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成都万圣节马头白领事件

第一篇：深度揭秘成都万圣节马头白领事件

深度揭秘成都万圣节马头白领事件

又一个Halloween 在10月的最后一天悄然而至，和往年一样，南瓜灯随处可见，各种妖魔鬼怪、海盗、外星来客和巫婆们穿着各式各样的稀奇古怪的服装纷纷出动，他们用这样“奇特”的方式来庆祝这一年一次的节日。虽说万圣节的节日气氛在国外可能比较浓重，但是在国内这股“鬼风“同样不容小觑。

10月31日下午5点左右，在成都某地铁口出现了一个戴着牛头的男子和一蒙着白面的女子，他们身着正式，不看脸就是白领的形象，他们的出场瞬间引起了路人的围观。没过多久就有不少网友在朋友圈，贴吧，论坛纷纷爆出了对这牛头白领的猜疑？难道今天万圣节，你们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出来吓人，让大家感受万圣节的气氛？

接着第二天在优酷首页上爆出了一条名为“【震惊全国】万圣节成都马头白领攻陷地铁站”视频，该视频瞬间点击上万，从这个视频可以看到牛头白领出现的始末过程，也可以看出整个事件的真相。视频一开头就有4位身着正式的马头白领出现在成都鸟巢，他们走过这环境优美，森林式的鸟巢，然后抛下脸上的面具和牛套，面带微笑地走进了CBP。

随即镜头闪转，这4位马头白领来到了成都某地铁口，这次多了一个金发帅气的老外，俨然一副跨国老总的模样。这5个人围坐在一张绿色的地毯上面，就像一个开会的画面。这个情况下，引发了不少路人的围观，有的人猜疑他们是在这里拍戏取景，有得人说是在炒作，还有人说他们这是在招聘？？？甚至还有网友在惊呼：“他们这么妨碍交通秩序，我们的城管蜀黍去哪里了？”但终究对这次事件的真相始终不明白。

终极揭秘：整个事件过程，其实是CBP中央商务花园所策划，他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为了倡导上班族绿色低碳办公。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绿化率逐渐降低，现在很多公司的办公环境其实是非常恶劣的。

CBP中央商务花园，以最国际最顶级的办公物业形态，拥有91000㎡森林式园景，41%绿化率及0.98的容积率，打造真正的绿色生态办公。而这些都是从这个视频里面可以看出来的：视频开始，4位马头白领在成都鸟巢行走，就如动物在森林里生活一样，随即他们脱下了马套，变身为开心上班族，走进了CBP中央商务花园，这就印证了CBP中央商务花园的森林式办公环境，让人心情愉悦。在绿色的地毯上开会，即绿色低碳办公（地毯谐音低碳）。怎么样?现在大家应该看得懂这个视频了吧？

第二篇：群体性事件深度剖析

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及法律对策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带来了利益的碰撞和深层矛盾的暴露，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各种矛盾的爆发，我国的群体性事件的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新原因，群体事件的爆发对我国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本文中戴先文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作为切入点，阐述了近年来群体事件呈现的新特点、产生的原因以及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活动中出现的一些超出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是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不和谐现象。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的新概念。“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和谐社会必须以有序、安全和稳定为基本前提。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影响，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特殊表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正不断上升、规模日益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和复杂性，加之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匮乏，使处置工作异常艰难，很容易导致事件的恶化，它严重干扰了政府的办公秩序，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日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因此，如何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社会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就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特点、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正确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进行一下探讨，以期为今后处置这方面问题提供参考。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在国外，一些社会学者将“群体性事件”称之为“集群行为”或“集合行为”等，如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其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最早从社会学角度定义“集合行为”，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斯坦莱•米尔格拉姆认为，集群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它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刺激”。戴维•波普诺也指出，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而在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群体”是指本质上有共同点的个体组成的整体。“事件”是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根据以上解释，“群体性事件”就可以理解为由同类个体组成的整体，因为共同的要求，对社会造成的不平常影响的事情。在我国，由于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建国初期称之为“群众闹事”、“聚众闹事”；八十年代称之为“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九十年代称之为“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在21世纪初期称之为“群体性治安事件”。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定性，我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是众说纷纭，说法不一，有的界定侧重明确群体性事件的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有的界定指出了群体性事件在行为手段上的特点及其社会作用和影响。综合上述论述，笔者以为：群体性事件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合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加压力，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尽管群体性事件的外在呈现出某些对抗性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也会由非对抗性转化为对抗性。群体性事件既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与处在既定社会规范制约下的群体行为相对而言的集群越轨行为。群体性事件的副作用和社会危害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在客观上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群体性事件可能是这样一个机制:“通过它，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它们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在于它能够释放出长期积压的一些社会能量，能使部分心理失衡的群众得以心理的平衡，这

