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

第一篇：淄博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

淄博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

2006年冬，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光明街洪山镇卫生院北边空地上立起了两座纪念碑，一座是“中共淄博支部旧址”，另外一座是“淄川炭矿工会旧址”。洪山镇负责落实中共淄博支部原址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他是10月份开始接手这个工作的，“因为年代久远，街道变化很大，我们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查看文献、走访附近的老者，最终才确定了这个地点。”

中共淄博支部（亦称中共淄博矿区支部）是淄博历史上经中共中央批准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于1924年7月。这也是山东省内建立的第二个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党支部。淄博第一个工会组织

1922年6月25日19：00，洪山镇马家庄机械图算学校院内（现为马家庄村委，一说为附近南庙的文昌阁）聚集了来自淄川、南定、博山、西河一带的煤矿工人代表250多人，一名20来岁的年轻人正在发表演讲：“我们工人是创造世界的主人，可如今我们数万碳矿工友们，还长久屈服于资本家剥削之下，每天埋在矿井下的炭堆里，暗无天日，稍一不慎，还要连命舍上，而工钱只得两三毛钱，还要受冻受饿。我们创造的亿万财富，哪里去了呢？被资本家剥削去了！这是何等不平等的事呀！我们工友们的地位是很尊贵的、是有能力的，我们要团结起来，组织与自己谋利益的团体……”

这些矿工中很多人以前从来就没听说过这样的道理，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命运很不幸，从来没有把头或者工友告诉他们自己的地位实际上是应该受人尊敬的，面对两三毛钱的工钱他们过去只会无奈接受，从来也不知道可以团结起来、组织成一个团体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这个发表演讲的年轻人就是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当矿工们第一次喊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发对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争取自身解放”的口号时，意味着淄博第一个工会组织——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正式宣告成立了。工会的成立为更好地开展工人运动打下了基础。

赵豫章，淄川小学的一名教员，是邓恩铭在淄博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据他回忆，王尽美和邓恩铭同为济南第一中学的学生，约在1922年到1923年，邓恩铭的堂叔父黄泽沛（原名邓国瑾）在淄川当知事，邓恩铭利用这位堂叔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进行社会调查，从事革命活动。

有一段时期邓恩铭索性在工人中间住了下来。淄川炭矿有6000多名工人，深受中日资本家和把头的压迫，他就以这里为自己工作的重点，经常和赵豫章深入矿井、工棚和矿工家庭，跟矿工们介绍自己亲眼目睹苏联十月革命后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耐心启发教育工人认识本阶级的力量、肩负的历史使命，争取自身的解放。

当时王尽美等人多次在马家庄召开会议，地点有时会选择在村庄南面南庙的文昌阁。这座文昌阁是乾隆年间的建筑，文昌阁的题字据说出自蒲松龄的手笔。据马家庄64岁的村民陈德华介绍，当时文昌阁距离村子尚有一段距离，四周是田野和树林，在这里开会一旦被人察觉可以迅速疏散。为什么选在淄博矿区？

自1920年暑假以后，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筹建了济南共产党组织。她从初建时就非常重视在淄博矿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淄博矿区已成为全国三大矿区之一，有矿工万余人，是当时山东最大的煤矿区，特别是以淄川煤矿为中心的北部矿区，是近代矿业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因此，王尽美、邓恩铭、王复元等在研究工人运动计划时，决定派员到淄川、博山一带矿区开展工人运动。

1921年4月，王复元利用曾在淄（川）博（山）章（丘）矿区干过书记（即文书）的有利条件，介绍其原在法国当华工的哥哥王用章到博山安上沙子顶煤井当技工，利用这一身份开展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等活动。5月，济南共产党组织在《大东日报》副刊上出版了山东省第一份工人报刊《劳动周刊》。王用章按王尽美、王复元的布置，通过安上村在博山县煤井当“头役”的人员，在煤矿工人中进行散发传播，并在工人中组织读报会，向工人群众介绍苏俄情况及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消息，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群众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这年冬天，王尽美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会以后，特邀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罗章龙赴山东考察，并陪同到淄博矿区实地考察矿区产业工人生活情况，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理论，物色工运先进分子。他们深入淄川、博山的铁路和矿区，在工人低矮黑暗的窝棚里，和工人亲切交谈，启发工人们要摆脱受苦受难的困境，就必须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向中日资本家作斗争，谋求自身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到淄博矿区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点燃革命之火。

