔚然成风。

（三）生育时间

大多数家庭都倾向于在未来1～4年内生育第二个孩子。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结果的出现，有相关的学者运用人口增长预测理论估测未来人口趋势变化，故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提出类似推论，南昌市在未来4年内会出现人口生育高峰，相关部门应做好应对措施。

三、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一）性别

在调查中，愿意生二孩的，57%为女性，43%为男性，表明女性比男性更想生二孩。预计接下来几年将会有较多的女性进入怀孕和哺乳期，对就业单位的岗位安排和绩效管理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户籍情况

56.5%的南昌居民想生育二孩，25.6%的南昌居民在考虑中，其中想生育二胎的居民中56.5%为农业人口，43.5%是非农业人口。由于城市经济压力较农村大，生育二孩的成本高：农村抚养孩子的成本较城市大大降低，在经济能力支持的情况下，农村父母辈更有能力去抚养第二个孩子。农村父母辈有年龄与精力优势，因为农村父母辈早婚早育，更有精力与体力帮助子女去照顾孩子。在中国农村，不少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父母等长辈照顾孩子生活起居的情况十分普遍。所以更多的农村人口倾向于生育二孩。

（三）家庭结构

在双独家庭中，大部分家庭是愿意生育二孩或者是正在考虑中。在调查过程中，有不少双独家庭结构的父母提到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了被视为特殊群体/自我意志薄弱等一系列问题，这也说明我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是给独生子女家庭一个契机，让家庭生活更美好，这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一定作用。

（四）子女情况

现有子女年龄越小的父母越有意愿生育二孩，且愿意在近1～2年内生育二孩，其原因可能是现有子女年龄越小的父母其本身年龄也较小，生育能力及生育意愿更加强烈，子女年龄越大的父母年龄也越大，所面临的生育风险更大，生育概率较小。

子女现由自己以及父母带小孩的居民所占比例最高，且其中大多数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两个。请保姆带孩子的家庭的理想子女数则较少，因为请保姆帮忙照顾孩子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成本，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家庭的理想子女数，而由父母或自己带小孩的居民可以节约一定的经济成本，且更加放心，所以理想子女数更多。

在未生与已育一子的居民中，对二孩意愿性别持无所谓观点所占比例较大，而已育一女的居民持无所谓的观点所占比例较低；已育一子的居民不愿生二孩所占比例相较于其他最高，其二孩意愿性别为女的比例相较于其他最高；已育一女的居民，二孩意愿性别偏好男，并且不愿生二孩及生女二孩的意愿较低。

（五）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分析

居民生育二孩主要是怕子女孤单、想儿女双全、减轻子女的养老压力。其中，抵御失独风险占到11%，这说明失独问题给相当一部分居民提出了警示甚至带来过严重伤害，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较严重的影响。同时传宗接代的落后思想对南昌市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影响较小，仅占1%，这说明南昌市在过去的发展中不仅是物质层面有所提高，精神层面也有较大提高，体现出南昌市居民的良好思想素质风貌。

（六）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分析

居民不想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经济压力、顾虑到对第一个孩子的影响以及亲戚?^念的影响。此外，影响因素还包括生育周期长以及财产分配等新字眼，从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南昌市虽发展比较落后，但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如在访谈的过程中就有男性居民提到生育周期过长，不愿让妻子承受生育的痛苦，体现出社会对女性的关怀，同时财产分配这个问题的出现，也说明南昌市居民的经济观念发生了一些改变，更具现代化特点。

