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创作谱系

第一篇：张艺谋创作谱系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宏球，在一次《张艺谋在中国电影中的地位》的采访中回答道：

张艺谋的整个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悲剧性的红色传奇，这其中以《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三部电影为代表。这个阶段张艺谋在关注影像的同时，也注重了叙事，符合影像美学这一电影最根本的东西。这些电影都在展示中国传统的东西，具有强烈的动感。在这些电影里，我们能看到的是时代统统被虚幻了，旨在谴责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以及表现出对这种女性命运的思考。

第二阶段则注重了纪实性，这阶段以《活着》、《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三部电影为代表。比如《活着》对生活的流程抱有一种纪实的精神，是张艺谋表现得最为深刻的一部电影；《秋菊打官司》一半的场景是用偷拍的方式完成的，更能呈现实际的生活状态；《一个都不能少》用的全部都是非职业的演员，张艺谋撇开了之前启用大明星、大投资的制作方式。张艺谋展现出的纪实是一种极端的纪实，具有明确的时代概念，而故事背后也承载着深刻的寓意。

第三阶段以《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十面埋伏》等影片为代表。我认为他这时期的创作，形式大于内容，失去了他原先作品应有的张力，没有了深刻的内涵。这时候的张艺谋开始关注票房，他拍的是一种景观电影。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有一个画面遍地都是菊花，但这只是一场视觉盛宴，让观众有那么一瞬间的震撼，在叙事方面，却显出了单薄。

第二篇：张艺谋

1990年：与杨凤良合作导演影片《菊豆》，讲述了一个“被禁锢的激情”的故事，同年获法国第四十三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首届路易斯·布努力埃尔特别奖，西班牙第三十五届巴利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穗奖、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美国芝加哥国际电影节大奖——金雨果奖，美国第六十三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1991年：导演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影片的光影、构图、色彩均十分讲究，文化气息十足，象征意味浓厚，虽然被一些影评人批评为“伪民俗”，仍受到广泛欢迎。同年获意大利第四十八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国际影评人协会大奖、天主教影评人协会大奖、金格利造型特别奖、艾维拉诺塔莉特别奖；1992年获意大利全国奥斯卡奖(大卫奖)最佳外语片大奖、意大利米兰电影协会观众评议该外语电影第一名大奖、英国全国电影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奖。影片获美国第六十四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1992年：导演影片《秋菊打官司》，影片一改张艺谋以往的风格，采取了纪实风格、偷拍、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的半纪录片手法，真实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村的面貌。巩俐在片中塑造的孕妇秋菊形象被认为是她最出色的一次表演。影片获意大利第四十九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女主角巩俐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像这样在国际A级电影节上两项大奖同时颁给一部影片的情况非常罕见。在国内，影片获第十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女主角奖（巩俐），1993年获广播电影电视部1992年优秀影片奖、荣誉奖。

1994年：导演影片《活着》，影片以中国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为经，男主人公富贵的一生为纬，反映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用黑色幽默的方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嬉笑怒骂的讽刺和批判，被观众和影评人普遍推崇为张艺谋最优秀的作品。《活着》是张艺谋迄今唯一一部被禁的影片，却在国际上赢得了空前的荣誉：同年获法国第四十七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演员奖（葛优）、人道精神奖；1994年全美影评人协会、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英国电影学院奖（相当于英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1995年：导演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影片从一个小孩子的眼光反映30年代上海帮会斗争的人心险恶，全片包装相当华丽，女主角巩俐更在片中大展歌舞。影片凭借美妙的构图和饱满的色调获得第四十八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技术奖，1995年全美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大奖，美国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大奖自由论点奖，洛杉矶影评人协会、纽约影评人协会最佳摄影奖（吕乐），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提名，美国纽约《电影杂志》评选1995世界十佳影片第一名。影片拍摄完毕后，张艺谋与巩俐分手。

1996年：导演影片《有话好好说》，这是一部都市轻喜剧，京味十足，诙谐幽默，影片汇集了姜文、李保田、瞿颖、葛优、李雪健、傅彪等诸多明星大腕，主题曲由臧天朔演唱。张艺谋导演本人也在影片中扮演了一个收废品的民工角色。

1998年：导演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影片反映了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是张艺谋唯一一部完全采用非职业演员的作品，真挚感人。影片获第56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狮奖，天主教影评人“儿童与电影”最佳影片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佳影片大奖，意大利《电影》杂志最佳影片奖，美国国际青年文化中心青年电影协会“青年与梦想”最佳影片奖，伊朗第十届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儿童教育三等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和最佳导演奖，第十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98年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第23届巴西圣保罗国际电影节观众评选最佳影片奖，1999欧洲电影评奖最佳外语片提名，2000年美国“青少年艺术家奖”电影组织1999年最佳国际电影奖、最佳表演奖(魏敏芝)，《日本电影旬报》读者评选2000年世界十大最佳影片第二名。

1999年：导演影片《我的父亲母亲》，这是张艺谋一部唯美、深情、感人的爱情片，像一篇娓娓道来的散文诗，现实与回忆相交错，现实用黑白表现，回忆用彩色表现，该片是章子怡的第一部电影，被誉为“世纪末的爱情绝唱”，作曲家三宝的配乐更是为人所津津乐道。该片获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天主教和基督教联合颁发“人道主义精神奖”，意大利电影评论家协会、意大利记者协会“巴克大奖”，2000中国政府华表奖最佳影片奖，第20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侯咏）、最佳美术奖（曹久平），第2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主角奖（章子怡），《日本银幕》2000：最佳外语片第一名、最佳外国女演员(章子怡)，2001年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观众评选大奖，伊朗曙光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章子怡)，第19届伊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