到1924年淄博党组织成立前，王尽美、邓恩铭因工作需要分别先后两次来到淄博矿区，每次都不遗余力地对淄博矿工进行宣传教育，启发工人组织起来与中外资本家开展斗争。为了向工人们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王尽美编写了“工人白劳动，厂主吸血工，工人无政权，世界太不公，工人站起来，革命打先锋”的歌谣，在工人中广泛流传。邓恩铭用一把筷子不易折断的道理，教育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向帝国主义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道理。第一个党支部成立

1923年2月，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共济南支部派王用章到淄博组织“胶济铁路后援会”，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在此期间，王用章到淄川县洪山镇发展开照相馆的周宪章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淄博地区发展的第一名党员。

1923年10月，王尽美来淄博地区，与淄博的同志研究重建张店车站工会和在淄博迅速发展党组织问题。这期间，王尽美介绍煤矿工人史长森加入共产党；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代表、中共北京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王振翼，经邓恩铭介绍，在由青岛返回济南途中，到淄博考察工作。他在张店与七八位工友谈了三个多小时，鼓励他们坚持铁路工会的斗争。接着又到淄川二小，与进步教员就组织全县小学教师联合会问题进行了交谈。王振翼的这些活动，对淄博筹备建党组织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4年3月，邓恩铭再次到淄博指导组织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时刻不忘淄博党组织的建立工作。这期间，介绍郭粹甫、周济南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4月，为加快淄博党组织的建立工作，邓恩铭又派蒋敦鲁从青岛铁路局返回博山，从事革命活动。这期间相继入党的还有王敬斋、张风翔和郑子洲等人。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这些工作，为淄博地区建立党组织准备了充足的条件，极大地促进了淄博党组织的筹建工作。

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王用章代表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强调进一步开展工人运动，并特别指出共产党自身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在产业工人中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批评前一段“没有十分努力去吸收工人”的错误。会议确定王用章为驻淄博特派员，领导开展淄（川）博（山）矿区工人运动和发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王用章会后立即到博山沙子顶，领导淄博矿区工人运动，并加紧发展党员、组建党组织的工作。到6月底，淄川、博山、张店地区已有王用章、王复元、周宪章、赵豫章、王敬斋、于占麟、张风翔、史长森、郑子洲，共9名共产党员，还有3名团员即将转为共产党员，已具备了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在王尽美、邓恩铭的指导帮助下，1924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淄博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共淄博支部（亦称中共淄博矿区支部）正式成立，王用章任书记，直属中央领导。这是继济南第一个中央直属支部后，山东建立的第二个直属支部。组织“学艺研究社”

1923年10月，王尽美获悉鲁大公司无故裁减工人，立即赶到淄川矿区，领导工人开展反对资本家裁人的斗争。他深入到井下工人居住的底矮而潮湿的窝棚里，和工人们促膝谈心，了解情况，鼓励工人们站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1924年初，鲁大公司又发出第二次裁人减薪的消息。工人们在党组织的引导及工人积极分子的组织下，2月淄川炭矿工人成立了“学艺研究社”（后更名为“公聚储蓄社”），会长顾炽确立了建社宗旨：学习技艺、联络感情、团结工友；维护工人利益、反对裁减工人。工人们纷纷报名参加，两个星期内就发展到1000多人。

“学艺研究社”的斗争，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在1923年11月中共中央三届一次执行委员会关于《劳动运动进行方针决议案》中，强调矿区的重视程度时指出“山东之坊子、溜（淄）川、博山等处矿工运动，山东同志应把它和津浦胶济路工运动同时并重。” 鲁大公司淄川炭矿的中日资本家对“学艺研究社”的存在是不甘心的。他们看到矿工们斗志高昂，矿警队又镇压不住，便于1924年8月，勾结淄川县警察局用政治压力公开干涉工人团体。警察局长带领武装警察到“学艺研究社”，限令10日内解散，否则予以武力取缔。对这蛮横的干涉，矿工们十分气愤。“学艺研究社”的组织者卢福坦、黄文、顾炽等立即召开代表大会，研究制定了斗争策略：警察不来干涉便罢，如来干涉，就发动工人包围警察局，与之斗争到底。并决定：组织三批工人代表，一旦警察来干涉，就分批到警察局进行坐狱斗争；全体工人每月拿出两角钱，作为斗争的特别费用基金。广大矿工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团结在党组织和“学艺研究社”周围，与中日资本家和反动警察开展了顽强的斗争，显示出了强大的战斗力，终于迫使警察局未敢轻举妄动，鲁大公司也没敢裁人减薪。