（七）居民生育二孩担忧因素分析

在居民担心的问题中，教育问题排在最前列，这反映出南昌市的教育水平有待提高，教育设施有待改善，同时也反映出南昌市居民对孩子个人素质的关注，重视孩子的个人发展。排在第二的是住房问题，南昌市作为我国中部较为发达的省会城市，其房价也是十分高的，为此居民不得不考虑到房价问题。其次，医疗问题以及母婴产品问题也比较突出，所占比重也较大，这也是符合南昌市的发展现状的。同时社会治安问题与交通问题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反映出南昌市的社会治安治理需要更加系统和完善，也反映出南昌市修建地铁的合理性。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经济原因是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对于影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经济原因，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分析。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低导致营养水平和医疗条件差，婴幼儿死亡率高，这时为了实现意愿子女数，实际生育的子女数就必须超过意愿子女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婴幼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为补偿由于死亡而增加的生育数也会随之降低，从而减少生育子女数。个人或人群所从事的职业是以体力还是脑力劳动为主、收入水平及其对子女“成本―收益”关系的考虑，对其生育意愿有着重大影响。一般而言，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人或人群，由于人口数量多意味着劳动力多，男孩多意味着劳动力强，有利于开展生产、促进生活水平提高，所以意愿生育子女数较多，并且倾向于偏好男孩，对子女的素质要求不高。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人或人群，对子女的整体素质要求较高，对数量方面的要求不明显，表现出生育意愿上以质量替代数量的变化。

城市和农村是两个具有重要区别的文化实体，具有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在城市文明的长期熏陶下，城市居民一般都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发展意识，结婚较晚，生育数量较少；农村文明则与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农村居民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婚育观念。城市和农村居民在生育目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意愿生育性别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说明，提高城市化水平可以降低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究其原因在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适应性，即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会不断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种种调适，从而顺应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婚育观念也会相应地发生质的变化，自觉形成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生男生女一样好的观念。

子女数的多少与家庭养老的负担能力成正向关系，即多子女家庭的养老负担可以由多个子女平均分担，每个子女分担的养老负担相对低于少子女家庭，因此人们的意愿生育子女数较多；此外，子女多，还可降低因子女死亡或不孝而带来的养老风险。而当养老方式以社会养老为主时，父母在老年时对子女的经济依赖程度较低，对子女的要求主要在于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所以对老年人来说，子女的成就是主要的，子女数的多少则成为次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养老方式由以家庭为主向以社会为主的转变，人们的意愿生育数自然会趋于减少，子女性别对家庭和父母来说也会变得无关紧要，生育目的的私人性也将有所淡化。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家庭类型也在发生变化，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核心家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在大家庭中，年轻夫妻的生育意愿往往受老年人的影响；而在小家庭中，年轻夫妻在生育方面的自主性更大。另外，从养育子女的成本来看，大家庭的代际互助功能较强，老年人在退休后可以帮助照看孙子女，养育子女的成本较低，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小家庭的代际互助功能被弱化，子女幼时必须送幼儿园和托儿所，从而增加了养育成本，减少了人们的意愿生育子女数。

（二）建议

经过调查研究，本文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教育。扩大公共教育资源，在未来五年内，要重点考虑学前教育发展的需求。近些年来，由于实施学前三年行动计划，特别是大力发展民办学前教育，入园难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有质量保证的普惠性公办幼儿园数量仍明显不足。如果过分依靠民办资源办学前教育，会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使低收入家庭无法平等地享受教育。扩大学前公共资源，抑制学前教育价格，缓解中低收入家庭第二胎育儿压力，缓解社会矛盾。

第二，医疗。对现有儿科医疗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优化现有儿科医师配置和医疗设施，提高儿科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我国绝大多数儿科医生集中在少数大医院和儿童专科医院，所以要鼓励儿童专科医院在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开设门诊部，或者向二级医院、社区医院输出品牌和管理，让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然后按照国家卫计委儿科医师转岗培训方案的要求，在现有执业医师中遴选、培养一批具有良好执业道德、扎实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的儿科医师，并形成执业医师转岗、补充儿科医师的常态机制。同时，应尽快改革儿科医学教育培养机制，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恢复儿科医学，在高校医学专业中加强儿科人才培养，为儿科医疗源源不断充实优秀人才。此外，通过减免学费、优先安排工作以及在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给予政策倾斜和优惠，吸引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医学院儿科专业，鼓励“定向儿科医学生”毕业后从事儿科诊疗工作。

第三，住房。“全面二孩”政策提出以来，楼市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有不少楼盘提出四户型的宣传噱头。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住房问题是居民担心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房价的高涨使得相当一部分居民的生育意愿降低。为此南昌市政府应做好房价的调控，多开发建设经济性适用房，减轻因房价过高带来的影响。