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是有积极作用的，其次它向社会发出了警告或信号、表示部分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必须加以补偿，或者行政管理活动中出现问题需要纠正，或者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应该完善等等。所以，我们对群体性事件决不能只能看到它的负面效应，还应该看到它可以是社会压力的减压阀和报警器，有利于促使我们加强和改进工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因此，只有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才能妥善审慎地处置好群体性事件。

二、近年来群体事件呈现的新特点

（一）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多、规模趋大

据统计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中国官方数据显示，群体性事件从1995年的超过1万起，持续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6万起，2007年已经超过8万起。进入2008年下半年，在举办北京奥运前，中国不同地区接连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与群体性事件，而且，涉及面越来越广。最突出的例子是瓮安、孟连、陇南、石首事件。

（二）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趋于多元化

群体性事件参与群体越来越多，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三）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倾向越加明显

群体性事件中有幕后指挥、领导者，他们事先会进行周密的计划，要求参与者行动统一、进退有序、组织严格；他们重视信息研究，环节把握准确。最终目的就是扩大影响、增加压力。

（四）群体性事件的暴力程度大大加剧

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出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极端或违法行为发泄不满情绪，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扣押人质，个别地方发生破坏公共设施、打砸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的局部骚乱。瓮安、石首事件就是新世纪群体性事件中的两个标志事件，就在于它的暴力程度大大加剧。

（五）群体性事件和平理性的表达方式有很大发展

一些地方的民众在寻找理性有效的表达，一些比较高层的领导和各地的警方也表现出了很大的理性和克制。与过去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动辄打砸抢烧，警民冲突激烈的状况相比，诉求者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争取利益。这与社会进步有关，但同时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宽容度和政治智慧。双方都意识到，用谈判、协商、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成本比暴力要低得多。

三、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与群体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及我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标准）的经济发展关键期和敏感期，群众维权意识增强等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又有现实的具体成因。概括起来，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是群体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阶层、群体、组织的分化以及其利益的分化，经济结构失衡，资源供给欠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的保障机制、民主机制建设等问题保障不到位、决策不民主、相互

脱节甚至顶牛等情形。因为某些方面的改革失度，导致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严重，腐败现象蔓延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等情形。而这些因素都是易于导致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重要条件。

（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被侵害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劳动力的就业和安置等相关政策不落实、不配套，或者房屋被拆迁的征用补偿太低，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此外还有粮款补贴、财务混乱、宅基地等因素都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在城市，由于房屋拆迁、下岗失业、承包租赁、城市管理等原因也都会直接引发群体性事件。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会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如企业转制中的下岗职工群体，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下岗失业工人也极有可能受到煽动而引发集会、游行、示威；城市拆迁补偿未及时到位，回迁日期遥遥无期，搬迁地点不理想，生活设施不配套等原因，导致拆迁户与拆迁公司的矛盾激化。体制的转换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激化便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地方政府的决策失误是群体事件发生的政治因素

在冲突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处理失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执政能力薄弱的软肋。“瓮安事件”中，基层党委政府匆忙将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是黑恶势力煽动群众围攻政府，并在当地媒体大规模刊播“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长期以来，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保持沉默、回避媒体已经成为一些基层党委政府条件反射式的“自觉行为”，但在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对象大众化的情况下，这种紧要关头的“失语”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看似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实际却陷入被动，增加了平息事态的难度。