这次斗争，大灭了资本家的威风，大长了工人们的士气，这是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淄博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第一次尝试。这些斗争情况在向党中央作了《促成工会原因》的报告后，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后来，由于当时淄博党组织还处在幼年时期，对于领导工人斗争策略上还存在着组织不够严密、宣传工作不全面、斗争策略不够灵活等缺点，结果被鲁大公司抓住这些弱点，制造反革命舆论，威胁利诱工人，麻痹了部分工人的斗志，“学艺研究社”逐渐停止了活动。两位一大代表在淄博的工作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了准备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倡议和支持的国民会议，发动反对军阀政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国民会议运动，委派王尽美、王哲、王乐平、阎荣德等人为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发动山东各人民团体、各政党促成会议的召开。

据王哲回忆，当时王尽美已经身患肺病，但仍然利用国民会议宣传员特派员这一合法身份，带病奔波于各地，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发动群众。“尽美同志对矿工们很热情，主动和矿工握手。满手炭黑的工人都不好意思伸出手来。尽美对他们说，别看你们手上沾满炭泥，可是这两只手却能创造出世界万物……” 王尽美的宣传才能在组织发动矿工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将剩余价值、剥削，这些深奥的名词向矿工们做了通俗地讲解，许多矿工听了王尽美的演讲后感动得热泪盈眶：“王特派员是我们的知心人，他能代表我们的利益，我们要跟他走！”

虽然邓恩铭有堂叔父的掩护，但他在矿区从事革命活动还是充满了危险，不但时刻都有被敌人追捕陷害的危险，还受到家人的阻拦。父母、亲友曾多次要他“安分守己”、“求得功名”；又在老家为他安排婚事，催促他回乡完婚。

1924年5月8日，为了党的工作，邓恩铭在给父母的家信中如此写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利，故有负双亲的期望，但所志即如此，亦无可如何。”他以“职务缠身，无法摆脱”为由，回绝了父母要他回贵州家乡结婚的要求。

1928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派邓恩铭任淄博张矿区党组织的领导人。次年1月，邓恩铭从淄博回到济南研究工作，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受破坏，邓恩铭等人同时被捕。1931年4月5日，被杀害于济南。中共淄博地方党组织建立后，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24年11月，中共中央巡视员尹宽来到淄博矿区考察并指导工作，加强了淄博和全省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和沟通，为迎接国共合作和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中共淄博支部像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给处在慢慢黑夜中的淄博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引导淄博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革命的的征途上，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感谢中共淄博市党史委为本文提供资料

第二篇：历史上第一个贪官是谁

历史上第一个贪官是谁

早年流行一部电视剧，叫做《宰相刘罗锅》，目的在于宣传清官的廉洁清正，不想刘罗锅一去不返，扮演贪官的和珅却一炮走红，从此和珅的角色逐渐活跃于银屏，看起来人们似乎不太关心清官的死活，对于贪官却骨子里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气概。今天江湖就给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贪官的故事。

所谓贪官，自然就是有权的贪婪之人，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义之财的官员，所谓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看看字，“官”头上戴有一顶大盖帽，下面张着两张口，并且以笔直的一竖连接着。这就是说，“官”头戴什么样的帽，就得始终如一地为“什么样的它”说话、为“什么样的它”执政，而不是把官帽当成一个大口袋，什么样金银珠宝，都统统装在这个口袋里，如此那是装不下去的。