第四，女性就业。由于女性的生育周期较长，使得女性就业难度加大，一些单位甚至出现了性别歧视，这非常不利于女性就业。同时这也使得相当一部分家庭，由于经济、工作的压力放弃生育二孩。因此，南昌市应出台相关的地方性法律保障育龄妇女的工作权利，减少女性就业难对生意意愿的影响。

第五，生育时间。根据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居民都倾向于在未来的1～4年内生育二孩，所以全面二孩政策将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出生人口堆积，加之南昌市人口聚集程度较高，且育龄妇女人数较多，出生堆积将会更明显。因此，建议政府要分步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年纪偏大的育龄妇女优先，年纪偏小的随后。

第六，社会治安。由于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接下来几年内，南昌市人口会迅速增加，社会治安会存在较大的隐患，所以南昌市要加强社会治安巡逻，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七，经济发展。促进南昌市产业结构转型，推动经济良好有序发展，增添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减少居民在生育二孩中的经济压力，增强居民的生育意愿，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

“全面二孩”政策的提出，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里程碑，但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此，我们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促进该政策在南昌市的良好实施，推动南昌市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南昌大学）

参考文献

[1] 顾宝昌.论生育与生育转变：数量、时间和性别[J].人口研究，1992（6）.[2] 风笑天，等.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5）.[3] 风笑天.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现状与比较分析[J].江苏社会学，2004（4）.[4] 陈卫，靳永爱.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学刊，2011（2）：3-13.[5] 陈字，邓昌荣.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6）.[6] 王?，王广州.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估计[J].中国人口科学，2013（6）.[7] 石智雷，杨云彦.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J].人口研究，2014，38（5）.

第四篇：以二胎政策为视角浅析生育二胎意愿与影响因素

以“二胎”政策为视角浅析生育二胎意愿与影响因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二胎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它是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二胎”。2013年8月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消息称，国家卫生计生委党组日前决定开始实施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并适时出台完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这一提法再度引发公众关注。

2015年7月17日，是第26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计委在通报了我国人口和计生工作的情况。我国总人口仍然保持增长，已达13.68亿人。而在全面放开二孩方面，卫计委首次透露，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

继“单独两孩”政策全面落地一年多后，日前，传来了生育政策有望再度调整，年内出台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对此，2015年7月22日，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则重申了着手评估和推进新政，否认了年内实施的说法。不过，对于呼声很高的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不少人口及社会学专家则表示支持，认为“单独两孩”只是个过渡性改革措施，新政在十三五初期就有出台必要。

2015年10月，中共全会公报允许普遍二孩（二胎）政策。

一、我国人口的基本情况简介

2014年中国0-14岁低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6.5%,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降低0.1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平均26%的水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同时,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开始连续三年出现净减少,从数据上看,2011年9.40亿,2012年9.37亿,2013年9.34亿,2014年9.1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近十年我国人口变化有如下特点:老年人比重逐渐增加,少儿的比重逐渐降低,而总抚养比重却出现降低,这种表现充分体现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但出生人口增长率下降的现象,同时也更加突出了我国人口出生率变动“蝴蝶效应”般的影响。然而这种趋势在2013-2014年启动实施二胎政策后就被打破了并且均出现了逆转,可见二胎政策在政策实施初期对扭转不利局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已初露端倪。

资料显示,2005-2014年人口增长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事实上1995-2014近二十年都呈这种趋势,或许二胎政策出台的原因也有基于此的考虑。需要注意的是,2009-2013年期间人口增长率低于0.5%,但近两年有回升趋势,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究其原因,主要受“二胎政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2013年政策发布、2014年各地逐步实施后,人口环比增长率近几年来首次突破0.5%,回升势头明显。这种转变可以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即2014年的人口出生率有明显的提升,况且我国人口基数大,相应的出生人口数的增长量的变动便可想而知。

二、我国二胎政策实施现状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以“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2014年各省二胎政策陆续落地,具体实施时。