（四）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虽然随着法治社会的进程加快，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群众整体的法制观念相对淡薄，造成了高涨的民主参政意识与较差的法制观念间的反差。尤其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地区，群众的法律知识有限，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比较落后。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不懂也不会运用法律武器或通过合法途径加以解决，而是动辄采取闹事的方式向政府施压，往往选择越级集体上访或闹事的形式，甚至发生暴力袭警、阻断交通事件，希望通过扩大事态，引起上级党委、政府的重视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使本来能通过正常的信访、法律程序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群体性事件。部分群众心里存在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负面影响和造势心理。认为闹事是唯一解决问题、获取实际利益的办法，故意扩大事态，聚众上访。同时，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处理同一类群体事件中，对行为过激的事件和一般性的上访在解决方式、承诺程度及兑现结果的差异也加重了群众的这种心理，产生连锁反应。

(五)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通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

在我国现阶段，如果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难以在一定范围内兼顾和协调到，又缺乏各自表达正当利益诉求的渠道，便可能导致矛盾的积累和利益冲突的加剧。目前，由于受国家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上还存在一些不健全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渠道不畅，不同社会群体表达自身利益的声音强弱不一，表达的机会不同，表达的有效性和充分性不一。特别是当弱势群体的利益处处受损时，又缺少畅通的利益诉求机制，于是他们便采用静坐、集体上访，阻碍交通，冲击党政机关等集体性施压行为来宣泄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突发性群体事件也就频频出现了。

四、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

200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处理信访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的通知。《通知》中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原则、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现场处理和宣传教育等项工作都做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各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依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把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首次写进党的重要文献，并且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突出地摆到全党同志的面前，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清醒认识，充分表明了我们党直面现实的政治勇气。

但从我国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分析来看，多数还是集中在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看，当前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原因就是法律不适合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涉及《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信访条例》等，此外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等部门规章。而从法理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的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中，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体系。例如，现实生活中，工人要求发放拖欠的工资，由开始个别工人零星去要，到后来成群结队去闹，以致影响了单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对这种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当怎样界定？无论是分散催讨还是集体催讨，在我国的法律上都没有明文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是合法的，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这些工人若采取堵截铁路、冲击党政机关的方式来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则构成违法行为。某些执法机关在没有对群体性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判断之前，就盲目采取措施。群众没有违法，而执法机关却已经违反法律，这不仅不利于矛盾的解决或化解，而且往往会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尖税矛盾和突出问题的特殊表现，我们应从法律的视角、运用法律的途径和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解决矛盾。如果离开法律规定采取行动和措施，不仅往往使处置工作陷入被动，事后也将留下隐患，从而导致法律权威和政府信誉的降低。因此，我们在观察、分析、判断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必须坚持法治的视野、法治的立场、法治的原则、法治的方式和法治的程序，将处置群体性事件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

（一）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措施必须要有法可依

当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着合理要求与违法行为、多数人的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必须要严格依法进行，要针对不同的群体性事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正确分析判断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性质，区分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并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开展处置工作。处置群体性事件只有依法办事了，才能取信于民，人民才能充分理解，积极配合与支持执法者的工作，从而减少冲突的发生。

（二）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和步骤，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程序的公开、透明，要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正确的方式，进行妥善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涉及面广，既有根源的复杂性，又有事态的模糊性，还有过程的多层性，因而一般处置难度较大。要根据事情的起因、界定事件的性质及严重程度，进行风险评估，要始终坚持平息事态、维护稳定为目标，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严格遵循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不越权、不失职，将处置工作的各个环节纳入到法律政策轨道，确保处置工作既依法有据，又干净彻底，不留隐患。

（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适当允许公民依法集会、游行、示威

依法集会、游行、示威，是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发表意见、表达意愿、宣泄情绪的法定渠道。在充分兼顾社会综合承受能力，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可以循序渐进地批准通过法定程序提出的符合法定条件的集会、游行、示威申请，逐步引导群众采取平和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更好地化解矛盾，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减轻对各级党委、政府及公安机关的压力。当前，可先行受理、批准一些劳资纠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环保等涉及群众经济利益符合政府原则立场的集会、游行、示威申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放开。这样做体现出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人文关怀。

（四）建议制定专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规

群体性事件有着深刻和复杂的社会背景，涉及众多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关乎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预防和处置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悲剧性后果。为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职责和办法，国务院应该总结近年来各地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制定一部《处置群体性事件条例》，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目标任务、主体、基本原则、工作机制及善后等方面的工作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

