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视野下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研究

第一篇：慈善法视野下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研究

慈善法视野下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研究

摘 要：慈善法主要调整捐赠人对社会弱势群体救助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长期以来，“谁”具有慈善募捐资格一直是困扰慈善法学者的一道难题。将来我国制定慈善法时应将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将慈善组织划分为公募慈善组织与非公募慈善组织。慈善法应授权公募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取得慈善募捐资格。非公募慈善组织可以与公募慈善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募捐活动。此外，为促进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发展，我国应借鉴国外立法，在慈善法中建立慈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制度。募捐商业合作伙伴、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顾问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可以参与慈善募捐。

关键词：慈善组织；募捐商业合作伙伴；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顾问

中图分类号： D922.182.3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3-0023-06

Abstract：Charity law mainly adjusts the legal relationship generated in the process of donator’s social assistance to the vulnerable groups.For a long time，“who” having the charity fundraising qualification has been a problem for the charity law scholars.In the future，drawing up charity law，we should classify and govern，participants of charity fundraising.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public offer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privat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The public offer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obtain fundraising qualification since the date of registration，and non-public offer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can carry out fundraising activities jointly with the public offer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Besides，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charity organizations，we should perfect the system of the charity fundraising experts.Fundraising business partners，professional solicitors，and charity fundraising consultant can participate in charity fundraising if they satisfy statutory conditions.Key word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fundraising business partners； professional solicitors； charity fundraising consultant

慈善乃仁慈、善良、富有同情心之意，是富有爱心之人对受难者的救助行为。慈善法属于社会法学范畴，近年来成为法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主要调整捐赠人对社会弱势群体救助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至今我国尚无一部统一的慈善法，对慈善募捐及慈善捐赠的调整主要依靠《公益事业捐赠法》及效力层级较低的地方性法规、规章。长期以来关于“谁”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问题界定不明确，导致现有的慈善组织绝大部分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尤其是资金短缺，有的慈善组织甚至连日常运转都存在问题。反之，由于立法的缺失，一些不法商业主体假借“慈善”“公益”之名行牟利之实，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纵观国内外相关慈善立法，为引导和促进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增强慈善的影响力与覆盖面，本文试图构建未来我国慈善法中慈善募捐主体体系，并逐一分类进行研究。

一、慈善组织

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合法慈善组织，以自愿捐献方式汇聚货币、物资和劳务资源，再通过合法途径帮助无力自行摆脱危难的人士，是现代慈善活动的基础[1]。慈善组织属于第三部门组织，介于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指基于慈善目的而设立的从事各种慈善活动的非营利组织。将来我国制定慈善法时应将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首先应将慈善组织划分为公募慈善组织与非公募慈善组织。

（一）公募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治理

1.现行立法对慈善募捐主体的规定

国外学术界对慈善组织是从广义上理解，主要是强调不以营利为目的、没有商业动机的社团活动或财团活动，其目的是促进个人、他人或社会的福利提高。例如俄罗斯《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第6条：慈善组织是指为了实施慈善活动造福整个社会的目的，而成立起来的非政府性（非国家性和非地方性）、非商人性的组织；第7条：慈善组织的形式包括社会组织（社会联合组织）、基金会、事业单位，也可以是联邦法律为慈善组织规定的其他形式（1）。接受社会慈善捐赠与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是慈善组织财产的重要来源方式，但并不是唯一方式。近年来，营业性收入逐渐成为这些组织的主要资金来源。例如俄罗斯《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第15条规定：慈善组织财产可来源于从慈善组织兴办的经营性公司、事业单位开展活动所得的收入（2）。《亚美尼亚共和国财团法》第8条规定：财团基金可以由财团或者由财团创建或参加的商业组织的商业活动中取得的基金组成（3）。

在我国，根据《公益事业捐赠法》，慈善组织主要包括社团形式的慈善组织、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具有民办性、非政府性及非营利性等特征（4）。这些组织是以促进他人和整个社会的福利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其重要和主要的资金来源于社会捐赠。遗憾的是，《公益事业捐赠法》第10条、第11条将公益性社会团体、公益性事业单位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确立为公益捐赠的合法受赠人，但对于哪些主体拥有公募资格、哪些主体没有公募资格这一关键问题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地方性立法对慈善募捐主体的规定也不完全统一。例如，《上海市募捐条例》第4条规定：募捐组织是指依法可以开展募捐活动的组织，包括红十字会、公募基金会等经依法登记，以发展公益事业为宗旨，通过资助或者志愿服务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社会团体（5）。《广州市募捐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适用于募捐组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募集财产用于公益事业及相关的管理活动；本条例所称的募捐组织是指红十字会、慈善会、公募基金会以及根据本条例取得募捐许可的公益性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非营利的事业单位（6）。《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慈善组织是指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等非营利性组织；慈善组织接受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捐赠财产或者以提供服务等方式，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开展慈善活动适用本规定（7）。由上可见，相对于国外学者，中国学者对慈善、慈善组织及其善款来源的理解相对狭窄些，并且现行立法对慈善募捐主体资格的规定比较凌乱、不统一且效力层级较低，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明确哪些主体具有公开募捐资格刻不容缓。

2.未来慈善法对公募慈善组织募捐的构建

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慈善筹款法案》第9条第1款规定，慈善筹款是当权者授权其进行的，以及第3款规定，基于法律授权的组织和个人可以进行慈善筹款；第14条、第15条规定，想要进行慈善筹款可向部长申请权利，申请以部长批准的形式做出（10）。因此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组织或个人进行慈善募捐，要么源于法律的直接授权，要么以申请做出由部长授权。根据澳大利亚首都特区《慈善募捐法》，在澳大利亚首都特区，获得慈善募捐授权许可证的持证人才能进行慈善募捐（9）。根据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慈善资金募集企业法》，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除非持有慈善募捐许可证，否则任何人不得作为资金募集企业（10）。由上可知，在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慈善组织想要公开募集资金，一般需要得到法律的授权或者取得经政府部门批准的授权许可证，否则不允许公开募捐。

本文认为，澳大利亚及加拿大对公开募捐资格管理比较严格，主要原因是其国家对慈善组织及其他组织设立上管理比较宽松，在新南威尔士州甚至允许个人依据法律规定或政府授权可从事慈善募捐，足见其在募捐资格主体上管理之松。但是当组织或个人想要具体实施某一慈善募捐时，法律严格规定需依据法律授权或政府部门授权。

但是在中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态度总是小心翼翼的，既害怕慈善组织的过分发展造成政府难以控制的局面，又害怕监管太严，慈善组织难以有所建树。因此中国的慈善组织大部分属于官办慈善，即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的合法性源于行政机关的承认，这种承认是慈善组织以后在社会上进行慈善募捐的合法依据。为此慈善组织必须先找到业务主管单位，然后才能申请注册成社团或财团，并需向主管单位申请开展某种慈善活动，得到同意后，才能面向公众开展慈善募捐[2]。而且在中国，由于行政程序往往比较复杂，行政部门经常办事效率低下，经过上级主管单位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层层审批，有时会耽误慈善组织的募捐活动，贻误最佳募捐时机。目前我国慈善组织开展慈善募捐的体制设计，对于慈善组织的注册成立和开展募捐活动限制很大。

综上，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政府在慈善组织的设立上往往采取宽松态度，在具体从事募捐活动的时候比较严格。与此相反，中国政府在慈善组织设立以及具体开展慈善募捐活动的时候都采取比较严格的态度。为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法不应当再为慈善组织公开进行慈善募捐设置重重障碍。未来慈善法可将慈善组织划分为公募慈善组织或者非公募慈善组织。公募慈善组织是指可以向社会普通公众公开募集资金的慈善组织。非公募慈善组织又叫私募慈善组织，是指向特定范围或规模的主体募集所需资金的慈善组织。慈善法应当明确公募的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取得募捐资格，即法律授权登记为公募的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可以面向社会公开进行慈善募捐。

（二）非公募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治理

1.现行立法对公募慈善组织以外主体募捐的规定

对公募慈善组织以外的主体从事慈善募捐，我国立法尚无统一依据。《公益事业捐赠法》对募捐组织以外的主体是否可以从事慈善募捐这一问题未做出明确规定。对此问题地方立法的规定也是差异颇大。例如，《上海市募捐条例》规定：募捐组织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单独开展面向社会的募捐活动（11）。《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规定：募捐组织以外的其它单位和个人，进行公开募捐活动时，应当与募捐组织协商，经募捐组织同意（12）。《深圳经济特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规定：具有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可以依法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无公募资质的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应当备案（13）。立法的凌乱及不统一导致实践中公益募捐的发起人经常比较随意和无秩序。一些自然人可能在网上发起募捐求助帖。一些商业性质的法人以慈善、公益为口号促销商品，如“农夫山泉一分钱事件”。这样的主体及其募捐活动如何规范？

2.未来慈善法对非公募慈善组织募捐的构建

本文认为，慈善法应明确规定公募慈善组织有资格公开募捐，其他组织和个人无公募资格。但募捐组织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能否与公募慈善组织合作开展面向社会的募捐活动？对此问题慈善法应当对不具有公募资格的组织与个人分类规制。即不具有公募资格的组织与个人包括非公募慈善组织及其他主体。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慈善筹款法案》，经过法律授权或政府授权的组织和个人才能进行募捐；从事商业或其他营利活动的人需要与有权募捐者共同进行募捐，否则是违法的。在澳大利亚首都特区，没有经过有关持证人授权而参与募捐是违法的。