有史以来，记载的第一个贪官是春秋时期的羊舌鲋，他的哥哥可是大大的有名，叫叔向，羊舌肸。羊舌鲋虽然才能出众，却贪得无厌。晋昭公三年，晋国以羊舌鲋为代理司马，在平丘召集诸侯。当时，晋国军队驻扎在卫国，羊舌鲋为向卫国索赂，故意不管随意刈草的人。卫国派屠伯送给叔向羹和一箧锦，请求他的帮助。叔向收下了羹，而将锦交给屠伯。并告诉他，以国君的名义将锦赐给羊舌鲋。屠伯照做了，结果还没等他从羊舌鲋那里离开，禁止乱刈草木的命令就下达了。可见这个羊舌鲋真的不是一个好鸟。不过你幸运了一次，未必能次次幸运。当时晋国大臣邢侯和雍子争夺田产，羊舌鲋授命此案。本来只需要主持公道即可，可惜犯案的雍子很有门道，他有一个宝贝女儿，长得娇媚婉转温柔可亲，这雍子自己知道肯定会输掉官司，就把自己的女儿送给羊舌鲋，羊舌鲋一见到娇滴滴的美人，立刻说话不利索了，等到春风几度，居然判处邢侯有罪。

邢侯也不是省油的灯，自然恼羞成怒，居然在大堂上就把羊舌鲋和雍子给杀死了，并口口声声说抓住了什么把柄，后拉大家才明白，原来羊舌鲋是拿人家的手短。国君问叔向怎么办？叔向说：“他们三人同罪，处决活着的人，再将死者戮尸就行了。雍子贿赂，叔鱼卖狱，邢侯专杀，他们的罪行是一样的。自己有错却想夺得美名是为错，贪以败官是为墨，杀人不忌是为贼。《夏书》说：‘昏、墨、贼、杀。’这是皋陶制定刑罚。请按这样做吧。”于是邢侯被杀，雍子和叔鱼的尸体都被弃于市。羊舌鲋以贪坏法，卖法纵贪，被定为墨，贪墨一词也来源于此，雍子为躲避罪责，把女儿送给了主审的官员，开了性贿赂的先河，后来贪墨专指攫取美女。

有了索贿的，就要受贿的，所谓各取所需吧，从此贪官的市场一发不可收拾，王亚南曾经说：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如此贪污的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而这个叫羊舌鲋的也因为美色而一命呜呼，真的是可惜可叹。

第三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档轿车的技术转让合同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档轿车的技术转让合同。此后20多年时间里，一汽与奥迪不断深入合作，不断超越，创造了无数个第一。也许就连当时在场的那些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们也未曾料想到，这一纸合同在二十几年后会对中国乃至全球汽车工业的格局产生何等影响。

是机缘亦或是必然，一汽与奥迪走到一起

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对轿车的需求急剧增加，国内轿车产量不足、产品单一的问题逐渐加剧。作为中国最早的汽车生产基地，一汽也终于得到上级指示，重新规划轿车生产。时任一汽厂长的耿昭杰明白，中国的汽车工业不能闭门造车，要掌握中高级轿车的自主知识产权，必须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高档车技术，通过组装生产，将其消化吸收，进而复兴民族品牌。

『1990年，一汽和大众公司15万辆合资项目在北京正式签约，耿昭杰和哈恩亲密握手』

本着这样的思路，耿昭杰开始与一些国外汽车厂商接触考察，最终选定了引进克莱斯勒的发动机。1987年引进克莱斯勒488发动机项目在人民大会堂签字。

有了克莱斯勒的发动机，一汽本应该引进克莱斯勒车型的生产技术，一面生产克莱斯勒车型，同时着手进行技术转化，设计新款红旗车型。实际上一汽确实这么做了，1987年5月，一款基于道奇600车型改进的红旗轿车已经画在图纸上。

几乎就在同时，远在德国的大众集团也接到消息，得知一汽正在全球范围寻求合作，生产高档轿车。眼光敏锐的大众公司董事长哈恩博士意识到这是奥迪进入中国发展的绝佳机会。1987年9月，两名奥迪公司的高层代表来到长春，尝试与一汽进行合作。二人回国向哈恩汇报后，令哈恩印象深刻。同年10月，哈恩博士在法兰克福车展后直接动身飞往长春。

