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杀人行为的分析

第一篇：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杀人行为的分析

论交通肇事后杀人行为的启示

——解析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杀人案

考号：(楷体•四号字)姓名：王雅兴

【内容提要】

2010年10月20日，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撞人并刺死伤者案引起社会轰动。此案从多个方面引起社会深思。我国法律制度对交通肇事的处罚规定；执行机关对此类事件的执行力度；反映出大学生思想道德及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撞伤不如撞死的社会舆论等多个方面都引起深思。

【关键词】 交通肇事 故意杀人 撞死不如撞伤 道德与法的教育 法律体制与监督

【正文】

案情

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被告人药家鑫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长安送完女朋友返回西安，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外西北角学府大道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倒地呻吟，频频看车，因怕张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转身从车内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连捅数刀，致张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郭杜十字路 1 口时再次将两情侣撞伤，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后被公安机关释放。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医鉴定：死者张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原告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公诉。

被告律师辩护理由：

此案是一起交通肇事转型的故意杀人案件，药家鑫是一念之差，属于激情杀人。他的成长道路没有污点，学习优秀、得过各种奖励，且有自首情节。希望法庭从宽量刑，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路。庭审现场辩护人律师向法庭提交3份证据，包括报纸对药家鑫主动递交悔过书的报道，上学期间的13份奖励，被告人校友、同学、邻居的4份请愿书，请求法庭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法官意见

被告人药家鑫杀害张后，在逃离现场途中又将两行人撞伤，公安机关在处理其撞伤两行人的交通事故过程中，虽然根据被撞的两个行人伤势较轻而药家鑫所驾轿车车损较大的疑点，作为一般怀疑对象对药家鑫进行了询问，但并未认定药系故意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此后，公安机关曾找其询问被害人张被害案是否系其所为，药家鑫亦矢口否认。后来，药家鑫在未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于作案后第四日在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其行为具备了自首的法定构成要件，依法应认定为自首。

在本案中，虽然药家鑫有自首情节，但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办案法官指出，这是结合药家鑫故意杀人案的具体案情而综合评判的。药家鑫开车将被害人张撞伤后，不但不施救，反而因怕被害人记住其车牌号而杀人灭口，犯罪动机极其卑劣，主观恶性极深；被告人药家鑫持尖刀在被害人前胸、后背等部位连捅数刀，致被害人当场死亡，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被告人药家鑫仅因一般的交通事故就杀人灭口，社会危害性极大，属于《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7条第一款规定的第一种例外情形，虽有自首情节，仍应依法严惩。

一审判决结果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45498.5元。

法条适用

激情杀人：本无任何杀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将他人杀死，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必须是因被害人严重过错而引起行为人的情绪强烈波动；其二，行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时失去理智，丧失或减弱了自己的辨认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三，必须是在激愤的精神状态下当场实施。此案不适用，不能证明药家鑫在犯罪过程中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

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的一种，是我国刑法中性质最恶劣的少数犯罪之一，必须从重严惩。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药家鑫持尖刀在被害人前胸、后背等部位连捅数刀，致被害人当场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

自动投案：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此案不适用，其在公安机关找其询问被害人张被害案是否系其所为时，药家鑫矢口否认。

自首：指犯罪后自动投案，向公安、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药家鑫在未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于作案后在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其行为具备了自首的法定构成要件，依法应认定为自 4 首。

虽有自首情节，仍应依法严惩：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但是否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7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或者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也就是说，对有自首情节的被告人一般应当从宽处罚，但有两种例外情形，即使有自首情节也不能从宽处罚：第一种，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第二种，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的。被告人药家鑫仅因一般的交通事故就杀人灭口，社会危害性极大，虽有自首情节，仍应依法严惩。

死刑执行程序：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分为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一般的刑事案件(主要指公诉案件)，大致经过立案、侦查、起诉、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执行程序，这是普通程序。此外，对于判处死刑的案件，还要经过专门的复核核准程序；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当发现确有错误时，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纠正，这些是特殊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尤以其独特的审判对象和核准权的专属性等特征既区别于普通程序，又不同于其他特殊程序。公众道德意识

连捅8刀把一起普通交通事故演变成故意杀人案，药家鑫的举动缺乏人性，突破了道德底线，引发公愤。因此，尽管普通网民与张没什么关系，但刺激了每个普通人的神经。

药家鑫如此的行为，在公众看来，如果法院对药家鑫不依法判处最重的刑罚，便意味着纵容违法犯罪，也就意味着将从法律笼子里放出更多“药家鑫”来，这样一来，公共安全的防护罩被打破了，大家共同走进了一个原始社会，野蛮时代。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药家鑫该受到法律怎样的惩处，法律和公众自然有个评判标准。尤其是在诸多潜规则盛行、司法公信力不高、公众法律信仰动摇、公平正义难求的舆论下，公众不仅用这杆秤来称法院对药家鑫判处是否适当，还用这杆秤来衡量社会公平正义及希望，并以此来判断自己将来到底要不要信仰，遵守法律。

可见，法律对药家鑫的惩处，不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和普通的杀人案，而是一起关涉到人性和公共安全、司法公正和法律信仰、公众心理安抚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事件。上升到这样的高度，药家鑫受审引起社会舆论和网民高度关注、药家鑫一审被判死刑引来众多网民叫好，再正常不过了

“撞伤”不如“撞死”意识的分析

药家鑫之所以会在普通交通肇事后，实施残忍的杀人行为，也是想到了民间“撞伤”不如“撞死”的言论。正因为法律意识的淡薄，对法律认识较少，才会出现如此意识，导致如此行为。

但从法律规定方面来看，交通事故致人死亡赔偿标准较低，不得不说也是一个法律缺失。《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一级伤残的伤残赔偿金同死亡赔偿金数额相同，除此之外还要赔偿残疾者长期的医疗费、护理费、生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等，可能达百万元之多。而致人死亡的赔偿金一般在十几万元、几十万元。正是由于两者存在的巨大差距，使一些司机铤而走险

其二，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设计存在不足。根据现行法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中受害者可请求的一般是物质损失而不包括精神损失。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被害人近亲属无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精神抚慰金。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提高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和死者家属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使死亡赔偿金高于残疾赔偿金一倍以上，或者规定最低限额，然后根据情节和肇事者、受害者双方的经济情况酌情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拉开两者之间的差距，从而在立法上体现生命权高于健康权，这样对公众意识产生有利指导。要完善刑事诉讼程序，明确规定可以向交通肇事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索取精神赔偿，减少受害方的维权成本。

法律法规的实行中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交通事故处理中存在执法不严。对于交通肇事逃逸和故意追碾等恶劣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应从严惩处甚至以故意杀人罪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但交通事故处理部门对一些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肇事人代之以行政、经济处罚，使其逃脱法网。起诉至法院的交通肇事案，多被判处缓刑或处罚金，于是不断有人铤而走险。对故意撞死他人的肇事者，应该严格按照《刑法》第133条和“两高”关于处理交通肇事的司法解释予以严惩，不能以罚代刑，要让肇事者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代价，不让其产生侥幸心理。应尽快落实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组成及职责，既能保证受害者及时获得救助，又能减轻司机的心理负担，有助于打消其“撞伤”不如“撞死”的错误念头。