基于以上立法，本文认为不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不能单独开展募捐活动，因为慈善法未授权非公募慈善组织面向社会公开募捐资格。但是非公募慈善组织毕竟不同于慈善组织以外的组织与个人尤其是商业性组织与个人，原因在于其设立宗旨的慈善性。因此非公募慈善组织可以与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募捐活动。合作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就募得款物的移交等权利义务进行约定。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目前社会上面向公众的慈善募捐，发起人经常比较随意和无秩序，因此慈善法应明确规定公募慈善组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但是立法不应过于严格从而阻碍慈善事业的发展。根据国际慈善立法降低慈善组织的设立门槛，放开慈善募捐的趋势，不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需要与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才能开展募捐活动是一过渡性立法，当条件成熟时我国应顺应国际趋势授权所有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

二、慈善募捐专业人士

与英美澳等发达国家的慈善立法相比，我国现行相关立法未对慈善募捐专业人士进行规定，为促进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发展，我国应借鉴他国立法在未来慈善法中规定慈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制度。

（一）募捐商业合作伙伴慈善募捐治理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募捐商业伙伴与慈善组织合作共同进行慈善募捐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募捐方式。实践中此种兼具商业利益与慈善目的的募捐合作形式已经存在。慈善组织与商业合作伙伴从事公益或商业活动时进行公益促销、公益推广活动、许可商业组织使用公益组织的名称和商标等。慈善组织与商业主体进行合作有利于慈善组织筹措资金，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但是此种合作形式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首先，当慈善组织不断运用慈善品牌跟商业主体进行合作的过程，可能会使得慈善品牌不断稀释。从事商业或者贸易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在经营中如果从事违法行为或其他不当行为将损害慈善组织名誉以及慈善品牌。因此在募捐商业合作伙伴与慈善组织合作募捐过程中如何对慈善组织名誉及品牌进行维护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其次，商业主体通过与慈善组织的募捐合作可能产生不正当竞争问题。以“农夫山泉一分钱事件”为例。农夫山泉宣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每买一瓶农夫山泉就有一分钱用于帮助水源地的贫困孩子。农夫山泉将从5亿瓶水中筹集500万元，与宋庆龄基金会共同成立“饮水思源”助学基金，感恩水源地人民为保护水源做出的巨大贡献[3]。农夫山泉与宋庆龄基金会的合作属于典型的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形式，但是此举受到社会公众及众多媒体的质疑，如“每喝一瓶水捐一分钱，是不是少了点”、“用孩子的尊严，换取消费者同情”等。农夫山泉此举到底是热心公益事业，还是以慈善为名布局公益、获取竞争优势、赚取高额商业利益？募捐商业合作伙伴移交给慈善组织的财产比例如何确定？

综上，慈善组织与募捐商业伙伴合作肯定是有潜在风险的，比如无从考察募捐商业合作伙伴的真正动机。因此慈善组织应避免盲目选择商业合作伙伴，确保商业合作伙伴在法律和道德上不存在重大瑕疵，避免负面影响，要保证合作质量，最大限度实现慈善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同时避免合作会威胁到慈善组织的资金安全，实现公益资金的保值增值[4]。

我国现行立法在慈善组织与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合作开展募捐、筹措慈善资金问题上存在缺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主要规定了募捐义演。其中《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募捐义演的演出收入，除必要的成本开支外，必须全部交付受捐单位；演出举办单位、参加演出的文艺表演团体和演员、职员，不得获取经济利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27条规定：参加募捐义演的演职人员不得获取演出报酬；演出举办单位或者演员应当将扣除成本后的演出收入捐赠给社会公益事业，不得从中获取利润。演出收入是指门票收入、捐赠款物、赞助收入等与演出活动相关的全部收入。演出成本是指演职员食、宿、交通费用和舞台灯光音响、服装道具、场地、宣传等费用。因此，义演必须与慈善组织联合进行，演职人员不能收取报酬，活动收入除必要的成本开支外，必须全部交付受捐单位。除义演外，慈善组织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义赛、义卖、义展、义拍等方式开展慈善募捐的，应当会同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进行，其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开支后，应当及时全部移交具有募捐主体资格的组织。本文认为，以义演、义赛、义卖、义展、义拍等方式开展慈善募捐不能完全涵盖商业合作的募捐。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商业合作伙伴的慈善促销等行为有着比较详细的法律规定。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2规定：商业合作伙伴是指为了利益，经常性地和主要地从事商业或者贸易而非为慈善组织或者慈善目的筹集资金、财产或者不动产，它向社会公众表示，任何商品、服务、娱乐节目或者其他有价值的东西的购买或者使用，将使某一慈善组织受益或者被用于一项慈善目的。商业合作伙伴在开展活动前应当与慈善组织签订书面合同，表示其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收入将使慈善组织受益。从活动开始后每90天应向慈善组织移交一次财产（14）。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慈善筹款法案》第11条就商业合作伙伴的内容作出规定：在任何的贸易中，提供货物或服务的商人必须与有权进行募捐的人或组织共同进行；在活动进行中任何有关募捐的广告或其他信息必须能够识别商人和慈善组织；任何募捐广告或其他信息必须详细表明筹措的资金的未来分配方法或者商人保证移交给慈善组织的最小付款。

参考美澳立法，本文认为，我国慈善法应首先肯定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可以与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共同开展募捐活动，但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权利义务关系。该书面合同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包括下列内容：合同双方名称和地址、合同签订日期、合同存续期间、合同中止条款、变更条款、合同主要目的、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财产收入的分配与移交方法等。其中财产收入的分配与移交方法条款尤为重要，合同应当明确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在一定时期将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所得收入的一定比例移交给慈善组织用于慈善目的。还应明确募捐商业合作伙伴应当自商业或贸易活动开始后以及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的每连续90日期间结束时，向慈善组织移交商业或贸易活动取得的财产。慈善组织应避免上文所述商业合作带给慈善组织的负面效应，如损害慈善品牌，以慈善为名进行不正当竞争等，因此在商业合作时，慈善组织应调查商业合作伙伴的市场信誉、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份额等，谨慎作出合作选择。

（二）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治理

劝募在国际上是很通行的做法，相当于商业领域的市场营销，“销售”慈善产品和服务。慈善劝募是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尤其对于那些处于发展初期，不存在广泛的筹资渠道和政府支持，为募资发愁的慈善组织，劝募是其非常重要的一项日常工作。职业劝募人是为了获取报酬，专门从事慈善劝募活动的人，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包括数据分析、草拟计划书、项目洽谈等方面，能为慈善组织筹集到巨额善款。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关于职业劝募人的规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a）规定：以慈善为目的的商业募捐人是指任何个人、法人、非法人团体，或者其他为取得报酬而从事募捐行为的法律实体（14）。在加利福尼亚州使用的“商业募捐人”概念，商业募捐人为慈善目的在加利福尼亚州劝募资金、动产或不动产，其有权接受或者控制为慈善目的而劝募的资金、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慈善资金募集企业法》第2条中对职业劝募人作出规定，其使用的是“资金募集企业”概念并强调资金募集企业有偿代表慈善组织进行募捐。

本文认为，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必将产生以慈善劝募为职业的职业劝募人，其专门从事慈善劝募活动，并取得相应报酬，将募捐所得款物移交给慈善组织。因此慈善法有必要对职业劝募人做出规定。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i），以慈善为目的的商业募捐人和慈善组织之间应当就每一劝募活动签订书面合同（14）。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慈善资金募集企业法》第26条规定，除非被许可人已与其代表的、进行募集的慈善组织签订符合本节要求的资金募集协议，否则被许可人不得开始募集活动。职业募捐人从事慈善募捐活动并没有得到法律或政府授权，只有与特定慈善组织签订协议才能为其募捐活动提供合法依据。

考察美、加立法，本文认为，职业劝募人与慈善组织签订的书面合同应当包括以下条款：慈善组织以及职业劝募人双方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本次劝募活动的慈善目的、本次劝募的募捐方式、职业募捐人报酬及支付报酬的方式等。其中职业劝募人可以与慈善组织协议由慈善组织支付给职业劝募人一笔固定报酬，或者职业劝募人按照百分比，以移交给慈善组织的总接受捐款的比例计算报酬。职业劝募人在劝募活动中有权接受或者控制为慈善目的而劝募的资金、财产或者不动产，但是应当在收到募捐款物后5个工作日内将捐款存入以慈善组织的名义单独开立的银行账户内，或者亲自通过安全便捷方式移交给慈善组织。