2000年：导演影片《幸福时光》，由赵本山、董洁主演，其中董洁是张艺谋通过互联网选出的新一代“谋女郎”。该片获得西班牙巴利亚朵利德国际电影周银针奖（最佳影片第二名）和由评判团选出的国际影评大奖，而董洁则获得最佳女主角。

2002年：导演影片《英雄》，这是张艺谋第一部古装商业大片，全片明星阵容相当强大：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章子怡、陈道明、甄子丹，主题曲演唱者为王菲。内地票房2.5亿元人民币，全球票房1.77亿美元，2004年8月在美国上映连续两周票房冠军。制片人张伟平大胆创新，采取了许多国产影片从未采取过的营销手段，如包租公务机宣传、拍卖音像制品版权、严格防盗版措施的超前点映、人民大会堂盛大的首映礼、零点首映，等等。影片的影像制品版权卖出了1780万的天价，至今没有被超越。该片获2003年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阿尔弗雷德-鲍尔特别创新作品奖，第60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获美国影评学会最佳外语片奖，多伦多影评学会最佳外语片奖，德国威斯巴登电影评价中心(FBW)“特别有价值”电影，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动作设计、最佳音乐、最佳声音效果、最佳电脑设计等7项大奖。

2004年：导演影片《十面埋伏》，由刘德华、金城武、章子怡主演，内地票房1.5亿元人民币，全球票房9300万美元。获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市场开拓奖、最佳女主角奖、优秀电影技术奖、优秀制片人奖，美国艺术导演协会杰出贡献奖，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奖，第62届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第7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提名，波士顿影评学会最佳导演奖，英国电影学院奖9项提名。

2005年：导演影片《千里走单骑》，主演是张艺谋年轻时的偶像、日本老牌影帝高仓健。该片感情深沉而丰富，感人至深，荣获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第2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大奖。

2006年：导演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由周润发、巩俐、周杰伦、刘烨主演，投资3.6亿元人民币，国内票房2.9亿元人民币，全球票房截至2008年5月已超过7850万美元。这部影片是国产片票房纪录保持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4

项大奖。该片是张艺谋和巩俐11年后的首次合作，周杰伦为该片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主题歌《菊花台》。同年，张艺谋被北京奥组委任命为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13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 开闭幕式总导演。

2008年：任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梦幻般地展示了中国文化，完美地表现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主题，获得国内外一致好评。2008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评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个人。

2008年11月7日：被波士顿大学宣布授予“人文艺术荣誉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该校“荣誉博士”的中国电影人。此前张艺谋曾先后于2001年、2005年被授予莫斯科电影学院电影学“荣誉博士”学位和香港城市大学文学“荣誉博士”学位。

2008年12月17日：美国《时代》周刊人物评选揭晓，张艺谋凭借成功执导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获得提名（挺进五强），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负责撰写了对张艺谋的提名评语。

2009年10月1日：成功执导首都国庆60周年联欢晚会。

2009年12月7日：著名腕表品牌劳力士宣布六位世界级艺术大师将成为2010-2011年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的艺术导师。新任的导师来自不同界别，如舞蹈、音乐、文字、戏剧及电影。张艺谋便成为首位担任劳力士创艺推荐资助计划艺术导师的中国艺术家，亦是继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和史蒂芬·弗莱尔斯(Stephen Frears)等之后加入此项目的世界级导演。

2009年：导演影片《三枪拍案惊奇》，影片改编自美国导演科恩兄弟1984年的成名作《血迷宫》，张艺谋将故事的背景放到了古代的中国西部，同时试图将喜剧和惊悚悬疑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进行混搭和融合，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风格。孙红雷、小沈阳、闫妮等演员在片中有精彩的表演。这部影片是张艺谋奥运会后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堪称转型之作。

作为国际知名导演，张艺谋曾多次应邀担任柏林、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评委，并先后于2005年、2007年担任第18届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和第6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除电影外，张艺谋“副业”多多。他执导过歌剧（《图兰朵》《秦始皇》）、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系列），拍过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官方宣传片，拍北京奥运会会徽、火炬宣传片，给丰田威驰拍广告，担任网络游戏《十面埋伏OL》艺术总监，设计国庆60周年纪念邮票……张艺谋说，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一个人就像橡皮筋一样，需要不断地拉，在这个过程中挑战自己的极限，不断扩展自己的能力。张艺谋自我评价是一个很勤奋的导演，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个很低调、平和的人。

1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看来，张艺谋的创作轨迹有三个坐标：

第一个就是1980年代的《红高粱》，早在那时，张艺谋就展现了他天才的形式营造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大陆电影中第一次看见了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性感，这是实实在在的人性的解放。”

第二个坐标是1995年的《活着》，此时中国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剧变，但《活着》仍和《蓝风筝》等“构成了另一座现实主义的高峰”——虽则因重写了令官方不悦的历史而很快被打入地下。

第三个转换在1990年代末开始，郝建把《一个都不能少》视作张艺谋走向主旋律，走向权力话语的开始。“所有的困难都由(电影中的)电视台台长解决，这象征着什么？”事实上，由于该影片与政策相符合，国家版权局还为它下发了版权保护通知，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国产影片的版权实行“红头”保护。

很多那个年代的中小学生都记得学校组织观看《一个都不能少》的经历——这已然是主旋律的待遇了。

1999年4月18日，张艺谋发表了给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的公开信，指责对方带有政治与文化的偏见，并宣布撤回参赛的《一个都不能少》，此举被国内媒体解读为“爱国”。郝建则在表示有限度理解张艺谋(长期被国内某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指责为“表现中国的丑陋和落后”)后，对包括自己在内的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状态进行了反思：