哈恩博士对当时长春的印象是荒凉，但这里良好的汽车工业根基也让他感到兴奋，双方很快进入洽谈的实质性阶段。在了解了一汽购买的克莱斯勒488型发动机之后，哈恩确认该发动机源于奥迪技术，完全可以适应奥迪100轿车。

在打消了顾虑之后，耿昭杰拨通了电话，电话另一头是正在美国与克莱斯勒谈判的时任一汽总经济师的吕福源。此时吕福源正在与克莱斯勒进行举步维艰的谈判，对方认为中方购买了克莱斯勒发动机后，必定需要再购买一条道奇600车型生产线，进而坐地起价，开出了1760万美元的技术转让费。接到电话后吕福源终止了谈判，只剩下还没搞明白状况的美国人。

一个月后，一台装有克莱斯勒2.2升发动机的奥迪100车型出现在德国狼堡。这让当时担任一汽总工程师的林敢为大吃一惊。经过测试该车平均车速为每小时150-160公里，最高车速达每小时205公里，各种性能都十分良好。德国人的效率和诚意获得了中方人员的肯定。

此时，一汽代表团成员已经倾向于与奥迪合作生产奥迪100。按照林敢为的记录，中方技术专家的理由是：

第一，在产品上，奥迪100优于道奇600。其中，奥迪100的车身设计要比道奇600领先一代；奥迪100的外部尺寸及内部空间均较道奇600大，乘坐舒适；奥迪100在国际是频频获奖，知名度高于道奇600。

第二，大众公司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有合作的诚意。

第三，奥迪100和200可以作为系列化产品生产，奥迪100是中高档轿车，可以作为政府官员的公务用车；奥迪200是高档轿车可以作为中央领导用车。

『1983年世界车；1984年全球最佳轿车——奥迪100』

此时克莱斯勒仍然坚持要收取高昂的道奇生产线转让费。中国人拂袖而去，经高层最后决策，一汽项目将与德国大众合作。此时的美国人才终于明白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只得感叹：我们来晚了。

双方确定合作后，紧锣密鼓得商定了详细的合作计划。双方约定，前期一汽以许可证方式生产3万台奥迪100车型作为“先导工程”。如果1991年双方继续签订15万辆高尔夫轿车长期项目，奥迪方面可免收1900万马克的奥迪100车型技术转让费。一汽以1000万马克购买美国威斯特摩兰大众工厂的设备用于奥迪100车型的生产。

在耿昭杰看来，这是一笔好买卖。这相当于一汽只花了1000万马克引进了3万台奥迪100车型，同时落成一个15万两产能的生产线。而最让耿昭杰心动的莫过于为复兴红旗轿车培养了人才，引进了技术。

对大众汽车来说，他们也需要完成奥迪品牌的伟大复兴。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皮耶希的推动下，奥迪在技术水平上飞速发展，一系列新产品在各种车展、赛事中崭露头角。短短几年间，饱经风霜的奥迪品牌终于再一次与奔驰、宝马在同一个舞台竞技。

而引进到中国生产的奥迪100车型凝聚了奥迪全部科技成果。它采用流线型设计，是世界上第一款风阻系数达到0.3的量产轿车，且车结构全部采用轻量化材料制成，被评为1983年“世界车”，并获得一系列世界性大奖。1984年，奥迪100荣获“全球最佳轿车”称号。奥迪当下最需要的就是将拳头产品打向国际市场，扩大奥迪100的产销量。在中国，奥迪找到了契机。

随着一汽与大众正式签约，在哈恩博士的规划下，大众汽车与中国市场越来越紧密。哈恩博士长远的战略眼光瞄准了未来的中国市场。他深知改革开放的中国将会经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里将会是下一个巴西、南非，成为大众汽车植根的地方。

傲慢的美国人和谦逊的德国人形成鲜明对比，最终美国人错失了进入中国市场的绝佳机会，而德国人获得了一汽的信任，不仅将产品打入中国市场，更为将来大众集团在中国的长远发展布好了局。中德双方这次良好的开局也为将来更加深入的合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一汽奥迪一路走来，从艰难生产到本土化研发

1989年末，奥迪100焊装线开始调试。一汽的技术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生产线的装配调试。1989年4月21日，奥迪100轿车总装线建成投产，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哈恩博士专程前来剪彩。哈恩博士由衷地感叹：“我们同一汽的合作，使大众汽车公司拥有一个最具实力的伙伴。你们的速度不是一辆卡车，而是一辆奥迪200”。

