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型纪录片《昆曲六百年》22集解说词
大型纪录片《昆曲六百年》22集解说词 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一）历史像一堆灰烬
但灰烬深处很可能还有余温
我们的任务不是翻扒已经冷静的灰烬
而是把我们的手伸进灰烬
去触摸那个余温......“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世界上很多伟大的民族都有一种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士比亚戏剧。这些雅乐往往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与自信的源泉。我们中国人的雅乐又是什么呢？
六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范围遴选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来自中国的一种传统戏剧：昆曲，出人意料地全票当选。从2001年开始，沉寂已久的昆曲慢慢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突然在他们眼前亮相的昆曲仿佛来自一个古老的梦境。
2006年，白先勇带着他的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西海岸连演12场，场场爆满。美国观众惊叹于昆曲不可思议的优雅和美丽，戏剧评论家甚至把这次巡演和1930年梅兰芳轰动动西两岸的巡演相提并论。人们忍不住惊叹，又解不开心中的疑团，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古老的昆曲依然能有这么大的魅力？
余秋雨如是说：“它是一种美丽的辉煌，它是一种让人怀念的过去。怀念它的时候让我们感到一种充实和骄傲。”
昆曲究竟是什么？六百年的昆曲历史又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是什么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昆曲又沉淀着我们什么样的民族审美文化？
苏州是一个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城，六百多年前昆曲便诞生在苏州的昆山地区并因此而得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褒扬的显然不止是苏州的美丽景色，古往今来，苏州人的生活似乎已经超出了普通中国人的想象，如果非要找一个地方来比拟的话，那么只有天堂了。
明朝中后期苏州是中国东南首屈一指的大都会，这里交通发达，商旅往来频繁，其繁华程度超过了当时的两个都城：北京和南京。苏州，给出了当年中国人生活的最高标准。
明朝中叶之后，沿着中国的长江中下游跟大运河这么一个十字架构，还有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得很快，社会也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的蓬勃使得商人阶层，不再只是士大夫阶层，整个非常地蓬勃起来。这个造就了许多民间的艺术跟上层的精英艺术跟文化有一个交流，这个交流的最有趣的场域，就是戏曲。
那时唱昆曲听昆曲是中国人最时尚最风靡的生活方式，每到中秋，当一年一度的虎丘山曲会举行的时候，整个苏州城都会陷入狂欢的海洋。
昆曲这一缕悠扬的曲声从江南发端，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威严高耸的紫禁城到云南广西的边陲小镇。
欧洲传教士利马窦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利马窦身后是正在崛起的欧洲大陆，不过中国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比中国的财富更让利马窦惊奇的是中国人对财富的态度，财富似乎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扩张和征服的野心，他们彬彬有礼，富于文化修养，懂得享受生活，并把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提升到艺术的高度。《利马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用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致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利马窦看到的就是昆曲，他强烈感受到了中国人对这种舞台艺术的热爱。和利马窦故乡歌剧的兴盛期相比，昆曲的繁盛要早了两百年。
这是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也是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和昆曲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曾经属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时间进入２１世纪，古老的戏剧文化是否已经丧失了生命力？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昆曲是否还能溶入现代人的生活？
在过去所谓落后的东方民族，在政治经济上面获得独立发展以后，都开始有文化上面的自觉，我们的文化是不是一无是处，在世界的文化大家庭里面是否只能被淘汰，还是它是世界文化大家庭里一个灿烂的成果？
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二）就在100年前，当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正是蔡元培这样的大教育家和国学大师把戏曲教育引入北京大学，在大学讲堂里唱起了昆曲，维系了昆曲的一线生机。昆曲似乎总是受到文化人的偏爱，他们敏锐地关注着昆曲的兴衰，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守护着这支文化血脉。
今天的苏州是一座散发着时代气息的现代都市，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但同时苏州仍然完好保存着几百年以前的古朴风貌，城内是不许造六层以上建筑的，城中最高的建筑还是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北寺塔。传统与现代和谐共存于这座前年的古城。
明清两朝，中国先后出了204个状元，其中有34个是苏州人。无论是苏州园林，还是诞生在园林之中的昆曲都被深深刻上了文人的烙印。当年园林的主人很会享受生活，他们从官场上退下来，在最好的地方买一块地，砌一道高墙把尘世隔开，在里面经营自己的园林。
明清两代开始，由于江南文化的崛起，由于苏州杭州地位的攀升，江南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领军；苏州和苏州周围的文人的文化和审美趣味亦成为领导中国文化的潮流。这种潮流深刻地影响着书法，绘画，文学，戏曲等艺术领域。昆山腔能发展成昆曲，它那种优雅的品格和它原生地的文化氛围有关。
昆山腔形成后不久，一些民间音乐家便应邀来到园林主人家担当曲师，他们陪同主人和他们的宾客在园林中吟诗作画度曲。昆山腔的音乐主要以宋词的音乐为基础，同时融合了江南的民歌小调，昆曲运用的曲牌达到两千多种，十分丰富富于变化，唱词则主要来自当时文人的创作，同样也沿袭了唐诗宋词的创作传统，用诗一样的语言去抒发情感。
文人们生活的园林自然也就成为众多昆曲作品的场景，昆曲的代表作《牡丹亭》的不朽爱情正是从女主人公杜丽娘春日游园开始的。“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剧作家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些将园林景致与人物情感溶为一体的诗句，几百年来不知多少人为此神伤，为此落泪。
园林中的春夏秋冬，风花雪月一一化入曲中，由此惹出许多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难怪苏州人常说：园林是可以看的昆曲，昆曲是可以听的园林。园林和昆曲一起构成了几百年来中国人共同拥有的一处精神家园。
2006年4月，昆剧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堂上演了三天九个小时的全本大戏，青年学子趋之若骛。白先勇，著名华裔作家，2002年起他作为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人，竭力在全国高校推广昆曲，被人们称作昆曲义工。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主题是古典美学与古典艺术，他说：“我们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们利用现代，但绝不滥用现代。”
白先勇定义的青春版《牡丹亭》是一场文化行动，它重新培养起了一批热爱昆曲的年轻演员和年轻观众。四百多年前的故事正在今天的舞台上上演，对今天的观众来说，这样的演出也许是双重意义的。一场是柳梦梅和杜丽娘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而另一场则是一个民族对于美的忠诚守护。
几百年的时光就这样凝固在苏州园林的一砖一瓦上，几百年的时光就这样流转在昆曲的一唱一和中，历史就是过去和未来无穷尽的对话，让我们一起去追溯昆曲六百年的发展历程，去追溯那些日渐遥远的人和事，去追溯一个民族对美的梦想和追求。
位于苏州东南部的昆山，距今大约六百年前一门新的艺术从这里兴起，在这门艺术逐步发展兴盛的过程中，它继承了中国唐宋时期的音乐元素和歌唱风貌，这门艺术就是昆曲。
中国唐宋时期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流传下来了吗？今天的中国人还能不能复原千年以前祖先的音乐？难道后人就再没有办法找到唐宋诗词的曲调了吗？我们从哪里才能找回祖先的音乐元素呢？ 昆曲里常用的“步步娇”、“醉扶归”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唐宋词牌。在流行于明代的昆曲曲谱中，左边的大字记录词，右边的小字记录的就是这个词的发音，而小字右上角的圈或者点则记录这个音的音长和节奏。因为小字里常用工尺这两个字来记音，所以又称之为工尺谱。
正是因为昆曲对唐宋诗词曲调的引用，才使这些祖先的音乐元素得以保存。所以昆曲的可贵就在于，尽管这六百年来不断地有变化，它传下来了，实际上唱昆曲就等于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的歌曲是怎样唱的。正是从昆曲开始，中国历史才拥有了完整的音乐记录，而有着如此重要地位的昆曲最初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昆山市千灯镇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这里曾经走出过两位姓顾的名人，一位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另一位则是昆曲鼻祖顾坚。顾坚生活在元末明初，相传是昆山腔的创始人。
那个时候，南戏在今天的华南华东一带广为流行，每到一个地方都被用当地的方言来演唱，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唱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声腔有四种，分别是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昆山腔就是昆曲的前身。几十年后，一次重大的改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地方声腔的命运，发起这场改革的人被后人尊称为曲圣。在中国古代，只有最杰出的人物才被称为圣人，那么这个被称为曲圣的人又是谁呢？他又为昆曲的发展作出过什么样的贡献？
明代的太仓南码头是当时最为繁忙的内陆码头之一，一个叫魏良辅的戏曲音乐家经常在南码头一带收集来自天南地北的曲调。一个叫张野堂的河北士兵因为擅长演唱当时最为流行的北曲，而且弹得一手好三弦，与魏良辅成了莫逆之交，魏良辅后来还把女人许配给他。除了张野堂以外，太仓魏良辅的宅子里每天都有很多音乐名家出入，他们在原来昆山腔的基础上，汇集南北曲的优点，还增加了筝、阮、以及提琴等新乐器。传说魏良辅和朋友们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最终研磨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腔，时称“水磨调”。
沈宠绥的《度曲须知》中评如何唱曲有四句话：“功深熔琢 气无烟火”，每一个字都非常妥帖，每一个音都是在缠绵悠远的意境里面。“启口轻圆收音纯细；一字之长，延至数息”
昆山腔最初的样式都是以吴方言来演唱的，不过见多识广的魏良辅知道尽管吴语有着很多的发音优点，但如果坚持以吴语来演唱，势必影响昆山腔在全国的流行。魏良辅大胆放弃了仅仅依赖吴语演唱昆山腔的传统，而是改用更为广泛的中州韵来演唱。中州韵以北方语音为基础，当时的北曲采用的就是中州韵。
新的昆山腔很快就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可，在临水的花厅水阁里，就是文人雅士们四百多年前度曲的地方，昆曲水磨调也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那些早已逝去的唐宋风情，那种早已久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悟，终于被明代的士大夫在这一唱三叹的水磨调之中重新找到。一时间，魏良辅和他的弟子们大受追捧，人们尊称这些民间音乐家、演唱家们为曲师，而魏良辅作为曲圣的地位也逐渐为世人所公认。正如当时的文学巨匠钱谦益所说，时称昆山腔者皆宗魏良辅。昆山腔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南曲正音。
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使新昆山腔以流丽悠远、典雅脱俗的艺术风貌，在南方诸腔并起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然而，这并没有立刻改变昆山腔只行于吴中的局面，这是因为魏良辅只擅长清唱，对于戏场编剧所知有限。宋元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剧目除了昆山腔之外，其他声腔都能改调演唱，要使昆山腔的艺术风格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急需一份量身订做的文学家底。另一方面，当时整个中国的戏曲舞台在经过了一百多年前元杂剧的空前繁荣后已经陷入低谷，无论是对于正在崛起的昆曲水磨调，还是对于整个中国戏曲而言，都在盼望着文学创作的介入。
我们要感谢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叫梁辰渔也叫梁伯龙，他写了《浣纱记》，西施与范蠡的故事。他对昆腔的改革非常熟悉，他用昆腔唱清曲这样的音乐格局，用这样的句式写了一个完整的剧本。清曲变成了剧曲，有人物有故事，加上了锣鼓。至此，昆曲已经不再是一个清唱的声腔了，它已经搬到了舞台上。
浣纱记》问世以后的情景，这真是些热闹非凡的时日。昆山梁辰渔家里，四方奇杰俊彦云集，丝竹管弦不绝，梁辰渔朝西而坐，教人度曲。新鲜的昆腔随着《浣纱记》的剧词唱段传遍四方，再远的歌儿歌女都要赶来见一见他，一时苏州戏曲音乐界的著名人士要是没有见过梁辰渔，自己也觉得不象话。所谓“争唱梁郎雪艳词”。很快《浣纱记》便被传唱，先在江苏江南一带，然后就过了江，到了扬州，到了北京。有史料记载，《浣纱记》进入北京后不仅流行于官宦之家，甚至曾经在紫禁城里上演过。
但仅仅一部戏的成功，肯定不足以成就昆曲日后的地位。一门艺术的兴起需要始创者，更需要集体创作的浓郁氛围，而当时的社会氛围恰恰使得昆曲剧本的集体创作成为可能。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尚，公元十六世纪中叶，大明王朝的时尚正是昆曲。在当时，文人不会唱昆曲几乎等于生在唐代不会写诗一样，而昆曲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引发跟随的文化潮流，《浣纱记》的出现也是一样。当更多的文人愿意把原本花在书画参禅下棋的时间都用来写传奇剧本时，昆曲成了在文人怀抱里盘唱的宠儿。
对于这一大批昆曲传奇剧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我们可以凭借当时出版业的规模窥之一二。明朝初年，全国的印书坊大多集中在北京、南京、杭州等几个大城市，但进入万历以后，就连福建等偏僻的地方都建有书坊五六十家。这些民间书坊印卖的大多为闲书、杂书等娱乐性畅销书。我们虽然不清楚那些昆曲剧本在其中的比例，但即使只有一成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数字。
不仅新剧本层出不穷，就连一些宋元时的经典剧本，也在这样的社会热潮下通过用昆曲水磨调重新谱曲的办法得以重登舞台流传后世。元代的剧本现在还能在昆曲舞台上看到的，比如有关汉卿的《单刀会》《窦娥冤》等等。元代的剧本，明代的音乐，现代的舞台，既是不朽的作品，也是一部生动的中国戏曲史。而完成这一香火延续的关键环节就是昆曲。
“家班”是昆曲史上特定的演艺集团。所谓家班就是家里养的戏班，而家班的演出就在大大小小的园林之内，主人永远是家班的核心，既是一家之长也是一班之主。商人家里是绝少有家班的，因为光是有钱有园子，在当时也办不得家班，家班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红楼梦》第十八回里写到大观园造好了之后，就让贾蔷到苏州采买了十二个女子并且聘了一个教习，它反映了家乐家班的体制就是十二个人，而且都是小姑娘，女演员。蓄养家班在明代嘉靖年间初露端倪，到了万历年间随着昆曲影响力的不断攀升，很多离开政坛而退居乡里的士大夫们开始把昆曲视为人生最大的消遣，甚至到了无一日不欢的程度，为此，建家班、养女乐蔚然成风，而这也是明代戏曲史的一大与众不同之处。
在明清两代，苏州、杭州、南京、扬州以至到京城里面，达官贵人文人雅士都以家班的规模、家班的演出水平来互相竞争。家班的主人不光参与表演、创作、伴奏，甚至于粉墨登场。他们开不断的酒会，请各种人来品评,昆曲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环节。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三）明朝万历初年，苏州七里山塘的河道里漂泊着一个刚搭建不久的草台戏班，戏班里有个刚入行的小姑娘，十一二岁，姓沈。五十年后，这位沈姑娘被一个退隐的官员记载到自己的日记《笔梦叙》里，这分记载让我们得以从当时一个伶人的角度去感受家班。
万历二十年江南早春惬意的清晨，苏州一座深宅里传出一连串悠扬的笛声，曾经的首辅大臣申时行退居苏州老家后就住在这里，当年蜷缩在苏州河道船板上的沈姑娘也已长大成人，就在这一年进了申府。直到申相国离世，沈娘娘都没有离开过申府，接替申相国的第二位主人就是把她写进《笔梦叙》的钱代。也许在这两位主人的眼里不仅是沈娘娘，甚至连沈娘娘饰演的那个角色都是自己的家庭成员。在主人们的庇护下，沈娘娘可以去做一辈子的戏中人。
家班就象一个实验剧团，很多著名剧本的首演就在家班里。文人养了家班，甚至有的把家里全部的财产用来投入而乐此不疲。虽然有票戏玩乐的成分，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文人把他们的智慧，把他们对于昆曲比较高层次的理解注入到昆曲的肌体里去了。
昆曲就这样完全溶入了中国文人的家庭生活，溶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生活中没有了昆曲就象没有琴棋书画一样要乏味许多，单调许多。这为昆曲后来的全面流行并最终达到国剧地位奠定了十分牢固的基础。
《清忠谱》是昆曲全面风靡全国，成为官腔的几十年后一出剧本里的插图，与此前的家班演出图相比，这张插图已经有了脸谱的痕迹。脸谱是中国戏曲特有的标志之一，每一张脸谱的背后是无数张戏曲艺人的面孔，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留下一张画像，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但他们塑造的角色却连同一张张生动的脸谱跨越了几个世纪留存至今。
今天，昆曲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入行，几乎就是对昆曲早期发展历程的小小再现。从清唱开始，学曲谱、背剧本、练身段，一步都不能少，直至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张脸谱。而再过几十年，他们的面孔也会象前辈们一样，最终要退隐到那一张张脸谱之后，再由他们的学生来接续。也许这就是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或许有一天，那些人那些事会被淡忘，但文化的精髓却永久地保存下来了，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
位于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在全球艺术界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不少人甚至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在林肯中心得不到称赞的话就算不上完全的成功。1998年是世界戏剧精品《牡丹亭》诞生的四百周年，林肯艺术中心准备在这一年的艺术节隆重推出全本的《牡丹亭》。全本《牡丹亭》的上演是当年林肯艺术中心艺术节的重头戏，也是西方世界的一个特别期望。
为了这次演出，上海昆曲院筹备了一年多，但最终却未能成行，他们的理由是导演用现代戏剧手段改造的《牡丹亭》失去了历史原貌，那样到世界舞台上演无法展现中国文化遗产的历史风貌。
几年后，我们看到了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
2002年，白先勇来到了昆曲的发源地苏州，此时他的身份除了人们熟悉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儿子、知名华裔作家，还是新版《牡丹亭》的策划人和制作人。
这将是一场跨越四百年的古人和今人的对话。
在昆曲艺术到达鼎盛之时产生的《牡丹亭》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和戏剧的不朽之作。作者汤显祖和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一样，都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在东西方这两个戏剧家身上有着太多的巧合，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茱丽叶》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是列入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两人同属一个时代，更巧合的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都是1616年逝世。相距遥远的东西方为什么同时诞生了这两位戏剧家呢？一切都是偶然吗？
明代晚期，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出现了很多和传统不一样的新风气，和宋元以来的理学的传统有矛盾的，不受传统束缚的，要求自由解放的一种思潮。在那个情况下，出现了汤显祖。
1550年，汤显祖出生时，明朝已经走过了182年的漫长历程，开始由兴盛转向没落，然而在艺术和文学上却产生了世俗精神的繁荣，昆曲的兴盛几乎达到顶峰。汤显祖出生于江西临川，也就是今江西抚州市，祖上几代文运兴盛，是颇负盛名的书香世家。汤显祖5岁就能做对子，21岁到南昌参加江西秋试，以第八名中举，世人无不对他寄予厚望。1577年，已经颇有些名气的举人汤显祖前往京城参加京都会试。这时的宰相是张居正，他很专横，就托人带信命汤显祖和他的儿子交往，想要把他收纳作自己的门下，汤显祖拒绝了。结果，他落第了，后来屡试不中。
科举考试对人生的贻误，汤显祖终生不忘，读书读到了没有一点生趣意趣，这实在是人性的扭曲。他在《牡丹亭》中让老儒生陈最良展示这种可悲的命运。就这样，13年寒窗四度落第，直到张居正病死被弹劾，汤显祖才考中进士，这年他已经34岁了。这时的汤显祖处于两种社会文化思想的激烈交锋之中。
明朝中叶，程朱理学已经成了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对于个人追求性灵跟个人追求真理有障碍。在这个时候，社会上产生了挑战的反叛思想，尤其到了明朝中叶后期万历年间产生了心学左派，汤显祖就是心学左派的一个思想家。用今天的话来说，汤显祖他们所推崇的思想就是个性主义的、尊重人性发展的一种思想，在明朝是一种叛逆的思想、先锋派思想。而汤显祖呼应这种思想，他提出的主张就是“情”。情在《牡丹亭》中就具体地体现为杜丽娘就是情的化身。
此时，《牡丹亭》已经成为汤显祖心中的一个梦。
对于白先勇来说，昆曲同样也是他心中一个不愿醒来的梦。1987年，白先勇重游南京，自抗战胜利他10岁那年之后，在阔别昆曲40年后，他看到了另一场精彩的昆曲演出，台上的张继青扮演的杜丽娘正唱着“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在台下，白先勇早已听得魂飞天外，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
明朝万历１４－－１７年，江南水旱相继瘟疫流行，此时汤显祖在南京担任无关紧要的闲职。他目击民间惨状，于万历十九年上疏，揭露赈灾官员的贪贿之行，并进而抨击当朝宰辅，把万历朝的统治总结为“前十年坏于张居正，后十年坏于申时行”，词语严峻，震动朝野。结果汤显祖被免职，先后被遣到海南岛和浙江的遂昌担任小吏，最后汤显祖看破官场，回乡而去，这时，他正当四十壮年。
１５９８春天，４９岁的汤显祖回到老家临川，在经历了１６年官场沉浮之后，汤显祖终于成为自由作家。辞官的当年，汤显祖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将脑海中的那个挥之不散的梦写就为不朽传奇《牡丹亭》。
明清传奇是和诗经、楚辞、汉赋、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唐诗宋词所并列的。明清传奇指的就是包括昆曲在内的这些文人所创作的戏剧作品。当然，在昆曲鼎盛之后，大量的文人都是在为昆曲创作作品。一个传奇杰作的出现和当时的文化生态、社会环境都分不开，所以有《牡丹亭》，不是说一个作家他有了文学、音乐修养就能作出好剧本，汤显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剧作家，他还是一个思想家，他思想里有在那个年代很新很新的东西。他不止是单纯地追寻狭义的艺术，而是他从追寻艺术领域当中希望得到思想的解放，追寻理想。杜丽娘就是他塑造的一个对于真实的追求。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四）《牡丹亭》最初名为《还魂记》，这个故事的原型出自宋代话本，但这个原来相对单薄的故事，在汤显祖手中作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大改动。
江西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在春天的感召下与婢女春香往后花园游玩，逛累了回房小睡，梦到书生柳梦梅出现，和他在牡丹亭梅花树下幽会。丽娘在梦中和想象中的情人尽情欢会，此后丽娘因相思抑郁而死。三年后柳梦梅游学偶宿园中，拾得一画，连连呼叫，画中女子现身，和书生柳梦梅结为人鬼夫妻，终于成就一段“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感人姻缘。
《牡丹亭》写出来以后有很多曲家批评汤显祖，虽然文笔漂亮，但是不合曲律，说这样的词如果要唱的话就会拗折天下人的嗓子。于是有人便擅作修改，汤显祖十分气愤，他说戏就是要把人物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至于合律不合律乃小节。
在众多反对者中，态度最坚决的当数苏州曲家沈憬，沈憬是吴江派作家的领军人物。他推崇传奇创作要严守曲律，不过他并没有掩饰自己对于《牡丹亭》的喜爱，而且直接动手修改了剧本，使它更符合曲律，便于舞台演出。追求文学美和音乐美的统一，成为这个阶段传奇创作的主旋律。虽然时有纷争，却为后世的传奇创作指明了方向。《牡丹亭》的出现在当时的戏曲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的文人学士们几乎人手一册早晚颂读，被称为天下第一本好戏。
在以农为本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是很难培养出真正浪漫的气质来的，汤显祖就象我们整个民族河流中几颗闪亮星星的其中之一，他特别地值得注意。
“幽谷寒涯 你为俺催花连夜发”
《牡丹亭》无疑可以列入中国戏剧文化史上，以最科研的标准选定的几部最一流的佳作之内。
江苏省昆剧院，这里传承着原生地的昆曲。2002年，这里悄然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剧院请来了汪世瑜和张继青担任艺术指导，而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扮演者都是剧院的小字辈，年轻的演员被挑选出来在剧中挑大梁。这部由年青人挑大梁的戏被称为青春版《牡丹亭》。它的动机很明确，用青春的演员来演一个青春的故事，吸引青春的观众。
据说汤显祖在写作《牡丹亭》的时候总是独自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为杜丽娘捻毫苦吟，他对丽娘的钟爱已经到了白日消磨肠断句的程度。有这样一个记载：一天，家里人怎么都找不到汤显祖，后来发现他正卧在院子里的柴堆上痛哭流涕，他说填词填到“赏春香还是旧罗裙”，一时感动忍不住落泪。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五）《牡丹亭》寄托了汤显祖的全部理想，而杜丽娘这一形象更是汤显祖的自喻，这个暮涩怀春的痴情少女表达了汤显祖追求自由理想的心声。“但使相思莫相负 牡丹亭上三生路”，在全本戏中这两句曲文反复咏叹，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面对礼教的压迫，经历了人性的苏醒、窒息、湮灭而到重生。
当职业昆曲班在市井里演出《牡丹亭》后，剧中以情抗礼的主旨在那个时代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响。一个叫冯小青的扬州女子年纪轻轻嫁到杭州给人做小妾，她受尽折磨与杜丽娘对话，一天她写下诗篇“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小青十八岁夭亡，不久剧作家吴炳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疗妒羹》，和《牡丹亭》一起流传至今。
汤显祖的《牡丹亭》开发了后来曹雪芹的《红楼梦》，汤显祖的整个的思想脉络甚至他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在曹雪芹的写作过程中是屡屡被讨论过的。汤显祖与曹雪芹这两个大文学家对于怎么追求自己个人心灵的自由都有所探索，这也是造成这些作品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原因。
从1598年开始，上承西厢下启红楼的《牡丹亭》以其典雅娓娓的演绎手法、冲破藩篱的自由思想，四百多年来不绝于舞台。剧中的挚情挚爱超越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差异，感染了无数人。
2006年已经在国内和港台地区大获成功的青春版《牡丹亭》来到美国，跨出了海外巡演的第一步。这个四百年前的东方梦境又一次感动了大洋彼岸的西方观众。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汤显祖列为世界百位文化名人之一，和同时期的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并列。
《牡丹亭》已经诞生了四百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感时伤春时仍然喜欢轻叹一声“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说的是戏中词，道的是人间情。苏州大学的校园粉墙黛瓦，每年春天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在风景如画的教室里选修昆曲艺术课程，老师们多数是在自己求学的年代迷恋上水磨昆腔的，如今他们希望昆曲仍然能唤起一部分青年学子的热情。
苏州，六百年前正是这片温婉的水土孕育了昆曲，随后通过遍布全国的江南文人和商人，昆曲也随着大运河漂入了中国的各个角落。根据清代康熙年间的记载，山西贵州银川等交通闭塞的地区都出现了昆班艺人的踪迹。曾经，昆曲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戏剧。确实只有昆曲，在中国历史上掀动了民族集体审美的一个波澜，掀动得比什么艺术形式都大。
从明代万历到清代乾隆的两百多年是昆曲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传奇的创作高潮催生了汤显祖和沈憬两位比肩的戏剧大师，二人一个重视文辞一个严守曲律，因而有了中国戏剧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同时期的许多曲家和作者都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昆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六）当我们回首昆曲的这段往事，注意到那时的文人墨客曾经传颂过这样一场婚礼。公元1620年，女诗人商锦兰嫁给了晚明三大才子之一，也是昆曲史上一位重要的戏曲理论家齐标嘉，这对才子佳人都是昆曲的忠实爱好者。我们从齐标嘉生前的日记看到，他们在七年的时间里观赏品评过的昆曲作品多达八十六种。齐标嘉和商锦兰琴瑟和谐的感情生活为无数文人羡慕不已。那时的昆曲舞台搬演最多的也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1645年，清军攻进杭州城，此时齐标嘉正在杭州做官，闰六月初四，他收到了满清政府的聘书，两天后，齐标嘉为了保有自己对大明王朝的忠贞选择了投湖自尽。这对才子佳人二十五年的美满姻缘遭遇了家国之乱，转眼已是人鬼殊途。
在朝代更替的动荡中，很多人遭遇了和齐标嘉相似的命运，今天我们在明史的烈传中可以看到长长的殉国官员名录，记录在册的数以百千记，他们有的是战死，有的是不屈被杀，有的则和齐标嘉一样自杀殉国，每个人的命运都因为这场历史变故发生了改变。齐标嘉殉国后不久，一位逃难的孕妇在兵荒马乱中生下了一个男婴，他就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戏剧大师洪升。
洪升与稍晚诞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尚任被世人并称为南洪北孔，这两位作家一南一北相隔十年，创作了两部震动剧坛的作品：《长生殿》与《桃花扇》。这两部作品，既是昆曲舞台上的岜竹，也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明珠。
洪升的家族在钱塘属于望族，他自幼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十五岁就创作了很多诗词歌曲，在当时小有名气，然而，洪升在仕途上一直不顺利，四十三岁完成《长生殿》时，他已经在国子监做了二十年的太学生，始终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历时十年的《长生殿》终于完稿，对于洪升来说多少是个安慰，他迫不及待地呼朋唤友，在寓所内召集伶人演出。当时佟皇后刚刚病逝，正处于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的国丧期间，洪升遭到了举报，被捉进了刑部大牢，一起观剧的五十多人全部受到株连。当时有人作诗感叹：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洪升的不幸没有使他的作品泯灭，五十出的《长生殿》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融入到安史之乱的历史环境中，将爱情与政治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又暗含着痛失江山的民族情绪，这与清朝初年人们追忆故国的心情十分契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鸣，传奇也随着《长生殿》登上了书写时代兴亡的高度。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七）与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时不同，洪升生活的时代涌现了大量的曲谱，职业昆班也兴盛起来。唱词、曲律和舞台表演的相互融合使传奇的创作更加成熟。
洪升生于南曲繁盛的杭州，又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他对中原的雅音和南国方言都很熟悉。有史料记载，洪升曾经与人讨论填词之法，他的追求是填词时要使用本色的语言。尽管后来传奇的创作整体走向了华丽辞藻和堆积典故的道路，但是包括洪升在内的一批传奇作家很早就明确地指出，大雅的意境是可以用通俗的词汇表达出来的。
“淅淅零零 一片悲凄心暗惊 遥听隔山隔树 战合风雨 高响低鸣 一点一滴又一声 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 转自忆荒茔 白杨萧瑟雨纵横 此际孤魂凄冷 鬼火光寒 草间湿乱萤 只悔仓惶负了卿 我便独在人间 委实的不愿生 寄语娉婷 相将早晚伴幽冥 一恸空山寂静铃声相应......"