“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做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受到很多精神摧残，可是我们已经十分聪明地知道应该在哪里找到我们所受精神压力的出口„„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听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

“把艺术还给世界，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自己。”

——张艺谋

1951年11月14日，张艺谋出生于陕西西安。在农村插过队、当过国棉厂工人，直到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1982年毕业，和陈凯歌、田壮壮等一起成就了“中国电影第五代”。上世纪80年代，他以天才的形式营造能力，表达了“人性解放”的主题；90年代，他以史诗般的表现手法，构成了一座现实主义的高峰；在大片时代，他以华丽得炫目的形式感和大场面来吸引观众，达到了权力美学的极致。而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则成就了一个电影导演的巅峰。他的处女作《红高粱》是中国大陆电影进入西方世界的“创世纪”，它第一次让西方世界知晓中国内地“有电影”。自此中国影片开始真正走向世界。张艺谋已成为当代中国电影一面旗帜，被评为世界二十大导演之一。他拍摄的影片注重色彩，富有生命的灵动和感染力，多次在国际舞台斩获大奖。代表作品有：《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

1968年初中毕业后在陕西乾县农村插队劳动，后在陕西咸阳国棉八厂当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他以28岁的“高龄”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1982年大学毕业后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后任导演。1984年：张艺谋在张军

钊导演的影片《一个和八个》中担任摄影师。以其大胆的构图、独特的镜头设计获1984年中国电影优秀摄影奖。1984年，在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黄土地》中担任摄影师，充分调动摄影手段，以独特的造型表现出黄土高原的拙朴浑厚，于1985年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法国第七届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

“十年忧愤，四载攻读，而后一泄而出”，1987年，摄影师张艺谋艰辛的荒芜英雄路走到一片红高粱地里，电影里那些浓烈张扬的原始味道，粗糙自由、汪洋恣肆的“酒神精神”，那种破坏规范、自由自在的快感，一下子俘虏了中国人的心。《红高粱》在那一年轰动柏林，并一举拿下了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在国际四大电影节中获奖。

此后，张艺谋又拍摄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一系列影片，他以最平民的视角以及对人性的开掘，开创了电影的张艺谋时代，也奠定了第五代导演的地位。2000年以后，张艺谋首开中国电影大片路线，《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都成为票房过亿的影片，并且带动了一股国内大片热潮。尽管他的影片遭到众多非议，但他和张伟平所开创的电影营销时代已经来临。

可以说，张艺谋就是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

可以说，很多西方人了解中国，是从张艺谋开始的。从来没有一个导演，让中国的元素如此深入西方人的人心。以《红高粱》为代表，鲜明的民族风格、火辣的地域风情、深沉的民族情感和丰厚的文化积淀成为中国电影的金字招牌。从《红高粱》开始，张艺谋也开始了他的海外获奖生涯，他此后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均在国际上频频获奖，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而张艺谋所捧红的谋女郎巩俐、章子怡等在国际上走红，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张艺谋用50分钟的极致镜头，将中国五千年历史和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浓缩，向世界展现了最经典的中国造型。他也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实力，中国的实力。张艺谋曾说，人的潜力是无限的，一个人就像橡皮筋一样，需要不断地拉，在这个过程中挑战自己的极限，不断扩展自己的能力。让我们期待，下一个三十年，张艺谋为我们贡献更多更好的作品。

无论如何，张艺谋的电影创作一直走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前沿，对于中国电影的商业化运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国际上，为80年代后中国电影争取了一席之地。张艺谋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他的成功更是中国电影的自信和骄傲。

他让中国电影走向国际。

从1984年在陈凯歌执导的影片《黄土地》中，他以独特的造型表现获法国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第五届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东方人柯达优秀制片技术奖；1987年，从未学过表演的张艺谋主演影片《老井》，摘取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同年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红高粱》为中国电影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级大奖——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这之后他执导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有话好好说》等几乎拿遍了除奥斯卡之外的国际各大奖项。

巨大的电影票房号召力

假设张艺谋是个品牌，某咨询机构做过测评，奥运会之后价值2亿美元，并且他仍在升值。截至2009年6月21日，在中国内地票房收入超过1亿的影片共有39部，其中华人执导的有22部，张艺谋作品居其三，票房总收入约为6.946亿，这一成绩仅在冯小刚之下(冯有4部影片票房过亿，总收入为8.23亿)，而且张艺谋为奥运会已3年未拍新片。一种被新画面公司否认的传言是，他在奥运之后导演费飙升到2000万人民币，这已是华人导演中最高的身价。另外，其在实景演出、歌剧等领域创造的商业价值和个人收入都无法估算，为投资方创造的价值不会在一部大片之下。

张艺谋作为我国很少有的天才艺术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等，它们可以和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艺术作品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始终显示了他厚积薄发，对电影艺术的赤诚态度，这在其他艺术家中是很少有的，这是一个艺术家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当然，张艺谋的电影始终处于被关注、被争论的漩涡之中，其主要根源就是他的电影始终处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碰撞与对话之中，显示了多元与开放的艺术追求，在执著与困惑之间思索着人、民族与艺术的命运。但无论怎样，在他电影作品中始终如一的三个基本主题：对美的追求，对执著信念的描述，对城乡差别的关注，对我们理解他的电影的艺术特征和艺术追求，思考他的电影对当代中国电影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