（五）健全和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充分发挥权益保障机制作用

要建立民情民意表达诉求机制，通过民情员、专家咨询、群众听证等，减少决策的随意性；要拓宽民情民意表达诉求渠道，通过公布联系方式、工作程序，便于群众联系监督；要规范完善利益处理程序系统，信访、法院、行政复议、劳动仲裁等应当各尽其职。此外，为了增强民主、树立司法权威，共同强化国家机关和公民的法治意识，防止群体性事件一再重演，必须适时改进信访制度。信访部门可以推动建立领导与群众定期协商对话制度，通过行政首长接待、政府网站和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予以反映问题，尽可能把矛盾化解在初始阶段，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或者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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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案例

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

一． 背景

成都的城市交通

成都市中心城区现已建成以一环路、二环路、三环路、人民南（北）路、蜀都大道等城市快速路为骨架的环加放射状的城市交通网络体系。中心城区现有城市道路1445公里，道路面积3686万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达8.9平方米/人；拥有公交车4401辆/5220标台，公交车辆万人拥有率为10.5标台/万人，公交站点300米和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分别达到86.1%和98.8%以上。

然而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成都的经济快速发展，周边农村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城市加上城区改造规划的不合理，导致成都的交通状况面峻考验。路线长，车辆少，车况差，乘客拥挤不堪；早上上班高峰期，那趟车拥挤不堪，人满为患，车靠站，既不能上，也不能下，车上站的位置都没有，严重的超载现象等等普遍存在。

2009年6月5日上午8点半左右，四川成都一辆9路公交车在川陕立交下桥处发生燃烧，造成27人遇难74人受伤。7月2日该案告破，系故意放火案，犯罪嫌疑人张云良已当场死亡。出事的车型为成都客车厂生产的CDK6110，属于票价两块钱的空调车，后置发动机，柴油动力，是成都客车厂在多年以前推出的第一款空调低地板高档公交车.。

二.事件经过

2009年6月5日上午8点半左右，四川成都9路公交车（动物动物园附近9路公交车)在川陕立交下桥处发生燃烧，现场大火熊熊浓烟四起，据网友拍到的照片，有幸跑出来的人衣服和头发都被烧焦。据消息，这辆9路公交车是从天回镇开往火车北站，因为是上班时间，车上人员爆满，约为50多人.在上立交桥的时候，公交车上就传出了燃烧的恶臭，乘客要求立即开车。公交车司机为了交通安全，拒绝开门，要求下了立交桥后再开门处理。但是几秒后车辆就发生了爆炸。这辆公交车是空调车，当时车上门窗紧闭，而且爆炸比较突然，50人被困在燃烧的公交车上.......现场只有7、8人砸破车窗逃生，剩下的人全被困在车内........公交车司机被救出后也积极参与救援！成都市消防总局，警察局，医院急救中心接到报警后也迅速赶往现场紧急救援。

随后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四川省副省长李成云等已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善后。接到事故报告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骆琳、副局长王德学、梁嘉琨立即派总局监督管理二司、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有关人员赶赴现场，核查原因，指导伤员救治和事故调查等工作。安监总局要求，四川省安全监管局配合有关部门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工作，调查事故原因，吸取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强化责任，狠抓落实，加强防范，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开展了大量的勘查检验、侦查实验和走访调查工作。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现已认定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为一起故意放火刑事案件，烧死在车内后部的张云良是故意放火案的犯罪嫌疑人。经调查，6月5日7时40分左右，张云良携带装有汽油的塑料桶在9路公交车天回镇始发站上车。有乘客证实当车辆由北朝南向城内方向行驶至三环路川陕立交桥处时，张云良在车内倾倒所带的汽油，点燃并引起车辆燃烧。7月2日，四川省公安机关通报了对这一事件调查的最后结果：侦查机关认定，此次惨剧是一起故意放火案。公安机关确认，62岁的犯罪嫌疑人张云良，由于悲观厌世，经过充分准备后，在9路公交车上点燃了随身携带的汽油，用最为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人生，同时带走了另外27个无辜的生命，另外4人受伤，只有6名乘客安全脱身。

从最初的公交自燃、恐怖袭击的传言，到最后人为放火的定论；从事发后市民对公交车安全状况的担忧，到成都公交改革的全面启动；从一个月前事发时，部分公众的恐慌，到一个月后完全恢复的社会秩序……成都交出了一个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样本。