《长生殿》曲词的典雅清丽是后来的一般剧目远远无法比较的。今天，即使不了解昆曲的人，翻看《长生殿》的剧本也会被其中的绮丽和哀婉所倾倒。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没，如此雅致的唱词竟然在那个时代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
位于南京的云锦制造厂是江南制造厂的原址。康熙四十三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这里搬演了全本的《长生殿》。当时洪升已经获得康熙皇帝的赦免，返回家乡。曹寅邀请他独居上座观看《长生殿》。这出戏连演了三天三夜，盛况空前。演出结束后，洪升陶醉在自己的大作中，由于醉酒，不幸落水身亡。
《长生殿》问世的年代距离齐标嘉殉国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十年。齐标嘉在世时总结过这样的戏剧理论：传奇，取人笑易，取人哭难。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八）2006年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一部名为《一六九九桃花扇》的昆曲作品正式公演，登台的演员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他们是江苏省昆剧院二十年来招收的唯一一批演员。舞台上年轻的面孔也吸引了一些年轻的观众。
让我们记住传奇创作历史上最后的一页辉煌。一六九九，这是《桃花扇》问世的年代。《桃花扇》讲述了一个复社文人和一个秦淮歌妓的爱情故事，在这份爱情之后的却是一个王朝三百年的基业毁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止于何地。
1699年的一天，康熙皇帝命人将一本刚刚问世的传奇稿本索要进宫，第二年，这部传奇的作者就因为疑案被革去了官职，他就是孔尚任，那位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一起被世人并称为南洪被孔的剧作家。
孔尚任并没有像洪升一样在仕途上不得志，他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后人。康熙二十四年，皇帝南巡路过山东时，他曾经奉命在御前讲读论语，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国子监博士，开始了仕宦生活。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孔尚任就在疏浚黄河海口时接触到了一批拒绝与清朝合作的明代旧臣，他与这些人广泛结交，掌握了大量南明王朝的史实。扬州城中、秦淮河畔、金陵故都，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这里，正是《桃花扇》中主人公生活过的地方。
回到京城后，孔尚任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将自己在秦淮河畔了解到的史实整理加工，以严谨的态度为后人描绘出一幅南明王朝的众生相。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中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它的结构复杂，人物众多，情节设计环环相扣，与之前的传奇截然不同。通过侯方域与李香君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串演出整个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衰亡的全过程，很难想象这样一部作品问世时竟然不是以文章发表，而是在昆曲的舞台上表演出来的。由于历史和政治的诸多原因，《桃花扇》并没有完整的演出记录，曲谱也只留下了“访翠”“寄扇”和“题画”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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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江苏省昆剧院的女小生石晓梅和他的先生一起整理过《桃花扇》的曲谱，才使侯方域和李香君登上了现代的昆曲舞台，也才会有今天的这部《一六九九桃花扇》。
“诌一套哀江南 放悲声唱到老”
孔尚任的后半生清苦散淡，他为后人留下的是南明的一段历史和反思。《桃花扇》中有很多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些人在世时左右着国家的命运，离世后又被载入史册，而孔尚任用尽全力讴歌的是一位在秦淮河畔吟唱昆曲的歌妓，在国家危难时刻她所表现出来的坚定和忠贞，令很多大人物黯然失色。李香君，已经成为我国各种文艺作品里最值得钦佩的女性形象之一。
事实上明代末年苏州就已经出现了一群关注现实题材的剧作家，后人将他们称为苏州派。他们创作出了《一捧雪》、《占花魁》、《十五贯》等一批现实题材的佳作。当代戏曲学者普遍认为，正是苏州派的积极创作促成了昆曲在清代初期的又一次崛起，也直接启发了孔尚任对《桃花扇》的创作。
明清传奇秉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创造性地吸收了元杂剧的人物和情节特点，又溶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它们为昆曲的舞台演出奠定了坚实的剧本基础。
余秋雨：“《桃花扇》里的这种沧桑感和生命的灭寂感，这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有的，这是最高层的精神团队进入了昆曲。昆曲再加当时的《红楼梦》组合在一起，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思维。” 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十）乾隆时期朝廷出面组织传奇作者集体创作，作品大部分是为了歌功颂德，很少被搬上舞台。传奇不断涌现的年代过去了，昆曲失去了剧本的支撑会如何迎接下一个三百年呢？ 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的苏州拙政园，几百年间换过无数个主人。清朝康熙年间这座园子的真正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的康熙皇帝。
公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南巡至苏州，行宫就设在拙政园。据清初文人姚庭林的笔记《历年录》记载，这一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康熙皇帝刚到苏州，在园子里小坐了一会儿，就急忙要到苏州织造齐国臣的家里去。进了齐家，刚坐定就问齐国臣：“这里有唱戏的吗？”工部曰：“有。”这里的工部指的就是齐国臣。
就苏州织造齐国臣而言，侍侯皇帝看戏是他分内的工作。当天晚上，康熙皇帝留在齐家用膳，一口气看了二十出昆曲戏，所有戏目都由康熙本人来点，可见他对昆曲的熟悉和喜爱。
现在的苏州市第十中学是清代的苏州织造府遗址，也就是齐国臣当年办公的地方。苏州织造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替皇帝在苏州遴选昆曲演员，然后送到北京的南府。南府是当时朝廷里专门负责戏曲演出的机构，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南府里的苏州昆曲艺人有数百人之多，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后来被称为苏州巷。
1684年的这次南巡是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此时的苏州经过清初几十年的恢复生产，已经成为南方主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于自幼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康熙皇帝而言，苏州无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第二天上午，本打算去苏州近郊游玩的康熙皇帝却临时改了主意，又看了一上午的戏，用了午膳才动身。江南的无限美景似乎还不及昆曲舞台上的一方春色令康熙心醉神迷。
康熙皇帝是个标准的昆曲戏迷，整个大清像康熙这样的戏迷又何止千万，不要说朝廷里的达官贵人，就是地主乡绅，甚至于平民百姓，对于昆曲都非常喜爱和痴迷。有趣的是无论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康熙皇帝，还是苏州城里的这些平民百姓，看的昆曲都是折子戏。
从全本剧到折子戏的演出，昆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在昆曲发展到颠峰时期出现的折子戏，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能够赢得社会大众的普遍青睐？ 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十一）在今天的苏州昆曲博物馆，我们找到了清初戏曲家李渔留下的很多传世的传奇作品。《意中缘》、《风筝误》、《比目鱼》等，后人将它们统称为“笠翁十种曲”。不过和一般传奇作者不同，李渔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他还经营着一个职业化的昆曲家班。
李渔不仅会写诗文、写剧本，还会教歌舞。他带着以自己的姬妾为骨干的家庭昆班到处演出，慢慢地，李渔的家班就逐渐转变为职业戏班。李渔在他的著作《闲情偶寄》中写道：“场上之态，不得不有勉强，虽有勉强，却类乎自然，实演习之功之，不可少也。”就是说，昆曲的表演既要遵从程式规范，又要类乎自然；既要高于生活，又要合乎情理，从而达到真和美的高度统一。
李渔的昆班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职业昆班之一，职业昆班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开始纷纷涌现。
与康熙相比，雍正是一位皇权极重的帝王，在他即位后的第一个月就降旨，禁外官蓄养优伶。一时间，各位官员家里豢养的戏子迫于生计，都纷纷加入到民间职业昆班之中，民间学戏的人也越来越多。
而此时，在北京、南京、苏州一些城市里开始出现戏园和戏馆。据记载，雍正年间郭园始开戏馆，到乾隆年间发展到戏馆数十处，每日演戏，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
昆曲的演出对象和演出场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与此同时，传奇创作的高潮正在逐渐消退，昆班想演新剧也苦于没有好剧本。和家班时期相比，站在戏馆舞台上的昆曲艺人们渐渐有了生存的压力，但同时也有着更大发挥和创作的空间，折子戏的出现就是昆曲艺人根据市场需求,对传奇脚本作出的最大胆的改变。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记录下昆曲艺人几百年前的探索和尝试的古老典籍。在清道光十四年刊印的一本昆曲选本《沈荫见古录》,此书原本可能出自乾隆年间。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当时六十六出折子戏的演出脚本，每一出戏不仅有非常详细的服装穿扮，在每段曲文宾白旁边还注有提示性的身段和表情。《沈荫见古录》收录的是梨园行世代相传的昆曲脚本，里面记载着艺人们在排练或演出的间歇随手记录下的一点一滴的心得。昆曲发展到折子戏阶段，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技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昆曲艺人功不可没。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十二）自从昆曲搬上舞台后，就在创作和演出中确立了基本的角色和行当体系，到了折子戏时期，昆曲行当上有了更加严格细致的区分，艺人们可以更恰如其分地贴近剧中人物性格，这一时期，昆曲在生、旦、净、末、丑五个总家门下，一共细分出了二十个细家门。所谓家门，就是针对演员所扮演角色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进行了类型划分。家门的细分给昆曲艺人的表演带来了更大的提升空间。生、旦、净、末、丑，个个家门的角色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服装、化妆，有一些还有自己的脸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个角色好人还是坏人是写在脸上的。家门的细分也可以看作角色的脸谱化，对演员来说更能贴近剧中人物，对观众来讲，则容易理解剧中人物的表演。就折子戏的演出而演，现在观众最注重的已不是故事情节，而是演员的唱功和身段。角色行当不仅和舞台上的人物类型密切结合，而且与昆曲的表演程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程式是昆曲表演的主要术语，在昆曲舞台上，一歌一舞皆有规矩，一翻一扑不离程式。更为有趣的是，昆曲把开门关门、上马下马这样的日常生活化动作都提炼成程式动作。即使是那些情感情绪很难表达的东西，昆曲都会有一套相对应的程式语言。昆曲的处处成体系，它成了整个中国戏曲的一笔财富和一种规范。
水袖是最能体现昆曲写意色彩的动作，它虚拟化的表演手法和程式化的动作，也是中国戏曲一个标志性的表演动作。这些水袖技巧大多数源自昆曲艺人在折子戏时期的创造。五彩纷呈的水袖表演，每个细微的动作都有着自己的独到内涵，巧妙地诠释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使用水袖的技巧日后也成为戏曲演员们的基本功之一。
昆曲的表演形态和它的表演场景也休戚相关，从现在散落在全国城乡的形状各异的古典戏台可以看出，无论有怎样不同的外观，结构都大致相同。舞台呈方型，可以三面看演出。古戏台赋予了艺人发挥表演天才的广阔空间，却也抑制了布景艺术的发展，艺人们只能把精力集中在服装、化妆和表演的创作上来。
以《牡丹亭——游园》为例，杜丽娘身段表演十分复杂，但就是这层次分明的身段表演，既抒发了杜丽娘的感情又描绘了周围的景色，和她的唱腔、念白一起，把一个深居闺阁的千金小姐思春、怨春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另一出经典折子戏《夜奔》中，只有林冲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惶惶奔走，黑夜中的遥山近水、偏野荒村，都由人物在表演里带出，真可谓情景交融、余味绵长。昆曲演员通过运用唱、念、做、打等一系列规范化手段，既刻画了人物，交代了情节，同时又传达情感，渲染氛围。戏曲界有句话叫“男怕夜奔”，形象地说出这出戏对演员的唱、念、做、打功夫有着极高的要求。
经过折子戏的磨练与捶打，使昆曲逐渐成为一门歌舞合一、唱做并重的表演艺术。上世纪初，戏剧理论家齐如山最早用八个字概括出了中国戏曲的特点，那就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而在歌和舞的结合上，昆曲无疑是最佳的典范。歌舞的结合也是中国戏曲区别于其他世界主要戏剧流派的最大特点。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昆曲和中国的传统绘画一样，有着浓重的写意色彩。昆曲表演的原理与中国画的画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以形写神、重在传神，两者所追求的形似都是写意的形似。
昆曲无疑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同时又因为它鲜明的民族和文化特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成为全人类共有的一份文化遗产。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十三）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接连几个皇帝都是标准的昆曲迷。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来到苏州，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一样，乾隆最关心的也是唱大戏。这次接驾唱大戏的是来自扬州的太平班，这场大戏由十八出折子戏组成，参加演出的人达到八十人之多，其中光是演员就有五十二人，分十一个家门，乐师也有二十一人之多，这几乎相当于今天一个昆剧团的规模。不过这要和乾隆皇帝的御用戏班比起来，太平班的规模简直就不值一提。
到了乾隆时期，宫里的伶人已经扩大到一千四百人的规模，当时的南府大概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皇家剧团了。昆曲也因此赢得了无可匹敌的国剧地位。紫禁城里到处都建有戏台，宁寿宫、重华宫、寿安宫都有戏台。在重华宫的漱芳斋里是紫禁城里第二大戏台漱芳斋戏台，室内还有一个小戏台“风雅存”，乾隆皇帝就曾经在这里演过戏。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圆明园等众多的皇家园林里同样都建有规模大大小小的各色戏台。在这些戏台之中，仅三层的大型戏台就有六座以上，这样的大戏台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名演员，见过的人都叹为观止。
1793年，英国使臣马葛尔尼来华觐见乾隆皇帝，就曾在承德避暑山庄观看了一场清宫大戏的演出。马葛尔尼的《乾隆英使觐见记》里有着这样一段记载：与随从各员入宫，至八时许，戏剧开场，演至正午而止，戏场中所演各戏时时而变，有喜剧有悲剧，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昆曲折子戏。
乾隆年间昆曲折子戏日趋成熟和完善，而此时乾隆皇帝正在策划一个更大规模的词曲汇编工作。公元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一批精通词曲的文人聚集到了扬州，从各地搜集来的词曲也源源不断从苏州织造府运到设立在扬州的词曲局等待修改。而在五年前苏州人钱德沧就花了前后十二年时间编选出一部《缀白裘》，《缀白裘》收录了当时流行的折子戏总计四百四十六出，今天我们能在舞台上看到的昆曲大多都被收录其中。历时四年，公元1782年，《古今词曲》修改工作大功告成，在编撰完成的词曲总集《曲海》中收集的明清两朝的杂剧、传奇作品达到一千一百一十三种，很多昆曲折子戏最终得以保存下来。
通过昆曲折子戏保留下的一大批经典曲目，后来成为京剧等后起剧种的艺术宝库。以昆曲折子戏为开端，中国戏曲将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全面繁盛时期。
1921年秋的一天，苏州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用红纸写成的招生告示，不过这个招生的地方不叫学校，而叫昆剧传习所。由于这个叫传习所的地方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应饭食，四十多个贫家子弟应招入所习艺。若干年以后，人们把他们称为昆曲传字辈人。
倪传钺老人是当年应招进入传习所的少年之一，如今倪传钺已是九十九岁高龄，传子辈的同门师兄弟大都已去世，多年前的往事哀婉深沉。
梅兰芳回忆，当年北京的梨园子弟学戏，在同光年间尚是昆乱并学，到光绪庚子之后则专学皮黄。二十世纪开始的年代，中国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激荡与不安之中，这时轻歌曼舞的昆曲不再是戏曲舞台的主角，北京城里早已没有了纯粹的职业昆班，京城已成为京剧的天下。
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十四）在苏州昆曲博物馆寻找二十世纪初昆曲在南方遗留下来的痕迹。那时候，在昆曲发祥地的苏州，曾经看戏若狂的盛景也早已不再，整个苏州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昆班勉强维持。沈月泉是当时全福班的台柱，为了营生，他和同门只能跑起了江湖，流转于江浙一带的小镇。1923年，苏州最后一个坐常班全福班在苏州告散，那些曾跟随全福班走东闯西的戏箱也被遗弃在角落里积满灰尘，近代昆班的历史就此结束。那么，当昆曲已不再适应一个时代，是一些什么人，他们遭遇了怎样的经历，又是如何把昆曲留存下来的呢？
2006年，作家白先勇带着青春版《牡丹亭》来到北京大学，传统戏曲在高校上演引发了学生们的好奇，他们奔走相告蜂涌而至，眼前的景象让人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17年，很多新面孔来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其中有很多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文科学长陈独秀、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文科教授胡适、图书馆编撰员周作人。但是有一个人的到来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人就是来自苏州的戏曲教授吴梅。和吴梅同一年进入北大的周作人回忆说：“第一任的戏曲教授是吴梅，当时上海大报上还大惊小怪地以为大学里竟然讲起戏曲来，是破天荒的大奇事。”吴梅上课的方式很特别，他拿着一支笛子走进了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堂，还在课堂上唱曲，他唱的曲子和北京城里的戏馆里最时兴的皮黄戏很有些不同，吴梅告诉学生们，他唱的是昆曲。
余秋雨：“在五四以后有一些有远见的文化人，比如象蔡元培先生、吴梅先生等等，这些人花了很大的力气要保持住这种文化遗产，所以就努力地帮助呼吁建立一种传习班，或者建立各种各样的研究方式，有一点做到了，就是昆曲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这正是感谢他们的远见卓识。还有非常好玩的一点，就是昆曲在传下来的过程当中，还是一直保持着受到高层文化人的支持。”
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贝聿铭是苏州人，2006年10月他重返故乡，参加由他本人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落成典礼。苏州博物馆新馆紧邻国家重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周王府和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与贝家祠堂所在地狮子林也离得不远。上个世纪初，狮子林还是贝家的产业，狮子林里的贝家大小都能度曲，贝聿铭的叔父贝晋眉先生是苏州昆曲曲家中的全才。1921年初，贝晋眉与苏州道和曲社的张紫东、徐镜清等昆曲曲家集资千元创办了昆剧传习所，这看似偶然的行为延续了昆曲的香火。
位于苏州城西北部的桃花坞大街，八十多年前这里是一个私家花园，叫做五亩园，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晓了。然而在昆曲界五亩园却是鼎鼎有名，五亩园就是昆剧传习所的校址，它是贝晋眉先生的家产。1921年，五亩园门口挂起了传习所的牌子，很多少年前来应试，主考官正是全福班的老艺人沈月泉，最后有四十多个孩子通过考试进入了传习所。当然，这些孩子这时还无法知道，他们将在继承全福班老艺人精湛技艺的同时也延续他们悲惨的命运。
由于资金出现问题，传习所刚刚开办不久就支撑不下去了。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十五）穆藕初，年青时代曾在美国芝加哥、威斯康辛、伊利诺伊几所大学留学，后回国致力实业，是当时沪上有名的棉纱大王。1920年，穆藕初曾出资，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选送五名学生出国留学。作为最早一批受到西方教育的知识人，穆藕初已经意识到应该吸收新文化挽救中国。但在同时，穆藕初也保留着对传统艺术的热忱，他时常从上海到苏州，跟当时的昆曲曲圣俞粟庐学习昆曲。1921年，当得知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情况后，穆藕初便把传习所接办下来，穆藕初的鼎力相助挽救了已近夭折的昆剧传习所。
然而在当时，关于这些孩子未来的出路，无论是贝晋梅还是穆藕初都还没有仔细考虑过，或许也根本无力解决。可无论怎样，昆曲要演下去，昆剧传习所渡过一劫还是办了起来。除了在桌边拍曲学唱外，这些学戏的孩子每天上午还要练功、学拳、并学习文化。倪传钺清晰地记得，国文教师傅子衡选《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以及一些曲文当作教材。近百年前，苏州五亩园内，几位先生带着一群孩子练功、拍曲、写字背词，高高的园墙阻隔了尘世，学艺的孩子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四前后，各种新文化几乎在同一时间被中国人感知了。电影、留声机、唱片成为了城市里新的宠儿。1921年前后，上海的百代唱片公司进入了全盛时代，戏曲舞台也追赶着那个时代，为这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伶界大王梅兰芳排演了新编时装剧和古装新戏；曲家俞振飞也被程砚秋看中在上海登台了。据说在那时现实的诱惑太大了，梅兰芳到上海演出一个月至少有两万块钱的收入，而当时一个高级白领的月工资不过一百块钱。
而在距离大都会上海不远的苏州城，园林里延续着几百年不变的口传心授，坚守着那种远离尘嚣、秘而不宣的传统。终于三年后，传习所的孩子们学艺小有成就，他们每个人都学会了一百多出折子戏，可以登台了。1925年，为了对外演出，穆藕初为孩子们取了艺名，一律以传字排行，意思是昆曲将由这一辈人流传下去。传字下面的一个字照不同的行当，用玉、草、金、水四个字旁提名。唱生行的是斜玉旁，取玉树临风之意；唱旦行的用草字头，取美人香草之意；净行用金字旁，意在黄钟大吕得音响之正、铁板铜琶得声情之激越；其余丑副行当用水旁，以示口若悬河之意。近代昆曲史上最重要的一辈人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昆曲六百年解说词（十六）
张充和1948年旅居美国，多年来她和丈夫先后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和港台等地的二十三所大学以及各种学术场合讲授师范昆曲，如今张充和已经94岁，虽然大半生在美国度过，但张充和一生痴缠昆曲终身不渝。1948年，当张充和还生活在中国时，曾在重庆和传字辈艺人同台演出过，后来昆曲的传人们散落四方。2002年，张充和曾回过一次国，见到了旧时老友倪传钺。
2000年，倪传钺向台湾京剧演员李宝春传授昆曲折子戏《骂曹》，此时的倪传钺已是92岁高龄，但他仍然坚持着昆曲几百年来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多年前的苏州五亩园内，倪传钺的师傅早已将这种传统印刻在了他的身上。1957年以后，倪传钺曾在上海戏曲学校和江苏省苏昆剧团附设的学馆任教多年，弟子无数。
传字辈没有将昆曲光大，他们也曾尝试抗争命运而终于惨败，但他们艰难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昆曲因为有了他们而得以留存下来。现如今各大专业昆剧团里的演员们，都是传字辈的学生，或是他们传人的传人，这也就保留了那份东山再起的希望。
中国戏曲学院前院长、戏曲专家周育德：“我最近出了本书《昆曲和明清社会》，我最后书作完了我又加上了一段：荷花之梦。怎么说起呢？我说你去过白洋淀吗？白洋淀原来是荷花很多很多的，水很大，里头有芦苇有荷花，可是后来不行了，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白洋淀里的水源断了，水也没有了，当然也没有荷花了，不仅不能走船，农民赶着马车就在白洋淀上走，都变成平地了哪有荷花。谁知道1987年还是1988年，突然发了洪水下了暴雨，这一淹不要紧，这水来了，一二十年没有见过的荷花怎么又冒出来了，又是满淀的荷花啊。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又出现这么美妙的景象了。昆曲也是这样，只要这个种子不绝，还有一个种子。当然昆曲你想叫它成了什么文化市场的霸主，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戏曲作为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是那个时代了。但是它可以占据那一角儿，把那一角儿搞得辉煌绚丽、好听、好看，成为很美的那一角儿，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1956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七年的光辉历程，举国上下都沉浸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在国家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指引下，沉寂已久的昆曲也得到了一次发展的良机，而这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昆曲六百年解说词（十七）
1956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七年的光辉历程，举国上下都沉浸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在国家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指引下，沉寂已久的昆曲也得到了一次发展的良机，而这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
1955年，戏剧家袁牧之和作家丁玲在杭州疗养，偶然发现了一支叫国风苏昆剧团的昆剧班还在表演传统的昆曲，惊喜之余，他们也了解到这个昆剧班已经是全国仅存的一家专业昆剧表演团体，生存困难，生活惨淡，即将面临解散。国风剧团的顶梁柱正好似周传瑛、王传凇等一代传字辈艺人。袁牧之、丁玲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北京有关领导，国风剧团这才有了创编新剧目赴京演出的机会。
中国戏曲学院前院长、戏曲专家周育德：“1956年，浙江的同志做了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把《十五贯》这一个昆曲剧本，加上整理改造，改编成功以后的《十五贯》，在内容上、在艺术上都是很不错的。”1956年拍摄了昆剧电影《十五贯》。周育德：“《十五贯》的内容很积极，里头写的三个官僚对待这一桩冤案的不同态度。剧本也压缩了，一个晚会就可以演完的。”
在电影拍摄之前，1956年4月10日，新编昆剧《十五贯》在北京广和剧场上演。从浙江到北京，从广和剧场到中南海,那一年，昆剧《十五贯》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更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这篇社论的发表正式宣告，昆曲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56年是昆曲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十五贯》进京演出之后，北京、江苏、湖南、上海的昆曲演出团体也纷纷成立。北京和上海建立了民间曲友组织的曲社，保定和天津还成立了培养年青昆曲演员的学校。当时演出的照片和票房统计，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昆曲舞台上欣欣向荣的景象。昆曲六百年解说词（十八）
1981年11月，古城苏州迎来了一批归乡的游子，昆剧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到会的十六位传字辈艺人都已是古稀之年。十年文革几乎将昆曲这枝兰花连根拔起，但它挣扎着顽强地活了下来。中国昆剧研究会顾问、戏曲专家刘厚生：“粉碎四人帮之后，很快地，以拿上海来说，基本都是在八十年代初，昆剧团都恢复了。把许多已经改行了的许多演员又召回来。”
在新的时期，古老的昆曲艺术该何去何从？1982年，在苏州举行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昆剧汇演上，文化部提出了昆曲工作的八字方针：保护、继承、创新、发展。在这次汇演上，江苏省昆剧院和上海昆剧团参演的大戏都是昆曲经典《牡丹亭》，不过两个剧团的演绎却是大相径庭，唱了一出不折不扣的对台戏。江苏省昆剧院采用的是最传统的演出方式，张继青的表演质朴无华，深受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上海昆剧团的舞台上则充满大胆的想象和创意，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华文漪饰演的杜丽娘身后的布景也在不断变化，书房、闺阁、花园、道观一一出现，伴随着布景的变化，灯光也在不断变化。更让观众意想不到的是，上海昆剧团还对剧中一部分比较难懂的唱词和一些曲调进行了删改和调整，这样的改革使上昆版《牡丹亭》引发了专家的争论，关于如何保护昆曲的讨论也由此展开。汇演结束后，江苏省昆剧院得到了继承奖，上海昆剧团得到了革新奖，但昆曲界关于昆曲保护的两种立场却一直持续到现在。
各家昆曲剧团作着各种努力想让观众重新走进剧场，但是昆曲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人们还能回忆起那些尘封多年的故事和生疏已久的唱腔吗？ 昆曲六百年解说词（十九）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流行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流行音乐开始在艺术舞台上出现，西方文化通过书籍、电影、音乐等不同的载体蜂拥而至，人人都在追赶这个潮流，中国传统戏曲普遍受到冷遇。那个时候无论是已经成名成家的昆曲大师还是刚刚入行的学员，都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昆曲的舞台下面观众越来越少。苏州昆剧院副院长王芳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演出的冷清场景，那些日子王芳每年只有少量的小剧场的演出，很多演员都离开了昆曲舞台，王芳甚至找不到小生来和她搭戏。王芳：“演到后来就观众没有台上的演员多，那我们有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就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就不知道这个现状我如何去面对，我能否改变它。”
1986年浙江昆剧团青年武生林为林摘得中国戏曲的最高荣誉梅花奖，但他同样无法摆脱无戏可演的窘境。林为林：“我最大的发泄就是练功，拿来靠，到练功房里去练功，有时候比如耍大枪花，有时候真的想耍它干吗呢！把大枪花狠狠地摔下去，然后回过头来又把它拣起来又练，就这么过日子。”
昆曲面临的困境同样也让老一辈昆曲艺术家心急如焚，1984年，全国七大昆曲演出团体之一温州永嘉昆剧团宣布解散，就在这一年，一封关系昆曲未来的信从上海寄往了北京中南海，寄信人是昆曲艺术大师俞振飞。在信中，俞振飞表达了对昆曲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的担忧，并恳请中央重点保护昆曲。俞振飞的这封信道出了整个昆曲界的心声，那就是不能任由昆曲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自生自灭，昆曲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整个社会会重新认识到昆曲的意义和价值。俞振飞的信寄到中央之后不久，一系列保护昆曲的文件和措施陆续出台，文化部还组织了大量的昆曲汇演以求抢救一批濒临灭绝的剧目，各地昆曲剧团也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力求让观众重新走进剧场。多方的努力能改变昆曲和昆曲人未来的命运吗？ 昆曲六百年解说词（二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各地昆曲剧团获得了很多海外演出的机会，欧洲、北美、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都留下了中国昆曲的身影，美仑美焕的昆曲往往让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
尤其是在台湾地区，昆曲受到的欢迎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台湾演出时受到的礼遇和引发的轰动。演出的热闹场景和在祖国大陆演出时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为什么受西方文化影响更深的台湾会表现出对昆曲这样一种中国传统高雅艺术的热爱呢？大陆昆曲剧团在台湾地区受到的礼遇，在香港澳门等地同样多次出现。对所有中国人而言，昆曲是中国文明的根和血脉，它清晰地传递着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情趣。
而昆曲也因为它鲜明的文化特色和高超的艺术成就征服了大量西方观众。昆曲早已跟随海外华人的足迹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美国日本等地都有昆曲曲友自发成立的曲社。张惠新所在的昆曲艺术研习社就是最有影响的海外曲社之一，曲社于1995年在美国马里兰州成立，已经拥有了一批相对固定的观众群，曲社每一次的公开演出都会有大批观众赶来捧场，对当地人而言，昆曲是他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窗口。真正的艺术总是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赢得认可和热爱，昆曲的魅力其实也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魅力，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民族对于美的品味和追求。
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六百年的昆曲又将迎接它的下一个百年，但在街头匆匆走过的人群中，又有多少人能知道昆曲呢？它是过于古老吗，还是过于高雅？无论如何，昆曲已经在大众的视野之外沉默了太久。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又该怎么样守护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一份瑰丽的遗产呢？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时代命题。
苏州一直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的抢救，因为它是昆曲的故乡。2000年，苏州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昆曲艺术节。在苏州园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后，紧接着昆曲也申报了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申报的很多的项目中间，昆曲被选上了。2001年5月18日，在巴黎的联合国教可棵文组织总部，由总干事长松浦晃一郎正式宣布，入选第一批代表作名单的十九个项目，中国的昆曲艺术在十九个项目里面是评委全票通过的。昆曲六百年解说词（二十一）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就，这一支强心针的力量一下子就使得昆曲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受到了国际的关注。这是一份荣誉，但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2003年春天，政协第十届全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关于保护和宏扬昆曲艺术的提案就有三份，这引起了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提出了关于加快昆曲抢救和保护力度的建议，上报中央。2004年3月，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就昆曲的抢救、保护和扶持作出重要批示。中央决定，从2005年至2009年，国家财政每年投入1000万元作为抢救、保护和扶持昆曲的专项资金。在政府、民间、专业团体几股力量的联合推动下，昆曲的演出市场也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繁荣景象。
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那个古老而又高雅的昆曲又充满了活力。
2004年秋天，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新排全本《长生殿》进京公演，那个二十年前曾经无戏可演的王芳饰演了一号女主角杨贵妃。这一年的苏州昆剧院还有另一个重头戏，那就是由作家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全本《长生殿》和青春版《牡丹亭》的上演，都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带着几许神秘，又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它高贵典雅、精致美丽，一时间昆曲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时尚话题。昆曲培养年轻观众，大学校园是最重要的阵地。昆曲进校园也是文化部关于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实施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这个方案，全国七家昆剧院团，每团每年必须到大学校园进行不少于20场的公益演出，青春版《牡丹亭》和全本《长生殿》的上演让昆曲在大学里掀起了一股热潮。
当整个中国迈入一个崛起的世纪，昆曲又一次出现在舞台的中央，盛世元音再次唱响，六百年的昆曲焕发了新的青春，回到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之中。昆曲六百年解说词（二十二）
2006年7月，三年一届的中国昆曲艺术节如期在苏州举行，这是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方案”实施后举行的第一届昆曲节。全国七家昆剧院团都带来了自己新排的大戏,与以往两届昆曲节不同的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昆曲社团也第一次在昆曲展演中亮相。
在过去几年中，苏州这个昆曲的发源地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如今苏州已经拥有了苏州昆剧院、苏州昆剧传习所、昆曲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中国昆曲博物馆、昆曲演出场所、苏州昆曲学校等一批昆曲的演出、教育、传承、研究和保护机构。2006年苏州市还出台了国内第一个保护昆曲的地方性法规：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
迤逦之声，21世纪的今天又一次在古老的苏州响起，虎邱的千人石上，再次聚满了昆曲迷。悠扬的笛声穿过华窗翻过粉墙，在苏州的大街小巷中回荡，在城市的喧闹中人们听到了一片宁静。
昆曲的生命跟中国文化的生命一样，不是只属于我们这一代，它是世代流传，我们要有这种世界性的宏观的文化视野，中国文化才会有发展。昆曲如同一出永不谢幕的长剧，一次次的场景变换、一年年的人物更迭，转眼就是六百年。
六百年前昆山人顾坚改进和完善了南曲声腔，绘就昆曲传奇的最初一笔；四百年前汤显祖完成不朽的传奇《牡丹亭》，昆曲由此进入鼎盛时期；三百年前，两部传奇巨作《长生殿》和《桃花扇》先后唱响大讲南北，昆曲在康乾盛世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国剧地位；二百年前，在一代代昆曲艺人的努力下，昆曲折子戏已日臻完善，为刚刚萌芽的各地方剧种提供了最宝贵的经验和借鉴，近代中国戏曲蓬勃发展的大幕就此缓缓拉开；八十多年前，四十多个少年走进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大门，在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他们用尽毕生心力守护着昆曲的一脉香火；五十年前，周传瑛等传字辈艺人演出新编《十五贯》，造就了新中国文艺史上“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佳话。今天，古老的昆曲焕发青春，迎接着下一个百年。
在这方狭小而又广阔的舞台上，六百年的昆曲演绎着属于全人类的永恒经典，台下是一个民族的唱和......
第二篇：CCTV大型纪录片《故宫》解说词
CCTV大型纪录片《故宫》解说词 第一集 肇建紫禁城
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在历史中创造了伟大的文明？
公元1403年1月23日，中国农历癸未年的元月一日。这一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依然延续着自古以来的传统，度过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农历元旦。
这一年，人们收到的类似今天的贺年卡上，不再有建文的年号了。建文帝4年的统治，在一场史称靖难之变的战争后，成为了往事。
公元1403年的大年初一，大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正式启用永乐作为自己的年号。这一年为永乐元年。年号的更替，随之带来的将是这个王朝的更多变化。
永乐元年，明朝的首都在今天中国南京。这座六朝古都自东汉时代起就被认为有王者之气。明太祖朱元璋将都城定在这里，并集中国两千年宫殿建筑之精华，建造了皇家宫殿。今天这座宫殿仅留下了这些遗址，但仍不失当年的气魄。
而此时的北京城在大明的版图上，还是朝廷的一个布政司，叫做北平。这里人烟稀少。朱棣11岁时被封为燕王，他和他的旧部们熟悉这里，对这个地方充满着感情。
永乐元年的农历正月十三这一天，朱棣按祖制祭祀完天地回到皇宫。当君臣们相聚一堂时，一个叫李至刚的礼部尚书，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以为北平这个地方，是皇上承运龙兴之地。应该遵循太祖高皇帝，另设一个都城的制度，把北平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
刚刚登基不久的永乐皇帝，用这样一道圣旨昭示天下，表达自己治理天下的理念。
从目前看到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元1403年的朱棣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而不安的气氛中。作为一个从侄儿手中夺取皇权，刚登大极的皇帝，他面临太多棘手的问题。对反对他的建文帝旧臣的杀戮仍在继续。
杀了很多人以后，朱棣感到十分不安。他也曾询问身边的一位大臣茹常，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
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攻入南京城时，他的侄儿建文帝就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生死不明。尽管他按天子礼仪，给这位侄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被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本人。真正的建文帝，很可能已经逃亡在外。这件事成为朱棣最大的一块心病。
之后有一天上朝时，朱棣差点被御史大夫景清刺杀。
此事之后，朱棣在南京城里经常做恶梦。他或许更加强烈地开始怀念他的故地北京。
站在南京皇宫的遗迹中，我们不难想像，曾经在北方生活多年的永乐皇帝，可能越来越不喜欢住在南京。他开始谋划将第一京都迁往北京的行动。
很快当年的5月份，在一次临朝时，他对大臣们说，北京是我旧时的封国。有国社国稷，将实施国都的礼治。然而皇上的建议，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从那以后，朱棣谨慎了很多，他开始以迂回而秘密的方式，为迁都进行系统而缜密的准备。
公元1403年，由北平刚刚改称为北京的城市里，突然多了很多来自江浙等地的南方人。他们得到朝廷的应允，迁至北京，即可获得五年免缴税赋的优待条件。这些人普遍比较富有，很快便在北京做起他们以往在南方所经营的生意。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很多农民开始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
当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涌向北京时，在距北京万里之遥的西北草原上，蒙古帖木儿大汗指挥的铁骑大军，已经向中原开拔。大明朝的北方又面临着威胁。
然而正当永乐皇帝，准备布防迎战时，帖木儿却突然在行军途中病故。一场大战消于无形。
公元1405年6月，东南风吹起的时候，郑和受永乐皇帝的派遣率一支船队作远洋航行。带着永乐皇帝，向世界展现大明国威的使命驶向茫茫的海洋。据说这次航行，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公元1406年8月，当郑和的舰队浩荡行进时，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让朱棣高兴的事。我们已经无法考证，是出于永乐皇帝本人的暗中授意，还是大臣们自己揣摩上意的结果。总之在这一天的朝堂上，以丘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永乐皇帝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于是一场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序幕。
永乐皇帝开始派他的心腹亲信们奔赴全国各地，为这项巨大工程做准备。他们中有工部尚书宋礼、吏部右侍郎师逵、户部左侍郎古朴。
这些人即将去往的地方，是四川湖广等地的群山峻岭。他们这次要去开采的是楠木。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原始森林的险峻之处，那里常常有虎豹蛇蟒的出没。官员和百姓们冒着危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丢失了性命。后世有人用“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的代价。
这里是今天紫禁城太和殿的内景，当年那些被砍伐的楠木，就是被用来制作这些柱子的。那些永乐时期巨大的楠木，在太和殿里早已难见踪影，这些巨大的柱子，是后来清朝由松木拼凑而成的。
这是公元2004年6月，故宫大修进行的一次运木工程。这些巨大的木材，通过现代的运输工具运到故宫，也是一项庞杂而艰巨的工作。
那么500年前，比这些木材巨大数倍的楠木，又是怎么运到紫禁城里的呢？
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这样向皇帝描述了一次大木出山的传奇情景。有一天山洪暴发，一株大木顺流而下。遇有巨石拦路，大木发出像雷鸣一样的巨响，撞击巨石。巨石裂开大木完好无缺。后来永乐皇帝将发生这一故事的那座大山封为神木山。
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更多的木材，从川贵湖北的崇山峻岭中依靠天然的河流和修好的运河，输送到北京。
永乐时期为建造新的宫殿，而进行的采木工作，据说持续了整整13年。然而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也很艰辛。我们在保和殿后，看到了这块故宫中最大的丹陛石。它是在明代，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而这样巨大的石头，是如何被运到这里来的呢？
据历史记载，这些石头都来自于北京西南郊房山的大石窝和门头沟的青白口。这里从明清两代跨越600年，直到现在还在生产汉白玉石头。我们终于在明朝史料中，发现了保和殿后那块石料的开采和运输过程。这块石料开采就动用了一万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二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据现在的专家学者研究，这次宫殿建设的备料过程长达近十年。
在这十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这是今天我们用三维动画再现的，当年营建紫禁城时北京工地的景象。那些由此而生的著名工地名称一直保存至今。
在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中，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人，只有极少的几个。那些当年为这座宫殿付出辛劳的工匠，据说超过百万之多。他们中也不乏幸运者，有两个来自山西的工匠王顺、胡良。永乐皇帝视察工地的一天，看到他们的彩绘。皇帝扶着王顺的肩膀，对他称赞不已。
泰宁侯陈珪，公元1406年被任命为改造建设北京城及宫殿的总指挥。永乐皇帝在写给陈珪的一封诏书里说：“要善待工地上的军人和民工，饮食和作息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你们要体谅我爱惜百姓的想法”陈珪一直在北京监工，直到公元1419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
据历史记载，在参与这项工程的能工巧匠中，以老木匠金珩为首的二十多人被同时提升为营缮所丞。而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像负责石料制作的陆祥、负责工艺的蔡信，也都被历史记载了下来。
这里是现在北京的中南海。在600多年前，紫禁城尚未建成之时，朱棣的燕王府和紫禁城完工前的临时宫殿，就在这一区域的西北。
公元1409年，朱棣以巡狩的名义住在这里。从公元1409年至宫殿建成后的公元1421年，他在北京度过了5年又8个月。这使得大明朝的决策、军事和行政系统逐渐北移。跟随朱棣来到北京的一个叫王绂的画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燕京八景图》，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时候北京的美景和风情。那个时期，北京逐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移民军户对郊区的屯田垦荒，使北京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北京对于这个王朝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
从公元1410年到公元1414年，朱棣以北京为根据地，两次跨过长城御驾亲征，击败了多年来威胁北京的蒙古部落。在一次胜利后，他检阅了所带领的庞大军队。
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这就是徐皇后，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合的。怎样安葬这个结发妻子呢？陵墓理应建在南京，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陵。两年后，在昌平以北20多里的地方，被朱棣降旨圈为陵区禁地。
这就是今天的明十三陵。借徐皇后之死而建陵，大臣们都意识到这是皇上向他们释放的一个迁都信号。
这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疏，直截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迁都用意。很快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及参议陈祚被朱棣谪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
公元1416年十一月的一天，朱棣突然诏集文武群臣，和颜悦色地与大家谈论起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而这一次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朱棣多年处心积虑的迁都欲望，瞬间变成了君臣的合意。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
这是公元2005年4月10日的清晨，在故宫博物院的宫墙内出现了这样一群工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就是对这座宫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这次大修将持续19年。
在将近600年前，同样在这块地方，曾经一次性的汇集了十万名工匠，开始修建这座宫殿。他们大多来自于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
今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建造这座宫殿的。也无法知道他们曾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关于这座宫殿建设的正式记载在《明实录》上有这样的几句话“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社、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至是成。”在公元1419年，关于这座宫殿的建设只能用文字记录。
而今天，我们却有幸能用摄像机记录这些影像。从这些大修的场景中，我们隐约可以捕捉到，当年修建这座宫殿的一些印记。
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不得不对历史的记载产生一些疑惑。我们同样在《明实录》上看到这样的记载:“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在今天一些研究者以此为据认为，紫禁城是自永乐十五年，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建成。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此浩大的工程8000多座房子，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不可能用三年半的时间建成的。但是无论有怎样的争论，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工程方法，却一直未有大的变化。虽然距紫禁城建成已经将近六百年，但是今天工匠们使用的建筑方法依然延续着那时的工艺。这些传统的工艺，在清代被人们概括为八大作。即木作、瓦作、石作、扎材作、土作、油漆作、彩画作、糊裱作。我们今天在镜头中所展示的工艺是在这次大修中所运用的。它和约六百年前明朝工匠所运用的手法，几乎是一样的。
在公元1420年，这座宫殿终于建成了。它是在元大都皇宫旧址上诞生的。那个元大都曾十分著名的延春阁被景山所取代，而整个宫殿建筑群由北往南延伸座落在整个北京的中心地带，成为这个王朝新的神圣之地。
这里的砖瓦木石，这里的色彩，这里的空间布局，都昭示着中国人曾经的文明意志和理念。从此这里开始历经24位皇帝和众多嫔妃皇子们的悲喜人生。开始上演中国历史中许多精彩的瞬间。