张艺谋电影中的红色和趣味

美作为张艺谋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这是任何一个熟悉他电影的人所共同感受到的。他对完美形式的追求在当代电影艺术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电影的音乐听起来耐人寻味，特别是由于他电影所特有的民间气息，使任何一个人，即使没有任何音乐修养的人也会被他音乐的魅力所深深打动，如粗犷豪放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祝酒歌》，韵味隽永，撩人心弦，具有民间音乐特色的《我的父亲母亲》的主题音乐等。当然最显著的还是对视觉审美效果的追求，可以这样说，他精心经营的电影的每一个镜头和画面都具有广告一般的美。这当然与张艺谋最初所从事的摄影专业的影响有关。对视觉审美效果的追求是电影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所具有的根本的特征。张艺谋对视觉效果的刻意追求，甚至是苦心孤诣的追求，显示了他对电影艺术与众不同的理解。在张艺谋的电影对美的追求中，《我的父亲母亲》、《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最为突出的。电影的画面精致、对称、和谐，具有一种古典的美。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大公子做生意从外面回来，在楼上吹笛，最后和四姨太一同离开的场面，这种匠心独运不仅显示了张艺谋对画面的刻意追求，与整个电影以四合院为基调的平整、稳定、压抑的画面既和谐一致，又显示了他内在的浪漫气息。与此相反，《我的父亲母亲》的画面则充满了一种不稳定的动感，显示了青春的活力，同时也显示了生命的一种悲壮与崇高的美。特别是在画面与细节的处理上表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根本特点。

红颜色为血和火的颜色，它代表了对幸福和理想的向往。与国庆、生日、婚宴等各种喜庆中出现的红色所代表的稳定和平吉祥的寓意不同，张艺谋电影中的红色大多具有民间文化所特有的跳跃、奔放、热烈、动荡的特点。张艺谋电影中的“犟”

张艺谋的电影中很多地方都反复出现“犟”的主题，主人公的执著、倔、犟，对信念的不懈追求，显示了张艺谋电影对善的理解和渴望。

《我的父亲母亲》表达了执著的爱情，特别是母亲对爱的执著。《一个都不能少》主要表达对信念的执著。电影不仅仅表达对教育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表达一个普通人对信念的追求。如果说此电影仅仅是对教育的关注，我们无法在张艺谋其他的电影中得到印证。而对执著的叙述确是他电影反复出现的主题。电影告诉我们的并不仅仅是教育的重要性：破败不堪的校舍，生活无着的学生，毫无着落的教师。张慧科到城里去打工，是众多学生中的一个，他的归来对整个山村的教育也不会有任何影响，至少在电影里没有讲清张慧科的归来对整个山村教育的影响。但是电影里唯一讲清的就是魏敏芝为“一个都不能少”所付出的努力与代价。当然，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穷山沟里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近乎原始状态的教育状况在观众视觉上造成的强烈冲击淡化了人们对魏敏芝“一个都不能少”的信念的敬意。从这个角度，我们在理解《我的父亲母亲》的主题，并不仅是对一个在普通教育岗位上坚持到底的普通教育工作者的歌颂，更重要的是对两位普通人对爱的执著的歌颂。张艺谋在《秋菊打官司》中表达了对公平的追求。秋菊对“说法”的执著使很多人都感到不可理解，虽然电影真实的镜头被一种理想的信念所组织着，其实，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中就能常常看到秋菊的形象

对城乡差别的真诚关注

在张艺谋的电影主题中，对城乡差别的真诚关注则是他对中国现实关注的一个最为令人赞赏的主题。中国是一个城乡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着巨大差异的国度。有些艺术家关注城市，有些艺术家关注农村，而张艺谋却用他不朽的艺术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主题：城乡的巨大差别。至于他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和赞美就更是艺术家中所绝无仅有的了。

《一个都不能少》强烈地表现了城乡差别，因此对农村并不了解的城里学生认为电影太夸张，不真实。任何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会感受到它无比强烈的真实性。它使我们关注城乡的巨大差异，关注农民的命运，思考农村的发展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巨大意义

张艺谋因为“决不重复，求新求变”而放弃了《美穴地》，之后又选择了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最终因难以找到感觉还是选择了陈源斌的《万家诉讼》。导演开始培养对人的关注，把叙述和对人的关注推到了前景，希望能弥补此前影片的某些不足。以选择《活着》实现对自己的一个彻底的反动，“向过去挑战”；用朴实的手法，用平常人的心态拍平常人的故事。在拍完《活着》之后，张艺谋便开始尝试都市题材小说。他选择了上海作家李晓的《门规》和述平的《晚报新闻》拍成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有话好好说》，以一今一古，一实一虚两个故事完成了“张艺谋进城”的转移„„

张艺谋早期的作品往往都是从大的文化背景入手，以讲述一个遥远的封闭的象征的“家庭中国”或是“乡土中国”的故事来表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对人性的关注。这样的作品中，人物往往只是表现主题的一个符号，一个类别(如执拗不驯的女性、忍辱负重的男人和专横残酷的长者)，往往缺乏独立的个性。这样的作品虽然表现出对人性理想的追求，但往往缺乏对作为个体的普通人的真诚关注。而从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开始，他所选择的题材除了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以外，都是反映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有着比较明显的世俗倾向。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讲述都市几个年轻人的故事，1998年《一个都不能少》选择了乡村教育题材，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渲染普通人的爱情——这种选材上的变化反映出张艺谋创作走向的变化。

二、张艺谋电影的小说改编艺术

1．极端化策略。在强大的文学叙事面前，张艺谋借助“极端化”的改编策略成功突围，这显示出艺术的自信，其作品形成了特有的艺术风格。张艺谋在不同场合下曾多次说：“‘极致’是我的一贯追求。我要含蓄也会含蓄到极致，要独特也会是‘极致’的独特。”这种极致不仅包括了张艺谋对人性的理解，而且也涵盖了他对艺术的理解。不可否认，充满锐利之气的极端化改编的确能将视觉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成功地从文学叙事的压力下突围出来。形成了鲜明的创作风格。