（三）慈善募捐顾问慈善募捐治理

在我国，目前尚没有慈善募捐顾问一说，更没有与此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我国慈善事业严重缺乏募捐专业人才，慈善募捐主要由慈善组织自己完成或与商业主体合作完成，导致慈善事业出现众多问题。如慈善组织资金短缺、善款使用情况不明、慈善组织与商业主体收益划分不清等。慈善事业的专业化、透明化与规范化是国际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慈善募捐顾问等专业人士的产生与发展是慈善事业专业化发展的核心。为形成有效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体系，慈善法有必要对慈善募捐顾问作出规定。事实上，在美国大部分州都有关于慈善募捐顾问的规定。指为了均一的固定费用而在与慈善组织签订协议的情况下，为慈善组织的公益募捐活动提供合同起草、规划、指挥、管理、实施建议或者充当顾问的任何人。慈善募捐顾问并不直接从事公益募捐活动，一般不包括免税组织的执行官、雇员以及其他从事专业服务的律师、投资顾问、金融家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1.对慈善募捐顾问做出详细规定。在加利福尼亚州“慈善募捐顾问”可以是任何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其为慈善劝募提供计划、设想、建议、劝告、咨询或者准备材料等服务，并有权就其服务获得相应的报酬。募捐顾问和慈善组织之间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合同中应当声明募捐顾问在任何时候均不为慈善目的劝募资金、动产或者不动产；不为慈善目的接收或者控制资金、动产或者不动产，或者不雇佣、诱使或者聘用任何有薪人员去为慈善目的劝募、接收或者控制资金、财产或者不动产（14）。综上，在募捐活动中，募捐专业人士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目前我国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体系并不健全，因此慈善法应对慈善募捐顾问等内容做出规定以规范募捐行为。

三、结语

“谁”具有公开慈善募捐资格一直是困扰慈善法学者的一道难题。文章借鉴国外相关慈善立法构建了未来我国慈善法中慈善募捐主体体系，包括公募慈善组织、非公募慈善组织、募捐商业合作伙伴、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顾问并逐一进行研究，希望对我国的慈善募捐立法及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发展有所裨益。

注释：

（1）俄罗斯联邦1995年《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第6条、第7条。

（2）《慈善活动和慈善组织法》第15条。

（3）《亚美尼亚共和国财团法》第8条。

（4）《公益事业捐赠法》第10条。

（5）2012年《上海市募捐条例》第4条。

（6）2012年《广州市募捐条例》第2条。

（7）2013年《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第2条。

（8）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1991年《慈善募捐法案》第9条、第14条、第15条。

（9）澳大利亚首都特区2004年《慈善募捐法案》第14条、第15条。

（10）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2002年《慈善资金募集企业法》第5条。

（11）《上海市募捐条例》第17条。

（12）《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第27条。

（13）《深圳经济特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第29条。

（1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法典》12599.2，12599.（a），12599.（i），12599.1.参考文献：

[1]赵俊男.中国慈善事业治理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47.[2]刘云娜.中国慈善组织募捐困境探析[D].西安：西北大学，2007：28.[3]农夫山泉饮水思泉活动源起[EB/OL].（2006-07-12）[2015-07-15].http：//finance.sina.com.cn.[4]金锦萍发布公益与商业合作研究报告[EB/OL].（2011-12-20）[ 2015-07-15].http：//gongyi.qq.com/a/20111220/000030.htm.编辑：黄航

第二篇：切莫误读《慈善法》：个人不能公开募捐,但可公开求助

切莫误读《慈善法》：个人不能公开募捐，但可公开求助

个人公开募捐≠个人求助

《慈善法》虽明令禁止个人不得开展公开募捐，但没有禁止个人公开求助。同时也规定了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

“募捐”和“求助”的 区别

《慈善法》规定的公开募捐，是指为公益目的而开展的面向社会公众筹集财产的行为。公益目的指以不特定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的。

简单来说，为一个特定的人发出求助筹款信息，属于个人求助行为；如果为一群不特定的人进行公众筹款，则属于公开募捐行为。

以汶川地震救灾为例，如若个人为帮助整个震区受灾群体开展灾后重建而进行公开筹款，该行为就构成个人公开募捐行为，被《慈善法》所禁止；而如果为灾区的某个受伤的孩子筹钱，该行为属于个人求助。

而个人求助是自然法赋予人的天然的权利，不在《慈善法》的调整范围内。所以《慈善法》规定个人不可以公开募捐，但是并未禁止个人求助。个人遇到困境，发出求助信息，不受任何法律限定。个人求助不仅包括对自己个人的求助还包括帮身边的亲朋好友的求助，甚至还包括帮助素不相识的人的求助。此外，对给予个人求助行为的支持，《合同法》称为赠与，亦即求助者和救助人之间你情我愿的行为。

个人为何不能发起公开募捐？

这并不是中国《慈善法》特有的规定，世界各国也都是如此规定。该条法规的法理源于个人财产不可分离。

募集来的财产进入个人所有权范围以内，个人就对它有充分的支配权利，外人难以对善款进行有效监督。而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在使用募捐财产时就无法“任性”，它需要严格遵照机构章程、相关制度规定，并按要求进行信息公开披露，从而规避风险。

（注1：以上资料摘录自南都观察2016年3月20日报导）

2016年3月16日上午9时，孕育十年的《慈善法》草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会上，以2636赞成票，反对131票，弃权83票表决通过。将于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法案组副组长阚珂近日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就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阚珂说在立法中的一个考虑是，让想做善事的人更方便；本法更多的是引导慈善活动通过慈善组织来做；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法所规范的慈善行为；慈善人人可为，但做好事最好是拿自己的钱，法律禁止个人募捐。

弱势群体遇到困难，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我们有社会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病医疗保险等。有了慈善组织，并不等于政府要减轻责任。现在慈善财产太少了，一年在一千亿元左右。

遇到困难，可以找慈善组织。慈善组织按照其章程、宗旨，面向不特定的大多数人提供帮助，而且不得有关联关系。有学者认为，慈善是第三次分配，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

9月1日以后个人还可以在轻松筹上求助吗？

轻松筹这个平台没有募捐资质，它只是给有困难的人们提供一个求助的平台而已！轻松筹是不会也不得向外发布人们的求助信息的，你在轻松筹的公众号和APP里是看不到人们求助的信息的。9月1日以后，任何有困难的个人和家庭都还可以继续在轻松筹这个平台上求助。

社会团体转慈善组织条件收窄

草案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组织，可以向原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

意见：有代表提出，可以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应当限于慈善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非营利组织。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草案的上述规定修改为：本法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等非营利组织可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同时删去草案第二十三条中关于经认定的慈善组织申请公开募捐资格也需满二年的规定。

实在捐不起不用担心被追责

草案第四十一条：对捐赠人承诺而不捐等情形的处理作了规定。

意见：有代表提出，捐赠人承诺捐赠后，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影响其生产或者家庭生活的，应当允许其不再履行捐赠义务。

法律委员会赞成这一意见，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一条：捐赠人公开承诺捐赠或者签订书面捐赠协议后，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经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后，可以不再履行捐赠义务。

第三篇：定性社会资本视野下慈善超市的发展

社会资本视野下慈善超市的发展

——基于厦门市爱心超市的个案研究

[摘要] 本文采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中国慈善超市的发展。笔者以厦门市爱心超市为个案，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综合考察影响慈善超市有效运营的深层动因和主要因素，探讨如何才能建立慈善超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笔者发现，慈善超市能否发挥持续有效的救助功能与慈善超市的运行机制、互动关系及社区网络息息相关，这三个方面共同决定了慈善超市的发展。

[关键词] 慈善超市 社会资本 互动 社区网络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on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Abstract: Referring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this article researches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supermarkets.Based on the example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in Xiamen,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deep-seated reasons and major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from the microcosmic-level and microscopical-level.And the article explores how to set up a long-term and efficient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charity supermarkets.The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out that the interactions among citizens, the mechanism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and the community network are closely correlative to social assistance function of charity supermarkets.These three aspects decide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supermarkets together.Key words: charity supermarkets, interaction, community network.一、导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急剧增加，弱势群体的数量和范围在不断扩大。为了推进弱势群体的救助工作，保障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促进和谐社会的稳固发展，社会各界在扶贫济困方面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慈善超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2003年5月18日，上海成立首家慈善超市，以社区为依托，通过构建新型慈善事业运作平台，把临时性、季节性的扶贫工作，转变为经常性、长期性的帮扶活动，开创了社会救助的新形式。2004年7月，国家民政部发出《关于在大中城市推广建立“慈善超市”的通知》，要求两三年内全国大中城市要普遍建立“慈善超市”。2004年底，全国已建成慈善超

1市1842个，2005年底增加至3076个。

在慈善超市迅速扩展的同时，其运营困境在各大城市中也普遍存在，由宣传不够，供需不均，后劲不足等原因，一些社区的慈善超市不得不结束其短暂的经营。在广东汕头市金平区，“慈善超市仅仅运行一个多月，民政部门通过各种途径投入的首批物资全部发放后，捐赠物资无以为继，货架上空无一物，不得不暂时关闭”（王先进，2007：56）。

为了充分发挥慈善超市扶贫济困的功能，各大城市在运营方式上进行积极探索，以求能突破瓶颈，建立慈善超市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与其它城市相比，厦门市爱心超市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自2004年5月创办第一家爱心超市以来，慈善超市在厦门市迅速发展壮大。目前，思明区各个街道都建立起爱心超市，其他各区相继续建立起博爱超市，并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营模式和管理经验。因此，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在将近4年的发展历程中，厦门市爱心超市如何积极探索，发挥持续有效的救助功能？哪些因素影响到爱心超市的成功运营？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既有研究

随着慈善超市的出现和发展，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新生事物。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国内学者有关慈善超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数据来自民政部《2004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和《200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第一，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分析慈善超市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市场与慈善超市的关系，以及慈善超市对公共服务资源整合的影响。张夏礼认为，慈善超市“凸显了个性化、规范化、经常化的公共服务导向，创新了公共服务的机制，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相关公共服务资源的整合提供了条件”（张夏礼，2006：33）。