公元1421年，在宫殿刚刚建成之后，百姓迎来了那一年的农历元旦。这一天，朱棣在新落成的宫殿里，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仪式。他登上了高敞壮阔的奉天殿，接受大臣们的跪拜。朱棣和大臣们都为这座辉煌无比的宫殿所振奋与鼓舞。
不久春天到来了。那些曾经终年在北京服役的工匠民夫和军人们，甚至还有那些大牢中的犯人们，皇帝减赋免役大赦天下的诏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据说宫殿盖好之后，意得志满的永乐皇帝把一位会推算未来的姓胡的官员找来，让他算一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胡回答说：“明年四月初八宫殿会发生火灾”永乐帝大怒，把他关进监狱，并表示到时候若不着火就杀你人头。谁都没把这个人的话放在心上，大家都沉浸在新宫殿建成后的喜悦之中。也就是在这时，永乐帝派郑和第六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
公元1421年5月9日这一天，天气骤变雷鸣电闪，三大殿大火突然升起真的被雷火击中了。朱棣到底有没有找官员测算新宫殿的未来，在历史上无法考证。那个胡姓官员预测的故事，基本可确立为是一种传说。而在《明史》上关于这次火灾的正确记载是这样的：“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言简意赅无更多笔墨。
永乐皇帝用近二十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建成的三大殿，只存在了三个月，就毁于天火。这对朱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痛惜宫殿的被毁之外，更令他痛苦的是对自身的怀疑。朱棣敕谕文武群臣说：“奉天等三殿灾，我心惶惧，莫知所措。如果我的作为果真有不当之处，大家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好让我有改过的机会，以回天意。” 下诏求言引发了官员们的激烈反应。一部分人都抓住这个机会指责朱棣好大喜功，指陈他迁都北京是错误决策。接着，处于惊恐与愤怒矛盾中的永乐皇帝，让大臣们跪在午门前相互辩论，还处死了一位指责他的官员。
不久之后，朱棣致力消除边患发动第六次北征蒙古的行动。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戎马一生的他居然从马上摔了下来，终于在北征蒙古的途中他在榆木川走向生命的尽头。
毁于天火的大明宫殿三大殿，在永乐时代没有再进行重修工作。之后的二十年中，曾经辉煌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是一片焦黑的废墟。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这位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孩子十分崇拜他的曾祖父朱棣，他一登上皇位就做了一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重修紫禁城。
这一年的秋天，朱祁镇下诏“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又过了五年，他正式下诏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坤宁二宫。下诏当日工程就正式动工。
一年半之后，拖延了十几年的重建工作完成了。
一切尘埃落定。紫禁城又完好如初，一道圣旨又昭告了天下。
北京紫禁城，最终成为中国明清两代统治天下的最高政治中心；一座世界一座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从此傲然于世；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迄今能看到的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最终成为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
然而紫禁城在重新建好后，又将面对数百年中的一次又一次灾难和重建，它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第二集 盛世的屋脊
惊心动魄的战争已见分晓。改朝换代正在进行。
公元1644年农历8月，在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陪同下，一个六岁的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从盛京老家向北京进发。男孩名叫福临，是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们在北京的新家：紫禁城。
对于六岁的顺治皇帝来说，这座他前所未见的高大城门，一定给他留下了新奇而深刻的印象。
这是紫禁城最大的门，有37.95米高。
按照中国的阴阳学说，正北叫子，正南叫午，所以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南端的这座城门，叫作“午门”.穿过午门，紫禁城的真容出现在顺治皇帝的眼前。
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而对这座宫殿的占有，也将是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的象征。
深红色的宫墙和金黄色的琉璃瓦是这座宫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而这绵延一片的红色和金色也使紫禁城与周边的建筑完全区分开来。
紫禁城的建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处理朝政和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称为前朝。后半部分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帝后嫔妃的生活场所，称为内廷。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晋宏逵：
紫禁城的总体部署就是这样，用若干条纵深的轴线来安排这么多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都是用院落的形式来展开的。每个院落当中都有成组的建筑。每栋建筑相互之间都是有主有从，有正有配，它就是这样用建筑的手段，来表达封建社会、封建礼制所表达的那种等级和秩序。
传说中玉皇大帝的紫微宫一共是一万间，而人间的紫禁城一直流传着宫殿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说法。事实上，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紫禁城一直在变化着。根据1973年故宫专家的调查，紫禁城现有的宫殿是八千七百零四间。
有人认为，当年顺治帝初次见到的紫禁城也许并不完整，因为比他早几个月进京的摄政王多尔衮，在给顺治皇帝的奏报中写道：李自成烧毁宫殿后逃走。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李燮平：
李自成确实放火了，那整个紫禁城受到什么损坏了，这实际上清代人自己有一个定位。乾隆朝修订的《日下旧闻考》就明确说过紫禁城宫殿是因胜朝之旧而斟酌损益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对紫禁城的修缮都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就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紫禁城宫殿没像传说的那样因为李自成而受到那么大规模的破坏。
据《清实录》记载，六岁的顺治皇帝是在皇极门也就是现在的太和门登的极。
顺治二年，中轴线上的宫殿被一一修复，重新命名。这是改朝换代在建筑上最直接的体现。皇极殿改名为太和殿，中极殿改名为中和殿，建极殿改名为保和殿，对于当时尚不稳固的新政权来说，一个和字，包含了他们对天下和平、君民和谐的未来，最迫切的期盼。
从此，紫禁城的匾额上出现了满文。
顺治皇帝没能等到他所盼望的和平盛世的到来，就在二十四岁时离开了人世。这一年是公元1661年。
十八年之后，一个寒冷的冬夜。太和殿西侧的御膳房突然燃起了火光，大火一路蔓延，两小时后烧着了太和殿。几天后，引起这次火灾的六名太监被处以绞刑。此后太和殿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却始终是废墟一片。
在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康熙皇帝，在残缺的紫禁城中忙于指挥各地征战、稳定统治。十六年间，他相继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还打败了入侵的沙俄，签订了清王朝对外的惟一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
直到康熙三十四年，天下太平。此时的康熙皇帝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重建太和殿了。
但是这次修复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太和殿上一次重建是在明朝天启年间，此时已经过去六十九年，人们不知道太和殿确切的建筑比例与数据。当时，爱读书的康熙皇帝亲自查遍书籍，结果令他非常失望。
一位叫梁九的人令这件事情有了重大转机。当时已年逾古稀的梁九，从明朝崇祯年间进入工部,已经在工部工作了四十多年。
根据《梁九传》记载，当时梁九按照十比一的比例，做了一个太和殿的木模型，就靠对这座模型组件的放大制作，完成了太和殿的结构搭建。令人称奇的是放大出来的每一个木件安装上去都能严丝合缝，分毫不差。
让后人感到幸运的是，康熙三十四年这次重建太和殿的所有材料以及尺寸被详细记载在《太和殿纪事》这本书当中，这是关于太和殿修建的惟一一份详细纪录。对于今天即将进行的太和殿大修，这本书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熙三十六年，太和殿落成，盛大的落成仪式正在进行。这不仅是一座宫殿的庆典，更昭示着一个新的盛世的开端。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
坐落在八米多高的汉白玉三台上的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也是紫禁城整体建筑乐章的高潮部分。它的一切设计，都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烘托到极致。
太和殿曾经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从庭院到正脊高36.57米，相当于12层楼房的高度。
太和殿也是紫禁城中最大的建筑。面积达2381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麽大。它的长宽比例正好是九比五，代表着九五之尊。
太和殿与身后的中和殿、保和殿一起构成前朝的主体，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大殿。
紫禁城的建筑很多地方都与九这个数字有关，九为最大，体现至尊的含义。像大门上的九排九路门钉，房檐上的九个走兽等等。
然而，对于太和殿来说，连最大数字九都不足以表达它的尊贵，因此，在它的屋顶上出现了十个走兽。多出来的这一个叫行什，在中国所有古建筑中仅此一例。
太和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
在这个号称世界之最的大殿里，布置却相当简单。
在基台的烘托下，皇帝的宝座是惟一的主角。目光所及之处，皇权的威严辐射到每一个角落。
太和殿一共有七十二根大柱子，围绕着宝座的六根被贴上黄金，每根柱子上都有一条巨龙，这是皇权的象征。
从这六根金柱当中向上望去，藻井上有一条蟠龙，蟠龙嘴里倒垂下来的宝珠又叫做“轩辕镜”。
康熙皇帝对太和殿的这次重新修建，改变了它原有的九开间形制，变成了十一开间。可以说，这是此次重修中最为实用的改造。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 周苏琴：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的时候，考虑到防火的因素，所以就把木构的斜廊改成砖墙了，同时把太和殿两边的游廊改成了夹室，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面阔十一间的格局。实际上还是没有改变原来这个面阔九间周围廊的格局。
2004年6月，故宫大修前的勘查进入到了太和殿的屋顶内部，我们也跟随他们进行了拍摄。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的粱架。
而脊檩的彩画是康熙三十四重建时绘制的，它是彩画中最高等级的和玺彩画，距今已经三百多年。
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在这里还拍到了一个神秘的物品。
它在太和殿顶部最中心的位置，位于藻井的正上方。
这就是雍正皇帝命人安放在这里的符板。
我们在收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皇宫档案中发现了这样一段内容：雍正九年，八月十二日，雍正皇帝命人把三份符板分别安放在养心殿、太和殿和乾清宫。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 李国荣：
安放符板呢，本来是古代建筑中，风水学中很讲究的一个内容，为的是镇宅、避邪、保佑平安。雍正（皇帝）的这几块符板呢，除了传统的道教八卦图外还增加了藏传佛教的咒语，这反映了他是诸教为我所用，来保佑他的平安。
雍正皇帝放置符板的举动，无疑明确了太和殿、乾清宫和养心殿这三处宫殿，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地方，而除太和殿外，其余两个宫殿都在皇宫的内廷。
和前朝相对，紫禁城后半部分统称内廷，它包括皇帝皇后居住的后三宫，妃子们居住的东西六宫和皇子们生活的乾东西五所。至此，紫禁城建筑的乐章从阳刚的高潮乐段进入阴柔的慢板。
乾清宫与坤宁宫和交泰殿合称为后三宫。
乾清宫，在雍正皇帝以前一直是皇帝的寝宫。同为皇帝使用的宫殿，它比前朝的太和殿低十一米，面积小一千多平方米，置身其中，人的感觉会松驰许多。
明代时乾清宫有后暖阁九间，分上下两层，类似今天的复式建筑，上下共布置了二十七张床，皇帝可以任意选择。清朝时，东西暖阁改成了书房。
在明代，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到了清朝，这座宫殿的室内装修有了很大改变，成为中轴线上最具有满族特色的宫殿。
它室内贯通，西、北、南三面都有火炕。西大炕供朝祭神位，北炕供夕祭神位, 东北角是祭祀时煮肉用的厨房。这种布局来源于满族民间“口袋房”、“万字炕”的居住习俗。
从坤宁宫东暖阁悬挂的这则坤宁宫铭上可以看出，坤宁宫的布置是依据入关前沈阳故宫中皇后居住的清宁宫照搬而来的。
除了皇后，在后宫中，还有很多当朝皇帝的嫔妃，她们就住在后三宫两旁的宫殿里，这些宫殿总称为东西六宫。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王子林：
东西六宫它取自于《周礼》的六寝六宫制度，但是它更多的是融入了自汉代以来所形成的《周易》阴阳哲学思想，它的建筑布局从平面上看是一个坤卦的卦象，象征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居住的是妃子。其功能呢可以从宫殿的命名上反映出来。比如说承乾宫，为什么叫承乾宫呢？就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妃子要顺承皇帝，所以说东西六宫的建筑它体现的是三纲五常，特别是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思想。
东西六宫的建筑形制比后三宫低很多，体现了居住在这里的嫔妃的从属地位。
这是雍正皇帝命人绘制的美人图。每一个皇帝都希望龙脉延续，子孙繁盛，从而使王朝兴旺，江山永固。
公元1856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她就是后来统治中国四十八年的慈禧太后。
储秀宫是她刚入宫时的居所，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内部装饰，已经是在她五十大寿时，花费六十三万两白银重新修缮布置过的了。
兰花，中国古人认为它有王者之香，又有生育男孩的象征，它与寿石组合的图案寓意为宜男宜寿，所以储秀宫的隔扇大量采用了这种绘画。
也许是巧合，慈禧太后刚入宫时被封为兰贵人，不久就生下后来的同治皇帝。母以子贵，随着地位逐渐显赫，她的寝宫装饰也奢华起来，在储秀宫的庭院陈设中还出现了龙，这也是东西六宫中惟一的例子。
内廷中的养心殿在雍正皇帝之前，原本是一座普通的宫殿。
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并没有按惯例住进乾清宫，他表示：父亲康熙皇帝在乾清宫居住了六十多年，自己实在不忍心再住进去，决定移居月华门外的养心殿，并要求将殿内略微修缮，一定要朴素。
雍正皇帝的这个决定，使紫禁城内廷的格局出现了变化。从此，养心殿在紫禁城里越来越重要。
养心殿地位骤然上升之后，并没能一直朴素下去，配套装修很快跟了上来。在紫禁城中，采光好坏是衡量宫殿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改善养心殿的采光，它成为紫禁城中第一个装上玻璃的宫殿。雍正元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 木作》记载 “ 十月初一日 , 有谕旨 , 养心殿后寝宫，穿堂北边东西窗安玻璃二块 "。
当时，玻璃是非常稀罕的物件，全部依靠海外进口。
养心殿的位置靠近前朝，它将皇帝的休息和办公场所合二为一。这座宫殿的后半部分是卧室，皇帝在这里休息，若要处理政务时，只要穿过这条甬道，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来到前殿办公，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从雍正皇帝开始，到清王朝灭亡，清朝有八个皇帝把养心殿作为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印记。
一座小小的宫殿见证了一个王朝从盛到衰的历史。
在等级森严、庄严肃穆的紫禁城中，有一片风格迥异的建筑透露出一份灵动和浪漫的气息。这就是宁寿宫花园，人们俗称乾隆花园，它是生性潇洒喜好游历的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
这个花园建在紫禁城的东北角。狭隘细长，曲径通幽，四个院落相连，风景各不相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最为欣赏的江南美景尽收园内。
花园中还处处显示出汉族传统文化对乾隆皇帝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有一种祈福的祭祀活动叫褉赏，后来演化为人们暮春郊游的风俗。文人墨客此时也要相邀聚会，最著名的一次被记录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
九曲蜿蜒的水渠中清水流淌，随波逐流的酒杯停在谁的座前谁就要吟诗作赋，否则就罚酒认输，这就是“曲水流觞，修褉赏乐”乾隆皇帝以此为根据，给这个亭子起名“褉赏亭”。
花园中还有一个建筑叫“三友轩”，室内以松，竹，梅装饰, 松木刚劲而挺拔 , 腊梅 凌寒而开放 , 翠竹杆直而心虚 , 三者皆处严寒而不谢 , 所以被称为岁寒三友 , 古代文人以这三种植物比拟人品的刚直、高洁。乾隆皇帝不仅借三友轩表现自己的儒雅，更重要的是传达出清朝皇帝与汉族知识分子思想融合的一种态度。
乾隆花园的修建只是一个庞大的建设工程中的一小部分。
自康熙朝以来，经过七十多年的治理，到乾隆时期，中国农业经济、综合国力达到巅峰。
乾隆皇帝开始对紫禁城进行了自1420年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工程是和政治体制的改变紧密相连的。
第一个就是对乾西二所及周围区域的改造。
乾西二所是乾隆皇帝作皇子时候的居所。为什么他要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呢？这还要从皇帝的立储制度说起。
雍正皇帝之前，皇太子的确立往往伴随着激烈而血腥的宫廷斗争，所以雍正皇帝便改用了秘密建储的方式，他亲笔写下两份确定皇位继承人的诏书，一份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背后，另一封由他随身携带。皇帝在世时秘而不宣，等皇帝死后，两相对照无误，才能对外公布，迎立新君。
乾隆皇帝作为秘密建储制上台的第一个皇帝，没有享受过一天太子的待遇，因此他要把自己的故居乾西二所地位升格，由所改为宫，不再让其他人居住，以此强调他继承皇位的正统。
重新整修后，这个三进小院的主体建筑被重新命名，分别叫作崇敬殿、重华宫和翠云馆，习惯上统称重华宫，重华宫的名字来自汉族大臣张庭玉的提议。重华是指远古时期圣明君主“舜”，对汉文化颇为精通的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
乾西二所改造完成以后，周围的几座宫室也随之进行了改造，成为重华宫的附属配套设施：东边的乾西一所改为漱芳斋，室内建造了一个小戏台，取名“风雅存”，供皇帝观赏一些小戏时使用，在院内还添加了一座大戏台。它们是紫禁城中最早出现的戏台。
即位之后的乾隆皇帝虽然已经移居养心殿，但他一直把舒适的重华宫当作与家人、密臣欢聚的场所。
信奉藏传佛教的乾隆皇帝，还在重华宫的西南部修建了紫禁城里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建筑雨花阁。藏传佛教从元代进入皇宫，到清代发展到顶峰。雨花阁的修建，除了满足皇帝个人礼佛的需要，更重要的作用是以宗教信仰联络中国边疆地区的蒙藏各部，加强民族融合，以巩固国家的统一。
紫禁城改造中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工程是修建宁寿宫。
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宣布：为了不超过在位六十一年的祖父康熙皇帝，他将在执政六十年的时候将皇位禅让给儿子，皇位交接方式的这一改变，意味着紫禁城中将首次出现退休的皇帝。
宁寿宫，就是为乾隆皇帝退休准备的养老之所。作为太上皇的宫殿，宁寿宫的级别不亚于皇帝的居所。它也分为前朝和内廷，各种配套设施样样俱全。这几乎就是一个微缩的紫禁城。宁寿宫的造价达到一百三十多万两白银。仅宁寿门前的这对镀金铜狮，就用了黄金三百三十四两。
为当朝的皇上建造退休的宫殿，无疑是最受重视的工程，工部集中了全国顶尖的能工巧匠。这其中有一个雷姓建筑设计世家。
这是他们绘制的长达五米多的紫禁城中轴线大清门到坤宁宫的全部建筑的外观图样，上面清楚地标注着各个建筑的名称和它们之间地距离，数据精确到了寸。
从康熙年间开始，这个家族前后延续二百多年，一直从事皇家建筑的设计工作，他们主持修缮设计的作品中光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有故宫、颐和园，天坛等等。
这个祖孙七代的设计世家又被称作“样式雷”家族。
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采用文字说明、图纸和烫样三者结合的方式。所谓烫样，就是立体的设计模型。它是中国古建筑设计中特有的产物。现在，故宫依旧保留着当年雷氏家族制作的烫样。
烫样用硬纸板、秫秸和木头等粘贴制做而成。模型制成之后，需要用小烙铁将细节部分烫平，故名烫样。
这是清朝晚期雷氏家族为紫禁城长春宫设计的烫样，在夏季长春宫院内建有一个巨大的凉棚。在烫样的相关部位，都有具体的文字说明和建筑尺寸。经过一层层展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建筑的内部结构。当时的烫样主要是为给皇上御览而制作的。皇帝的意志是决定宫殿建造最终的依据。
豪华、气派号称小紫禁城的宁寿宫完工之后，乾隆皇帝一天也没有住过，他在退位后，依然住在养心殿内控制着朝政，直到公元1799年，他八十九岁时去世。
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改建和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而在紫禁城中演绎的历史，还将波澜壮阔地延续下去。
第三集 礼仪天下
在进入故宫的四座大门中，东华门是与众不同的。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它的门钉只有8行，有别于其他三座门的9行。
这一细微的差别，400多年前，曾经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
公元1521年3月，明武宗驾崩，武宗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于是，皇太后决定，湖北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但是，朱厚熜行进到北京宣武门外，忽然止步不前了。
面对皇帝宝座，朱厚熜究竟有什么疑虑呢？
起因在于礼部拟定的继位礼仪：朱厚熜应由东华门入紫禁城，先到文华殿，追认皇太子的身份，然后再继承皇位。
门钉少了一行的东华门在等级上低于午门，神武门，也低于西华门。在紫禁城的设计中，这座大门临近太子的宫区——文华殿，是太子出入紫禁城的通道。皇帝本人，几乎不走东华门。
固执的朱厚熜拒绝了礼部的要求。这位继承人坚持：“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我是来当皇帝的，怎么能以皇太子的身份入宫呢？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皇太后妥协了：皇位不可久虚，百官即日于城外上表劝进。
4月28日正午，朱厚熜如愿由大明门正中御路进宫继位，年号嘉靖。这场牵动朝野的礼仪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场较量中，大臣敢于与即将继位的皇帝抗衡，而朱厚熜也甘愿冒着失去皇位的危险固执己见，难道仅仅只是为了一套礼仪程序吗？
在礼仪之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公元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24岁的顺治皇帝去世。在弥留之际，口授遗诏，将皇位传给八岁的儿子玄烨。
两天后，正月初九，是玄烨登极的日子。
登极大典是紫禁城最重要的仪式，500多年只有20多次，真实的场景只有亲历者才能见到，却最能引发后人的无限想象。
这将是清入关后紫禁城举行的第二场登极大典。
当年顺治登极，正是明朝灭亡，李自成败退，紫禁城多处损毁，只能一切从简。大典没有按传统在太和殿举行，移到了太和门。
经过十几年征战，经营，当玄烨登极时国家基本稳定，已经可以按典章制度举办一场完备的大典了。
而大典应如何操办？大典程序，卤簿仪仗，人员站位等如何安排？
这是摆在清初礼仪官面前的一道课题。
其实，所有的大典细节，在历代的宫廷文档中，都有明晰的记录。即使改朝换代，除了服饰以外，主要的典礼环节，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对于清代礼仪官来说，明朝遗留的典章制度文献——《明会典》，就是最好的范本。
今天，当我们试图再现清代登极大典的时候，《清会典》也为我们提供了所有重要的线索。
登极大典前，皇帝亲自或者派遣官员先到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向天，地，祖先等通报一番。
典礼的当天，皇家侍卫严密驻守紫禁城各道大门。
天还没亮，王公大臣都已经穿戴朝服，依次进入紫禁城。
太和门外，陈设着皇帝的步辇，太和门屋檐下，陈设着丹陛大乐的乐队。太和殿屋檐下，陈设着中和韶乐的乐队。
太和殿广场东西两侧，陈设着旌旗，伞盖等卤簿仪仗。
太和殿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了。
大学士会同礼部官员进入太和殿，分别将皇帝登极的诏书，写有贺辞的表文，笔墨纸砚等放置在不同的桌案上。大学士到乾清门取出皇帝玉玺，送到太和殿皇帝宝座正南方的桌案上。
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八岁的玄烨身穿白色孝服，在乾清门内，父亲顺治的灵位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把自己即将登极的消息亲口禀告。接着，来到乾清宫侧殿更换皇帝礼服，穿戴整齐后，再到皇太后的宫殿里行三跪九叩礼。这时乾清宫中门垂下帘子，示意先帝的丧事暂停。
天色渐亮，皇帝由乾清门左旁门出，前往中和殿。在中和殿宝座就座，那些即将在典礼中指挥引导的各级官员提前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在接下来的仪式中，他们就可以免礼，而专心忙于工作了。
玄烨终于坐到了太和殿宝座上。此后，在这个位置上，他坐了61年。
紫禁城最重要的大典，今天已经难以如实还原。而宫廷绘画中也根本没有登极大典的资料。我们在专家指导下，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有关宫廷其他典礼的画作提取素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情景再现，动画合成的方法拼接而成了康熙登极大典的盛况。
笼罩在先帝丧礼气息中的登极大典，气氛肃穆。中和韶乐和丹陛大乐陈设但并不演奏。
而当这些乐器奏响的时候，紫禁城也就迎来了重要的盛典。
对于紫禁城来说，每年都有三个最重大的典礼。
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这是新年开始的第一天，王公大臣，外国使节在这一天向皇帝进献贺辞，其礼仪程序与登极大典相似，气氛却喜庆轻松了许多。
皇帝的生日，古称万寿节，是个全国性的节日。这一天，京城的匠人们用彩画，布匹等将主要街道包装得绚丽多姿，到处歌舞升平。各地文武百官，设置香案，向京城方向行大礼。
冬至，是紫禁城另一个大节日。这一天，北半球太阳角度最低，因而是阳光照射进太和殿最深的一天。在2004年冬至日，我们采用特殊的摄影方法，记录了一年中太和殿最难得一见的景观。在冬至这一天，阳光可以反射到大殿正中的匾额上。
古人认为，冬至是阴阳转枢的日子，这一天之后，阴气渐消，阳气渐长。冬至，皇帝到天坛祭天，第二天就在太和殿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中国礼制可上溯周代。《周礼 大宗伯之职》将礼仪总括为吉礼，嘉礼，凶礼，军礼，宾礼五类。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礼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作为最高礼仪活动上演地，紫禁城的建筑处处显示了规范礼仪的作用。
试想当年一位第一次步入紫禁城参加大典的外国使节，他走过开阔而漫长的天安门广场，穿过幽深的天安门门洞，午门广场两侧的朝房使通往紫禁城的道路显得狭长。从午门侧门入宫后，眼前豁然开朗，穿越太和门一侧，他忽然看到一片极度开阔的广场，广场尽头是高高在上，金壁辉煌的太和殿。此刻，恐怕在这位使节心中，不得不由衷产生敬畏。
沿着中轴线的御道出入午门，是皇帝和大婚时皇后的特权。但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破例。
一年之际在于春。阳春三月，是一年中孕育希望的季节。而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一生的希望，也是在这个时刻孕育的。
经过层层选拔，一些读书人即将步入紫禁城。
每三年一次的殿试，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关口。事实上，所有有资格步入紫禁城参加殿试的考生，已经在先前的过关斩将中取得了贡士称号。这场在皇宫里举行的考试，会让每个考生感受到成为天子门生的无上光荣。
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份殿试答卷，考生以工整的楷书完成皇帝亲自拟定的考题，在太阳落山前交卷，卷首写有考生的年龄，籍贯，本人，父亲，祖父的名字，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之后严密封存。先由读卷大臣精选出10份最好的，在第三天黎明呈交皇帝亲自审阅，由皇帝决定最终名次。
1790年之前明清两代殿试，都是在太和殿广场露天举行，乾隆年间改在保和殿内举行，以此显示皇帝对于考生的关怀。
殿试后的第五天，是公布成绩的日子，叫做传胪。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找到了1904年中国最后一次殿试的金榜，当年共有273人参加，一些著名历史人物谭延闿、沈钧儒等人榜上有名，末代状元为刘春霖。
传胪是紫禁城重要的典礼。
康熙六年的状元缪彤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当天的情形：”当天天气微寒，五鼓时分，我和各位进士跪在太和殿前等候传胪。前一天已经有传言，某某人是状元，某某人榜眼，某某人探花。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不过是跟着参加仪式罢了。传胪开始，上面喊第一甲第一名竟是我，每喊一次名字，就奏乐一番，我怀疑听错了，不敢出列。最后是礼部官拉着我出来。于是，我和榜眼，探花三人，跟随礼部官员捧着黄榜沿着御道，从午门中门出宫。”
这一天，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走过的道路，从午门中门出宫。这一定是天下读书人梦境中最漫长的一段路。
考生们在紫禁城里倍感煎熬和光荣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这是一组表现农民在不同时节辛苦劳作的画绢。有一个中年男人的形象，出现在每一幅画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其实，他叫胤禛，是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他的妻子儿女也出现在这组《耕织图》里。
康熙重视农桑天下皆知，这本画册无疑会让父皇很开心。
心计颇深的胤禛在激烈的皇位继承大战中笑到最后，年号雍正。对于农业的关注，并不亚于父亲康熙。
在这本记录雍正皇帝日常活动的起居注里，我们发现即使贵为皇帝，每年也要作一天农民。
这是雍正六年二月中旬，全国农民即将进入耕种时节。18日，城南的先农坛开来了浩浩荡荡的队伍。祭祀先农神，是中国历代帝王的惯例。清代在先农坛东南还开辟了1700亩农田，在祭祀完毕后亲自耕种，为天下农夫作一个表率，表明天子心系稼樯，尊重农耕。
耕田时，皇帝一手扶着犁，一手举着鞭。按礼仪规定，皇帝要推三次。而雍正皇帝意犹未尽，又多推了一次。
农业国家的兴衰往往依赖于上天的恩威，皇帝自诩为天子，是人世间得到上天恩泽最多的人，而一旦上天发怒，兴风作浪起来，那第一个应该领受处罚的人，也非皇帝莫属。与上天对话，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而皇帝与上天对话的方式就是各种祭祀活动。
皇帝对于祭祀格外重视，连服装这样的细节都有严格的规定。
（嘉庆蓝色缂丝云龙夹朝袍——祭天
雍正明黄花妆缎云龙皮朝袍——祭地
康熙大红色云龙花缎皮朝袍——祭日
乾隆月白色缎绣彩云金龙夹朝袍——祭月）
宫廷祭祀共有80多种，分大祀、中祀和群祀三个等级。
大祀多为皇帝亲自祭拜，中祀一部分由皇帝亲祭，大部分派官员祭祀。而群祀，则完全是由官员代劳了。
绝大多数祭祀都是几千年一脉相承而来。当祖居关外的满族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一种新的祭祀活动便出现在皇城之内。
坤宁宫祭神，是清代紫禁城中最为频繁的祭祀。这座明代皇后的寝宫，被紫禁城的新主人改造成祭祀众神的场所。
坤宁宫内，今天还保留着关帝的画像，每天早上都要祭祀。清人崇拜关帝，八旗将士把他视为保护神，每次战斗前都要祭拜，认为是他赐予了战无不胜的力量。
坤宁宫晚上的祭祀一般下午四点前后开始，祭的都是满族，蒙古族的神，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清代皇室祖先流传下来的萨满教祭神仪式。
坤宁宫东北角有一间小屋，在清代门前有制作打糕的用具。而小屋内，是一座灶台，灶台上有三口大锅。每次祭神，都要在神位前杀猪，在这里用清水煮熟，再向神贡献。
亲自主持坤宁宫祭神后，皇帝会率领王公大臣吃祭神肉。据说神肉没有任何调料，吃肉对于王公大臣来说，是一件苦差事。常有人偷偷在袖子里藏一点盐，来度过难关。
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重视祭祀，在对上天、祖先和万物的敬畏背后，更重要的是对江山永固的虔诚祈祷。
然而，这种祈祷，并不能保佑一个王朝长治久安。
当明朝在天灾与战乱中风雨飘摇的时候，白山黑水间，一直新兴的力量出现了。
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将士们，最终征服了庞大的明帝国。当努尔哈赤的孙子坐在紫禁城宝座上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种成熟而强大的文明形态。
没有多久，紫禁城的新主人，就已经完全融入到传统文明中来，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仪之法，又支撑起大清王朝统治的根基。
作为国家运行指南的各种典章制度，在清朝像他的前代一样完备复杂；而在紫禁城中上演的各种典礼仪式，在清朝更是空前的庄严盛大。
公元1793年，紫禁城的主人是古夕之年的乾隆皇帝。他被称为盛世的统治已经到了第五十八年，乾隆显然对自己非常满意，他称自己为”十全老人”。他身边的人正忙着为皇帝第八十三岁生日做准备。万寿节是国家三大节之一，不仅举国同庆，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要赶来祝贺。与往年不同，在这一年的生日庆典上，将出现一群与众不同的客人,历经千年几近完美的礼仪制度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元1793年夏天，一支来自英国的船队驶进中国舟山群岛的定海港口，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着庞大的使团，以为乾隆祝寿之名进入中国。
英国使团成员在日记中纷纷记录了他们来到中国的第一印象。而随行画师亚历山大的作品也让今天的人们见到了1793年的中国。
——”这里的房子最高只有两层，曲线优美的屋顶，而且居然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个国家一定很安全。”
——”处处都是令人吃惊的忙碌景象，中国没有闲人，也看不到一个乞丐。数以千计的穷人愿意用肩膀抗运车子所无法装载的东西。”
——”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
——”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先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家族成员之间从不中断往来，叔叔会对侄子说：„亲人之间，不必客气。‟”
很快，中国人生活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动作也让英国人迷惑不解。
英国使团正使马戛尔尼这样写道：
“一名中国领航员和他的几名同胞上船帮助我们。他们非常好奇地参观了船上的一切设备。当他们在会客室里看到他们皇帝的画像时立即跪下，十分崇敬地磕了好几个头。那画像是20几年前一个商人带回英国的。这很有趣，一个去过中国的医生先前告诉我，大使必须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为了英国的荣誉，我不会那样做。”
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会双膝跪地的英国人自然无法理解叩头，在中国礼仪中的意义。
英国使团不肯向皇帝下跪的消息传到了紫禁城。
乾隆皇帝很不高兴。责令大臣尽快教会英国人叩头礼仪。
叩头，是每一队首次访华的外国使节都会接受的必修课。可惜，这一次来的，不是天朝恭顺的学生，而是正在飞速上升，并坚信自己才是世界霸主的英国。
马戛尔尼带来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这是他的资本，他希望中国人会被吸引，会大量购买他们的产品。礼仪之争，不过
第三篇：大型电影纪录片《丰碑》解说词
大型电影纪录片《丰碑》解说词
这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曾经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郭金梅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1997年8月22日这一天,她起得特别早,带领全家人在院子里搭设了一个小小的灵堂,按照太行山的习俗纪念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93岁的生日｡
50多年前,当郭金梅还是个小媳妇的时候,就与在这里领导抗日斗争的邓小平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和许多农村妇女一样,郭金梅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但她却牢牢地记住了邓小平的生日｡
岁月如梭,83岁的郭金梅如今已是耳聋眼花,但在她的心中,邓政委依然那样年轻,就如同巍巍太行,他是中华民族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片名:丰碑———江泽民题)
(字幕:1997年10月9日)
深秋的一天,我们走进了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五号一所院落,这是邓小平最后20年居住的地方｡
芳草萋萋,似乎还依稀可觅老人最后的足迹;
池苑依旧,鱼儿仿佛还在期盼着老人再来观赏喂食;
绽开的红石榴,也在静静地等待着老人前来摘取｡
半年过去了,书房里的摆设依然如故｡这些孙辈们送的礼物,爷爷生前最为心爱,曾经陪伴着日夜操劳的老人｡
桌上的台历,却永远地停留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悲伤的日子｡
(深夜,长安街､天安门､301医院)
播音员画外音:
“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就在这所医院里,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夫人卓琳携全家来向亲人做最后的告别｡
这些年轻的医务人员和警卫战士,伴护着邓小平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历程｡此时此刻,他们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情感｡
巨星陨落,九州同悲｡在这春寒料峭的2月里,亿万中华儿女都在心中呼唤着同一个名字,这是一个属于长江､属于黄河､属于中国的伟大的名字｡
(渠江,牌坊村)
渠江呜咽,哀思绵绵｡
77年前,邓小平从这里离家而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今天,牌坊村的乡亲们扶老携幼来到邓家老院子,悼念亲人｡
小平,家乡人民想念您,无时无刻不在盼望您能够回来,再看一眼家乡的山山水水｡
小平,今天,乡亲们等着您,祈盼您老人家早日魂归故里｡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就诞生在这张床上｡1920年,16岁的邓小平走出巴蜀壶中之地,踏上了革命的征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半生戎马,战功卓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作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进行了艰辛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作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富强､民主､文明的康庄大道｡他为人民军队和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93年的风雨历程,犹如一部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壮丽辉煌的史诗,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对新疆维吾尔族著名舞蹈家玛丽耶娜来说,1988年是难忘的｡她来北京参加第五次全国文代会,见到了邓小平,并且亲手为他戴上了一顶维吾尔族小花帽｡
维吾尔族舞蹈家玛丽耶娜:“正好我们后面的书记对我说,邓小平主席从前面来,看见邓小平来的时候,你就往前冲,给他戴个帽子｡当时我木住了,书记在后面说,你跑啊,跑啊｡我就跑到了邓小平前面,用我们维族话说了一句,祝福您｡邓小平主席对我说,好､好,谢谢｡我一看我已经哭了,我工作38年,第一次非常非常的高兴｡”
(广西右江)
67年前,红七军老战士牙美元就是从这里护送邓小平去河池领导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今天,这位94岁的老人来到了红水河边,慢慢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他说:“在行军途中,邓政委一边走,一边给我讲革命道理,他还教我学会了一首红军歌｡这首歌我一直唱了70多年｡”
“谁是革命主力军,我们工农兵;工农和士兵,原来一家人„„”
(全国各地悼念邓小平场景)
如山的鲜花,止不住的泪水,诉不完人们对老人家的感激与爱戴;
跪拜苍天,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让老人家与我们一起续唱那首《春天的故事》,共享那“万紫千红的春天”｡
国旗低垂,悲恸浓浓地笼罩着天空,泪雨洒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在这个寒冷的2月里,一个伟人的逝世,把12亿颗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2月24日,是邓小平遗体火化的日子｡天刚蒙蒙亮,人们就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从五棵松到八宝山不足3000米的道路两旁,凛冽的寒风中伫立着10多万悲伤的群众,静静地等待着为敬爱的小平同志送上最后一程｡在人民心中,邓小平这三个字所显示的内容与包含的意蕴,此时此刻在十里长街得到了最好的验证｡
他走了,他的遗爱洒满了这条长街,点点滴滴注入了人民的心头｡
和着灵车内的阵阵哀乐,小平同志过来了｡他过来了,带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爱,他踏上了在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段路程｡
花山人海哀思重,群情默默以当歌｡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13年前,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以床单作纸,布头代笔,向着全世界展示了这条不朽的横幅:“小平您好”｡这承载着历史经典的精彩一幕,深深地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永远地印记在中国人的心间｡
13年过去了,长安街又一次记下了历史的一幕:“小平走好”｡在这春天的早晨我们送您上路,祝您老人家一路平安｡
这是共和国举行的葬礼,这是人民举行的葬礼!这是人民给予自己领袖的最高荣誉｡一个人只有把他的全部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国人民,他的死才会给中国人民留下一个悲伤的日子｡
(八宝山告别)
代表12亿中国人民,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敬爱的小平同志作最后的诀别｡
安息吧,小平同志!
(人民大会堂迎骨灰场面)
小平同志,您没有走｡伴着这浓浓的夜色您又回到了人民中间,回到了您曾经日理万机的老地方———人民大会堂,这是您最熟悉的工作场所｡
这里的每一块红地毯,都印记着您永不磨灭的足迹｡
这里的每一间会见厅,都回荡着您的朗朗笑语｡
您那熟悉的身影,永远地留在这神圣的殿堂里｡
盖上一面鲜红的党旗,这是您终身的伴侣｡无论您走到哪里,这面旗帜上都将永远镌刻着您的名字｡
邓小平的逝世,震惊了整个世界｡各国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发表悼念文章,缅怀他对世界的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盛赞他是20世纪最后25年里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伟大人物,是受到世界人民尊敬的史诗般的英雄｡
2月20日,联合国大厦前海蓝色的联合国旗帜半悬在中央旗杆上,表达着185个会员国对一代伟人的敬意｡
安理会举行正式会议,全体人员起立默哀一分钟｡
世界政界要人纷纷撰文或发表演讲,高度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邓小平的逝世是全世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国际社会来说都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国际社会需要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没有中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就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重大作用｡”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我认为,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伟人之一｡我相信,历史将记载这位作出杰出贡献的政治家｡邓小平为改善中国人民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使中国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强国｡同时,他也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设计师｡”
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此时此刻,我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我多次见过邓小平,他敏锐的头脑､致力于中国的团结和统一的决心,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曾饱受欺凌,邓小平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贡献了一生｡”
(莫斯科郊外“邓小平街”)
莫斯科,是邓小平一生中到过最多的一个外国城市｡为了表达对这位伟人永恒的纪念,莫斯科人把在郊外60公里处新建的斯拉维诺小区的街道正式命名为“邓小平街”｡
邓小平街一号的户主告诉我们:“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用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邓小平是一位伟人,他的全部目标就是要使每一个中国公民生活富裕自由｡我们是邓小平主义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因此,我们把这个小区中的主要街道用他的名字命名｡邓小平的杰出思想,不仅 4 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也为俄罗斯人所理解｡我的意思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现代化道路非常合理,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成功,我们为中国人民感到高兴｡”
1997年2月25日,鉴于邓小平同志的特殊功绩和全国人民的愿望,万人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人民大会堂,邓小平追悼大会)
江泽民: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极其沉痛地悼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一组场外收看镜头)
江泽民:
“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小平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邓小平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邓小平同志永垂不朽!”
1997年3月2日,一架银色的专机载着邓小平同志的骨灰,飞向了祖国辽阔的大海｡
81岁的卓琳老人手捧着骨灰,久久不愿松开,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小平的名字｡
她怎能忘记,是抗日的烽火把他们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她怎能忘记,她与小平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一起度过的58个春秋｡
骨灰撒大海,鲜花送伟人｡
苍天动容,大海呜咽｡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这里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这里是他人生旅途的归宿｡
93年,如同一朵生命的浪花,从故乡的渠江流入嘉陵江､长江,穿云雾,过三峡,奔腾而下,在无垠的大海中,他获得了永生!
(放映室里的历史镜头)
20世纪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从屈辱中崛起,从贫穷步入小康的艰苦奋斗史｡这些珍贵的历史镜头,记录了一个国家由衰到兴的发展过程,跳动着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时代脉搏｡
百年沧桑,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毛泽东领导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生活,显示了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光明前景｡
追寻历史的轨迹,我们看到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几年里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伟大人物,他就是邓小平,一位辛勤耕耘的老人｡
(邓小平植树)
邓小平的最后20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最为自豪的一个历史新时期｡为了实现民族振兴的雄心壮志,邓小平呕心沥血,奉献了他全部的经验､智慧和精力｡
人们不会忘记,正是在经历了那场十年浩劫之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邓小平｡那一年他已经73岁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人民心灵都遭到严重创伤的烂摊子｡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坦露了他的心声:
邓小平:
“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是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历经坎坷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为领导一场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的的新的革命进行了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
(邓小平出国考察)
1978年是中国的马年｡这一年,邓小平马不停蹄,一路风尘,频繁出国考察,在世界许多国家刮起了一股“邓小平旋风”｡他所到之处,都以超出寻常的兴趣认真听取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先进经验,详尽考察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最新动态｡中华民族怎样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通过反反复复的比较和思考,他看到了中国的差距,也设计了中国的未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党开始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由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抒情,春回大地,盎然生机,音乐声中响起一段邓小平画外音)
邓小平: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路是人走出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崭新课题｡没有经验可循,更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锲而不舍地探索｡为了找到一条健康发展的科学道路,邓小平来到了人民中间,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川大地,留下了一串串的脚印,也留下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原四川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毕清林:“1980年,他来到峨眉山,我们考虑到他的安全起见,准备采取封山,分段封山,一段一段地封山｡当他知道以后,他不同意｡他说,我们也是游客,人家也是游客,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不要因为我们来了,把游客挡到外边｡当他住下来之后,他又把我们找过去,说:我们住下了,人家游客住下了没有,游客有饭吃没有,你们亲自去看一看｡那个时候已经是十点半了,我们下去看到人家群众已经吃了,睡下了,回来之后给他做了报告,这个时候,他听了之后,他才放心了｡从这件事情来讲,是我终身难忘的｡”
原四川省峨眉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田家乐“那是:1980年的7月6日,我们陪小平同志视察这个山,快走到清音阁时,就碰到一个老太婆,就跟小平同志打招呼了:老人家,您得福啊!小平同志说,大家得福嘛!这个老太婆没有认出是小平同志,后来另一位同志和小平同志打招呼了,老太婆一下子知道是小平同志,就转过身来,拉住小平同志的手说,啊呀,你是活菩萨呢!就要跪下去｡小平同志把她扶起来,问她,老人家,多大年纪了?她说:76岁了,小平同志说,啊呀,我们两个人是老庚呀!老庚,四川话就是同年,小平同志问她:生活如何?老太婆说:啊呀,比过去 7 好得多了,现在生产队把生产责任制都放在我们头上,还不大干,政策这么好,托你老人家的福呀!”
(新疆､毡房､牧场)
83岁的哈萨克族牧民哈斯木永远不会忘记1981年邓小平到他的毡房里作客的情景｡他说,邓小平一进毡房就问寒问暖,问我们生活怎样,鼓励我们勤劳致富｡临别时,他还送给我一块砖茶｡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邓小平来的时候,我们全家只有一头牛､几只羊,住的是毡房｡现在,我们家养了20多头大牲畜､几百只羊｡我们多么希望小平同志能再来看看我们的新生活啊!