三.事件启示

1.成都公交车没有存在的必要

政府为了体现成都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化形象，将普通车改造为空调车，说是为了城市美观，但是空调车里空气十分污浊，而且严重超载，试想一下100多人拥挤在没有通风实施也没有开空调的狭小空间里该有多么难受啊！据成都市民讲空调车很不透气，常常沦为摆设。又处在四川盆地内部成都的暑期只有2-3个月，冬天基本都不用空调。因此成都其实最好全部不要空调车，应多增加些高档非空调车。

2.应该改进公交车的门窗

据有关数据统计现在大多数公交车门都是内旋转式和折叠式，一旦车上发生意外情况，乘客第一时间想到就是向车门冲，这样车门必定堵死，司机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开门。建议有关部门应该研究，设计更人性化，便捷化的车门。公交空调车应增加一扇或者两扇逃生门，即使遇到紧急情况致使电线断路电 路不通造成自动门无法打开时，无论人在车内还是在车外都能马上打开，平时不用时就加锁锁上，当发生紧急情况时就马上启用空调公交车的车窗玻璃应统一由驾驶员控制（在紧急时能够瞬时打开），或者在车窗下安装紧急击破装置，令车窗在遇紧急情况时可快速向外打开。

3.严厉打击公交车的超载问题

解决最重要的是多增加班次或者由政府引导错开上下班时间，每次车上人少些，就安全多了。每辆公交车上除了驾驶员外还应该增加一名工作人员。发生突发事件时工作人员的工作素质会直接影响事件后果，所以在选拔工作人员时一定要选择那些有责任心，处理突发事件能力强的的人员，也可以监督公交车超载问题。对于超载的车辆给予严厉处罚，比如扣驾驶员驾照，处罚公交公司缴纳大量金钱。

4.应按装危险品检测设施

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危险品的检测设施，安装在乘客刚要上车时可以检测易燃易爆物品的设施，然后在车厢不同角度安装带有红外线的自动报警灭火头可以遇到高温会报警和喷水的。加强危险品的安全宣传，让每一位乘客做到不携带任何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并且及时发现危险品汇报，制止。

5.定期检查公交车的安全设施

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定期检查公交车上的安全设施，如灭火器，安全小锤等。并且在车内显眼地方张贴关于这些安全设施的使用方法，让乘客可以随时学习。

小知识：公交车起火逃生指南

1、冷静面对火灾

当乘坐的公交车发生火灾时，千万不要惊慌失措，要保持头脑冷静。寻找最近的出路，比如门、窗等，找到出路立即以最快速度离开车厢。如果乘坐的公交车是封闭式的车厢，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应该迅速破窗逃生。现在封闭式公交车均配备有破窗用的救生锤，可以在危急时刻砸碎车窗逃生;如果没有找到救生锤，可以利用一切硬物来砸碎车玻璃逃生…

2、司乘人员要疏散

司乘人员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应该将车辆驶往人烟稀少的位置，将乘客迅速疏散至安全地点…

3、远离易燃易爆区

如果公交车是在加油站等容易发生爆炸的场所起火，司乘人员应该立即将车驶离，以免造成更大的事故…

4、利用车载灭火器

当公交车起火时，视火情大小，当起火的程度很低时，司乘人员应该立即使用车载灭火器将火扑灭。如果不能解决，请立即拨打119求救

5、起火地点要说清

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报警人员应该学会如何报警。首先要说清楚起火场所、火势和燃烧物，其次是把报警人员的联系方式留下，最后是要到路口迎接消防车，以便让消防人员尽快到达火灾现场。如果在逃生过程中，衣服不慎起火来不及脱，可就地打滚，将火压灭。发现他人身上的衣服着火时，可以脱下自己的衣服或用其他布物，将他人身上的火捂灭，切忌着火人乱跑或用灭火器向着火人身上喷射

第四篇：护舒宝事件揭秘,实验证明渗入量合格

护舒宝事件揭秘，实验证明渗入量合格妇科炎症经期后复发，都是卫生巾惹的祸？时下正值春夏季节，天气升温，特别容易形成适合致病菌生存的环境，因此春夏常常成为妇科炎症的多发季节。而在这个炎症多发的季节，正确选择卫生巾，对女性朋友尤其重要。日前，护舒宝品牌邀请了业内权威专家与媒体团参观了位于北京的护舒宝技术研发中心，对护舒宝卫生巾的研发过程进行大揭秘，在透气性与渗入量方面都做了实验，针对最近发生的护舒宝事件做了调查，并对如何选择合适的卫生巾进行了探讨。