第二，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研究慈善超市扶贫济困的新理念、运作机制及管理机制，探讨慈善超市在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完善社会救助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分析了慈善超市作为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遇到的问题和困境。高功敬考察济南慈善超市后指出，慈善超市提供了一种经常性、规范性的捐助与接受平台，为统一调配社会捐助物资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机制，并为特困家庭增加了一条更为人性化的救助方式（高功敬，2006）。

第三，从社区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慈善超市在帮助弱势群体获取社会资源、强化社区支持网络以及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等方面的特殊作用。李雪萍、陈伟东指出，“社区慈善超市在捐赠和销售环节联系着各种社群和个人，从而就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弱势群体的社会联系范围”（李雪萍、陈伟东，2006：77）。

从以上简要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慈善超市的研究还是很有限的。首先，一些国内学者已经就慈善超市的性质、作用及现状等进行了初步研究，但对于影响慈善超市发展的深层动因、超市实际运作机制等重要问题，至今尚没有深入的研究。其次，目前的研究多为描述性研究，未能在理论上作深入探讨。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意义

慈善超市起源于美国的“Good Well”（好意事业组织），它是非营利机构开办的一种免税“公司”，成立于1902年，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高功敬，2006）。在我国，慈善超市作为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一次有益尝试，通过对社区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整合，对弱势群体进行物质帮助和人文关怀。笔者尝试用社会资本理论，以厦门市爱心超市为个案，来分析影响慈善超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利用社会资本理论来研究我国慈善超市的发展，不仅有助于了解慈善超市有效运营的深层动因，解决慈善超市在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可以此检验、丰富、发展社会资本理论。慈善超市是新时期救助弱势群体的新形式，通过对其实际运作机制的考察，不仅对全面缓解和根本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更新社会救助理念、转变社会救助机制以及实现社会有效整合也大有裨益。

（三）社会资本理论

1.国外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回顾

社会资本是新经济社会学中重要的理论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于1980年提出。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它与某种体制化的网络相联系；个人占有社会资本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的网络的规模，二是网络中每个成员所占有的各种形式的资本的数量（陈宇秦，2006）。

1988年，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首次在美国社会学界明确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科尔曼提出，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种要素组成，而且为社会结构中个体的某些行动提供便利（Coleman，1988）。具体的讲，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中，表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权威关系与社会组织等（Coleman，1990）。

1993年，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Putnam）在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调研的基础上写成《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该书的畅销使社会资本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书中，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普特南，2001：195）。

在继普特南将社会资本用于政治分析之后，扩大了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范式的应用范围，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从社会信任角度界定社会资本，并用它分析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福山，2001）。林南（Nan Lin）从社会资源角度，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林南，2005）。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从社会网络角度，对美国社会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研究，强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弱关系对人们寻找工作机会的作用（Granovetter，1973）。

尽管国外学者关于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侧重点各不相同，潜在用法相差悬殊，但文献中的共识在不断增强，即社会资本基本上可以归结为“行为者通过在社会网络或者其他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来确保收益的能力”（李惠斌、杨雪东，2000：126）。2.国内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回顾

国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张其仔博士正式提出并进行具体研究。目前国内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研究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着重探讨了社会资本对于国家经济转型、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变及个人就业求职等方面的作用和功效（张克中，2006；万涛、姚小涛，2005；刘年辉，2006）。第二，探讨社会资本与精神文化的关系，提出作为社会资本特定形式的社会信任对重塑人文精神、实现社会整合及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董才生、吴克领，2005；李喜英，2005）。第三，关注社会资本与弱势群体的关系（胡平、张鹏刚等，2004）。第四，聚焦社会资本与城乡建设的关系。我国学者张文宏、霍一伟、吴光芸、杨龙、闫逢柱等应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城市社区建设、城市居民社会资本建构、乡村治理、村民自治等问题。第五，一些学者直接将社会资本作为对象进行理论研究，或者分析社会资本的载体，如家庭、组织、社团、社区等（黄展涛、王群，2007）。

（四）本文的分析框架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福特·布朗（Thomas Ford Brown）对社会资本概念表述体系的分层，社会资本可以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次。微观层面关注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人自我，中观层面分析个人自我的联结及关系类型，宏观层面指出社会资本包含在更大的网络体系中（李惠斌，杨雪东，2000）。因此，本文的分析框架参照托马斯的分层，尝试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对厦门市爱心超市展开分析。

在微观层次上，笔者主要分析爱心超市的受助者、捐助者、政府的互动关系，考察个人如何通过他所嵌入的网络来增强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在宏观层次上，笔者以爱心超市的实际运营机制为基础，了解超市如何发挥中介作用，形成受助者、捐助者和社区长期稳定的网络关系，讨论网络环境如何影响慈善超市的运营及个体获取资源的能力。

（五）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个案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笔者2008年在2厦门市思明区爱心超市收集的，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笔者走访的三家爱心超市的资料；二是笔者对超市管理员、受助者和捐助者的访谈资料；三是笔者在网络上搜集的关于厦门市爱心超市的资料与新闻报道。

三、厦门市爱心超市可持续发展的探索

在国家民政部的号召下，慈善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涌现。但是，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很多超市面临运营上的困境，存在倒闭的风险。除了因为资金有限、货源不足之外，还与慈善超市的运行机制、互动关系、社区网络等密切相关。本部分以厦门市思明区三家“三好”爱心超市为案例，分析影响爱心超市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一）爱心超市的诞生和实际运作机制 1.爱心超市的诞生

厦门市创办爱心超市的设想，源于街道面向社区群众的献计献策活动。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厦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仍有许多家庭生活比较困难，仅靠政府的低保和救济维持生活，街坊邻里的贫富差距成为社会不和谐的明显问题。一些居民手中有许多闲置物品，有心要帮助困难群众，但因缺乏捐助机制，无法实现。街道逢年过节给困难家庭送温暖，只能给予临时性的物资补助，难以满足他们的长期需求。针对这种情况，嘉莲街道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率先在福建省创办第一家爱心超市，并迅速在思明区推广，辖区内十个街道实现了爱心超市的全覆盖。同时，思明区政府成立区慈善会，制定《思明区爱心超市管理暂行规定》，对全区爱心超市进行统一注册、统一标识、统一管理和统一配送。2.爱心超市的实际运作机制

建立健全的管理体制、稳定的工作机制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是爱心超市成功运营的前提条件。厦门市思明区政府十分注重爱心超市的协调统一，不仅制定了统一的管理办法，还规范了统一的调配方案，使各街道爱心超市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第一，从管理体制来看，爱心超市主要由民政局和区慈善会统一管理，在此基础上，各个街道专门成立爱心超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街道团委、民政、妇联、工会、残联等部门人员组成，主要负责指导、监督爱心超市的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负责爱心超市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从工作机制来看，各个社区设立经常性捐赠物品的接收站，为居民的捐赠提供了 2笔者走访的三家爱心超市位于不同的社区，K街道爱心超市所在的社区属于老城区，J街道爱心超市所在的社区属于新城区，L街道爱心超市所在的社区属于村改居社区。通过选取不同的社区，笔者希望能增强调查研究的信度与效度。这三家爱心超市在2007年被厦门市思明区政府评为三好爱心超市，发展相对成熟。便利。爱心超市工作人员负责捐赠物品的整理，分类及标价。每件物品根据市场价值及超市现有的库存量进行分值标注，每件物品最高价值不超过10分；其中，未成年人用品及书籍不计分值。各个街道根据具体情况，一般每个月或每两个月安排两三天开放超市，各社区领取时间采取轮流制。

爱心超市主要面向辖内生活困难户。低保户可凭证到社区居委会申请爱心超市物品领取证；其他困难户可向所在社区居委会提出书面申请，由社区居委会初审后，报街道办事处审核，符合条件的，由所在社区居会会发给爱心超市物品领取证。爱心超市每户每月基础分值10分。

第三，从激励机制来看，一方面，对那些经常参加捐赠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表彰，包括贴红榜、送锦旗、发纪念品等。另一方面，对那些经常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的受助者，实行分值奖励，每参加一次公益劳动奖励1分。这些激励机制大大提高了捐助者和受助者的积极性。

（二）爱心超市的互动关系

从布迪厄、科尔曼等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内生在人们关系的结构中，一个人要拥有社会资本必须与其他人有联系，即要发生互动关系。不同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是有差异的，但通过主体间互动，这些资源可以流动互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心超市为个人、群体、组织间的社会资源流动提供了某种条件和便利。它通过自助平台的形式，形成不同层次主体的互动关系，主要包括：政府与捐助者的互动、政府与受助者的互动、捐助者与受助者的互动。1.政府与捐助者的互动

捐赠是爱心超市赖以生存的关键因素，是超市货源的主要保证。但是，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捐赠，为受助者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对政府来说并非易事。民政局、区慈善会和各个街道都在积极探寻与捐助者互动的有效方式。

J街道爱心超市所在的社区位于厦门新城区，辖内商贸繁荣，经济发达，2006年街道财政总收入达5.5亿元。J街道在社区内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吸引个人和企业来捐赠。同时，利用辖内企业分布密集的优势，积极走访，采取各种措施动员企业参与爱心超市的捐赠。其中，将企业纳入爱心超市的管理层是一项重要的激励措施。