『1991年，3万辆先导工程导出的15万辆轿车基地——一汽-大众正式成立』

1989年8月1日，第一辆奥迪100轿车下线，当年组装1922辆奥迪100轿车，比上年增长116%。

就是在这条生产线上，后来曾经走下超过10万辆的奥迪100轿车。

根据一汽与大众汽车集团1988年签署的技术转让协议，一汽以许可证和CKD组装方式生产奥迪100，期限为6年。

6年后的1995年，这款1984年的“全球最佳轿车”终于完成了其在中国的“特殊使命”，一汽立即将主导轿车产品由奥迪100换成了新一代的红旗轿车，为了与老款的大型红旗轿车有所区别，起名叫小红旗。它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外来高档车技术转让的结果。

从1988年开始建设，到1997年，一汽共生产奥迪100和基于奥迪100的小红旗轿车123294辆，国产化率分别达到82%和93%；10年间销售收入达到311亿元，实现利税66亿元，相当于总投资的10倍；同时还为奥迪100 CKD进口零部件上缴关税70亿元人民币，也为中高级轿车的进口替代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在当时极为宝贵的外汇资源。

在引进奥迪100项目合同到期后，一个新问题摆在中德双方面前：是否继续合作？如何合作？是保持一定的技术合作，抑或是与中方合资？如果合资，那么与谁合资，怎么合资？

从1993年开始，双方就在合资生产奥迪的问题进行谈判。中方的意愿毋庸赘述，但德方对此有分歧。

此时在考虑奥迪100后继车型的引入方面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方面认为当跨过已经进入生命中期的奥迪100 C3车型，直接同步引进全新一代的A6 C5车型。但反对者认为，A6 C5凝聚全球顶尖的汽车技术和制造工艺，一汽此时并不具备充足的生产条件。

已升任为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的皮耶希和时任奥迪公司总裁戴莫尔在一次与耿昭杰的早餐对话中打破了僵持不下的局面。最后，双方最高层终于达成了协议，奥迪加入一汽-大众和生产全新一代奥迪A6 C5的项目便不可逆转地开始了。

1995年11月13日，在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访华期间，一汽和大众汽车公司及奥迪公司三方在北京共同草签了有关奥迪轿车纳入一汽-大众生产的合同。一个月后的12月18日，三方共同修改了合资合同，将股比结构改为：一汽60%，大众30%，奥迪10%。同时，一汽-大众与奥迪公司签署了《技术转让协议》，奥迪系列产品将作为合同产品正式纳入一汽-大众生产。

奥迪从此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合资生产的国际高档汽车品牌。与1988年开始由一汽以许可证和技术转让方式生产奥迪100不同，合资生产意味着奥迪将作为股东一方全面介入国产奥迪的生产管理、零部件采购、产品升级换代、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所有环节，并承担相应的风险。

从1995年12月奥迪正式加入一汽-大众，到1999年底新一代奥迪A6 C5下线，中间有4年时间，对奥迪和一汽-大众来说，除了对奥迪A6进行“加长”、国情适应性研发及生产和销售上的准备之外，在一汽-大众的生产线上本来没有计划中的奥迪产品。于是，合资双方决定在一汽-大众先生产与奥迪100 C3同一平台的奥迪200。

1996年1月，一汽-大众合资双方签署了“联合开发”奥迪A6 C5的协议。根据协议，针对中国市场的加长版车型开发与奥迪A6原型车的开发紧密配合，主要在德国的奥迪总部同步进行，历时3年，参加人员300多人，其中包括中方人员6人；开发费由一汽-大众支付，奥迪和一汽作为联合开发的双方按一定比例收取这笔费用。

『奥迪6款国产车型和奥迪Q5』

然而在A6 C5的本土化工作上，中德双方又产生分歧。矛盾的焦点集中在A6 C5到底要不要加长上。基于对中国高档车市场和用户需求特殊性的深刻理解和尊重，当时，一汽明确提出，国产奥迪A6必须要“加长”，轴距要加长，整车也要加长，因为这个级别轿车的中国用户特别重视后排空间。但奥迪方面认为，奥迪A6是大众集团唯一的行政级高档车，后排空间也足够用，非要“加长”干什么？