众所周知，张艺谋的影片内容不可谓不广泛，而且竭力追求多变的艺术风格。然而，极端化却一直顽固地隐藏在所有的影片中。视觉冲击的极端化追求、大面积的色块运用，导致色彩的风格化。这种倾向从《红高粱》、《菊豆》到《英雄》、《十面埋伏》，可谓越演越烈。在画面造型方面，追求极端的唯美，甚至不惜以人物符号化为代价，如《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面貌模糊的陈佐千，《英雄》优美的动作造型与过多的山水展示淹没了人物内心。与此同时，人物性格大多极端得偏执。如秋菊、魏敏芝、招娣、飞雪等等，或面对挫折或面对艰难，都决不轻言放弃；就情节的推动力而言，则追求极端的单纯，甚至归结为依凭人物一个最直接的心理动机。在《秋菊打官司》里是要“讨个说法”，《英雄》简化到由于是赵国人，无名就担负起“刺秦”的重任(情节缺乏切己的动机，在推动叙事发展方面有明显欠缺)。在影片的叙事方面，常常极端运用某种方法，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与原作频频使用预叙相反，恰恰是大量使用省略法，叙事颇为生涩以至于难以流畅地叙述一个复杂的黑帮故事：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比比皆是的静止拍摄，缓慢的镜头运动，暗示了一个古老的压抑故事。凡此种种，均能证明极端化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层面的存在。

极端化策略挟带着导演锐利的个人意志，在形成鲜明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方面极具优势，而且创作个性一旦形成，由此形成了创作重复。这种重复是必要的：个性因重复得以强调，风格因重复得以彰显。张艺谋影片的叙事策略、创作个性、美学风格正是由一系列熟悉而陌生的电影(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等)不断地确认而大获成功。但是，以极端化为核心的个性、风格可能因自身的偏执而拒绝接受审美视野之外的存在。极端化风格因其独特而鲜明的特点备受关注与青睐，但极端化风格因其偏执也带来了艺术上的一些不可回避的隐患。

遵循分解性美学的创作原则。对小说进行改编的过程中，张艺谋遵循分解性美学的创作原则，选取冲突性强的情节组合在一起，对原著进行浓缩，使影片结构紧凑。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比如影片《红高粱》、《菊豆》、《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等对小说的改编，都体现了对分解性美学的回归与张扬。其中，《菊豆》对小说《伏羲伏羲》的改编所体现出的分解性美学尤其明显。首先，电影缩短了小说的时间跨度。小说中的时间从1944年一直延伸到文革后，描写了杨天青从少年到中年的命运。而电影中，杨天青出场即是三十几岁的老光棍，少年时的故事删掉了，集中表现主人公近十年间的遭遇，这样就使电影叙事的时空显得更加紧凑。其次，为了通过情节及尖锐的冲突来表现人物，电影着力选择了小说中处于质变状态的冲突加以浓缩，并作了一系列处理。比如小说中的天青是自杀而死的，因为儿子不与他相认，加之菊豆又怀孕了，天青无法承受这样多重的精神折磨和打击，只得自溺身亡。而在电影里，天青是被儿子天白杀死，并非自杀。小说《伏羲伏羲》中，儿子天白也曾有杀父的念头：“他心里万分冷静，如果堂兄果真做下了，又被他抓住，他就剁了他”，但是这种杀父的想法没有实施，他最终还是从地窖里救出了天青。而影片则把天白杀父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实际上，天白是在代替父权行使这监督和生杀大权，天青还等于死在金山之手。这一改动强化了父子间的冲突，突出了叛逆者与封建礼教的尖锐对立，使冲突达到了极致。

对分解性美学的回归，还体现在影片《大红灯笼》对苏童小说的改编上。张艺谋认为苏童的《妻妾成群》写出了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敌意和仇视，以及那种有意无意的自相损害和相互摧残，因此影片将妻妾间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情节集中起来，使得电影情节冲突一个接一个，并不断加强，同时这些冲突是环环相扣的。影片中颂莲为巩固地位而假装怀孕，这是小说中没有的情节。这一情节的增加，使颂莲的命运出现极大的起伏，假孕的败露使她的命运从巅峰跌到了低谷，地位一落千丈。颂莲因此郁郁寡欢，在酒醉后吐露了梅珊与高医生的私情，致使梅珊惨死，而小说中梅珊之死完全是卓云所为，与颂莲无关。电影情节的改动增加了颂莲的心理压力，同时也表明了陈府内斗争的残酷，即使是无意的泄漏也足以让对手抓住把柄，致人于死地，这也为颂莲的疯掉作了环境铺垫。影片为了集中表现妻妾问的矛盾，还删去了许多颂莲与大少爷飞浦间的交流以及许多日常生活的描写。经过改编后，电影情节变得曲折跌宕、变化多端，具有扣人心弦的异常美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总之，张艺谋电影对小说的选择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的趣味与品位，以及他对社会语境的敏锐感悟及适应的能力。而张艺谋的电影改编艺术，则进发出具有很深艺术魅力和美学光芒的电影导演艺术特色。

第三篇：张艺谋范文

观后感 不去品尝生活的苦就不会懂得幸福的真谛。从古至今，有谁没有遭遇过挫折，又有谁没有过不幸的时刻呢？但不论如何，坚强的人都会努力克服艰难而坚持活下去。有些人在曲折的生活道路上显得脆弱。但人只要有毅力和决心，就会发现活着就是幸福。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就是要演绎这种坚忍的“活着”。