可见,人口政策并非同时放开,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时间选择性地采取措施是理性之举。可想而知,关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预测,保证平稳过渡是前提,同时也要依据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具体地调整下一步的方案。

据《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科院发布)显示, 我国目前总生育率只有1.4,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2015年7月,国家卫计委表示单独两孩政策效果正在显现,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比2013年增加47万人,目前申请数量稳定在每月8万对至9万对。具体来讲,截至2015年6月30日,北京市“单独两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44700例和40951例;据预测,新政平均会让北京每年增加超过5万新生儿。然而2014年8月至11月,北京市单独两孩申请人数曾出现连续四个月下降,单独两孩申请量至今依旧远低于预期.三、对生育“二胎”的意愿与影响因素的浅析

• 1.生育“二胎”的意愿与影响因素 从世界范围来看，理想子女数减少是现代化社会普遍发生的一种趋势。西方学者运用不同的理论从多学科的视角来试图解释生育观念的变化，并分析影响理想子女数的因素。

以经济学家贝克尔为主提出的生育经济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增加，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也增加，人们愿意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抚养和教育。总的来说，家庭对孩子质量需求的增加要大于对孩子数量需求的增加，因此，收入和孩子数量之间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会减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收入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在控制教育程度后，妻子的收入对其理想子女数无显著影响。

现代化理论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来探究现代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本结论是理想子女数随现代化进程而减少，从个体层面来看，受教育年数越长、越重视自我发展，就越倾向于不生和少生。因为现代化社会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上升而效用降低，人们对其他消费品的偏好要超过对孩子的偏好，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则使孩子对个体的吸引力降低，受过较多教育者更容易接受强调自我人生价值的现代化观念，容易找到其他价值目标替代孩子的价值。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其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研究结果显示，妻子的教育程度比她的收入、家庭收入以及丈夫的教育水平对理想子女数有更强的影响。

生活经历分析关注的则是成长环境、家庭结构、婚姻状况和生育经历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父母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对子女的理想子女数有很强的正向影响，父母对子女生育数量的期待与子女的理想子女数也呈正相关，初婚年龄推迟会减少期望子女数，而现有子女数越多者理想子女数也越。•

• • 然而，若要探究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中。因此，我们既借鉴西方的分析框架及研究原则，更注意到由于国情不同而带来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西方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能直接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

首先，多子女家庭在西方社会被更多地贴上负面标签，认为如果子女数量超过4个，父母将不能给予孩子很好的照顾，父母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时间、精力和经济资源会减少，父母与孩子的互动也会降低，2至3个孩子的家庭规模最受推崇。而在中国，独生子女已经演变成刻板的社会印象，与“能力低”、“自我中心”、“自私”等一系列负面评价形成了固定的联想，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更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更能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等观念得到不少人赞同。因此，当独生子女在中国普遍成为一种负面印象时，生育政策允许将促进城市人口理想子女数为2孩的比例增加。

其次，随着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家庭在孩子教育、医疗和成家时购置婚房等方面的费用大增，孩子抚育成本急剧上升。有研究表明，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0至16岁孩子的直接经济成本达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购置婚房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9万元；1/4家庭的子女经济成本占夫妻总收入的50％以上。有理由预期，为了家庭和孩子能够有一个尽可能好的生活机会，人们对两个孩子的偏好将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然后，男孩偏好是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重要特征，它对理想子女数有正向刺激作用。城市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弱化了男孩与养老的联系，但男孩与传宗接代的联系则较少受到触动，城市居民男孩偏好明显减少但仍存在。因此，有男孩偏好者更多认为两个孩子更理想。我们同时还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它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无疑是不容忽视的，是生活经历分析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对于“一胎化”政策实施后步入婚育的城市居民而言，他们更有可能把政策生育数视作理想子女数。

最后，幼年子女照顾是西方女性面临的工作与家庭角色的主要冲突。经验研究结果显示，职业女性在孩子婴幼儿期主要是通过中断就业或从全职工作转换为兼职工作来应对家庭与工作角色的两难。由于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远远高于男性，故理想子女数的性别差异比较明显。而中国城市女性大多在生育后连续就业，再加上有强大的亲属支持网络减轻其育儿负捌剐，女性因生育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少，二胎意愿的性别差异将不明显。