爱心超市工作人员表示，“超市的发展方向、日常运作、宣传活动等，企业都可以加入讨论，献计献策。有些企业的周年庆活动就是动员员工为爱心超市捐赠。对企业来讲，乐于助人是很好的企业文化，会促进企业的团结和进步。另外，通过这种活动，企业也可以给大家一个良好的形象。对超市来说，当然也是受益的。超市要发展，得想出一种方法，让各方都能受益，不管是物质上受益还是精神上受益。”（访谈J01）

目前爱心超市主要依靠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方面，民政局、区慈善会在新闻媒体上大力宣传爱心超市，扩大其影响力；另一方面，街道积极走访辖内企业，与辖区各单位和企业结对子，争取多方支持，鼓励他们成为爱心超市长期、固定的捐助者。J街道爱心超市立足本辖区的优势，努力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寻找一个互惠点，以寻求一种双嬴的局面。

布迪厄在分析社会资本时提到，“团体成员的身份带来的收益是团结的基础，而团结又使收益成为可能”（李惠斌，杨雪冬，2000：121）。这里所说的收益是指团体成员间的互惠互利。社会资本不是自然给予的，它在一定的互惠期望中产生。团体成员身份的卷入使各个成员的社会资源嵌入同一制度化的团体关系中，并产生相应的期望和义务，流动互通也就成为可能。J街道把捐助企业纳入爱心超市的管理团体，一方面，在无形中把爱心超市的运营权责部分转移到企业，促使他们自愿提供一些社会资源，主动参与捐助；同时减轻政府负担，有利于政府逐渐退出爱心超市的管理，实现政府职能社会化。另一方面，街道利用自身政府工作的优势，为企业发展提供某些便利，如通过爱心超市的宣传和对捐助企业的表彰，企业

3在社区居民中的形象必然会提升。政府和企业的这种互动关系打破了社会资源单向流动的局限，为双方长期互惠关系的建立奠定基础。2.政府与受助者的互动

在爱心超市出现以前，政府主要通过发放低保金等方式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政府与受助者的互动很有限。爱心超市的出现为政府与受助者的积极互动提供了条件。

“已经很满足了。我们本来就有低保金领，现在还可以领些东西，已经很好了。真是太感谢政府了。”（访谈L02）

“每个月都可以从超市里领东西，一次领的东西看上去不多，但长期领下来是很可观的。很谢谢政府。本来已经发钱了，就没有义务做这些，但政府还是做了很多。”（访谈K02）

“说实话，物质上不会提供特别大的帮助，一个月领不了多少东西。但从精神上看，帮助就大了。人都是需要被关心的，尤其是遇到生活上的困难的时候。爱心超市就会让这些困难户感到温暖。很多困难户都说很谢谢政府给予的帮助。”（访谈J01）3 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源单向流动是指资源只从一方流向另一方，只有另一方获利的情况。“他们来领东西的时候会来反映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就了解他们的需要，向上头反映，下次进货的时候就有针对性。”（访谈L01）

由此可见，通过爱心超市，政府与受助者有了更为频繁的接触，增进对受助者需求的了解，能更好地开展救助工作；同时，受助者增强了对政府的认同感。在访谈中，大部分受助者都对爱心超市持正面、肯定的态度。超市工作人员也表示，虽然爱心超市提供不了多大的物质帮助，但它体现了政府的人文关怀，很多低保户还是很感激。当然，笔者并不排除仍有部分受助者对政府不满，如超市工作人员反映一些受助者对超市内的物品很嫌弃，但这部分人是极少数的。

更重要的是，爱心超市并非只是单纯提供物质补助，它更通过一种弱关系的建立，把政府和受助者有效联结起来，提高受助者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我听街道的人讲，一些企业会有一些工作机会，那些经常参加劳动手脚灵活的低保户就会被派去。”（访谈K01）

“有什么工作机会，居委会会跟我们说。像庙里会捐油捐米，我们也去庙里帮过忙，搬东西什么的。你说政府帮我们那么多，我们能做点什么是什么，而且我们去帮忙也有分可以拿。”（访谈J03）

“低保户可以通过为爱心超市整理物品或者参与社区公益劳动来赚得相应的分数，比如小区里面的卫生维护、巡逻、出版爱心超市的报纸等。这个政策既让低保户更有尊严地拿到东西，同时也为小区建设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访谈J01）

弱关系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它是指一般的相识关系，存在于群体之间，是在社会经济特征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Granovetter，1973）。弱关系在个人、群体、组织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纽带。受助者由于社会资源的缺乏，基本上都处于被组织的状态，即依靠政府等外界力量来帮助其整合资源。政府通过爱心超市与受助者建立起广泛的弱关系，并通过弱关系加强与受助者的信息沟通，帮助受助者增强获取资源的能力。具体的讲，街道通过积分激励机制，推动受助者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如参与社区治安巡逻、文明劝导、计生宣传的等公益劳动，按照他们参加活动的时间和所作的奉献给予适当加分。这样，一方面受助者能获得更多的物质补助，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受助者与街道的互动频率大大增加，也更方便从这种互动中获取各种信息，如就业信息等。那些经常参加社区公益劳动，与街道保持密切联系的受助者会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3.受助者与捐助者的互动

捐赠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如何为赠受双方提供无压力的环境构成了爱心超市赠受双方互动关系的微妙之处。

“爱心超市是一个很好的创新。它是一个平台，把捐助者和受助者在不见面的情况下联系起来，避免了尴尬。这可以让社会上的人都参与到帮助人的活动中。捐东西前我们会打电话跟超市联系，看他们那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买了送过去。”（访谈J05）

“我们有能力帮助人，他们需要帮助，爱心超市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机会。况且受助的人不用跟捐助的人不用见面，也就没有心理负担和压力。”（访谈J04）

爱心超市有好几年了吧。新闻报道上都有看到。政府投入那么多，是一个很好的品牌项目啊。”（访谈K03）

4通过爱心超市，受助者和捐助者形成特殊的互动方式——匿名化互动。笔者这里所说的匿名化互动是指，以尊重隐私为前提，通过某种中介性质的个人、组织和机构来达成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在匿名化互动中，双方的具体信息被概括化，即双方都被标签为具有某些共性的群体。例如，在爱心超市中划分了两大主要群体：一是超市物品的供应者——捐助者；一是超市物品的购买者——受助者。

匿名化互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见面，其首要特征是互动主体的具体信息通过概括化而被隐藏起来。实际上，为了更好地了解受助者的需求，爱心超市会组织一些活动，让捐助者和受助者见面，增进双方的沟通。即使是见面，赠受双方仍然属于匿名化互动，因为他们并非个体互动，而是两大群体的互动。在助人关系中，匿名化互动属于比较人性化的沟通方式。对于受助者来说，匿名化互动的方式不仅充分尊重人的尊严，做到以人为本，而且极大地鼓励了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勇气和积极性。受助者说，“和那些企业见面也没什么，我们谈谈缺什么，有什么需要就可以了。那么多人，谁会记的住，不会不好意思拉。有时候向了解自己家底的亲戚朋友帮忙，还真会拉不下面子。不认识的人反而敢放开胆讲。”（访谈L02）

对于捐助者来说，匿名化互动的效果取决于捐助的动机。从广义上讲，主体让渡社会资源的动机主要有两种：完善性和工具性（李惠斌，杨雪冬，2000）。完善性动机是指不要求物质回报，不关注外部认同和激励，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精神上的满足。工具性动机则是指暂时让渡资源是为了将来更多的资源回报。因此，持完善性动机的捐助者会比持工具性动机的捐助者更偏好匿名化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作为中介的爱心超市要协调不同捐助者的 4 匿名化互动是笔者根据爱心超市特殊的运作方式而提出的一个概念。需求，才能够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三）爱心超市的社区网络

社区是人们最主要的生活载体，通过构建社区网络可以为人们提供信息、物质和精神支持。从这个角度看，社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嵌入社区网络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大小。正如前文所述，社区中的各个主体通过与其他主体的互动可以获得社会资源，但仅限于某一类的主体间互动无法实现社会资本存量最大化。只有通过中介机制，把这些主体有机联结起来，形成多层次、多方位、结构化的网络关系，才能实现社区资源的最优配置。

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运用社会资本理论解释意大利南北方政府的绩效差异。他发现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北部城市“有许多积极的社群组织，（„„），这些‘公民社群’推崇团结、公民参与以及整合”（普特南，2001：203）。“在他（普特南；笔者）看来，社会资本本质上是通过公民的互动、信任、合作组织和整合社会资源并发挥资本的作用。只有在社区各利益主体存在对共同体高度认同和信任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合作与互助的组织网络”（姜振华，2005：31）。因此，在建构社区网络的过程中，互动是前提，信任是基础，参与是保证。关于爱心超市的各主体的互动关系，前文已作分析，以下将要讨论在互惠基础上如何强化信任，动员各个主体积极参与，并形成长期合作。笔者认为，影响社区网络建构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信任、参与和激励。1.信任

爱心超市的公信力主要来自政府的扶持。中国是政府主导型国家，政府的态度与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的态度与倾向。这就决定了爱心超市在构建社区网络中必须依靠政府来推动。通过政府的示范性引导，强化了居民对爱心超市的信任，再以爱心超市为中介，建立起受助者、捐助者、志愿者等的相互信任。访谈中，捐助者将爱心超市定位为政府的品牌项目，表示其捐赠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响。