《活着》讲述的是中国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一个富有家庭里发生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夫妇，丈夫富贵，妻子家珍。由于吃喝享乐，沉迷于赌博，富贵最终把家里的财产输得一干二净。父亲因为他的堕落气得生病而死。从此，家破人亡，他们两口子不得不面对苦难的生活。

俗话说：“有果必有因”。富贵家境衰落，他妻离子散的悲剧是他走上堕落的不归路，成日不思进取吃喝赌博的结果。在此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是不是他的父亲和妻子不关心他呢？答案是否定的。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得出富贵固执的本性。他漠视父亲和妻子的多次规劝，执迷不悟，最终致使家境衰败、贫穷潦倒，天天过着痛苦的生活。他曾被国民党抓住并差点丧命；他曾在被别人鄙视的环境中醒悟。也就是在那时候，他才反省以前的事，才真正懂得幸福的价值。影片中有一个关于他教训孩子的情节值得我们思考。“小鸡长大会成鹅，鹅长大会成羊，羊长大会成牛。”小鸡怎么能变成鹅呢？或许想告诉孩子，再贫困弱小的人也能成为生活的强者吧。是啊！生活虽然不是什么时候都尽如人意，但只要付出努力，拥有信心，明天将会更好。

另外，影片中另一重要的角色家珍又是怎么样的人呢？现在我们来给她作个分析吧。影片中描绘她的部分没有富贵多，可是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个既通情达理又温柔贤惠的妻子。人总是有喜怒哀乐的，家珍有时也生丈夫的气，所以她才在怀孕时带着个哑巴女儿回娘家。可是富贵那时候怎么知道家珍 —— 一个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一个夜夜哭泣劝告丈夫不要赌博的妻子正在家乡艰难地供养着孩子，并且期盼着他早点醒悟。要是没有毅力，没有信心，说不定这个柔弱的农村妇女早已经没有勇气生活在这世上了。这个女人的生命是很苦的，也是很坚韧的。怪只怪富贵这个男人不懂得珍惜她，所以他们俩才只能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

这个故事说到这算是告一段落，不过剧情仍未结束。也许导演还要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中国的环境不断在变，人也随着不断地变。但是不论如何，不论发生什么事，活着的人还得活着，在漫漫人生路中品尝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

富贵和家珍的故事伴着前进的历史走到中国建国初期。这期间，他们的孩子友庆被春生（他们的老朋友）骑车撞死了。其实春生不会开车，却自以为是，结果。。。。这个可怜的孩子再也没有机会品尝妈妈给他做的12个饺子了。作为编剧，导演，为什么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呢？是否想通过加深富贵和家珍的痛苦，来表现他们生活的毅力？我想除此以外，他们还想提醒人们，做事时不要不懂了装懂，否则酿成悲剧再怨天尤人也无济于事了。有庆的死真是令人扼腕叹息啊！

还有一个令人痛心的情节是富贵的女儿在生孩子时也不幸死去了。她的死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是由老天爷安排的，我觉得是由当时迂腐的社会观念造成的。我们都知道六十年代的文化

大革命让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影片中的医生是个典型的例子。如果给富贵的女儿接生的接生员是个有经验的医生的话，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了。这种情节真令人悲哀愤怒。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身为父母该有多痛苦呀！我原以为富贵和家珍会承受不住孩子死去的打击而丧失理智和生活下去的勇气，可他们却能面对现实，承受苦难，顽强地活着、活着！我深深地被他们的坚强与勇气打动。

《活着》是一部意味深长的电影。富贵和家珍夫妇的人生经历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生活就像是一条路，不总是平坦而笔直的。人只有一勇气、毅力和信心去面对和克服种种的挫折与不幸，体会幸福的不易与甜蜜，才会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活着是一种证明，是一种历练。

第四篇：从电影《活着》浅谈张艺谋导演的创作风格

从电影《活着》浅谈张艺谋导演的创作艺术风格

大学的时候看过余华写的小说《活着》，后来又看了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很喜欢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今天重新看电影《活着》，感慨颇多，因为自己的人生阅历丰富了，经过过生活的艰辛与辛酸，才更能懂得《活着》的道理。

影片中的主人公福贵的遭遇一生凄苦。从最初的纸醉金迷，到五颗枪子的恐惧，到儿子夭亡时的悲痛，再到女儿意外去世时的无奈接受，影片结尾吃饭时的辛酸苦楚，个人命运随波逐流，被历史牵引。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福贵和春生被抓去做战俘时，看到一堆堆的死人，说了一句话：我们可得活着出去啊，出去了可得好好地活着啊！当时那样的情形下，对活着的愿望是那么强烈。

从电影《活着》浅谈一下张艺谋导演的创作艺术风格。

一、具有浓烈的历史感

《活着》这部电影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故事，具有史诗性，这种史诗性被包装在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之下，隐隐露出一股的悲悯情怀和伤感的黑色幽默。同时，该片也是一部在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虽然至今没有公映，但在电影界口碑不错，该片获得嘎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以及最佳男演员奖。该片通过一个小人物的辛酸遭遇而反映整个社会的历史风貌，刻画人物深刻细致，片中对大跃进、文革等时期也进行了温和的讽刺，但影片的结尾很温和，引人深思：活着就是忍受。

福贵的一生，伴随着中国历史的进程，最开始的斗地主、战争、到后来的全民大炼钢、文化大革命等。这些历史事件，张艺谋试图从福贵一家的遭遇去隐晦地讲述，以一个小人物活着的艰辛，去反映历史进程的曲折，以及对历史的反思。