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奔向现代化,是邓小平精心设计的三步发展战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倡导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引导8亿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小平同志对内地的发展很关心,对中原地区广大农村什么时候达到小康时刻挂在心上｡他多次到内地来视察,一个省一个省的算账,他说,我对这件事情最感兴趣,8亿农民都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河南地处中原,河南算的账,是中原标准,很有代表性｡20年来,河南和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及全国的农村一样,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广大农民在自己的经历中确实感受到:所有这些都是靠邓小平理论指导的结果｡广大农民永远怀念邓小平同志,十分感激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书房,书架上长征2号火箭模型)
在邓小平的书房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他喜欢的物品｡书架正中央的这枚火箭模型,他生前十分珍爱｡因为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长征2号捆绑式火箭,代表着中国的高科技水平｡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科学技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他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用好人才｡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
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中国科技界有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们过去也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听了小平同志的话就感觉到,小平是他们真正的知己,士为知己者死,听了小平同志的话以后,觉得以前所受的一切冤屈都烟消云散了,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国家｡”
发展中国的高科技,是邓小平极为牵挂的一件大事｡他非常关心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工程建设,从立项､奠基到技术､人才的各个环节都亲自过问｡1988年10月24日,对撞机实验室建成,他兴致勃勃地来参观,他说,中国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越高越好,越新越好｡
邓小平:
“如果六十年代,我们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地位?确实没有｡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落后,搞这个工程也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领域,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这个东西呀,你不参与,你就不能加入发展的行列｡这个落后很难赶上｡现在我们本来就有些落后,但是,不是一切都落后｡”
在知识分子的心中,邓小平是最亲近的知音｡数学家陈景润在最困难的时候曾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帮助,这段交往在科学界广为流传｡
陈景润夫人由昆:“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快一年了,但是他老人家多年来对陈景润以及我们一家的深情厚意,这种恩情,我们永远记住｡1983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结婚三年了,但我们还是两地分居｡还有再就是住房问题,那时候住房比较紧张｡还有我先生科研任务比较重,身边没助手｡小平同志知道这件事以后,亲自批示｡在一个星期之内,三件事就都解决了｡我们想,小平同志是国家的领导人,他对国家大事,日理万机地操劳,他还要对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操心,当时景润非常激动｡我一回来他就告诉我,你知道吗?你调来是小平同志调的,批示以后调来的｡他说,我们以后一定要拼命去干,以致他后来生病的时候,他还是那么拼命｡”
其实,早在70年代中期,当陈景润还戴着白专典型的帽子艰难地摘取哥德巴赫猜想王冠的时候,就得到过邓小平的关怀与鼓励｡他说,中国能有一千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从那以后,振兴中华的共同使命把一位政治家和一位科学家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
由昆:“如果景润和我们这一家没有小平同志这种亲切关怀,很具体的事情都给我们解决,景润不会有今天,我们这个家也不会有今天,可以说景润不会坚持到63岁｡小平同志去世后,我就跟失去亲人一样痛苦｡别人很难体会到的,别人很难理解一个伟人能跟一个普普通通知识分子家庭这种关系,只有我们自己能体会到,以致我的先生,他就是到最后累死了也心甘情愿｡去年小平同志去世的时候,我还想如果我先生在的时候,景润在的时候,知道小平去世他会随他去的,他会这样的｡”
(邓小平在火车上看报纸､工作)
自7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在这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怎样才能抓住机遇,加速中华民族的大发展,使中国尽快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滚滚潮流,邓小平费尽了心思｡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寻找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突破口,邓小平把目光深情地投向了南海之滨的一片热土｡1979年,在他的倡导下,党中央作出了一项令整个世界耳目一新的重大决策:杀出一条血路来,兴办经济特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从那以后,经济特区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这位老人的心｡1984年和1992年,邓小平两次前往经济特区视察工作,对特区的发展作出了许多事关全局的重要指示｡
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至今还印记在特区人的心里｡
那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还令特区人回味无穷｡
《南方日报》摄影记者梁伯权曾多次参加邓小平视察经济特区的报道工作,他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梁伯权:“1984年,小平同志去视察深圳特区之后到珠海,住在中山温泉｡中山温泉后面有一个小山,小山不是很高,但是对于80多岁的人来说,就不简单了｡所以他一口气一直上到顶｡小平同志上来以后呢,就在这个地方,是要往前走呢,还是往另外一条路走呢,这里的市领导和保卫人员就希望他走回原来上山的路,但是后来他停了一下说:我不走回头路｡很坚决地就往这边走了,这边确实很难走,路很陡｡这说明他这个人的性格,做事情很坚定,很坚决,不走回头路｡”
改革开放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才能找到光明的前景｡邓小平的两次视察,都是在特区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各种各样的议论,他一踏上特区的土地就顾不上休息,在这艘渡船上,他听取汇报,发表意见,两个多小时竟然没有顾得上喝一口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在广东视察的时候,我陪同他,使我有很深很深感受,可以说,感受很多｡小平同志自己讲,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在他的身边,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这个伟人确确实实地深情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呢?因为小平同志一直在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人民的生活,关心我们的社会经济怎样加快发展｡一路上听到小平同志的教导,我对他确实是衷心敬佩和爱戴｡”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经济特区,就没有特区人的今天,这是特区人民的切身体会｡这幅画像凝聚着特区人民对邓小平的一份特殊的情感｡如今,许多来到深圳的人,都会在这幅像前留个影｡这幅画像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象征｡
(上海)
上海是中国沿江地区改革开放的龙头｡上海的发展在邓小平的心中举足轻重｡从1988年至1994年,邓小平曾连续7年来到上海过春节,浦江两岸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售货员马桂宁师傅的心里永远珍藏着一段美好的回忆｡
全国劳动模范马桂宁:“那是1992年元宵节的晚上,老人家南巡经过上海的时候,那天晚上就到我们这个商店里来了,小平同志在商场里转了一圈以后,就到我这个柜台里来了,来了以后我就给他介绍文化用品,当时我给他介绍了很多商品,铅笔等等｡小平同志很高兴｡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呢,他拿出十块钱要买四支铅笔,四块橡皮,当时我也很高兴｡小平同志的生意能做成,我也很高兴｡把它包起来以后放在塑料袋里,很尊重地交给小平同志｡当时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同志说了,爸爸,今天是你解放以后第二次买东西｡”
(烛光晚宴)
这温馨的除夕之夜,把一位老人与一座城市融在了一起｡就在这看似轻松的烛光晚宴上,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上海的大发展,滔滔不绝的依然是对上海的殷切希望｡
开发浦东,是邓小平经过长期的考察论证作出的一项事关上海命运与前途的重大决策｡他每一次来到上海,都对浦东建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把浦江两岸连成一片,形成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现代化大城市,是老人的一个心愿｡
上海的建设者们永远忘不了邓小平对建设南浦大桥的关怀｡
桥梁专家朱志豪:“要在黄浦江上造大桥是几代人的梦想｡1992年小平同志到南浦大桥上来了,他在桥上走了,也在大桥上看了｡后来他就问我,他说,你们这个大桥是不是世界上第一呀｡我说,这个大桥是目前世界上老二｡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桥梁是杨浦大桥,现在已经开工了,到时候请您再来｡到了1994年3月份,小平同志又来到杨浦大桥,那一天风很大,又在下雨,他还是坚持要下来｡在走的过程当中,我跟他说了,小平同志,您为我们杨浦大桥的题词现在都已经挂在上面了,他往上一看哈哈笑了｡接下来他在桥当中拍了照｡我说现在杨浦大桥是目前世界上跨度最大的斜拉桥,而施工周期只花了两年零五个月,速度也是最快,质量也是很好｡他听了以后非常激动,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感谢上海造桥职工,感谢上海工程技术干部’｡”
“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这是邓小平对上海的期望｡在他的设计中,上海应该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我记得1994年的春节,也是他最后一次在上海过春节,离开上海的时候,火车快要开了,小平同志又把邦国和我叫到车上谈了10分钟｡他跟我们说,你们上海一定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90年代,这是你们上海最后的机遇｡这是对上海人民的嘱托,对上海人民的期望,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所以每当想到这些,感到有说不出的怀念｡”
解说词(祖国新貌)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仅仅十多年的光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古老的中华大地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深刻变化,神州上下到处喜气洋洋｡
中国变了,变得红红火火,变得年轻力壮,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希望｡
祖国年轻了,邓小平却渐渐地老了｡
1989年11月9日,北京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一天,邓小平起得很早,他要在今天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退休｡
他的女儿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道:
9点多钟,办公室主任前来向爸汇报正在召开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爸退休的讨论情况｡他告诉爸爸,与会同志逐渐理解了爸退休的决心和意义,今天下午将进行表决,晚上由新闻公布｡
爸听后十分高兴,说:总之,这件事可以完成了｡
下午3时,全会经过表决,通过爸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
4时许,爸驱车前往人民大会堂,和参加全会的同志一起照相｡
当爸一行人走进大厅时,掌声骤起｡
爸满面笑容地站在麦克风前,他说:
“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衷心感谢全会,衷心感谢同志们｡”
随后,爸与参加和列席全会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在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泽民同志一直把爸送到门口,他紧握住爸爸的手说: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夜幕渐渐降临,而我家却是一片灯火通明｡
四个孙子､孙女送给爷爷一个他们亲手赶制的贺卡,上面贴有四朵美丽的蝴蝶花,代表他们几个孙辈｡卡上端端正正地写道:愿爷爷永远和我们一样的年轻!在餐厅淡蓝色的墙壁上高高地贴着一排鲜红的字:
1922———1989———永远
爸望着这一排字,脸上浮现了深沉的笑容｡
和许许多多的老人一样,晚年的邓小平喜欢散步｡据他的家人介绍,退休以后,邓小平每天坚持在院子里走16圈,自己数数,一点也不打折扣｡在养鱼池边休息片刻,是老人最为惬意的时候｡
邓小平喜欢树木｡刚来的时候,院子里只有四棵树,现在的这些树大部分都是他们搬来以后栽下的｡因为邓小平和卓琳都属龙,孩子们把这两棵并排在一起的松树称为“双龙树”｡
这张桥牌桌,留下了邓小平晚年向自己智力挑战的记录｡他酷爱桥牌,叫牌准确,技艺精湛,往往出其不意,令对手深为赞叹｡他说,我能打桥牌,证明我脑子还行｡
邓小平喜欢在大海中游泳,他总是希望能在海中多呆一会儿,往往经工作人员反复劝说才肯上岸｡他说,我能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90年代以后,尽管他体力不支,依然迷恋大海,即使绑上救生圈,也要在大海里游上一刻｡
邓小平热爱家庭,喜欢和家人们在一起,尤其喜爱孩子｡孙儿孙女有了矛盾,也会找爷爷来调解｡他是一位伟人,也是一位慈祥可亲的老人｡看到孩子天真活泼的举动,他总是那样的开心｡
退休后,邓小平仍然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大事｡他说: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
面对世纪之交风云变幻的复杂形势,年迈的邓小平默默地奉献出他最后的精力｡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我们党顺利地实现了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保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全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妥善处理了国内和对外关系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
“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着国内国际复杂的形势,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从而保证了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取得了健康发展｡十四大提出了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武装全党,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央还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二十字方针｡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我们的国家出现了很好的形势｡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他所绘制的分三步走的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定能够得到实现｡”
对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卓有成效的工作,邓小平感到由衷的欣慰｡
邓小平:
“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作出的正确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1992年的春天,88岁的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这是一位世纪老人的政治嘱托｡在他的晚年,一直珍藏着两个心愿:他想活到1997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想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
谁也没有想到,当1997年的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心愿变成了遗愿｡
在四川郫县制鞋厂,工人们引以自豪的是邓小平多年来一直穿着他们缝制的布鞋｡
郫县唐昌制鞋厂厂长余腾清:“小平同志喜欢穿布鞋,从1993年起我们给他做了30多双鞋｡在去年(1996年)12月份又给他做了5双,准备香港回归的时候,他老人家穿上这鞋,到香港去｡
我们还没有送去他就逝世了｡我们感觉到,他老人家没有穿上这鞋到香港土地上走一走,我们心里非常难过,好多职工都哭了,声音都哭出来了,他没穿上这鞋,我们心中相当难过,他哪怕穿一次也能了却我们的心愿｡”
650万港人都知道邓小平晚年的这个心愿,他们都在期盼着心愿成真的这一天｡苍天无情,就在离这一刻还有132天的时候,老人走了｡
太平山低首,香江垂泪｡
通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路上,排满了自发前来吊唁的市民｡
灵堂内,多少人凝视着小平的遗像含悲洒泪｡
小平先生,您还记得吗,您第三次复出首次露面就是观看京港足球友谊赛,今天,我们给您献上一只足球,好让您在九泉之下还能目睹我们的比赛｡
小平先生,您不是说要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吗,送上一份香港交通图,好让您熟悉熟悉香港的大街小巷｡
络绎不绝的人群,绵绵不尽的哀思｡
“诚愿邓伯伯的爱国魂长护中华民族,我们定与伯伯的浩气长存”,这是普通港人的共同心声｡
从2月20日下午到24日晚上,有45000名香港各界人士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灵堂表达对邓小平的哀悼和敬意｡
邓小平:
“我争取活到1997年,在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邓小平同志对香港问题是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另外,他对香港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在1990年1月,他会见香港人士就提出来,我希望能够活到1997年,到时候香港回归,我能够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他特别强调自己的土地上｡在今天香港回归以后,他老人家没有能够实现直接去看,但是全国人民都知道这件事,同时也已经告慰他老人家,我们大家永远怀念他｡而且他作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开创者､奠基人,是永远值得我们大家怀念的｡”
(字幕:1997年7月1日零点)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
从这一刻起,香港这个与祖国分离了一个半世纪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母亲宽广而温暖的怀抱｡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世界的目光在这里聚焦｡
飘扬了百年的米字旗在这里缓缓落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紫荆花绽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相伴下冉冉升起｡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奏响了香港新纪元的序曲｡
这是一个欢庆的夜晚,也是一个思亲的夜晚｡
江泽民:
“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我们正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指明的方针,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终于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香港迈向新纪元的时候,我们怀着无限的敬意,追念最尊敬的邓小平先生｡80年代初,经济增长迅速,香港人生活满足之余,焦虑不安地关心着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香港前途｡邓小平先生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驾驭时代的宏大气魄,创造性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圆满解决了香港的前途问题｡
今天我特别高兴,卓琳女士能够来香港参加回归的盛事,我们对卓琳女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敬意!”
邓小平:
“我争取活到一九九七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回归后的香港繁荣稳定,祥和美好｡
香港男市民:“回归以后呢,几个月以来,大家看到百闻不如一见,都一样,就是马照跑了,舞照跳了｡”
香港女市民:“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跟以前比没有很大变化｡等一会儿,一块去喝茶,国事､家事､朋友事,大家一起谈｡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研究研究｡你看我们大家都是笑口常开,越活越年轻｡”
1998年新年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特区成立了超过半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操作得很正常,1997年下半年亚洲的金融**也冲击了香港,还好香港的经济基础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还是站得很稳,这是基于两个最重要的理由:第一香港始终有国家作强大的后盾,另一个理由,就是‘一国两制’,保持了香港的社会经济制度,保持了香港市民习惯的生活方式,保持了香港人对香港的信心,因此确保了香港的繁荣安定｡
我相信全体香港市民,一定会拿出负责任的态度,建设一个更好的香港｡”
绚丽的礼花在夜空中绽放,这是百年乐章中辉煌华彩的乐段,这是12亿人口的国度庄严盛大的庆典｡一位世纪伟人曾和我们相约在今晚,是他设计､策划了这一天,是他用心血和智慧描绘了这一天,他最应该加入我们的行列,和我们一起狂欢｡今夜,我们等您亲手点燃这欢庆的彩灯｡等您,盼您,想您,今夜您就在我们中间｡
欢庆香港回归的礼花刚刚熄灭,党和国家又迎来了政治生活中的一件盛事｡金秋季节,中 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什么?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聚集到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
江泽民:
“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确定这样的主题,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
“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前面的路并不都是平坦的,还会有各种困难和风险,包括可以预料的和难以预料的,来自国内的和来自国外的,经济生活中的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无论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能动摇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坚定信念,而只会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个理论去克服困难,战胜风险,胜利前进｡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
20世纪就要过去了｡回溯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艰难历程,老百姓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人民改革开放的幸福生活｡敬爱的小平同志,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怀念您,感谢您,爱戴您｡您的风范是一面镜子,您的理论是一面旗帜,您的业绩是一座丰碑｡
字幕: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邓小平
《光明日报》
〔19980217№B〕
第四篇：12集大型历史纪录片《故宫》全文解说词
12集大型历史纪录片《故宫》全文解说词
书籍简介
12集《故宫》将从故宫的建筑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和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历程等方面，全面展示故宫辉煌瑰丽、神秘沧桑的宫殿建筑，丰富多彩、经历传奇的珍贵文物，讲述不为人知、真实鲜活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触摸历史跳动的脉搏，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前所未有的鼎力之作
豪华震撼的视听盛筵
目录
△第一集 肇建紫禁城
△第二集 盛世的屋脊 △第三集 礼仪天下
△第四集 指点江山
△第五集 家国之间
△第六集 故宫藏瓷
△第七集 故宫书画
△第八集 故宫藏玉
△第九集 宫廷西洋风
△第十集 从皇宫到博物院 △第十一集 国宝大流迁
△第十二集 永远的故宫
第一集 肇建紫禁城
厚实凝重的文化享受 全面系统的文明检阅
本集简介：
一座城市兴起的开端；
一个国家转折的焦点。
本集内容是紫禁城建造历史的展示，在历经百年的规划、设计与修建中，也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大的历史震荡，本集将告诉你这座经典的古代历史文化遗存是怎样诞生的。
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在历史中创造了伟大的文明？
公元1403年1月23日，中国农历癸未年的元月一日。这一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依然延续着自古以来的传统，度过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农历元旦。
这一年，人们收到的类似今天的贺年卡上，不再有建文的年号了。建文帝4年的统治，在一场史称靖难之变的战争后，成为了往事。
公元1403年的大年初一，大明朝第三个皇帝朱棣，正式启用永乐作为自己的年号。这一年为永乐元年。年号的更替，随之带来的将是这个王朝的更多变化。
永乐元年，明朝的首都在今天中国南京。这座六朝古都自东汉时代起就被认为有王者之气。明太祖朱元璋将都城定在这里，并集中国两千年宫殿建筑之精华，建造了皇家宫殿。今天这座宫殿仅留下了这些遗址，但仍不失当年的气魄。
而此时的北京城在大明的版图上，还是朝廷的一个布政司，叫做北平。这里人烟稀少。朱棣11岁时被封为燕王，他和他的旧部们熟悉这里，对这个地方充满着感情。
永乐元年的农历正月十三这一天，朱棣按祖制祭祀完天地回到皇宫。当君臣们相聚一堂时，一个叫李至刚的礼部尚书，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以为北平这个地方，是皇上承运龙兴之地。应该遵循太祖高皇帝，另设一个都城的制度，把北平立为京都。永乐皇帝，当即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将北平升为北京，成为王朝第二个京都的一道圣旨昭告了天下。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而一座伟大宫殿将由此诞生。
刚刚登基不久的永乐皇帝，用这样一道圣旨昭示天下，表达自己治理天下的理念。
从目前看到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公元1403年的朱棣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而不安的气氛中。作为一个从侄儿手中夺取皇权，刚登大极的皇帝，他面临太多棘手的问题。对反对他的建文帝旧臣的杀戮仍在继续。
杀了很多人以后，朱棣感到十分不安。他也曾询问身边的一位大臣茹常，我这样做会不会得罪了天地祖宗？
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攻入南京城时，他的侄儿建文帝就在一场大火中神秘失踪，生死不明。尽管他按天子礼仪，给这位侄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后世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当时被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本人。真正的建文帝，很可能已经逃亡在外。这件事成为朱棣最大的一块心病。
之后有一天上朝时，朱棣差点被御史大夫景清刺杀。
此事之后，朱棣在南京城里经常做恶梦。他或许更加强烈地开始怀念他的故地北京。
站在南京皇宫的遗迹中，我们不难想像，曾经在北方生活多年的永乐皇帝，可能越来越不喜欢住在南京。他开始谋划将第一京都迁往北京的行动。
很快当年的5月份，在一次临朝时，他对大臣们说，北京是我旧时的封国。有国社国稷，将实施国都的礼治。然而皇上的建议，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从那以后，朱棣谨慎了很多，他开始以迂回而秘密的方式，为迁都进行系统而缜密的准备。
公元1403年，由北平刚刚改称为北京的城市里，突然多了很多来自江浙等地的南方人。他们得到朝廷的应允，迁至北京，即可获得五年免缴税赋的优待条件。这些人普遍比较富有，很快便在北京做起他们以往在南方所经营的生意。同时在北京的郊区，也多了很多农民开始垦荒种地，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开始了。
当浩浩荡荡的移民队伍涌向北京时，在距北京万里之遥的西北草原上，蒙古帖木儿大汗指挥的铁骑大军，已经向中原开拔。大明朝的北方又面临着威胁。
然而正当永乐皇帝，准备布防迎战时，帖木儿却突然在行军途中病故。一场大战消于无形。
公元1405年6月，东南风吹起的时候，郑和受永乐皇帝的派遣率一支船队作远洋航行。带着永乐皇帝，向世界展现大明国威的使命驶向茫茫的海洋。据说这次航行，也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公元1406年8月，当郑和的舰队浩荡行进时，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让朱棣高兴的事。我们已经无法考证，是出于永乐皇帝本人的暗中授意，还是大臣们自己揣摩上意的结果。总之在这一天的朝堂上，以丘福为首的一群大臣，建议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宫殿，永乐皇帝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于是一场浩大的工程拉开了序幕。
永乐皇帝开始派他的心腹亲信们奔赴全国各地，为这项巨大工程做准备。他们中有工部尚书宋礼、吏部右侍郎师逵、户部左侍郎古朴。
这些人即将去往的地方，是四川湖广等地的群山峻岭。他们这次要去开采的是楠木。珍贵的楠木，多生长在原始森林的险峻之处，那里常常有虎豹蛇蟒的出没。官员和百姓们冒着危险进山采木，很多人丢失了性命。后世有人用“入山一千，出山五百”来形容采木的代价。
这里是今天紫禁城太和殿的内景，当年那些被砍伐的楠木，就是被用来制作这些柱子的。那些永乐时期巨大的楠木，在太和殿里早已难见踪影，这些巨大的柱子，是后来清朝由松木拼凑而成的。
这是公元2004年6月，故宫大修进行的一次运木工程。这些巨大的木材，通过现代的运输工具运到故宫，也是一项庞杂而艰巨的工作。
那么500年前，比这些木材巨大数倍的楠木，又是怎么运到紫禁城里的呢？
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这样向皇帝描述了一次大木出山的传奇情景。有一天山洪暴发，一株大木顺流而下。遇有巨石拦路，大木发出像雷鸣一样的巨响，撞击巨石。巨石裂开大木完好无缺。后来永乐皇帝将发生这一故事的那座大山封为神木山。
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更多的木材，从川贵湖北的崇山峻岭中依靠天然的河流和修好的运河，输送到北京。
永乐时期为建造新的宫殿，而进行的采木工作，据说持续了整整13年。然而开采修建宫殿的石料，同样也很艰辛。我们在保和殿后，看到了这块故宫中最大的丹陛石。它是在明代，由一块完整的石头雕刻而成。而这样巨大的石头，是如何被运到这里来的呢？
据历史记载，这些石头都来自于北京西南郊房山的大石窝和门头沟的青白口。这里从明清两代跨越600年，直到现在还在生产汉白玉石头。我们终于在明朝史料中，发现了保和殿后那块石料的开采和运输过程。这块石料开采就动用了一万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二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28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那些同样被费尽心力，运到紫禁城的巨石，大部分都被安放在故宫中轴线的御道上。
据现在的专家学者研究，这次宫殿建设的备料过程长达近十年。
在这十年中，北京逐渐成了大明王朝疆域内，最热闹最庞大的建筑工地。这是今天我们用三维动画再现的，当年营建紫禁城时北京工地的景象。那些由此而生的著名工地名称一直保存至今。
在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中，能被历史记载下来的人，只有极少的几个。那些当年为这座宫殿付出辛劳的工匠，据说超过百万之多。他们中也不乏幸运者，有两个来自山西的工匠王顺、胡良。永乐皇帝视察工地的一天，看到他们的彩绘。皇帝扶着王顺的肩膀，对他称赞不已。
泰宁侯陈珪，公元1406年被任命为改造建设北京城及宫殿的总指挥。永乐皇帝在写给陈珪的一封诏书里说：“要善待工地上的军人和民工，饮食和作息要有规律，不要过于劳累。你们要体谅我爱惜百姓的想法”陈珪一直在北京监工，直到公元1419年去世，他没有等到紫禁城落成的那一天。
据历史记载，在参与这项工程的能工巧匠中，以老木匠金珩为首的二十多人被同时提升为营缮所丞。而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像负责石料制作的陆祥、负责工艺的蔡信，也都被历史记载了下来。
这里是现在北京的中南海。在600多年前，紫禁城尚未建成之时，朱棣的燕王府和紫禁城完工前的临时宫殿，就在这一区域的西北。
公元1409年，朱棣以巡狩的名义住在这里。从公元1409年至宫殿建成后的公元1421年，他在北京度过了5年又8个月。这使得大明朝的决策、军事和行政系统逐渐北移。跟随朱棣来到北京的一个叫王绂的画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燕京八景图》，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了那个时候北京的美景和风情。那个时期，北京逐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移民军户对郊区的屯田垦荒，使北京农业生产水平得到迅速提高。
北京对于这个王朝开始显得越来越重要。
从公元1410年到公元1414年，朱棣以北京为根据地，两次跨过长城御驾亲征，击败了多年来威胁北京的蒙古部落。在一次胜利后，他检阅了所带领的庞大军队。
就在朱棣谋划迁都北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最亲密的一个人去世了。这就是徐皇后，他们的婚事是朱元璋亲自给说合的。怎样安葬这个结发妻子呢？陵墓理应建在南京，但是朱棣却悄悄派一个大臣和一个风水先生前往北京寻找吉壤建陵。两年后，在昌平以北20多里的地方，被朱棣降旨圈为陵区禁地。
这就是今天的明十三陵。借徐皇后之死而建陵，大臣们都意识到这是皇上向他们释放的一个迁都信号。
这之后南京城里的一些大臣开始上疏，直截了当反对永乐皇帝暗藏的迁都用意。很快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及参议陈祚被朱棣谪贬到农村去当普通的农民，而其余的人只好选择了沉默。
公元1416年十一月的一天，朱棣突然诏集文武群臣，和颜悦色地与大家谈论起一个关于北京的敏感话题。皇上对北京宫殿的修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民主，而这一次群臣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不仅一致通过紫禁城尽快动工修建，还赞美起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纷纷强烈要求将明王朝的第一首都定在北京。他们说：“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朱棣多年处心积虑的迁都欲望，瞬间变成了君臣的合意。后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决定意味着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北移，中国地缘政治从此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政治格局直到今天。
这是公元2005年4月10日的清晨，在故宫博物院的宫墙内出现了这样一群工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工程，就是对这座宫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修缮，这次大修将持续19年。
在将近600年前，同样在这块地方，曾经一次性的汇集了十万名工匠，开始修建这座宫殿。他们大多来自于河南、山东、山西、安徽等地。
今天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建造这座宫殿的。也无法知道他们曾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关于这座宫殿建设的正式记载在《明实录》上有这样的几句话“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社、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至是成。”在公元1419年，关于这座宫殿的建设只能用文字记录。
而今天，我们却有幸能用摄像机记录这些影像。从这些大修的场景中，我们隐约可以捕捉到，当年修建这座宫殿的一些印记。
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不得不对历史的记载产生一些疑惑。我们同样在《明实录》上看到这样的记载:“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在今天一些研究者以此为据认为，紫禁城是自永乐十五年，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建成。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如此浩大的工程8000多座房子，即使是在今天，也是不可能用三年半的时间建成的。但是无论有怎样的争论，千百年来中国古典建筑的工程方法，却一直未有大的变化。虽然距紫禁城建成已经将近六百年，但是今天工匠们使用的建筑方法依然延续着那时的工艺。这些传统的工艺，在清代被人们概括为八大作。即木作、瓦作、石作、扎材作、土作、油漆作、彩画作、糊裱作。我们今天在镜头中所展示的工艺是在这次大修中所运用的。它和约六百年前明朝工匠所运用的手法，几乎是一样的。
在公元1420年，这座宫殿终于建成了。它是在元大都皇宫旧址上诞生的。那个元大都曾十分著名的延春阁被景山所取代，而整个宫殿建筑群由北往南延伸座落在整个北京的中心地带，成为这个王朝新的神圣之地。
这里的砖瓦木石，这里的色彩，这里的空间布局，都昭示着中国人曾经的文明意志和理念。从此这里开始历经24位皇帝和众多嫔妃皇子们的悲喜人生。开始上演中国历史中许多精彩的瞬间。
公元1421年，在宫殿刚刚建成之后，百姓迎来了那一年的农历元旦。这一天，朱棣在新落成的宫殿里，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朝贺仪式。他登上了高敞壮阔的奉天殿，接受大臣们的跪拜。朱棣和大臣们都为这座辉煌无比的宫殿所振奋与鼓舞。
不久春天到来了。那些曾经终年在北京服役的工匠民夫和军人们，甚至还有那些大牢中的犯人们，皇帝减赋免役大赦天下的诏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据说宫殿盖好之后，意得志满的永乐皇帝把一位会推算未来的姓胡的官员找来，让他算一下以后会发生什么事。胡回答说：“明年四月初八宫殿会发生火灾”永乐帝大怒，把他关进监狱，并表示到时候若不着火就杀你人头。谁都没把这个人的话放在心上，大家都沉浸在新宫殿建成后的喜悦之中。也就是在这时，永乐帝派郑和第六次率领船队出使西洋。
公元1421年5月9日这一天，天气骤变雷鸣电闪，三大殿大火突然升起真的被雷火击中了。朱棣到底有没有找官员测算新宫殿的未来，在历史上无法考证。那个胡姓官员预测的故事，基本可确立为是一种传说。而在《明史》上关于这次火灾的正确记载是这样的：“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言简意赅无更多笔墨。
永乐皇帝用近二十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建成的三大殿，只存在了三个月，就毁于天火。这对朱棣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在痛惜宫殿的被毁之外，更令他痛苦的是对自身的怀疑。朱棣敕谕文武群臣说：“奉天等三殿灾，我心惶惧，莫知所措。如果我的作为果真有不当之处，大家应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好让我有改过的机会，以回天意。” 下诏求言引发了官员们的激烈反应。一部分人都抓住这个机会指责朱棣好大喜功，指陈他迁都北京是错误决策。接着，处于惊恐与愤怒矛盾中的永乐皇帝，让大臣们跪在午门前相互辩论，还处死了一位指责他的官员。
不久之后，朱棣致力消除边患发动第六次北征蒙古的行动。但是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戎马一生的他居然从马上摔了下来，终于在北征蒙古的途中他在榆木川走向生命的尽头。
毁于天火的大明宫殿三大殿，在永乐时代没有再进行重修工作。之后的二十年中，曾经辉煌如梦境一般的紫禁城中央地带，是一片焦黑的废墟。
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正统元年也就是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即位。这位实际年龄只有7岁的孩子十分崇拜他的曾祖父朱棣，他一登上皇位就做了一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没有做成的事情——重修紫禁城。
这一年的秋天，朱祁镇下诏“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又过了五年，他正式下诏重修三大殿和乾清、坤宁二宫。下诏当日工程就正式动工。
一年半之后，拖延了十几年的重建工作完成了。
一切尘埃落定。紫禁城又完好如初，一道圣旨又昭告了天下。
北京紫禁城，最终成为中国明清两代统治天下的最高政治中心；一座世界一座世界建筑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之作，从此傲然于世；成为我们人类历史上迄今能看到的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最终成为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
然而紫禁城在重新建好后，又将面对数百年中的一次又一次灾难和重建，它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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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 盛世的屋脊
本集简介：
紫禁城在建后的二百多年里，不仅多次经历了雷雨、失火等天灾的侵害，也历经了一次改朝换代，当时间留在十八世纪时，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文明辉煌，在乾隆年间宫廷建筑、皇家园林的改扩建中达到鼎盛，奠定了故宫建筑群的最终布局。
惊心动魄的战争已见分晓。改朝换代正在进行。
公元1644年农历8月，在浩浩荡荡的随从队伍陪同下，一个六岁的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从盛京老家向北京进发。男孩名叫福临，是大清王朝的顺治皇帝，此行的目的地是他们在北京的新家：紫禁城。
对于六岁的顺治皇帝来说，这座他前所未见的高大城门，一定给他留下了新奇而深刻的印象。
这是紫禁城最大的门，有37.95米高。
按照中国的阴阳学说，正北叫子，正南叫午，所以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南端的这座城门，叫作“午门”.穿过午门，紫禁城的真容出现在顺治皇帝的眼前。
这里就是他们的新家，而对这座宫殿的占有，也将是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的象征。
深红色的宫墙和金黄色的琉璃瓦是这座宫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而这绵延一片的红色和金色也使紫禁城与周边的建筑完全区分开来。