信任与一定的规范相联系。“这些规范包括共享的价值观与准则，它的主要功能是能在个人之间形成信任与秩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费用，促进人群与组织之间有效的交往”（杨月如，2006：12）。因此，一方面，爱心超市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制定严格的捐赠物品接收、发放、库存管理、报废认定、进出公示等制度，让捐助者放心捐赠。对于各种捐赠物品有着严格的检测和评估制度，让受助者安心受助。另一方面，爱心超市在社区内广泛宣传奉献、互助的价值观，以引起社区居民的共鸣。这些规范培育了信任的基础。2.参与

爱心超市具有多功能定位，它不仅是受助者领取物资的场所，也是公民道德教育实践基地，未成年人德育教育基地、志愿者服务点以及医院爱心医疗咨询点。这种定位使得爱心超市的收益面广、受益面结构独特、群众参与度高，大大地提高了社区网络的规模和密度5。例如，J街道通过爱心超市已经有200多户困难家庭与机关、企事业和非公企业结成解困助贫、助残、助学的帮扶对子，签定了协议书，使许多困难户享受到捐赠对象的帮助。超市工作人员在访谈中说“有了爱心超市的理念，各方面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访谈L01）3.激励

调动居民参与爱心超市的积极性，激励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受助者，爱心超市主要通过分值引导，将受助者权利与义务结合起来，物资受赠与精神受赠结合起来。主要做法是引导受助者参与公益活动，按照他们参加活动的时间和所作的奉献给予适当加分，鼓励受助者多做贡献，回馈社会。同时，爱心超市鼓励精神消费。超市里的文化类物品，如铅笔、书籍、VCD、磁带等一律不计分值，引导困难家庭成员学习科学知识，提高劳动技能，增加谋生的本领。对于捐助者，除了贴红榜表彰、送锦旗奖状外，参加捐赠的企业还可以享受免税优惠、参与爱心超市的管理等。超市工作人员表示，这些措施极大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四、厦门市爱心超市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爱心超市存在的主要问题

爱心超市是新时期慈善事业的新模式，是政府解困工程的重要补充。它在探索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运营模式。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爱心超市仍面临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供需还不平衡。爱心超市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它本着为民服务的原则，为困难居民提供需要的帮助。但是，由于捐助者和受助者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捐助者提供的物品和受助者需要的物品常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超市里大米、食用油常常供不应求，但水瓶、水杯 5规模是一个网络中参与者的数量；密度是指各个参与者之间直接联系纽带的数量。

一般都无人问津。受助者说，“家里小孩身体不好，总生病，看病买药很贵。希望超市里能多进些药，我们负担也轻些。现在超市里摆的药得很少，就那几种，都没怎么换过，每次都是那些，都是我家用不上的药。”（访谈L03）尽管超市工作人员表示会入户调查困难户的实际需要。但是，据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超市在困难户的需求调查这块还有待增强。不少困难户表示爱心超市很少或几乎没有来入过户。

第二，货源供应不足。爱心超市目前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但想要长期发展必须扩大社会捐赠。社会捐赠本着自愿和无偿的原则，禁止强行或变相摊派，这使得爱心超市在寻找货源上困难重重，很难找到愿意持续捐赠的企业和个人。一方面，企业是爱心超市最重要的捐助者，但捐赠数量有限。另一方面，普通居民有心要帮助困难群众，但他们捐的东西很多是即将废弃的实用价值已经不高的物品，很难满足受助者的需求。这些物品要是一段时间没人来领取，就直接送到灾区或红十字会。由此可见，爱心超市似乎不能起到原先设想的救助功能。

第三，人员支持不够。目前，思明区每个街道有一个爱心超市，每个爱心超市要覆盖街道所有社区，这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由于街道日常事务已经很烦琐，很难很好地兼顾到超市。例如，K街道爱心超市要负责12个社区的物资发放，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在负责。超市工作人员表示，“琐碎的事很多，有时候都忙不过来。发放的时候，街道会派人过来帮忙。轮到哪个社区领东西，那个社区就会派一个办事处主任过来帮忙。比较经常叫那些困难户来帮忙，他们刚好也可以积分。”（访谈K01）由此可见，爱心超市要发展，不仅要保证稳定的货源，还要配备足够的人员。

第四，宣传有待加强。政府搭台，社会唱戏是爱心超市理念创新的核心。爱心超市的目标之一是要把民间这个巨大的物资资源调动起来，进行资源合理配置，形成社会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规模效应。政府的确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展开了大力宣传，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如预期理想。笔者在调查的时候，随机抽取在社区中活动的居民，共18人，了解他们对爱心超市的认知程度。结果显示，知道爱心超市的有7人，不知道爱心超市的有10人，听过爱心超市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有1人。虽然随机抽查的数量和代表性都很有限，但抽样的结果表明了爱心超市的宣传力度仍有待提高。

第五，缺少市场定位。爱心超市虽然是慈善项目，但这并不表示不可以引入市场化运作。相反，考虑到单纯的物质流动引起的供需不平衡等问题，超市更应该通过市场引导，实现物资交换，将捐赠物变现，再用所得的资金购买受助者需要的物品。笔者在访谈中提到上海慈

6善超市引入市场化机制的做法，三家爱心超市的工作人员都表示不可行，这涉及到复杂的管理和工作体制的改革，他们认为义卖是很好的变现形式。但目前超市义卖次数有限，难以成为经常、固定的变现形式。爱心超市需要思考物-资-物流动方式的更好路径。

第六，网络单一性倾向。这里所说的单一性倾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网络辐射方向的单一，即信息的单向流动。具体的讲，在互动的过程中，有一方处于完全主导的地位，而另一方则是被动接受，双方缺乏一种积极主动的沟通，信息只是从主导方流向接受方，缺少了反方向的信息回流机制，这样就无法了解接受方的需求，以更好地改善网络质量。例如，上文提到的供需不平衡正反映了这个问题。又如，在爱心超市的激励机制中，街道鼓励受助者通过参加公益劳动获取积分，但这种安排带有行政指令的性质，街道有什么活动，就打电话叫一些受助者过去帮忙。积分制调动了受助者的积极性，但指令安排的互动方式却削弱了受助者找寻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的主动性。

单一性倾向的第二层含义是指网络交往主体的单一。以爱心超市为中介联结起来的社区网络包括各个层次和各种类型的主体，但是他们之间还未形成多形式、多层面的互动，一般都是某类主体内部交往比较密切。交往群体的同质性虽然可以增加亲密度和归属感，但也大大减少了信息量，影响受助者社会资源的获取。

（二）对策建议

针对爱心超市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第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对爱心超市的扶持力度。鉴于我国是政府主导型国家，国内尚未形成慈善捐赠的社会风气，许多居民对爱心超市的发展仍持观望态度，目前政府不可能完全退出爱心超市的运营，反而要利用其权威优势，为爱心超市的发展铺平道路。在国外，慈善超市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税收政策的支持，高额的遗产税与慈善捐赠后的免税措施，使得当地居民在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后，更愿意选择去超市奉献爱心。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完善慈善捐赠立法，积极扩大捐赠免税的受益面，提高捐赠免税的比例，对捐赠者进行有效的激励，提高爱心超市的公信力。同时，政府要充分利用舆论工具，开展各种慈善活动，加强对爱心超市的宣传。通过各级党和政府 6 上海的慈善超市实行市场化经营。在上海，慈善超市里有收银台，有现金交易，超市对所有普通民众开放，包括受助者和来献爱心的居民。来献爱心的居民以高价购买商品的方式捐助。把商品变成资金，是上海慈善超市的主要特色，它能够实现捐赠物资的快速变现。的有利推动，以及街道、居委会干部的深入宣传，把政府的职能与群众的愿望结合起来，把民间的资源与困难群体的需求结合起来，使爱心超市家喻户晓，群众踊跃参加，实现政府职能社会化。

第二，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适当引入市场化机制。笔者认为上海慈善超市的运营方式很值得借鉴。上海慈善超市面向所有普通民众，采用市场化运作，变现过程按市场规律办事，实行企业化管理，这使得物-资-物能够灵活流通，更好地满足了受助者的需求。鉴于两地超市的实际情况的不同，可以先在厦门市发展相对成熟的爱心超市进行试点实验，在成效显著的基础上开展经验传授和试点推广。除了借鉴上海的经验外，爱心超市可以继续推广义卖活动，尝试将义卖变成经常性、常规化的工作。另外，爱心超市可以与普通超市进行合作，动员普通超市拿出一定数量困难群众需要的生活用品，在各超市中设立爱心超市的专柜等，这不仅可以更好的帮助困难群众，也可以扩大爱心超市的影响力。

第三，以社区为平台，增强爱心超市的辐射力。通过开展各种社区活动，将爱心超市建设成为平民俱乐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开展各种联谊和结对子活动，促进政府、受助者、捐助者的互动和沟通，达成各方的相互理解。另外，街道不仅限于提供就业信息，还应该开展各种形式的就业培训，提高受助者自助能力。同时，推进志愿者服务的深化发展。目前爱心超市的志愿者主要是社区附近学校的中小学生，志愿者队伍建设仍需进一步完善。因此，要加强宣传动员力度，扩大超市志愿者的覆盖面，结合社区实际需求，以“一助一”、“多助一”等长期结对为主要形式，为爱心超市的受助者提供帮助，尤其是老弱残幼群体。