公众在法律认识方面要加强。从经济方面来说，司机应该清醒的意识到在一些交通事故中，有的受害人还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次要责任、同等责任等，肇事者承担的赔偿数目都可减少。正常情况下，大约在95%的交通事故案件中，撞伤远比撞死要赔偿得少，而目前强制机动车车主购买交强险，就是专门将保额用于车祸赔偿的险种，如果车主又购买第三者责任险，即使遇到意外致人终身残疾的“撞伤赔付高于撞死”的极端情形，也可以通过保险赔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即每次保险事故的最高赔偿金额），全国统一定为6万元人民币。在6万元总的责任限额下，实行 分项限额，具体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5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8000元和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此外，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分别按照上述限额的20％计算。而二次碾压故意将他人撞死，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完全由肇事人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单纯地从经济赔偿角度得出“撞伤不如撞死”的判断，恐怕也没有充足的根据。

从法律责任来分析，司机由于撞伤、撞死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大不相同。在交通事故中，撞伤一人为一般交通事故，仅承担民事责任，而撞死一人则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倘若为了“消灭证据”或者基于“撞伤不如撞死”的动机有意碾压伤者，甚至像本案那样将伤者刺死，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即由过失犯罪转化为故意犯罪，构成故意杀人罪，将面临最高刑为死刑的判决。

此外，作为一个人，道德意识更不可缺失。出现交通事故在所难免，肇事者及时施救、积极赔付，不仅可以给伤者以物质、精神上的弥补和慰藉，也是给自己一种道义上的解脱，避免可能伴随终生的愧疚、自责和人生阴影。而有些司机因为逃责心切，或者轻信“撞伤”不如“撞死”的社会传言，则会付出此生都无法挽回的沉重代价。

总言之，在全社会声讨一起接一起的“撞伤”不如“撞死”的恶性案件中，我们除了从良心与道德层面谴责外，也要从制度层面寻求解决之策。法律的修订与执行需要高额的社会成本，甚至还牵涉到社会相关利益的重新布局与平衡，但我们今天若不付出这种成本，明天就将会为此而支付更加高昂的社会成本。到那时，又一个药家鑫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还会下车提刀刺向原本可以从鬼门关拽回来的无辜生命。上述论述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本人对这起恶性交通肇事杀人案的认识，法律与道德理应在各个方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基本保障。此案反映出法律制度的漏洞，和道德的缺失所造成的社会悲哀。

药家鑫事件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出现了某种“神经症性紊乱”。健全的人性与制度的腐败从来就不共戴天。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危机就隐藏在一系列社会事件中，如宜黄事件等种种强拆悲剧、赵作海 9 冤案、跨省追捕等。一些部门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时候，往往千方百计规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更多留给自己的是权利和无责任。权力出了问题，聚敛财富并按亲疏远近分配资源，就会撕裂社会的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它们又把其效应“传导”给人性，使人性出现大规模的败坏。

权力的神经症性紊乱传导到社会上，只能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2010年，“我爸是李刚！”成为经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飙车撞人构成当代奇观。这些现象表明，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上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主宰性的意识形态，穷人在遭受羞辱。贫富悬殊必然埋下冲突的种子。但在具有很大风险的时候，冲突不会冒出社会的地表，而是会以“潜规则”盛行、社会泄愤、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等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权贵者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人的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疯狂的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观察一下社会心理就是，焦虑、怨恨、冷漠、恐惧、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弥漫于中国社会。失去正义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残忍和暴虐，便随时等待机会发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杀农妇的西安大学生药家鑫的残忍。包括前几年的邱兴华都是这号人物。

一审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了公正判决，但在附带民事赔偿方面判决的赔偿数额则过低。“事实证明一审法院并没有受到旁听问卷的影响，也不存在被权力操纵的问题，司法还是独立的、公正的。”但是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还有二审，最后还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

此案的判决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审判有示范意义。刑罚的目的有两点，一是特殊预防，即对被告本人、犯罪行为人的惩罚和警示，防止再犯罪；二是一般预防，即通过对犯罪 10 行为人的惩罚，以警告社会不安定分子，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司法需通过这样的案件重建公信和权威。司法独立首先要独立于掌权者，同时也不能受舆情左右，法院只忠于法律。

最终判决

2011年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一案 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4月22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药家鑫不服，以其罪行并非极其严重，系初犯、偶犯，且有自首情节，应依法从轻处罚为由提出上诉。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药家鑫故意杀人犯罪的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其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认定药家鑫故意杀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药家鑫开车撞倒被害人张妙后，为逃避责任将张妙杀死，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药家鑫在作案后第四天由其父母带领到

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但药家鑫开车将被害人撞倒后，为逃避责任杀人灭口，持尖刀朝被害人胸、腹、背部等处连续捅刺，将被害人当场杀死，其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属罪行极其严重，虽系初犯、偶犯，并有自首情节，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对其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正确，予以采纳。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故裁定驳回药家鑫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认为，被告人药家鑫开车撞倒被害人张妙后，又持刀将张妙杀死，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药家鑫仅因交通肇事将被害人撞倒后，为逃避责任杀人灭口，持尖刀朝被害人胸、腹、背部等处连续捅刺数刀，将被害人当场杀死，其犯罪动机 12 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属罪行极其严重。药家鑫在作案后第四天由其父母带领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但不足以从轻处罚。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法作出核准死刑的裁定。

“药家鑫”怪圈

4月13日下午3时多，湘乡市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据目击讲述，肇事司机有二次碾人行为，然而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说法被湘乡警方否认。当天下午，湘乡市朝阳学校后的一条“丁”字形小路上，犯罪嫌疑人陈卫平开着一辆黑色奥迪车，撞到了路边正在写作业的7岁男孩肖健，车轮压过孩子头部，致其当场死亡。据目击者称，奥迪车在开车时先将在路边写作业的7岁男孩肖健的手臂压住，陈卫平下车查看后复上车进行开车，将小孩压死。事后肇事司机陈卫平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已被批准刑拘，13日晚陈卫平与死者家属达成协议，赔偿46万元，然而随后出现了戏剧性一幕，陈卫平以筹款为由脱离了警方控制进行逃逸。对此事件的疑点在于，如果不是二次碾压，为何警方会以过失杀人罪对其进行批捕？一个被控之人缘何能够脱离警方控制？为何在记者采访目击者过程中，会遭遇无人采访的尴尬？而对同一做作业的死者肖健同学的采访，该校为何要拒绝？

5月8日，媒体披露重庆市忠县交通肇事将一女乞丐撞伤后逃逸，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又返回原地将伤者压死的犯罪嫌疑人田厚波以故意杀人罪批捕。而该案件据案发时间超过两个月，但在重交忠县警方的努力之下，经过慎密侦查终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田厚波的行为在网上被称为“重庆版的药家鑫”。即使在报道中，犯罪嫌疑人之父称儿子的行为是极大的错误，对死者表示万分的歉意，并愿意接受任何性质的赔偿。只是其间的疑问在于，在犯罪嫌疑人田厚波杀人之后如此之长的时间里，田父是否对这一行为知情呢？试想，田厚波将肇事车辆低于市场价格2万出手，难道田父对儿子田厚波缘何要卖车一事不加以深究吗？对于农村人而言，运输工具就是吃饭的家伙，在吃饭家伙便宜变卖难道不加以深究？对于田父积极赔偿之语的背后是，是否犯了包庇罪？