2.讨论组建议总结----针对“家庭消费（成本）”方面

从主要分析来看，虽然收入、财产禀赋、孩子的性别以及存款利率均与家庭生育二胎意愿呈现出相关关系，但上述因素均属于系统性因素，并且存在难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缺乏统一衡量的标准等特点，可视为外生因素。因此，为使提振家庭生育二胎意愿的政策建议更具有操作价值，此处着重针对房价、子女生活消费、儿童教育开支、儿童医疗开支、生养手续以及教育资源的配置等因素提•

• 出建议：

• •

（一）强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首先，加快构建保障性住房体系。一是加大重视力度，建议由中央牵头出台统一的保障性住房指导政策，省、市、县一级政府成立专门的工作办公室，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对应的实施细则和具体方案，积极推动落实； 二是加大对保障性住房运营模式的研究，在研习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多层次、多品种、多维度的保障性住房运营模式；三是创新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融资模式，加大对社会资金的利用力度，放大财政杠杆，在不增加政府财务负担的同时保证多个项目的开工建设。

其次，逐步改革公积金管理模式。一是简化审批手续，各地政府应当根据本地住房市场状况，减少现有审批环节，积极压缩公积金申请周期；二是放松缴存和提取限制，降低申请门槛，扩大公积金适用范围；三是提高管理水平，聘请专业机构管理统筹资金账户，探索入市方案，提高资金收益水平，并按照一定比例向缴存单位和个人分配超额收益。

• 最后，积极推行行政改革。一是调整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做到财权与事权的匹配，从根本上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二是探索发行市政债券，拓宽政府融资渠道，降低对单一金融机构的依赖，积极探寻多层次的政府性资金筹集手段； 三是降低政府债务成本，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融资的限制，用低成本的资金置换高成本的资金，在化解存量风险的同时降低地方财政与房地产行业的关联度。

（二）规范母婴用品市场

第一，完善国产母婴用品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清退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建立产品质量指标体系，落实合规生产的基本职责。尤其是对于婴幼儿食品、奶粉生产企业，需建立专门的食品标准，从原料、生产管理、质量指标、物流以及销售等环节层层把关，切实提高国内婴幼儿产品的质量，让消费者买到放心的国产婴幼儿食品。

第二，降低进口母婴用品流通成本。建议大力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积极建设保税区和自贸区，对多层级的代理经销模式进行规制，降低因委托代理环节 过多产生的额外贸易成本，打破目前进口婴幼儿产品价格虚高，卖方市场能力过大的现状，降低进口婴幼儿产品的零售价格。

第三，加强惩处力度，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建议工商、商务、质检等执法部门加大对婴幼儿产品的检查力度，提高违法违规的成本，对制造贩售假冒伪劣制品的进行顶格处罚，有效地整肃市场，降低逆向选择的发生概率。

（三）稳定社会消费品价格

一是加强宏观调控，对流动性进行分割化调节，严控信贷总额过快增长和货币投放总量，确保不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对民间流动性进行疏导，防止投机资本进入基本民生行业。

二是保障基本消费品的供给，让日常生活用品、农副产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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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能够覆盖城乡居民的消费，确保其价格不出现大幅上扬，同时加大对能源以及生产资料的定价指导力度，对电信、燃油等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实施价格规制，保证其价格的稳定。

三是加强物价监管，强化市场秩序监督，对扰乱市场秩序、不正当竞争的现象要严加整治，加强行政执法的覆盖力度和频度，打击哄抬物价的行为，确保市场秩序的稳定。

（四）简化生养手续

一是以行政力量为主导，健全制度体系，精简生养孩子的手续，减少办理的复杂程度，降低办理手续的时间成本。

二是下放审批权限，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减少手续的申报管理层级，提高手续办理速度，更好更快地服务于“ 单独二胎”政策。