紫禁城的建筑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处理朝政和举行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称为前朝。后半部分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和帝后嫔妃的生活场所，称为内廷。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 晋宏逵：
紫禁城的总体部署就是这样，用若干条纵深的轴线来安排这么多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都是用院落的形式来展开的。每个院落当中都有成组的建筑。每栋建筑相互之间都是有主有从，有正有配，它就是这样用建筑的手段，来表达封建社会、封建礼制所表达的那种等级和秩序。
传说中玉皇大帝的紫微宫一共是一万间，而人间的紫禁城一直流传着宫殿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说法。事实上，在长达五百多年的时间里，紫禁城一直在变化着。根据1973年故宫专家的调查，紫禁城现有的宫殿是八千七百零四间。
有人认为，当年顺治帝初次见到的紫禁城也许并不完整，因为比他早几个月进京的摄政王多尔衮，在给顺治皇帝的奏报中写道：李自成烧毁宫殿后逃走。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李燮平：
李自成确实放火了，那整个紫禁城受到什么损坏了，这实际上清代人自己有一个定位。乾隆朝修订的《日下旧闻考》就明确说过紫禁城宫殿是因胜朝之旧而斟酌损益之。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对紫禁城的修缮都是在明代建筑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就反过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紫禁城宫殿没像传说的那样因为李自成而受到那么大规模的破坏。
据《清实录》记载，六岁的顺治皇帝是在皇极门也就是现在的太和门登的极。
顺治二年，中轴线上的宫殿被一一修复，重新命名。这是改朝换代在建筑上最直接的体现。皇极殿改名为太和殿，中极殿改名为中和殿，建极殿改名为保和殿，对于当时尚不稳固的新政权来说，一个和字，包含了他们对天下和平、君民和谐的未来，最迫切的期盼。
从此，紫禁城的匾额上出现了满文。
顺治皇帝没能等到他所盼望的和平盛世的到来，就在二十四岁时离开了人世。这一年是公元1661年。
十八年之后，一个寒冷的冬夜。太和殿西侧的御膳房突然燃起了火光，大火一路蔓延，两小时后烧着了太和殿。几天后，引起这次火灾的六名太监被处以绞刑。此后太和殿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却始终是废墟一片。
在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康熙皇帝，在残缺的紫禁城中忙于指挥各地征战、稳定统治。十六年间，他相继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收复了台湾，还打败了入侵的沙俄，签订了清王朝对外的惟一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
直到康熙三十四年，天下太平。此时的康熙皇帝终于可以腾出手来重建太和殿了。
但是这次修复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太和殿上一次重建是在明朝天启年间，此时已经过去六十九年，人们不知道太和殿确切的建筑比例与数据。当时，爱读书的康熙皇帝亲自查遍书籍，结果令他非常失望。
一位叫梁九的人令这件事情有了重大转机。当时已年逾古稀的梁九，从明朝崇祯年间进入工部,已经在工部工作了四十多年。
根据《梁九传》记载，当时梁九按照十比一的比例，做了一个太和殿的木模型，就靠对这座模型组件的放大制作，完成了太和殿的结构搭建。令人称奇的是放大出来的每一个木件安装上去都能严丝合缝，分毫不差。
让后人感到幸运的是，康熙三十四年这次重建太和殿的所有材料以及尺寸被详细记载在《太和殿纪事》这本书当中，这是关于太和殿修建的惟一一份详细纪录。对于今天即将进行的太和殿大修，这本书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康熙三十六年，太和殿落成，盛大的落成仪式正在进行。这不仅是一座宫殿的庆典，更昭示着一个新的盛世的开端。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
坐落在八米多高的汉白玉三台上的太和殿是紫禁城的核心，也是紫禁城整体建筑乐章的高潮部分。它的一切设计，都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烘托到极致。
太和殿曾经是北京城最高的建筑，从庭院到正脊高36.57米，相当于12层楼房的高度。
太和殿也是紫禁城中最大的建筑。面积达2381平方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那麽大。它的长宽比例正好是九比五，代表着九五之尊。
太和殿与身后的中和殿、保和殿一起构成前朝的主体，人们习惯称之为三大殿。
紫禁城的建筑很多地方都与九这个数字有关，九为最大，体现至尊的含义。像大门上的九排九路门钉，房檐上的九个走兽等等。
然而，对于太和殿来说，连最大数字九都不足以表达它的尊贵，因此，在它的屋顶上出现了十个走兽。多出来的这一个叫行什，在中国所有古建筑中仅此一例。
太和殿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质结构建筑。
在这个号称世界之最的大殿里，布置却相当简单。
在基台的烘托下，皇帝的宝座是惟一的主角。目光所及之处，皇权的威严辐射到每一个角落。
太和殿一共有七十二根大柱子，围绕着宝座的六根被贴上黄金，每根柱子上都有一条巨龙，这是皇权的象征。
从这六根金柱当中向上望去，藻井上有一条蟠龙，蟠龙嘴里倒垂下来的宝珠又叫做“轩辕镜”。
康熙皇帝对太和殿的这次重新修建，改变了它原有的九开间形制，变成了十一开间。可以说，这是此次重修中最为实用的改造。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任 周苏琴：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太和殿的时候，考虑到防火的因素，所以就把木构的斜廊改成砖墙了，同时把太和殿两边的游廊改成了夹室，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面阔十一间的格局。实际上还是没有改变原来这个面阔九间周围廊的格局。
2004年6月，故宫大修前的勘查进入到了太和殿的屋顶内部，我们也跟随他们进行了拍摄。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建筑的粱架。
而脊檩的彩画是康熙三十四重建时绘制的，它是彩画中最高等级的和玺彩画，距今已经三百多年。
我们的摄像机镜头在这里还拍到了一个神秘的物品。
它在太和殿顶部最中心的位置，位于藻井的正上方。
这就是雍正皇帝命人安放在这里的符板。
我们在收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皇宫档案中发现了这样一段内容：雍正九年，八月十二日，雍正皇帝命人把三份符板分别安放在养心殿、太和殿和乾清宫。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 李国荣：
安放符板呢，本来是古代建筑中，风水学中很讲究的一个内容，为的是镇宅、避邪、保佑平安。雍正（皇帝）的这几块符板呢，除了传统的道教八卦图外还增加了藏传佛教的咒语，这反映了他是诸教为我所用，来保佑他的平安。
雍正皇帝放置符板的举动，无疑明确了太和殿、乾清宫和养心殿这三处宫殿，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地方，而除太和殿外，其余两个宫殿都在皇宫的内廷。
和前朝相对，紫禁城后半部分统称内廷，它包括皇帝皇后居住的后三宫，妃子们居住的东西六宫和皇子们生活的乾东西五所。至此，紫禁城建筑的乐章从阳刚的高潮乐段进入阴柔的慢板。
乾清宫与坤宁宫和交泰殿合称为后三宫。
乾清宫，在雍正皇帝以前一直是皇帝的寝宫。同为皇帝使用的宫殿，它比前朝的太和殿低十一米，面积小一千多平方米，置身其中，人的感觉会松驰许多。
明代时乾清宫有后暖阁九间，分上下两层，类似今天的复式建筑，上下共布置了二十七张床，皇帝可以任意选择。清朝时，东西暖阁改成了书房。
在明代，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到了清朝，这座宫殿的室内装修有了很大改变，成为中轴线上最具有满族特色的宫殿。
它室内贯通，西、北、南三面都有火炕。西大炕供朝祭神位，北炕供夕祭神位, 东北角是祭祀时煮肉用的厨房。这种布局来源于满族民间“口袋房”、“万字炕”的居住习俗。
从坤宁宫东暖阁悬挂的这则坤宁宫铭上可以看出，坤宁宫的布置是依据入关前沈阳故宫中皇后居住的清宁宫照搬而来的。
除了皇后，在后宫中，还有很多当朝皇帝的嫔妃，她们就住在后三宫两旁的宫殿里，这些宫殿总称为东西六宫。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王子林：
东西六宫它取自于《周礼》的六寝六宫制度，但是它更多的是融入了自汉代以来所形成的《周易》阴阳哲学思想，它的建筑布局从平面上看是一个坤卦的卦象，象征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居住的是妃子。其功能呢可以从宫殿的命名上反映出来。比如说承乾宫，为什么叫承乾宫呢？就是说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妃子要顺承皇帝，所以说东西六宫的建筑它体现的是三纲五常，特别是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思想。
东西六宫的建筑形制比后三宫低很多，体现了居住在这里的嫔妃的从属地位。
这是雍正皇帝命人绘制的美人图。每一个皇帝都希望龙脉延续，子孙繁盛，从而使王朝兴旺，江山永固。
公元1856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女人一生的命运被改变了。她就是后来统治中国四十八年的慈禧太后。
储秀宫是她刚入宫时的居所，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内部装饰，已经是在她五十大寿时，花费六十三万两白银重新修缮布置过的了。
兰花，中国古人认为它有王者之香，又有生育男孩的象征，它与寿石组合的图案寓意为宜男宜寿，所以储秀宫的隔扇大量采用了这种绘画。
也许是巧合，慈禧太后刚入宫时被封为兰贵人，不久就生下后来的同治皇帝。母以子贵，随着地位逐渐显赫，她的寝宫装饰也奢华起来，在储秀宫的庭院陈设中还出现了龙，这也是东西六宫中惟一的例子。
内廷中的养心殿在雍正皇帝之前，原本是一座普通的宫殿。
雍正皇帝即位之后并没有按惯例住进乾清宫，他表示：父亲康熙皇帝在乾清宫居住了六十多年，自己实在不忍心再住进去，决定移居月华门外的养心殿，并要求将殿内略微修缮，一定要朴素。
雍正皇帝的这个决定，使紫禁城内廷的格局出现了变化。从此，养心殿在紫禁城里越来越重要。
养心殿地位骤然上升之后，并没能一直朴素下去，配套装修很快跟了上来。在紫禁城中，采光好坏是衡量宫殿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了改善养心殿的采光，它成为紫禁城中第一个装上玻璃的宫殿。雍正元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 木作》记载 “ 十月初一日 , 有谕旨 , 养心殿后寝宫，穿堂北边东西窗安玻璃二块 "。
当时，玻璃是非常稀罕的物件，全部依靠海外进口。
养心殿的位置靠近前朝，它将皇帝的休息和办公场所合二为一。这座宫殿的后半部分是卧室，皇帝在这里休息，若要处理政务时，只要穿过这条甬道，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来到前殿办公，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从雍正皇帝开始，到清王朝灭亡，清朝有八个皇帝把养心殿作为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印记。
一座小小的宫殿见证了一个王朝从盛到衰的历史。
在等级森严、庄严肃穆的紫禁城中，有一片风格迥异的建筑透露出一份灵动和浪漫的气息。这就是宁寿宫花园，人们俗称乾隆花园，它是生性潇洒喜好游历的乾隆皇帝的得意之作。
这个花园建在紫禁城的东北角。狭隘细长，曲径通幽，四个院落相连，风景各不相同，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时最为欣赏的江南美景尽收园内。
花园中还处处显示出汉族传统文化对乾隆皇帝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有一种祈福的祭祀活动叫褉赏，后来演化为人们暮春郊游的风俗。文人墨客此时也要相邀聚会，最著名的一次被记录在王羲之的《兰亭序》中。
九曲蜿蜒的水渠中清水流淌，随波逐流的酒杯停在谁的座前谁就要吟诗作赋，否则就罚酒认输，这就是“曲水流觞，修褉赏乐”乾隆皇帝以此为根据，给这个亭子起名“褉赏亭”。
花园中还有一个建筑叫“三友轩”，室内以松，竹，梅装饰, 松木刚劲而挺拔 , 腊梅 凌寒而开放 , 翠竹杆直而心虚 , 三者皆处严寒而不谢 , 所以被称为岁寒三友 , 古代文人以这三种植物比拟人品的刚直、高洁。乾隆皇帝不仅借三友轩表现自己的儒雅，更重要的是传达出清朝皇帝与汉族知识分子思想融合的一种态度。
乾隆花园的修建只是一个庞大的建设工程中的一小部分。
自康熙朝以来，经过七十多年的治理，到乾隆时期，中国农业经济、综合国力达到巅峰。
乾隆皇帝开始对紫禁城进行了自1420年建成以来最大规模的改造。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工程是和政治体制的改变紧密相连的。
第一个就是对乾西二所及周围区域的改造。
乾西二所是乾隆皇帝作皇子时候的居所。为什么他要对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呢？这还要从皇帝的立储制度说起。
雍正皇帝之前，皇太子的确立往往伴随着激烈而血腥的宫廷斗争，所以雍正皇帝便改用了秘密建储的方式，他亲笔写下两份确定皇位继承人的诏书，一份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背后，另一封由他随身携带。皇帝在世时秘而不宣，等皇帝死后，两相对照无误，才能对外公布，迎立新君。
乾隆皇帝作为秘密建储制上台的第一个皇帝，没有享受过一天太子的待遇，因此他要把自己的故居乾西二所地位升格，由所改为宫，不再让其他人居住，以此强调他继承皇位的正统。
重新整修后，这个三进小院的主体建筑被重新命名，分别叫作崇敬殿、重华宫和翠云馆，习惯上统称重华宫，重华宫的名字来自汉族大臣张庭玉的提议。重华是指远古时期圣明君主“舜”，对汉文化颇为精通的乾隆皇帝非常高兴地采纳了这个建议。
乾西二所改造完成以后，周围的几座宫室也随之进行了改造，成为重华宫的附属配套设施：东边的乾西一所改为漱芳斋，室内建造了一个小戏台，取名“风雅存”，供皇帝观赏一些小戏时使用，在院内还添加了一座大戏台。它们是紫禁城中最早出现的戏台。
即位之后的乾隆皇帝虽然已经移居养心殿，但他一直把舒适的重华宫当作与家人、密臣欢聚的场所。
信奉藏传佛教的乾隆皇帝，还在重华宫的西南部修建了紫禁城里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建筑雨花阁。藏传佛教从元代进入皇宫，到清代发展到顶峰。雨花阁的修建，除了满足皇帝个人礼佛的需要，更重要的作用是以宗教信仰联络中国边疆地区的蒙藏各部，加强民族融合，以巩固国家的统一。
紫禁城改造中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工程是修建宁寿宫。
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就宣布：为了不超过在位六十一年的祖父康熙皇帝，他将在执政六十年的时候将皇位禅让给儿子，皇位交接方式的这一改变，意味着紫禁城中将首次出现退休的皇帝。
宁寿宫，就是为乾隆皇帝退休准备的养老之所。作为太上皇的宫殿，宁寿宫的级别不亚于皇帝的居所。它也分为前朝和内廷，各种配套设施样样俱全。这几乎就是一个微缩的紫禁城。宁寿宫的造价达到一百三十多万两白银。仅宁寿门前的这对镀金铜狮，就用了黄金三百三十四两。
为当朝的皇上建造退休的宫殿，无疑是最受重视的工程，工部集中了全国顶尖的能工巧匠。这其中有一个雷姓建筑设计世家。
这是他们绘制的长达五米多的紫禁城中轴线大清门到坤宁宫的全部建筑的外观图样，上面清楚地标注着各个建筑的名称和它们之间地距离，数据精确到了寸。
从康熙年间开始，这个家族前后延续二百多年，一直从事皇家建筑的设计工作，他们主持修缮设计的作品中光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有故宫、颐和园，天坛等等。
这个祖孙七代的设计世家又被称作“样式雷”家族。
中国古代的建筑设计，采用文字说明、图纸和烫样三者结合的方式。所谓烫样，就是立体的设计模型。它是中国古建筑设计中特有的产物。现在，故宫依旧保留着当年雷氏家族制作的烫样。
烫样用硬纸板、秫秸和木头等粘贴制做而成。模型制成之后，需要用小烙铁将细节部分烫平，故名烫样。
这是清朝晚期雷氏家族为紫禁城长春宫设计的烫样，在夏季长春宫院内建有一个巨大的凉棚。在烫样的相关部位，都有具体的文字说明和建筑尺寸。经过一层层展示，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建筑的内部结构。当时的烫样主要是为给皇上御览而制作的。皇帝的意志是决定宫殿建造最终的依据。
豪华、气派号称小紫禁城的宁寿宫完工之后，乾隆皇帝一天也没有住过，他在退位后，依然住在养心殿内控制着朝政，直到公元1799年，他八十九岁时去世。
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紫禁城历经三百多年的修建、改建和修缮，终于成就了今天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模样。而在紫禁城中演绎的历史，还将波澜壮阔地延续下去。
第三集 礼仪天下
本集简介：
本集表现内容为典章制度。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心，紫禁城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礼仪活动上演的地方，舞台就是以太和殿为主的三大殿。本集是以乾隆一代为主，嘉庆道光为辅的历史线索，展现最重要的礼仪活动，包括：登基大典；大朝会（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殿试与传胪；祭祀（天、地、农、祖）。同时，又穿插着英国人斯当东，“他者的眼光”叙事视角。所有的礼仪再现，所有的意义思考，就都包容在一个具有强烈戏剧张力的历史断片中。
在进入故宫的四座大门中，东华门是与众不同的。只有非常细心的人才会发现，它的门钉只有8行，有别于其他三座门的9行。
这一细微的差别，400多年前，曾经引发了一场震动朝野的**。
公元1521年3月，明武宗驾崩，武宗没有儿子，也没有兄弟。于是，皇太后决定，湖北的朱厚熜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但是，朱厚熜行进到北京宣武门外，忽然止步不前了。
面对皇帝宝座，朱厚熜究竟有什么疑虑呢？
起因在于礼部拟定的继位礼仪：朱厚熜应由东华门入紫禁城，先到文华殿，追认皇太子的身份，然后再继承皇位。
门钉少了一行的东华门在等级上低于午门，神武门，也低于西华门。在紫禁城的设计中，这座大门临近太子的宫区——文华殿，是太子出入紫禁城的通道。皇帝本人，几乎不走东华门。
固执的朱厚熜拒绝了礼部的要求。这位继承人坚持：“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我是来当皇帝的，怎么能以皇太子的身份入宫呢？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皇太后妥协了：皇位不可久虚，百官即日于城外上表劝进。
4月28日正午，朱厚熜如愿由大明门正中御路进宫继位，年号嘉靖。这场牵动朝野的礼仪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在这场较量中，大臣敢于与即将继位的皇帝抗衡，而朱厚熜也甘愿冒着失去皇位的危险固执己见，难道仅仅只是为了一套礼仪程序吗？
在礼仪之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公元1661年，即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24岁的顺治皇帝去世。在弥留之际，口授遗诏，将皇位传给八岁的儿子玄烨。
两天后，正月初九，是玄烨登极的日子。
登极大典是紫禁城最重要的仪式，500多年只有20多次，真实的场景只有亲历者才能见到，却最能引发后人的无限想象。
这将是清入关后紫禁城举行的第二场登极大典。
当年顺治登极，正是明朝灭亡，李自成败退，紫禁城多处损毁，只能一切从简。大典没有按传统在太和殿举行，移到了太和门。
经过十几年征战，经营，当玄烨登极时国家基本稳定，已经可以按典章制度举办一场完备的大典了。
而大典应如何操办？大典程序，卤簿仪仗，人员站位等如何安排？
这是摆在清初礼仪官面前的一道课题。
其实，所有的大典细节，在历代的宫廷文档中，都有明晰的记录。即使改朝换代，除了服饰以外，主要的典礼环节，都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对于清代礼仪官来说，明朝遗留的典章制度文献——《明会典》，就是最好的范本。
今天，当我们试图再现清代登极大典的时候，《清会典》也为我们提供了所有重要的线索。
登极大典前，皇帝亲自或者派遣官员先到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向天，地，祖先等通报一番。
典礼的当天，皇家侍卫严密驻守紫禁城各道大门。
天还没亮，王公大臣都已经穿戴朝服，依次进入紫禁城。
太和门外，陈设着皇帝的步辇，太和门屋檐下，陈设着丹陛大乐的乐队。太和殿屋檐下，陈设着中和韶乐的乐队。
太和殿广场东西两侧，陈设着旌旗，伞盖等卤簿仪仗。
太和殿所有的大门都打开了。
大学士会同礼部官员进入太和殿，分别将皇帝登极的诏书，写有贺辞的表文，笔墨纸砚等放置在不同的桌案上。大学士到乾清门取出皇帝玉玺，送到太和殿皇帝宝座正南方的桌案上。
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时，八岁的玄烨身穿白色孝服，在乾清门内，父亲顺治的灵位前行三跪九叩大礼，把自己即将登极的消息亲口禀告。接着，来到乾清宫侧殿更换皇帝礼服，穿戴整齐后，再到皇太后的宫殿里行三跪九叩礼。这时乾清宫中门垂下帘子，示意先帝的丧事暂停。
天色渐亮，皇帝由乾清门左旁门出，前往中和殿。在中和殿宝座就座，那些即将在典礼中指挥引导的各级官员提前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在接下来的仪式中，他们就可以免礼，而专心忙于工作了。
玄烨终于坐到了太和殿宝座上。此后，在这个位置上，他坐了61年。
紫禁城最重要的大典，今天已经难以如实还原。而宫廷绘画中也根本没有登极大典的资料。我们在专家指导下，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有关宫廷其他典礼的画作提取素材，利用技术手段，通过情景再现，动画合成的方法拼接而成了康熙登极大典的盛况。
笼罩在先帝丧礼气息中的登极大典，气氛肃穆。中和韶乐和丹陛大乐陈设但并不演奏。
而当这些乐器奏响的时候，紫禁城也就迎来了重要的盛典。
对于紫禁城来说，每年都有三个最重大的典礼。
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这是新年开始的第一天，王公大臣，外国使节在这一天向皇帝进献贺辞，其礼仪程序与登极大典相似，气氛却喜庆轻松了许多。
皇帝的生日，古称万寿节，是个全国性的节日。这一天，京城的匠人们用彩画，布匹等将主要街道包装得绚丽多姿，到处歌舞升平。各地文武百官，设置香案，向京城方向行大礼。
冬至，是紫禁城另一个大节日。这一天，北半球太阳角度最低，因而是阳光照射进太和殿最深的一天。在2004年冬至日，我们采用特殊的摄影方法，记录了一年中太和殿最难得一见的景观。在冬至这一天，阳光可以反射到大殿正中的匾额上。
古人认为，冬至是阴阳转枢的日子，这一天之后，阴气渐消，阳气渐长。冬至，皇帝到天坛祭天，第二天就在太和殿里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中国礼制可上溯周代。《周礼 大宗伯之职》将礼仪总括为吉礼，嘉礼，凶礼，军礼，宾礼五类。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礼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作为最高礼仪活动上演地，紫禁城的建筑处处显示了规范礼仪的作用。
试想当年一位第一次步入紫禁城参加大典的外国使节，他走过开阔而漫长的天安门广场，穿过幽深的天安门门洞，午门广场两侧的朝房使通往紫禁城的道路显得狭长。从午门侧门入宫后，眼前豁然开朗，穿越太和门一侧，他忽然看到一片极度开阔的广场，广场尽头是高高在上，金壁辉煌的太和殿。此刻，恐怕在这位使节心中，不得不由衷产生敬畏。
沿着中轴线的御道出入午门，是皇帝和大婚时皇后的特权。但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破例。
一年之际在于春。阳春三月，是一年中孕育希望的季节。而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一生的希望，也是在这个时刻孕育的。
经过层层选拔，一些读书人即将步入紫禁城。
每三年一次的殿试，是古代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道关口。事实上，所有有资格步入紫禁城参加殿试的考生，已经在先前的过关斩将中取得了贡士称号。这场在皇宫里举行的考试，会让每个考生感受到成为天子门生的无上光荣。
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一份殿试答卷，考生以工整的楷书完成皇帝亲自拟定的考题，在太阳落山前交卷，卷首写有考生的年龄，籍贯，本人，父亲，祖父的名字，身份，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之后严密封存。先由读卷大臣精选出10份最好的，在第三天黎明呈交皇帝亲自审阅，由皇帝决定最终名次。
1790年之前明清两代殿试，都是在太和殿广场露天举行，乾隆年间改在保和殿内举行，以此显示皇帝对于考生的关怀。
殿试后的第五天，是公布成绩的日子，叫做传胪。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找到了1904年中国最后一次殿试的金榜，当年共有273人参加，一些著名历史人物谭延闿、沈钧儒等人榜上有名，末代状元为刘春霖。
传胪是紫禁城重要的典礼。
康熙六年的状元缪彤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当天的情形：”当天天气微寒，五鼓时分，我和各位进士跪在太和殿前等候传胪。前一天已经有传言，某某人是状元，某某人榜眼，某某人探花。我已经没有希望了，不过是跟着参加仪式罢了。传胪开始，上面喊第一甲第一名竟是我，每喊一次名字，就奏乐一番，我怀疑听错了，不敢出列。最后是礼部官拉着我出来。于是，我和榜眼，探花三人，跟随礼部官员捧着黄榜沿着御道，从午门中门出宫。”
这一天，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走过的道路，从午门中门出宫。这一定是天下读书人梦境中最漫长的一段路。
考生们在紫禁城里倍感煎熬和光荣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
这是一组表现农民在不同时节辛苦劳作的画绢。有一个中年男人的形象，出现在每一幅画里。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其实，他叫胤禛，是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他的妻子儿女也出现在这组《耕织图》里。
康熙重视农桑天下皆知，这本画册无疑会让父皇很开心。
心计颇深的胤禛在激烈的皇位继承大战中笑到最后，年号雍正。对于农业的关注，并不亚于父亲康熙。
在这本记录雍正皇帝日常活动的起居注里，我们发现即使贵为皇帝，每年也要作一天农民。
这是雍正六年二月中旬，全国农民即将进入耕种时节。18日，城南的先农坛开来了浩浩荡荡的队伍。祭祀先农神，是中国历代帝王的惯例。清代在先农坛东南还开辟了1700亩农田，在祭祀完毕后亲自耕种，为天下农夫作一个表率，表明天子心系稼樯，尊重农耕。
耕田时，皇帝一手扶着犁，一手举着鞭。按礼仪规定，皇帝要推三次。而雍正皇帝意犹未尽，又多推了一次。
农业国家的兴衰往往依赖于上天的恩威，皇帝自诩为天子，是人世间得到上天恩泽最多的人，而一旦上天发怒，兴风作浪起来，那第一个应该领受处罚的人，也非皇帝莫属。与上天对话，是皇帝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而皇帝与上天对话的方式就是各种祭祀活动。
皇帝对于祭祀格外重视，连服装这样的细节都有严格的规定。
（嘉庆蓝色缂丝云龙夹朝袍——祭天
雍正明黄花妆缎云龙皮朝袍——祭地
康熙大红色云龙花缎皮朝袍——祭日
乾隆月白色缎绣彩云金龙夹朝袍——祭月）
宫廷祭祀共有80多种，分大祀、中祀和群祀三个等级。
大祀多为皇帝亲自祭拜，中祀一部分由皇帝亲祭，大部分派官员祭祀。而群祀，则完全是由官员代劳了。
绝大多数祭祀都是几千年一脉相承而来。当祖居关外的满族成为紫禁城的新主人，一种新的祭祀活动便出现在皇城之内。
坤宁宫祭神，是清代紫禁城中最为频繁的祭祀。这座明代皇后的寝宫，被紫禁城的新主人改造成祭祀众神的场所。
坤宁宫内，今天还保留着关帝的画像，每天早上都要祭祀。清人崇拜关帝，八旗将士把他视为保护神，每次战斗前都要祭拜，认为是他赐予了战无不胜的力量。
坤宁宫晚上的祭祀一般下午四点前后开始，祭的都是满族，蒙古族的神，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是清代皇室祖先流传下来的萨满教祭神仪式。
坤宁宫东北角有一间小屋，在清代门前有制作打糕的用具。而小屋内，是一座灶台，灶台上有三口大锅。每次祭神，都要在神位前杀猪，在这里用清水煮熟，再向神贡献。
亲自主持坤宁宫祭神后，皇帝会率领王公大臣吃祭神肉。据说神肉没有任何调料，吃肉对于王公大臣来说，是一件苦差事。常有人偷偷在袖子里藏一点盐，来度过难关。
历朝历代的皇帝无不重视祭祀，在对上天、祖先和万物的敬畏背后，更重要的是对江山永固的虔诚祈祷。
然而，这种祈祷，并不能保佑一个王朝长治久安。
当明朝在天灾与战乱中风雨飘摇的时候，白山黑水间，一直新兴的力量出现了。
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将士们，最终征服了庞大的明帝国。当努尔哈赤的孙子坐在紫禁城宝座上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种成熟而强大的文明形态。
没有多久，紫禁城的新主人，就已经完全融入到传统文明中来，几千年传承下来的礼仪之法，又支撑起大清王朝统治的根基。
作为国家运行指南的各种典章制度，在清朝像他的前代一样完备复杂；而在紫禁城中上演的各种典礼仪式，在清朝更是空前的庄严盛大。
公元1793年，紫禁城的主人是古夕之年的乾隆皇帝。他被称为盛世的统治已经到了第五十八年，乾隆显然对自己非常满意，他称自己为”十全老人”。他身边的人正忙着为皇帝第八十三岁生日做准备。万寿节是国家三大节之一，不仅举国同庆，亚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要赶来祝贺。与往年不同，在这一年的生日庆典上，将出现一群与众不同的客人,历经千年几近完美的礼仪制度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元1793年夏天，一支来自英国的船队驶进中国舟山群岛的定海港口，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戛尔尼率领着庞大的使团，以为乾隆祝寿之名进入中国。
英国使团成员在日记中纷纷记录了他们来到中国的第一印象。而随行画师亚历山大的作品也让今天的人们见到了1793年的中国。
——”这里的房子最高只有两层，曲线优美的屋顶，而且居然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个国家一定很安全。”
——”处处都是令人吃惊的忙碌景象，中国没有闲人，也看不到一个乞丐。数以千计的穷人愿意用肩膀抗运车子所无法装载的东西。”
——”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
——”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先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家族成员之间从不中断往来，叔叔会对侄子说：‘亲人之间，不必客气。’”
很快，中国人生活中时常出现的一个动作也让英国人迷惑不解。
英国使团正使马戛尔尼这样写道：
“一名中国领航员和他的几名同胞上船帮助我们。他们非常好奇地参观了船上的一切设备。当他们在会客室里看到他们皇帝的画像时立即跪下，十分崇敬地磕了好几个头。那画像是20几年前一个商人带回英国的。这很有趣，一个去过中国的医生先前告诉我，大使必须对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为了英国的荣誉，我不会那样做。”
只有在上帝面前才会双膝跪地的英国人自然无法理解叩头，在中国礼仪中的意义。
英国使团不肯向皇帝下跪的消息传到了紫禁城。
乾隆皇帝很不高兴。责令大臣尽快教会英国人叩头礼仪。
叩头，是每一队首次访华的外国使节都会接受的必修课。可惜，这一次来的，不是天朝恭顺的学生，而是正在飞速上升，并坚信自己才是世界霸主的英国。
马戛尔尼带来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这是他的资本，他希望中国人会被吸引，会大量购买他们的产品。礼仪之争，不过是小节。
然而，他错了。
乾隆的结论是”伊等语涉无知，不知礼节。此等无知外夷，不值加以优礼。
至于英国此次贡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收纳。其实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无所不有，并无尔国置办物件。”
肩负打开中国市场使命的马戛尔尼最终失败而回。他说”我所有的时间都被礼仪占去了，我此行的目标甚至都没有机会提到” 他们带来的礼物被放置在皇家园林里，几十年后，当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的时候，发现了这些礼物。其中那些大炮枪支，弹药一发不少。中国人竟然从未有兴趣动过它们。
礼仪之争的三年后，公元一七九六年二月初，中国农历的除夕，乾隆皇帝又一次收到了英王乔治三世希望扩大两国贸易的信件，而乾隆再一次拒绝了。
这是乾隆以皇帝身份签发的最后一道诏书。明天，他就要履行六十年前登基时的诺言，将皇帝的宝座禅让给自己的儿子。
公元1735年9月3日 雍正皇帝死后第十天，乾隆继位。在那一天，乾隆在祖先灵前立下誓言：先帝中康熙治国六十一年，如果上天眷顾，让我也有同样的机会。我不敢超过先人，执政满六十年，就将皇位让给儿子。
六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祈祷竟然变成了现实。
在授受大典前夜，百感交集的乾隆赋诗一首。
“此日乾隆夕，明朝嘉庆年。古今难得者，天地赐恩然。父母敢言谢，心神增益虔。近成老人说，六十幸能全。”
公元1796年即将退位的乾隆皇帝有足够的理由傲视天下：一方面，农桑为本的国策令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自给自足；另一方面，礼仪化生活令上自皇族下至庶民无不恪守本分不敢有丝毫僭越。这样一个时代，不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盛世吗？试问天下，难道还有比这更稳定更合理的国家吗？放眼世界，难道还有别的的力量能与朕平起平坐吗？
公元1796年初，农历元旦，乾隆禅位给嘉庆的授受大典在紫禁城上演了。乾隆说，这是千古未有之盛事。
就在紫禁城的主人享受这无与伦比的壮丽时刻，三年前返回欧洲的马戛尔尼却以亲身之见，打碎了西方对于中华帝国几个世纪来近乎完美的想象。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因为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其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它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
地球这一边的人们，历经千年创造了礼仪天下的神话；而在地球另一边，这个神话已经变成随时可以击碎的泡沫。
紫禁城，盛典即将结束。
第四集 指点江山
本集简介：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若水，君若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
作为东亚政治地理图上的要塞，北京已经占据了前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自战国时期以来，各朝就在此筑城。中国历史上三个皇朝的都城就在这里。紫禁城是明清两代政治统治的中枢神经，紫禁城的政务功能，承载国运兴衰。政令由此发出，通过遍布全国的官僚体系实现对广袤国土的管理，同时根据反馈制定新决策。本集以明清政务不同入手，通过明清政务比较来展现中国封建社会政务体制的流程，并呈现其中细微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产生的巨大的历史效应。
紫禁城有上万个门。每天早上，一些门被打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来往往。而在过去，这里来往的都是声名显赫的王公贵族。
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这一天的上朝仪式将与以往不同，它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个仪式叫做“垂帘听政”。
养心殿是紫禁城中部偏西的一座毫不起眼的宫殿，也是紫禁城里最神秘的宫殿之—，从雍正以后，这里成为中国的政治决策中心。
就在垂帘听政的前一天，惠亲王绵愉收到一份上谕，特许他在“垂帘听政”的仪式里免除礼仪。因为绵愉在皇亲贵族里辈分最高，而这次让他觉得新鲜的是，这个叫做“垂帘”的上朝仪式，和他们所熟悉的祖制究竟有什么不同？
明代以来，皇帝平时召见大臣、处理国事的方式大同小异，叫做“御门听政”或者“御殿听政”。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上朝。
乾清门广场把紫禁城分为“外朝”和“内廷”。外朝又叫前朝，内廷又叫后宫，明朝的日常政务都在前朝举行，而清代的政务中心却移到了后宫。
明代上朝的时候大臣们从南城、东城出发，先到午门，经过金水桥到皇极门，就是今天的太和门。皇帝的路线是从居住的乾清宫来到皇极殿，或者皇极门，大约500多米的路程。
清朝时大臣由东华门进入紫禁城，穿过景运门来到乾清门，而皇帝从乾清宫到乾清门仅有50米的距离。明清相比：清朝皇帝走的路比明朝皇帝近得多。
听政仪式从前朝转移到后宫，隐含着明清500年间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
据大明会典记载：早朝时，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3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
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大臣就要排好队伍；
钟声响起时，宫门开启。
百官依次进入，过金水桥在广场整队。
官员中若有咳嗽、吐痰或步履不稳重的都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下来，听候处理。
通常，皇帝驾临太和门或者太和殿，百官行一跪三叩头礼。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机会与皇上对话，大臣向皇帝报告政务，皇帝则提出问题或者做出答复。
公元1498年秋末的一天，宫中失火，弘治皇帝彻夜未眠，请求免朝一日。此时的弘治皇帝不来上朝还向大臣请个假，而在十几年之后的正德皇帝连招呼都不打，让大臣们白白地等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宣布“今日免朝”。饥渴难耐的大臣们急于回家，午门内外乱成一团，有一名将军竟然被活活挤死在禁门。
皇帝疏于朝政，这在明朝绝不是个别现象。明朝万历年间，大臣们竟然有20多年没有在朝堂上见过他们的皇帝。
明朝时，即使皇帝不上朝理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皇帝则往往是事必躬亲，因此勤政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
在乾清门广场旁边的工艺品商店在过去叫做九卿房，是清朝大臣等候上朝的地方，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绵愉和大臣们就在这里等待这次 “垂帘听政”。
历史上，每当皇权受到威胁的时候，一些非常手段的采用就成为必然。“垂帘听政”只是以特殊手段维护皇权的一个特例罢了。
从明到清500年间，紫禁城逐渐被建成举世无双的皇宫，中国的封建集权也历经兴衰终于走到尽头。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熟知的宰相一词，是明朝以前的产物，那时，宰相是文武百官的总头目，甚至皇帝的诏书没有宰相的签字就不能生效。而自从有了宰相，相权和君权一直存在矛盾。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废除了宰相，着手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权力体系。
1402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
再者，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
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从司礼监掌握了“批红”权，就给太监涉政提供了契机，在此之后，太监和内阁之间的争权夺利此消彼长，终于在公元1506年达到白热化。
这一年秋末的一天，司礼监的太监一反常态，在乾清宫与内阁之间不停奔走。原来，太监刘瑾的权势越来越大，内阁决定弹劾刘瑾，但是正德皇帝没有明确表态。内阁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决一死战。刘瑾不除，内阁将全体辞职。
第二天，在太和门外，朝会如期举行，正德皇帝没有来，刘瑾却出现了。这时的刘瑾不仅仅是掌管马匹的头目了，他已经被皇帝任命为司礼监总管。皇帝终于和内阁翻脸了。
其实，太监的后台就是皇帝，弹劾皇帝宠信的太监，就是威胁皇权，这是皇帝所不能容忍的。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所有重要公文先要送给刘瑾，他过目后才能发到六部和内阁。那么刘瑾如何越过皇帝“批红”这一关呢？正德皇帝喜欢玩乐，每天骑马、玩鹰，还在后宫开办集市，自己扮作商人取乐，刘瑾就专找皇帝玩兴正浓之际汇报公务，每次，皇帝都会很不耐烦地说：这些事也要来烦我吗？于是，刘瑾就堂而皇之地代替皇帝批红。
我们不知道明朝的大臣经过午门的时候会不会不寒而栗，刘瑾上台后曾在此先后“杖责”23位大臣。
据说“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被“用心打”的，弄不好就会残废；而被“着实打”的，绝无生还之理。轻重程度，只要查看一下监刑官的脚尖就知道：脚尖张开，不至于把人打死；脚尖并拢，那就棍棍要人命。
至此，宦官在明朝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了天启年间，太监专权达到了极点，宫廷中竟有十万名太监。
那时侯，天启皇帝经常睡不好觉，因为住在不远处的太监总管魏忠贤起得很早，洗脸的时候敲的铜盆叮当乱响，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当时的魏忠贤先是被人称为千岁，后来变为九千岁，最后居然成了九千九百岁。
自明初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它被西方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年间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首相的雏形。
然而，这套制度在明朝末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而缺乏完善制度支撑的王朝就像一座将要倒塌的大厦，绝非一己之力能够挽回。
崇祯二年，皇太极率十万骑兵，绕开了袁崇焕把守的山海关，攻打遵化，偷袭北京。袁崇焕急报北京，同时迅速回防。崇祯帝却猜疑他要和皇太极共谋京师，清退兵之后，袁崇焕死于非命。从那以后，出现了明军整支部队投降清军的现象。辽东明军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
史书记载：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前一天，崇祯在乾清宫敲钟召集大臣，但是没有召来一个人。明朝2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结。崇祯皇帝在景山上最后看了一眼辉煌的紫禁城，在农民起义军攻城的呐喊声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明朝被李自成推翻仅一个多月后，清军攻入了北京，紫禁城换了主人。然而，和这座皇宫一样，皇权，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中依然延续，而且越发凸现。
公元1722年初冬的一天，雍正帝下旨：所有康熙的朱批谕旨，都要上缴，私自存留者，从重治罪。
雍正帝刚刚即位不久，急于收回康熙的朱批谕旨原因何在？后人猜测：当年的朱批谕旨中涉及到康熙对皇位继承人的意见，可能对雍正的统治不利。从这一刻开始，雍正的集权拉开了序幕。
三年后一个法国传教士谈到第一次见雍正帝时的印象：他身材魁梧，口齿不错，但讲话速度较快。看来他挺有头脑，而且精神焕发。
这个给外国传教士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最大的苦恼就是自己刚刚坐上的皇位还很不稳固。其实这种苦恼，他的几位先辈都曾经经历过。
清初，努尔哈赤设置议政王大臣会议。国家大事都由会议讨论、决定。会议甚至有罢免皇帝的权力。奴尔哈赤这一规定给后来的皇位继承者们带来无穷的烦恼，顺治曾苦恼于多尔衮的专权，康熙曾苦恼于鳌拜的跋扈，这些让皇帝寝食不安的人，几乎都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骨干。
养心殿西暖阁，是雍正处理政务，批阅奏折的地方。这里悬挂着他亲笔书写的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字里行间极为迫切的表露了雍正帝对集权的渴望。
为了加强皇权，顺治恢复明朝的内阁，康熙成立南书房，都是为了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雍正十分清楚：议政王大臣会议仍是对自己皇位的强大威胁。
雍正八年，他终于等到了机会：雍正帝借口与蒙古噶尔丹交战，整理军报的内阁远离内廷，泄密的机会较多。由此，他成立了军机处。
乾清门广场西北的一排房子就是军机处值房，我们发现，军机处的房子和宫墙之间有两米的空隙，据说这里曾有一条通往养心殿的专用通道，这条路穿过宫墙，经过御膳房直达养心殿。现在，我们已经找不到这条路，但是御膳房院子里的宫墙上，依然留有疑似通道的痕迹。
无论是哪一条路，从军机处到养心殿只有50米的距离，使皇帝能随时召见军机大臣，了解国家大事。皇帝阅览官员呈报的奏折，军机大臣聆听皇帝口述上谕，回到军机处凭记忆拟定上谕，然后再赴养心殿交皇帝定夺。这中间只需一个时辰。上谕经皇帝首肯之后，就成为正式的诏书由军机处下发。
军机处根据公文紧急程度,规定传递速度，标“马上飞递”的：日行三百里；更紧急的：写四百、五百、六百里。驿站换马不换人，一路飞递，送到地方官员手中。
这样：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向各级官员下达命令。在军机处逐渐成为新的政务枢纽之后，努尔哈赤以来的议政处也就渐渐形同虚设。
同样是行政中枢，明朝的内阁距离皇帝寝宫1000米，清朝的军机处距离皇帝寝宫只有50米。政务中心逐步靠近皇帝寝宫的过程，也是权力向皇帝集中的过程。
成立军机处后，雍正终于实现了皇帝“惟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但是，当权力的重担集于一人之身的时候，那些不够精明强干的皇帝往往难以胜任。
公元1840年7月4日，浙江定海附近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英国军舰，定海知县登上军舰询问来意。英国人限他次日投降，否则开炮轰城。
此时的北京紫禁城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第二天，道光帝照常向皇太后问了安，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此时，距离北京数千里的定海已经被英国人占领。
由定海到北京，奏折传递的速度最快也要20天，道光帝直到7月24日才得知定海失陷。在这二十天当中，当地官员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命令，无从应对局势的变化，以致延误军机。
在之后的日子里，道光帝陆续收到各地纷沓而来的战报，信息相当混乱。直到8月9日，战争开始一个多月后，道光帝总算弄明白英国已经发动战争这一事实，而就在此时，英国军舰已经逼近天津。
集权制下，战争的决策者是皇帝，而道光帝既不能及时了解军情，同时对英国也是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结束，道光皇帝还在问：听说英吉利距离中国七万里，它到底在哪里？