或许有关于因为交通肇事复而杀人如此沉闷的事件不会再进入我们的眼帘，但没想到的是，这种跨越了人性道德最低底线的行为依然发生着。5月7日福州又发生了类似药家鑫之交通肇事复故意杀人案，昨天傍晚6时30分许，在福州市仓山区百花洲东路的非机动车道上，又有一名司机将一名小女孩撞倒之后下车查看，上车之后倒车碾过小女孩的后背，造成死亡。

无论是药家鑫也好，还是湘乡的陈卫平也好，重庆的田厚波也好，还是今天福州的陈姓司机也好，他们的行为为世人所不容，已经激起了整个社会的公愤。即便目前在国内取消多种罪刑的死刑刑为之后，但他们的这种行为绝对享受不到取消死刑的待遇。这种撞伤不如撞死的行为都可以估恶不悛的话，任何一个人走在马路上都有可能成为他们轮下或刀下的受害者，那个时候，还有谁能够理直气壮地走在大街上呢？如果这种行为仅仅是因为在赔偿之后，就可以让法律为其开口免其一死，它将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此等案件将层出不穷。面对这样的案子，无关行凶之人的身份，而是在于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死刑的框架标准！不是公众要他们死，而是法律要他们死！

最终结果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故意杀人罪犯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在陕西省西安市被依法执行死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天上午在宣告上述裁定后，对药家鑫执行了死刑。

【注 释】

(1)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 故意杀人罪

(2)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1999．10．27法［1999］217号）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实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11．15法释〔2000〕33号）

(4)刑法第六十七条 自首

【参 考】

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yaojiaxin/ 16

第二篇：药家鑫案分析

药家鑫案分析

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于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学院长安校区返回西安，当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西围墙外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妙倒地呻吟，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从随身背包中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翰林路郭南村口时再次将两行人撞伤，后交警大队郭杜中队将肇事车辆暂扣待处理。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医鉴定：死者张妙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2011年3月23日，该案件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

“去年10月20日晚11点多，我开车去大学城见朋友，返回西安的路上，我低头换光碟时感觉车身颤了一下，我停下车，透过车灯发现，车前有一辆电动自行车。下车后，发现一个女的躺在地上，距离我的车只有两三米，并且抬起头正在记车号。我当时特别慌乱，想着要是被撞者落下终身残疾，她会缠我一辈子。一看周围没有目击者，所以，我一时鬼迷心窍，掏出随身携带的尖刀，将她杀死了……之后，我开车逃离现场。没多久又撞了两个人，想再驾车逃跑时，被附近居民围在现场，后来就被警察抓了。”——药家鑫自述

案件开审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药家鑫提起公诉，药家鑫在讯问中说，自己于2010年7月拿到的驾照，轿车属于他名下，2010年6月购买。他承认在案发时内心非常害怕，杀人只是一念之差，而作案的凶器是一把长二三十公分的单刃切肉刀，是他在案发当天在超市买的。

他说，他装着刀的包就放在副驾驶位置上，下车查看时，他随身带着包下去的。因为他父母叮嘱他，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在下车查看时发现张妙躺着有呻吟声。他没有询问伤情，也没有与伤者说话，考虑到对方撞伤后会找他不断索赔，隔了两三秒的时间，就拿刀开始刺被害人。究竟刺了多少刀，刺到什么部位已经记不住了。据悉，目前被害人家属只拿了15000元的丧葬费，拒绝了药家鑫父母给的另一笔30000元的赔偿。

被告律师辩护

药家鑫表示后悔，其律师许涛辩称为激情杀人。他的律师辩护说，这是一起交通肇事转型的故意杀人案件，药家鑫是一念之差，属于激情杀人。他的成长道路没有污点，学习优秀、得过各种奖励，且有自首情节。希望法庭从宽量刑，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路。药家鑫案受害人张妙家人的代理律师许涛表示，关于民事赔偿，两家仍未达成协议，庭审中，本案原告当庭向法官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许涛也曾表示，张妙家人不在乎赔偿数额，但是认为对方的态度不积极，很难接受。

同学请愿

庭审现场辩护人律师向法庭提交3份材料，包括报纸对药家鑫主动递交悔过书的报道，上学期间的13份奖励，被告人校友、同学、邻居的4份请愿书，请求法庭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不能成为证据。

民事原告人张妙的丈夫当庭说：我不看那个，那都是垃圾！什么是激情杀人

激情杀人，即本无任何杀人故意，但在被害人的刺激、挑逗下而失去理智，失控而将他人杀死，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必须是因被害人严重过错而引起行为人的情绪强烈波动；其二，行为人在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一时失去理智，丧失或减弱了自己的辨认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其三，必须是在激愤的精神状态下当场实施。

案件评论

前段时间，李启铭肇事之后撂出的“我爸是李刚”，这句极端嚣张之言，曾激起公众舆论的喧嚣；而今，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撞伤女服务员，过度荒诞的“撞人补8刀”的恶劣行径，则超越了公众容忍的底线，“飞扬跋扈”、“惨无人道”，每一顶帽子扣在这位大三学生身上，都恰如其分。眼下的众人，不单是义愤填膺，而是恨不能“群起而攻之”了。

我们似乎又见到了导致人性极度扭曲的权钱附体或护佑。肇事者所驾驶的车辆系其私家车，其家境殷实。是什么让一个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对鲜活的生命如此漠然？又是什么让一个心智健全的成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水准和对法律的敬畏感？难道仅仅是“财富”和“权力”吗？当然不是。甚嚣尘上的权钱崇拜与无视法律的尊严难逃干系。

一定意义上讲，恰恰是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助长了如此“富二代”或“官二代”，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适宜其生长的土壤。比如，是银行VIP，就可以插队没商量；是官员子女，招聘条件就可能“看人下菜碟儿”„„“用钱摆平”和“用权摆平”的事件你方唱罢我登场。可糟糕的是，众人不仅是审丑疲劳、见怪不怪，甚至也在向“丑”靠近，期冀靠“钱”与“权”拥有法外特权。不得不承认，一种社会心理真正相信什么，崇尚什么，一个拥有了“流行因素”的个体就会应验什么。“撞人补8刀”案中的肇事者，正是如此。

而我们的执法者，面对权贵阶层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常显得底气不足。回首以往诸多公共事件，真正激怒众人的，也许并非是顾名思义的案件本身，也不一定是当事人悲惨的命运。而是一个权贵人员凭借金钱或权力为所欲为，凌驾于法律与规则之上，敢想也敢做，东窗事发后竟能冠冕堂皇地使出若干招数，或“出钱私了”、或“声明道歉”，来逃避或减轻法律制裁，而且最终成功了。

西安大学生“撞人补8刀”案结果如何，我们还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财富和权力人人畸形追逐、公众看不清定刑依据与量刑标准、司法常对权贵法外开恩的最终指向，是一个社会规则、道德及人心的溃疡。而我们的困境则在于：面对一再被洞穿的底线，面对无力收拾的野性，面对天天呼号的法律平等，我们如何修复，又拿什么修复？