三是加强监督管理，强化对各办理环节的合规管控，切实推进依法行政，深入开展专项治理，预防和杜绝违法违规操作的发生。四是推动政务公开，政府应加强信息化技术的使用，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开系统，及时完整地向公众披露业务办理流程，开通便民查询系统，让申请人能够及时对所办业务进行跟踪。

（五）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首先，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完善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逐步缩小教育资源的城乡、区域、校际差距，同时尽量保证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立学校标准化和同质化建设，实施教职员工交流轮岗制度，废除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的设置，从根本上破解择校问题。

其次，改革招生监督机制。对现行的监督机制进行调整，在坚持政府进行宏观监管的基础上，引入专业化第三方监督机构对招生过程进行监督，积极推进招生工作的透明程度和公开度，强化社会、家长的监督作用，形成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全方位杜绝招生工作中违法违规行为的出现。

最后，加大教育投入。增加教育支出占GDP 的比例，探索筹建教育基金，完善困难学生资助机制，同时试点多子女家庭的补贴机制，适当地提高教师薪酬，进一步降低家庭教育负担。

（六）推动儿童医疗事业发展

一方面，必须加大儿童医疗投入。一是投入更多的资金提升儿科医资力量、扩大医疗规模、改善设备设施、提高公立医院医疗水平和接待患者能力，满足日益扩大的儿童医疗需求； 二是加大对儿童医疗医院或网点的建设投入，提高儿童医疗的覆盖范围，同时积极推动股份制儿童医院和外资儿童医院等新型医疗模式，充分吸收社会资金参与儿童医疗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切实提高医疗保障水平；三是加大对儿童医疗的补贴力度，降低儿童医疗的成本和费用，降低家庭在儿童医疗上的支出。

• • 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推动儿童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由政府主导，参照现行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新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体系，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家 庭投入为辅的覆盖城乡儿童的医疗保险体系，切实降低家庭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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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二胎政策能改变我国的人口倒三角结构,对冲人口老龄化压力。但目前关于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问题还存在争议,是日趋严峻的人口形势下“全面放开二胎”,大幅度扭转局面,全面扼杀潜在制约因素;还是循序渐进、适时调整，值得我们深思。

事实上,单方面从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已经给出了启示和答案,在实施短短的一年时间后,我国人口趋势便已出现扭转,为此，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况且我国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接生分娩服务等公共服务水平都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去应对全面放开二胎可能会出现的“婴儿潮”。不过,暂时尚不能下定论,毕竟影响生育人口的因素很多,尤其是当前适龄生育者的生育观念等,因为其生长环境已完全不同于上一代并且信息化时代下生活压力急剧增大,所以全面放开二胎的效果,值得我们期待。总之,政策服务于发展,需充分调研实际情况并采取及时的调整措施,各地可以不同步、不设统一时间表,取代一贯的“一刀切”,刺激生育势能平缓释放,避开“低生育陷阱”。•

第五篇：我国适婚户籍人口二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论文[范文模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但是，预测未来几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不会有太大变化。本文以研究二胎生育意愿的相关文献为理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在不考虑政策约束时，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以期为进一步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提供科学决策。

一、引言

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已历时30余年，这一政策不仅改变着每一个中国家庭的生活，也改变了整个中国发展的轨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约少出生4亿人口，有效缓解了人口快速增长对社会经济形成的压力。但是，长期推行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也开始凸显。因此，我国开放二孩政策，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生育二胎。然而，这些潜在的、符合二胎生育条件的夫妇大都为独生子女，是受“三口之家”家庭观念影响最深的一代人，当他们进入婚育阶段后，是否愿意生育二胎，又有那些因素会影响二胎生育意愿，这些都是人口政策调整所考虑的问题，也是本次研究所关注及回答的问题。

二、理论研究和假设

从世界范围来看，理想子女数减少是现代化社会普遍发生的一种趋势。以经济学家贝克尔为主提出的生育经济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增加，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也增加，人们愿意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抚养和教育。还有研究表明收入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在控制教育程度后，妻子的收入对其理想子女数无显著影响。现代化理论认为人们对其他消费品的偏好要超过对孩子的偏好，受过较高教育者更容易接受强调自我人生价值的现代化观念，易找到其他价值目标替代孩子的价值。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研究结果显示，妻子的教育程度比她的收入、家庭收入以及丈夫的教育水平对理想子女数有更强的影响。