最终一汽方面说服了德国人。加长开发工作基本按照一个新项目的流程进行，历时三年。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要做，为的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加长对车辆性能和外观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1999年9月6日，奥迪A6 C5在长春的一汽-大众正式下线。它比全球版的轴距加长了90毫米，而整车长度也增加了约100毫米，达到4886毫米。至2005年4月退市，这款车在5年多时间内共销售了20多万辆，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当初为加长而多投入的资金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20年耕耘换来枝繁叶茂

通过奥迪A6的加长，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加深了一汽与奥迪之间的相互了解。虽然初期在要不要加长问题上双方有争论，但奥迪最后还是同意加长，奥迪A6的市场表现非常好，以后双方遇到类似的问题就顺畅多了。

自此之后的每一款奥迪车里，本土化研发体现在方方面面，国产新一代奥迪A6L C6也比全球版车型加长了100毫米，中外双方不仅再没有为此出现任何争执，而且成为合作开发的共识。

据安铁成介绍，奥迪A6 C5是在标准车基本成型后开始做二次开发，而奥迪A6L C6则是与欧洲版车型同步开发的，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开发两个车型，一个是标准版，一个是加长版，或者说加长版相当于开发一款新的三厢车，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上一代奥迪A6的二次开发，当然，投入的资金也更多。开发的内容不仅是加长，还包括动力系统匹配、底盘总线重新布局和调试、悬架调校、使坐椅适合中国人的体型特点、零部件匹配测试等等，还有大量的路试工作，其中不少工作是在国内完成的。

『2003年2月26日，奥迪A4轿车在总装车间下线』

『工作人员整车奥迪特验车』

他认为，这种本土适应性开发的目的就是要使新一代奥迪A6更适合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并确保其可靠性。“比如说，燃油系统的一些工作要在德国奥迪总部进行，我们就把大量的国产汽油运到德国去做试验。”

『奥迪在国内建立的电气实验室』

进入新世纪之后，奥迪在中国的发展也进入快车道，中德双方十几年的精诚合作得到丰厚的回报。

2000年，奥迪品牌在中国的年销量比上一年增加了约1.5倍，达17,451辆。

2001年，奥迪品牌在中国的年销量上升到27,890辆。

2002年，奥迪品牌在中国的销售达到36,492辆。

2005年，奥迪品牌在中国取得了出色的销售业绩，销量增长9.6%，中国成为奥迪在德国本土之外的第三大市场。

2006年1月，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在长春成立。

2006年，奥迪品牌全线产品在中国市场销售火爆，总销量首度突破8万辆大关，达到80,808台，同比增长39%，创下了一汽-大众奥迪销量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2007年，奥迪品牌在中国共销售100,888辆（不包括香港地区），同比增长24.8%，成为中国市场上首个实现年销量超过十万辆的高档汽车品牌。

『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安世豪先生宣布2007年中国大陆市场总销量』

2008年，奥迪品牌进入中国20周年。

2008年，奥迪品牌在中国市场的表现相当抢眼，达到118,118万辆，增幅达到17%。

2008年6月25日，第20万辆奥迪A6L在一汽-大众轿车一厂下线，奥迪A6系列车型销量累计突破40万辆。

2009年9月19日，一汽-大众“全数字化”新奥迪总装车间投产。

『一汽-大众“全数字化”新奥迪总装车间』

2009年，奥迪品牌在中国共销售157,188辆，同比增长33.1%，捍卫了40%的市场份额，继续以绝对优势领跑中国高档汽车市场。

2010年10月20日，“一汽-大众奥迪销售百万辆”庆典活动在长春隆重举行。经过22年不断开拓进取，奥迪成为中国汽车市场第一个累积销售100万辆的高档汽车品牌。

在纪念一汽-大众奥迪销售百万辆的庆典上，一汽奥迪销售事业部执行副总经理张晓军表示，作为中国最早的合资汽车企业之一，一汽-大众奥迪模式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水准的本土化道路，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个过程中，一汽-大众已经是中国最强大的高档车制造基地，奥迪保持了在中国高档车市场上第一品牌的地位，到今年，中国已成为奥迪在全球的第一大市场。