药家鑫事件更多的是一场社会悲剧

药家鑫事件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们的制度和社会，出现了某种“神经症性紊乱”。健全的人性与制度的腐败从来就不共戴天。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漠视人的生命和尊严，危机就隐藏在一系列社会事件中，如宜黄事件等种种强拆悲剧、赵作海冤案、跨省追捕等。一些部门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时候，往往千方百计规避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更多留给自己的是权利和 无责任。权力出了问题，聚敛财富并按亲疏远近分配资源，就会撕裂社会的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而它们又把其效应“传导”给人性，使人性出现大规模的败坏。

权力紊乱让社会变得疯狂

论者石勇认为，权力的神经症性紊乱传导到社会上，只能让一个社会变得疯狂。2010年，“我爸是李刚！”成为经典名言。“官二代”、“富二代”飙车撞人构成当代奇观。这些现象表明，权力和金钱在社会上已经牢固地确立起主宰性的意识形态，穷人在遭受羞辱。贫富悬殊必然埋下冲突的种子。但在具有很大风险的时候，冲突不会冒出社会的地表，而是会以“潜规则”盛行、社会泄愤、诚信缺失、疯狂拜金等形式出现。它们构成了替代性的发泄渠道

药家鑫事件还反映了一种社会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过是社会事件的心理层面。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疯狂的社会，对于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是巨大的。观察一下社会心理就是，焦虑、怨恨、冷漠、恐惧、不安全感、不确定性弥漫于中国社会。失去正义和道德的看守后，人性的残忍和暴虐，便随时等待机会发泄。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后又杀农妇的西安大学生药家鑫的残忍。包括前几年的马加爵、邱兴华都是这号人物。

一 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价值取向——积极救助伤者的生命是肇事者的法定义务

刑法里规定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也就是被告人在案发时主观上没有直接的积极追求被害人死亡的故意，交通肇事罪则定罪较轻，正因为是犯罪人主观上是过失，刑法才对交通肇事罪规定了较轻刑罚，同时，交通肇事后积极救助伤者是也最为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者事后，最为迫切的法定义务，必须积极履行救人生命的法定义务。

刑法规定肇事逃逸或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隐藏受害人，使受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最高可判死刑。足以见证刑法对肇事者不积极救助致伤者死亡的严厉打击的态度。

而本案中，被告人药家鑫的行为，可谓令人发指，交通肇事后下车不但没有积极救助伤者，反而挥刀刺向可怜的伤者，试想药家鑫当时他怎么就下的了毒手。伤者是自己的同类，是人命，不是物呀？据法庭调查，被告人连刺8刀将伤者刺死，驾车逃窜。这种严重漠视他人生命，漠视自己的同类，缺乏起码的人性良知的心里，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一个没受过一点教育的普通民众，起码也知道助人为乐，救助有困难的他人的道理，“大学生”药家鑫却反人性的反常识性剥夺他们生命，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罪，一点不含糊。

据被告人在庭审现场交代，自己害怕受害人难缠，听说农民难缠，害怕陷入无休止的赔偿纠纷中，一闪念就取出了随身携带的剪刀刺向伤者，认为刺死了伤者就不用无休止的赔偿了。

药家鑫此类驾车的侥幸者大错特错了，交通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伤者，救人性命，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直至走向黑暗的铁窗生活，若逃逸致人死亡，恶性的案件还会受到刑法处以死刑的制裁。

好好清醒清醒吧，药家鑫之类驾车肇事后不去积极救助痛苦呻吟的人命的丧心病狂们，敬畏他人性命，就是敬畏自己的性命，漠视他人的性命，法律也会毫不留情的剥夺你的性命。二 刑法中的死刑难题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定有罪行的，可以判处被告人相应刑罚，刑法没有规定的罪行，不得判处被告人刑法规定以外的刑法。刑法规定了：故意杀人的判死刑，药家鑫交通肇事后，故意杀死伤者案件事实清楚，公诉人出示的各项证据确实充分，认定故意杀人罪，应该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

药家鑫=大学生=21岁的年轻人，根据刑法规定剥夺一个被告人生命的同时，我们惋惜，还是恐惧？毕竟我们也在也在根据刑法合法杀人。人们会说古往今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这是自作自受，活该。

那能不能我们给自己的同类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留下他的性命，让他在铁窗内度过漫长的几十年的赎罪生活，等到将来不惑之年，甚至花甲之年改造完全了，出狱了，重新做人。笔者注意到庭审中的一个细节：被告人药家鑫在做最后陈述时，失声痛哭，颤抖的声音的一再表示愿意替死者赡养老人，照顾孩子，愿意赔偿赎罪，这一刻药家鑫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是一个杀人犯面临的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惧后怕中发出的忏悔声音。父母给予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仅有的一次，我们能不能善待自己的生命，善待同类的他人的性命？这不仅仅是问给我们自己，也问给药家鑫，假如当初挥刀那一刹那间转而善待自己同类的性命，将会是另一种境地。佛家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此得到印证。

然而，当我们想到死于非命的受害人的不幸遭遇，死者同样是活生生的年轻生命，而且是正在哺育两岁幼子的母亲，一位平凡的女子，死于非命怎能不痛心？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受伤医治好了，继续生活也可以，但被告人药家鑫没有给这位不幸的女子一条活路。死者父母，丈夫，孩子，亲人，平凡的农民的家庭幸福被破灭，就在被告人的一转念之间狼性行为造成的终生悲剧，正如死者丈夫庭审所说，孩子永远的失去的母爱，这一生都无法弥补，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

被告人杀了人，我们根据刑法规定合法杀掉杀人者，正义就实现了吗？我们是在实现正义？还是在延续杀人者悲剧——被告人被判死刑后的家庭悲剧？这样子，算一下，就会有两个家庭的悲剧。

三 悲剧的根源在哪里？

罪刑法定，杀人偿命，毫无疑问，我们等待法庭的公正判决，等待正义的到来。政府学校组织近400名大专院校在校大学生来旁听此案，此番的苦心不明自言，我们大学生年轻人一定要树立对生命的敬畏意识，从内心里敬畏生命，要像怀有在人间做了恶事就会下地狱受惩罚的一样恐惧心理，去敬畏生命，才能不至于再造成悲剧的重演，有了对爱他们生命，就像爱自己性命一样的意识，才会在发生了类似的交通肇事后，第一反应是救助人命，而不是产生草菅人命的禽兽恶念。

同样的国内几十家众多媒体的高度关注，通过对此案的全国性公开审理，该案绝对会对今后交通肇事后必须积极第一时间救助人命，做出警世的教育，所有驾车的人们有着对人命关天的朴素的敬畏生命的意识，悲剧才会不会重演。最后为死者默哀，生者要牢记交通肇事后第一时间积极救助人命这一常识。

药家鑫不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发表时间：2011-3-26 15:55:00 阅读次数:286 所属分类：未分类

2011年3月23日上午9点45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开车撞伤人后又连刺数刀致对方死亡一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药家鑫当庭下跪哭诉悔罪，辩护律师以自首和“激情杀人”为其辩护，要求从轻处罚。检察院则认为，药家鑫因开车肇事撞人，又持刀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检察机关认为药家鑫虽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庭审结束时法官宣布经合议庭合议后将择日宣判。