二、对生命意识的关注

福贵一家在电影中的悲惨遭遇只是层面上的故事，影片的主旨却是在演绎人在世上和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境况，去再现张艺谋欲表现的宿命论人生观。贯穿整部电影的皮影戏是理解这一主旨的重要依据。

皮影戏使《活着》这部电影的故事演化成三层，福贵一家的故事，皮影戏的故事，以及人类的故事。人在世上的双重角色在福贵和玩偶之间的关系上得到充分的显示。一方面，人是玩偶的操纵者；另一方面，人却如同玩偶被一种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所操纵。福贵一家人在电影中的悲惨命运具有浓烈的宿命论的色彩，更为人如同玩偶这一比喻增加了不可缺少的注脚。皮偶在孤灯幻影下显现演绎人生的故事，把人生如戏，人生如梦发挥的淋漓尽致。

张艺谋的电影注重关注人的生命意识，例如《红高粱》中的“秋菊”，给人的印象、感觉都是美的，即便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的“小金宝”和《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亦是在病态中呈现着一种美感。这些主人公，呈现给观众的是女性动人的光彩，更是体现了她们对命运的反抗和对生活环境的反抗精神。

三、具有深深的人文关怀

影片中，通过福贵的一生告诉我们无论夜是多么漫长，多么漆黑，熬过了那个点，太阳依旧会升起！也不要去埋怨太阳远远看着人间的生老病死，旦夕祸福，因为它千年、万年不变的光辉，就是为了让每个角落都有温暖！世界从未抛弃过任何人，所以，像福贵那样，好好活着，享受着这最大的幸福，热爱着这最珍贵的生命。

张艺谋在电影界是一位拓荒者，不断创新的拍摄技术和优秀的作品，为世界呈上了一张中国名片。他的电影肆意狂放而又绚丽唯美。在做好电影人文内涵的同时注重影片本身好看的消费市场性。他的影片有着审时度势的机敏与妥协。正是尊重主流话语权，切合时代的审美和消费取向，使得他又在不断的创新，开拓电影这片大地时，他总是会给出惊喜。从历史到现实，从农村到都市，从经典到创新，从大自然到传统文化，他都给予了关注和思索。

第五篇：张艺谋 品牌

作为导演的张艺谋，在当今中国电影市场绝对是一个最具统摄力与影响力的电影品牌。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就在由他掌镜的电影《一个和八个》与《黄土地》中崭露杰出的艺术才华。虽然那时的张艺谋已经凭借这两部电影中展现的独特而大胆的影像造型与视觉表达方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当时关注者多是文艺界与评论界的专业人士，对于一般受众而言，这两部带有明显实验探索色彩的影片与他们的接受心理之间有着一定的隔阂。而且，当时的文艺界与评论界的话语焦点基本上都凝聚在对这两部带有“艺术宣言”性质的所谓“新电影”的艺术评价上。因此，尽管张艺谋拿到了“金鸡奖”最佳摄影的个人奖项，但是从导演品牌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个阶段作为摄影师的张艺谋还并不具备艺术与市场的双重价值。

喜获金熊 名扬柏林

张艺谋的品牌历程自他独立执导的电影处女作《红高粱》始而正式起步。1988年的电影《红高粱》在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鲜明的个人性与创新性成就了《红高粱》的艺术价值，并且这种价值也得到了来自西方最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之一，柏林国际电影节（当时称作“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高肯定，被授予“金熊奖”。张艺谋携《红高粱》喜获“金熊”，名扬柏林的现象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具有了更为丰富的读解，也正是这些读解奠定了张艺谋电影品牌的基石。

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浪潮的开启涌流，整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理想”的强烈感召下重获生机，“振兴中华”成为此一时期的主流话语之一。当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包括电影艺术在内，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急切地希望在一种积极开放的格局中，打开国门走出去，与全球性现代化的发展潮流相应和。在这种背景下，加之由于当代中国电影总体发展水平的落后和资讯交流的相对封闭，使人们对国际电影节更是充满了好奇和盲目的崇拜。张艺谋柏林获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不经意间成为了“跻身于世界电影前列”的形象注解，这给予当时的中国电影界以强烈震撼。“张艺谋”成为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历史标杆。

张艺谋电影在国际电影节声名鹊起，国内文艺界和评论界的专业人士以及大众传媒都开始对他本人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这些关注，有的是针对张艺谋电影创作而进行的正反两面的评价，无论是肯定其创作业绩，还是批评其艺术趣味，这些话语都参与构造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张艺谋现象”；而有的则基本上开始与张艺谋的电影创作关系不大，更多表现为对张艺谋的兴趣超越了他所执导的影片，特别是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更给予了张艺谋诸如“电影鬼才”、“电影怪才”、“电影天才”、“国际大导演”、“获奖专业户”等称誉，并且不断制造和传播有关张艺谋的各种“传闻”、“传奇”、“花边新闻”、“热门话题”……甚至是个人隐私。这些围绕张艺谋的“话语繁衍”和“话语膨胀”行为进一步构造出当代中国影坛的“张艺谋神话”。这些关于张艺谋的“现象”与“神话”成为打造张艺谋品牌的重要力量，更是长久以来推动张艺谋品牌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征战西方 声名远播

张艺谋个人连同他的电影作品在国际上的屡屡获奖使其电影品牌要素中注入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化成分。张艺谋在国际上获得的个人成就奖主要有：