这场战事在历史上叫做“第一次鸦片战争”。
故宫里的军机处展室，陈列着奏折匣，就在雍正帝逐步完善的密折制度中，这种奏折匣被广泛的使用。
明朝的时候，大臣上奏给皇帝的奏折，通过各级衙门层层上报，有时皇帝没看到奏章，一些大臣已经知道奏章的内容。
为了加强保密，雍正时期开始使用这种奏折匣，它配以宫廷特制铜锁。只有皇帝和上奏的大臣才有钥匙。大臣上奏的密折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无法知晓。
所谓“朕之耳目，天下之所共知”。雍正帝借助密折制度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各地，无孔不入。甚至同在一地执政的官员也得互相防范、互相猜疑。这种密折政治的的确方便皇帝体察下情，但是也为捕风捉影打开了方便之门。
建立密折制度时，雍正帝反复强调：密折“慎密二字，最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这种说法在一百多年后得到验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后，在总督府里缴获了一些奏折匣，里面装有清朝两广总督耆英写给道光皇帝的密折。密折中一些侮辱洋人的语言让英国人怀恨在心。后来耆英在谈判时遭到英国人当面羞辱，中途离去，结果以失职罪被皇帝赐自尽。
一手建立了完备的奏折保密制度的雍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100多年后，作为最高机密的奏折竟然如废纸一样被入侵者缴获。
道光帝曾经形象地把“为政治国之道”比喻成“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听任破坏，必至要动大工。”
紫禁城这所大房子从明成祖开始建造，其间，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也几经修修补补，最终，皇帝与皇权都随着时间流逝，化作历史的云烟。
公元1861年农历十一月初一，这次“垂帘听政”开始了。和以往的听政不同的是，这次在朝堂之上出现了两个宝座，它们一前一后，中间以一道帘子相隔。绵愉和众大臣们朝拜了前座上的年幼的皇帝，他们听到的旨意却从帘子后面发出。
慈禧独掌大权以后，前座上的皇帝形同傀儡。她自己以独特的方式扮演了强权皇帝的角色。至此，大清国的集权政治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公元1912年2月12日，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政务活动在养心殿开始了，它已经很难再叫做上朝，因为这次仪式惟一的内容就是隆裕皇太后带着六岁的溥仪颁布了皇帝退位诏书。无论 “御门听政”还是 “垂帘听政”在此时都已经成为了祖制，而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永远成为了历史。
第五集 家国之间
本集简介：
本集通过一个个真实生动的历史事件，包括珍妃井的故事、太子读书、选秀女、光绪大婚、慈禧太后的日常生活等展开对宫廷生活各个方面的阐述。从生活文物到历史故事，从历史事件到宫廷生活，用客观的角度揭开了宫廷生活的神秘面纱，向人们呈现出紫禁城中最真实的生活点滴。
这是一座已经存在了500多年的老宅院。曾经住过两家人，一家姓朱，一家姓爱新觉罗。关于这座宅院里的生活，传说很多，真正知道的人，很少。
1900年8月14日，北京被八国联军攻破。光绪皇帝逃离了紫禁城。
而他最喜爱的妃子，在这一天死去了。
关于珍妃的死因，宫廷的官方文件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在这份慈禧太后亲自签发的懿旨中，这样写道“上年京师之变，仓猝之中珍妃扈从不及即于宫内殉难，洵属节烈可嘉，加恩著追赠贵妃”。
而另一种说法来自太监崔玉贵。在珍妃死亡事件里，崔玉贵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8月14日下午，崔玉贵接到慈禧的命令，将几年来一直幽禁在冷宫的珍妃带到颐和轩。
慈禧对珍妃说：“洋人要打进城了，我们要避一避，带着你走不方便。”
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慈禧大声呵斥说：“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
慈禧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把她扔到井里去。”
沿着珍妃在宫中的足迹，我们将渐渐解开皇宫生活的神秘面纱。
古人仰观天象，最亮的星是紫微星，紫微星周围的星宿环绕而成紫微垣，这里是传说中天帝一家的居所。皇帝自称天子，紫微垣在人间的投影，就是皇帝一家的居所——紫禁城。
这是一幅展现大年初一紫禁城盛大朝会的画卷。满朝王公大臣，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都守候在太和殿广场上，人们等待着典礼的开始。然而，太和殿宝座上空空荡荡，皇帝在哪里呢？
越过层层宫墙，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前朝大不相同的后宫。
在这里，皇子皇孙像宫外的孩子一样，热衷着放鞭炮的游戏。
在这里，皇后嫔妃像宫外的母亲一样，关爱着自己的孩子。
在这里，皇帝像宫外的父亲一样，享受着天伦之乐。
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南面为前朝，北面后宫。后宫由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以及东西各六宫组成，这里就是皇帝的家。
皇帝寝宫为乾清宫，皇后为坤宁宫，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是交泰殿。意味着“乾为天，坤为地，天地交泰，阴阳和合”。紫禁城宫殿的文饰图案，到交泰殿第一次出现了凤。东西六宫的名称，也大多暗喻男女交合，生儿育女。
1888年冬天，来自全国的妙龄少女汇聚在御花园。她们将有人成为大清国的皇后。此刻，她们都被称为“秀女”。
中国历代的后妃，大多来自贵族权臣之家。然而，为了巩固皇权的联姻，往往潜伏着更大的政治危机。到了明代，为了防范外戚干权，朱元璋一改旧俗，明文规定皇室后妃应选自民间。
清朝入关后，皇帝的后妃主要来源于八旗秀女。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八旗官员的女儿，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都要参加每三年一届的选秀。其中不仅产生皇后嫔妃，也为皇子皇孙，亲王郡王等皇家宗室物色福晋。超过17岁又一直未被选中的才可以另行婚配。严格的制度确保了皇族婚配的优先权。
经过反复选看，五位女孩幸运地走到了最后一关。他们是慈禧太后的弟弟副都统桂祥的女儿；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但她们可能并不知道，真正决定命运的却是皇帝身后的这个女人。
光绪选后的情景，在场的太监唐冠卿有过细致的描述：“选后是在体和殿，事前准备了玉如意一柄，绣花荷包两对，谁收到玉如意就是皇后，收到荷包为嫔妃。光绪手持玉如意来到德馨的长女面前，刚要交给，慈禧太后大声说：‘皇帝’，并暗示光绪将玉如意交给桂祥的女儿。光绪无奈，只好照办。慈禧强迫光绪选择了并不喜欢的皇后，又担心德馨的女儿，一旦选入嫔妃，必有夺宠之忧，于是不让光绪自己再选，直接授意将荷包交给长叙的两个女儿。”
令光绪一见钟情的女人落选了，慈禧的侄女叶赫纳拉氏成为光绪的皇后，长叙的两个女儿成为珍妃和瑾妃。他们的命运在刹那间发生了巨变。
这些嫁入紫禁城的女人，被分为若干等级居住在不同的宫殿里。明代有十二等。清代康熙年间，后妃定为八等，即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以下另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人无定数。
这就是民间流传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了。事实上，每位皇帝的后妃数量相差很多。康熙一生有后妃79人，而光绪只有一后二妃3人。
什么人能够成为后宫之主的皇后？第一次大婚的皇子或少年皇帝作不了主，决定权在深谋远虑的父皇，母后或皇太后那里。最后胜出者往往不是最有魅力的那一个，而是皇家对权力格局通盘考虑后，认为最合适的那一个。
公元一八八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子刻，隆裕皇后的凤舆从自家府邸出发，前往紫禁城。光绪皇帝大婚正式开始。
洞房设在坤宁宫。这座明朝皇后的寝宫，自清朝入关后，被改为祭神和节庆朝贺的地方。宫廷举行大婚时，东暖阁就是新婚帝后的洞房，他们将在这里共度三天。
这一天，对于光绪来说，不仅意味着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也意味着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
因为慈禧太后刚刚向外界宣布，光绪皇帝大婚礼成，慈禧就将结束垂帘听政。这一幕，光绪已经等待了15年。
1874年12月5日夜，四岁的载湉被送入紫禁城。几个时辰前，19岁的同治皇帝抱病身亡。同治没有子女，载湉以其堂弟的身份入主皇宫。
这个孩子在睡梦中离开了温暖的家，成为了光绪皇帝，开始了长达34年哀伤的生涯。
位于故宫东部的毓庆宫，曾经是清代皇太子在宫中的居所。
光绪5岁，到了学习如何作皇帝的年龄。而少年天子的课堂，就在毓庆宫。
清代的皇子们，只有在幼年时期才能住在东西六宫享受父母之爱。十岁迁出后宫，暂居毓庆宫或更为偏远的南三所。受封亲王后便彻底迁出紫禁城，到父皇赏赐的王府居住。皇子们对于宫廷最为深刻的记忆，恐怕就是读书生活了。
每天天还没亮，皇子就进入书房，随师傅作诗文，学习儒家经典。又有满族师傅教授满语，骑射等，直到黄昏才结束。
清代皇子教育的勤勉不怠，也许是吸取了紫禁城上一代主人——明朝皇室的教训。明代皇太子虽然也有出阁讲学制度，但并不严格，而清代12位皇帝，尽管其天赋，机遇大不相同，但绝大多数都称得上勤政，严谨的皇子教育制度，功不可没。
读书声中，光绪一天天长大了。
在紫禁城里，这个小院并不起眼，但却是中轴线外最受欢迎的景区。自雍正以后历代清帝的卧室，就坐落在这个有些局促的院落里。
这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惟一一处中国皇帝的寝宫，基本保留了光绪皇帝居住时的原貌。
很多人会惊讶于它的狭小，紫禁城的肇建者只是把它当成一座临时休息的地方。当它贵为皇帝寝宫后，为了使自己的卧室能与天子的威仪相称，便在房内的陈设上极尽奢华。据清同治二年《养心殿寝宫陈设档》记载，当时这里的陈设品共有724件。
在养心殿寝宫东西两侧，各有一套卧床。据说，东边的床是备皇后来住时睡用的，西边则是为妃子备用。又说，皇帝为了预防刺客，总在入寝时把两张床的幔帐同时放下，谁也不知道他究竟睡在哪张床上。
紫禁城习惯于早起。慈禧太后起床的情形，她的贴身宫女何荣儿有过细致描述：
“太后屋里灯一亮，侍寝的宫女趴在地上喊：老祖宗吉祥！给太后叠好被以后，跟着用银盆端好一盆热水，老太后用热手巾将手包起来，在热水盆浸泡相当长的时间，要换两三盆水，把手背和手指的关节都泡随和了。然后洗脸，与其说洗脸不如说热敷脸，这样能减少脸上的皱纹。都完毕了，才坐在梳妆台前，传太监梳头，描眉刷鬓敷粉擦红。再吸上两管水烟后，奶茶就献上来了。老太后最习惯喝人奶和牛奶。太后是个爱美的人，也教别人爱美。她常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着什么劲呢？”
洗漱停当，慈禧坐在宝座上，此刻，光绪皇帝和他的后妃们正候在门外。每天清晨皇帝率领后妃向太后请安，是紫禁城几百年不变的规矩。新婚不久后的一次请安，慈禧与光绪进行了别有深意的对话。
慈禧太后含笑问：“皇上由哪里来的？”皇帝回答说：“由养心殿。”
“由养心殿来经过螽斯门吗？”“是。”
“知道螽斯门的来历吗？”
“这个，儿子听师傅讲过，不过儿子不努力，知道的不清楚，还要清皇爸爸指教。”
“为什么叫螽斯门呢？说雄的大蚱蜢名螽斯，一震动翅膀鸣叫起来，好多雌蚱蜢就来了，每个都给它生99个孩子。先皇就是盼望我们家族兴旺啊！”
太后说完用眼睛看看光绪，也看看隆裕，脸上已经没有先前的笑容了。
帝后失和在宫中是尽人皆知的“秘密”，对于慈禧选定的皇后，光绪几乎从未亲近过。慈禧为了巩固权力而抛出的红线，牵回的却是一对陌路夫妻。
紫禁城重重高墙将12座宫院与外界隔离开来。它们位置东西对称，外观大同小异，像两腋一样依傍着中轴线上的后三宫。其间生活着皇帝的女人们，她们或许万千宠爱集于一身，或许独守枯灯寂寞一生，其命运，完全在于后宫里惟一的男人，是否垂青自己。
皇帝如何召幸嫔妃，民间一直流传着太监驮妃的说法。说是把妃子包裹在背子中，由太监驮到皇帝寝宫。
真实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每天午后，皇帝进晚膳的时候。所有嫔妃来到养心殿后院的燕喜堂，静静等候。因为晚膳之后，皇帝将亲手揭开困扰后宫嫔妃整整一天的悬念。
这些刻着嫔妃名字的绿头签等待着皇帝的选择，皇帝的手决定了与哪个女人共度今夜。
清朝皇帝中，光绪的嫔妃最少，只有一后二妃。而贵为后宫之首的皇后，并不在绿头签备选之列，隆裕皇后经常住在养心殿光绪寝宫东侧的体顺堂。只是，这对感情冷漠的夫妻几乎从未真正生活在一起。
在同后宫竞争中，珍妃轻易就占得了上风。
宫里的规矩，无论多么受宠的嫔妃，都不能整夜陪伺皇帝。但召幸之后，嫔妃也不必再回到自己的寝宫，而是就近在养心殿皇帝卧室的隔壁休息。养心殿旁的燕喜堂西围房事实上就变成了珍妃的第二座寝宫。细心的光绪命人在这间屋里多设一个帐幔，一幅板帘，一席大褥。对于他们的爱情而言，这是一段转瞬即逝的黄金时期。
珍妃乖巧伶俐，她能双手写字，喜欢绘画，喜欢唱歌，喜欢穿上护卫官袍在光绪面前扮作美少年逗皇帝一笑。据说，她还是第一个将摄影术引入宫中的人，总是拉着光绪让太监拍照。
珍妃专宠终于激怒了慈禧太后，她以生活奢侈为由处罚了珍妃。然而，当年作为珍妃行为不检证据的摄影，若干年后竟也成了慈禧太后的最爱。
每天常朝晚膳后，一般是皇帝的休闲娱乐时间。宫内的休闲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琴棋书画，豢养宠物，观赏戏剧，体育运动等等。
在这幅宫廷绘画中，明宣宗正在玩一种类似现代高尔夫的运动——捶丸。
同普通人一样，皇帝们也会有各种休闲娱乐和爱好，但是，对普通人来说无关紧要的兴趣爱好，在皇宫之内，却可能造成危及江山社稷的严重后果。
明武宗正德皇帝——酷爱武功，自己册封自己为大将军。同时，对经商兴趣浓厚，经常扮成商人模样，在紫禁城里开设商铺酒肆。
明世宗嘉靖皇帝——在宫中研究长生不老的办法。命令宫女每天早起，采集御花园清晨露水，供自己炼丹。
明神宗万历皇帝——几十年不见大臣，深居宫中，最大的爱好就是敛财。从南方富庶之地征集来的盐税，大多埋藏在皇宫的地下。
明熹宗天启皇帝——是巧夺天工的木匠，据说，他设计出一种能够喷水戏珠的金龙。而朝政却都交给了大太监魏忠贤。
他们的爱好，使个人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却加速了明帝国的覆灭。
紫禁城的新主人来自白山黑水之间，剽悍的民族性格，使清朝皇室的休闲生活，也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
木兰围场。在清代中前期将近两个世纪里，皇帝率领满蒙贵族将士一万多人，在这里围猎100多次，这既是和平年代必要的军事演习，也是联络满蒙贵族感情的最合适的外交活动。
冬天的紫禁城，另一种别具满族特征的娱乐开始了。滑冰，是清代皇家在冬天最热衷的娱乐活动。每次参加表演的八旗将士约1200人，他们盘旋在冰面上，蜿蜒如龙形，在高速滑行中，要做出各种优美造型，并准确射中悬挂在旌门上的小球，以取悦皇帝。
从皇帝大婚的那一天起，紫禁城里所有的人，都在热切期待着新生命的到来。
后妃怀孕叫“遇喜”，在《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中，对此有专门的规定。嫔妃怀孕，每日食用加半，有生母者，准许进内廷照看。皇后生子，满月时赐银一千两，衣料三百匹。嫔妃生育，也各有相应的待遇。
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基本遵照以下原则：皇后所生长子是第一继承人，皇后无子，立普通嫔妃中所生长子。所有后妃都没有生子，或者从皇族中过继一个儿子立为皇帝，或者由皇帝的弟弟继位。
清代雍正开始实行秘密建储制度，更重视考察继承人的能力。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不会改变：除非万不得已，皇位继承人必然是皇帝的儿子。
皇子，一切为了生出一个皇子，一个未来的皇帝。后宫波澜不惊的表象下，于是充满了嫉妒，仇恨，杀机。
公元1475年，29岁的明宪宗起床后面对镜子，发现自己已经长出几根白发，叹息到：“老将至而无子”。我老了，却还没有儿子呢。这时，为皇帝梳头的太监张敏忽然跪倒，向皇帝禀告了一个隐藏了五年的秘密。
原来，宪宗专宠年长自己17岁的万贵妃，而万贵妃为了独霸后宫，竟然强迫所有怀孕的嫔妃喝药堕胎，而她在自己的儿子过早夭折后，一直未能怀孕。致使明宪宗几乎绝后。
五年前初秋的一天，宪宗在宫内读书的时候，遇到了值班的女官纪氏，纪氏是广西瑶族土官的女儿，端庄伶俐。回答皇帝的问话，举止得体，吸引了宪宗。这一次偶然的临幸，竟使纪氏怀孕。
这一切，当然逃不过万贵妃在宫中无处不在的耳目。万贵妃命令宫女给纪氏送去了堕胎药。或许是天意，纪氏被迫喝下堕胎药后，孩子并没有打下来。而早已对万贵妃专横不满的太监张敏等人，向万贵妃谎报纪氏患上重病，按明朝皇宫规定，需要送到北海附近的安乐堂任其自生自灭。
于是，在宫中众人的保护下纪氏躲到宫外，孩子降生，悄悄哺育成人。
得知真情后的宪宗立刻派人出宫迎接儿子。
一个月后，纪氏去世，太监张敏暴亡。人们都说，是万贵妃所害。
在残酷的后宫杀戮中幸存下来的这个孩子，13年后登上了皇帝宝座。
“多子多福”，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观念。这条铺设在坤宁宫洞房婚床上的百子被，正是这种观念在皇宫里的折射。百子的典故最早出于《诗经》，是歌颂周文王子孙众多的。画面常用谐音谐意，寓意皇帝多福多寿，多子多孙，子孙昌盛，万代延续。
从太祖努尔哈赤起，爱新觉罗一家，始终人丁兴旺。然而，当咸丰皇帝在内忧外患中登极后，皇家血脉忽然间就衰弱下去。
咸丰六年三月，兰贵人在这里生下咸丰皇帝的儿子载淳。由于咸丰长子幼年夭折，载淳成为皇位惟一的继承人。
于是，原本在后宫中地位并不高的兰贵人最终成为慈禧太后，在后来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才是中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
而慈禧惟一的儿子，同治皇帝，未满20周岁，就病死了。同治没有儿子。以同治堂弟身份继承皇位的光绪也没有生育。
无后，对于皇室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是一个王朝行将覆灭的不祥征召。
而中国，正进入最哀伤的年代。
年轻的光绪皇帝急切地希望通过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变革改变这个国家。
这是我们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寻找到的关于故宫最早的影象,摄于1903年,拍摄者是一位美国人。中国人仰视了五百多年的故宫,在那一年,已经可以被俯看,被窥视了。在这段动荡的影象拍摄前四年，1898年,当皇帝主导的维新变法进行到103天的时候，慈禧太后忽然由颐和园秘密返回紫禁城。光绪被软禁，慈禧再度垂帘听政。
1908年10月21日，在珍妃遇难7年后，羸弱的光绪去世了。一天后，强悍的慈禧太后也去世了。
紫禁城，就像一座巨大的舞台。只是，台上台下之间，有一道厚厚的幕布，始终没有拉开。
1908年深秋，又一个孩子被送进紫禁城。后来，他被人们称为末代皇帝。
若干年后，这里将不再是皇帝的家。
第六集 故宫藏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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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华，使得中国文化闻名世界。故宫的瓷涉及到宫廷日常生活及休闲玩赏等各领域的活动，它们蕴含着皇家的艺术性情，显示着皇权的至高无上与尊严，皇家的雍容华贵与典雅。通过对故宫的瓷的展示，又折射出陶瓷的发展演变过程和中国陶瓷文化的内涵。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东南角的南三所。它曾经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读书的地方。故宫博物院的古器物部就在这里办公。
这位叫耿宝昌的老人，已经84岁了。他已经在故宫工作了将近50年。在这50年里，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瓷器、鉴定瓷器、抚摸这些瓷器。
瓷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深赋美感的民族曾经所独有的。
它有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
中国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泥土，在水与火的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种美丽的器皿。
它曾经是武则天供奉佛指舍利的至尊之器；
是宋徽宗宫廷院落中雅致的摆设；
是元世祖进行东西方贸易的贵重商品；
是永乐皇帝赐予外国使臣的珍贵礼物；
是雍正皇帝亲自参与创作和设计的艺术品；
也是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中无处不见的珍宝。
它跨越千年的时空，成为今天紫禁城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如今在这座博物馆里所收藏的150万件文物中，约35万件是瓷器。据耿宝昌先生自己介绍说，这些瓷器他都曾亲自鉴定过。而在这其中，和他最有缘分的，是一对高不过两寸的小瓷杯。它是明成化斗彩三秋杯，是故宫博物院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70年前，当耿宝昌先生在琉璃厂的古玩店作学徒时，就曾和它有过一面之交。
这对瓷杯最初的主人，是统治大明帝国的成化皇帝。
据传说，明成化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481年。主持日常朝政的大臣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的皇帝了。此时的皇帝朱见深，经常和自己最宠爱的万贵妃，在后宫里寻欢作乐。
为了讨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女人的欢心，成化皇帝命令景德镇的工匠，特制出一种小巧玲珑的酒杯给她把玩。这种绘有子母鸡图案的，叫成化斗彩鸡缸杯，目前世界上仅存十几只。
而绘有蝴蝶、兰花和小草图案的成化斗彩三秋杯则更为珍贵。世界上保存完好的仅有一对儿，现在珍藏在故宫博物院。这些小小的杯子一出世不久，就被当时的文人，称赞为天下酒器中的极品，其鲜嫩而淡雅的风格旷绝古今。
时间已经过去了500多年，成化皇帝和万贵妃曾经把玩过的这些瓷器，有的至今仍然收藏在这座宫殿里，有的已经散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5万件瓷器中，绝大多数都是这座宫殿曾经所独有的，这些瓷器与生活在这座宫殿里不同时代的主人，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斗转星移之间，它们大都成为了今天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经典艺术品。
它是温润的玉，它是晶莹的冰，它是山水之间的青翠。这是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对这种瓷器的赞美。它就是秘色瓷。这是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到的，最早为皇宫专用的瓷器。在将近数百年的时间里，关于这种瓷器，有很多神秘的传说。关于它是否存在，关于它的来历和名称，曾经众说纷纭无有定论。直到1987年，13件秘色瓷，在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这种争论才结束。目前仅存于世的秘色瓷数量尚无考证，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成立后，收购有3 件藏品。这种神秘的瓷器，即便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难以见到它的真容。乾隆皇帝曾经做诗感叹：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辰星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稀少和最美的东西，往往会被皇家垄断。明洪武二年，御窑厂正式在景德镇设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它由朝廷督办，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用最好的瓷土，专门生产皇家使用的瓷器。这些瓷器禁止民间使用和买卖，烧制手段和配方对外严格保密。贫穷出身的朱元璋，也就是在设置官窑的这一年，出于节约的目的，规定将祭拜天地的礼器，改为瓷器。过去这些礼器，都是用金银器和玉器制作的。后来 明成祖朱棣，带头将吃饭使用的玉碗换成瓷碗，还将随葬时的明器，对海外臣国的赏赐换成了瓷器。
这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明永乐青花压手杯。在它的内底，写有“永乐年制”的字样。这是中国官窑瓷器上，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写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中国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皇帝的提倡和带动下，明朝瓷器的烧造水平又得以提高，并开始大规模生产。那个时候，景德镇“工匠四方来 器成天下走”，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一位到过景德镇的法国传教士，形容其制瓷的壮观场面“白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夜空”。那些烧制好的瓷器，将被带到世界上各个文明地带。那些从扬州、广州、泉州出发的，中国的、波斯的、葡萄牙的和以后英国的船队，满载着瓷器，驶向印度、阿拉伯半岛、欧洲、甚至非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里烧造的最精美、品质最高贵的瓷器，却只会运往一个地方，这就是北京紫禁城。
这些瓷器，就是当年从景德镇运到皇宫的，明代官窑瓷器。现在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着专为皇家烧制的御用瓷。也收藏着，元明时期向海外输出的贸易用瓷。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花瓷。这种白底蓝彩的瓷器淡雅青翠，被后世称为人间瑰宝。
公元2005年7月，在英国佳士德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瓷，拍到了2?3亿元人民币，这创造了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
这是现在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青花大盘。这是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这种青花釉里红，比单色青花还要名贵和稀少。中国青花瓷起源于唐，兴盛于明。它的制造，到了明代，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永乐宣德青花。永宣青花，采用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外来青料，俗称苏麻离青。用这种颜料能烧出浓艳的色彩，它在瓷器表面，烧成独特的斑点。形成了类似中国水墨画般的晕散效果。
就是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与茶叶、丝绸一起，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商品，运往亚欧非三大洲。从元到明，大规模的海外运输中，到底有多少艘运送中国瓷器的船只，被大西洋还有印度洋的波涛吞灭，已经无人所知。幽深的海底，沉睡着多少秘密，每次打捞，都有激动人心的发现，让人意外的惊喜。
陶瓷质地脆弱，非常容易损坏。在高温烧制的过程中，发生的复杂变化，往往是难以预料和控制的。所以中国古人说，一件好的陶瓷烧成，要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巧。一些器型、质地、图案和色彩俱佳的精品，甚至是工匠们终其一生而求之不得的。
但精品依然流传到了今天。这就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官窑最有代表性的瓷器。
耗费很多人力物力烧造的官窑之作，据说稍有瑕疵便会被当场砸碎，就地掩埋。这是今天景德镇明代御窑厂的遗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埋藏在那个年代土壤里的，官窑青花碎片。而在紫禁城里埋藏碎瓷片，也曾经是太监们的一项日常工作。据记载明清时期，皇宫内所使用的瓷器，即使破损了，也不能随便处置。必须找专门的地方掩埋。不能有一片碎瓷流出宫外。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院内多处施工时。挖出过大量各个年代的，陶瓷器碎片，完全证实了这一记载。
这是位于故宫博物院北路的北五所。从故宫院内挖出的碎瓷片，已经成为陶瓷专家，研究古代陶瓷的最好标本。而清洗瓷片，也就成为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陶瓷组，经常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
它为什么也不写字这个问题呀，康熙没款的东西，还是官窑还是民窑，历史上就没有把它弄清楚。在过去约定成俗的一句话叫客货，客货是什么，就是外销的东西了，等于外销瓷了，那不是官窑。有的说康熙时候，康熙皇帝本身啊，不愿意让写皇帝的年款。说这瓷器容易打碎，打碎以后当垃圾一样就扔了，把皇帝就扔了，所以康熙不好尊号。
皇家之物就会被打上皇帝的印记，皇帝的审美情趣，性情爱好以及他的政治抱负，都会深深得影响不同时代瓷器的制作。
大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八岁的康熙皇帝刚刚登基。专管宫中事务的司礼大太监吴良辅，便被孝庄皇太后下令捕杀。由明朝设立的太监专权的十三衙门被撤销，另立内务府。内务府由皇上直接任命亲信管理，负责宫中的一切事物。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掌管宫廷内一切器物的制造，下设如意馆、金玉作等几十个部门。瓷器的生产，则由内务府总管直接负责。
从康熙开始，清朝皇帝对瓷器烧造所投入的心血，远远地超出前朝君王。但康熙对中国瓷器最大的贡献是，他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珐琅彩瓷。那个时候，法国传教士进贡来一些铜胎画珐琅，让康熙皇帝几乎是一见钟情。他决定在宫中尝试制造，并将这种珐琅工艺，移植到他所喜爱的瓷器上。为了全力烧造珐琅彩瓷器，康熙皇帝在造办处下，专门设立了珐琅作。
瓷胎画珐琅的烧制方法，和其他瓷器都是不同的。它是唯一在皇宫中搭窑烧制的御用瓷器。当陶瓷的素胎在景德镇烧好后，再将素胎运至紫禁城内，由宫中画师画上图画，上好彩料，然后在宫中烧制。为了方便康熙随时亲临作坊巡视督察，烧制珐琅彩的小窑，搭设在了养心殿。一件瓷器，由皇帝直接授意，亲自过问并且就在皇宫内烧制完成，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绝无先例的。
铜胎画珐琅来自西洋，康熙广为召集会画画的外国传教士。甚至每见到一个传教士，就会问他是否可以作画。如果回答是，那么这名传教士，就会被半强制地请进宫内，与工匠们一起烧造珐琅彩。康熙五十六年的三月，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马国贤，在写给欧洲同行的信中这样写道：皇上开始非常喜欢欧洲珐琅画，命欧洲画家来画珐琅，我们必须将一整天和卑贱的工匠们同作息，于是言称不曾学过画珐琅，而且也故意不学此技术。我们将画画的其劣无比，于是皇帝下旨作罢。在康熙皇帝的直接督管下，珐琅彩瓷器，终于在康熙去世前烧制成功。这一时期康熙珐琅彩，还是和铜胎画珐琅风格一致，图案多以花卉为主，珐琅颜料也全部依靠外国进口。
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继位。他继承了父亲的江山，也继承了康熙皇帝对珐琅彩的酷爱。但是在雍正六年以前，珐朗彩瓷器进展还是比较缓慢。主要是在康熙到雍正六年以前这段时间，珐朗彩瓷器用的珐琅料，还需从西洋进口，颜色也只有八九种。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当时就让他最信赖的十三弟允祥，来负责内务府造办处的工作，也具体参与珐琅彩瓷器的烧造。到雍正六年，国产珐琅料终于炼成，而且它烧炼出来的花色品种比进口料还要多，足以保证珐琅彩瓷的创新需要。
雍正对珐琅彩瓷器的痴迷，比他的父亲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处理繁忙的政务之余，还经常亲自设计瓷器的样式。对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器物的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
雍正六年二月十七日这一天，雍正皇帝处理了多件国家大事。上午他先到中和殿保和殿，检视第二天到先农坛祭祀的准备工作。回到养心殿后，他批阅了三份奏折，又发了两道谕旨。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对珐琅器的器形、花样、材料，做出了细致的批示。
这是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器，现在的研究者评价这些瓷器，淡雅、清新、有着隽永的审美。
他跟康熙时候的风格有所不同，基本上摆脱了铜胎珐琅彩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珐琅彩瓷，直接让当时著名的宫廷画家用珐琅料在白瓷胎上彩绘。在这些瓷器上，出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所崇尚的梅兰竹菊和意境悠远的山水画。
在中国八千年延绵不断的陶瓷发展史上，珐琅彩瓷器是中国古陶瓷顶峰期的作品，它代表了中国陶瓷制作的最高水平。
雍正在信奉藏传佛教的同时，也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他崇尚天人合一，追求古朴自然。所以，以沉静雅素为风格的宋瓷，深受雍正皇帝的喜爱。雍正对宫廷瓷器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对宋五大名瓷的仿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雍正八年八月初七这一天，他来到文华殿经筵讲学。而就在这一天，他还下令要求御窑厂仿烧宋代钧窑瓷器。
这就是雍正仿制的钧窑鼓钉洗。这是真正的宋钧窑鼓钉洗。
钧窑瓷器，以红蓝相间的钧红釉闻名于世。民间一直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等等说法。
据传说宋徽宗曾做过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后天空的颜色，他非常喜欢。汝窑工匠按照他的要求，烧成了这种淡青色的瓷器。宋代五大名瓷中，传世最少的是汝瓷，全世界不足百件。北京故宫藏有20件，现在一部分在台北故宫，一部分散落在世界各地。
明代《宣德鼎彝谱》中记载：内府所藏，柴汝官哥钧定。从这个记载中，后世得知，宋代有五大名瓷流传于世。紫禁城所藏的宋五大名瓷，曾为宋朝皇家御用珍瓷。
哥窑釉面布满开片，开片由深黑色大开片与褐黄色小开片交织而成，俗称金丝铁线。
官窑瓷器，以粉青釉色为最大特点，造型典雅古朴。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一个烧白瓷的瓷窑。定窑瓷器讲究刻花印花装饰，它的印花水平居宋代各窑之首。
这些瓷器，目前是故宫最珍贵的藏品之一。它们是中国瓷器制造史上的第一个历史高峰。
中国瓷器的工艺水平，在清朝康雍乾时期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当雍正的儿子乾隆即位后正经历着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太平盛世。而这个时候，作为陶瓷中心的景德镇人口竟达百万。而为皇家制瓷的御窑厂作坊多达23个。
乾隆三年，他命宫廷画家为他绘制《陶冶图册》。这本图册详细得纪录了御窑厂的生产状况，展示了乾隆官窑开发的新技术。对官窑瓷器生产的二十个工序，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将整个官窑烧制流程规范化了。乾隆以帝王之尊，亲自策划陶瓷的生产。包含着乾隆想表达亲民勤政，以德治理天下的政治理想。
祀神酬愿，是《陶冶图册》中记载的，陶瓷生产中很重要的一道工序。关于这个工序，曾有这样一个传说。明万历年间，根据朝廷命令，烧制大龙缸，每每失败。期限将至，工匠将受到惩罚。一个叫童宾的工匠心忧如焚，为救这些人，自已跳进窑火中，大龙缸终于烧成。
后人为了纪念他，供奉其为窑神。每次烧窑前，都要烧香祀拜，以求保佑烧窑成功。
《陶冶图册》上的这些文字，是一个叫唐英的督陶官奉命撰写的。唐英十三岁起在养心殿做杂役，他善画能诗，还擅长编写剧本。雍正六年，唐英因办事干练受到赏识，而被派驻景德镇御窑厂监督窑务，做督陶官年希尧的助手。他用三年的时间，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和工匠们同吃同睡，苦心钻研。在雍正九年的时候，他已经从一个外行变成技艺精湛的陶瓷业专家。
在乾隆二年，唐英成为正式的督陶官。他督导陶务前后二十多年，在这期间景德镇所制的陶瓷，被后人公认是瓷中珍品。无论在品种的仿古创新方面，还是在器物的制作技艺方面，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唐英因此而成为历史上最不同凡响的督陶官。
这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乾隆时期唐英督制的瓷器。
乾隆时期，陶瓷生产的管理更为严格。尤其是对督陶官的要求甚严，颇似今天的问责制。
那个时候，即使像唐英这样的人，也会动辄受罚。
乾隆十三年，年已66岁的唐英，接到了乾隆皇帝的圣旨：此次唐英进呈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著伊赔补。
结果这次烧造的四百六十七件瓷器，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唐英自掏腰包。
这是唐英进呈的创新之作：粉青釉交泰瓶。“交泰”是取《易经》中，天地交泰，即天地相交，时运亨通之意。它上下两部分互相勾套，既可活动，又不能拆开。
这件粉青釉交泰瓶，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一件也是唐英烧制的，粉彩八卦如意转心交泰瓶，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是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这个转心瓶由三部分组成，除瓶体外其他部分都可以转动。特别是颈部的转动部分，与瓶体构成了一部天干地支的万年历，既美观又实用。
乾隆本人表现于瓷器的关心，其实与他关注别的文化事业一样，强烈希望创造非凡与超前的理念。乾隆皇帝无微不至的参与和督陶官的努力，使得乾隆官窑出现许多创新之作。
这是景德镇御窑厂为乾隆皇帝烧制的一件，中国陶瓷史上空前绝后的作品。这个高将近87公分的大瓷瓶，被称为瓷母。它总共汇集了15种釉彩，16道纹饰，彩绘12幅吉祥图案。
此前历朝历代都未能烧制成的，这样硕大且工艺复杂的精美器物，扣合着乾隆皇帝，对自己“十全老人”的评价。
当乾隆拥有这件登峰造极之作时，他自己统治的这个帝国，正创造着中国历史上，文化和艺术的一处高峰。他拥有的疆土如此广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如此多姿多彩。但是随后的五十年内，这个王朝将面临从未有过的困境和灾难。他的儿孙们，不再享有天朝大国的安宁和富强。一个王朝的败亡很快到来，在此后的岁月中，中国的宫廷御制瓷器每况愈下。直到宣统三年，清朝灭亡，官窑生产成为历史。而紫禁城所拥有的，跨越千年历史的瓷器珍宝，也在这个历史的动荡中，开始散落。
从清末开始，一大批藏于深宫的瓷器珍品，先后流失。历经战乱、坎坷，辗转国内、海外，留下许多人与物之间，情感与缘分的故事。
当成化斗彩三秋杯，从宫廷流入民间后，耿宝昌与它的第一次接触，就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个乱世之秋。二十年之后，耿宝昌与稀世珍宝三秋杯，再次相逢。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故宫博物院的瓷器收藏，又开始了新的一页。从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两万多件瓷器，陆续收藏进故宫博物院。
2005年9月26日，从18世纪沉没的，瑞典哥德堡号商船上打捞上来的，181件中国外销瓷，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城楼展厅展出。展览过后，它们中将有18件永久留在故宫，成为故宫博物院35万件藏瓷中新的成员。
第七集 故宫书画
本集简介：
故宫是中国绘画收藏、保存与研究最重要的地方，中国宫廷藏画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气质最生动、最直观的记录者。本集将故宫藏画的汇集、流失与回归和民族的命运、中国文化命脉的发展与延续形成最鲜明的对应。
这里是皇帝赏玩书画的私人空间，200多年前，一个名叫弘历的皇帝常常独自坐在这个不足6平米的小暖阁里，静静地欣赏着三件堪称绝世珍品的书法。它们是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弘历认为，这是整个大清帝国汪洋般的宫廷书画收藏中，最精致的三件东西，为此他特意将这间小屋改名为“三希堂”。
正是这位爱好书画的皇帝，成就了整个清王朝的宫廷书画收藏，中国的书画收藏史也因此留下了绚烂的一笔。在这位乾隆皇帝当政的那半个多世纪里，他将这座皇家宫殿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书画博物馆！
今天，当人们置身其中的时候可能想不到，在这片宫殿里的这样一些地方，都曾经存放过中国历史上最精致的心灵的证明。将近600年的岁月中，就在这些宫殿里，它们传递着华夏文化的审美价值和观念。今天，它们依然深入我们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
对于一位肩负治国重任的当朝皇帝来说，收藏书画不过是个人微不足道的消遣爱好，但恰恰因为弘历是个皇帝，而且还是个盛世帝王，他个人的这种风雅情趣就引发了一次历史空前的书画大聚集。几乎所有中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在位的60年间，进入了紫禁城。今天我们能够在故宫博物院里看到的那些最珍贵的书画文物，大多源自弘历的毕生收藏。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乾隆朝之前，紫禁城里的书画收藏史。最初进入这座皇城的书画来自元代宫廷旧藏。作为胜利者，明王朝接管了属于前代王朝的一切遗物。这些曾经被元代宫廷保管的珍贵书画，被新主人钤上了新的印章。这样轻轻一印，历史就又翻过了一页。
然而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些前代书画并没有更多的兴趣。宋代大画家李公麟的如花妙笔，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大批军用物资的图像，“思得多马，牧于野郊，有益于后世子孙，使有防边御患”，这位马上皇帝欣赏的似乎只是广备军马的战略意识。
整个明王朝的宫廷基本上没有什么积极的书画收藏活动，唯一值得一提的，只是查抄犯罪大臣家产的收获。
万历十年，富藏书画的权相张居正去世，他生前为自己谋取私利的事逐渐被政敌揭发。万历皇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性格古怪的人，他最大的特征是小气和贪财。虽然我们无法解释，一个富有四海的人为什么会对金银财宝那么感兴趣，但确实当有人提到张居正富可敌国的财产时，一直保持沉默的万历终于动心而且愤怒，抄家行动迅速开始。
就这样，臣子家藏的书画变成了宫廷内府收藏，但这似乎更像一场财富的转移，整个过程与艺术本身无关。
不但入藏有限，明王朝的宫廷书画还不断地流失，而最主要的原因居然是开军饷。
[胡忠良访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崇祯时期已经到明末了，因为当时是两线作战，那么就是一个要是在国内来围剿这些起义军，那么在关外就要对满清来作战，所以呢，就是这个军饷，就造成了国家国库已经非常空虚，直到起义军围城的时候，崇祯他也是在《明季北略》这本书里记载，他搜刮宫中，只搜刮了三十万两来助饷。
当崇祯皇帝在煤山脚下上吊的时候，他身后的紫禁城早已经是空空如也了。
而后，新朝来临。
从关外来的铁骑，很快证明了自己对正统中国文化的兴趣。等到这个王朝 “盛世”开始的时候，它已经拥有一个开明，且有深厚汉文化修养的君主。
康熙皇帝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汉族文臣，他们得到皇帝格外的优待。这里面有一个叫高士奇的人特别值得一提。
[来新夏访谈] 天津南开大学教授
他在康熙周围，有时候康熙，有些这个地理知识，这个风俗人情，就要咨询他，他都能很快的回答，康熙有些诗做了以后，他都可以来奉和，所以很得康熙的欢心。
高士奇不但逢迎乖巧，而且格外地精明，在向皇帝进献书画这件事情上，他异乎寻常地胆大，他竟然敢欺骗皇帝。
他进献给皇帝的书画都记载在他的一本书——《江村销夏录》中。
在这本书里，高士奇对每件书画的外观特征详细记载，但对书画的真伪优劣却都没有说明。
事实上，除了公开出版的《江村销夏录》之外，高士奇编纂的书画目录还有另外一部，后世称之为《江村书画目》。
[杨丹霞访谈]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
另外一本，是他自己这个私家这个珍秘的一个底账，它重要的有两个内容：一个内容是说，他对于这件藏品，他自己的意见鉴定意见，他是注明白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进献给皇帝的，还是说可以随便馈赠给亲戚朋友的，这也在这个东西边上都注出来的。
翻开高士奇自己的批注，他的用心一目了然：做工精细的假画是可以拿来进献皇帝的；真正有价值的名作真迹，则要永远秘密地珍藏在自己手中。
不过高士奇死后，他的全部藏品还是进入了皇宫内府，纵然他对书画着迷且精明过人，可他的心机还是斗不过时间和皇权。
高士奇去世32年后，康熙皇帝的孙儿弘历登基，年号乾隆。这位乾隆皇帝在热衷书画方面可算与当年的高士奇不相上下，不过当年他在这里赏玩他最珍爱的三件书帖的时候，却并不知道，他手中署名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作品，其实是唐宋时期的仿本，只有王珣的《伯远帖》是东晋时候的真迹。但尽管如此，这些收藏也足以值得夸耀了。
像三希堂三帖这样，有着千年历史的书画作品，在进入紫禁城之前都经历过无数惊险。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中国书画收藏史上那些令人心痛的劫难：
在14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被西魏军队围困在江陵城，在投降前夜，萧绎将他收藏的14万卷，囊括天下精华的书画典籍，一夜之间焚毁。
1300多年前，隋炀帝沿运河下扬州，东都洛阳收藏的书法名画随船前往，途中船只倾覆，随行书画大半落水。
距今800多年前，金兵攻陷汴梁，宋徽宗的空前收藏从此散落流失„„
了解了这千年传承的惊心动魄，当我们再回到当年弘历赏玩三希书帖的这间小屋，就不难体会，无论是在乾隆年间还是现在，能够看到属于那个时代的真迹，是多么的弥足珍贵。
千年以来，书画的聚散流迁总与帝王命运、王朝更替相关。今天我们还能够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看到这样的作品，则与300年前那场改朝换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末战事四起，大量宋元以前的书画珍品流散民间。到清康熙年间，随着社会逐步安定，民间书画精品渐渐汇集到少数大收藏家手中。等到乾隆皇帝开始从民间收画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简直就像是几个现成的书画精品库。
这些书画入宫前，它们在民间的主人，用加盖鉴藏章的方式，将自己的印记永远地留在了画卷上。就是这些印章，记载下了每一幅书画的命运变迁。
这幅画叫《雪景寒林图》，是北宋大画家范宽的作品。它曾经为故宫旧藏，现在则是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幅画自问世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到清朝康熙年间，被天津一个名叫安岐的大盐商收藏。
康熙后期，安岐在天津贩盐发家，之后他就开始大量收集古书画，并将自己的收藏著录成书，就是这本《墨缘汇观》。从书中的记载来看，当年安岐所藏的书画不但数量庞大，而且多为年代久远的名家珍品。
然而到乾隆初年，由于天津盐场外迁，新兴盐商取代了老盐商，安家也随之败落。