一时间，社会各界对药家鑫案的判决结果议论纷纷，笔者浏览了网上公众的发言和相关媒体的报道，觉得大多数人认为药家鑫必须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否则难消民恨，难除后患。对此，我也做了一些思考，这起案件到底怎样定性判处怎样的刑罚才是合适的呢？结合笔者的执业经验和我国的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我认为该案以死缓结案是恰当的。在阐释我的理由之前，我想说几点：

国家制定刑法的功能是什么？刑法的两大功能：社会保护功能和人权保障功能。主要是指国家创制、适用与执行刑罚所可能产生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它强调刑罚适用的外在表现。国家制定刑法的目的又是什么？主要是预防犯罪，其次是惩罚犯罪。它强调刑罚适用的内在属性。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彰显刑法对社会最后一道保护底线的作用。我们看待一个刑事案件的时候，不能仅仅带着一个单纯、原始的刑罚观点看待社会发展中的犯罪问题，我们应该想到一个刑罚的适用对社会、对受害者及对加害者产生的整体影响，否则，国家也没有必要设立检察公诉机关主动揭发打击犯罪，任由我们自己解决罢了。

我一直以为，法律的真正武器不是从重处罚、杀一儆百，而是运用完善的法律，对每一个社会发展中发生的案件都公正适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任何一个案件的审判都不能被媒体绑架，更不能被民间舆论所倾轧。

我认为药家鑫案判处死缓是恰当的，理由如下：

一，通过对自首前后药家鑫的行为表现可知，大学生药家鑫的杀人行为，动机来自于对先前过失行为后果的逃避，并非事先预谋，本想以不为人知的结果摆脱“农村人的纠缠”，他是在恐惧、恐慌之中选择了一个更错的方式解决已经犯下的错误，但比起预谋已久的故意杀人来说，主观故意突然了许多，这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来讲似乎可以考虑他的鲁莽，主观恶性没有到恶极的程度。

二，药家鑫的自首情节一般应当予以考虑。虽然法律规定了“可以”从轻、减轻、免除处罚，但法律规定的“可以”不能理解为既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而应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应当照此办理。自首是犯罪后行为人的悔改表现之一，这种悔改表现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还要付诸实际行动。刑罚的目的根本在于预防犯罪，自首犯本身就是犯罪人中人身危险性较小的一类犯罪人。我国司法实践中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除对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以外，对绝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实行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使其改恶从善，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真正愿意悔改的犯罪分子，如果我们轻易杀之，对个人对社会都没有好处，很容易滋生以暴制暴、以血还血、同态复仇的土壤，对生命敬畏与尊重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是一种阻力。

三，对药家鑫判处死缓符合刑法的制定目的。用死缓带来的终身苦役的强度足以改变药家鑫决意再犯罪的心灵。死刑立即执行确实具有威慑作用，可以让社会看到酣畅淋漓的隆重的集体谋杀行为带来的快感，但其作用又非常有限。我们可以轻易杀掉一个愿意悔过自新的药家鑫，但是，我们通过这个行为给药家鑫的家人朋友，给受害者的家人，给我们整个社会又带来了什么？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对象为“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罪大，指犯罪行为以及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造成的损失特别巨大，它体现犯罪的客观危害程度，非罪大，不杀；恶极，指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特别大，它体现的是犯罪的主观过错程度，非恶极，不杀；只有同时具备罪大与恶极，才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凡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能杀，否则就是错杀。我以为药家鑫的犯罪行为即使达到“罪大”底线，尚未达到“恶极”的地步。适用死缓，2年期满后，没有故意犯罪的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2年期满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同时，死缓的适用终身剥夺了罪犯的政治权利。对药家鑫适用死缓可以达到预防犯罪与惩罚犯罪的双重目的。

四，彻底摒弃媒体定罪和舆论审判。现在的媒体常常充当无冕法院的角色，法官还没有说话，律师甚至还没有辩护，哪个人该定何罪判什么刑罚媒体报道的字里行间似乎都一清二白，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现象。媒体报道只能针对事实本身，不能对事件的性质作出论断，否则偏离了媒体报道尊重事实真相的本质。同时，民间充溢的“杀人偿命”思想依然深厚，中国国民普遍从众的心理，在面对与普通民众通常判断不一致的法院判决时，民众更多愿意相信感觉而不是权威的法律，这需要法律人秉持心中的法律正义之剑，无畏而立。

五，近年来一系列案件事实也可以看到药家鑫案判处死缓的影子。2009年付某在课堂上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当堂砍死，付某在庭审中仍然不悔罪，但考虑到其有自首情节和先前良好表现，本着惩罚与教育的精神以死缓结案。付某在课堂上用刀将老师砍死的行为性质恶劣程度可以想见。“我爸是李刚案”的凶手更是被法院以在校园内发生交通肇事罪为由判处有期徒刑6年。这些案件的危害性与药家鑫案相比孰轻孰重，大家很清楚，在高举保障人权和尊重生命旗帜的今天，恐怕不会也不应该对药家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综上，考虑到药家鑫是初犯、自首、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等一系列因素来看，对药家鑫处以死缓符合罪刑法定精神，但尚达不到对药家鑫动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地步。

第三篇：“药家鑫”案件

药家鑫该不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梅春练 2011

案例再现：

被告人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药家鑫驾驶红色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长安送完女朋友返回西安，当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外西北角学府大道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妙倒地呻吟，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转身从车内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郭杜十字时再次将两情侣撞伤，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后被公安机关释放。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事后，药家鑫主动递交了悔过书，同时，其校友、同学和邻居也主动递交了请愿书以请求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由以上案例内容可知：

被告人药家鑫有交通肇事转变为故意杀人，逃逸后又自首、悔过。

分析：

首先，毫无疑问，被告人药家鑫开车肇事后拿刀捅死被害人的杀人情节已经显然符合死刑范围。而且，从满足和抚慰被害人，威慑社会的角度上看，对药家鑫判处死刑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就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还是可以有所讨论。

从量刑的原则上讲，刑罚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同时裁量决定刑罚也必须遵循累犯制度、自首、立功、坦白、数罪并罚和缓刑制度。就犯罪事实，毫无疑问，理应以死刑定罪，但是，由我国刑法总则（第48条）死刑适用于罪刑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而对于论罪应当处以死刑，但又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对于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犯罪分子不是累犯的，可以使用缓刑。就药家鑫的案件来讲，首先，在事发后，在药家鑫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他主动投案，并且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已经构成自首。我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且，在之后的审讯过程中，药家鑫还有主动递交悔过书，同时，其校友、同学、邻居等也为其递交了请愿书，从而可以看出，被告人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的危险，对社会的主观危害性也基本没有，因此，对其采取从轻处理，比如使用缓刑等还是有可能的。