小小卫生巾蕴含科技奥妙

在此次的揭秘之旅中，护舒宝研发人员带领着媒体从研发到生产整个流程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到场媒体不但了解了行业领先的产品研发技术和水平，同时也解开了关于卫生巾的各种疑团，检验了护舒宝渗入量与透气性等各个方面，对这位“亲密朋友”有了最深入的了解。从采用模拟经血来测试卫生巾吸收能力，产品干爽性能，渗入量的产品血液吸收实验室；到进行原材料的化学成分、纯度、化学性质等测试的综合大实验室；到对护舒宝卫生巾各方面性能进行测试的性能测试中心实验室；再到通过对产品中每一层材料最高放大至10万倍，然后进行结构和形貌分析以优化产品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以及用来制作卫生巾原型以进行各种实验测试和消费者测试，优化产品设计的样品设计工作室，媒体团一一进行参观。而接下来护舒宝三大产品的实验：蓝色瞬洁系列的“快速吸收，有效防漏”、粉色超净棉系列的“独创棉柔表层，挑战0黏腻”和黑色甜睡系列的“眼见为实，后漏保护”则让到场者亲眼见证了护舒宝产品的卓越品质。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刘欣燕在活动中也向在场的媒体介绍了如何选择好的卫生巾及春夏舒适卫生巾选择的“三要素”：吸收好、防漏保护、干爽舒适。并对最近发生的护舒宝事件作出解释，表示检测标准的不统一，是此次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她还特别提醒广大女性朋友：临床研究表明，超过一半的妇科炎症都是在经期后复发的。特别在易遭汗水闷热侵袭的春夏季节，经期更需精心呵护，选择保持干爽舒适的卫生巾很重要。总体而言，女性朋友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尽量选择干爽度和舒适度强，渗入量好，并具有出色反渗能力的卫生巾，给自己带来更好的经期保护。

第五篇：规划师揭秘松山湖近20年城市建设规划理念,深度好文!