第四，努力实现供需平衡。爱心超市有必要建立起及时顺畅的信息反馈渠道，经常电话或走访受助者家庭，了解他们的实际需要，以确保提供更有针对性、人性化的服务，也为捐助者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同时，超市需要采取各种方式，加强物品变现的能力，通过盘活物流，对超市中受助者不需要的物品明码标价，用出售回笼的资金为受助者购买所需的物品。

五、总结与讨论

（一）总结

本文以厦门市爱心超市为个案，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政府、受助者、捐助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并在爱心超市实际运作机制的基础上，讨论以超市为中介的社区网络建构。同时，笔者分析了目前爱心超市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探索性的建议和对策。由此，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以爱心超市为中介联结的不同层次主体的互动关系影响了个体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爱心超市的发展。政府、受助者、捐助者在互动过程中必须找到互惠的基点，才能促使他们形成有效的互动，实现社会资源的流动互通。

第二，社区是人们的生活共同体，通过建构社区网络，可以发挥社区成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社会救助的经常化、普遍化，为受助者和普通居民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同时，通过强化信任基础、形成激励机制、提高参与能力，使政府、受助者、捐助者、志愿者等密切配合，全面拓展救助渠道，使爱心超市发挥最大的救助功能。

第三，要推进爱心超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并举，以社区为平台，建立起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保障格局，实现爱心超市的多功能定位。

（二）观点的拓展

慈善超市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完善社会救助机制的一项有益探索，但要真正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笔者认为需要对社会救助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爱心超市最大的特色在于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因此，在社会救助中，除了满足受助者的物质需求外，更要注重人文关怀，尊重公民基本生存权利，尊重受助者的人格尊严，以人为本，不断整合社会矛盾，在社会救助中贯彻人文精神。社会保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因此，在为受助者提供帮助的时候必须牢固确立以人为本和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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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法社会学视角下城中村主体研究

法社会学视角下城中村主体研究

-----结合城中村改造矛盾（注：本文尚未发表）

作者简介 潘佳 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1986-

【内容摘要】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引发了城中村拆迁矛盾和城中村问题，主要是拆迁与否的矛盾和征地补偿的矛盾。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农民的现代意识空前觉醒，经济地位相对抬升，谈判能力增强。迫于法制，体制机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村领导角色尴尬，拆迁方态度坚决，村民意见不尽统一。城中村改造，宜考虑不同方案，着重保护农民土地收益。发挥城市化推进，制度改革，领导干部作风转化和主流文化影响的合力。

【关键词】 法社会学 城中村 村民 拆迁

城市化进程关系整个社会的运动方向。[1]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各地正在进行着新的探索，诸如重庆的土地换社保，北京市朝阳区与土地出让金相关的惠农社保等等。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产阶层的队伍日渐壮大，该阶层的地位极为尴尬，下则沦落底层贫民，上则跻身富裕阶层。对于后者，有这么一类群体极为相似，常常被忽略。他们的名义角色和实质角色开始分化，从空间布局考察，该类群体往往集中在城市市区，城乡结合部，这就是城中村村民民，（本文所指代的的城中村村民概念外延广泛，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所有居民，只要居住在城中村的都囊括在内，便于整体考察），包括拥有常住非农户口或者是仅仅居住在城中村的转化完尽的城市市民以及外来住户。城中村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拆迁与否的矛盾，二是强制拆迁和补偿数额村民不满引发的群体性实践和政府失信。城中村村民，对待城中村改造意见不一，分歧明显。近年来一些地区传统矛盾和新矛盾叠加升级，造成城中村改造陷入僵局，或者区域型城市化步伐搁置不前。以城中村改造为逻辑起点，城中村村民问题成为新的社会难点和热点。深入考察这一阶层的社会特点，辨析村民的的社会意识状态，有助于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稳步进行，城中村矛盾的化解，特殊群体的利益保障乃至基层民主制度的进步。

一，群体特点辨析

以河北省保定市城中村为例，几乎七成以上的私营企业主来自县乡，其中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城中村。据考察，城中村的常住人口多为中老年人和孙子女，且妇女居多。他们的子女有的在市里工作，有的在外地打工，也不乏近年来逐渐增多的外来人口，二三产业工人，自营职业者。据不完全统计，城中村的村民在拆迁中享受的利益与其他区域拆迁村民相比，享受的利益想对丰厚。他们是城镇化的受益者。当然不乏激烈冲突乃至群体性抗议的个案。笔者只是说明，对于改造成功的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结果，使得城中村村民相对于远郊，县乡农民，城市工薪阶层，不再是弱势群体。相对政府而言，他们还是弱势的，除非你的个人影响力超越当地的权力架构。强弱之别，如同周孝正先生所言，总是相对的。对这部分群体的利益分配结果，城市工薪阶层和远郊农民意见较大，贫富差距格局出现了微妙变化导致的社会心理失衡是问题的诱因。

对于没能成功进行改造或准备进行的城中村村民，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样特殊。事实上，政府，拆迁单位和核定范围内的单位及居民的关系是两层窗户纸，互相猜忌矛盾背后是心理战。谁能推到双方互不信任的这堵墙，谁就解决了这个顽疾。理论上讲，在与政府和开发商的谈判中，城中村农民和被拆迁居民的谈判优势是明显的。他们集体观念极强，纳什均衡关系稳固，拆则希望最大化争取利益，不拆也无所谓，因为自己享受的城市待遇越来越多，越来越平等，不少居住在城中村的工薪阶层已经是城市户口，况且大家伙几代都过来了，乡里乡亲，其乐融融。这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所有城市居民羡慕的，既拥有城市的体面生活，也保留了乡

村恬静。事实上，中国特色的城中村群体，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他们在政策转型中通过与政府的博弈，在拆迁活动中，拥有一定的的话语权，有着和远郊村农民不同的智识和和谈判能力，自组织能力较强，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相对高涨，社会关系城市化和熟人化相结合。总之，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新型农民的现代意识空前觉醒，经济地位相对抬升。二，利益主体心态博弈

我们不难发现在钉子户事件层出不穷的今日，钉子村往往被我们忽视。从一个角度而言，利益分配方案的精英化，利益分配机制和程序的不透明，双方互信机制的缺位和政府的不履行承诺是矛盾的症结所在。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无论民间还是社会都是善于讲究策略的，解决互信问题引发的拆迁矛盾有两个基本思路。其一立足于公开，民主，程序公正分配公平的的制度改革。其二，在体制制度外从村领导班子着手，各个做工作。现实中，村长和书记的地位很尴尬，看似沟通协调，百姓心中大多成为了政府的利益共同体。当然了，迫于种种压力，不可否认他们确实在集体谈判中为争取本村利益作出了贡献，有着和政府不同的利益诉求。正是这方面的属性，才造成了他们的双重角色。费孝通先生和黄宗智先生早就谈到过，中国政府一向统而不治，国家权力在县以下就终止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基层的统治力量实则掌握在乡绅，长老，黑恶土坝等精英群体手里。时至今日，产生这么两种现象。其一，干群关系的脱离以及代议制的实施造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权合法性认同逐渐降低。其二，地方利益表达机制不畅，渠道阻塞，中央改革的信心强化，社会改革持续推进，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认同提升。可是一到基层工作开展仍然困难重重，这里面既有传统统治的弊病，也有二元结构的问题，还和不公正的利益格局的稳固有关。

城中村改造的问题，政府的态度较为一致，即将村宅基地统一收归国有，农村村民转化为城市市民，村建设纳入城市整体规划范围。城中村村民的意见不尽一致，有的支持改造，有的坚决反对，有的无所谓改造不改造。在“钉子村"中，不乏一些青年中年朋友希望政府拆迁，对补偿款项基本满意。他们知道城市化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也希望反对的村民转变思想。在笔者看来，农民内部越来越多的利益分化，加大了了政策协调的难度。现实的尴尬在于社会利益的保护，常常是以相对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新拆迁条例方案的出台，仅仅禁止了强制拆迁，不会根本上化解矛盾。前面谈到，城中村改造矛盾的症结在于民主决策和利益分配方案的公平性等方面。笔者以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人民向后看的思想相当牢固，这种观念在反对改造的城中村村民中不占少数。（笔者曾在网上做调查，并不是仅仅对利益分配方案的不支持而不愿搬迁，有相当一部分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苏格拉底，老子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他们反对取代化，替代化的生活方式，及期望享受城市化的待遇，又留恋小国寡民的乡土生活。意识形态依赖的削弱，决策信息膨胀选择的加大，竞争中短期失败的人群增多，更多的不平衡使得我们安全感下跌，使得向来老年人为主的人群结构出现了微妙变化，她们的后代，中青年人中也不乏这种观念的。客观讲，这种常常被认为保守的观念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原因之一，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一定历史时期也具有延长社会生命，减少社会矛盾，减少资源浪费的功效。

三，从城市化的价值看矛盾的化解

城市化的目的不仅是简单的把大量农民转化为城市市民，大量的农用地市变更国有。而是立足于我国土地资源的极度贫乏，人地矛盾的尖锐的国情，通过结合适度农业人口规模发展现代农业，更多的城市人口发展二三产业业。不是追求GDP指标的攀升，而是让每一个国民富裕起来，人的价值素质的全面进步，解决长期以来的二元矛盾，使每一个社会公民民享受平等的社会待遇，解决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一直以来的关键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作为农民问题的关键，也是城中村改造难题的突破口。土地问题的科学评判是找到解决思路的前提。在笔者看来，土地不是一个简单的所有权关系，是集合产权的载体。城中村土地关系，如前所述，涉及国家，村集体，村官员，村民的利益。各方合法不合法的享受部分利益，农民尽