再者，从刑罚的功能何目的的角度来讲，刑法在满足和抚慰被害人，惩戒犯罪人，威慑社会的同时，还有对犯罪分子进行教育、改造，使其重新做人，回归社会的作用，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鼓励人民懂法、守法、用法的功能。根据刑罚的个别化，给犯罪分子的判刑要有针对性，必须符合犯罪分子的犯罪特点和矫正、改造犯罪的需要。所以，在此案已经造成一个家庭的不幸的时候，能给这么一个年轻而又有强烈主观意愿改过自新的生命一次改造的机会，能给另外一个家庭留下一些希望，或许还能对被害者家庭有一些补偿，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死缓难道就不能威慑社会，教育人民，树立大家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了么？

总而言之，虽然死刑必然，但是觉得立即执行还是有些可惜，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在一念之间没有了。我只觉得，药家鑫只是一个牺牲品，一种有严重问题的家庭教育的牺牲品，或许这是让社会更多思考教育、培养问题的一个警示吧！

以上是我的一些刍议，还望指正！

第四篇：药家鑫用矛盾分析法分析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课程作业

化学化工学院级姓名学号得分

题目及要求：药家鑫之死，是谁惹的祸？

要求了解药家鑫事件始末，观看视频“《看见》：柴静专访药家鑫案双方父母”，运用矛盾分析法，反思药家鑫悲剧的原因和启示。

药家鑫之死，是谁惹的祸？

药家鑫，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2010年10月20日深夜，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此后驾车逃逸，后又在父母的陪同下自首„„

2011年4月22日在西安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生。药家鑫不服提起上诉。

2011年5月20日陕西省高级法院对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一案进行维持原判

2011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药家鑫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剧烈反响，为此中央台记者柴静对药家鑫父母做了一个专访《看见》，引起了社会的人们的反思„„

让我们用矛盾分析法来分析一下药家鑫悲剧。

“两点论”的方法告诉我们成长环境是主要的问题所在。从《看见》我们了解到药家鑫生活在一个充满压力和压抑的环境中。从小父母对他要求十分严格，动不动就大骂，甚至关禁闭。必然对于幼小心灵的他无异于在环境之下扭曲的生长。父母的过高的要求，严格的管理，残酷的惩罚制度，必然导致一个花季的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他心里充满的永远是恐惧，怕自己做的不好受到的是父母的责骂。正像他说的那样：怕有麻烦，怕受到责备，才去用刀子连捅八刀。从家庭我们看到的是压抑的药家鑫，看不到一点希望，不断地去追求父母心中的完美，完全脱离了现实社会的复杂性，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场血腥的场面；从社会的角度看来，药家鑫同样生活在一个阴暗的环境中，父母偶然把她带入了歧途，然而社会也没有救他，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了犯罪的道路。另外一个的因素是他自己没有及时的认识到自己在走向的是犯罪的道路，在小的时候父母的管教之下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步入歧途，没有及时的改过，没有分清是非关。

“重点论”原因无非就是环境结果把药家鑫送上了犯罪的道路。在专访中我们看到的是父母哭泣的泪水，述说着自己管教孩子的不足。追求完美是他父母的唯一的标准。没有给孩子独立思考的权力，没有留给孩子自由的权力导致在撞人之后失去了理性的考虑，没有考虑到后果是什么。

通过“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分析，我们得到一些启示。父母是原因走向犯罪的道路是结果。像这样的事件不是偶然性，在这种环境下不步入歧途也难怪。脱离了现实就会改变事情发展的本质。在内容和意义上也就还会发生变化。原因和结果是密切相关的，现象和本质是不可分离的，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在看是偶然的背后却存在着必然的现象，所以说我们说问题即使矛盾的又是统一的。

授课教师签名

第五篇：药家鑫案之心理学分析

药家鑫案之心理学分析

一、药家鑫案件情况简介

2010年10月20日23时许，西北大学大三学生药家鑫驾 驶红色 雪佛兰小轿车从西安长安送完女朋友返回西安，当行驶至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外西北角学府大道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张妙，后药家鑫下 车查看，发现张妙倒地呻吟，因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便产生杀人灭口之恶念，遂转身从车内取出一把尖刀，上前对倒地的被害人张妙连捅数刀，致张妙当场死亡。杀人后，被告人药家鑫驾车逃离现场，当车行至郭杜十字时再次将两情侣撞伤，逃逸时被附近群众抓获，后被公安机关释放。2010年10月23日，被告人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经法医鉴定：死者张妙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二、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药家鑫的家庭环境

（一）从“权力型人格”的角度分析中国家庭

心理学家弗洛姆总结过一种“权力型人格”，就是指一个人强烈渴望别人顺从自己的意志，一旦不顺从就会让他怒火中烧、暴跳如雷。家庭、尤其中国家庭是这种人格最容易施展的场所，因为中国家庭给了这种人格最少的制约。

与一般人的认识不同，“权力型人格”并不是简单的“命令——服从”逻辑，它的真实逻辑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投入——回报”，也就是说，他把对你的命令视作投入（我花了这么大价钱让你练琴），把你的顺从看做对他的回报（你好好练琴就对了）。

第二种是“贬损——听从”，也就是说，他对你永远不满意，永远否定，你做的差，他说你“不争气”；做得好，他说你“翘尾巴”或“还不够”。总之，你永远还“差得远”，应该听从于他。

（二）从心理学——“家庭恐怖主义”角度分析药家鑫的父亲 从新闻报道透露的信息看，药家鑫的父亲很符合“权力型人格”。他一方面自认为对儿子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要求儿子绝对的服从；另一方面，他很少认为孩子有做好的，不会去表扬孩子。

孩子未必会喜欢父亲的这种投入，反而往往想逃离，也就是不顺从

父亲的意志。以药家鑫的家庭为例，父亲对这种不顺从，会表现出惩罚——拿皮带抽、关地下室；憎恶——对你失望、觉得你倔，甚至说出“你那么丑，没有人会喜欢你”这样伤人的话（得有多么大的憎恶才能说出这种话啊，而且越是憎恶，越会看你哪都不顺眼，动辄得咎）；刺激——误以为孩子的不顺从是因为自己的投入还不够大，所以辞职回家专门看管你，以加深投入来刺激你，让你对自己的不顺从内疚。这些是对第一种逻辑破裂的回应。

而在第二种逻辑里，父亲会靠经常的贬低你建立他的领导地位。心理学家武志红把这种父亲对孩子的暴力（包括冷暴力）称为“家庭

恐怖主义”。的确，对于孩子来说，这样的家庭还不够恐怖吗？药家鑫对

自己成长经历的主要感受就是“不快乐”、“没意思”、“无价值”、“恨父亲”、“想自杀”。

我们说一个人怕蛇，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蛇会咬人，怕蛇是理智的行为。但是说一个人有怕蛇的性格，那可能他看到一条绳子都会恐惧发抖，那就不是理智的行为，而是条件反射。这样的性格形成很可能与这个人被蛇咬过有关。

如果父亲总是带给你伤害，久而久之，你就会形成怕父亲的性格。

严重的，看到父亲的影子、听到父亲的声音都会紧张出汗，如果看到父亲阴沉着脸，那就更会惴惴不安。父亲（条件）意味着不好的感受（反射），越是接近于要攻击自己的父亲形象（比如阴沉着脸的父亲），就意味着越不好的感受。