199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全世界十大杰出导演之一。

1995年美国克罗拉多国际电影节：杰出成就奖。

1995年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终生成就奖。

1996年美国《娱乐周刊》：当代世界二十位大导演之一。

1998年美国《时代周刊》：世界十大风云人物。

1999年第6届亚洲电影交流会：终生成就奖。

2000年第11届美国帕尔马国际电影节：杰出电影艺术家奖。

2005年1月第39届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奖。

2005年2月好莱坞艺术指导公会：电影影像杰出贡献奖。

而自《红高粱》以来，张艺谋执导的几乎全部具有影响力的电影作品也都获得过国际奖项，其中重要奖项及提名如下：

《菊豆》——1991年美国第63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大红灯笼高高挂》——1992年美国第64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提名；1991年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

《秋菊打官司》——1992年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中国电影首次获此奖项）。《活着》——1994年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人道精神奖。

《一个都不能少》——1999年第5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

《我的父亲母亲》——2000年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英雄》——2003年美国第75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从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到美国的奥斯卡，张艺谋个人及其电影最大的收获不仅是艺术价值得到了实现，也为其拓展了导演品牌的覆盖面和增强了导演品牌的影响力。作为电影导演的张艺谋所拥有的这种“国际化”的电影品牌形象，可以说在国内电影界属于绝对的“稀缺资源”，而他本人对这种“稀缺资源”在占有上的长期绝对优势地位为他的电影争取到大批稳定的受众群体。于是，张艺谋品牌除了张扬其创作的艺术含金量之外，也以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开始彰显品牌在电影发行放映环节所具备的市场含金量。

鏖战市场 决胜千里

当张艺谋意识到只有拥有了艺术与市场双重价值的电影品牌才是当之无愧的品牌的时候，他的电影创作开始自觉地寻觅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国际惯例的主流商业电影路线。

从《一个都不能少》开始，张艺谋品牌被越来越多的导入市场元素，品牌对其市场价值的挖掘变得更加急迫。在这个过程中，2002年张艺谋电影《英雄》在票房上的空前成功是市场对张艺谋品牌的一次最热烈最充分的接纳与肯定。如果考虑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实际状况，《英雄》获得的成功几乎是在创造奇迹。《英雄》出世前的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持续了几年的下滑与萧条，尤其是国产电影在极其有限的市场利润空间里几乎被好莱坞电影彻底打压下去，电影市场的萎靡更加剧了民族电影业在投资与消费上的双重困境。在中国电影客观的市场情势下，《英雄》对市场的冲击力与震撼力很大程度上只有一个来源，即长期以来张艺谋电影所累积的品牌效应。《英雄》之所以能够获得国产电影迄今最大的投资（3000万美元）；之所以能够集中那么多的大牌明星与一流的制作队伍；之所以能够从影片开机直到影片首映、公映都得到媒体每时每刻的关注；之所以能够创下全国首轮放映票房超过6000万人民币、北京地区零点首映观众达25，000人的纪录；之所以能够拍卖影片的音像版权创下1780万的“天价”……靠的就是张艺谋导演在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上几乎唯一的“强势品牌”地位。如果没有张艺谋电影长期在受众中建立起的消费信誉，《英雄》不可能如此轻易地调动起如此丰富的社会资源为其在市场上开疆拓土。强势品牌在拓展市场的过程中，总是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调动更多的消费者以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自己的产品，张艺谋的《英雄》再次以实力证明了这个规律。至此，导演张艺谋作为一个电影品牌的价值与地位获得了文化与经济的双重确认！

求新意识 永葆活力

张艺谋电影品牌的构建过程给予中国电影的重要启示，概括地说，就是两个字：求新。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商业运作，求新意识总是最宝贵的。

艺术创作的求新就是艺术个性的最充分展示。纵观张艺谋导演近20年的独立拍片生涯，他总是在创作中不断尝试各种变化。变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就体现在对自己作品美学风格的大胆探索。纪实的、唯美的、张扬的、沉郁的、传统的、现代的等等几乎所有的关于电影的形式元素，张艺谋都乐于尝试。张艺谋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的个性化追求客观上推动了张艺谋品牌通过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尝试来保证电影产品的多样性，使品牌获得长期的艺术与商业优势，从而有效地规避了品牌的市场风险。

商业运作的求新则是先行一步，抢夺商机。从品牌的立场而言，乏味守旧的中国电影不可能在一个已经全球化的电影文化、艺术、商业语境中大有作为，也必然与电影的品牌战略产生错位。《英雄》在商业上的成功，是张艺谋品牌效应长期积累与扩张的成功。尽管，当下中国电影业还远不具备好莱坞式的工业化规模，但是导演张艺谋与“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的长期合作，就已经透露出主流商业电影的生产与销售不能再是单打独斗，而要更加专业化和规模化。张艺谋品牌是“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目前所经营的唯一电影产品，张艺谋品牌所凝聚的艺术经验和市场眼光，使得公司的全部运作都在这个品牌的统摄之下进行。整个电影从投资到组团、从前期拍摄到后期加工、从宣传策划到正式发行，各个操作环节无不是品牌领导下的专业化运作与规模化生产。《英雄》的成功，证明张艺谋品牌在专业化、规模化的电影市场运作上又一次先行一步，这种创新本土电影商业模式的勇气，为未来强势的国产主流电影品牌的构建与推广提供了宝贵经验。

“张艺谋作品”20年的品牌历程凝聚的无限艺术激情、无尽艺术才华、无穷变革意识、无畏市场搏击……无不印证着一个执著近乎偏执的电影艺术家在艺术、市场、意识形态等多重压力交织的本土电影语境中求新以图存，求新以超越的艺术理想与商业胆识。也许“张艺谋作品”在急速的变迁突围过程中难免会有许多为人所诟病的不足与瑕疵，但谁也无法否认正是这些针对“张艺谋作品”求新风格的不同言论使得作为艺术与商业品牌的张艺谋不断获得艺术、市场、受众的反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