管权利意识觉醒，争取权利意愿强烈，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能力弱小，享受的利益处于价值链的最底层。

基于这一状况，城中村改造问题的解决要利于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尤其重视农民土地利益的保障为。

笔者以为，城中村是否拆迁首先有待值得探讨。前面已经论述，城市化的实质是人的现代化。城市化不代表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大搞粉刷工程。城市村是可以融入城市空间的。政府可以在村民民主，合理补偿地基础上制度化地收回农村宅基地，富裕城中村农民土地使用权。况且，不少城中村往往是历史形成的，集人文价值于旅游价值为一体，就地保护开发也不失为一条途径。事实上该理论诉诸实践短期内可能性不大，很大情况下取决于地方政府财政制度的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既得利益群体格局变更，民主力量的进一步强大以及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环境的好转。

如果拆迁，需要做好如下方面:

其一，坚定不移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化是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与法制结合，城市化的目标之一是集商品社会陌生人社会工业社会为特色的法律取代熟人社会的规则，习惯，礼教束缚，构建全球一体化的平等，公正，民主，透明的交往规则。小国寡民，不求改变，安土重迁的生活思想尽管有益于生命的延续，根本上上阻碍了市场化的步伐，资源的流转范围和速率和资源配置效果，影响了社会进步的速率。

其二，决策机制，分配方案民主化，透明化，程序化，以信息公开问责机制形成为起点，构建适度民主的权力问责模式。建立从中央到基层各级明细的拆迁补偿办法，标准和条件。行政权力的运作以信息公开为起点，始终围绕信息公开推进。信息公开领域问责实效弱化，民主参与不够是信息不公开，假公开，双方猜忌，政府失信的直接原因。现实中老百姓埋怨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工作不透明，政府不履行承诺，而不在于当事人争取额外利益。信息公开制度改革的一要要在信息统计，制作，修改，发布的各个环节引入民主化监督机制，而要将发布的科学性，履行效果纳入详细的政府工作，部门工作和人事考评范畴。

其三，从领导干部作风转化着手，建立基层和乡镇区县乃至省级公务员和村民的直接沟通制度，纳入政府考评指标，逐步形成官民互信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官民对抗，逐步扭转官员脱离群众的局面。不可否认，良好的作风传统，领导人人格魅力，在熟人社会的影响力比法律要大得多。同时我们有着老一辈领导集体亲民近民的传统。中国的国情表明，基层工作的展开离不开乡土社会有威信的，品行高尚的县乡领导，支部书记，村长，长老等等。没有他们的辅助，生人社会，工业社会的国家政策在乡土社会推行，相当困难。

其四，面对新媒体语境，进行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创造科学、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氛围。在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时代，主流文化价值在传统媒体的宣传在受众的影响力和舆论的引导力，已经力不从心。近年来很多拆迁矛盾的出现，源于新媒体。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功能的弱化，极大地迸发了人们虚拟空间的泄愤心理。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利用新媒体泛滥式的发表粗俗，甚至是低俗的言论。主流文化价值的破坏是在无形中剧烈的爆炸。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产生的种种违背社会主流文化价值的价值观，暴露出来的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文化价值宣传的危机，尤其应当引起党政机关，尤其是文化宣传部门的警觉和反思。需要我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深入到网民中去，成为“围脖”中的一份子，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深入到每一个“围脖”行为的环节，无论是语言，还是行为都能渗透进去。我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宣传不是所谓的“高、大、全”，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对人民文化行为的影响，对人民文化思维的引导，进而促进社会历史文化的前进。国家层面应从战略高度与时俱进的深入融合进新媒体的发展，让宣传进入日常化、规范化、和谐化。人人都可以拥有这些简单、方便、快速的新媒体模式，宣传部门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都可以参与qq博客等等。榜样的力量是伟大的，带头形成一种规模效应，让更多的不相符的庸俗倾向远离这个未来主流文

化价值宣传的主阵地。

参考文献:

[1]邹农俭：中国城市化的探索，载邹农俭《社会学的视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47页。

Research On Villagers in context of the Sociology of Law-----With Contradiction of Reconstruction in the Village

【Abstract】 advancing urbanization led to contradictions and villages demolition problems, mainly the demolition or land acquisition compensation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making the new farmers unprecedented awakening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the relative uplift the economic status, bargaining power increased.Forced by the legal system,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role of village leaders embarrassment, demolition party was adamant, the villagers are not the unified opinion.Reconstruction of the Village, should be considered different options to protect farmers focus on land revenue.Play in urbanization, reform, transformation and style of leading cadres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force.Key words demolition for town of Sociology

第五篇：对慈善募捐与捐赠行为的民法研究论文

我国的公益性质的组织及捐赠行为的立法不够，在捐赠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情况跟问题，本人列举了捐赠过程中出现的机构典型的问题和个人观点。

近几年来，中国各地纷纷出现了各色各样的公益性组织，如基金会、慈善关于对慈善募捐与捐赠行为的民法研究会、助学网、希望工程等不胜枚举，随着社会的发展，募捐和捐赠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生活中的捐款，网络上也开始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募捐，通过微博、微信等社交方式来进行也是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出于对扩大其企业和个人自身影响力、提高个人名誉的目的，还是出于对于贫困不幸家庭真心的帮助，亦或是通过对捐赠的行为来为企业做广告以此来提高经济效益，避开这些目的不谈，就结果来看，这些慈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使很多濒临绝境的人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但是，由于我国对于这些募捐行为还未制定相应的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在募捐行为中冶出现了很多问题，募捐环节、善款的收取和保存、善品的质量问题、存储问题、认捐工作不完善、使用余额的归属问题等，本文主要认为，除去慈善机构制定完善的机构体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尽快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体系，捐赠行为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关于捐赠余额的归属与处分问题，这是所有的捐赠行为都要面临的一个重大且艰难的问题。在此列举一个案例。广西的余某患上了白血病，医生给的建议是进行骨髓移植。但是为治病，他们家已经无力支付骨髓移植的相关费用，经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余某筹集到善款23万余元，余某筹钱的目的生成是为了支付其住院费、治疗费、骨髓移植费用。但是不幸的是，1998年余某由于没有等到合适的骨髓配型，病情恶化死亡，但是截止到1999年，余某筹集的善款除去医疗费用等还剩余14万余元。关于这14万的去向，为余某筹集善款的当地税务局与余某的父亲产生了矛盾纠纷。当地税务局认为其资助的目的已达到，余额也不能在继续支付，而余某的父亲却坚持说其有这笔善款的继承权，为此，余某的父亲将税务局告上了法庭。经大院审理后认为，税务局筹集的善款主要是为了给余某本人治病，由于余某死亡，善款的目的达到，所以善款余额不属于余辉的个人财产。而在二审判决中，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却认为其属于余某的个人财产，其父有权利继承。当地税务局上诉到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如何定性尚未有明确的答复。

就本文作者的观点，赠与与捐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此案中，筹集的善款是税务局发起而得到的，其目的在于救助余某这个白血病人，并不存在余某直接向捐款单位或个人表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若无地方税务局发起的筹集善款的活动，就没有这些善款。所以不能只片面地强调余某是接受捐赠的特定主体，而忽略了捐赠人之所以捐赠的前提和目的。

社会上还存在着诈捐、骗捐的行为。2015年9月，网上流传着一个视频：一个名叫李某的姑娘，在晚上九点多，骑电瓶车回家路上看到有两只狼狗追咬一个小姑娘，李某便停下电瓶车试图赶走狼狗但不幸两只狼狗都来撕咬李娟，咬的李某身上基本没有剩下完整的肌肉组织，有的地方甚至能清楚地看到骨骼，为此李某的男友张某便呼吁大家救助这个可爱善良的姑娘，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李某并不是为了救人而被狗咬伤，而是被其自家养的狗咬伤。原来这竟是张某为了获得大家的同情为李某筹集手术费而撒下的谎。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罪被警方拘留。此案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对于诈捐、骗捐行为其在民法上的性质是什么，法律后果又是什么。很明显的，张某为了筹集资金而编造了女友为救小女孩而被狗咬伤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民法上的欺骗，其采用欺骗的方式让社会各界好心人士为其女友捐款高达80多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当然，其目的是好的，但他的这种善意的主观目的与他的犯罪构成不存在任何关系，只可以作为量刑的法律依据考虑。

我国法律规定，受益人应当将所受到的资金用以实现捐赠人的意愿，不得将资金挪作他用，也有定期向捐赠人公开其资金的使用状况和资金流向。捐赠人与收益人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赠与关系，捐赠人具有撤销权和诉权。当发现公益组织或者受益人没有遵守约定病按照约定来支配这笔资金，捐赠人有权利追回这笔资金或者用将其作其他用途。当公益组织或者受益人没有按照捐赠人的意愿使用捐赠的善款，捐赠人有权撤销这笔资金，享有撤销的权利。捐赠人还可以对没有按照其意愿支配资金的公益组织或者受益人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实际合同的义务。

社会公益的捐赠、慈善机构还存在其他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具体的制度和法规来规范，很容易造成混乱，违背了慈善机构产生和存在的初衷，在此基础上，必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立法过程中，要确立使捐赠人的知情权、撤销权、诉权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使更多的人能够产生意愿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蛋糕”，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在这“大蛋糕”上分到一块。