（三）初步剖析药家鑫的性格及投案心理活动

药家鑫就是这样的性格，当问到“你知道些什么？”时——药家鑫回答很简单：知道的只是对父亲的惧怕、别让父亲斥责进而怕“惹事”。

怕父亲为什么会引起怕“惹事”呢？因为“惹事”就预示着那个要攻击

自己的父亲将出现。“惹事”本身也许并不可怕（比如打碎一个杯子），可怕的是父亲（会因为打碎杯子呵斥自己）。这时候“惹事”（条件）就会引起不好的感受（反射），唯有把“惹事”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切断——掩盖起来不让父亲知道，才能消除这种不好的感受。

药家鑫去投案自首，从理智的角度分析，他当时内心最不好的感受是

由什么引起的？——显然应该是可能要面临的死亡，因此他当时应该最怕死才对。

但恰恰不是这样，药家鑫说，“我去投案自首那天，我害怕我爸爸，害

怕见到他”（他阻止母亲给父亲电话，因为他太怕父亲了）。也就是说，他当时最不好的感受，不是死亡引起的（理性计算的结果），而是父亲引起的（条件反射的结果）。

车祸发生后，从理智的角度分析，药家鑫当时内心最不好的感受是由

什么引起的？——应该是闯祸后要赔钱、还可能坐牢等后果。但从药家鑫的性格分析，他当时内心最不好的感受实际还是由“闯祸了父亲会对自己怎样”引起的，这时候，主导他行为的是“把事情掩盖起来不让父亲知道”。

事后药家鑫说，他当时“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我害怕她没完没

了地缠着我的父母和家人”。藏在“害怕她没完没了地缠着我的父母和家人”后面的实际意思，是“害怕父母（尤其是父亲）会没完没了的对我失望、斥责”。

父母假借爱的名义对孩子的种种伤害，药家鑫的家庭正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正可谓是：爱，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三、“群体心理学”角度分析药家鑫案

（一）一般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的反差——“群体心理学”的说明

心理学家很早就已揭示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的反差现象，并且把他作

为一个惊人的特点和学术研究的课题。以下摘一段1895年勒邦的名作《群体心理学》的话，虽然勒邦是在关注一般的社会活动群体，但它有助于解释

一般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的那种反差：“由心理群体所表现的最惊人的特性如下：无论组成心理群体的个人是谁，不管他们的生活模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是相似还是不相似，他们被转变成一个群体这一事实，使得他们拥有一种集体心理（collective mind）。这种集体心理使得他们以完全不同于他们每一个人在独处时的方式进行感觉、思维和行动。除个人形成一个群体的情况之外，某些观念和感情就不会产生，或者不把它们本身转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由异质因素形成的暂时性存在——它们暂时被结合在一起，正像细胞通过它们的重新组合而构成一种生命体形式一样，这种新的存在物展示出非常不同于每一细胞单独时所具有的各种特征。”

这段话其实并不完全对，但它很有道理。我们不要扯得太远，就这段理论结合本案加以再思考，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说：

其一，药家鑫从小到大置身于不同的学校/班集体中，他在这些群体中所表现的性情就算多么温和，都不足以说明他在独处时的特点。而且据媒体报道，药单独时有大量极端自恋、极端个人主义化的表现，而这些如果仅看其学校群体中的表现，未必看得出来。药疯狂刺杀被害人张某时，恰恰是他单独与人相处时。拿群体生活中的药，不足以说明他独处时的个体心理。其二，在药家鑫成长过程，就是他的个体心理不断屈服于资产阶级化的集体心理的过程，虽然他在个体心理上一直极为不情愿（从心理学角度而不是道德角度，我们完全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但最终群体心理（即资产阶级心理）对他产生了更具决定性的同化作用。

其三，这段理论用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比如说“甲是甲，乙是乙，甲不同于乙”）区分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这有助于说明两者的相对区分，但并没有考虑在心理变化进程中两种心理辩证转化的实际可能性。

从生活事实上反映出来的是，纵使药家鑫那个不情愿的未被同化的个

体心理是真实的，但那已经过去了（或者准确说不再主导自我意识），已经被融于资产阶级心理的新的个体心理同化。药案所暴露出的这个人现在的生活，就带有本文所详细分析的非常典型的资产阶级特征。从这个角度说，药家鑫在法庭上用自己过去的被迫练琴来说明自己一直承受巨大压力，这在心理上是在对承担责任恐惧的心理背景下，为了极端自保的选择性记忆。

（二）再剖药家鑫心理：典型的资产阶级特征与对穷人的阶级仇恨下面就心理学的角度从另一个方面简要剖析药家鑫案中所反映出来的 典型的资产阶级特征与对穷人的阶级仇恨的情况。

1、药家鑫的“贵族”特征

虽然我们完全查不出药的阶级出身事实背景，单单是从药谈到家庭生活的法庭供述，以及从央视媒体对药从大学到小学的走访、对其街坊邻居的探访来看，药从小到大被父母家教严格限制于“有高等教养”（被强迫习练钢琴高雅艺术）的生活中，并且在直到大学以前都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中，形成了极端自恋的性格。

固然，无产阶级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也会出现极端自恋的人格，但是与“高等教养”的价值观紧密相连的这种极端自恋，再加上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父母主观上还严格限制其生活范围），这几个因素共同出现所造就的心理特征，惟独只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精英心理，而且是非常典型、非常显著的资产阶级心理。这在普罗大众看来这很“超常”很“不可思议”，其实对于资产阶级精英内部生活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在他们那个阶级中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他同学中有很多人同情他，甚至公然为他辩护，从相似或相同阶级心理的角度来讲都非常正常。

2、浅析药家鑫开庭前的话语

在开庭审判之前，药家鑫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说法进一步证明了具有相对封 闭的阶级性质的心理，而且证明了这种阶级性质与我们普罗大众阶级的“常识”迥异，甚至隐藏了内在的对立性质。药在回答记者提问“撞伤人后不救人、反而起杀念”的回答，我认为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我害怕撞到农村的，特别难缠。因为就是接触过，有的时候看到城中村或者一些开的（店铺）他们做生意 就是感觉跟他们不太好沟通，说话会比较直白一些，感觉不太好跟他们讲”。他接着又提到交通肇事撞残比撞死更麻烦：“还有很多人说„„撞死了就还比较好处理，不会说一直纠缠着。如果把人撞残了可能一辈子都要缠着你那样”。这些话其实已经迥异于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大多数人都不可能会觉得社会中下层的人特别不好沟通（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就是中下层），相反，很多社会生活经验更可能会告诉我们：那些最有钱和有权势、“有教养”的人往往最难沟通。

药家鑫为什么觉得社会中下层群众“不太好沟通”？因为药觉得他们“说话会比较直白一些”，从一般群众心理来讲这也是相反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说话比较直、有话说话的人才比较真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群众如果他们说话是比较直白的，那才比较好沟通，反而是社会中下层人员里说话拐弯抹角、有意话中带话的人，那才不好沟通。所以我们完全撇开事实和行为，从心理心态上看，就会看到一个与大多数群众心理迥异、从小到大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有高等教养”社会环境中的药家鑫。

而且要注意：药这番讲话不是一般社会点评，而是在公开回答记者问为何撞了人又捅死人时的犯罪动机，我目前所看到的“心理专家分析”没人“注意”到这点。如果思考分析到这里，内在潜藏的对立情绪，就已经十分明显了。