规划师揭秘松山湖近20年城市建设规划理念，深度好文！

2017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于11月18日至20日在东莞举办。作为我国城市规划行业影响力最大、学术水平最高、参与性最强的学术峰会和行业盛会，被誉为“全国规划师的节日”，首次由地级市承办。此次年会有多名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东莞，论剑城市发展规划。松山湖，一座历时十六载春秋几十位规划师和建筑师集众人智慧与心血打造而成的科技生态城，是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难得的实践机会。松山湖建设提出决策者、管理者、投资者、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等无边界合作的理念，新城的建设最终达成社会人群价值取向的和谐与平衡。借此，'规划中国'整理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松山湖新城建设项目组负责人朱荣远的关于松山湖的城市规划理念的文章，现转载此文，以飨读者。朱荣远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松山湖新城建设项目组负责人松山湖新城城市设计选择了开放的城市设计工作模式，创造了集多种专业服务智慧为一体的工作平台。城市设计还关注人文设计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生态观，设计新场所、新功能、构筑全新生活方式，以有效支持实现东莞新城市文化的社会发展目标。针对新城发展计划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特点，松山湖城市设计建立了不能改变的城市基本的空间结构秩序。我们保持了在城市建设管理中城市设计控制手段的灵活性，也采取了公共性与非公共性空间场所的分区原则设计相关的场所特征，关注城市建设工程的经济性等等。首先，城市设计明确了以生态安全网络为基础的静态山水景观为实现城市主题的核心空间，是城市最基本的景观和空间结构。松山湖新城现状的丘陵用地特征和宽阔的水面是非常宝贵的自然环境资源,因而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性保护成为松山湖新城建设的标准。其次，城市设计关注城市物质空间的“尺度”和城市建设的文化“标准”。此外，城市设计还关注城市定位所影响的社会学层面的问题。“生态城市”是松山湖新城城市设计的大目标，是我们统一建筑或者场所设计的大原则，也是集群设计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松山湖新城的城市设计旨在建立控制和引导城市有效建设的空间秩序，最大程度地限制无序开发建设。为此，城市设计小组与松山湖管委会在技术上和管理的实施等方面达成了控制城市空间秩序的共识。松山湖新城的建筑集群设计就是希望能积聚建筑师的智慧，通过所形成的物质空间的精神来影响人们的视觉和心理的感受，这就是我们开展松山湖新城集群设计的原因和要求。1项目组·感悟篇松山湖新城的出现，是启动一个生长过程，而不是完成一个运动。能够作为规划师，伴随一个新城15年甚至更长的未来，是多么宝贵的经验。这种获得感，使我们体会到何以为城、何以为业；我们把这种渐进性，看作是中国本土城市设计的价值成长，给予它主动的反思（Q&A），将更具生命力的理念、技术、手段，赋予再实践的过程。Q:一百多年前，霍华德曾说过：新城若能有美学的规划并呈现出独特的美感，就可能成为未来的建设主流。2001年松山湖新城的出现，不仅提升了东莞的产业链层次，也带来了有影响力的美感和设计风格。新城若要走出自己的特色与生命力，规划的关键点在哪里？A:新城的美学，许多都来自于建构理想城市的信仰，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需求，就如宇航员在重力只有1/6的月球上需要特别的行走方式一样。那么除了外在功能的规划，满足内在心灵享受的部分，在新城的建设中便是透过空间体验而显现出来。通常东莞给人的城市意象，就是巨大的、连绵不断的工厂以及工厂的配套区，但当车辆从石大路一转弯，风貌迥异的松山湖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时空，其实很简单，人和自然的关系在那里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美学。山丘、水塘间确实是新增了道路、建筑等新城市设施，但表现得足够谦虚，造就了独有的公共生活空间，这就是我们当时的设想，以“生态城市形态”为主题，形成松山湖城市美学相对永恒的逻辑。相比哈罗新城，以田园城市美学规划的letchworth和 welwyn garden city，仍然充满生命力，但霍华德的出发点，却是由城市、建筑、功能加上社会的综合设计，形成田园城市独特的文化辨识度。在松山湖，生态城市的主要指向在于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在环境或特征上的相适应的关系，促成“科技共山水一色”的效果，也是从创想东莞未来的可能性角度去做的。无论是建筑师还是政府官员，在这方面和我们产生了共鸣，因为环境对东莞未来文明的贴切映射，我们形成了某种共同的价值观，这样才促成了在短期和快速的过程中，我们能做出一些个性的东西来，固定一种令人感动而有特色的风貌。用自然的人文观征服进入城市的人们，强烈地表现着政府和规划师所希望弘扬的城市文化色彩。Q:新城是中国前30年城市化的重要着力点，初始繁荣期国外规划设计团队不断提出引领性的设计成果。松山湖新城规划设计能够产生相当的公共影响力，并在15年前率先尝试了伴随性城市设计的工作模式，成功的因素在哪里？