然而，若要探究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中。首先，在中国，独生子女已经演变成刻板的社会印象，与“能力低”、“自我中心”、“自私”等一系列负面评价形成了固定的联想，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更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更能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等观念得到不少人赞同。第二，随着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家庭在孩子教育、医疗和成家时购置婚房等方面的费用大增，孩子抚育成本急剧上升。第三，男孩偏好是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重要特征，它对理想子女数有正向刺激作用。城市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弱化了男孩与养老的联系，但男孩与传宗接代的联系较少受到触动，城市居民男孩偏好明显减少但仍存在。最后，由于中国城市女性大多在生育后连续就业，再加上有强大的亲属支持将有效减轻其育儿负担，女性因生育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少，二胎意愿的性别差异将不明显。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有以下假设：

假设一：家庭社会经济条件较好者想生2孩的概率更高，尤其是在经济越发达、生活条件好的城市;

假设二：高学历者由于更多认同两个孩子更能促进孩子健康发展的观念，其理想子女数为2孩的更多;

假设三：有男孩偏好者更多认为生两个孩子更好;

假设四：身体状况和年龄与要二胎的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五：工作职位(情况)与要二胎有显著影响;

假设六：获取公共教育方便程度与要二胎有显著影响;

假设七：女性理想子女数为二孩的概率与男性没有显著差异。

三、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所用数据是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第二期(2010—2019)的第4次调查结果。调查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总样本量约为12000，从中抽取年龄在20—50的适婚年龄的有效数据，有效调查对象为2400人。

1、因变量

通过问卷中“假如可以自由选择，您认为最理想的是生几个孩子”的题项来测量被访者的理想子女数。调查结果显示，24.3%的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最理想，62.7%的人表示生两个孩子最理想，理想子女数在三个及以上有11%，而表示不想要孩子的仅为2%，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生育意愿调查中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基本为l孩或2孩基本相同。

2、解释变量

(1)基本情况

①年龄(连续变量：20-50);

②性别(此处为虚拟变量，女赋值为“2”，男赋值为“1”);

③身体健康状况(以被访者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了解和社会上一般标准比较，身体状况分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非常健康5级分别对应1-5来度量);

④个人生育意愿(以被访者的主观意愿为主，个人生育意愿分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5级分别对应1—5来度量);

⑤婚姻状况(此处为虚拟变量，已婚为“1”，未婚赋值为“0”);

此处注意：凡是有婚姻经历的都默认为已婚，而不考虑目前的婚姻状态。

(2)社会经济地位

①工作情况(以被访者提供的客观情况为准分为失业，固定工作，零工，个体户四类，分别对应0—4来度量);

②家庭收入水平(被访对自己家实际收入为准);

(3)受教育程度(以被访者实际情况为准，分为未受过教育、小学、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大学专科(正规教育)、大学专科(成人教育)、大学本科(成人教育)、大学本科(正规教育)、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共10级分别对应1—10来度量);

(4)公共教育服务水平(以被访者主观判断为准，将获取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分为非常方便、比较方面、一般、不太方便、很不方便5级分别对应1—5来度量);

(5)男孩偏好(以被访者主观意愿为准，希望二胎为男孩的为1，女孩的为0)见表1。

3、计量模型

为研究二胎生育意愿与解释变量的关系，特建立以下模型：

T-CHIi= X+PER2X2i+INC3X3i+EDU4X4i+MAR5X5i+PUB6X6i+AGE7X7i+HEL8X8i

+JOB9X9i+BOY10X10i+SEX11X11i+ui。

其中PER—个人意愿;INC—家庭总收入;EDU—受教育水平;MAR—婚姻状况;PUB—公共教育;AGE—年龄;HEL—身体健康状况;JOB—工作情况;BOY—男孩偏好;SEC—性别;u—随机误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