3、药家鑫的自保心理

根据药家鑫撞杀人后开车逃跑时，又撞飞撞伤两名路人后所发生的当事人对媒体采访的回答，药家鑫当时表现出异常冷静的不负责任和义无返顾的冷酷态度，而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供述者有意抹黑药家鑫。而且根据交警大队说，药家鑫第二次撞人被扣车时也完全不提之前撞人又杀人的事。

事实上药家鑫是过了几天才去自首的。另一方面他在法庭上却痛哭流涕，无论是否真实，无论你持任何一种道德或理智，药家鑫的法庭表现明显地反映了他的极端自保心理（比如他有原话“请求政府宽大处理”），而不是为他人、为受害人着想的忏悔心理。这两个行为表现看似很矛盾，但且慢质疑，——因为从其个体心理角度上讲，其实是完全一致的，是彻头彻尾的极端自保心理。

四、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分析药家鑫案

不同学科有不同学科的分析范式，药家鑫的行为在刑法学上属于故意杀人行为，其杀人时有着正常的意识与意志控制能力，他明知自己的捅刀行为足以致使受害人张某死亡，而希望这一结果发生，且客观上也发生了这一结果，因此构成故意杀人罪。规范的刑法分析并不太多关心犯罪时的具体心理过程，只要关注究竟是出于故意抑或过失，或者两者都不是。在量刑时虽然可酌情考虑杀人的动机问题，但一般也囿于动机的道德评价。而对犯罪行为的心理现象进行分析则属于心理学的范畴。

（一）有意的行为可控的行为

在心理学中，虽然有意行为与无意行为同属行为，但却有其完全不同心理基础。有意与无意主要从个体可觉察的角度来区分，能感知到、能意识到的就是有意行为有时也称随意行为；反之是无意行为或无意识行为，如条件反射等，习惯化的动作也是意识很低的行为。

可控与不可控主要从个体的意志角度进行区分，这与刑法学的故意行为有着密切关系，在古典刑法学中，一个人只能对自己可以控制的意志自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本案中，药家鑫是一个正常的人，刚处于驾驶过程中，对于被害人的性别、神态、及好像记住自己车牌等情节均有认知，主动取下自己车上的到，因此，药家鑫此时是有准确的认知能力与可自主的意志能力的。

(二)有意、可控行为的直接心理原因是动机，药家鑫为了灭口生发杀人动机

动机是引起与维持个体行为向着某一目标进行的内部动力。它是在个体的需要基础上产生的。所以，有意、可控的行为背后往往有动机存在。

发生普通交通事故，在法律上充其量是经济赔偿，可故意把人杀死，在命案破案率极高的我国，是难以逃脱法律严惩的。当一个人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姑且不论其道德水准如何，只要这个人是有正常认知的，能做出正常判断的，为了自己也不会杀死受害人。因此，正常的人会选择报警；少部分人会选择逃逸；更少的人会采取车辆碾压方式杀死受害人，并为自己准备一个借口即受害人是车压死的；极端的人会采取车辆之外的工具（如刀具、石头等）杀死受害人。

选择逃逸或杀害受害人的司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高估自己行为免被发现的可能，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偏差，但采取车辆之外方式杀死受害人的司机连给自己准备借口都没有考虑，一般只有在近乎愚蠢的人身上或者近乎狂妄可随意挑衅他人生命之人才会出现。药家鑫应该不至于愚蠢，但确有点心智欠成熟表现。

另外，他似乎也并非狂妄，可他却偏偏作出这种极端的心理反应？从他的既往行为与罪后情况来看，不能说他是狂妄之人。只能解释为是处于高度强烈动机之下，且缺乏理性与良知克制的心理反应。众所周知，处于高度强烈动机的人，知识难以提取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如在考试过程中因过于紧张而想不起先前曾复习的知识。此时药某的暂时动机是想逃离承担责任，可又发现受害人张某已经记住自己的车辆牌号了，为了实现逃离的目的，又产生了剥夺他人生命（灭口）的动机。

（三）在急迫背景下，药家鑫杀人动的形成首先，不良信念的影响。一个正常人在从容状态下、在心平气和的情形下，都能够按照社会期待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行为。此时，既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人品本来就很好，他的行为自然就符合社会期许；也可能是这个人的伪装的，他故意掩盖内心的实际想法，而通过意志调控来作出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因此，在急迫情景中的心理表现往往比较真实。药某驾车将人撞伤，在他的成长经历中的确是件大事，此时的恐惧与害怕油然而生。他注意到受伤的被害人在地上，还有呻吟声，此时他的大脑理顿时浮现出“麻烦大了”、“要被她缠住了”等观念，紧接着激起“如何避免这一麻烦？”、“如何离开现场”等相近观念，在这些观念所激发的动机驱使下，因缺乏对生命敬畏这一守护因素，终于像一个“生物人”一样以类似于动物本能的躯体搏斗方式来解决这一在他看来是麻烦的事件，疯狂地向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受害妇女连续刺杀8（或6）刀。如果，他大脑出现的最先观念是，“她真可怜”、“我本该承担责任”、“尽早送医院”等观念，则这一悲剧或许可以避免；或者他拿起刀时，突然感到生命就像一个不可亵渎的神灵，则此时也可能会放下刀的。在紧急状态，信念比知识对人行为的影响更大。其次，对自己有利行为线索的优先注意。药某下车时看到是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受伤妇女，且自己车上有刀，此时路上并无行人，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有利于“摆脱麻烦”的外部条件。如果受害人身高马大、如果他并无带刀、如果马路上还有行人，则这些因素也可能成为阻碍其犯罪生成的外部条件。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觉得难以理解：“他买的刀是防身的，怎么成为杀人工具呢？”其实，在他的潜意识里，刀用来伤害人或杀人的知识与观念早已形成，只不过防身是用来伤害在他看来是坏人，而现在则是用于伤害一个受害人而已。

（四）对自己逃避责任的错误认知，促使犯罪动机转化为行为。

犯罪心理学家Carroll曾言，“同时出现四个维度（获益的可能性、损失的可能性、获益的数量和惩罚的严厉性），人们往往在做出犯罪决策时只注重其中一个维度，这就使犯罪行为人时常因为主观判断的偏差而过分相信逃避惩罚的机率，从而增强犯罪动机现实化的可能性。”药某既已形成杀人动机，在这一动机驱使下，自然会高估可逃避惩罚的几率。在动机的激活功能下，他的行为自然会更加迅速与有力，故连续刺杀了（8刀），这是强烈动机功能的通常表现，应当认为这与其 “弹钢琴动作”无明显关联，人的习惯性动作很多，如步行、吃饭等，不宜将重复动作与习惯性动作简单关联，即使真存在某些关联也不可能产生因果关系，这些影响力与动机的功能相比仍是无不足道的。另外，此时逃离的急切心态，也促使其希望在短时间内结束一切。

从犯罪预防的角度来看，这种内心深处就存有漠视生命、逃避责任等信念的人比起预谋杀人的人纠正起来更加困难。因为，这些已然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但这些也毕竟不是其与生俱来的，环境与教育都有责任，从这一角度来说他也是受害者，况且他也可能为之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