安岐手中这一大批书画精品，陆续被宫廷收购。
在乾隆皇帝得到的这些安岐藏品中，有一幅山水画格外特殊，甚至还因为它引出过一段书画收藏史上的笑谈，这就是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图》。
[曾君访谈]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研究员
黄公望晚年，它是最后一部作品，他最有名就是说，一个是元代的绘画，对明清的绘画有特别大的影响，在元代绘画里面，黄公望是首屈一指的，在黄公望的作品里面这个《富春山居图》又是最好的，所以就像邹之麟他有一个题跋里面讲，他说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就好比王羲之的《兰亭序》，书法里面的《兰亭序》。
这样一幅中国文人绘画的颠峰之作，在后来的300年间被世人竞相收藏。明末，一个叫吴问卿的人得到了它。吴问卿对这幅画算是真正的爱不释手。《富春山居图》后面有题跋记载，此人不但吃饭睡觉都要带着它，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什么家财都可以不要，就只有这卷《富春山居图》一直带在身边随自己一同逃难。正因为吴问卿太爱这幅画，他临死的时候，便决定将它烧掉为自己殉葬！
当时《富春山居图》已经被吴问卿扔进火中，眼看一代宗师的名作就要化为灰烬，这时，是吴问卿的侄子偷偷用其他画卷将它从火盆中换了出来。但即使如此，抢救出来的《富春山居图》也已经被烧成了两段。
《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后，被吴家分别加以装裱。启首一段装裱成为后来的《剩山图》，如今存放在浙江博物馆。而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的另外一段，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尾的董其昌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后来弘历得到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
重新装裱后的无用师卷虽然不是原画全貌，但画中清润的笔墨、简远的意境得以保留。这幅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新风格的传世巨作，辗转经过多人收藏，最终被安岐买到。
安岐过世后，《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在乾隆十一年的冬天来到了弘历面前。但此前弘历已经得到了一卷《富春山居图》，也就是那幅最著名的假《富春山居》，后世称之为子明卷。
子明卷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富春山居》无用师卷，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都把弘历蒙骗了。
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弘历的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这卷后人仿造的《富春山居》子明卷不但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而且真迹无用师卷的出现，也没让他推翻自己的错误判断。
他一边坚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来观画的大臣无一例外地歌颂了皇帝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广阔胸怀，谁也不敢点破，这幅画它本来就是真迹。
不管弘历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岐所藏的《富春山居》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直到1933年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公元1799年，弘历去世。此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在书画收藏方面就没有太多作为。这不仅是因为嘉庆不如乾隆那样风雅，更是因为，弘历确实已经在有生之年几乎囊括了天下收藏的最精华部分。
为了表示对父亲心爱之物的珍重和缅怀，嘉庆皇帝决定，将乾隆平时珍玩的书画器物，全部封存。这里就是嘉庆封存乾隆主要书画珍藏的延春阁，因为原建筑毁于1924年的一场大火，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当时画师的笔墨领略它的风采。尽管弘历的收藏雅兴没有遗传，但嘉庆时，这栋延春阁，还是有一批书画入藏，其中就包括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问世之后，它的第一位收藏者是宋徽宗。而后，战争和朝代更替使《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流传始终充满神秘感，直到明代权相严嵩倒台的时候，它才随着严嵩被查抄的家财一起进入宫廷。但没多久这幅画就又从宫中神秘地消失，而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就是《清明上河图》最后一段明代题跋的作者——大太监冯保。
[杨新访谈] 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
冯保这个题跋，我琢磨着有文章可做，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宫里头，他又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今天，他怎么得到这个东西他没有讲，这个我们就反过来推测，一个是皇帝直接赏赐给他，你不是喜欢吗我就送给你了，他就会大书特书，皇帝怎么怎么把这个东西送给我了，我怎么怎么的高兴，他不讲他只讲好不讲怎么来的，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冯保以不可告人的途径得到《清明上河图》的同时，在京城坊间开始迅速地流传起这样一种说法：据说宫里一个小太监偷偷把《清明上河图》盗出库房，逃跑时怕被人撞见，慌乱中便将画卷藏在某处宫殿的排水孔洞里，准备日后再夹带出宫。不料天不从人愿，当日就下起瓢泼大雨，而且一连下了三天。排水洞里的《清明上河图》被水浸泡，取出来时已经糟烂不可收拾。
[杨新访谈]
你说这个故事根冯保题款有没有联系，我觉得有一点联系，因为事实上《清明上河图》没有被毁，也没有水泡的痕迹，就是说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
通过种种线索，今天的书画专家推测，当初《清明上河图》被毁的传说，很可能就是冯保，为掩盖自己盗画罪行而故意放出的风声。
自从离开紫禁城，《清明上河图》便又销声匿迹，直到嘉庆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的那年，它才又重新回到这座皇城。
因为乾隆的去世，权臣和珅被迅速扳倒。早在两年前去世的湖广总督毕沅，因为被查出有交结和珅的行为，身后被抄家。《清明上河图》又一次出现在查抄物品中。
这次，它被珍重地存放在延春阁，毕生热衷于书画的乾隆皇帝，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一睹它的真容。
盛名之下的清明上河图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令人们几百年来追逐不断。
[杨新访谈]
首先，他是一个很写实的作品，但是他的写实不是说完全的照本宣科，他是有组织的，作为这么一个大的场面，从郊区一直画到城市的中心，这一路他所包含的内容，囊括的事物相当的丰富，如何去把组织起来概括起来，而能够有典型性代表性。这个处理构思就相当惊人，你比如说我们在桥上能看到那种热烈的场面，那肯定是人山人海挤得一榻糊涂，底下的大船钻过桥洞要放倒桅杆，那个紧张，有人要想插手帮忙又插不上，那种情景你想里面的细节情节很多，但是我们看画家来处理，这些组织的有条不乱，另外就是他的表现，你像城门口那个乞丐，连他周围人的态度，我们都能体现，你看有一个人骑着毛驴回过头来看，就是不想掏钱，这个心态都能表现的出来，这个很简单的几笔就勾下来了，所以清明上河图引人入胜就胜在这个地方。
如此精妙的清明上河图进入紫禁城后，于嘉庆十年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此后，清宫的入藏就没有什么精彩可言了。而乾隆朝耀眼的书画收藏则以登记造册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
早在乾隆8年，弘历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
在故宫数以万计的藏画中，除了帝王收藏的这些历代名家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当朝宫廷画师创作的绘画作品。
画中这个坦胸露腿，光着脚戏水的人叫胤禛，他就是那位清代十二帝中最勤勉的雍正皇帝。或许正因为忙得没有时间娱乐，这位雍正皇帝才特别喜欢，让宫廷画师创作这种，类似于我们今天“模仿秀”的行乐图。在这些行乐图里，胤禛一会儿是山间行走的老翁，一会儿又与猕猴嬉戏，这一刻他还在端坐抚琴，下一刻又变成独钓寒江的蓑笠翁。
除了行乐图之外，宫廷绘画更重要的任务，是记录皇帝的功德成就。清王朝的帝国政绩就这样以书画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直到1911年，民国政府建立，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就此结束，以宫廷绘画记录历史的方式，也早在此前，被来自西方的照相技术取代。
照片里的这个少年叫溥仪，他是已经退位的满清废帝，不过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他还住在紫禁城里。正是这个少年在之后的岁月里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盗窃活动，盗窃的目标，主要是当时存放在故宫里的那些珍贵书画。
这方书画鉴藏印属于溥仪。印文的风格式样，与乾隆皇帝当年所用的如出一辙。这是他退位之后，在师傅们的张罗下，模仿乾隆皇帝的风雅所刻的整套印章中的一枚，而后，这个少年就持着这些印在故宫旧藏书画上大盖特盖起来。经他“御览”过的书画，有一千多件被他和胞弟溥杰偷偷盗运出宫，而这一切都是在“赏赐”的名义下进行的。故宫几百年积累的书画精华，几乎被这对十几岁的小哥俩蚂蚁搬家似的盗取一空。直到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宫，盗宝活动才被迫终止。最后的盗宝行动就发生在皇室出宫当天，不过这次行窃的不是溥仪。
[金运昌访谈] 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副主任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心计的老太太，他就是同治皇帝的瑜妃姓赫舍里氏，官称是敬懿皇贵妃，这位老太太，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什么机会，她把这个三希堂里面《中秋帖》和《伯远帖》，偷偷的转移到她自己居住的寿康宫，而且在24年出宫的时候，卷在行李里带回娘家去了。
之后，二帖辗转被当时北平最大的收藏家郭葆昌买到。十余年后，新一代收藏家崛起。张伯驹是新一代中有名的爱国收藏家，他与夫人潘素为保护国宝不流失海外倾尽家财，许多国宝都是他们夫妇后来向国家捐献的。1935年，就是他们向郭葆昌提出求购二帖。
[楼宇栋访谈] 张伯驹女婿
人家开口呢？一个帖就要3千万连币，合到黄金多少呢？一千两比哪个游春图还黑，游春图要八百两，他要一千两一个帖，那当然不可能了，你根本没这个财力，你想一个帖一千两黄金，两个帖不就两千两黄金吗？两千两黄金，当时我老岳父，不可能有这个财力的，那么只好作罢。
解放前，二帖被郭葆昌的儿子带到香港，1951年底，在周总理直接批示下，二帖被以45万8千港币购回。
百年沧桑，三希中的二希历经坎坷但终究回到故宫。在特定的展出日子里，前来参观的游人可以亲眼见到，这两件曾经被乾隆皇帝珍爱的书帖。而当年溥仪出宫时仍留在宫中的快雪时晴帖，则在抗战前文物南迁的时候，与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被转移到南京。1949年它又被运往台湾，现在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希堂三帖是幸运的，像它们这样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故宫书画，包括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部分，只是历史上曾经被保藏传承过的，书画文物中极小一部分。那些因天灾人祸而损毁或流失的古书画，有些我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见到，还有一些却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若隐若现„„
这是中国博物馆进入拍卖行购买文物的开始。这幅画自从1945年被溥仪在长春遗失，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次拍卖是它半个世纪以来首次现身，整个中国文物收藏界都为之震动。而故宫博物院的收购手笔则令人刮目相看。
这片富藏书画的古老宫殿，如今以21世纪的节奏运转着。
第五篇：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昆曲六百年解说词
历史像一堆灰烬
但灰烬深处很可能还有余温
我们的任务不是翻扒已经冷静的灰烬
而是把我们的手伸进灰烬
去触摸那个余温......“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世界上很多伟大的民族都有一种高雅精致的表演艺术，深刻地表现出那个民族的精神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士比亚戏剧。这些雅乐往往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与自信的源泉。我们中国人的雅乐又是什么呢？
六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范围遴选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来自中国的一种传统戏剧：昆曲，出人意料地全票当选。从2001年开始，沉寂已久的昆曲慢慢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突然在他们眼前亮相的昆曲仿佛来自一个古老的梦境。
2006年，白先勇带着他的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西海岸连演12场，场场爆满。美国观众惊叹于昆曲不可思议的优雅和美丽，戏剧评论家甚至把这次巡演和1930年梅兰芳轰动动西两岸的巡演相提并论。人们忍不住惊叹，又解不开心中的疑团，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古老的昆曲依然能有这么大的魅力？
余秋雨如是说：“它是一种美丽的辉煌，它是一种让人怀念的过去。怀念它的时候让我们感到一种充实和骄傲。”
昆曲究竟是什么？六百年的昆曲历史又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是什么赋予它穿越时间的力量？昆曲又沉淀着我们什么样的民族审美文化？
苏州是一个有着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古城，六百多年前昆曲便诞生在苏州的昆山地区并因此而得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褒扬的显然不止是苏州的美丽景色，古往今来，苏州人的生活似乎已经超出了普通中国人的想象，如果非要找一个地方来比拟的话，那么只有天堂了。
明朝中后期苏州是中国东南首屈一指的大都会，这里交通发达，商旅往来频繁，其繁华程度超过了当时的两个都城：北京和南京。苏州，给出了当年中国人生活的最高标准。
明朝中叶之后，沿着中国的长江中下游跟大运河这么一个十字架构，还有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得很快，社会也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的蓬勃使得商人阶层，不再只是士大夫阶层，整个非常地蓬勃起来。这个造就了许多民间的艺术跟上层的精英艺术跟文化有一个交流，这个交流的最有趣的场域，就是戏曲。
那时唱昆曲听昆曲是中国人最时尚最风靡的生活方式，每到中秋，当一年一度的虎丘山曲会举行的时候，整个苏州城都会陷入狂欢的海洋。
昆曲这一缕悠扬的曲声从江南发端，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威严高耸的紫禁城到云南广西的边陲小镇。
欧洲传教士利马窦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利马窦身后是正在崛起的欧洲大陆，不过中国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比中国的财富更让利马窦惊奇的是中国人对财富的态度，财富似乎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扩张和征服的野心，他们彬彬有礼，富于文化修养，懂得享受生活，并把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提升到艺术的高度。《利马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用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致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 1 束。”利马窦看到的就是昆曲，他强烈感受到了中国人对这种舞台艺术的热爱。和利马窦故乡歌剧的兴盛期相比，昆曲的繁盛要早了两百年。
这是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也是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和昆曲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曾经属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时间进入２１世纪，古老的戏剧文化是否已经丧失了生命力？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昆曲是否还能溶入现代人的生活？
在过去所谓落后的东方民族，在政治经济上面获得独立发展以后，都开始有文化上面的自觉，我们的文化是不是一无是处，在世界的文化大家庭里面是否只能被淘汰，还是它是世界文化大家庭里一个灿烂的成果？
就在100年前，当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正是蔡元培这样的大教育家和国学大师把戏曲教育引入北京大学，在大学讲堂里唱起了昆曲，维系了昆曲的一线生机。昆曲似乎总是受到文化人的偏爱，他们敏锐地关注着昆曲的兴衰，并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守护着这支文化血脉。
今天的苏州是一座散发着时代气息的现代都市，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但同时苏州仍然完好保存着几百年以前的古朴风貌，城内是不许造六层以上建筑的，城中最高的建筑还是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北寺塔。传统与现代和谐共存于这座前年的古城。
明清两朝，中国先后出了204个状元，其中有34个是苏州人。无论是苏州园林，还是诞生在园林之中的昆曲都被深深刻上了文人的烙印。当年园林的主人很会享受生活，他们从官场上退下来，在最好的地方买一块地，砌一道高墙把尘世隔开，在里面经营自己的园林。
明清两代开始，由于江南文化的崛起，由于苏州杭州地位的攀升，江南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领军；苏州和苏州周围的文人的文化和审美趣味亦成为领导中国文化的潮流。这种潮流深刻地影响着书法，绘画，文学，戏曲等艺术领域。昆山腔能发展成昆曲，它那种优雅的品格和它原生地的文化氛围有关。
昆山腔形成后不久，一些民间音乐家便应邀来到园林主人家担当曲师，他们陪同主人和他们的宾客在园林中吟诗作画度曲。昆山腔的音乐主要以宋词的音乐为基础，同时融合了江南的民歌小调，昆曲运用的曲牌达到两千多种，十分丰富富于变化，唱词则主要来自当时文人的创作，同样也沿袭了唐诗宋词的创作传统，用诗一样的语言去抒发情感。
文人们生活的园林自然也就成为众多昆曲作品的场景，昆曲的代表作《牡丹亭》的不朽爱情正是从女主人公杜丽娘春日游园开始的。“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剧作家们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些将园林景致与人物情感溶为一体的诗句，几百年来不知多少人为此神伤，为此落泪。
园林中的春夏秋冬，风花雪月一一化入曲中，由此惹出许多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难怪苏州人常说：园林是可以看的昆曲，昆曲是可以听的园林。园林和昆曲一起构成了几百年来中国人共同拥有的一处精神家园。
2006年4月，昆剧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大学的百年讲堂上演了三天九个小时的全本大戏，青年学子趋之若骛。白先勇，著名华裔作家，2002年起他作为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人，竭力在全国高校推广昆曲，被人们称作昆曲义工。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座主题是古典美学与古典艺术，他说：“我们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我们利用现代，但绝不滥用现代。”
白先勇定义的青春版《牡丹亭》是一场文化行动，它重新培养起了一批热爱昆曲的年轻演员和年轻观众。四百多年前的故事正在今天的舞台上上演，对今天的观众来说，这样的演出也许是双重意义的。一场是柳梦梅和杜丽娘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而另一场则是一个民族对于美的忠诚守护。
几百年的时光就这样凝固在苏州园林的一砖一瓦上，几百年的时光就这样流转在昆曲的一唱一和中，历史就是过去和未来无穷尽的对话，让我们一起去追溯昆曲六百年的发展历程，去追溯那些日渐遥远的人和事，去追溯一个民族对美的梦想和追求。
位于苏州东南部的昆山，距今大约六百年前一门新的艺术从这里兴起，在这门艺术逐步 2 发展兴盛的过程中，它继承了中国唐宋时期的音乐元素和歌唱风貌，这门艺术就是昆曲。
中国唐宋时期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流传下来了吗？今天的中国人还能不能复原千年以前祖先的音乐？难道后人就再没有办法找到唐宋诗词的曲调了吗？我们从哪里才能找回祖先的音乐元素呢？
昆曲里常用的“步步娇”、“醉扶归”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唐宋词牌。在流行于明代的昆曲曲谱中，左边的大字记录词，右边的小字记录的就是这个词的发音，而小字右上角的圈或者点则记录这个音的音长和节奏。因为小字里常用工尺这两个字来记音，所以又称之为工尺谱。
正是因为昆曲对唐宋诗词曲调的引用，才使这些祖先的音乐元素得以保存。所以昆曲的可贵就在于，尽管这六百年来不断地有变化，它传下来了，实际上唱昆曲就等于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的歌曲是怎样唱的。正是从昆曲开始，中国历史才拥有了完整的音乐记录，而有着如此重要地位的昆曲最初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昆山市千灯镇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这里曾经走出过两位姓顾的名人，一位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另一位则是昆曲鼻祖顾坚。顾坚生活在元末明初，相传是昆山腔的创始人。
那个时候，南戏在今天的华南华东一带广为流行，每到一个地方都被用当地的方言来演唱，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唱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声腔有四种，分别是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昆山腔就是昆曲的前身。几十年后，一次重大的改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地方声腔的命运，发起这场改革的人被后人尊称为曲圣。在中国古代，只有最杰出的人物才被称为圣人，那么这个被称为曲圣的人又是谁呢？他又为昆曲的发展作出过什么样的贡献？
明代的太仓南码头是当时最为繁忙的内陆码头之一，一个叫魏良辅的戏曲音乐家经常在南码头一带收集来自天南地北的曲调。一个叫张野堂的河北士兵因为擅长演唱当时最为流行的北曲，而且弹得一手好三弦，与魏良辅成了莫逆之交，魏良辅后来还把女人许配给他。除了张野堂以外，太仓魏良辅的宅子里每天都有很多音乐名家出入，他们在原来昆山腔的基础上，汇集南北曲的优点，还增加了筝、阮、以及提琴等新乐器。传说魏良辅和朋友们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最终研磨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腔，时称“水磨调”。
沈宠绥的《度曲须知》中评如何唱曲有四句话：“功深熔琢 气无烟火”，每一个字都非常妥帖，每一个音都是在缠绵悠远的意境里面。“启口轻圆收音纯细；一字之长，延至数息”
昆山腔最初的样式都是以吴方言来演唱的，不过见多识广的魏良辅知道尽管吴语有着很多的发音优点，但如果坚持以吴语来演唱，势必影响昆山腔在全国的流行。魏良辅大胆放弃了仅仅依赖吴语演唱昆山腔的传统，而是改用更为广泛的中州韵来演唱。中州韵以北方语音为基础，当时的北曲采用的就是中州韵。
新的昆山腔很快就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可，在临水的花厅水阁里，就是文人雅士们四百多年前度曲的地方，昆曲水磨调也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那些早已逝去的唐宋风情，那种早已久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悟，终于被明代的士大夫在这一唱三叹的水磨调之中重新找到。一时间，魏良辅和他的弟子们大受追捧，人们尊称这些民间音乐家、演唱家们为曲师，而魏良辅作为曲圣的地位也逐渐为世人所公认。正如当时的文学巨匠钱谦益所说，时称昆山腔者皆宗魏良辅。昆山腔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南曲正音。
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使新昆山腔以流丽悠远、典雅脱俗的艺术风貌，在南方诸腔并起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然而，这并没有立刻改变昆山腔只行于吴中的局面，这是因为魏良辅只擅长清唱，对于戏场编剧所知有限。宋元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剧目除了昆山腔之外，其他声腔都能改调演唱，要使昆山腔的艺术风格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急需一份量身订做的文学家底。另一方面，当时整个中国的戏曲舞台在经过了一百多年前元杂剧的空前繁荣后已经陷入低谷，无论是对于正在崛起的昆曲水磨调，还是对于整个中国戏曲而言，都在盼望着文学创作的介入。
我们要感谢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叫梁辰渔也叫梁伯龙，他写了《浣纱记》，西施与范蠡的故事。他对昆腔的改革非常熟悉，他用昆腔唱清曲这样的音乐格局，用这样的句式写了一个完整的剧本。清曲变成了剧曲，有人物有故事，加上了锣鼓。至此，昆曲已经不再是一个清唱的声腔了，它已经搬到了舞台上。
《浣纱记》问世以后的情景，这真是些热闹非凡的时日。昆山梁辰渔家里，四方奇杰俊彦云集，丝竹管弦不绝，梁辰渔朝西而坐，教人度曲。新鲜的昆腔随着《浣纱记》的剧词唱段传遍四方，再远的歌儿歌女都要赶来见一见他，一时苏州戏曲音乐界的著名人士要是没有见过梁辰渔，自己也觉得不象话。所谓“争唱梁郎雪艳词”。很快《浣纱记》便被传唱，先在江苏江南一带，然后就过了江，到了扬州，到了北京。有史料记载，《浣纱记》进入北京后不仅流行于官宦之家，甚至曾经在紫禁城里上演过。
但仅仅一部戏的成功，肯定不足以成就昆曲日后的地位。一门艺术的兴起需要始创者，更需要集体创作的浓郁氛围，而当时的社会氛围恰恰使得昆曲剧本的集体创作成为可能。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尚，公元十六世纪中叶，大明王朝的时尚正是昆曲。在当时，文人不会唱昆曲几乎等于生在唐代不会写诗一样，而昆曲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引发跟随的文化潮流，《浣纱记》的出现也是一样。当更多的文人愿意把原本花在书画参禅下棋的时间都用来写传奇剧本时，昆曲成了在文人怀抱里盘唱的宠儿。
对于这一大批昆曲传奇剧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我们可以凭借当时出版业的规模窥之一二。明朝初年，全国的印书坊大多集中在北京、南京、杭州等几个大城市，但进入万历以后，就连福建等偏僻的地方都建有书坊五六十家。这些民间书坊印卖的大多为闲书、杂书等娱乐性畅销书。我们虽然不清楚那些昆曲剧本在其中的比例，但即使只有一成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数字。
不仅新剧本层出不穷，就连一些宋元时的经典剧本，也在这样的社会热潮下通过用昆曲水磨调重新谱曲的办法得以重登舞台流传后世。元代的剧本现在还能在昆曲舞台上看到的，比如有关汉卿的《单刀会》《窦娥冤》等等。元代的剧本，明代的音乐，现代的舞台，既是不朽的作品，也是一部生动的中国戏曲史。而完成这一香火延续的关键环节就是昆曲。
“家班”是昆曲史上特定的演艺集团。所谓家班就是家里养的戏班，而家班的演出就在大大小小的园林之内，主人永远是家班的核心，既是一家之长也是一班之主。商人家里是绝少有家班的，因为光是有钱有园子，在当时也办不得家班，家班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红楼梦》第十八回里写到大观园造好了之后，就让贾蔷到苏州采买了十二个女子并且聘了一个教习，它反映了家乐家班的体制就是十二个人，而且都是小姑娘，女演员。蓄养家班在明代嘉靖年间初露端倪，到了万历年间随着昆曲影响力的不断攀升，很多离开政坛而退居乡里的士大夫们开始把昆曲视为人生最大的消遣，甚至到了无一日不欢的程度，为此，建家班、养女乐蔚然成风，而这也是明代戏曲史的一大与众不同之处。
在明清两代，苏州、杭州、南京、扬州以至到京城里面，达官贵人文人雅士都以家班的规模、家班的演出水平来互相竞争。家班的主人不光参与表演、创作、伴奏，甚至于粉墨登场。他们开不断的酒会，请各种人来品评,昆曲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环节。
明朝万历初年，苏州七里山塘的河道里漂泊着一个刚搭建不久的草台戏班，戏班里有个刚入行的小姑娘，十一二岁，姓沈。五十年后，这位沈姑娘被一个退隐的官员记载到自己的日记《笔梦叙》里，这分记载让我们得以从当时一个伶人的角度去感受家班。
万历二十年江南早春惬意的清晨，苏州一座深宅里传出一连串悠扬的笛声，曾经的首辅大臣申时行退居苏州老家后就住在这里，当年蜷缩在苏州河道船板上的沈姑娘也已长大成人，就在这一年进了申府。直到申相国离世，沈娘娘都没有离开过申府，接替申相国的第二位主人就是把她写进《笔梦叙》的钱代。也许在这两位主人的眼里不仅是沈娘娘，甚至连沈娘娘饰演的那个角色都是自己的家庭成员。在主人们的庇护下，沈娘娘可以去做一辈子的戏 4 中人。
家班就象一个实验剧团，很多著名剧本的首演就在家班里。文人养了家班，甚至有的把家里全部的财产用来投入而乐此不疲。虽然有票戏玩乐的成分，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文人把他们的智慧，把他们对于昆曲比较高层次的理解注入到昆曲的肌体里去了。
昆曲就这样完全溶入了中国文人的家庭生活，溶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生活中没有了昆曲就象没有琴棋书画一样要乏味许多，单调许多。这为昆曲后来的全面流行并最终达到国剧地位奠定了十分牢固的基础。
《清忠谱》是昆曲全面风靡全国，成为官腔的几十年后一出剧本里的插图，与此前的家班演出图相比，这张插图已经有了脸谱的痕迹。脸谱是中国戏曲特有的标志之一，每一张脸谱的背后是无数张戏曲艺人的面孔，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留下一张画像，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但他们塑造的角色却连同一张张生动的脸谱跨越了几个世纪留存至今。
今天，昆曲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入行，几乎就是对昆曲早期发展历程的小小再现。从清唱开始，学曲谱、背剧本、练身段，一步都不能少，直至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张脸谱。而再过几十年，他们的面孔也会象前辈们一样，最终要退隐到那一张张脸谱之后，再由他们的学生来接续。也许这就是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或许有一天，那些人那些事会被淡忘，但文化的精髓却永久地保存下来了，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
位于纽约的林肯艺术中心在全球艺术界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不少人甚至认为一个艺术家如果在林肯中心得不到称赞的话就算不上完全的成功。1998年是世界戏剧精品《牡丹亭》诞生的四百周年，林肯艺术中心准备在这一年的艺术节隆重推出全本的《牡丹亭》。全本《牡丹亭》的上演是当年林肯艺术中心艺术节的重头戏，也是西方世界的一个特别期望。
为了这次演出，上海昆曲院筹备了一年多，但最终却未能成行，他们的理由是导演用现代戏剧手段改造的《牡丹亭》失去了历史原貌，那样到世界舞台上演无法展现中国文化遗产的历史风貌。
几年后，我们看到了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
2002年，白先勇来到了昆曲的发源地苏州，此时他的身份除了人们熟悉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儿子、知名华裔作家，还是新版《牡丹亭》的策划人和制作人。
这将是一场跨越四百年的古人和今人的对话。
在昆曲艺术到达鼎盛之时产生的《牡丹亭》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和戏剧的不朽之作。作者汤显祖和英国的大文豪莎士比亚一样，都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在东西方这两个戏剧家身上有着太多的巧合，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茱丽叶》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是列入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两人同属一个时代，更巧合的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都是1616年逝世。相距遥远的东西方为什么同时诞生了这两位戏剧家呢？一切都是偶然吗？
明代晚期，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出现了很多和传统不一样的新风气，和宋元以来的理学的传统有矛盾的，不受传统束缚的，要求自由解放的一种思潮。在那个情况下，出现了汤显祖。
1550年，汤显祖出生时，明朝已经走过了182年的漫长历程，开始由兴盛转向没落，然而在艺术和文学上却产生了世俗精神的繁荣，昆曲的兴盛几乎达到顶峰。汤显祖出生于江西临川，也就是今江西抚州市，祖上几代文运兴盛，是颇负盛名的书香世家。汤显祖5岁就能做对子，21岁到南昌参加江西秋试，以第八名中举，世人无不对他寄予厚望。1577年，已经颇有些名气的举人汤显祖前往京城参加京都会试。这时的宰相是张居正，他很专横，就托人带信命汤显祖和他的儿子交往，想要把他收纳作自己的门下，汤显祖拒绝了。结果，他落第了，后来屡试不中。
科举考试对人生的贻误，汤显祖终生不忘，读书读到了没有一点生趣意趣，这实在是人性的扭曲。他在《牡丹亭》中让老儒生陈最良展示这种可悲的命运。就这样，13年寒窗四 5 度落第，直到张居正病死被弹劾，汤显祖才考中进士，这年他已经34岁了。这时的汤显祖处于两种社会文化思想的激烈交锋之中。
明朝中叶，程朱理学已经成了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对于个人追求性灵跟个人追求真理有障碍。在这个时候，社会上产生了挑战的反叛思想，尤其到了明朝中叶后期万历年间产生了心学左派，汤显祖就是心学左派的一个思想家。用今天的话来说，汤显祖他们所推崇的思想就是个性主义的、尊重人性发展的一种思想，在明朝是一种叛逆的思想、先锋派思想。而汤显祖呼应这种思想，他提出的主张就是“情”。情在《牡丹亭》中就具体地体现为杜丽娘就是情的化身。
此时，《牡丹亭》已经成为汤显祖心中的一个梦。
对于白先勇来说，昆曲同样也是他心中一个不愿醒来的梦。1987年，白先勇重游南京，自抗战胜利他10岁那年之后，在阔别昆曲40年后，他看到了另一场精彩的昆曲演出，台上的张继青扮演的杜丽娘正唱着“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在台下，白先勇早已听得魂飞天外，不知道想到哪里去了。
明朝万历１４－－１７年，江南水旱相继瘟疫流行，此时汤显祖在南京担任无关紧要的闲职。他目击民间惨状，于万历十九年上疏，揭露赈灾官员的贪贿之行，并进而抨击当朝宰辅，把万历朝的统治总结为“前十年坏于张居正，后十年坏于申时行”，词语严峻，震动朝野。结果汤显祖被免职，先后被遣到海南岛和浙江的遂昌担任小吏，最后汤显祖看破官场，回乡而去，这时，他正当四十壮年。
１５９８春天，４９岁的汤显祖回到老家临川，在经历了１６年官场沉浮之后，汤显祖终于成为自由作家。辞官的当年，汤显祖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将脑海中的那个挥之不散的梦写就为不朽传奇《牡丹亭》。
明清传奇是和诗经、楚辞、汉赋、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唐诗宋词所并列的。明清传奇指的就是包括昆曲在内的这些文人所创作的戏剧作品。当然，在昆曲鼎盛之后，大量的文人都是在为昆曲创作作品。一个传奇杰作的出现和当时的文化生态、社会环境都分不开，所以有《牡丹亭》，不是说一个作家他有了文学、音乐修养就能作出好剧本，汤显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剧作家，他还是一个思想家，他思想里有在那个年代很新很新的东西。他不止是单纯地追寻狭义的艺术，而是他从追寻艺术领域当中希望得到思想的解放，追寻理想。杜丽娘就是他塑造的一个对于真实的追求。
《牡丹亭》最初名为《还魂记》，这个故事的原型出自宋代话本，但这个原来相对单薄的故事，在汤显祖手中作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大改动。
江西南安太守杜宝之女杜丽娘在春天的感召下与婢女春香往后花园游玩，逛累了回房小睡，梦到书生柳梦梅出现，和他在牡丹亭梅花树下幽会。丽娘在梦中和想象中的情人尽情欢会，此后丽娘因相思抑郁而死。三年后柳梦梅游学偶宿园中，拾得一画，连连呼叫，画中女子现身，和书生柳梦梅结为人鬼夫妻，终于成就一段“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感人姻缘。
《牡丹亭》写出来以后有很多曲家批评汤显祖，虽然文笔漂亮，但是不合曲律，说这样的词如果要唱的话就会拗折天下人的嗓子。于是有人便擅作修改，汤显祖十分气愤，他说戏就是要把人物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至于合律不合律乃小节。
在众多反对者中，态度最坚决的当数苏州曲家沈憬，沈憬是吴江派作家的领军人物。他推崇传奇创作要严守曲律，不过他并没有掩饰自己对于《牡丹亭》的喜爱，而且直接动手修改了剧本，使它更符合曲律，便于舞台演出。追求文学美和音乐美的统一，成为这个阶段传奇创作的主旋律。虽然时有纷争，却为后世的传奇创作指明了方向。《牡丹亭》的出现在当时的戏曲文化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的文人学士们几乎人手一册早晚颂读，被称为天下第一本好戏。
在以农为本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是很难培养出真正浪漫的气质来的，汤显祖就象我们整个民族河流中几颗闪亮星星的其中之一，他特别地值得注意。
“幽谷寒涯 你为俺催花连夜发”
《牡丹亭》无疑可以列入中国戏剧文化史上，以最科研的标准选定的几部最一流的佳作之内。
江苏省昆剧院，这里传承着原生地的昆曲。2002年，这里悄然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剧院请来了汪世瑜和张继青担任艺术指导，而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扮演者都是剧院的小字辈，年轻的演员被挑选出来在剧中挑大梁。这部由年青人挑大梁的戏被称为青春版《牡丹亭》。它的动机很明确，用青春的演员来演一个青春的故事，吸引青春的观众。
据说汤显祖在写作《牡丹亭》的时候总是独自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为杜丽娘捻毫苦吟，他对丽娘的钟爱已经到了白日消磨肠断句的程度。有这样一个记载：一天，家里人怎么都找不到汤显祖，后来发现他正卧在院子里的柴堆上痛哭流涕，他说填词填到“赏春香还是旧罗裙”，一时感动忍不住落泪。
《牡丹亭》寄托了汤显祖的全部理想，而杜丽娘这一形象更是汤显祖的自喻，这个暮涩怀春的痴情少女表达了汤显祖追求自由理想的心声。“但使相思莫相负 牡丹亭上三生路”，在全本戏中这两句曲文反复咏叹，柳梦梅与杜丽娘的爱情面对礼教的压迫，经历了人性的苏醒、窒息、湮灭而到重生。
当职业昆曲班在市井里演出《牡丹亭》后，剧中以情抗礼的主旨在那个时代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响。一个叫冯小青的扬州女子年纪轻轻嫁到杭州给人做小妾，她受尽折磨与杜丽娘对话，一天她写下诗篇“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小青十八岁夭亡，不久剧作家吴炳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疗妒羹》，和《牡丹亭》一起流传至今。
汤显祖的《牡丹亭》开发了后来曹雪芹的《红楼梦》，汤显祖的整个的思想脉络甚至他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在曹雪芹的写作过程中是屡屡被讨论过的。汤显祖与曹雪芹这两个大文学家对于怎么追求自己个人心灵的自由都有所探索，这也是造成这些作品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原因。
从1598年开始，上承西厢下启红楼的《牡丹亭》以其典雅娓娓的演绎手法、冲破藩篱的自由思想，四百多年来不绝于舞台。剧中的挚情挚爱超越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差异，感染了无数人。
2006年已经在国内和港台地区大获成功的青春版《牡丹亭》来到美国，跨出了海外巡演的第一步。这个四百年前的东方梦境又一次感动了大洋彼岸的西方观众。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汤显祖列为世界百位文化名人之一，和同时期的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并列。
《牡丹亭》已经诞生了四百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感时伤春时仍然喜欢轻叹一声“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说的是戏中词，道的是人间情。
苏州大学的校园粉墙黛瓦，每年春天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在风景如画的教室里选修昆曲艺术课程，老师们多数是在自己求学的年代迷恋上水磨昆腔的，如今他们希望昆曲仍然能唤起一部分青年学子的热情。
苏州，六百年前正是这片温婉的水土孕育了昆曲，随后通过遍布全国的江南文人和商人，昆曲也随着大运河漂入了中国的各个角落。根据清代康熙年间的记载，山西贵州银川等交通闭塞的地区都出现了昆班艺人的踪迹。曾经，昆曲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戏剧。确实只有昆曲，在中国历史上掀动了民族集体审美的一个波澜，掀动得比什么艺术形式都大。
从明代万历到清代乾隆的两百多年是昆曲发展的鼎盛时期。明代传奇的创作高潮催生了汤显祖和沈憬两位比肩的戏剧大师，二人一个重视文辞一个严守曲律，因而有了中国戏剧史 7 上著名的汤沈之争，同时期的许多曲家和作者都参与到这场争论中，昆曲也随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我们回首昆曲的这段往事，注意到那时的文人墨客曾经传颂过这样一场婚礼。公元1620年，女诗人商锦兰嫁给了晚明三大才子之一，也是昆曲史上一位重要的戏曲理论家齐标嘉，这对才子佳人都是昆曲的忠实爱好者。我们从齐标嘉生前的日记看到，他们在七年的时间里观赏品评过的昆曲作品多达八十六种。齐标嘉和商锦兰琴瑟和谐的感情生活为无数文人羡慕不已。那时的昆曲舞台搬演最多的也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人生如戏，戏如人生。1645年，清军攻进杭州城，此时齐标嘉正在杭州做官，闰六月初四，他收到了满清政府的聘书，两天后，齐标嘉为了保有自己对大明王朝的忠贞选择了投湖自尽。这对才子佳人二十五年的美满姻缘遭遇了家国之乱，转眼已是人鬼殊途。
在朝代更替的动荡中，很多人遭遇了和齐标嘉相似的命运，今天我们在明史的烈传中可以看到长长的殉国官员名录，记录在册的数以百千记，他们有的是战死，有的是不屈被杀，有的则和齐标嘉一样自杀殉国，每个人的命运都因为这场历史变故发生了改变。齐标嘉殉国后不久，一位逃难的孕妇在兵荒马乱中生下了一个男婴，他就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戏剧大师洪升。
洪升与稍晚诞生在山东曲阜的孔尚任被世人并称为南洪北孔，这两位作家一南一北相隔十年，创作了两部震动剧坛的作品：《长生殿》与《桃花扇》。这两部作品，既是昆曲舞台上的岜竹，也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明珠。
洪升的家族在钱塘属于望族，他自幼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十五岁就创作了很多诗词歌曲，在当时小有名气，然而，洪升在仕途上一直不顺利，四十三岁完成《长生殿》时，他已经在国子监做了二十年的太学生，始终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历时十年的《长生殿》终于完稿，对于洪升来说多少是个安慰，他迫不及待地呼朋唤友，在寓所内召集伶人演出。当时佟皇后刚刚病逝，正处于禁止一切娱乐活动的国丧期间，洪升遭到了举报，被捉进了刑部大牢，一起观剧的五十多人全部受到株连。当时有人作诗感叹：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洪升的不幸没有使他的作品泯灭，五十出的《长生殿》把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融入到安史之乱的历史环境中，将爱情与政治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又暗含着痛失江山的民族情绪，这与清朝初年人们追忆故国的心情十分契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鸣，传奇也随着《长生殿》登上了书写时代兴亡的高度。
与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时不同，洪升生活的时代涌现了大量的曲谱，职业昆班也兴盛起来。唱词、曲律和舞台表演的相互融合使传奇的创作更加成熟。
洪升生于南曲繁盛的杭州，又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他对中原的雅音和南国方言都很熟悉。有史料记载，洪升曾经与人讨论填词之法，他的追求是填词时要使用本色的语言。尽管后来传奇的创作整体走向了华丽辞藻和堆积典故的道路，但是包括洪升在内的一批传奇作家很早就明确地指出，大雅的意境是可以用通俗的词汇表达出来的。
“淅淅零零 一片悲凄心暗惊 遥听隔山隔树 战合风雨 高响低鸣 一点一滴又一声 和愁人血泪交相迸 对这伤情处 转自忆荒茔 白杨萧瑟雨纵横 此际孤魂凄冷 鬼火光寒 草间湿乱萤 只悔仓惶负了卿 我便独在人间 委实的不愿生 寄语娉婷 相将早晚伴幽冥 一恸空山寂静 铃声相应......"