奥迪公司管理董事会主席施泰德说：“奥迪从一开始就在奥迪全球统一标准基础上的本土化作为合作战略的核心，这与竞争对手的中国战略有着很大的不同，也是奥迪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的原因。”

一汽-大众总经理安铁成向外界披露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数字。他宣布，奥迪品牌将在未来3年内实现在中国第二个100万辆。

不仅是销量，安铁成对奥迪品牌也提出了展望。他表示：“未来，我们将带来最具魅力的产品，最新的整车高效技术，与合作伙伴携手共进，实现销量、品牌、用户满意度全面第一，将奥迪品牌打造成为中国高档汽车市场„最具进取魅力的品牌‟。”

第四篇：淄博市政府

淄博市政府 文物局

刘忠进局长、党支部书记 于崇远副局长

（一）办公室

电话：0533-217329

2（二）文物保护科 电话：0533-217079

1（三）博物馆科 0533-2171232

（四）考古工作室 0533-2157010

发改委 李树民主任 李延永副主任，市服务业办公室主任张学武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张宇信副主任、调研员 袁晖副主任、调研员

王瑛副主任，市铁路办主任 梁云宏副主任 于道琪副主任 张玉宝副主任 齐孝福副主任

荆恭温淄博东明工业园管理委员会主任

袁长通工会主席

0533-3182118 3161197

司法局

一、党委书记、局长陈维刚

二、党委委员、副局长郑建业

三、党委委员、副局长徐长厚

四、党委委员、副局长贾刚

五、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张勤

六、党委委员、副调研员刘长军

七、党委委员、副调研员孙发红

八、党委委员、政治处主任吴启顺

国土资源局

王同顺 局长、党委书记 宋长清 副局长 孙恒副局长、马红副局长

董云波党委副书记、高新区分局局长郭刚副局长 王泽峻 纪委书记 李光亮 工会主席

牛国梁 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政委 杨光钦 市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副主任 张德平副调研员、办公室主任 王学刚 总工程师

环保局

李洋党组书记 局长 谢锡锋副局长 于照春副局长 吴国栋副局长 李学太副局长

刘增敏 党组成员 工会主席 3183020

规划局

徐建祥党委书记、局长 杜春雷副局长、一处处长 南自立副局长、二处处长 鹿斌佐副局长、总规划师 王成副局长 乔鹰工会主席 办公室 3170770

科技局

周元军局长王纯国副局长牛圣银副局长周献忠副局长 毕红卫副局长张旭东 副局长臧金强 工会主席 办公室（财务科）0533-3181323

发展计划科（挂政策法规科牌子）0533-3184674 科技外事科 0533-3180278 组织人事科 0533-3170645

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科 0533-3183548

农村与社会发展科 0533-3183525 科技成果科（对外可使用市科技保密工作办公室名称）0533-3178947 行政许可科 0533-2306871

淄博市知识产权局 办公室：0533-3188608

法律事务科：0533-3178992 协调管理科：0533-3179015 规划发展科：0533-3178957

食品药品监督局

党组书记、局长王少华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王立民 党组成员、副局长 安烈忠 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德鹏 办公室：（挂政策法规科牌子）马建国2182219、2182508 食品安全协调监察科： 葛金锋 2185122 药品管理科： 于健 2180849 药品市场监督科： 常立照2185169 医疗器械科： 刘法学 2168090 财务科： 张超 2188951 人事教育科： 李建国2183161 食品药品稽查大队： 马卫东 2154120 机关党委： 司刚军 2181765 监察室： 董峰 2154090

旅游局 办公室

张波2179859 监督管理科 王军2158212 场开发科

扈振吉 2158213 教育培训科 梁荣江2158210 调研规划科 牟永波 2174259

第五篇：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

“五年计划”是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是对全国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

中国除了1949年到1952年底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3年至1965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外，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已经编制了十二个“五年计划”。

具体如下：

一、1953~1957

二、1958~196

2三、1966~1970

四、1971~1975

五、1976~1980

六、1981~1985

七、1986~1990

八、1991~1995

九、1996~2000

十、2001~2005

十一、2006~2010

十二、2011~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