A:以郑东新区、上海的一城九镇等为代表，当时是国外设计师密集占领新城设计领域的时期；而且以导则为平台，进行城市设计实施操作也已成为公认的固定模式。在这种背景下，松山湖新城的规划设计确实包含挑战和质疑。但我们坚持认为，城市设计的意义，除了提供一个特色优美的空间意象之外，通过设计公共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城市伦理价值，更能保证新城的竞争力。从这一点出发，本土设计团队的思维格局，比国外设计团队更综合多维，也更有从这个国家人情、地情出发的社会责任。在“三来一补”的东莞怎么能够产生一个升级版城市功能区？首先，松山湖新城城市设计，建立了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理想仓库：设计目标之一——全新的城市空间是一个组织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共活动的平台。设计目标之二——城市是文明的象征，新城更应该是表现尽可能先进的社会文明。设计目标之三——城市是复杂的多功能构成体。设计目标之四——物质和精神的内容是影响社会的两大要素。将精神需求化解到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之中，是城市设计的预期目标。设计目标之五——推进东莞城市化行程的标准和核心动力。这个目标仓库的直接对象是“人”，有共鸣、有愿望的人，既包括未来的居民，也包括参与设计和建设的政府、建筑师和各专业人士。建立在目标层面的沟通，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在营造一种城市文化的“宗教”氛围，将拥有影响和决定某种文明的人或人群吸引到松山湖来，我们称之为预设城市公共伦理，这是新城城市设计重要的社会目标。然后，满足特定目标人群的需求，我们认为这个城市的特点应该寻找一些非常规和适于这个地区人出行和生活规律的东西。规划确立了一种松山湖新城规划和建设的行为标准与空间模式，以适应和促进新生活方式的诞生。比如自行车和机动车道分离设计、人行道设置在有场所连接需求的地段、环湖休闲道、雨水花园、公共建筑示范这些看得到的东西，都实现了。而城市密度和高度、公共中心和滨水绿地格局，自上而下造就了舒缓的生活节奏，使新城成为更大地区社会生活或者产业发展的风向标。也许没有一种“理论”或“主义”可以解释在松山湖新城正在出现的生活方式，因为它只是一种伴随东莞和珠江东岸区域社会发展脉络的最实用和最适合需要的选择。这也就是本土的价值，把新城获得独特品质的过程，自内而外地塑造为城市的集体记忆，作为一个整体品牌对社会产生相对其它新城更大的影响力。2项目组·总结篇2000年前后位于东莞中部毗邻深圳宝安光明的松木山水库是东莞市的备用水源地之一，借助浅丘地形，形成了7平方公里狭长的水面和完全自然的驳岸湿地生态系统，土地以农业和养殖业为主，环境和资源特征并没有过人之处。与此同时珠三角在整个世界贸易生产网络中由于人力、环境、资源等综合成本的比较优势日益成为世界工厂。经过近20年的工业和制造业发展，被动形成了这里的城镇面貌，提供着从业人群的基本生活场景。而受这种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城镇化影响最深刻、最典型的正是东莞，2000年共有28个镇、和4个核心城区构成的东莞GDP为600亿上下，而其中生产制造业积聚的众多经济强镇不但个体领先（2001年虎门镇GDP东莞第一约32亿），镇的整体经济贡献也超过80%以上。东莞市政府迫切地希望能够为这种经济模式找到一种可持续的未来，令众多活跃的民营经济体能够更有效地成为城市发展的推进力，同时政府希望能够参与产业转型和服务业的供给，并代言未来东莞城市的新目标。在这种背景下拥有50多平方公里土地资源的松山湖新城应运而生，作为城市政府主动参与整合地区经济产业架构和提供更完善创业服务业的一种空间尝试。松山湖也实现了从最初的产业园区到新城的转变，先后以城市设计思维和工作方式完成了10余平方公里的中心区和中部地区城市设计、继而通过中心区、北部工业区、西部工业区、南部滨湖地区城市设计来进一步落实城市系统、功能和环境的整合，更为关键的是以城市设计搭建的建筑集群设计和伴随性城市设计工作模式保障了项目级别的具体功能空间和城市系统的落地对接和标准统一，这种以技术伴随服务和多专业渗透反馈的方式令城市设计的执行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城市设计团队最初构想的城市各项系统（环湖湿地生态系统、大公园系统、综合交通系统、游览路径系统）、整体风貌（科技共山水一色）、功能结构（多版块、多中心）、设施以及公共意向（公园中的城市）等纲领性的理想被一一实现，而在这个特征性的新城结构基础之上是不断生发出来的多元项目，中央商务区、东莞理工大学、中心公园、总部基地、北部工业区、滨湖研发区、居住板块等等成为松山湖完整城市职能的有机构成。松山湖也由此实至名归地成为东莞中心城区三位一体（莞城、同沙水库、松山湖新城）中对接和吸引深圳产业外溢转移的重要窗口。今天看来，松山湖新城在粤港澳大湾区东岸的落子是积极成功的，顺应了东岸产业发展的诉求和趋势，发挥了自身的特长也实现了区域目标。从规划师的角度回顾松山湖新城接近20年的构思、设计、建造、运营历程，最为感慨的是意在笔先的决定性作用，这里不光是规划设计师，而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各种城市资源、社会资源和专业力量的共识，构成了这个不断打磨和逐步鲜明的生态科技新城的意念，随后的所有行动都围绕这个意念展开。在松山湖的现有基础上未来可以通过责任规划师、设计师的制度，在新城开始建设伊始就确立这种有可能长达十年以上的职业身份，更好的来确保城市设计对于各个要素环节的控制力和整体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