《长生殿》曲词的典雅清丽是后来的一般剧目远远无法比较的。今天，即使不了解昆曲的人，翻看《长生殿》的剧本也会被其中的绮丽和哀婉所倾倒。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没，如此雅致的唱词竟然在那个时代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
位于南京的云锦制造厂是江南制造厂的原址。康熙四十三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这里搬演了全本的《长生殿》。当时洪升已经获得康熙皇帝的赦免，返回家乡。曹寅邀请他独居 8 上座观看《长生殿》。这出戏连演了三天三夜，盛况空前。演出结束后，洪升陶醉在自己的大作中，由于醉酒，不幸落水身亡。
《长生殿》问世的年代距离齐标嘉殉国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十年。齐标嘉在世时总结过这样的戏剧理论：传奇，取人笑易，取人哭难。
2006年在北京的保利剧院，一部名为《一六九九桃花扇》的昆曲作品正式公演，登台的演员平均年龄只有十八岁，他们是江苏省昆剧院二十年来招收的唯一一批演员。舞台上年轻的面孔也吸引了一些年轻的观众。
让我们记住传奇创作历史上最后的一页辉煌。一六九九，这是《桃花扇》问世的年代。《桃花扇》讲述了一个复社文人和一个秦淮歌妓的爱情故事，在这份爱情之后的却是一个王朝三百年的基业毁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止于何地。
1699年的一天，康熙皇帝命人将一本刚刚问世的传奇稿本索要进宫，第二年，这部传奇的作者就因为疑案被革去了官职，他就是孔尚任，那位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一起被世人并称为南洪被孔的剧作家。
孔尚任并没有像洪升一样在仕途上不得志，他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后人。康熙二十四年，皇帝南巡路过山东时，他曾经奉命在御前讲读论语，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被破格提拔为国子监博士，开始了仕宦生活。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孔尚任就在疏浚黄河海口时接触到了一批拒绝与清朝合作的明代旧臣，他与这些人广泛结交，掌握了大量南明王朝的史实。扬州城中、秦淮河畔、金陵故都，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而这里，正是《桃花扇》中主人公生活过的地方。
回到京城后，孔尚任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桃花扇》的创作，将自己在秦淮河畔了解到的史实整理加工，以严谨的态度为后人描绘出一幅南明王朝的众生相。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中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它的结构复杂，人物众多，情节设计环环相扣，与之前的传奇截然不同。通过侯方域与李香君一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串演出整个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衰亡的全过程，很难想象这样一部作品问世时竟然不是以文章发表，而是在昆曲的舞台上表演出来的。由于历史和政治的诸多原因，《桃花扇》并没有完整的演出记录，曲谱也只留下了“访翠”“寄扇”和“题画”三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江苏省昆剧院的女小生石晓梅和他的先生一起整理过《桃花扇》的曲谱，才使侯方域和李香君登上了现代的昆曲舞台，也才会有今天的这部《一六九九桃花扇》。
“诌一套哀江南 放悲声唱到老”
孔尚任的后半生清苦散淡，他为后人留下的是南明的一段历史和反思。《桃花扇》中有很多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些人在世时左右着国家的命运，离世后又被载入史册，而孔尚任用尽全力讴歌的是一位在秦淮河畔吟唱昆曲的歌妓，在国家危难时刻她所表现出来的坚定和忠贞，令很多大人物黯然失色。李香君，已经成为我国各种文艺作品里最值得钦佩的女性形象之一。
事实上明代末年苏州就已经出现了一群关注现实题材的剧作家，后人将他们称为苏州派。他们创作出了《一捧雪》、《占花魁》、《十五贯》等一批现实题材的佳作。当代戏曲学者普遍认为，正是苏州派的积极创作促成了昆曲在清代初期的又一次崛起，也直接启发了孔尚任对《桃花扇》的创作。
明清传奇秉承了唐诗宋词的语言，创造性地吸收了元杂剧的人物和情节特点，又溶入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它们为昆曲的舞台演出奠定了坚实的剧本基础。
余秋雨：“《桃花扇》里的这种沧桑感和生命的灭寂感，这都不是一般老百姓有的，这是最高层的精神团队进入了昆曲。昆曲再加当时的《红楼梦》组合在一起，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思维。”
乾隆时期朝廷出面组织传奇作者集体创作，作品大部分是为了歌功颂德，很少被搬上舞台。传奇不断涌现的年代过去了，昆曲失去了剧本的支撑会如何迎接下一个三百年呢？
始建于明朝正德年间的苏州拙政园，几百年间换过无数个主人。清朝康熙年间这座园子的真正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当朝的康熙皇帝。
公元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南巡至苏州，行宫就设在拙政园。据清初文人姚庭林的笔记《历年录》记载，这一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康熙皇帝刚到苏州，在园子里小坐了一会儿，就急忙要到苏州织造齐国臣的家里去。进了齐家，刚坐定就问齐国臣：“这里有唱戏的吗？”工部曰：“有。”这里的工部指的就是齐国臣。
就苏州织造齐国臣而言，侍侯皇帝看戏是他分内的工作。当天晚上，康熙皇帝留在齐家用膳，一口气看了二十出昆曲戏，所有戏目都由康熙本人来点，可见他对昆曲的熟悉和喜爱。
现在的苏州市第十中学是清代的苏州织造府遗址，也就是齐国臣当年办公的地方。苏州织造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替皇帝在苏州遴选昆曲演员，然后送到北京的南府。南府是当时朝廷里专门负责戏曲演出的机构，据史料记载，康熙年间，南府里的苏州昆曲艺人有数百人之多，他们集中居住的地方后来被称为苏州巷。
1684年的这次南巡是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此时的苏州经过清初几十年的恢复生产，已经成为南方主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于自幼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康熙皇帝而言，苏州无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第二天上午，本打算去苏州近郊游玩的康熙皇帝却临时改了主意，又看了一上午的戏，用了午膳才动身。江南的无限美景似乎还不及昆曲舞台上的一方春色令康熙心醉神迷。
康熙皇帝是个标准的昆曲戏迷，整个大清像康熙这样的戏迷又何止千万，不要说朝廷里的达官贵人，就是地主乡绅，甚至于平民百姓，对于昆曲都非常喜爱和痴迷。有趣的是无论是贵为九五之尊的康熙皇帝，还是苏州城里的这些平民百姓，看的昆曲都是折子戏。
从全本剧到折子戏的演出，昆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在昆曲发展到颠峰时期出现的折子戏，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能够赢得社会大众的普遍青睐？
在今天的苏州昆曲博物馆，我们找到了清初戏曲家李渔留下的很多传世的传奇作品。《意中缘》、《风筝误》、《比目鱼》等，后人将它们统称为“笠翁十种曲”。不过和一般传奇作者不同，李渔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他还经营着一个职业化的昆曲家班。
李渔不仅会写诗文、写剧本，还会教歌舞。他带着以自己的姬妾为骨干的家庭昆班到处演出，慢慢地，李渔的家班就逐渐转变为职业戏班。李渔在他的著作《闲情偶寄》中写道：“场上之态，不得不有勉强，虽有勉强，却类乎自然，实演习之功之，不可少也。”就是说，昆曲的表演既要遵从程式规范，又要类乎自然；既要高于生活，又要合乎情理，从而达到真和美的高度统一。
李渔的昆班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职业昆班之一，职业昆班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开始纷纷涌现。
与康熙相比，雍正是一位皇权极重的帝王，在他即位后的第一个月就降旨，禁外官蓄养优伶。一时间，各位官员家里豢养的戏子迫于生计，都纷纷加入到民间职业昆班之中，民间学戏的人也越来越多。
而此时，在北京、南京、苏州一些城市里开始出现戏园和戏馆。据记载，雍正年间郭园始开戏馆，到乾隆年间发展到戏馆数十处，每日演戏，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
昆曲的演出对象和演出场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与此同时，传奇创作的高潮正在逐渐消退，昆班想演新剧也苦于没有好剧本。和家班时期相比，站在戏馆舞台上的昆曲艺人们渐渐有了生存的压力，但同时也有着更大发挥和创作的空间，折子戏的出现就是昆曲艺人根据市场需求,对传奇脚本作出的最大胆的改变。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记录下昆曲艺人几百年前的探索和尝试的古老典籍。在 10 清道光十四年刊印的一本昆曲选本《沈荫见古录》,此书原本可能出自乾隆年间。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当时六十六出折子戏的演出脚本，每一出戏不仅有非常详细的服装穿扮，在每段曲文宾白旁边还注有提示性的身段和表情。《沈荫见古录》收录的是梨园行世代相传的昆曲脚本，里面记载着艺人们在排练或演出的间歇随手记录下的一点一滴的心得。昆曲发展到折子戏阶段，中国传统戏曲的表演技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昆曲艺人功不可没。
自从昆曲搬上舞台后，就在创作和演出中确立了基本的角色和行当体系，到了折子戏时期，昆曲行当上有了更加严格细致的区分，艺人们可以更恰如其分地贴近剧中人物性格，这一时期，昆曲在生、旦、净、末、丑五个总家门下，一共细分出了二十个细家门。所谓家门，就是针对演员所扮演角色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进行了类型划分。家门的细分给昆曲艺人的表演带来了更大的提升空间。生、旦、净、末、丑，个个家门的角色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服装、化妆，有一些还有自己的脸谱。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个角色好人还是坏人是写在脸上的。家门的细分也可以看作角色的脸谱化，对演员来说更能贴近剧中人物，对观众来讲，则容易理解剧中人物的表演。就折子戏的演出而演，现在观众最注重的已不是故事情节，而是演员的唱功和身段。角色行当不仅和舞台上的人物类型密切结合，而且与昆曲的表演程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程式是昆曲表演的主要术语，在昆曲舞台上，一歌一舞皆有规矩，一翻一扑不离程式。更为有趣的是，昆曲把开门关门、上马下马这样的日常生活化动作都提炼成程式动作。即使是那些情感情绪很难表达的东西，昆曲都会有一套相对应的程式语言。昆曲的处处成体系，它成了整个中国戏曲的一笔财富和一种规范。
水袖是最能体现昆曲写意色彩的动作，它虚拟化的表演手法和程式化的动作，也是中国戏曲一个标志性的表演动作。这些水袖技巧大多数源自昆曲艺人在折子戏时期的创造。五彩纷呈的水袖表演，每个细微的动作都有着自己的独到内涵，巧妙地诠释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活动。使用水袖的技巧日后也成为戏曲演员们的基本功之一。
昆曲的表演形态和它的表演场景也休戚相关，从现在散落在全国城乡的形状各异的古典戏台可以看出，无论有怎样不同的外观，结构都大致相同。舞台呈方型，可以三面看演出。古戏台赋予了艺人发挥表演天才的广阔空间，却也抑制了布景艺术的发展，艺人们只能把精力集中在服装、化妆和表演的创作上来。
以《牡丹亭——游园》为例，杜丽娘身段表演十分复杂，但就是这层次分明的身段表演，既抒发了杜丽娘的感情又描绘了周围的景色，和她的唱腔、念白一起，把一个深居闺阁的千金小姐思春、怨春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在另一出经典折子戏《夜奔》中，只有林冲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惶惶奔走，黑夜中的遥山近水、偏野荒村，都由人物在表演里带出，真可谓情景交融、余味绵长。昆曲演员通过运用唱、念、做、打等一系列规范化手段，既刻画了人物，交代了情节，同时又传达情感，渲染氛围。戏曲界有句话叫“男怕夜奔”，形象地说出这出戏对演员的唱、念、做、打功夫有着极高的要求。
经过折子戏的磨练与捶打，使昆曲逐渐成为一门歌舞合一、唱做并重的表演艺术。上世纪初，戏剧理论家齐如山最早用八个字概括出了中国戏曲的特点，那就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而在歌和舞的结合上，昆曲无疑是最佳的典范。歌舞的结合也是中国戏曲区别于其他世界主要戏剧流派的最大特点。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昆曲和中国的传统绘画一样，有着浓重的写意色彩。昆曲表演的原理与中国画的画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以形写神、重在传神，两者所追求的形似都是写意的形似。
昆曲无疑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同时又因为它鲜明的民族和文化特色，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成为全人类共有的一份文化遗产。
从康熙皇帝开始，清朝接连几个皇帝都是标准的昆曲迷。公元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11 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来到苏州，和他的祖父康熙皇帝一样，乾隆最关心的也是唱大戏。这次接驾唱大戏的是来自扬州的太平班，这场大戏由十八出折子戏组成，参加演出的人达到八十人之多，其中光是演员就有五十二人，分十一个家门，乐师也有二十一人之多，这几乎相当于今天一个昆剧团的规模。不过这要和乾隆皇帝的御用戏班比起来，太平班的规模简直就不值一提。
到了乾隆时期，宫里的伶人已经扩大到一千四百人的规模，当时的南府大概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皇家剧团了。昆曲也因此赢得了无可匹敌的国剧地位。紫禁城里到处都建有戏台，宁寿宫、重华宫、寿安宫都有戏台。在重华宫的漱芳斋里是紫禁城里第二大戏台漱芳斋戏台，室内还有一个小戏台“风雅存”，乾隆皇帝就曾经在这里演过戏。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圆明园等众多的皇家园林里同样都建有规模大大小小的各色戏台。在这些戏台之中，仅三层的大型戏台就有六座以上，这样的大戏台可以同时容纳上千名演员，见过的人都叹为观止。
1793年，英国使臣马葛尔尼来华觐见乾隆皇帝，就曾在承德避暑山庄观看了一场清宫大戏的演出。马葛尔尼的《乾隆英使觐见记》里有着这样一段记载：与随从各员入宫，至八时许，戏剧开场，演至正午而止，戏场中所演各戏时时而变，有喜剧有悲剧，却无一例外的都是昆曲折子戏。
乾隆年间昆曲折子戏日趋成熟和完善，而此时乾隆皇帝正在策划一个更大规模的词曲汇编工作。公元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一批精通词曲的文人聚集到了扬州，从各地搜集来的词曲也源源不断从苏州织造府运到设立在扬州的词曲局等待修改。而在五年前苏州人钱德沧就花了前后十二年时间编选出一部《缀白裘》，《缀白裘》收录了当时流行的折子戏总计四百四十六出，今天我们能在舞台上看到的昆曲大多都被收录其中。历时四年，公元1782年，《古今词曲》修改工作大功告成，在编撰完成的词曲总集《曲海》中收集的明清两朝的杂剧、传奇作品达到一千一百一十三种，很多昆曲折子戏最终得以保存下来。
通过昆曲折子戏保留下的一大批经典曲目，后来成为京剧等后起剧种的艺术宝库。以昆曲折子戏为开端，中国戏曲将迎来一个百花齐放的全面繁盛时期。
1921年秋的一天，苏州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很多用红纸写成的招生告示，不过这个招生的地方不叫学校，而叫昆剧传习所。由于这个叫传习所的地方不仅不收学费还供应饭食，四十多个贫家子弟应招入所习艺。若干年以后，人们把他们称为昆曲传字辈人。
倪传钺老人是当年应招进入传习所的少年之一，如今倪传钺已是九十九岁高龄，传子辈的同门师兄弟大都已去世，多年前的往事哀婉深沉。
梅兰芳回忆，当年北京的梨园子弟学戏，在同光年间尚是昆乱并学，到光绪庚子之后则专学皮黄。二十世纪开始的年代，中国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激荡与不安之中，这时轻歌曼舞的昆曲不再是戏曲舞台的主角，北京城里早已没有了纯粹的职业昆班，京城已成为京剧的天下。
在苏州昆曲博物馆寻找二十世纪初昆曲在南方遗留下来的痕迹。那时候，在昆曲发祥地的苏州，曾经看戏若狂的盛景也早已不再，整个苏州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昆班勉强维持。沈月泉是当时全福班的台柱，为了营生，他和同门只能跑起了江湖，流转于江浙一带的小镇。1923年，苏州最后一个坐常班全福班在苏州告散，那些曾跟随全福班走东闯西的戏箱也被遗弃在角落里积满灰尘，近代昆班的历史就此结束。
那么，当昆曲已不再适应一个时代，是一些什么人，他们遭遇了怎样的经历，又是如何把昆曲留存下来的呢？
2006年，作家白先勇带着青春版《牡丹亭》来到北京大学，传统戏曲在高校上演引发了学生们的好奇，他们奔走相告蜂涌而至，眼前的景象让人想起了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1917年，很多新面孔来到北京大学任教，这其中有很多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文 12 科学长陈独秀、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文科教授胡适、图书馆编撰员周作人。但是有一个人的到来却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个人就是来自苏州的戏曲教授吴梅。和吴梅同一年进入北大的周作人回忆说：“第一任的戏曲教授是吴梅，当时上海大报上还大惊小怪地以为大学里竟然讲起戏曲来，是破天荒的大奇事。”吴梅上课的方式很特别，他拿着一支笛子走进了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堂，还在课堂上唱曲，他唱的曲子和北京城里的戏馆里最时兴的皮黄戏很有些不同，吴梅告诉学生们，他唱的是昆曲。
余秋雨：“在五四以后有一些有远见的文化人，比如象蔡元培先生、吴梅先生等等，这些人花了很大的力气要保持住这种文化遗产，所以就努力地帮助呼吁建立一种传习班，或者建立各种各样的研究方式，有一点做到了，就是昆曲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这正是感谢他们的远见卓识。还有非常好玩的一点，就是昆曲在传下来的过程当中，还是一直保持着受到高层文化人的支持。”
世界著名的建筑设计师贝聿铭是苏州人，2006年10月他重返故乡，参加由他本人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落成典礼。苏州博物馆新馆紧邻国家重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周王府和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与贝家祠堂所在地狮子林也离得不远。上个世纪初，狮子林还是贝家的产业，狮子林里的贝家大小都能度曲，贝聿铭的叔父贝晋眉先生是苏州昆曲曲家中的全才。1921年初，贝晋眉与苏州道和曲社的张紫东、徐镜清等昆曲曲家集资千元创办了昆剧传习所，这看似偶然的行为延续了昆曲的香火。
位于苏州城西北部的桃花坞大街，八十多年前这里是一个私家花园，叫做五亩园，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晓了。然而在昆曲界五亩园却是鼎鼎有名，五亩园就是昆剧传习所的校址，它是贝晋眉先生的家产。1921年，五亩园门口挂起了传习所的牌子，很多少年前来应试，主考官正是全福班的老艺人沈月泉，最后有四十多个孩子通过考试进入了传习所。当然，这些孩子这时还无法知道，他们将在继承全福班老艺人精湛技艺的同时也延续他们悲惨的命运。
由于资金出现问题，传习所刚刚开办不久就支撑不下去了。
穆藕初，年青时代曾在美国芝加哥、威斯康辛、伊利诺伊几所大学留学，后回国致力实业，是当时沪上有名的棉纱大王。1920年，穆藕初曾出资，由北大校长蔡元培选送五名学生出国留学。作为最早一批受到西方教育的知识人，穆藕初已经意识到应该吸收新文化挽救中国。但在同时，穆藕初也保留着对传统艺术的热忱，他时常从上海到苏州，跟当时的昆曲曲圣俞粟庐学习昆曲。1921年，当得知苏州昆剧传习所的情况后，穆藕初便把传习所接办下来，穆藕初的鼎力相助挽救了已近夭折的昆剧传习所。
然而在当时，关于这些孩子未来的出路，无论是贝晋梅还是穆藕初都还没有仔细考虑过，或许也根本无力解决。可无论怎样，昆曲要演下去，昆剧传习所渡过一劫还是办了起来。除了在桌边拍曲学唱外，这些学戏的孩子每天上午还要练功、学拳、并学习文化。倪传钺清晰地记得，国文教师傅子衡选《幼学琼林》《古文观止》以及一些曲文当作教材。近百年前，苏州五亩园内，几位先生带着一群孩子练功、拍曲、写字背词，高高的园墙阻隔了尘世，学艺的孩子无法看到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五四前后，各种新文化几乎在同一时间被中国人感知了。电影、留声机、唱片成为了城市里新的宠儿。1921年前后，上海的百代唱片公司进入了全盛时代，戏曲舞台也追赶着那个时代，为这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伶界大王梅兰芳排演了新编时装剧和古装新戏；曲家俞振飞也被程砚秋看中在上海登台了。据说在那时现实的诱惑太大了，梅兰芳到上海演出一个月至少有两万块钱的收入，而当时一个高级白领的月工资不过一百块钱。
而在距离大都会上海不远的苏州城，园林里延续着几百年不变的口传心授，坚守着那种远离尘嚣、秘而不宣的传统。终于三年后，传习所的孩子们学艺小有成就，他们每个人都学会了一百多出折子戏，可以登台了。1925年，为了对外演出，穆藕初为孩子们取了艺名，13 一律以传字排行，意思是昆曲将由这一辈人流传下去。传字下面的一个字照不同的行当，用玉、草、金、水四个字旁提名。唱生行的是斜玉旁，取玉树临风之意；唱旦行的用草字头，取美人香草之意；净行用金字旁，意在黄钟大吕得音响之正、铁板铜琶得声情之激越；其余丑副行当用水旁，以示口若悬河之意。近代昆曲史上最重要的一辈人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初穆藕初曾打算把传习所的孩子们都留在他的企业里，毕业后半工半艺，这样把昆曲养起来。如此理想化的念头在1927年破灭了，时局动荡加上金融危机，穆藕初经营的纱厂相继倒闭，他再没有了经济能力供养传习所，昆剧传习所再次陷入窘境。
1928年，当时失去了经济来源的这群少年只能凭着自己的冲劲去自谋生路了。这群小伙子年轻力壮、行当齐全，在当时所有人都把振兴昆曲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一场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行动开始了。出科以后的传字辈们辗转在上海的笑舞台、新世界、大世界连日献演，他们以新乐府的名号出现在人们热切的眼光中。新乐府的出现在当时的上海是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揭幕演出当天，徐志摩、陆小曼、周信芳、盖叫天等一连串的文化名流、京剧红角们纷纷出席观看。
新乐府传字辈刚刚闯出一些名头，上海局势恶化，新乐府经营不善，演出日趋清淡，戏班内部也出现了分歧，人心涣散。1931年，传字辈返回江苏，让昆曲重回舞台中央的美梦就这样虎头蛇尾的破灭了。1931年6月，新乐府于苏州解散，部分传字辈艺人自谋生路，仅剩二十多人在倪传钺、郑传鉴和顾传澜的主持下在苏州地区坚持演出。不到半年，这群传字辈希望重燃，再次组班成立了仙霓社重返上海。但是传字辈们的希望再次破灭了。这次仙霓社组团，初期虽然还有一些对昆曲不离不弃的知识分子捧场，场面还说得过去，但那仍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红火的局面就消失了。1937年，凇沪战事爆发，日军轰炸上海，仙霓社的服装道具全部被炸毁，仙霓社彻底陷入了绝境，生活窘迫、流离失所，传字辈艺人们只得各谋出路，有的参加了别的戏班，有的改行。擅长小生的赵传珺在一个下雪的夜晚冻死街头；施传镇在抗战期间死于伤寒......就这样，仙霓社散了，师兄弟们各奔东西。传字辈曾雄心勃勃，但那只是对个人命运的一种幻想，知识分子奔走呼号，但也无力回天，没有人能够逆转昆曲在那个时代的颓势，从此昆剧在舞台上绝迹了将近十年。
旅居美国的张充和出身名门，曾祖张树声是晚清高官，父亲张吉友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当年张家共有四位小姐，在文化界她们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父亲。张家四位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分别嫁给了当时的社会名流：传字辈艺人顾传玠、语言学家周有光以及文学家沈从文，老四张充和则嫁给了当年在清华任教的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当年张充和的父亲张吉友与极力推广昆曲的蔡元培、吴梅等人交往甚密，受父亲的影响，张家四位小姐都狂热喜爱昆曲，张充和本人在苏州曾师从传字辈艺人沈传芷学习昆曲。
张充和：“当时候到美国来，有时候就是一个人在演，当时没有人吹笛子，那我自己吹，吹到后来有录音有卡拉OK，是这样的，只有一个笛子。我到美国来，我带我自己的戏装，因为我们有成套成套戏装戏箱子，我姐姐她们说你要带走多少都行，我说我带不了，我自己很多好东西都带不了，就带了随身几件。”
张充和1948年旅居美国，多年来她和丈夫先后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和港台等地的二十三所大学以及各种学术场合讲授师范昆曲，如今张充和已经94岁，虽然大半生在美国度过，但张充和一生痴缠昆曲终身不渝。1948年，当张充和还生活在中国时，曾在重庆和传字辈艺人同台演出过，后来昆曲的传人们散落四方。2002年，张充和曾回过一次国，见到了旧时老友倪传钺。
2000年，倪传钺向台湾京剧演员李宝春传授昆曲折子戏《骂曹》，此时的倪传钺已是92岁高龄，但他仍然坚持着昆曲几百年来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多年前的苏州五亩园内，倪传 14 钺的师傅早已将这种传统印刻在了他的身上。1957年以后，倪传钺曾在上海戏曲学校和江苏省苏昆剧团附设的学馆任教多年，弟子无数。
传字辈没有将昆曲光大，他们也曾尝试抗争命运而终于惨败，但他们艰难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昆曲因为有了他们而得以留存下来。现如今各大专业昆剧团里的演员们，都是传字辈的学生，或是他们传人的传人，这也就保留了那份东山再起的希望。
中国戏曲学院前院长、戏曲专家周育德：“我最近出了本书《昆曲和明清社会》，我最后书作完了我又加上了一段：荷花之梦。怎么说起呢？我说你去过白洋淀吗？白洋淀原来是荷花很多很多的，水很大，里头有芦苇有荷花，可是后来不行了，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白洋淀里的水源断了，水也没有了，当然也没有荷花了，不仅不能走船，农民赶着马车就在白洋淀上走，都变成平地了哪有荷花。谁知道1987年还是1988年，突然发了洪水下了暴雨，这一淹不要紧，这水来了，一二十年没有见过的荷花怎么又冒出来了，又是满淀的荷花啊。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又出现这么美妙的景象了。昆曲也是这样，只要这个种子不绝，还有一个种子。当然昆曲你想叫它成了什么文化市场的霸主，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戏曲作为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是那个时代了。但是它可以占据那一角儿，把那一角儿搞得辉煌绚丽、好听、好看，成为很美的那一角儿，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
1956年，新中国已经走过七年的光辉历程，举国上下都沉浸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之中。在国家百花齐放的文化方针指引下，沉寂已久的昆曲也得到了一次发展的良机，而这还要从一年前开始说起。
1955年，戏剧家袁牧之和作家丁玲在杭州疗养，偶然发现了一支叫国风苏昆剧团的昆剧班还在表演传统的昆曲，惊喜之余，他们也了解到这个昆剧班已经是全国仅存的一家专业昆剧表演团体，生存困难，生活惨淡，即将面临解散。国风剧团的顶梁柱正好似周传瑛、王传凇等一代传字辈艺人。袁牧之、丁玲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北京有关领导，国风剧团这才有了创编新剧目赴京演出的机会。
中国戏曲学院前院长、戏曲专家周育德：“1956年，浙江的同志做了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把《十五贯》这一个昆曲剧本，加上整理改造，改编成功以后的《十五贯》，在内容上、在艺术上都是很不错的。”1956年拍摄了昆剧电影《十五贯》。周育德：“《十五贯》的内容很积极，里头写的三个官僚对待这一桩冤案的不同态度。剧本也压缩了，一个晚会就可以演完的。”
在电影拍摄之前，1956年4月10日，新编昆剧《十五贯》在北京广和剧场上演。从浙江到北京，从广和剧场到中南海,那一年，昆剧《十五贯》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更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这篇社论的发表正式宣告，昆曲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56年是昆曲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年，《十五贯》进京演出之后，北京、江苏、湖南、上海的昆曲演出团体也纷纷成立。北京和上海建立了民间曲友组织的曲社，保定和天津还成立了培养年青昆曲演员的学校。当时演出的照片和票房统计，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昆曲舞台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1981年11月，古城苏州迎来了一批归乡的游子，昆剧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在这里举行，到会的十六位传字辈艺人都已是古稀之年。十年文革几乎将昆曲这枝兰花连根拔起，但它挣扎着顽强地活了下来。中国昆剧研究会顾问、戏曲专家刘厚生：“粉碎四人帮之后，很快地，以拿上海来说，基本都是在八十年代初，昆剧团都恢复了。把许多已经改行了的许多演员又召回来。”
在新的时期，古老的昆曲艺术该何去何从？1982年，在苏州举行的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昆剧汇演上，文化部提出了昆曲工作的八字方针：保护、继承、创新、发展。在这 15 次汇演上，江苏省昆剧院和上海昆剧团参演的大戏都是昆曲经典《牡丹亭》，不过两个剧团的演绎却是大相径庭，唱了一出不折不扣的对台戏。江苏省昆剧院采用的是最传统的演出方式，张继青的表演质朴无华，深受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上海昆剧团的舞台上则充满大胆的想象和创意，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华文漪饰演的杜丽娘身后的布景也在不断变化，书房、闺阁、花园、道观一一出现，伴随着布景的变化，灯光也在不断变化。更让观众意想不到的是，上海昆剧团还对剧中一部分比较难懂的唱词和一些曲调进行了删改和调整，这样的改革使上昆版《牡丹亭》引发了专家的争论，关于如何保护昆曲的讨论也由此展开。汇演结束后，江苏省昆剧院得到了继承奖，上海昆剧团得到了革新奖，但昆曲界关于昆曲保护的两种立场却一直持续到现在。
各家昆曲剧团作着各种努力想让观众重新走进剧场，但是昆曲已经太长时间没有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人们还能回忆起那些尘封多年的故事和生疏已久的唱腔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流行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流行音乐开始在艺术舞台上出现，西方文化通过书籍、电影、音乐等不同的载体蜂拥而至，人人都在追赶这个潮流，中国传统戏曲普遍受到冷遇。那个时候无论是已经成名成家的昆曲大师还是刚刚入行的学员，都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那就是昆曲的舞台下面观众越来越少。
苏州昆剧院副院长王芳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演出的冷清场景，那些日子王芳每年只有少量的小剧场的演出，很多演员都离开了昆曲舞台，王芳甚至找不到小生来和她搭戏。王芳：“演到后来就观众没有台上的演员多，那我们有很多时候就觉得自己就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就不知道这个现状我如何去面对，我能否改变它。”
1986年浙江昆剧团青年武生林为林摘得中国戏曲的最高荣誉梅花奖，但他同样无法摆脱无戏可演的窘境。林为林：“我最大的发泄就是练功，拿来靠，到练功房里去练功，有时候比如耍大枪花，有时候真的想耍它干吗呢！把大枪花狠狠地摔下去，然后回过头来又把它拣起来又练，就这么过日子。”
昆曲面临的困境同样也让老一辈昆曲艺术家心急如焚，1984年，全国七大昆曲演出团体之一温州永嘉昆剧团宣布解散，就在这一年，一封关系昆曲未来的信从上海寄往了北京中南海，寄信人是昆曲艺术大师俞振飞。在信中，俞振飞表达了对昆曲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的担忧，并恳请中央重点保护昆曲。俞振飞的这封信道出了整个昆曲界的心声，那就是不能任由昆曲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自生自灭，昆曲遇到的困难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整个社会会重新认识到昆曲的意义和价值。俞振飞的信寄到中央之后不久，一系列保护昆曲的文件和措施陆续出台，文化部还组织了大量的昆曲汇演以求抢救一批濒临灭绝的剧目，各地昆曲剧团也不断进行新的尝试，力求让观众重新走进剧场。多方的努力能改变昆曲和昆曲人未来的命运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各地昆曲剧团获得了很多海外演出的机会，欧洲、北美、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都留下了中国昆曲的身影，美仑美焕的昆曲往往让观众耳目一新赞叹不已。
尤其是在台湾地区，昆曲受到的欢迎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现在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在台湾演出时受到的礼遇和引发的轰动。演出的热闹场景和在祖国大陆演出时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为什么受西方文化影响更深的台湾会表现出对昆曲这样一种中国传统高雅艺术的热爱呢？大陆昆曲剧团在台湾地区受到的礼遇，在香港澳门等地同样多次出现。对所有中国人而言，昆曲是中国文明的根和血脉，它清晰地传递着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和审美情趣。
而昆曲也因为它鲜明的文化特色和高超的艺术成就征服了大量西方观众。昆曲早已跟随海外华人的足迹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美国日本等地都有昆曲曲友自发成立的曲社。张惠新所在的昆曲艺术研习社就是最有影响的海外曲社之一，曲社于1995年在美国马里兰州成立，16 已经拥有了一批相对固定的观众群，曲社每一次的公开演出都会有大批观众赶来捧场，对当地人而言，昆曲是他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窗口。真正的艺术总是能跨越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赢得认可和热爱，昆曲的魅力其实也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魅力，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民族对于美的品味和追求。
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六百年的昆曲又将迎接它的下一个百年，但在街头匆匆走过的人群中，又有多少人能知道昆曲呢？它是过于古老吗，还是过于高雅？无论如何，昆曲已经在大众的视野之外沉默了太久。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如何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舍？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价值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又该怎么样守护先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一份瑰丽的遗产呢？这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时代命题。
苏州一直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的抢救，因为它是昆曲的故乡。2000年，苏州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昆曲艺术节。在苏州园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后，紧接着昆曲也申报了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申报的很多的项目中间，昆曲被选上了。2001年5月18日，在巴黎的联合国教可棵文组织总部，由总干事长松浦晃一郎正式宣布，入选第一批代表作名单的十九个项目，中国的昆曲艺术在十九个项目里面是评委全票通过的。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就，这一支强心针的力量一下子就使得昆曲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受到了国际的关注。这是一份荣誉，但同时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2003年春天，政协第十届全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关于保护和宏扬昆曲艺术的提案就有三份，这引起了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全国政协提出了关于加快昆曲抢救和保护力度的建议，上报中央。2004年3月，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就昆曲的抢救、保护和扶持作出重要批示。中央决定，从2005年至2009年，国家财政每年投入1000万元作为抢救、保护和扶持昆曲的专项资金。在政府、民间、专业团体几股力量的联合推动下，昆曲的演出市场也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繁荣景象。
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那个古老而又高雅的昆曲又充满了活力。
2004年秋天，江苏省苏州昆剧院新排全本《长生殿》进京公演，那个二十年前曾经无戏可演的王芳饰演了一号女主角杨贵妃。这一年的苏州昆剧院还有另一个重头戏，那就是由作家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全本《长生殿》和青春版《牡丹亭》的上演，都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
昆曲这门古老的艺术，带着几许神秘，又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它高贵典雅、精致美丽，一时间昆曲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时尚话题。昆曲培养年轻观众，大学校园是最重要的阵地。昆曲进校园也是文化部关于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实施方案的一部分，根据这个方案，全国七家昆剧院团，每团每年必须到大学校园进行不少于20场的公益演出，青春版《牡丹亭》和全本《长生殿》的上演让昆曲在大学里掀起了一股热潮。
当整个中国迈入一个崛起的世纪，昆曲又一次出现在舞台的中央，盛世元音再次唱响，六百年的昆曲焕发了新的青春，回到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2006年7月，三年一届的中国昆曲艺术节如期在苏州举行，这是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方案”实施后举行的第一届昆曲节。全国七家昆剧院团都带来了自己新排的大戏,与以往两届昆曲节不同的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昆曲社团也第一次在昆曲展演中亮相。
在过去几年中，苏州这个昆曲的发源地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如今苏州已经拥有了苏州昆剧院、苏州昆剧传习所、昆曲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中国昆曲博物馆、昆曲演出场所、苏州昆曲学校等一批昆曲的演出、教育、传承、研究和保护机构。2006年苏州市还出台了国内第一个保护昆曲的地方性法规：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
迤逦之声，21世纪的今天又一次在古老的苏州响起，虎邱的千人石上，再次聚满了昆曲迷。悠扬的笛声穿过华窗翻过粉墙，在苏州的大街小巷中回荡，在城市的喧闹中人们听到 17 了一片宁静。
昆曲的生命跟中国文化的生命一样，不是只属于我们这一代，它是世代流传，我们要有这种世界性的宏观的文化视野，中国文化才会有发展。昆曲如同一出永不谢幕的长剧，一次次的场景变换、一年年的人物更迭，转眼就是六百年。
六百年前昆山人顾坚改进和完善了南曲声腔，绘就昆曲传奇的最初一笔；四百年前汤显祖完成不朽的传奇《牡丹亭》，昆曲由此进入鼎盛时期；三百年前，两部传奇巨作《长生殿》和《桃花扇》先后唱响大讲南北，昆曲在康乾盛世奠定了无可动摇的国剧地位；二百年前，在一代代昆曲艺人的努力下，昆曲折子戏已日臻完善，为刚刚萌芽的各地方剧种提供了最宝贵的经验和借鉴，近代中国戏曲蓬勃发展的大幕就此缓缓拉开；八十多年前，四十多个少年走进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大门，在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他们用尽毕生心力守护着昆曲的一脉香火；五十年前，周传瑛等传字辈艺人演出新编《十五贯》，造就了新中国文艺史上“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佳话。今天，古老的昆曲焕发青春，迎接着下一个百年。
在这方狭小而又广阔的舞台上，六百年的昆曲演绎着属于全人类的永恒经典，台下是一个民族的唱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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